王建：“十四五”如何打赢内需之战？国内大循环的落脚点是城市化|疫情_新浪财经

　　原标题：专访王建：“十四五”如何打赢内需之战？国内大循环的落脚点是城市化 | 驭势2020

　　经济观察报记者李思文钊 “十三五”已近尾声，“十四五”即将启幕。这将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时逢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决策层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扩大内需被赋予新的使命。实际上，早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发展，但这些年来，扩大内需始终难破种种阻滞。

　　9月18日，经济观察报专访了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王建在1987年提出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构想，为中国确立“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10年前，王建提出加快推进城镇化是中国走出发展低谷的唯一通道。

　　王建认为，内需的推动力主要来自农民的城市化，而不只是农民工的城市化。对中国来说，合理的城市化水平是12亿城市人口，2亿农村人口。这也意味着要让6亿农民的家庭进城，政府需要为其提供住房和社保。他设想，而这部分资金可以通过连续15年发行每年5万亿元的30年期城市化国债获得。

　　以下为访谈内容：

　　“十四五”期间的外部环境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相信新冠疫情正在改变或重构世界。明年是“十四五”的第一年，从宏观的角度看，“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可能发生哪些改变？

　　王建：十四五期间的国际环境，新冠疫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今年二季度GDP的环比折年率为下降32.9%，预计美国全年经济负增长。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做出的相关预测认为全球除中国外没有一个国家今年的经济会是正增长。

　　现在全球只有中国的疫情基本被控制住，这可能导致世界格局发生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原本IMF等国际组织预测中国GDP将在2035年反超美国，现在由于新冠疫情，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缩短的速度可能大大加快，中国的GDP可能在2035年之前超过美国，甚至有可能在十四五期间超过美国，这就解释了今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的急剧恶化。

　　但是中美之间又存在着特殊的经济关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两个大国在经济上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高度互相依赖。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美国有好处，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又被看做有威胁到美国老大地位的一面。

　　在没有出现新冠疫情的情况下，政治方面的矛盾在一个相对比较长的历史阶段中消化，突出经济上的互利共赢，是非常有可能实现的。但是新冠疫情破坏了这种长期性，中国可能在几年之内超美。我估计甚至可能到2025年，美国的经济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美国也很清楚他们在疫情中倒退了。

　　“十四五”期间，美国的经济在缓慢的增长，而中国还是比较快的增长。中国经济体量超过美国的这种矛盾从原本的15年被突然压缩到5年当中。美国不少战略家现在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们要采取措施。

　　另一个需要警惕的重要外部变化是美元。美国今年已经发了3万多亿美元，财政赤字3万多亿美元，M2增量3万多亿美元，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也增加了3万亿。接下来美国只能继续发行货币，如果在美元超发的情况下，美元是否能维持今天的地位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虽然美国经常威胁要把我们踢出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但是美元的霸权靠的是大家都使用美元。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如果中国不用美元，对美国是没有好处的。

　　中国是最依靠美元体系的国家，因为人民币没有国际化，而欧元、日元、韩元等都是国际化货币。过去，中国一直享受着美元霸权的好处，人民币不是国际化货币，但是中国的生意可以做到世界最大，因为中国用美元结算。

　　如果美元体系崩溃，即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比例发生断崖式下降，比如从60%下降到30%，受到伤害最大的一定是中国。所以在“十四五”期间，一旦美元出问题，会对中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总结起来，今年之前，中美之间的经济互补性短期是经济矛盾，长期是政治矛盾，但是都是能解决的。但是疫情改变了中美之间的格局，未来有可能是中美共享共治的世界新格局，而且在这个格局中中国已经不是小弟。理想状态下的新格局，是美国提供中国需要的石油、矿产、粮食、猪肉、大豆等等，中国提供美国需要的工业消费品，而且中国可以继续使用美元。

　　城市化是推动内需的落脚点

　　经济观察报：我们现在提出将内需摆在更重要的位置，而且早在“十一五“规划中便已经明确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十四五”期间扩大消费靠什么？

　　王建：“十四五”期间国内的大事是城市化。我认为城市化是开启内需的最主要抓手，是我们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中的国内大循环战略的落脚点。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由内需引领。

　　新千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由两个因素拉动，一个因素是外部的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外需拉动，但是新全球化在2007年之后便中断了，外需逐渐降低，于是我们考虑新全球化中断后，中国的经济增长要转为靠内需拉动；另一个因素是中国的3.3亿高收入人口的消费的拉动，尤其是他们的住房和汽车等富裕型消费。

　　现代发达国家的社会收入结构是“橄榄形”，即以中等收入人口为主体；传统发达国家是“金字塔”型，塔尖是富人，下面是逐层的穷人；中国是“工字型”结构，上面有一部分高收入人口，中产阶级人群很少，下面以庞大的低收入人口为主体。

　　2019年时，根据2016年的数据，中国有大约3.3亿高收入人口的人均GDP在2万美元以上，另外10.5亿中低收入人口的人均GDP在4500美元左右。两个群体的收入水平存在巨大的鸿沟，大概存在10年的差距。

　　以汽车的消费为例，新千年开始后的10年间，中国的汽车消费保持着平均超过20%的年增长率，有些年份甚至超过30%。但是自2011年开始，汽车消费的年增长率开始变为个位数，2018年9月，汽车消费第一次出现负增长。

　　根据2016年的数据，社会汽车保有量是2亿台，如果按14亿人口计算，汽车的千人拥有率是170台，这一数据在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时平均是600台以上。但是如果按3.3亿高收入人口计算，汽车的千人拥有率超过600台。这3.3亿人口的汽车消费达到了天花板，而另外10亿中低收入人口还买不起汽车。

　　而中国庞大的工业产能，比如汽车、钢铁、能源等等，已经可以为这10亿人口提供富裕型消费。但是这部分人口的收入上不来，就形成了消费的断崖。

　　未来内需动力来自于10亿中低收入人口。中国的10亿中低收入人口的主体是8亿农民，这8亿农民之所以不消费，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农村。而中国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相差将近3倍。

　　目前有3亿农民工进城务工，他们在城市没有家。根据消费倾向调查，城市人口的消费倾向是80%左右，而农民工的消费倾向只有60%。

　　根据农业部大约10年前的统计，每年农民工大概汇回家里7万亿。这一数据没有更新的统计，过去10年城市职工工资上涨了3倍，以此推算，可以认为目前每年农民工汇回家的钱在20万亿左右。假设其中一半用于消费，则还有10万亿的储蓄。

　　2019年中国全年GDP为100万亿，10万亿是全年GDP的10%。而中国2019年的最终消费为55万亿，即55%的最终消费率，而普遍认同的最终消费率的合理水平是65%，中间差的10万亿是农民由于不进城、也没有消费所攒下的钱。

　　这每年的10万亿积累下来，可能其中一部分会变成外汇储备。农民工压缩了自己的消费，相当于压缩了国内的消费。现在国外也不能消费了，这时如果仍然不解决农民的城市户口问题，不让他们进城，他们仍然不会有消费，内需也就拉动不起来。

　　城市化不只是农民工的城市化

　　经济观察报：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一直存在，您在1987年提出“国际大循环”的构想，出发点之一也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怎样进行？

　　王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将城市化定义为农民工的城市化，是要解决农民工的城市户口问题。实际上，城市化应该是农民的城市化，是要让农民工的家庭跟着他们一起进城。

　　现在中国有8亿农民。但是城市化率在80%左右才是合理的水平，即大约12亿城市人口，2亿农村人口。

　　农民工的家庭进城主要要解决两个问题：住房（廉租房）和社保，一个让他们能落户，能像城市人一样生活；一个让他们有钱花，如果没有社保，农民是不敢花钱的。

　　如果实现农村人口大量的向城市转移，便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村人均资源占有水平，小农户可以从现在的几亩地，提高到30-50亩的水平，达到类似日本和韩国的现代家庭农场的水平。提高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也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原因。

　　所以，解决农民进城问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方向。

　　城市化会引起空间结构的巨大变化，即要向中部地区转移人口。现在变化在逐渐发生，比如富士康把工厂建到了郑州，世界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落户重庆。

　　中国下一步的人口不能再向沿海转移。比如珠三角地区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万人，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都市圈，而纽约都市圈是每平方公里1万人，东京都市圈是每平方米1.1万人。珠三角现在有大约4000万农民工，如果他们把自己的家庭带过来，至少要再带来4000万的人口。如果珠三角地区再增加4000万人口，它的人口密度将达到每平方公里1.7-1.8万人。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人口不能继续向沿海集中。未来城市化将引起人口重新分布，进而引起经济和城市的重新分布，会在中部地区形成新的城市群，新的市场区域，新的制造业集聚地，等等。这也是未来15年由城市化所引起的中国的空间结构的重新布局。

　　城市化并不是直接将农民引进城市，农民进城消费。而是一个一步一步的过程，需要投资来创造让他们消费的环境。农民进城，要花很多钱，比如投资建廉租房。

　　所以，政策一定要提出一个建立在“二换二”基础上的城市化的战略，让农民的家庭进城，然后才能逐步形成释放消费潜能的效应。

　　每年5万亿规模的30年期国债

　　经济观察报：如果要让6亿农民进城，政府需要为他们提供住房和社保，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是我们看到财政已经十分紧张。城市化所需的钱应该从哪里来？

　　王建：城市化要解决农民的住房和社保问题，这部分财政支出的来源可以是每年5万亿的30年期城市化国债，可以持续发15年，未来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每年的城市化国债体量甚至可以扩大。

　　按有关测算，安排一个农民转换身份，包括住房和社保大概需要10万元，每年的5万亿可以解决几百万户农民的进城问题。

　　为农民建设的廉租房，可以最初以支付房租的形式，二三十年后可以进行一次房改，可以把房子卖给他们，此前交的房租折成房价，他们自己再补一部分房价。这样进城的农民还可以享受财产性收入。

　　除去猪肉价格因素，中国现在的核心CPI只有零点几，仍然很低。这反映了，中国目前产能过剩，消费不足。

　　给农民提供社保和住房，需要很大的投资，并且未来可以释放庞大农民群体的消费能力，他们在城市的收入不再拿来储蓄，而是进行消费。有了住房和社保的保障，这部分人口就会敢消费。于是可以释放6-7亿人口的消费。

　　现在中国有8亿城市人口，除去3亿农民工，真正的城市居民只有5亿人。如果增加6-7亿城市居民，相当于把现在的城市人口翻一番有余，这部分新增城市居民人口的消费从原来城市消费水平的1/3提高到城市平均水平，这将会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