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能繁母猪保险随机实地实验

　　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能繁母猪保险随机实地实验

　　来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猪肉保卫战、贵州小县城、诺贝尔经济学奖、随机实地实验……这些看似并无直接关联的元素，在北大光华应用经济学系教授陈玉宇与其他几位教授的研究中却得以融合。

　　这一切要从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说起。

　　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位经济学家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获得本次经济学奖。消息一出，令经济学界颇为振奋。

　　时间拉回至10年前，在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近500个村庄里，北大光华陈玉宇、蔡洪滨、周黎安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方汉民等几位教授完成了他们的研究。

　　这是世界上首个运用“随机实地实验”方法，探索小微保险政策对生产行为因果效应的研究。相关结果已于2015年在国际顶级期刊《经济与统计评论》上发表。

　　这项研究，只是光华学者运用国际前沿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做出具有国际影响力成果的一个缩影。在光华，学者们遵循国际最高的学术标准，运用随机实地实验等科学方法，扎实研究中国问题，并结合大数据、AI、产业互联网等前沿内容，做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学问，不断拓展知识边界。依托“光华思想力”这一思想平台， 未来还将有更多思想成果产出，进一步支持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C位获奖者

　　陈玉宇分析，本次诺奖获得者的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其一，这标志着发展经济学家们不再热衷于为落后国家开出整体发展战略的药方，而是更具体地来看待一个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减贫政策。其二，“随机实地实验”的方法对经济学领域内的因果推断方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三，他们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学科，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研究机构和扶贫机构，给全球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带来了希望。

　　而前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贫困”问题，已是20年前。

　　陈玉宇分析，“二战”以后，总体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增大。全球还有六、七亿的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之下，更有1亿儿童因营养不良而发展迟缓。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的今天， 诺奖的颁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三位得主都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

　　为帮助欠发达国家挣脱贫困枷锁，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往往针对这些国家提出整体发展战略，有人提出搞工业化，也有人提出搞出口导向型经济、搞进口替代等等。方法虽多，但争议不断。争论的焦点便在于，没有人清楚这些战略，对这些国家到底有多大作用。

　　幸运的是，改变正在发生。

　　在三位诺奖得主以及经济学家们的努力下，近20年来，发展经济学不再盲目热衷于宏大叙事，去开出整体“药方”，而是更具体地去看待一个又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减贫项目和政策，涉及教育、健康、小微金融、学校管理、政府治理等方方面面。这些更小、更精确、更易于把握的问题，又通常可以通过在受影响最大的人群中，经过精心设计的实验来得到最好的效果评估。

　　比如，在印度，诺奖得主的一项直接研究成果，让500多万印度儿童受益于学校有效的补习辅导方案；在肯尼亚，他们发现打蛔虫能避免孩子们互相传染疾病，提高集体出勤率，最终带来了世界上6000万孩子得到免费的驱虫治疗……

　　在研究方法上的革新，让发展经济学焕发生机，也让减贫更“接地气”。

　　他们采用的最核心的方法就叫做“随机实地实验”，也就是“随机田野实验”。为得出一个政策对经济的因果性影响，经济学家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将实验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通过实验干预和一段周期的观察，找到两组之间的差异。随机分组保证了这些差异都可以归因于干预措施。

　　宏大命题，往往更需要在细微处着力。

　　陈玉宇认为，这种方法就像强有力的武器和工具，它让数以千计的扶贫政策的结果得以量化，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学科，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扶贫机构，得到了广泛认可。并且，未来它还有更大的潜力，去进一步改善世界上最贫穷人群的生活，去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进而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可能。

　　随机实地实验

　　随机实地实验，早在10年前那场猪肉保卫战中就得以应用。

　　2007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蓝耳病让中国养猪业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在中国，能繁母猪的小规模散养方式增大了其患猪瘟的可能性，从而造成母猪死亡率较高。这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是很大的风险。在猪瘟流行期间，国务院出台政策鼓励农户养母猪，主要方法就是向农户提供有政府补贴的保险，农户只需支付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农户仍然面临一些风险，因此投保意愿不高。那么，通过鼓励政策来提高参保率会有怎样的效果？

　　陈玉宇与几位教授，用随机实地实验给出了一个答案。

　　他们将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的480多个村庄分为三个组：对照组、低激励组和高激励组。他们通过为乡村畜牧工作人员（这些人有责任鼓励农户投保）随机地提供不同的业绩激励方案，来操控农户的投保率。这样，“投保率”就成了一个外生变量。

　　经过长达两年多的观察，他们发现获取正规的小微保险能够影响农民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结果表明，鼓励更多农户投保，能够显著地提升农户养殖母猪的数量，且不会减少其他牲口的养殖数量。此外，这种正向的激励效应在此后几年都依然有效。

　　这一实验结果，对于地方政府鼓励出台激励农户投保的政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相关结果也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经济与统计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上。该期刊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主办，拥有100多年的办刊历史，主要刊发实证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文章。

　　同样的实验方法，在陈玉宇的另一项研究中也被应用。

　　2013年开始，陈玉宇教授的团队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在重庆与宁波两地共选取1872例60-75岁“慢阻肺”患者，通过随机分组接种疫苗的随机实地实验方法，经过近3年的跟踪调查以及计量分析，得出了接种疫苗在样本人群中的成本收益比：花1块接种疫苗，能为老百姓省下十几块钱的医药费。这一数据放置于数以亿计的人口中，将节省巨大的医药费用。

　　此次调研与分析，也是学界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陈玉宇认为，随机实地实验是值得借鉴的，可以推广到更广泛的政策应用上。当然，它也有一定局限性，需考虑成本和可操作性。比如，要研究国有企业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就无法使用该方法，研究者无法将全世界的国家分成几组去做对比实验。

　　双管齐下

　　当诺奖花落脱贫，国内经济学界也在沸腾，更有人争议：贫困问题不是靠随机实验来解决的，中国的脱贫路径更值得研究。

　　在陈玉宇看来，这两者并无矛盾，更不冲突。

　　中国“脱贫攻坚”的成绩举世瞩目：改革开放以前，按照人均每日1美元的支出，中国有7亿人口处于贫困线。1981年至2015年，中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7.28亿，这一数字比拉美或欧盟的人口还要多。十八大以来，打赢脱贫攻坚战更成为一个硬目标，到2020年必须完成。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得到历史性解决。

　　在国内，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减贫奇迹表明，要想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必须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进而带来贫困的大面积降低。这是中国版的“减贫故事”。

　　陈玉宇认为，诺奖得主们的研究与中国增长故事不矛盾的逻辑在于：如果我们能有更多针对性的政策，尤其是对特殊地区、特殊群体的贫困人口，通过随机实地实验给予更多可以量化和细化的政策，中国或许还能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就。

　　这种“不矛盾”还体现在帮助全球脱贫问题上。

　　尽管中国甚至包括印度的经验都显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要实现持续的高增长并非易事。它有赖于强有力的政府领导，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进而制造经济活力，让数以亿计的人群卷入到经济发展中，去做贡献的同时，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需要两种方式双管齐下”，陈玉宇分析，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诺奖得主们的随机实地实验能让他们获得更多更好、更具体的减贫政策。此外，还需要让这些欠发达国家在自身以及国际社会的努力下，更好地学习中国经验，进行制度创新，启动经济腾飞和增长。

　　陈玉宇建议发展中国家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机遇。在这项倡议背后，中国的意图就要帮助这些国家，为他们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去解决基础设施以及相关技术问题等，为经济持续增长服务。世界银行集团近期发布的研究报告也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可使3200万人摆脱日均生活费低于3.2美元的中度贫困状态。

　　世界贫困现象终将如何改变？

　　陈玉宇是乐观的：通过内外部合力，扎实推广每一项富有成效的减贫政策和项目，学习最先进的减贫经验，如果这些发展中国家能够摆脱“二战”以来经济增长缓慢的局面，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更丰硕的减贫成果将指日可待。

　　陈玉宇，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并担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201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并入选2016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生产率、人力资本和增长、健康和污染、行为经济学与劳动市场、收入分配、地区差异等领域的研究。他的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等国际学术杂志。曾获得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厉以宁研究奖、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多次获得光华管理学院教学优秀奖。

责任编辑：蒋晓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