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种业安全，存在“卡脖子”问题吗？

　　经济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志强

　　“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4月10日，正在海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第一站就来到三亚市崖州湾种子实验室，了解海南支持种业创新等情况，再次指明种子之于中国饭碗、之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意义。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2021年全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8285万吨，同比增长2.0%，这些年我国粮食单产有较大幅度提升，良种贡献率超过50%。

　　“从国家口粮安全角度来看，中国种子源头基本不存在国外‘卡脖子’问题，是相对安全的。”7月16日，隆平高科副总裁、水稻首席专家杨远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从2011年开始，国家水稻产量实现了供求平衡有余。

　　隆平高科关山研发基地

　　从种子源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子好不好，事关人民饱不饱。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明确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

　　从转变育种观念到保障粮食安全，从推进平台建设到生物育种产业化……这些种子创新工作背后，深蕴着粮食安全层面的重大考量。

　　盘点我国种子家底可以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现代种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100%自给，玉米、大豆、生猪等种源立足国内有保障。目前，外资企业占我国种子市场份额的3%左右，进口种子占全国用种量的0.1%。

　　“中国粮食作物品种不存在被国外‘卡脖子’问题，其中水稻品种研发水平在国际上也是首屈一指，当前的粮食品种和产量是完全能够保证口粮安全的。”7月中旬，多位种业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以水稻育种为例，数十年来，杂交水稻的演变先后经历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稻”。上世纪50年代，由于种植的都是高秆品种，我国水稻平均亩产仅150公斤左右。50年代末被誉为“绿色革命”的矮秆水稻的育成，使我国水稻产量由1957年的每亩179.5公斤提高到1979年的每亩283公斤。70年代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后，“南优1号”在湖南、广西等地试种，平均亩产超过500公斤；超级稻研发成功，2021年在三亚国家水稻公园示范点，“超优千号”超级杂交水稻测产，平均亩产达到1004.83公斤。中国杂交水稻产量潜力突破1000公斤，保持国际领先水平。

　　一粒种子，连着国家粮食安全，关系老百姓的饭碗。据杨远柱介绍，经过数十年的品种研发培育，我国水稻的产量潜力已由亩产500公斤提高到1100公斤，种子科技水平的提升在保障粮食产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什么我国水稻品种能够实现完全自给？杨远柱表示：“关键还是在协作机制的构建。把这些行业育种专家们组织在一个共同理念下，通过基础研究的大联合、资源材料的大整合、育种技术的大集成、产业链条的大贯通，大家向着一个目标齐心协力去攻关，才形成了一个持续不断地产出优秀品种的育种体系。”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全面推进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培育和推广适应机械化生产、优质高产多抗广适新品种，加快主要粮食作物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

　　以杨远柱所在的种业龙头隆平高科为例，2017—2021年，公司科研团队育成通过国家审定的水稻品种232个，其中抗稻瘟病品种81个，部优2级以上优质稻品种98个，国评、省评高档优质稻品种30余个，农业农村部认定的超级稻品种8个。

　　据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统计，年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的杂交水稻品种，2020年，杨远柱团队育成的品种有76个，总面积4077万亩，占全国杂交水稻总面积的25.9%，其中两系杂交稻品种71个，总面积3947万亩，占全国两系杂交水稻面积的52.3%，前十位品种中占6个。晶两优华占、晶两优534和隆两优华占3个品种蝉联2018—2020年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前三。

　　晶两优534蝉联2018-2020年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前三强。

　　玉米育种水平也取得重大进展。玉米起源于北美，如今已更新换代到第7代。目前中国玉米种植面积全球第一，玉米约占我国粮食产量的4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玉米产量27255万吨，比上年增加1190万吨，增长4.6%，玉米产需缺口呈现缩小趋势。

　　玉米种质资源大部分集中在美洲地区，“美洲的玉米种质资源没法拿到中国直接用，必须进一步经过品种改良，才能选出适合中国种植环境和生态条件的品种。”7月16日，隆平高科玉米科学院副院长郭仁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近年来，中国玉米自主培育品种面积占比明显提高，由2010年的85%提高到2021年的90%以上。

　　2021年5月，中国农科院作科所刊发的《玉米种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指出，近5年，国内玉米种质资源保护、挖掘、利用持续增强，基础前沿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现代育种核心技术加速创新与应用，品种创新能力和种业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加快了产业化进程。

　　郭仁峻认为：“我们在种质资源创新上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尤其在玉米品种培育上，中国科研人员吃苦耐劳，加上我们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这也让我们能选育出一些颇受中国市场追捧的玉米品种。”

　　2021年10月，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上发布了“全国杰出贡献玉米自交系”名单，55个全国杰出贡献玉米自交系组配的杂交玉米品种自1982年至2019年累计推广面积达125亿亩，为国家粮食总产和单产增加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仁峻坦言：“中国育种家了解中国当地情况，对于玉米品种的培育改造更得心应手，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整套育种流程，比如南繁北育等。”

　　此外，同样得益于协同攻关，玉米种业“卡脖子”问题也取得突破。2020年10月，玉米协作攻关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王天宇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一次玉米新品种品鉴会上称，在国家物种资源保护项目、国家玉米良种重大科研协作攻关等项目的支持下，研究所团队长期致力于从源头解决我国玉米种业的“卡脖子”问题，构建表型和分子标记相结合的玉米种质资源规模化鉴定技术体系，发掘抗病抗旱优异玉米资源186份，创制出多基因聚合优良新种质46份，在玉米绿色高效优异资源挖掘和种质创新方面取得突破。

　　郭仁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原来跨国公司在蔬菜种子和玉米等部分农产品种子供应商占主导地位的现状得到了根本性改变，目前国内的品种占了主流。近几年国外一些育种公司业务萎缩非常厉害，经济效益也不好，国内隆平高科、登海种业、先正达的品种都开始占主导地位。

　　“站在全世界来看，中国水稻品种是不错的，区域试验平均年亩产水平可以达到500~650公斤，但我们必须不断提升品种的产量，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杨远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管是玉米还是水稻品种培育的现代先进育种技术，我们都必须要掌握，不然一旦遭遇“卡脖子”问题，就会影响粮食安全。

　　种子企业的尴尬境遇：赢了官司输了钱

　　“中国育种行业仍存在‘散乱杂’的情况，每年通过国家审定和登记的品种数千个，仅水稻品种就有500~600个，但是真正得到市场认可的品种并不多。”杨远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是：我国种业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以玉米的育种为例，杂交玉米种子龙头企业登海种业在年报中透露，我国育种同质化程度较高，派生品种占比较高。受近几年品种审定速度加快，玉米新品种审定数量“井喷”，品种的同质化叠加库存偏高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存在低价位恶性竞争的现象，影响了行业利润的增长。

　　近年来，我国种业市场上套牌侵权的假种子、实质相似的“仿种子”问题依然突出，既侵害了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严重制约种业自主创新，也给农业生产用种带来潜在隐患，严重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套牌侵权种子、科研设备‘卡脖子’等问题仍然是影响种业安全的重要因素。”7月16日，上述多位种子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种业侵权案件存在追溯难、取证难、查处难、震慑弱等问题。

　　种业诉讼维权过程中，甚至一些种业龙头企业面临“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尴尬境地。2020年5月，原告湖南亚华种业科学研究院在三亚市崖州区发现张某利用“隆科638S”母本繁育隆两优水稻品种。

　　经有关部门检测和鉴定，涉案侵权种子样品与“隆两优1377”极近似品种或相同品种，与“隆科638S”存在亲缘关系。作为“隆科638S”的品种权人湖南亚华种业科学研究院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2021年10月29日，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认定，张某的行为构成侵犯湖南亚华种业科学研究院“隆科638S”植物新品种权，判决张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亚华研究院赔偿经济损失，包括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法院判决赔偿的10万元至今都没执行到位，为此公司还支付了3万元律师费，真是赢了官司赔了钱。针对种业侵权行为的维权太难了。”一位熟悉此案的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

　　针对种业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保护种业知识产权打击假冒伪劣套牌侵权营造种业振兴良好环境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剑指”种业行业假冒伪劣套牌侵权违法犯罪行为。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回应称，《意见》的出台旨在着力提升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重拳打击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违法犯罪行为，有利于解决品种同质化问题、激发育种原始创新活力、调动企业创新投入积极性，对推动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具有重要意义。

　　据农业农村部方面透露，2021年农业农村部撤销了269个向日葵登记品种和233个水稻、玉米、大豆、棉花审定品种。

　　除了面临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境，种业研发过程中的科研仪器设备“卡脖子”风险也同样让行业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位育种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面上看，种业安全是可控的。但是从生物育种底层技术层面看，仍有诸多短板，比如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等现代分子育种底层技术专利大都在欧美，以及科研设备、平台芯片、光学仪器等高端设备都高度依赖进口，这才是我们维护种业安全应该直面的挑战。”

　　2018年4月，杨远柱和助手们冒着高温在海南基地选种。

　　如何把种子安全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如何打好种业翻身仗，把种子安全牢牢握在自己手中？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划定了路线图。

　　其中就提出：“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加快建设南繁硅谷，加强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研究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郭仁峻认为，中国人要把种子安全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第一，要注重种业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第二，加强优质种质资源引进，保障农产品安全，当务之急是要打牢种质基础关。

　　新修订的种子法扩大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及保护环节；加强种质资源保护；新增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激励育种原始创新，从源头上解决种子同质化严重问题；加大假劣种子打击力度，完善侵权赔偿制度，提高对侵害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的威慑力。

　　杨远柱建议，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首先在品种培育方面，通过不断完善商业化育种体系、夯实研发平台、壮大研发队伍、加大研发投入、深化科企合作等有效措施，努力培育突破性新品种；其次要推动科企合作，这是推进种业创新的重要抓手，有利于助推种业创新人才分流，提高国有科研经费投资效率，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湖南奥谱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振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建议，政府加大对种业企业的支持力度，一是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扶持一批有基础的科技型企业作为龙头带动。二是实施种业科技创新及人才培养工程。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培养和留住一批种业领军人才和科研人才，创造有利环境，提供必要条件，尤其在项目申报、科技奖励、人才评定等方面给企业与科研院所同等待遇，加大对种子企业家及优秀科研人才的培育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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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