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评论员 商寅泉

　　第11届全国运动会正在山东几大城市热热闹闹地进行。4年一届的全运会，既是一次各省市体育水平的检阅，更是一次经济实力的比拼。除去行业体协之外，省、市区及港澳台的代表队，从装备、后勤到日常补贴，都处处透露出经济水平高下的差距。

　　与往届有所不同的是，本届全运会又有一个新名词出现：内定。首先是跳水项目，有知情裁判透露跳台、跳板各个项目的名次在赛前均已安排好，打分不过是走走形式；继而是蹦床项目，奥运冠军何雯娜在获得第5名之后说“自己早已知道无论如何也拿不到冠军”，并说，凡是打分的项目，都是这样。言外之意是，名次都已“内定”，争也没用。

　　我们不相信“内定说”。就像国家体育总局肖天副局长在回答媒体关于内定的质疑时所言：“请拿出证据。违规一旦查实，体育总局决不姑息，将坚决予以处理。”按照肖天副局长的思路，我们可以理解为，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拿不出证据就等于没有，也就是说，本届全运会跳水项目与蹦床项目的各级别比赛，都是干干净净，拿冠军凭的是实力。但是，如果我们再想一想，假如有人真想内定，内定能留下什么证据？无非是比赛前几句模棱两可的话，无非是对裁判有个大概的交待即可搞定，心照不宣。在这种时候要证据很难，想继续吃体育这碗饭的人，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站出来。我们倒是对那些心存正义，敢于挑战内定始作俑者的人表示敬意，尽管在权力和潜规则面前可能会碰壁，但向社会传递的信息将留在历史的记事簿中。

　　其实，所谓的内定，对个人的运动生涯而言是大事，但对整个国家的体育事业，对体育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国际影响力，这个全运会的内定根本就是一件小事。我们倒是从内定风波再一次想到了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想到了这次全运会演变为举省（市）体制以及举项目体制。具体的表现就是把运动员放到自己这个行政区划内的大圈子里，拿什么牌牌儿由领导定，和谁打默契球由领导定。而在举项目体制方面，如果“内定说”属实（没证据并不表明不存在），那么在跳水项目上、在蹦床项目上，就是对举项目体制的最好诠释。

　　事实证明，在当今世界体育格局的竞争中，中国坚持举国体制没有什么不好，在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策略指导下，在与外国强手的比拼中，领导权衡利弊让谁上一台阶，让谁做做样子，无可厚非，因为都是为了国家。但是到了全运会，到了我们国内自己的比赛，再搞举省（市）体制或举项目体制，就有商榷的必要了。如果一个项目长期被一两个强势人物把持，想让谁拿冠军都由他一个人定，想把不合他意的赶走谁都不能拦，甚至还有上边的人替他说话，那么这个项目就会失去人心，从而断送许多优秀运动员的前程。

　　从内定论到举省（市）体制和举项目体制，说到底是如何利用全运会向社会表现体育界和政府对体育精神的理解。纯粹的体育精神是超越金钱、超越经济、超越名次与名誉的人类力量与智慧的展示。从规模和形式上讲，作为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中国全运会，最应该强调的体育精神的弘扬，是让全运会真正成为“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演兵场，利用全运会这个平台，让体育竞赛回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个本质上来，这才是全运会既作为竞标体育练兵又作为全民体育普及的真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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