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炒楼，游动的民营资本能看到的出路，或是开辟新的公司与市场、或是转向投资回报率更高的行业

　　浙江：民营“游资”何处去？

　　本刊特约撰稿/王家敏(发自浙江宁波)

　　6月1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鼓励民资进入垄断行业细则化的消息。这条消息表明，政府鼓励民间资本在经济低迷时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但在民营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浙江，省发改委官员徐幸却对媒体称，“社会投资启动迹象不明显，制造业投资仍在低谷徘徊。”与之相衬的是，大量民间资本涌入楼市。显然，愿望和现实之间，仍存在矛盾。

　　民资购楼热

　　用2000万元买写字楼出租，徐德立在一年前从没有想过。作为浙江省宁波市慈溪一家外贸拖鞋厂的投资人，在经济危机之前，徐德立的工厂已利润微薄，30多个工人生产着每双利润几毛钱的拖鞋。慈溪盛产杨梅的夏天，这家经营了17年的拖鞋厂，正式关闭了大门。

　　这个夏天，宁波写字楼市场投资渐热。南部商务区宁波市商会国贸中心在3月取得预售许可证，到6月基本售罄。售楼款中，就有徐德立关闭工厂之后的2000万。

　　当地一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投资地产的老板不在少数。转行的没转行的，都按捺不住了。”

　　杭州楼市红5月，沉寂数月的炒房热又起。杭州城区商品房成交量、二手房成交量再次猛增，甚至超过了2007年的最高成交纪录。深圳、上海、重庆等城市，温州炒房团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

　　嗅觉敏锐的资本不会坐以待毙，5月，外贸降幅加深，信贷高增，通胀预期渐浓，民资涌向“看得见摸得着的”的房地产，支撑楼市盛景。

　　这笔“按捺不住的”资金一度蛰伏。根据浙江银监局金融运行报告与统计局数据，2008年底浙江全省银行各项存款余额35481亿元，同比增长22.1%。2009年4月，本外币存款余额41205.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5%，增幅提高达10.1个百分点。5月存款仍同比增加，但增幅环比回落，比4月低0.6个百分点。

　　大笔沉淀资金的背后，正是浙江外贸投资的乏力。

　　自2008年下半年国际市场需求急剧下降以来，中国进出口连续七个月下滑。根据浙江省统计局数据，1至5月，浙江出口476.4亿美元，降幅比1至4月扩大1.2个百分点。同期，浙江省非国有投资仅增长3.4%，制造业投资下降1.9%，增幅同比回落20.3个百分点。

　　出口商品大类数据更是耐人寻味，透露出投资乏力更为重要的细节。纺织服装、家电小五金等浙江传统一般贸易出口降幅相对较小，但投资相较其他行业下降反而更大，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化纤制造业等投资降幅均超过20%。

　　从上述金融运行报告中可以得出部分印证，报告分析认为，“企业存款增加，并有较多资金转向定期存款，主因是增本减利因素增多，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游资”源头

　　“转向投资写字楼不失为小老板的出路。”上述宁波官员认为，生产拖鞋纽扣的老板重操旧业未见得是好事。

　　危机隐于盛况，连年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积累了巨大的生产能力，纺织服装等传统行业早已利润微薄，徐德立的拖鞋厂并非孤例。

　　“曾经的外贸繁荣不过是一场价格向下的竞争，跟买卖大白菜没有差别。”宁波华茂进出口有限公司李斌(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曾参加第80届至第105届广交会，相关业务企业数十家，集中在五金、机电等行业，规模跨度从年产值1000万到10亿人民币。

　　市场水涨船高，前几年的外需旺盛带动了企业群的规模。李斌说，“环境好，有自营出口能力的企业，不仅兼营进出口业务，也接外贸公司的单子，甚至转包单子，一笔订单有可能是三手、四手。” 呈网络状的外贸订单，又使得产能扩张得以乘数。

　　当外需山倒，星罗密布的大小工厂再度陷于一场“看天吃饭”的轮回。李斌一语击中外贸企业的软肋，“一切看订单说话，只能是被动。”

　　“100人左右规模的下游工厂，两成以上破产。”李斌说，一些企业厂房设备是租来的，没订单就不开工，所谓掉头快不过是退出快，亏损前或初期就会停产、倒闭。

　　浙江省工商局发布数据显示，2008年浙江全省私营企业52万家，注销2.2万家，同比增长10.99%，为近六年最高。

　　在李斌看来，维持60%左右的开工率已算不错。曾因欧美市场需求扩大规模的企业，面临欧美市场萎缩，开始转向开拓新兴市场。浙江多家外贸认证公司CE(出口欧盟)、UL(出口美国)认证业务大幅下滑。

　　2008年以来，浙江对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速保持在40%以上。

　　而李斌担忧是，新兴市场比北美、欧洲市场存在更多三角债和贸易纠纷风险。

　　在宁波，印度商人聚集在江东区某楼盘居住。他们采购商品转销到中东、非洲、中南美洲等，这些地区中国公司难以直接收账结算。“印度商人往往拒绝信用证付款，或是只付少量定金。一旦拒货，企业极有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

　　“小企业少有银行贷款，一个简单的原因是资产评估费就要10万元。一次交易往往只有100至200万流动资金缺口，多是高息民间拆借，一次资金链断裂足以致命。”李斌说，“零预付款的订单，不是多年的老客户，几人敢接？”

　　至此，依靠走量的“白菜买卖”境地日渐窘迫，一则大量资金从制造业流出，形成上述“楼市游资”；二则所谓产能调整开始，部分产能蛰伏、退出，企业群能否幸运得以重构？

　　民资困惑

　　“留下也不见得有嚼头。很简单，投资回报率到头了。”一位宁波服装业内人士称，传统主业已难承载大量资本。

　　位于北仑区的宁波蒙迪针织有限公司创办于1995年，工厂规模在2005年基本定型，员工1200人，100%出口代工，年产值2000万美元。外贸部经理乐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们有稳定的客户源，订单量在回升，但扩大投资规模并不会带来更大收益。”

　　民营资本看到的出路是，或开辟新的公司与市场、或转向投资回报率更高的行业。

　　据浙江省工商局透露，2009年以来浙江省民营企业开始大规模抱团西进，包括广厦控股集团、海亮集团、奥康集团等50多家浙江民营。

　　“我们打算开拓内地市场。”乐宁的家族进入服装生产行业已经有30年。多年的资本积累，宁波商人棋已举，但棋落慎。“去年到江西看过，还没有下手。一来跟浙江相比配套不好，成本还是高，二来看目前的形势，我们也想等一等。”

　　以品牌女装起家的宁波太平鸟集团则另做文章。企划部主管陈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从2000年起逐渐剥离服装制造厂，新的利润源转向快速设计与时尚方案服务。”

　　定位在“服务业”，该集团同时兼营医疗保健、物流、二手车交易市场等其他服务，2002年投资并控股宁波某股份制综合医院。

　　太平鸟集团进入医疗保健行业，正值浙江民营医院潮，大量民营医院涌入。2003年，杭州市回音必集团以4500万元收购江西抚州第二医院。2009年3月，抚州市卫生局以2800万元回购该医院。一时间，相继传出上海浦南医院、利群医院、曲阳医院、江西崇仁县中医院再归国有的消息，“民营医院经营不善，病源不足，大量医务人才流失”的描述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接受回购，如壁虎断尾逃生，更有破产重组者不胜枚举，如浙江纵横控股、南望集团等业务延伸至水电、钢铁、金融、地产等大型企业，商界一时间惊魂未定。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致电回音必集团，办公室回应表示投资会更谨慎，当初为管理抚州第二医院“临时设立的部门现已撤销，暂时没有(收购)下一个医院的计划。”

　　“过度扩张是危机中浙江民营企业破产的主要原因。”宁波市经济委员会官员庄世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

　　“像是进了屠宰场。”浙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江商圈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初民营企业跨业扩张，也有地方政府的推手。“浙商往往是从制造业做起，主业投资到一定规模，积累的资金自然会向房地产、股权投资等领域流动，各地政府也加以拿地便利和投资优惠等鼓励。”

　　相比房地产高速带动下的GDP数据，传统产业已是鼓不起的帆。撇开数据，政府同样希望实体经济保持合理持久的增长，这当是一场资本与政府的博弈。

　　6月11日，国家发改委“20条意见”进入讨论阶段，意见提出，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进入科教文卫等非营利性领域；允许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电信、金融、城市水务等垄断性、公益性领域。

　　由小作坊积累起来的民营资本，正如吃草的羊群，抬头看到篱笆。这则消息这无疑是告知羊群，大胆到更广阔的草原吃草。但如果没有实质的获利空间和安全保证，羊群的困惑最终难解。       ★

　　“我国经济需要从结构和制度上改革和调整，而不能采取单一和短期对策”

　　谭雅玲：“对策不能只顾短期”

　　本刊记者/周政华

　　中国经济是否回暖？投资井喷、工业增加值回升背后推手是谁？中国经济未来的最大挑战何在？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国内金融学者谭雅玲。谭雅玲现任长城伟业期货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市场的趋势、外汇市场变化跟踪、未来走势与前景预测。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回暖？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谭雅玲：经济回暖的依据在于经济数据。但经济数据背后的代价和投入，也应是分析和考量经济的因素之中。然而，我国目前的许多做法是注重结果，而忽略结果中的时间、精力和人力财力代价，这种结果的评估实际上支出大于投入，收益小于代价。

　　尤其从经济回暖的角度思考，经济过冷或下降的根源在哪里？或许一致的回答是外部金融危机，这虽然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件，但更多是因为我们极端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市场信心丧失、紧张心理扩大以及经济循环停歇，我们看到经济起色时的分析角度是决定经济走向的决定因素，而不是简单指标显示的经济信心。目前的经济回暖出现，其背后有更多的付出，有更多的扭曲，有更多的短期行为，长期如何难以判断，并不值得过于乐观和期待，而更需要理智和勇气改正和纠正经济抉择的失误与短期对应。

　　中国新闻周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5月，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发电量、煤炭石油需求、铁路和民航客货运输量、国内电信通话量在下跌，但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较快，有观点认为两组数据互相矛盾，你怎么看？

　　谭雅玲：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策的巨大作用，财政和资金作用的规模起到的短期作用十分突出，但是可持续性面临考验，并可能有其他方面的风险压力。另一方面，是经济循环原理发生变化，过去的经济规律和理论更多是需求决定价格，当今则突出于投资和投机决定价格。近期大宗商品和资源价格的上涨并非经济需求所为，而是投资资金推进生成。经济复苏并未确定，但价格高企呈现，进而出现CPI和PPI反向运行，价格上涨刺激CPI，而价格上涨并没有需求基础支持，却是资金充足的流动性推进。我国经济变化指标中更多与政策投入与对应有关，并非经济基本面的改善与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前述数据显示的“经济回暖”，乃政府驱动下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信贷激增所致，而非市场自身向好，中国经济真正回暖还应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对此，你怎么看？

　　谭雅玲：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2008年的经济总量达到4.2万亿美元，人均达到3000美元水准。30年来我国经济的进步与进展有目共睹。但是这并不意味我国经济的完美和高效。

　　我国的市场经济理念似乎更在乎经济进步和进展，有时忽略改革与改变，尤其是结构性的突破和效率型的改革。核心基点是针对自我问题和矛盾实施突破。但是，市场经济需要的是理性、合理和有效，而不是自满、自足于短期进步和成就。因此，我们更应该清醒自我发展阶段和水平的把握。

　　最为迫切的是，我们思维方式需要改变，对策不能只顾短期，只图单一，而应从综合性和长远性对应和考虑。我国经济需要从结构和制度上改革和调整，而不能采取单一和短期对策。我们一直在说经济质量和结构问题，但面对冲击压力时，我们不能忘记问题所在，应强调从根本上治理和改变。尤其在解决问题时，我们需要从市场效应上采取对策，而不能继续依循过去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业绩考核推行对策。我们更应强调改变和改善，而不是简单、短期和个别局部性的对应。     ★

　　“错误的繁荣”如何发生？

　　本刊特约撰稿/唐学鹏

　　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竟然出现了率先“回暖”迹象，似乎有些难以理解。但结合中国人喜欢储蓄而不是消费的习惯，以及中国没有美国次贷导致的“流动性黑洞”等因素来考虑，就容易得出答案：巨量信贷打破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信贷紧缩”，而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对GDP的拉动是有效的。

　　但笔者并不认可“货币完全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进入了虚拟经济”这一说法。的确，最近的股市楼市大涨同信贷增长有某种关联。一个有利的证据是，企业活期存款大量增加，这可能意味着很容易变现为账户保证金。但是，这同样也有可能是企业正处于项目开工期，正在思索投资方向所致。

　　货币流入实体经济的灾难

　　一般来讲，人们容易认为，只要资金进入实体领域，经济就会好起来。但我的判断却正好相反：信贷资金如果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所带来的危害一点也不比进入虚拟经济小，甚至更大。在目前的经济结构状态下，强大的财政和信贷刺激，会将资源更多地分配到政府热衷的重化基建等项目，但这一政策，却无法阻挡小企业生态恶化的脚步。短暂的经济繁荣，恰恰是以长期的经济生态恶化为代价的。

　　这个机制是怎么发生的呢？首先要从货币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主流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假设，央行注入货币的形态均匀流入市场，且所有的商品、劳务是可以简单加总的。这造成了一种逻辑：只要观察到社会有产出过剩现象——无论这种过剩是供应造成的、还是需求突然萎缩造成的——那么，新增货币投放就是恰当的，并且不会导致通胀，因为产能过剩可以“吸收货币”。在这种方法论下，巨大的货币供应量冲击就暂时不会造成通胀的出现，甚至，“关注通胀是庸人自扰”。

　　但与之相反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则认为，货币并不是均匀流入经济的。社会投资的来源是真实储蓄，真实储蓄决定了银行的可贷资金水平。假如一个社会在价格稳定的基础上，能有1万块钱真实储蓄转化为投资，假设这些投资中，国企和民企各分得一半，即国企5千元贷款，民企5千元贷款。现在假设央行为了满足国企的信贷需求，多向国企投放出去1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此时，投资的投向比例就发生了变化。民企得不到一半，而是得到了1/4，而国企分得了3/4的资源。简单说，就是央行发行的新增货币并没有改变真实储蓄的稀缺性，只不过改变了分配方式，这跟发行假币抢走了更多的东西没什么区别。

　　回到4万亿撬动的信贷狂潮，也许就容易看清楚这个过程：政府热衷的产业或者上游产业，例如钢铁、石化、房地产等行业，本身更容易获得信贷。在“有限储蓄”约束下，这种优先性，就造成了这些“权势”产业将分割更大份额的真实储蓄。这样一来，4万亿和天量信贷的经济拯救计划，就不再是一个普惠性的计划，而变成了一个不同类别产业和企业之间“分割资源”的计划。

　　货币决策的两难

　　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有个核心概念，叫做“资本结构”理论。如果银行体系扩张使得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那么资本将变得非常便宜。此时，生产资料将“抢夺”消费资料的资源；而在生产资料方面，更高级的生产品会抢夺低级生产品，比如房地产会抢夺制造业的工人资源，从而形成一个错误的“资本结构”。

　　这个链条，从消费层层推进，一直到更为遥远的上游。

　　政府为了拯救经济，先后运用了财政支出、用政府信用撬动银行放贷、以及过度调低利率的手段。这些举措的目的，是用庞大的财政赤字和货币投放维持既定错误的“资本结构”，维持原来的生产迂回和分配方式。

　　由于转化为投资的真实储蓄是不变的硬约束，庞大的货币投放将改变真实储蓄的分配，更加严重倾向于上游，而上游的边际投资收益递减，更重要的是“资本结构”导致资本品价值实现之间很可能出现“配合断裂效应”，于是我们会发现，继续支撑该资本结构的后续储蓄是不足的，让这个游戏玩下去就必须要增加储蓄，而这很自然导致消费不足，出现对终端消费的萎靡，产生CPI和PPI的快速下跌，这就是去年年底的情形——无论是房地产还是钢铁价格、甚至包括农民工返乡后的粮价都呈现出这种局面。当然，国外部门的消费需求消失是重要动因。

　　政府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出现，继续出台货币投放，试图利用货币幻觉在维持既定“资本结构”的同时刺激消费。这就出现了非常尴尬的两难：如果刺激消费，那么真实储蓄将不足，导致原来的“资本结构”不能维持；如果不刺激消费，将产生需求消失，使得最终消费品不能兑现，也将出现“配合断裂效应”(PPI急剧下跌就是佐证)。而现在，政府更偏向于第一种做法，即利用政府财政资源和货币手段，维持原来的资本结构，帮助权势产业来消化库存和维持价格稳定，不敢实质性地刺激消费。

　　最终的结果很明显，“资本结构”将被分割为“两截”：上游用“去过剩化+重新建立过剩化”来折腾和浪费政府资源，比如石化、房地产和钢铁行业；下游则因为资源分配不足导致供应萎靡，开始出现“产能自毁”，其表现特征就是大量中小企业在生存线上挣扎。短期内，下降的供应和萎靡的终端消费需求是“匹配”的。但随着政府拯救经济方式的继续，很可能将出现下游消费需求萎靡停止了，而供应下降则继续的局面，那么，未来一个古怪的经济形态出现了：下游开始涨价，而上游保持稳定。通胀发生了，但PPI却并不张扬。

　　如果考虑到中国对下游价格的行政性控制，将导致下游供应萎缩化更快出现，如果出现了这种方式的通胀，那么在失业率高居不下、全社会收入流慢慢衰减之际，产能危机将转换为财政危机，货币问题将变成社会危机。那种认为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完全可以通过货币滥发来“托住”的想法是多么危险，一旦出现这种危机转移方式，因通胀预期而暴涨的房地产价格会因为社会危机而崩溃式下跌，这又是多么的令人悲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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