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考城管，折射出一个痛苦现实

　　作 者：正风

　　来 源：正和岛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这几年特别流行这样一句话。从近期新闻来看，这句话似乎在不断被印证。

　　前几天，北京朝阳区公布今年的公务员考试拟录取名单，其中酒仙桥街道一位女博士引起普遍关注。

　　北大毕业，博士学历，二者占据其一就已足够体面，这位女博士将两大头衔尽收囊中，更可谓人中龙凤，但其应聘街道办的城管岗位，在外界引起了不小争议。

　　除了北大女博士外，在这份拟录用名单中，也不乏其他名校的高材生：

　　朝外街道拟录用两名城管队员，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交学院的硕士；

　　大屯街道拟录用的城管队员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

　　六里屯街道拟录取的城管队员中，有一名澳门大学的硕士；

　　崔各庄地区“城管监察”岗位拟录用人员中，还有一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海归硕士。

　　这份名单，撕破了无数人对“名校生”的想象。

　　有人说，越来越多的名校生寻求一份安稳的工作，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不求上进，只想做“咸鱼”；也有人说，清北毕业生去街道办工作简直是“大材小用”。 

　　但不管怎样，名校生“挤破头”抢一份编制工作、甚至不惜被外界指责为“大材小用”的现象，似乎正逐渐成为一种现实。

　　纵然，我们这个社会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为了一个编制，一批又一批的名校生，宁愿去做一份与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甚至宁愿背井离乡去一个十八线小县城，也不愿投身进市场化的行业当中，这似乎不能再单纯地用“学而优则仕”来解释了。

　　某种意义上，这更像是一种“资源错配”。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数据显示，2001-2020年，我国研究生招生总人数从16.5万人增加到110.7万人，从近十年来看，2020年研究生招生人数也比2010年（53.8万人）增长了106%。

　　但对于清华北大为代表的名校毕业生而言，以他们的智商、视野以及所接触到的资源，毕业后基本上就是国内拥有最多就业、择业选择权的一群人，通常可以拿到多个优质的offer，再从中选择最好、最适合、最有发展前途的工作机会。

　　所以，当这批顶级名校毕业生中的一部分开始选择一份事业编制或者稳定岗位，甚至不惜去当“城管”。这个表象背后一定藏着更为深层的原因，不是简单的一句大学扩招能解释得通的了。

　　目前来看，这样几点现实因素也确实在影响着年青一代大学生的就业选择。

　　1． 疫情当下，稳定为王

　　不可否认，自2020年初的疫情以来，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变得更艰难，人员优化的事件频出，再加上教培、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的景气度下降，蔓延着“996”“35岁职业危机”以及随时可能被“优化”的无处安放的情绪，让这届年轻人在不确定的未来下感到迷茫。相比之下，一份稳定、有保障、安全感充实的、有编制的工作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2． 千万毕业生迎来“史上最难就业季”

　　2022年有1076万毕业生，就业难度可想而知。

　　国家统计局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达18.2%，比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

　　此外，从网传的华中师范大学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来看，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未就业率分别为26.22%、15.19%、13.95%，与以往高校公布的动辄接近97%的就业率相比，可谓是反映出了目前就业形势的不易，双一流高校尚且如此，其他学校可想而知。

　　压力之下，很多大学生更希望能找到一份编制工作。这也是这两年公务员、事业编热的一个原因。

　　3． 社会流动性趋缓，一部分人选择躺平

　　一二线城市里虽有着更多的工作机会，但对刚毕业的年轻人而言，要承受的则是日复一日地涌入水泄不通的地铁站、拥挤的车厢以及面对那高不可攀的房价。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六个钱包”帮忙，没有一份能高额缴纳公积金或者能提供购房优惠的工作，他们不容易在这里立足。

　　于是一部分人选择躺平，希望在县城里谋一份能安定下来的工作，哪怕是一些不起眼的岗位。

　　这种热潮，值得警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大学生如何选择自己的工作，旁人无需过多指责。

　　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年轻人追求“稳定工作”而不是创造性工作，无疑是一种资源错配。

　　著名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用“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这两个概念，区别到底哪种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哪种制度会妨碍经济增长。

　　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感到不公平，其实是觉得他们每增加一分投入到生产中去———生产性努力，并没有多得到相应的回报；相反，有些人只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生产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额———分配性努力，却真的能够获得回报。

　　这就会导致许多人不愿再将自己的努力放在生产上，转而把注意力都盯在分配上。长此以往，经济增长就容易陷入停滞。

　　所以，一个社会应该尽可能促使个体通过“生产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去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使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直接带来产出的增加与经济效率的提高。

　　对一个社会而言，当本该进入“生产性努力”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加入到“分配性努力”的行列而忘记了前者时，说明社会存在着一些资源配置浪费和公众心理预期的错位。

　　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

　　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越来越多高知识的、本该进入“生产性努力”的人，选择进行“分配性努力”，意味着大家都更愿意去“分蛋糕”而不是“做蛋糕”。这说明，人们更愿意把知识与理性主要用于分配而不是生产。前文引起争议的北大博士应聘城管岗位，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

　　另一方面，当这些高智商、有能力、有学历的人，都只追求稳定的工作，此消彼长，那么留在市场中的有才能的人将会减少，导致的结果就是从事“生产性努力”的人越来越少，也就是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少、相应的所能创造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少。

　　而市场创造财富的减少，相应的创造财富的人的收入也将减少，这又进一步强化稳定岗位的吸引力。

　　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循环，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想改变，并没有那么容易。

　　但我们要知道，无论何时，人才的浪费都是最大的浪费。

　　为什么硅谷能诞生近万家企业，能生产全世界1/3的集成电路和1/8的计算机，能平均每周有20家公司成立，就是因为这里诞生了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000多名博士，以及2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工程师。

　　而这些人才又会创造出更多的技术，进而诞生更多的公司，接着又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扩大就业。

　　试想，如果这些人当年都争抢着一份美国的“编制工作”，还会有今天的硅谷奇迹吗？

　　所以，当大多数人都想着得到一份“编制工作”，尤其是那些本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不去创业、不去创新，而为了稳定去竞争公职时，社会的创新能力乃至未来的经济增长势必会被削弱。

　　那个没有“公务员热”、却人才辈出的年代

　　当然，倒也不必艳羡别人，我们也曾有过那样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那样一个年轻人不追求安稳、血液里奔流着勇敢的年代。

　　时间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有着一群与今天同样迷惘的年轻人，他们的学校随时可能被解散，他们的国家朝不保夕，但他们拒绝躺平和安稳，他们个个心中有火、眼里有光。

　　他们中，先后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172位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他们就是西南联大的大学生。

　　那时候的他们，可以徒步3500里，去上一所最好的大学；可以穿越一座城去听一场闻一多的演讲；可以激扬文字，倡言科学与民主，“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可以淡然于1950年代经济极大繁荣、消费主义横行的美国式生活诱惑，劈波斩浪，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各尽其力……

　　他们中，有人响应抗日爱国号召，为此不惜战死沙场，如缪弘，在一次攻打机场的战斗中，作为翻译官的他和士兵们一起冲锋，不幸阵亡。11天后，日本投降。

　　他们中，有人九死一生，如查良铮（穆旦），1942年，他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前往缅甸战场担任翻译，后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热带雨林。

　　他们中，还有人一心向学，各擅其才，做一些今天看起来不实用、不赚钱的事情，他们在战壕中学生物考古，在废墟旁读泰戈尔，在四处透风的教室里听一堂历史课，但也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事情，给予了这些青年一腔少年意气，敢于喊出：“中华不亡，有我！”书生可敬。

　　这些片段总是令人动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代人在面对巨大挑战时所作出反应的热忱、丰富与深沉。

　　他们是如何找回并重新确认自己价值的？是如何一步步走出精神和生存困境的？无非是怀着“做人杰”的梦和那份强烈的使命与信念，这也让他们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渡过了接踵而至的挑战。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则中华青年强，则国家强。

　　想来，今天的年轻人或许更需要这样一种联大精神，一种像联大人般的血性与风骨，从我们的高等教育来看，这可能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就像中国科学院院士、前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所说：

　　“在中国，特别强调大学规模。规模大就意味着社会影响大，毕业了几十万校友，其中多少政府官员，社会影响是巨大无比。

　　但是大家要想一想对人类的贡献有多大，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往前能走多远，是大学担当的责任。”

　　结语：

　　愿我们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无论什么专业，取得什么学位，都有选择工作岗位和生活方式的权利，这无需褒贬，更没必要道德绑架。

　　一个健康的社会，也应该允许更多人自由生长，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

　　哲学家马尔库塞有本书，叫《单向度的人》，意指那些被既有的社会现实规定，丧失了想象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的能力的人。

　　某种程度上，对一份编制工作的追逐，也正在将这些年轻人变成“单向度的人”，在一个本该追求浪漫、激情与梦想、去放眼看世界的年纪里，主动放弃所有可能性，把自己关进单一的模子里，这不该是应有的样子。

　　但很多年轻人热衷于一份稳定的工作，也侧面说明社会给予他们的选择空间相对狭窄。这点值得我们警惕。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看到，硕士、博士们都能争抢着去从事科学研究，也都能因从事科研、坐冷板凳而自豪，把促进社会发展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

　　知识分子若皆如此，还何愁科技不强，何愁国力不强？

　　最后，还是祝福这些年轻人，希望在人生这条路上，他们不再困惑、保守、惴惴不安，始终保留那份为了理想而打拼的精神、张力和胸怀，那份不妥协、不服输、不盲从的少年意气。

　　愿我们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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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