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枪击案背后的“男性神话”和立法困境丨美国向何处去

　　美国枪击案背后的“男性神话”和立法困境丨美国向何处去⑮

　　文丨李晋（思想史学者）、马丽（社会学家）

　　当很多美国人还在哀悼纽约水牛城枪击案丧生的10位居民时，仅仅10天后，5月24日，德州一所小学也发生了枪击案，致使21名小学生死亡。两次枪击案的凶手都是18岁，而且用的是同一种AR-15步枪。

　　枪支监管失控是美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而在持枪问题上的立场差异，也一直在撕裂着美国社会——历来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枪支可能是除堕胎问题外，最具争议性和分裂性的议题。然而令人悲愤的是，频发的、惨烈的枪击案，可能不会给立法带来任何改变。

　　不断发生的枪击案：一个美国特色问题

　　早在2009年，库克（Philip Cook）等人在一篇学术论文（“Gun Control After Heller”）中就指出，美国每年大概有3万名美国人死于跟枪支使用有关的凶杀、自杀和误杀。尽管这样，支持持枪权（Pro-Gun right）的美国人仍坚持他们的立场，即，国家无权强制监管枪支，因为持枪并不等同于犯罪和伤害他人。例如，2020年，包括德州在内的12个州法律规定允许在公立大学校园持枪，尽管几乎遭到了学生、教职员工和家长的一致反对。

　　于是，近似恐怖袭击般的枪击案频频在美国上演。死亡人数最多的都在近几年。也就是说，若不加以管控，美国枪击案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在发生于2017年10月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64岁的退休会计师帕多克（Stephen Paddock）用自动步枪向一个2万多人的露天音乐会进行了持续五分钟的射击，造成61人死亡，527人受伤。在凶手逃离现场一个多小时后，警方发现了凶手所在的酒店。一阵激烈射击之后，凶手帕多克饮弹自尽，警方在他的房间中发现了20多把枪械和大量弹药。这起枪击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枪击事件。

　　2016年，在奥兰多的夜店枪击案中，凶手马尔·马丁因为仇恨同性恋群体而在一家同性恋酒吧打死49人、致伤53人。

　　在2007年4月16日发生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中，包括枪手韩裔学生赵承熙在内有33人死亡，15人受伤。这是美国历史上校园枪击案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2011年1月8日，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女性众议员加布里埃尔（Gabrielle Giffords）在一次集会上遭遇枪手袭击，头部遭受重伤。这次枪击事件共造成18人伤亡。加布里埃尔幸存了下来，但在次年还是因为头部伤势而辞去了国会众议员的职务。

　　持枪文化的美国神话

　　近年来，美国宗教右翼和新右翼通过政治游说、媒体宣传以及智库报告推动着一个神话，就是作为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建立的秩序，持枪和男性气概（武德）不仅是美国的历史传统，甚至就是美国的精神。

　　然而近来美国历史学者，如德寇德（Alexander DeConde）认为，从早期殖民地到内战时期，美国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枪文化”。这段时期，大多数美国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和畜牧业，而不是狩猎。因为枪支昂贵，普通平民极少拥有枪，即使有，也大多数是小口径、只能杀死小动物的猎枪。

　　这种状况一直到美国内战之后，一些枪械制造商如萨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通过大量广告，将使用枪支浪漫化。

　　与此同时，由于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枪支价格下降，耐用性提高，逐渐在普通人中得到普及。然而像民间传说中那样有射击技能的美国人也非常少有，因此当时的美国军事领导人一直哀叹美国男性缺乏对枪支的了解和技能。

　　真正对枪支的流行起到推动的，是狩猎运动和军事的扩展。据美国联邦统计，目前美国狩猎人数在逐年下降，但尽管如此，2017年，从事打猎运动的美国人仍高达1150万，其中90%是男性。

　　尽管狩猎人数在逐年下降，但在2017年，仍有高达1150万美国人在进行打猎运动，其中90%是男性。

　　另一个是因为早期美国政府无力承担社会治安的重任，只能依靠民兵的暴力治理来维持基本的社会治安；随着美国西进运动的出现，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加剧，枪支更起到了暴力屠杀的关键作用。

　　但是研究美国西部历史的权威学者雷·艾伦·比林顿（Ray Allen Billington）指出，美国现在流行的西部片数据和电影中对枪战的描绘，在现实中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因为城镇一旦建立起来，当地商人和领袖就会立刻建立警察队伍，颁布枪支禁令并严格执行，杀人事件因此很少发生。这些在当时都被视为改善公共安全、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在1870到1885年，旧西部最暴力的5个牛仔镇（阿比林、考德威尔、道奇城、埃斯沃思和威奇托）15年的时间中记录在案的枪杀事件只有45起，这还包括了涉及警方的16起。

　　讽刺的是，在19世纪西部城镇经常执行的、被视为文明标志的枪支“裁军”，在21世纪的美国竟然会引发这么多的愤慨，带来这么高的政治热度。

　　在已经出了八版的《枪支管制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Gun Control）》中，斯皮策（Robert Spitzer）发现，正是20世纪电影产业的推动，塑造了大众对使用枪支的崇敬，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象征意义和神话，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甚至超出了美国，让人们认为枪支不仅是美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美国社会的力量所在。

　　斯皮策感慨到，尽管真正接受所谓枪支传统、并认为它适用于现代生活的美国人的比例相对较小，构成枪支文化的神话却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元素。例如，当1903年的第一部故事片《火车大劫案》中的一个逃犯将他的六连发枪口对准镜头并开枪时，人们很难将这一事实视为巧合。从那一天开始，电影和枪支之间就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新右翼和宗教右翼的崛起：枪支文化、男性气概等意识形态的整合

　　种族问题、枪支问题、性别问题和移民问题，作为一套整合后的完整的意识形态出现，则是在美国宗教右翼（又称为白人福音派）、新右翼和共和党政党利益结合在一起时。

　　在美国，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车辆会贴上反堕胎、支持枪支和十字架的标志，而车主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而在共和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群体中，目前试图推翻罗诉韦德案判例的人和强调持枪权的人高度重合。一方面，他们捍卫生命权利，反对一切堕胎权，甚至反对少数族裔和少数群体拥有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们又不顾每年数以万计人因强制丧失的事实而宣扬持枪的权利，甚至压制选民投票。支持生命（反堕胎）和支持持枪，这两个融合在一起，也是一种讽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美国的很多社会运动和抗议中，比如“黑人的命也是命”等运动，极少有人持枪，也几乎不会出现步枪。但是，在支持特朗普、白宫暴乱、反疫苗等运动中，大多数人都是白人，并且很多都背着步枪。这种现象正是宗教右翼和新右翼一手塑造而成的。

　　20世纪开始，好莱坞成了塑造美国大众文化和理念重要的渠道之一，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符号就是约翰·韦恩（John Wayne，  1907-1979）。韦恩主演的多数是西部片，在荧幕上塑造了一个驰骋西部，手持长枪，充满男性气概的白人硬汉形象，被认为是美国的象征——男性气概和霸权。在美国不仅有他冠名的机场、广场，四处都可以见到他的雕像。不仅如此，这位从未从过军的韦恩，还是各种军事用品喜欢选用的名字，从军用口粮到卫生纸都是如此。

　　历史学家杜梅（Kristin Du Mez）的研究发现，韦恩形象最深入的就是目前影响着美国政治的宗教右翼。在宗教右翼和新右翼眼中，韦恩就是真正的勇士、终极的斗士、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救世主，将带领他们参加他们自己选择的战斗。因此，这些宗教右翼比美国任何其他宗教群体，都更支持先发制人的战争，主张对伊拉克等战俘使用酷刑，并赞成死刑等等。他们比其他宗教团体的成员更有可能拥有枪支，认为公民应该被允许在大多数地方携带枪支，并认为身边有枪支更安全。这些人也是布什入侵伊拉克，特朗普入主白宫的忠实信徒。与其他宗教人群相比，白人福音派更反对移民改革，对移民有更多负面看法。例如，数据表明，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支持特朗普的边境墙；68%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不认为美国有责任接受难民，这比任何其他人口群体都要多；并且，超过一半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认为美国非白人人口占多数将是一个负面的发展；他们反对同性恋权利和枪支管制、支持对罪犯进行更严厉的惩罚、甚至认同在执法情况下对黑人滥用武力，强调男性气概。宗教右翼将这些配凑在一起，成为了对粗犷、积极、好战的白人的招魂。杜梅研究发现，大多数宗教右翼人士认为，从童年的玩具枪，到成人仪式上赠送的真枪，都可以培养出男性气质。

　　事实上，当下的宗教右翼和新右翼就是延续了过去美国3K党的传统，但是把自己包装得更为合法化，并进一步将种族主义、宗教和社会议题整合成了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法国政治学者苏珊·乔治《思想的锁链——宗教与世俗右翼如何改变美国人的思维》敏锐地总结到，美国的宗教和世俗右翼通过长时间整合“四M”：金钱（money）、媒体（media）、营销（marketing）、管理（management），绑架了美国大众的头脑。

　　枪支背后的政治游说和利益集团

　　美国步枪协会有句深入拥枪者心里的口号——“枪支不杀人，人杀人”。对于这种现象，苏珊·乔治批评道，“即使在明显精神错乱的人实施多起屠杀之后，游说集团仍然能成功缓和公众的意见，而想要再度当选的国会议员也不可能为难全国步枪协会。”在德州小学枪击案后，德州州长共和党人阿博特（Greg Abbott）就避开枪支问题，只是谴责凶手精神有问题。因为最近是美国初选投票日，阿博特还将在周五参加美国步枪协会在德州休斯顿举行的年会，为自己拉选票和政治献金。

　　这些政治游说，让政客和步枪协会都获得了利益。比如在2005年美国通过的“破产滥用预防”法案，让枪支仍然可以作为不受监管的“消费品”出售给美国公众，而军火企业则通过“武器合法贸易保护”法案获得了集体诉讼禁令的保护。

　　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步枪协会（NFA）给特朗普阵营卷了3千万美金，而《财富Fortune》杂志在5月25日报道（“Lobbying by Gun Rights Groups Hit a spending Record in 2021”）中指出，在2021年，支持拥枪组织花费了1580万美金用于政治游说，而德州参议员Ted Cruz以收受442，333美金政治资助排名第一。

　　不仅如此，这些组织还动用游说和诉讼来阻碍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对拥枪权的批评。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等人写的书《美国怎么了》一书中都提到，“美国步枪协会一直在向国会施压，要求国会不要为该类课题研究或数据收集提供资金。”

　　枪支管控的立法困境：古今之争

　　美国的枪支文化是一种神话构建，根本就无法成为持枪权的支持论据。真正在法律和历史中能进行辩论和对话的是1791年批准的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即管理良好的民兵是自由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民众（the people）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应被侵犯。但这项修正案还有附带意见，该权利不是无限的，不排除某些长期存在的禁令，如禁止 “重罪犯和精神病患者拥有枪支 ”或限制 “携带危险和不寻常武器”。

　　这项修正案是强调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的联邦党人，和希望保留更多州权的反联邦党人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产物。如学者斯皮策所指出的，第二修正案体现了联邦党人的一种妥协，在当时允许州民兵继续作为国家军队的军事和政治制衡力量。但是随着美国国家政治秩序的逐步建立，人们已经意识到，美国的安全需求不能也不应该留给无效和不可靠的无组织民兵。因此，争议的焦点就是这里的人究竟只是民兵还是所有人。

　　直到2008年的海勒案（DC v． Heller），才赋予公民拥有个人枪支的新权利。2010年的麦克唐纳案（McDonald v． City of Chicago） ，更是将这一权利扩展到各州，其争议的焦点就是持枪权究竟是属于民兵还是所有人这一点。

　　按照历史学家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的观点，在第二修正案之前，任何人只要宣称自己是民兵，就可以被视为民兵。第二修正案之后，其实并不适用于平民，而是参加民兵为政府服务的人。

　　斯皮策在其研究梳理这段历史和各种争论后指出，海勒案扭曲了这种解释。斯皮策认为尽管法院有能力改变法律，但它不能改变历史事实。他指出海勒案的判定有四个缺陷。首先，它改写了第二修正案，实际上是忽略或删除了前半句（“管理良好的民兵是自由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其次，它基于对历史的解释，与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观点和对历史记录的简单阅读相矛盾。第三，海勒在第二修正案中提出的个人自我保护的核心权利基本上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第二修正案之外，公民一直都拥有这样的权利。第四，个人自卫和持枪并不完全等同，除了枪支之外，公民还有很多很多方法可以实现自卫。斯皮策不无遗憾地提醒人们，美国最高法院所做的这些决定，是在国会和白宫周围充斥着大量政治游说和献金的背景下实现的。

　　在频发的枪击案面前，越来越多普通人已经意识到，对禁枪问题，右翼政客们已经做了选择，不管枪击案死了多少孩子，他们铁了心不会改变。正如一位政治评论家科恩（Brian Cohen）所说，“共和党可以立即颁布反种族批判理论的法律，他们可以立即颁布反同性恋的法律，他们立即禁书，他们只在受到威胁时立即行动。如果他们想要解决枪击案，早就行动了。他们只是选择不作为。”事实上，美国这一套政治和宗教融合的右翼意识形态企图让人们生活在恐惧中，实现一种霍布斯式的丛林法则。如今，美国进入了一个大撕裂的时代，人们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枪支的泛滥和威胁，更是右翼意识形态对于我们观念的塑造和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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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