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直面贸易摩擦

　　记者 胥晓莺 实习记者 曾娜

　　中国正面临着加入WTO以来最大的一次贸易摩擦，如何在WTO框架下维持国际贸易的长期稳定，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国际贸易新格局中，中国第一次从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中央。现在聚光灯已落到了头上，所有观众在注视着中国的表现

　　这个夏天，中美和中欧的纺织品贸易摩擦成了全球的焦点。

　　5月31日至6月4日一周之内，美国商务部长、贸易代表和农业部官员、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等多组人马接连到达中国，与中国国务委员吴仪、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等中国重要官员谈判。而此前，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一直在欧洲与欧盟谈判。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和欧盟的贸易问题如此频繁出现在报纸的头条，”一位欧盟官员如是说。6月初，《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德国商报》等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不是欧盟宪法在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决，就是关于中国纺织品的大幅报道。

　　随着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6月4日回国，中美关于纺织品贸易的第一轮谈判告一段落，双方并未达成意见的一致。《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双方一再重申各自在中国纺织品出口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的既有立场”，在导致贸易关系恶化的具体问题上几无进展。

　　“毫无疑问，此次由纺织品‘特保’引发的贸易摩擦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特保条款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向《商务周刊》说，中国正面临着加入WTO以来的最大一次贸易摩擦。而如何在WTO框架下，倡导自由贸易同时又兼顾公平，以维持国际贸易的长期稳定，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摩擦是新力量产生的前提

　　事实上，世界贸易历史就是一部摩擦史。而就在不断的摩擦和产业不断转移中，新的贸易力量不断出现。

　　“这反映的其实是一个产品周期理论和贸易关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教授对《商务周刊》说。

　　海闻介绍，从产品周期理论看，第一阶段的贸易大国是那些发明创造了新产品的国家，比如前两世纪中的英国、美国；第二阶段，是那些生产技术占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比如20世纪的日本，因为在生产技术上比英、美更好，成为了世界的主要出口国；到第三阶段之后，随着生产技术逐步整合入装配线，劳动力成本成为关键因素，这时，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主要的生产和贸易大国。

　　“这一产品周期理论意味着，任何新的制造产品都是不断在转移之中，总是从先发展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海闻说，从工业化阶段来看，目前中国正好处在制造品占据比较优势的阶段。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国，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统计，去年中国纤维加工量2400万吨，约占世界生产能力的38%。2004年中国对全球出口纺织品服装951亿美元，约占全球纺织品贸易总额的1/4。

　　今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市场配额取消后，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5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对美国增长了250%，对欧盟增长了82%。来自欧盟的调查称，去年法国有25000名纺织工人因中国纺织品增加而失业。中国纺织品在美欧也因此被视为冲击本国纺织工业、抢走纺织工人饭碗的“洪水猛兽”。

　　但中国生产和出口大国的地位，并非光依靠纺织品建立起来的。2004年中国整体外贸额突破1万亿美元，已从1978年排名世界第32位的贸易国家，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三位的贸易大国。

　　中国作为世界大市场的一支规模庞大的新兴力量，对原有的世界贸易格局正在产生的改变，势必威胁到原有格局的受益者。因此，中国商品受到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案例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据统计，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截至2004年底，共受到各类反倾销起诉600多起。另外，一些国家还越来越多地利用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中国商品出口设限。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张宇燕教授认为，纺织品贸易摩擦只是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个前哨战，中国与美欧的贸易摩擦才刚刚开始，“可以预计，今后随着中国比较优势产业的不断提升，中国的产品将会不断侵犯美欧的传统产业领域，农产品、半导体、家具、电视、汽车、钢铁……贸易摩擦将会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徐滇庆教授指出：“只要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摩擦就会是常态。”

　　“贸易摩擦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当，摩擦也可能转化为好事。”张燕生认为，后配额时代的贸易摩擦，实际上是给全世界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一体化的环境里，如何建立一个国际游戏规则和管理体系？对中国而言，在全球化和开放的环境中间，又如何协调出口企业、出口数量和出口方式？他认为，尽管贸易摩擦对行业从业人员会带来竞争力下降、破产和失业的疼痛，但也正是通过摩擦和交锋，将促进国内出口与国际协调机制的逐步建立。

　　海闻也指出，贸易摩擦可以淘汰一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增强竞争力，摩擦的结果可以使双方经贸关系达成新的和谐，产生新层次的合作。

　　从历史的角度看，摩擦确实给一些国家带来了益处。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金伯生告诉记者，最好的例子是日本。日美、日欧之间存在长期的贸易摩擦，这个过程中，贸易数量增加，而摩擦的领域从1960年代纺织品，到1970年代半导体，到1980年代汽车，这个不断发生摩擦的过程中，日本的产业结构也在压力下不断得到了提升。

　　贸易大国的四种“均衡”

　　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是建立在传统贸易战略——“出口创汇”为基本指导原则上的。为了扩大出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和优惠政策，如为出口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贴息、出口补贴、退税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中国外贸出口连续20多年保持比中国GDP增长高出一倍的速度增长。

　　这种带有浓重的“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增长方式也带来负面影响：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扭曲了国内经济的资源配置，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特别是出口退税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巨大成本；持续的贸易盈余也会使一国的外汇储备居高不下，对本国的汇率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同时，还引发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的恐惧和敌意。如何建立出口和进口、外贸和内销、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平衡，将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对这种贸易政策的反思，并不是自由贸易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相当保守的贸易政策，尤其在服务贸易等方面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应该调整。”海闻说，实际上，我们的市场还不够开放，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都还存在，贸易里的国有化(国有贸易)也还存在。“我们不应再人为地鼓励出口，而要让出口更多地由市场决定，实现出口与进口机制的均衡。”他说，

　　张燕生则强调，中国应该调整原有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建立内需为本、外需为辅的全球化战略。

　　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70%以上，中央财政收入大约1/3来自于进出口贸易。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目前为35%左右，据估算，到2020年，这一数据将达到60%。张燕生指出，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加大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风险，将使中国在能源和原材料等问题上，容易被国际市场的风吹草动置于被动状态。而作为一个生产能力庞大的大国，中国也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容量也是有限的，中国巨大的生产力对他国的产业冲击太剧烈，易引发其他国家的不满和贸易限制。”他说，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均衡非常重要。

　　而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5月16日为《财富》杂志撰文指出，要使内需获得健康增长，中国经济需要在投资和消费方面寻找新的平衡。

　　罗奇指出，2004年中国的出口达到中国GDP的36%，而美国则是10%。另外，固定投资——包括在新工厂、设备、道路、桥梁、港口和能源上的支出，今年有可能超过中国GDP的50%，而美国则是19%。罗奇评价道，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基础设施需求是造成高投资增长态势的原因，但这种不平衡模式有走得太远的危险。他举例说，日本和韩国即使在鼎盛时期，投资比重也从来没有大大超过40%。中国超过50%的投资比重是应对供应过剩威胁(这会导致通货紧缩)的权宜之计。现在中国必须把其经济结构向个人消费倾斜，个人消费在2004年已经下降到占GDP 的42%。

　　他总结道：“新的支点需要起到从根本上重新平衡其经济的作用——减少出口和投资，增加个人消费。”

　　张宇燕则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战略。“中国一方面短期内不会放弃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为它有利于解决中国的工业化和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必须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张宇燕认为，政府应该充分发挥杠杆的作用，促进中国企业往这个方向倾斜，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世界工厂”。

　　议价的艺术

　　“越接触国外的学者，越发现贸易已经上升为影响中国对外形象的关键因素。”张宇燕感慨到，“贸易已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生存环境。”

　　“西班牙烧鞋事件”就解释了张宇燕的担忧。“在贸易日益主导国际关系的今天，中国应该建立起一个‘大贸易’的战略，将贸易与国家的改革战略、军事战略联系在一起通盘考虑，而不能仅仅就贸易谈贸易。”张宇燕说。因此他认为，在坚持大贸易战略前提不动摇的情况下，中国要适时学习一些妥协的艺术。

　　“中国作为国际贸易市场上的新兴力量，要挑战欧美这些贸易强国，面临的是敌强我弱的形势，所以贸易战将是一场持久战，只能积小胜而至大胜。”他指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很多决策可能没有两全其美的。

　　“我们并不是在好和更好之间作选择，有时甚至不是在好和坏之间作选择，而是在坏和更坏之间进行选择。”张宇燕说，“这时候就需要有断指存腕的勇气，需要有判断力，有高超的谈判艺术和远见卓识。”

　　为此，在WTO的规则下，增强中国在发生摩擦时候的议价能力、谈判能力非常重要。“中国应该将更多的事实公之于世，得到世界的理解与支持，也增强与贸易伙伴对话的议价能力。”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说，只有保持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才能维护双方的利益，推动贸易争端的妥善解决。

　　“增强与贸易伙伴的对话和交流，是建立国际间贸易协调机制的一部分。”张燕生指出，这个协调机制需要政府、行业商会、企业的共同努力。

　　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决策层面。“对内要建立起信息披露机制和政策协调机制，要将市场信息和政策、政府在国际上谈判的结果，充分及时地披露给企业，加强对企业的政策指导；要大力研究WTO的各种政策，制定合理的关税、出口政策，并且保持讨论过程的透明、公开。对外，要加强对世界各国的公关，赢得支持，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张说。

　　而事实上，积极加强与各国际经济体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也是当前政府可以积极有为的一大领域。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频频出手。去年1月，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正式开始实施，内地与港澳之间实现了部分产品零关税。11月，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与东盟10国经济部长代表各自政府正式签署《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和《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全面启动。同时，中国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海湾合作委员会、智利和新西兰的自贸区谈判也正在积极推进。

　　张燕生还强调，建立贸易协调机制，需要充分挖掘民间组织的力量，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行业协会作为民间组织，往往能起到政府不能替代的作用。”张燕生说，一方面，行业协会与企业联系更紧密，在信息发布、政策宣传、组织协调方面比政府渠道更通畅，效率更高。另一方面，作为民间力量，行业协会比政府更适合与贸易伙伴国的行业商会、利益群体进行交流和沟通，传递声音、化解矛盾。

　　据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金伯生介绍，在日美汽车贸易战中，日本的行业协会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面对无序出口可能引发的美欧配额限制，即由日本的汽车行业商会出面，在各汽车厂家之间自动设限，达成了企业间关于汽车生产和出口数量的默契。

　　“自动设限在WTO属于灰色措施，不制裁也不鼓励，它启示我们的行业协会和企业必须充分研究WTO规则，才能使规则更好地为我所用。”金伯生说。

　　对于国际贸易的行为主体，学者们建议，有能力的企业应该大胆走出去，在外设厂。“特别是大湄公河流域，老挝、缅甸、越南这些国家，非常欢迎我们去投资。”多次访问该地区的张宇燕介绍说。利用中国的技术到这些国家设厂，不仅能帮助这些国家解决就业，提高他们的工业化水平，改善中国与这些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同时，按照原产地原则，这些产品将计入原产国的GDP，从而绕开贸易壁垒。

　　对外设厂是在考察中国自身经济结构后的明智选择。事实上，这也是日本在日美汽车贸易战中取得的可贵经验。二战结束初期，日本汽车生产量只有3.2万台，是同期美国汽车生产量的0.4%。而到1980年，日本汽车生产量达到了704万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当时美国的汽车在日本市场只占1%的份额，而日本汽车在美国却夺取了近1/3的市场。1990年代初期，美日的汽车贸易赤字已上升到美国对日本贸易赤字的3/4，也就是美国总贸易赤字的一半。

　　为了规避贸易摩擦，从1982年开始，日本采取了直接投资的政策，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车公司相继在美国进行投资生产。1995年6月28日,日美达成汽车贸易协议，日本同意3年时间增加50%对美国汽车零部件的采购——相当于90亿美元，并于1998年以前在美国增加50万辆新车的生产。这意味着增加美国数千人的就业，也直接导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的下降，大大改善了两国紧张的经贸关系。

　　作为世界的加工工厂，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外资企业的增长。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去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为6631.63亿美元，同比增长40.42%，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比重57.43%。“中国企业完全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尽最大可能利用国际贸易规则。”金伯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