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钢：疫情的短期影响不会导致外国企业外迁

　　基本面“疫”不容改，促发展日拱一卒——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经济界委员如是说

　　本报记者　崔吕萍

　　人民政协报

　　从保订单、保生产、保供应，到促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转动，这些天，在保证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前提下，一些企业陆续复工复产，依托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和潜力，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日拱一卒。

　　“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疫情过后，势必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当前需要尽量维系好外贸渠道、开拓好日渐恢复的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围绕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为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大家各抒己见。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苏波：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

　　“新冠肺炎疫情会给一季度乃至全年经济贸易活动带来影响，短期看，我国餐饮、娱乐、旅游、住宿、交通等产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工业产业链供给受到影响，但对中长期订单影响不大，复工后会快速增长。总而言之，疫情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影响，但不会改变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谈及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统战部纪检组原组长苏波表示。

　　苏波认为，当前应处理好疫情防控和复工生产发展经济之间的平衡，根据疫情防治情况对不同领域、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复工进行深入指导，应采取针对性措施灵活处置，特别要保证跨省道路通行顺畅，保障复工人员尽快复位，疫情防治措施应随防治进展及不同情况及时调整，处理好口罩等防护物资近期仍会供不应求与大面积复工需求增长间的问题。

　　苏波建议，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和企业的帮扶力度，在物资、用工、原材料、资金、运输等多方面做好协调，落实税费减免、财政支持和金融扶持政策举措，为企业复工创造良好市场环境。“另外，应高度重视这次疫情发生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深刻汲取教训，加强我国疫情防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回应社会关切。建议对后三个季度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治的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提出明确指导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肖钢：“抗疫”催生新经济，“战时”政策应考虑精准性

　　“这次疫情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向好的趋势，同时也应看到，疫情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远大于非典。”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党委书记、主席肖钢看来，应多维度关注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合理利用经济调节的短期与中长期政策工具，既全面“抗疫”，又充分激发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疫情发生的阶段，受影响较大的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制造业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只要复工，生产能力将较快恢复。未来服务业是具备取得更大发展的基础的。在疫情期间，人们日常消费更多要靠电商平台来满足，这些平台的销售额是在增加的。为了保供应，与物资供应相关的部门在加班加点抢生产，扩销售。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部分损失，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本次疫情也激发出一些新的需求，比如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等，这些在未来都有可能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肖钢表示。

　　当前，也有一些人在讨论，疫情会不会影响我国相关产业的国际产业链？对此，肖钢表示，疫情因素还不至于导致外国公司把整个供应链都转移到国外其他公司去。企业外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疫情短期冲击并不是主要原因。我国基础设施完好，产业配套齐全，人力资源优势，营商环境改善，特别是有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这些都为吸引和留住外资企业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疫情的短期影响不会导致外国企业外迁。

　　肖钢同时关注到，为应对当前挑战，各部门近期出台了不少“战时”政策，比如财政减免和货币信贷支持。“这些政策措施应落实落细，减少表态性的、空洞的措施，真正让民营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有切实的获得感。对于需求刺激措施要讲究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性。”肖钢说。

　　全国政协常委葛红林：创新举措稳复工复市，创新产业链金融纾解实体之困

　　一面抗疫情，一面保经济，这些天，很多地方因地制宜推动复工复产，其中一项核心工作是确保员工不带病返岗。谈及此话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铝业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葛红林对本报记者表示，部分地区为了保证员工安全返岗，采取了创新之举，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国家战略功能区，在经济一体化和社会协同治理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消除了不少区域壁垒，形成了不少工作机制。“希望在对带动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中的珠三角、成渝四大战略功能区内，率先实施健康证明互认。只要人员早到岗，企业就能早复产，社会经济活动就能早正常，就能尽早夺回疫情造成的损失。”葛红林表示，应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干事积极性，精准加快服务业的复工复市，让城市的人气逐步恢复起来，让群众的生活尽快恢复起来。

　　在本次战“疫”中，金融机构积极主动帮助中小企业纾解资金压力，同时也承担着不良贷款增加的风险，“由于央企和国企在产业链中通常起着主导作用，应该将这种主导作用和金融机构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有望创新产业链金融。”葛红林认为，这种结合有两种操作渠道：当央企和

　　国企是需方，中小企业是供方时，可由银行直接放款给央企和国企，让央企和国企向中小企业支付货款，以加快中小企业的资金回笼，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预付一部分货款给中小企业；当中小企业是需方，央企和国企是供方时，可由银行会同央企和国企，根据中小企业长期业绩及信用确定正面清单。

　　全国政协常委胡晓炼：发挥政策性金融在抗疫情、保经济中的积极作用

　　“为帮助实体企业渡过当前难关，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发挥更大作用。”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晓炼看来，当前需要辩证分析疫情发生后我国经济的形势变化：从积极面看，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宏观政策工具丰富；从困难面看，短期看财政收支矛盾会凸显，外贸领域困难面加大。而与商业性金融相比，政策性金融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杠杆作用、引导功能、“鲶鱼效应”，能够带动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源对特定领域的支持，发挥弥补市场短板作用。同时，政策性金融具有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国家大局高度算大账等特点。这也意味着政策性金融应当在支持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

　　胡晓炼介绍，此次疫情暴发后，作为政策性银行，进出口银行第一时间出台了对湖北省和全部批发零售、物流运输行业的中小微实体企业以降息方式免收2月份利息的支持举措。措施发布后，得到了多方面积极响应，带动了一批金融机构采取让利助企的实际行动。

　　长期看，如何使金融活水真正流向实体经济、用到纾困领域？胡晓炼表示，金融机构需要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在支持领域上，当前重点要支持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和批发零售、物流运输等四个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从长期看，重点要支持受困制造业和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较大的进出口行业；二是在支持对象上，金融资源更要聚焦发力、靶向支持，把信贷资源重点支持有市场、有品牌、“专精特新”、内部治理比较健全但暂时遇到困难的实体企业，而不能成为淘汰企业、差企业的“接盘侠”；三是在支持方式上，企业要发挥主体作用抓紧复工复产，银行保险要提供及时高效金融服务，政府要围绕企业需求提供有效政策支持保障，政银企拧成一股绳，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高融昆：外保渠道、内保产能，稳住我国制造产能在世界产业链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我们应当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外保渠道、内保产能上，以稳住我国制造产能在世界产业链不可替代的作用，夯实稳外贸的基础。”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持续关注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告诉本报记者。

　　在高融昆看来，即便受到疫情影响，由于我国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扎实，前景依旧可期。首先，我国拥有最齐全的工业门类，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我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许多国家离不开中国制造；其次，在主要工业领域，我国的高铁、核电、手机、家电、5G通信等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芯片、医药、大飞机、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正在全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第三，在全球经贸治理体系中，我国也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包括推动世贸组织改革，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与各国的互联互通，自由贸易区数量稳步增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结束谈判，世界最大自贸区呼之欲出。

　　“另外，我国已出台投放流动性、减免税收、贷款延期偿付、减免租金、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等一系列纾困措施。基于多种原因，国际社会依然看好中国经贸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日前表示疫情对中国经济最有可能产生‘V’型影响，即经济活动可能会出现明显降低，然后快速有效反弹，世界银行也认为中国政府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应对疫情。但我们也要看到，企业当前不仅要克服人、物、财三方面困难，还需要尽量维系好外贸渠道、开拓好日渐恢复的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地方政府也要平衡好疫情防控和发展经济的压力。”高融昆说。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王小兰：完善危机分担机制，借抗疫推动新经济发展

　　“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关村企业表现抢眼。从初期的捐款捐物，到为防疫提供大数据、人工智能高科技产品、为复工提供互联网远程教育、办公，再到率先为中小企业降房租，充分反应出了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谈及抗疫情过程中的民企担当，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时代集团公司总裁王小兰颇有感触。“我认为应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同时也可以借此机会推动改革更快些。比如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当前可加快推动零基预算改革，根据精兵简政原则重新做政府各项支出预算，从根本上节支，减少政府的压力。”王小兰说。

　　通过抗疫情，全社会数字化能力也得到提升，这也有助于新经济的发展。在王小兰看来，发展新经济，不仅要促进技术成熟，更要变革监管制度。

　　“另外，针对抗疫情期间企业灵活用工，员工网上办公等特点，我们也应当重新考虑失业与就业的定义，重新修改劳动合同法，为灵活就业提供法律依据。鼓励大家参与各种自由创业活动，允许一人身兼多职，探索建立时间银行。用市场化模式打通政府福利、公民义务及市场认可的桥梁。”王小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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