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再穷 拼出来的创造之路

　　原标题：中国不再穷，拼出来的创造之路

　　一句“小木耳，大产业”，让陕西柞水县金米村的木耳声名鹊起。

　　一句“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是大有可为的”，让电商助农席卷天下。

　　2020是中国全面脱贫之年，不期然也是新冠疫情突袭之年。无论从哪个角度，电商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独特角色。

　　一季度，中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936.8亿元，电商直播超过400万场，相当于1天直播3300多场。在电商和直播舞台上，活力依旧，生机盎然。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5年9月成立的拼多多。仅用4年时间，2019年它在农副产品上实现了1364亿元的成交额和数亿人的购买。4月24日，就在柞水县金米村，陕西省农业农村厅与拼多多签署合作协议，农业农村厅厅长黄思光第一次走进助农直播间介绍柞水木耳，5分钟内直播间涌入了10万人。

　　|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黄思光走进多多直播间向广大网友问好，倾情推荐柞水木耳

　　当中国的市场、物流和技术条件日趋成熟后，通过农产品上行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大发展，这样的时代正在来临。

　　我生在城市，但老家是农村，对“三农”并不陌生。我甚至觉得，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有农耕因素，如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尚俭、循环、乐天、知命、男耕女织、耕读传家，等等。

　　农耕时代的治水压力塑造了中国基本的治理原型，聚族而居、安土重迁、精耕细作的习惯让中华文化绵延不断，中国以和为贵的邻里文化和游牧民族的对外掠夺有着根本区别，而轻徭薄赋和横征暴敛之间的周期律则考验着每个时代的为政者，能否真正做到敬天爱民。所有这些，都深刻影响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悯农》）

　　前者说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后者说的是一切都是奋斗出来的。

　　中国脱贫事业的目标与路径，大抵也是如此。

　　我大学毕业进了《南风窗》，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扶贫，1990年4月号上的《广州：扶贫备忘录》。

　　至今还记得那年春节后到广州最北的从化县东明镇采访。镇招待所只有一个房间，四个床位，床上铺着草席，有的被子只有脏乎乎的棉絮，没有被面。我被跳蚤骚扰，当晚几乎未眠。

　　1989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标准是人均收入250元以下，人均口粮400斤以下。广州农村比那些集中连片的贫困带要好太多，但也有近8000户贫困户。东明镇9个村，人均年收入300元左右，过去农民收入主要来自砍木柴，每10斤9毛钱。我采访的一户人家，一家人不知道家电是什么，家里连个小柜子也没有。另一户人家，6口人，一日三餐两顿是稀的，吃的干饭只拌些切碎的菜叶，没一点油花。男主人说，“除了公家帮盖的房子，就没什么值钱东西了，”他抖了抖蓝布上衣，“这也是政府给的。”

　　我在报道中引用了一句话，“如果我们更多地懂得生存贫困经济学，那么我们就会更多地懂得经济学”。

　　文章结尾还写道，“对于占有世界1/3的农民，1/13的耕地，1/5人口的中国来说， 消灭贫困还需要很长的路”。

　　30年一挥间。今年，中国要全面脱贫了。

　　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7亿，截至2019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剩下551万人。

　　中国现有的贫困标准，是以2011年2300元不变价为基准的。照此计算，2018年贫困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3535元（各地标准有所差异）。除了收入，中国对脱贫的要求还包括：贫困地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贫困村全部通动力电， “两不愁、三保障”，即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保障贫困家庭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保障基本医疗需求和基本居住条件。

　　过去几十年，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

　　中国不再穷，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免于贫困的自由是人类的基本自由，但并不容易，比如在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简称“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我曾访问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的尤努斯。1974年孟加拉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饥荒，他当时在吉大港大学当经济系主任，看到很多人在人行道上，在课堂对面的门廊里饿死，“这些复杂的理论有什么用呢？”于是他走进农村，逐渐发展出通过小微贷款扶助贫民特别是贫困妇女创业的“格莱珉模式”。

　　“贫困并不是内生的，穷人的命运有点像盆栽，你把森林大树的种子扔到盆栽里，它也长不好。这不是种子的错，是因为没有给其足够的空间和土壤让其成长。”

　　尤努斯告诉我：“刚接触妇女给她们提供贷款时，她们都讲自己不懂钱，把钱给我老公吧，我不能借你的钱。她这么讲的时候，其实不是她的声音，而是历史的声音。历史的声音在她还是一个女孩的时候，就告诉她，你不像男孩子那样。这就是她人生的开始。怎么办呢？只有慢慢去说服，直到她打开心门。我和她们聊天，问你们中间谁擅长烹调，既然你会，邻居觉得好吃，就可以做多点，去外面销售。还有人给孩子做衣服挺好的，篮子编得挺好的，不能多做点吗？还有会养鸡的，能不能多养50只？她们说没钱做，我说刚好我可以贷给你啊。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从和经济学家交流以及多年的实地调研，我总结出一些普适的脱贫经验：

　　1、尽管贫困受外部因素（如自然禀赋）影响很大，但大多数情况下，贫穷不是宿命，可以改变。

　　2、脱贫的关键，是调动储存在人们内心的创业愿力和潜力。

　　3、在脱贫过程中，纯粹依靠资本逻辑和自由市场原则是不够的，需要个人、政府、社会、市场的合力，特别需要“第一推动力”，也就是能将“有价值的劳动”和市场对接起来的推动力。

　　中国的脱贫之路，有些方面和国际一致，比如从单纯输血（救济式扶贫）走向造血（开发式脱贫），但中国有更多独到之处。

　　首先是共济效应。将脱贫作为国家重点任务，举全国之力，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东西协作（发达地方帮助贫困地方）。不仅中央单位要定点扶贫，省市县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国企民企、社会组织、民主党派等等，全都要参与。出钱出人，找项目找渠道找带头人，工作队驻村各显其能。强的中国、富的中国、条件好的中国，帮助弱的中国、穷的中国、条件差的中国，形成了强大的共济效应。

　　其次是整体效应。脱贫不是权宜之计和表面工程，而是和整个地方的自然禀赋、优势产业、城镇化发展、交通建设、创业环境、公共服务（如教育）、社会保障相结合，是战略性和嵌入式的。很多地方能脱贫，是因为交通、物流、市场、创业环境的整体提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第三是电商赋能效应。中国加大脱贫力度是2012年之后。2012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9899万人，到2019年底累计减少9348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335万人。这7年恰是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7年。2011年底中国实物商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4%，2012年底占6.3%，今年一季度已占23.6%。

　　电商与农产品上行相结合，是中国农村脱贫的一大特色。电商平台还是广大农民开阔视野、学习成长、融入现代化、缩小城乡社会资本差距的有效路径。如今在很多县镇，电商带头人都是当年考出去的大学生，他们回乡创业，演绎着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上山下乡”故事。

　　在电商脱贫中，拼多多是表现最突出的代表之一。

　　2019年拼多多农副产品成交额达1364亿元，同比增长109%，其中国家级贫困县的商户年订单总额达372.6亿元，同比增长130%；2019年拼多多农副产品活跃商家数量达58.6万，同比增长142%，其中注册地址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商家达15.7万多家，同比增长540%。

　　|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韬和拼多多新农业农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韩东原共同签署《陕西省农业农村厅与拼多多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拼多多新农业农村研究院的专家向我详细介绍了拼多多的扶贫模式。

　　传统农产品线下销售，一般要经过“农民——原产地收购商贩——产地批发市场——销售地商贩——销售地批发市场——终端（超市/菜市场）——消费者”等环节，每个环节之间还有物流、仓储、损耗等成本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由于链条繁杂、竞争激烈，每个环节利润微薄，“农民贱卖、中间商不挣钱、消费者贵买”。同时，在传统电商模式下，农产品是一个涵盖蔬菜、水果、干货等在内的“大类别”，又不符合搜索场景，无法形成大规模的精准匹配，农产品大多只能等着消费者被动搜索，大量成熟期极短的农产品在等到“关注”前就把自己给“等死”了。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问题还有小散经营、缺乏专业人才和科技支持、品种和市场不对称、品质控制不完善等问题。

　　经过几年探索，拼多多从2019年起构建了“多多农园”的创新模式，不仅可以实现消费端“最后一公里”和原产地“最初一公里”的直连，而且提供了一套整体解决方案：

　　1、在贫困农村地区和政府对接，选择有一定产业基础和产品特色、但无力对接市场的贫困村，确定农产品上行项目；

　　2、在贫困村成立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主体的合作社，把分散的农民整合起来，拼多多为合作社无偿提供启动资金（如几十万到100万），政府监督使用，使用时合作社和拼多多共同确定；

　　3、选拨有一定能力和电商经验的青年作为脱贫带头人，成为“农商”，在合作社发挥牵头作用，负责电商平台上的店铺经营，按合约持有一定的分红权，剩余利益则全部归属建档立卡贫困户。“农商”也是拼多多的分布式节点，对产品集聚、分级、加工、包装等环节进行梳理整合；

　　4、与科研机构合作，从肥料、种子等方面给予农户支持；

　　5、通过“多多大学”的农产品上行课程，让传统农民变成懂电商、懂市场、懂农业的“新农人”；

　　6、整合资源，让农民有机会参与农产品加工环节，摆脱初级农产品利润低的境遇。

　　7、给予流量倾斜，创新农产品营销方式。

　　“多多农园”实际是一种新型股份合作模式，拼多多出资金、出技术、出流量，农户出人、出力，共同努力，让农民成为产销加工一体化的主体，让农业具有集约化、规模化，让农村“人才乡土化、产业持久化、利益农户化”。

　　以云南保山的“多多农园”为例。当地的特色产业是咖啡种植，但大部分咖啡豆只能作为速溶咖啡原料，以最低价被收购。拼多多参与后，成立了合作社，涵盖了79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引导6家平台商家以40.76万元的价格，溢价收购了合作社的42.53吨咖啡豆等原料；从云南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请来农科专家，帮助有的村根据维度和海拔，大面积替换种植高级咖啡品种；和政府一起策划，建立起740亩的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展开种植标准化改造，并种植芒果苗、澳洲坚果等经济作物，与咖啡树复合套种，以提升收益；引导农户改进水洗、日晒等工序，在粗加工环节实现标准化、品质化作业；整合多家咖啡加工厂，将咖啡豆统一送到工厂精制加工，进行脱皮、等级筛选、深加工等工序，加工成精品咖啡豆，等等。

　　和之前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同，“多多农园”努力打造的是产、销、研、加工一体化的农业产业示范项目。

　　| “多多农园”项目运作基本机制

　　在“多多农园”中，带头人的作用很大。陕西平利县电商协会秘书长王秀梅今年31岁，2010年从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当过幼儿园和小学教师，后来辞职创业，做过传统电商，开过线下店，都不成功，直到2019年成为“多多农园”的合作社带头人，才觉得找到了阳光大道。

　　王秀梅说，平利当地的特产绞股蓝很好，但以前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因为农民无法分享到电商红利，卖给电商和卖给开车来买的线下经销商没有区别，他们也没有改进生产的积极性。现在，她带领51户种植绞股蓝的贫困户组成了寻梦农园绞股蓝合作社，和他们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

　　“多多农园”无偿资助了52万元作为启动金，参与的51户贫困户全部成为合作社的股东，生产适合电商销售的绞股蓝产品，共同分享收益。有了资金，合作社先买了一辆货车，租了当地的库房建了一个新工厂，并以合作社名义开设了拼多多旗舰店，直播带货做得有声有色。

　　在王秀梅和“多多农园”的示范效应下，目前平利县在拼多多开设的店铺有近千家，销售绞股蓝、野菜、木耳、蜂蜜、苞谷花等特色农副产品。

　　| 央视新闻采访和记录下了王秀梅与总书记的交流对话“总书记说，电商是一种新兴业态，鼓励我们好好干”，目前在拼多多上通过直播为合作社店铺售卖扶贫产品，已经成为了王秀梅的日常主要工作。（图片来源：央视截屏）

　　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在调研中总结说，“多多农园”在减贫过程中聚焦了人才的可持续性及产业链利益的分配问题，“其重点在于让小农户（包括贫困户）从劳动力和初级农产品提供者，转变成为全产业链利益主体的‘新农商’机制”。

　　一个个“多多农园”组成的扶贫兴农网络，是一张初具现代化特征的“地网”，随着规模的扩大，在其所覆盖的农产区，包括封装、仓配运等在内的农业新物流和新产业基础设施，也随之建立。在中西部农村，一批小、快、灵的“村级”封装、仓储空间，让老人等非技能型人群，也可以参与工作，获得收入。

　　“地网”之上是“天网”。拼多多依托分布式AI的技术优势，基于海量消费者数据，打造了“农货智能处理系统”。一方面，深入归纳、理解消费者的显性和潜在需求，把农产品“主动”推给消费者，上一秒他看到的是河南某村的梨，下一秒是云南的核桃，再下一秒是陕西的木耳，丰富的场景带动了数亿农副产品消费者，由即时性消费，转变为涵盖了更丰富品种的半计划性消费，从而大幅提升了农产品上行的市场容量；另一方面，拼多多通过技术实现了多元化的需求匹配，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让农户无缝连接大市场。

　　“地网+天网”，“市场+科技”，有助于彻底解决农产品有产地、无品牌以及农业消费数据与生产数据脱节等症结，帮助农户“以需定产”， 推动农产品大规模品牌化。

　　在农产品的供需之间，拼多多已经走通了一条路：通过C2B预购，先聚合起海量的购物需求，反向驱动供应链，原来繁复的农货采销流程精简为“原产地→物流集散地→消费者”；需求带动生产，需求的规模化带动产业的改造与升级，从而形成“从需求到生产，再到优化生产，再进一步扩大需求”的正向循环。

　　数字化和智能化，正在成为农业现代化探索的有力助手。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扩大了市场规模，这又为“农商”们专注于农业创造了条件。因为归根结底，做农业有“钱途”，他们才真的心安。

　　今年一季度，拼多多农村网店订单量超过10亿笔，规模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聚合在这个平台上的供需双方的互动也越来越密切。

　　中国即将全面脱贫，但乡村常住人口还有5.64亿人，乡村振兴以及三农问题的创造性、可持续性解决，还在路上。

　　我访问过玛氏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互惠经济学理论的提出者布鲁诺·罗奇。他说，传统的商业模式是弱肉强食，赢家通吃。而互惠经济学希望给价值链中最薄弱的地方带去希望。

　　2013年，他带领团队在肯尼亚的城市贫民窟和贫困乡村，通过发展小微创业者，创设了一个“最后一英里”的微型分销商业项目。箭牌在肯尼亚拥有一家口香糖工厂，但之前从不把城市贫民窟和农村看成目标市场，其销售主要集中在大型零售店如超市，小型店铺如加油站和药店，通过一个总经销商在运作。

　　罗奇的团队通过和一些非传统的公民组织发展伙伴关系，利用他们对非正式社交网络的了解，以及在贫困群体中营造的“信任”，招募和培训了7个有意愿的创业者，建立起销售口香糖的更为直接的渠道。分销网络中有一个中央库存点（“存货商”），微型分销商用自行车搬运货物，从库存点送到小型零售店，以及直接向顾客兜售的街头小贩那里。罗奇的团队把创业机会、微小金融资本、人力和社会资本结合起来，还提供技术和培训支持，帮助分销商和商贩利用手机银行等高效的电子支付方式。这个项目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并推广到更多地区。

　　“我们可能拥有一代人仅有一次的机会，重新定位商业，通过治愈商业来治愈世界。”罗奇说。

　　“多多农园”比这个微型创业项目要宏大的多，但在很多地方是相似的，就是相信那些再贫困不过的人，只要给他们机会、培训和技术，他们就能够创造价值，并由此感受到真正的尊严和信心。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中国脱贫的三个公式：

　　1、1+1+1>3，政府、市场环境、脱贫主体，形成合力，缺一不可。

　　2、100-1>100，纯粹的市场逻辑在贫困地区行不通，“减1”的含义就是要克制急功近利的资本欲望和短期化的利益考量。以拼多多为例，2019年它提供了159亿元的营销资源和29亿元的现金补贴，纯算经济账，是很亏的。但没有这样的的倾斜，不先付出，先投入，把规模做大，把模式跑通，拼多多的农产品上行就不可能有如此的突破。

　　3、1=∞，从零到1是最难的，“1”可能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可能是一个有企业家精神的带头人，甚至可能只是一个伟大而深信的愿景。

　　在中国脱贫将走向新阶段之时，我们依然需要无数的“1”，它是开始，它是改变，它是无穷。

责任编辑：赵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