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买来个石油帝国？

　　故事

　　2004年8月18日，站在他位于新加坡新达城第3座的31层办公室里，陈久霖望着眼前由Marina海湾、横跨海湾的高架桥以及在它们之上的长空所构成的海陆空全景图，把长达2年、600多天的煎熬，在凌晨太阳刚刚爬过地平线的那一刻，释放了出来。因为这一天，陈久霖完成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收购—以2.27亿新元现金及发售2.08亿股中国航油股票凭单 (凭单执行价格为每股1.52新元)的总值，从三个印尼木材商人手里，辗转购买了8800万股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股权。

　　此前10天，2004年8月9日，正在参加公司董事会会议的陈久霖，在北京五洲皇冠假日酒店套房里，向《中国企业家》讲述了这起收购的内幕和甘苦。陈说，他并不愿意透露给我们，因为多年以后，他也许会把过去这两年围绕SPC收购所发生的事情，写成一本饱含他的许多目前不能向外人道出的辛酸故事的书。

　　—其实，这已是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中国企业家》对陈的第5次采访。

　　听来的大生意

　　时间推回至2001年年底，新加坡。陈久霖在同SPC一位董事吃饭闲聊时，第一次听到了“SPC股东准备出售SPC股权”的消息。作为同行，陈深知SPC的价值—由新加坡政联企业(相当于中国国有企业)吉宝集团(Keppel Corporation)持有77%股份的SPC，是新加坡惟一的国家控股上市公司，公众持有其余23%的股份。SPC经营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提炼和原油、成品油的销售，拥有大型油罐区、2个深水码头，从印尼过来的两条石油、天然气管线分别达365公里长，两条管线连接所有东盟国家。SPC业务遍及新加坡、越南、印尼、韩国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和台北地区，产业链条极其完整。这些，无一不深深吸引着陈久霖，因为渗透石油行业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正是陈久霖和中国航油一直梦寐以求的未来。

　　在国内企业排行榜上，鲜见中国航油及陈久霖的身影，但在新加坡，中国航油和陈久霖的成功，则被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作为成功企业的教学案例记录在册。1997年，陈久霖恰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刻临危受命前来新加坡，手握远远不够买一单油的21.9万美元启动资金，准备把中国航油的前身、曾经亏损2年，之后又休眠了2年多的中国航油总公司所属海外独资公司重新运转起来。当时的陈久霖麾下，只有2名员工、10多万新元负债。从航油贸易起步，到逐渐“垄断”中国进口航油采购市场，两年后，中国航油被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为“航油大王”。2001年12月6日，中国航油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此后3年，陈久霖带领中国航油披荆斩棘，通过跨国收购完成两次重大转型，摆脱了“贸易公司”的风险和帽子。现在，成为“海外首家拥有完整产业链条的跨国中资石油公司”已经是中国航油最重要的发展蓝图—陈近年来的一系列海外收购行动，全部指向这一个目标。目前中国航油已经开始的海外布局包括在西班牙以6000万欧元收购CLH公司5%的股权；在中东地区建立自己的石油储运基地；在马六甲海峡建立石油仓储设施；建立自己的海上石油运输能力以及在中国本土从南到北收购一系列航油设施……

　　因此，当听到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即将出售股权的消息，陈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他当即表示要做积极论证，同时将情况上报给国内母公司中国航油集团。

　　最初陈希望能够“全部吃下来”—因从规模上讲，SPC是一个中型公司，符合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航油的购买实力—然后把它与中国航油的业务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整合。

　　2002年年初，陈在先后获得了董事会、集团公司和我国政府有关方面的正式批准后，向吉宝集团正式表达了收购意向，之后进入谈判程序。

　　第一次挫败

　　但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却让陈久霖几乎一夜间愁白了头发。本刊去年曾以“一次恼火的收购”为主线报道过当时的一部分情景，但并不知道具体的收购项目即指SPC(见本刊2003年11期)。陈坦言，最初他是有一点不自信，当时，CAO市值只有2个多亿新元(目前其市值已达19亿新元)，要“吃下SPC”，无异于“蛇吞象”。所以一开始，是他主动将情况通报给国内一些有实力的专业公司，希望合作收购。开始得到的反应并不积极，陈久霖说，“可能人家觉得我这么一个小公司，实力不够，或者当时他们也不感兴趣吧。”总之，当时国内几家得到通报的公司“都没当回事”。但是当中国航油花了50万美元让美林银行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端上来以后，事情起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大家开始觉得这个项目很不错了”。于是，一场首先发生在几家中国公司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始了。

　　2003年5月，非典同时在中、新两边都闹得很凶的时候，也正是此项收购在几家中国公司之间展开激烈争夺的时候。当时，国内的“协调机制”已经启动，中国航油虽早在2002年底的时候就拿到了国家的正式批复，同意此次收购由中国航油主导，但非典过后，另一中国公司还是来到新加坡与吉宝集团展开了投资谈判。

　　陈久霖回忆，当时所以主动把情况通报过去，还出于另外一个考虑—SPC是一个有很强实业基础的公司，而中国航油从贸易起家，还未能积累相当的实业管理经验，所以当时的想法是合作收购，中航油参股或控股，管理交给合作的国内专业公司去做。

　　但这一步事后看来，是错使一招，全盘崩溃。

　　当三家中国公司同时向外方表达了收购意愿时，局面马上就变得对SPC非常有利了。由于陈久霖一开始抱定了压价的主意不放手，并且动用了一些关系给卖方施加压力(这一点他事后总结也是自己当初失策的一个原因，虽然省下了这笔钱，但随后为了挽回败局所付出的代价，却又无法衡量了)，导致SPC很快就把中国航油甩出局外。

　　遗憾的是，另两家中国企业也并未能获渔翁之利，反而被吉宝集团好好利用了一回，当三家国内公司正在内讧之中纷纷扰扰的时候，三个印尼木材商人不知如何钻了这个空子，以略高于国内某公司给出的价格，买走了SPC28%的股权。

　　陈久霖解释，印尼木材商之所以没有全部买走SPC计划出售的77%股权，一是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实力；二是它当时也希望国内另一家公司再去收购，以抬高股价。因为行业差异，印尼商人的收购目的，更多的是想过手，通过股价的炒作赚上一笔。这些都是陈久霖在很晚以后才了解的情况。

　　SPC28%股权出手的消息给了陈久霖沉痛一击！他用了“悲痛”这个词形容他当时的心情。获知这一消息的时间是2003年10月初的一天。虽然当时他还不知道是谁买走了这28%，但付给美林的50万美元和忙前忙后所做的大量工作，仿佛全都要在瞬间消失了。在陈久霖的个人理解中，这是“马上要到手的东西没了”。

　　曲线出击：走高层路线

　　天不遂人愿，陈久霖说。他对SPC的渴望如此强烈，但老天就好像有意的，偏要这样几起几落地折腾他。

　　尽管预料到会比较困难，但是陈久霖依然没放弃从SPC手中收购剩余股权的梦，他利用在新加坡开拓数年积累下的政商两界资源，利用各种途径曲折接近吉宝集团决策层，试图通过努力找到一个突破口。尽管他找到了许多“肯帮忙”的人，比如SPC的老板的老板。话是说了，人也见了，还颇费了一些周折，但事情还是没有任何进展，主要困难在价格上，陈想以自己的价格买，而吉宝集团方面则坚决不让步。

　　2003年11月，时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访华，16位企业家随行，其中包括陈久霖。陈久霖发现吉宝集团的执行主席林子安也在其中，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吴作栋一行在昆明访问的时候，陈久霖一边参加活动，一边转着脑子想点子。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因行程紧张，要制造单独会谈的机会很困难，所以陈想了法子说邀请林先生早上6点钟的时候“共进早餐”。由于太早了，饭店餐厅还没有开门，陈久霖就在商务中心设了一个临时餐厅。由于没有自己的随行人员，陈久霖亲自出马，找店家叫了吃的东西送到那个临时餐厅里，然后开始对林子安进行了一场“艰难的游说”。

　　这个机会显然制造得很好，所以谈话的效果“也非常好”，林答应回新之后立即帮助中国航油进行协调，还告诉陈如何开始行动的具体步骤。陈久霖说，按照当时谈的“那个程度”，他以为“这回是十拿九稳了”，“那段时间心情那个好啊”，回忆这一段，陈忍不住哈哈大笑，那一段的自我感觉，就是“什么事情都能搞定”。

　　在那之后不久，在经过了种种的接洽之后，而且是似乎一切都向好的方向扭转的时候，有一天，陈久霖正在国外出差，在马路上接到秘书的电话，说林先生来信“拒绝了”。陈怎么也不能相信，他让秘书立即把来信传真到一个路边邮局里，要亲自看。因为此时，无论如何，他都难以置信。

　　果然，坏消息再次不期而至。

　　陈久霖这一次用了“晴天霹雳”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的确很贴切。

　　这件事过去不久，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访问北京，陈久霖得知消息，就事先打听好李资政回新的航班，先飞回北京，买了和李资政同时返回新加坡的头等舱机票等着。然后，在那一天，他“恰好”在机舱里遇见了李资政，他们以前见过面，还曾经合影留念，这一切经过适当的提醒，头脑清晰的李资政一一想起，“Oh, Mr. Chen”。一路畅谈之后，李光耀最后答应回去看看“What I can do(我能做些什么)”。

　　接下来—有点扫兴—结果跟那位林先生类似，虽然经李资政热心推荐，陈久霖进一步接触了吉宝的某位重要负责人，但结局同样是白高兴了一阵子之后，随即再度乌云压顶。

　　逼迫陈久霖在“高层路线”上及时“迷途知返”的，是随着全球石油价格迅速上涨的趋势，快速进入良性循环的SPC，很可能关上售卖股权这扇大门的危险。当时，SPC的利润水涨船高，股票价格也一路上扬，本来吉宝集团有些领导并不准备出售SPC的股权，就是因为政府要求其剥离非主业，集中力量在优势行业发展，才被迫对外宣布出售SPC。而现在SPC能赚钱了，势头又这么好，吉宝就有理由打退堂鼓，于是渐渐收缩售卖股权的计划，眼看着收购的大门，就要彻底关上。

　　当时，陈也曾经想过采取发出收购邀约的方式，进行公开的敌意收购，但实力所限，风险太大，最后也只好放弃。

　　死心塌地回转头

　　至此，陈久霖终于死心塌地回转头来，把突破的希望全部压到买走了那珍贵的28%的人身上。

　　第一步，当然是找到买走28%的人。

　　最初的消息隐约显示股权去向与印尼有关，当时有传言指可能是印尼总统梅加瓦蒂的丈夫收购了股份—因为谁也想不到印尼木材商人如何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突然拿走了它。2003年10月7日，10+3会议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中国总理温家宝等高层领导正在当地出席会议。陈久霖带上投资经理，直奔巴厘岛，希望通过借助上层力量，寻求机会找到那个幕后投资人，说服他把股票转卖给中国航油—当时陈认为他们目前只是草签了协议，如果方法得当，应该还有机会。

　　巴厘岛的南部已经处于半封锁状态了，位于南部海湾的会议举办地找不到可以下榻的像样一点的酒店，陈久霖和助手们就“像特务一般地等在一个路边小招待所里”，期待着大使馆的消息，陈之前电话联络到大使和参赞，要求他们帮助了解是谁买走了那28%。也就是在这个等待过程中，陈久霖一行“忽然来了灵感”—也许买方跟中国有联系！于是就在那个小招待所里(本刊记者8月21日曾经前往印尼巴厘岛，试图找到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路边小店，去了才发现，除了几个主要由外国人开发的五星级度假酒店外，到处都是极相似的矮房子，几乎难以分辨)，立即开始列单子，把能出得起1.9亿新元(28%SPC股权的价格)的印尼华人富商的名单一一排列出来，逐个筛除，看看谁最有实力，谁最可能冒险。

　　虽然经过了种种曲折，并动用了许多国内、国外的“关系”，但就凭着一股势在必得的劲头，用这样一种古老的“笨”法子，那个神秘的幕后投资人还真的让陈久霖给找出来了，这对当时的陈而言，真有云开雾散、柳暗花明之意。

　　然而，出于信守合约的精神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三个印尼商人最后还是与SPC完成了收购。可能是上帝注定要跟陈久霖把这个“玩笑”开下去吧，在刚刚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陈旋即再遭重创。

　　这一刻对陈久霖来说，最恰当的形容莫过于那句中国老话了—“屋漏偏逢连阴雨”。新加坡美丽的林阴大道，眼前新达城的繁荣景象，以及脚下那个华人建造的巨大的“财富之泉”，全都在他眼前黯然失色。

　　“男儿有泪不轻淌，并非内心无感伤。花团锦簇虽荣耀，得来全赖汗湿裳。”这首七绝，是陈久霖写自己的。

　　在那个阶段，陈久霖说，“有时，我半夜爬起来读《易经》，希望可以从《易经》里面中找到一点平衡”。当SPC股权的收购似乎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陈久霖在一天的早上4点钟爬起来看《易经》时，忽然读到一个“习坎卦”，研究了40分钟以后，陈在凌晨4点40分，把他的“研究成果”变成了一首五绝—《周易》设“习坎”，喻指处事难。重险而胜往，离“坎”是平川。然后用手机发给同事，鼓舞自己的同时，也兼作鼓舞士气。

　　陈久霖坚信，横在他眼前的正是这样一道“坎”，所有这些磨难、曲折，不过是在让他不断地通过“习坎”而超越，他决心“不放弃”。

　　在这次长达2年的收购中，陈久霖几乎使尽浑身解数，动用上所有他能动用的几乎所有力量，但直到2004年5月底，事情还依然没有任何转机。无数次暗夜里，陈久霖回想自己这两年来为了这个收购所采取的种种“非常”措施，只好苦笑自嘲。

　　柳暗花明

　　尽管印尼木材商履行了和SPC的合约，但陈久霖下的功夫也并没有白费。在“说服”过程中，陈久霖曾不辞辛苦地亲自带着木材商南下北上，到北京、到上海去看中国航油母公司的油库，当时对方虽然不解其意，但亲眼目睹了中国航油的“实体”，还是使他渐渐地对陈久霖和中国航油增加了不少信任度，这给随后开始的实质性接触和步步深入的谈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经过近半年的前后游说、谈判、磋商，2004年6月26日，中国航油和印尼木材商人的私人公司Satya Capital Limited终于签署了一个框架性协议，对方答应出售手中的绝大部分SPC股权给中国航油，同时保留一部分，以继续获利。梦寐以求的8800万股，终于重新对陈久霖露出笑脸，让他再次看到了希望。

　　但现在的陈久霖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惊弓之鸟”，那么多次触到希望的边缘又转瞬陷于绝望的经历，让他不敢轻易相信成功。不到最后一刻，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煮熟的鸭子会飞，到嘴的肥肉自己长了腿会走，一切要等到协议最后签署的时刻才能放下心来。

　　2004年8月17日，中国航油一方与印尼木材商一方，再次坐到谈判桌前。最后的谈判几度出现变故，印尼木材商不断希望追加条款，陈久霖则一直坚守阵地—2年的时间，跨越几万公里的辗转鏖战，以及大把付出的心血和金钱，完全可能在短短几秒中化为乌有。半夜，压抑不住怒火加悲愤的陈几乎拍案而起，把吓坏了的同事和印尼木材商抛在身后，独自一人走上深夜的新加坡街头去散步。他说，自己当时的心情坏透了，心里一直在想，“自己受这许多窝囊气，到底是为了什么？”

　　最后，陈久霖还是回到了谈判桌上，惟一的让步是同意在最后生效的协议上附加上一个新的条款—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中国航油(新加坡)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要确保在陈久霖先生被调离公司的前6个月，通知股权出让方。李姓印尼木材商人在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前对陈久霖说：“陈先生，从此以后，我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就交到你手上了。”他说这句话的含义是，如果中国航油的股价上涨，他所持有的中国航油2.08亿新元股票凭单就会得利，反之，也可能颗粒无收。而他把宝押在了陈的身上。

　　上帝关上一道门，却又打开了一扇窗。8月18日凌晨，这扇上帝之窗终于为陈久霖和中国航油开启了。不管怎样，在这个要命的早晨，陈久霖和中国航油终于没有让人看了笑话，在脊梁骨深处的寒意尚未散尽的时候，他们又站到了自己的历史的另一个巅峰。

　　成熟的苹果

　　2004年8月18日，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的小会议厅。中国航油3年的“老员工”、发言人John Casy，在为自己的老板陈久霖的到来，做着必要的准备。

　　此时，陈久霖正在楼下的会议大厅里，怀揣着他的就职演说草稿(上台前，他对记者说，万一选不上，这演说词就不用掏出来了)，在中国派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及200余位中资企业代表的注视下，接过中资企业(新加坡)协会第四任会长的接力棒，其背后深色的幕布，衬托出他成功“捕获猎物”后的猎人般闪闪发亮的眼睛。

　　事实上，能够使陈久霖的眼睛放出异样光芒的时刻，将在30分钟后，那时，他的舞台将从中资企业大会的现场，转移到John Casy目前所在的位置，届时，新加坡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许多新闻媒体将集聚于此，在新加坡股市已经关门休市以后，从陈久霖嘴里获悉一项足以影响2只重要股票走势的“消息”—这天早上，消息灵通的路透社发布了一条只有几十个字的简讯，称“中国航油将要宣布一项重要的并购”。早餐后陈久霖刚刚为这个“重要的并购”签署了最后协议不久，即收到路透社记者的电话，要求透露一点消息“以满足路透社用户的好奇心”，陈压抑住兴奋的心情，严格地按照律师给他的时间要求回答说：请在今天下午5点30分，前来项目介绍会现场获取有关消息。

　　陈久霖入场了。七八只各电视频道的各色话筒抢上去。其自信而乐观的笑容被摄影师的镜头及时记录，并在次日成为新加坡乃至香港各大报章“MONEY”版的头条新闻。

　　在发布会上，他对新加坡著名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的记者说：我们摘到了我们想要的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