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挣干净的钱,做有功德的事

俞敏洪:挣干净的钱,做有功德的事
2022年06月30日 16:29 市场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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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正和岛

  作为一名创业老兵,俞敏洪在业内被称为“老俞”,老俞的创业一波三折,也是典型“中国合伙人”的形象,老俞吃过很多苦,摔过很多坑,尤其是新东方成功后又从山峰跌落谷底。

  巴顿将军曾说:“看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看他在巅峰的时候,而是要看他从巅峰跌入低谷时的反弹力。”

  老俞,这一次又从低谷反弹起来!

  究竟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老俞?

  这篇文章是他两年前,在中国创业者峰会上的一次演讲,宏观的视野、乐观的精神、永不放弃的进取心,也许能让我们看到俞敏洪东山再起背后的秘密。

  也正如老俞所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计较的不是你的起点,不是站在第一排,而是你能走多远、走多久。只要前进的方向是清晰的,你就能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

  以下是演讲全文,Enjoy!

  (本文摘自中信出版社出版《俞敏洪:我的成长观》一书,正和岛经授权发表。)

  作 者:俞敏洪 新东方创始人

  老百姓盼望更多财富,过上更好生活

  很多人觉得创新、创业是年轻人的事情,以为年纪大的人就不会创业,或者不会创新了,还有很多人把你用什么电子产品跟你有没有创新能力连在一起。

  所以,当看到有些人不用智能手机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些人是“老古董”的感觉:到现在还不用智能手机,他真的是落后了,早就该回去写小说了啊!

  对此,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很有名的企业家,大家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一定知道他做的生意,比如北京的SKP[北京华联(SKP)百货有限公司]。

  在北京,一家SKP店,不到20万平方米,一年的营收总额接近150亿元人民币。它跟全世界最优秀的品牌合作,所有管理都是创新化、现代化、智能化的。

  这位企业家就是吉小安,连手机都不用。要想见他,必须找他的助理转几个圈。但他找我就特别方便,让助理给我打个电话,说“俞敏洪,晚上过来喝酒”,我就只能屁颠屁颠地去。

  因为我要不跟他喝酒的话,下次要找他就找不见了,黄怒波也是一样的状态。

  我想用这两位我心中优秀的老大哥黄怒波、吉小安的例子告诉大家,一个人的创新不是发明一项技术,也不是做了一件好玩的事情,而是进行了一个布局谋划。

  面向未来,体、面、线、点结合的综合理解能力,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创新挂在嘴上,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上,落实到你对自己未来事业和人生道路的设计上。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繁荣与衰退》(Capitalism in America),它的作者是格林斯潘,当了20年的美联储主席,是对经济大势非常了解的一个人。

  在这本书里,他讲了美国从殖民地到今天的起起伏伏,讲了美国靠什么推动自身发展,为什么能立国,讲了美国的开创者为何把美国变成了一个以商业为核心的国家,把企业家的地位提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高度。他反复强调破坏性创新,这一概念是由熊彼特提出的,这是美国不管遇到多少经济危机,能够一直走到今天的原因。

  那我觉得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最伟大的优点就是学习全世界最优秀的方法、制度、机制和创新。我在抖音上面推荐了这本书,结果不到三天时间里,有六万人点击观看。可见中国老百姓对于创新这件事情、对于中国怎么发展自己的企业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视。

  在书里,格林斯潘主要讲了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一个国家鼓励商业发展并创造发展环境很重要。全世界从来没有像最近200年这样发展这么快,最近200年的发展成果是原来几千年都比不上的。

  原因是,科技推动了发展。但大家有没有想过,科技是怎么来的?一个落后的、不变化的社会是不需要科技的。科技是什么?社会进步是怎么来的呢?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发展与科技发展结合会形成强大的动能。

  这也是美国在建国的时候,要以商业为核心来建立美国的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以商业为核心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契约精神。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宪法如此强调契约精神。以商业为核心的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自由发展。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最后变成了美国最核心的要素。

  第二,企业家群体是国家发展的有生力量,必须尽力保护。这本书中有一个观点我特别认可:其实很多企业家都不是道德高尚的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去伤害别人的利益,但伤害别人利益的行为是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来防范的。

  通过不断防范,让企业家自己走在正道上,为自己创造利益的同时,为社会创造财富。不能因为这些企业家是一群贪婪的人,就去打倒他们,进而想着消灭他们的贪婪。这样会使整个社会陷入贫困,因为每个人都是劳动力,企业家把所有要素结合起来创造生产力的能力,是其他人比不了的。

  企业家选择这条道路,也是内心对自己赋予的意义和基础。可以说,企业家是在为自己的明天奋斗,但同时也在推动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我也希望每位企业家在做事业的时候,能把社会责任和其他人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来考虑。

  第三,有破坏性创造的环境和制度。破坏性创造的重点是创造。但制度和社会都倾向于保护已有和不变的成分,而破坏性创造让一批新人起来,往往要以牺牲老的一批为代价。

  比如说农业机械化让无数农民失业,当时美国就讨论要不要禁止农业机械化在美国的流行;福特采用汽车自动生产线以后,很多工人会失业,要不要对工人采取保护措施,重新回到手工年代,需要国家政府做出决策。

  破坏性创新的过程是痛苦的,但结果是良好的。尽管当时工业发展、生产线发展导致很多美国人失业,但也促使大量美国大学的兴起,因为大学要重新培养人才,以适应新的时代、新的技能的需求。

  所以,中国有一件事情做得特别了不起,就是在十几年前开始大学扩招。尽管整体上对中国的大学教学质量有影响,但是中国大学生的数量比原来增加了几十倍,这也让现在的企业基本上都能招到大学生。

  格林斯潘还提到,社会需要流动性和机会。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现在的流动性已经有点固化了,进而导致社会活力的下降。以前,美国人一辈子要搬5-6个地方;而现在,大部分美国人一辈子就待在一个地方。

  我们中国现在还有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更多体现在农民工和白领阶层身上。但这种流动性也受到一定限制,比如想留在北京、上海就不容易,因为很难得到户口,以后孩子的上学问题解决不了,就只能搬到别的地方去。

  但留在杭州这样的城市,还相对比较容易。如果哪一天杭州这样的城市的流动性也下降了,那么中国就进入了人才缓慢流动时代,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这时就需要政府在不过多干预的前提下提供帮助。

  因为经济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需求关系以及发展关系更多是没法预测的,所以只能自由匹配。如果纯粹自由匹配,有可能会导致经济危机。但是如果国家过分干预的话,会导致经济活力丧失。在某种意义上,民间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如果国家出面解决,也会弱化民间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

  举个简单例子。现在很多问题,老百姓应该自己解决,但是由于我们的组织体系一直下到了村一级,所以村庄里出点事情,老百姓就找政府去解决,那么政府的公务员就会越来越多。

  当大学生都想变成政府官员,公务员越来越多时,这个社会是潜伏着一定危险性的,因为公务员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不创造社会发展契机。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大量公务员应该是下海的,就像1992年的时候,有一大批公务员下海,包括冯仑、黄怒波,他们在原来单位的级别都很高。这些人下海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所以在现实中,我们要保持民间力量的活力。我觉得今天,我们更要激励民间力量的产生。因为未来中国的长期发展,要依靠政府在有序管理下调动民间力量。

  此外,过度的社会福利会使社会失去活力,陷入困境。现在虽然五险一金在普及,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过度福利的阶段。格林斯潘举了美国的例子。美国人现在创造活力的失去,就是因为失业的人、没有工作的人都能拿到很好的福利。

  既然不努力也能拿到这么多钱,干脆就不努力了。这样的话,自觉努力、拼命的人就会变成少数人。一个社会不是靠少数人拼命就能够发展的,而是靠全体老百姓的活力。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又为什么会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激发了老百姓的活力。中国每一个老百姓都盼望能够有更多的财富,过上更好的生活。尽管听起来好像有点俗,但它确实能推动中国的发展。

  创新、创业,不只是一句口号

  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中国没有秦国的大一统会怎样?如果儒家思想没有占主流地位,而只是思想之一,中国会怎么样?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思想快速发展的时期。儒家思想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占主流的。后来,才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个局面。

  儒家思想让中国人民的思想大一统了,这个纽带不仅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思想,而且变成了一个民族精英分子的上升通道。不习读儒家经典,就不可能走上仕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

  如果那时在中华民族的统一文化底色上,允许多元化的思想出现的话,那么也许不仅仅会出李白、杜甫、苏东坡这样的诗人,也不仅仅出朱熹、王阳明这些只对儒家经典进行进一步阐释的人,可能还会出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甚至世界最伟大的哲学思想可能就出在中国。但现实是整个封建朝代,更多的是文人。

  那么同样假设,如果中国历史上对于商业能够更加尊重,会怎样?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是最繁荣的,因为从姜太公开始统治者对商业比较尊重,宋朝的繁荣也来自对商业的尊重,明朝后半期的繁荣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40年的成果,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来自商业的繁荣。但把所有这些商业繁荣的时间加起来,在中国可能都没有超过300年,但是中国的历史是5000年,商业繁荣的时段非常短。

  正是由于对商业和企业以及商业和企业后面的人群进行鼓励,我们才取得了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但那个时候的突破是非常难的。小岗村的农民为了包产到户要写血书;年广久炒瓜子,雇用到了快100个人的时候,就直接汇报到了邓小平那里,因为根据当时的限定,当时雇用到9个人就算是资本主义。当时邓小平高瞻远瞩地说了一句话,让他干下去试试。

  紧接着,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谁能最先富起来?是做生意的人、做企业的人。这些人可能包括中国最聪明的人,也可能包括投机取巧的人。但就是这样的宽容,使得中国今天有了任正非、柳传志、马云、马化腾等这样的企业家。创新创业不是口号,而是实践,是实实在在地鼓励人民的创造力,是提升人民的生产力。

  如果创新创业变成一句口号,实际上的政策或者行为是反创新创业的,那创新创业是起不来的。也只有实实在在地支持,实实在在地从政策上、法律上保护,才能够真正做好创新创业。

  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写了一本名叫《变革中国》的书,让我感受很深。他有一个比喻说,中国的企业发展其实不是政府鼓励出来的,而是政府给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因为政府也不知道具体怎么样让企业发展。

  这样一来,人民就有了活力。科斯说很像一块水泥地上长出了一些草,这些草慢慢地把水泥地给拱破了,草中间慢慢长出树了,最后中国的优秀企业就起来了。

  很简单,环境宽松了,政府不大包大揽了,最后就会遍地鲜花盛开。如果说中国的经济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凭着中国人民的勤奋,一定能够国富民强,引领世界经济潮流、科技潮流,甚至引领世界的文明潮流。当然我们不要自大,因为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事情才能做到这点。

  关于创新的思考,我觉得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高大上而高大上。有的人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但是背后根本没有商业模式,根本就没有一个对于未来发展的缜密思考。

  当今社会不乏创业者,有些人看到大数据就开始做大数据的生意,看到云计算就开始做云计算的生意,看到人工智能就开始做人工智能的生意。区块链火的时候,很多人找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区块链,因为我算是投资者之一。这些人一见面就说,俞老师,如果你不投我这个区块链项目会后悔一辈子。我觉得不要跟风走,要弄明白自己心里到底要干什么。

  创新的本质是确定问题的核心,并用新方法去解决,因为问题总是在那儿。当然,老百姓的需求也会被诱导出来,比如说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没有人发现自己有用智能手机的需求。这种能够把老百姓的潜在需求发掘出来的创新,是很伟大的创新,微信就是被发掘出来的。

  实际上,微信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在没有微信的时候,我们使用移动通信的成本是很高的。当时发一条短信就是一毛钱,从国外发短信好像是好几元。我记得有一篇报道是从国外用短信传了一幅彩照,结果花费是2000元人民币。而今天我们用微信传照片,基本上不用花钱。

  所以很简单,创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现实存在的问题。比如新东方做的就是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老百姓想要孩子得高分,想要孩子喜欢学习,想要孩子健康成长,这件事情永远有需求。这就是存在的不变的需求,而我要做的不是去发明另外一种不需要成长的教育,而是如何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孩子们的成长,这就是我的主题。

  另外一个存在创新可能的情况是你搞不清这个需求在不在,但是你的方法直指人性。每个国家的人性都不一样。针对不同的民族风格、不同的民族需求,用不同的方法解决,这也是我们创造新的商业模式的一个机会。

  有些创业者,确定的需求还不明确就开始创造一个商业模式。有时候这个需求是小范围的,过一段时间,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就没了,拼命投入那么多钱去创业就等于打了水漂。如果投入、介入就能解决的问题,也是行不通的。因此,创业应该去解决长久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你进入也解决不了,但你进入至少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往前推了一步。

  为什么很多伟大的企业都留很强的对手?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促使自己充满活力,保持进化。

  而所谓的新方法是把两者或者更多本来不相干的领域关联起来,拿出新的解决方案,可以是颠覆性的,也可以是渐进性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颠覆性的才是好方法,尽管我前面讲到美国的破坏性创新。我认为教育领域的方法一定是渐进性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因为科技的发展并不能把面对面教育彻底消灭,只能够部分地代替。所以我在新东方做决策时就坚持面对面业务。

  但在保持面对面业务发展的同时,也用科技促使其发展更加高效。既然在线教育会是未来教育的一部分,那我把在线教育拿出来变成一个平台来做,于是我把新东方在线拿到香港去上市,新东方线下教育也一直保持增长态势。

  原因很简单,作为家长,我认为孩子和老师面对面交流,不光能促使孩子学习更加专注,成绩提升得更快,而且还能使孩子的人品、人格和身心健康变得更好。只要给孩子提供快乐积极、有教学方法又热爱孩子的老师就可以。这个老师起到的作用甚至可以跟父母相同,就这么简单。

  在创业模式上,很多人会选择商业上的创新,但如果在模式上走不通,那就是忽悠了。有的时候有需求,但没有模式,那么就要先去找模式,比如说教育领域中的1对1在线模式就是有需求的,因为老百姓需要1对1的培训。

  但是,如果你的商业模式的获客成本、老师工资以及其他运营花费较高,永远会是你收了一元钱,花费两元钱。投资者可以暂时支持你一时,一年、两年、三年可以,但永久支持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会支持一个望不到头的亏本生意。

  所有的商业只有两个词,收入和利润。光有收入没有利润,不叫商业;光有利润没有收入,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创新和传统的关系,在很多领域都在经历颠覆、反思、融合。大家可以想一下,很多书店不赚钱,但书店数量还是在增长,因为人们逛书店不仅仅是为了买书,还要感受书店的文化氛围。

  所以,书店必须变成一个有文化氛围的地方。如果还是像原来一样,只是摆摆书、卖卖书,别的什么都没有,书店是绝对生存不下去的。但是当你打造了文化环境、休闲环境、交流环境的时候,书店就容易做出来了,比如诚品书店、日本的茑屋书店。

  我发现新东方一个小小的书店里放了十几个沙发椅的时候,销量就开始增加。因为大家到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没事就到书架上拿本书看看,看着看着觉得还不错,就买回去了。而且书店同时卖咖啡,这项收入比卖书还要多,这就是新型商业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这并没有颠覆原来的模式。人类的需求绝对不是单纯某一种东西能够满足的,所以人们反思之后,就开始融合,把咖啡店、商店、拍卖、书店和办公连在一起,这样一个模式就形成了。

  我到日本随便问那些坐在这些店里对着电脑工作的人,全是在那个写字楼上班的人,他们不愿意坐在公司里,更愿意到这些地方边喝咖啡边办公。所以我现在对新东方总部的办公楼进行改造,要改造成内部书店的模式。摆放那种员工可以随便移动的椅子,绝对不再放那种固定的很死气沉沉的办公桌椅。这些区域全有书架,办公累了,就可以把电脑一关拿本书看。

  我跟新东方的员工规定,办公时间看书没关系,尽管看,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看的书越多越厉害,这样新东方也就越厉害。人是为技术创新应用赋予意义的,而不是去追求表面的创新,我们要越过表面的形式去看背后的本质。

  就像我们从步行到骑马,再到乘坐高铁、飞机,不变的是旅行的诉求,我们只是用了不同的方法解决;从书信到电话,再到视频、微信,不变的是交流的诉求,变了的是它的技术和媒介;从面授到函授,再到在线、智能学习,不变的是学习的诉求,什么方法能让学生的学习高效,就用什么方法。

  我折腾了半天,发现面对面教育是最高效的学习方式,所以新东方面对面教育要同步发展。这几年,很多科技创业者认为技术就等于教育,这肯定是不对的。技术不等于教育,它只是帮助教育解决问题的。

  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白教育的问题在哪里,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再来看技术的走向问题,就不至于出现太大偏差了。

  所以在教育领域,大量的在线教育只不过解决了学生对着电脑在家里上课的问题,当然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比如说偏远地区的孩子没有办法获得优质教育资源,通过互联网、电视、电脑,还有手机终端这样的载体,他们就能听到优秀老师上课了。

  但这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现在很多城市的家长又让孩子重新走进线下课堂,因为在过去1-2年中,家长突然发现孩子的学习效果不如在线下课堂那么显著。

  所以技术创新,模式最重要。有一个成功的模式,再把技术保障和人才保障做到位,你的发展会越来越成功。

  不要因为这个领域能赚钱,就冲进去

  对我们来说,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通透的社会,今天社会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分秒就会知道。那么,我们就不能满足于只做社会洪流中的一滴水,一定要去思考洪流的方向。

  我们要加入的洪流,必须是能把我们带向更远大前途的洪流。亚当·斯密曾说,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发展成最繁荣的国家,所需要的仅仅是和平、低税率和公平的法治。

  当然,这三项不一定够,但是意思是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剩下的让老百姓自己解决,当然,亚当·斯密主张自由经济,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我觉得对于中国的现状,政府的功能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老百姓的活力要保留。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人,利兰·斯坦福,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认为治理是有基础的,人类发展要依靠理性、科技、人文主义和进步这4个元素。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缺少了其中的元素可能都会出现问题。

  如果同时拥有这4个元素,那么不管遇到什么风浪,这个国家都是能持续进步和发展的。哪怕只有其中一个,这个国家也是不断向更好的局面发展的。

  那我们中国从公司治理到社会发展,有没有真正走向理性、发展科技、蓬勃人文精神、走向进步时代呢?答案当然是有,尤其是科技。改革开放40年中,至少有20年的历程,我们是和世界科技融合在一起发展的。

  商业文明对人类的重要性,伟大的思想家,无论是哈耶克、亚当·斯密,还是杜兰特,都已经给我们做出了阐释。我想这些人大家应该很熟悉,如果这些人的书你们都没读过,就别创业了。

  虽然读过他们的书也不一定能创业成功,但你会对世界发展、经济发展和人类命运发展走向做比较宏观的思考,会更加知道你所从事的创业到底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和意义。

  格林斯潘的那本书里总结道,事实一再证明,世界现代文明史是商业文明引导的,熊彼特甚至称近现代史是企业家创造的文明进步,最终依靠建设、妥善、宽容、自由和守护来实现,这些都是商业的核心精神。

  陈春花说过一句话,沿着旧地图,一定找不到新大陆。那么我们沿着旧思想,也是找不到新的发展方向的。中国现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还需要更大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理念的进步。

  其实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教育的强大、文化的强大,以及品牌的强大。就像一个包在欧洲设计,在中国生产,生产成本只有几千元,甚至只有几百元,但售价却是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这几万元到几十万元的价值是怎么来的?不是因为这些包是手工做的,也不是因为制作它的材料好,而是因为它的品牌。所以未来几十年,中国一定要进入品牌发展的时代。

  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鼓励聪明的孩子们走向科技研究,而这是基础科学还没有解决的问题。网上还有一种言论,说国有企业太强大了,这样的话民间经济就会没有灵活性,而且有时国有企业的发展会引发寻租和制度性腐败。

  这种看法尽管有偏见,但是也有一定道理。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可以解决中国的战略性问题,但是那些能够开放给民间企业做的事情,一定要开放给民间企业。

  一个人一辈子做不了太多事情,能够在一个领域升格、不断进步就不错了。一心一意在教育领域做事情,我挺骄傲的。此外,我们还要了解自己做的这件事和生命之间的关系,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要进入这个领域?它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价值观有什么关系?

  不能因为这个领域能赚钱,就冲进去。这样的创业者比较多,这就是为什么会形成所谓的风口。我没有在国外的教科书和创业书中看过风口这个词,甚至从来都没听说过。长久的创业不是靠风口,而是要有能力把各种要素结合起来,跟上时代、超越时代、引领时代。

  这是我对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要避免错过真正的机会。但是请记住了,真正的机会并不是追风,你去追风的时候,其实机会已经错过了,应该预先料到机会的存在,哪怕最古老的业务,你也可以用创新的方法做出来,不被时代抛弃。

  其实,创业跟年龄大小并没有关系,比如任正非和褚时健。尤其是褚老,那么大年龄还能把褚橙给做出来。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具备什么能力?

  我觉得第一,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什么时候做;

  第二,要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事情和正确的态度;

  第三,对于自己从事的事情、事业,要有洞察力;

  第四,对于点、面、线的走向有一定的把控;

  第五,找志同道合的人挣干净的钱,做有功德的事。

  另外要记住,遇到不公平,觉得没有人对你好,愤怒、发火都是没用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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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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