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联民 李刚
因本报日益加大对私营企业的报道、宣传力度，最近一段时间，记者与沪上私企老板的接触也日渐增多。有些私企的创业史以及他们闯荡市场的经验教训，大多颇具“新闻性”。但不少愿与本报、与记者交朋友的老板明确持“不必见报、“不想见报之类婉拒之态。究其原因，说到底是一个“怕”字。“怕什么？经归纳，大致有怕露富、怕露馅两大类。
某制造冷冻机的私企因质优价廉、售后服务口碑好而立足市场许多年，财源也像滚雪球似地不断膨胀。但老板坚持要求记者千万不要报道。理由是“我不需要做宣传、做广告，只参加订货会，客户扩展主要靠朋友介绍或老客户推荐。后经记者辗转了解，老板另有隐衷：报纸上一登，来找他的肯定是各种媒体特别是多如牛毛的广告公司，让他无休止地花钱买名声，而真正的新客户能换来多少实在是个未知数。再说“供产销人财物一把抓的私企老板也没有时间与精力接待各路此类人马。
从上海黄浦区某职业技术学校“下海办饭店的吴先生告诉记者，前些年他因饭店效益较好又想回报社会，曾连续两年请当地70岁以上部分老人来饭店免费吃年夜饭。沪上某大报刊发了这条消息后，近至本市远至吉林、海南的诸多报刊或来头不小的所谓“企业之光、“跋涉者足迹等临时组建的丛书编辑部纷纷来人、致函找他“化缘”。这位教师出身的私企老板苦笑着对记者说，当时没办法就掏钱做了几次“秀，但却得罪了未做的那几家，处理这些事比做生意还麻烦。“见报真是把双刃剑，他的话是部分不愿见报的私企老板的共识。
另一种因怕露富而怕见报的私企老板，原因则更为微妙。
安徽插队回沪后一直经济拮据的“老三届”朱先生，10年前向全家集资开了一家印刷厂，在他统领下业务量持续上升。这些年行业僧多粥少、企业倒闭如寻常事。但他的企业依旧红火，属于船小照样不惧风浪的那种私企。当某经济类报纸想报道他和他的企业一些创业、经营特色时，他竭力拒绝。他称：“厂子是我搞大的，钱是我挣来的，但我一直只能在家里夹着尾巴做人，因为当初是借家里人的钱起步的，现在家里人已有对我嫉妒的言行，倘若再有报纸宣传，他们会更加心理不平衡。他对记者坦言，当时假如是向银行贷款开厂就没这些讲究了，毕竟能上报纸风光一下总是光彩的事。
某私营广告公司近两年因代理休闲类媒体广告及户外广告而从导入期迅速走入成长期。按常理这是个需要宣传、需要扬名的业态。但老板不愿让媒体褒扬。他的理由很特别：他的亲友中下岗、失业的较多，原本只知道他辛辛苦苦做着一份社会评价不甚高的小广告公司营生，一旦报纸上为他露了富，没准有亲友想方设法来向他要活干、要饭碗。而他这里的活不是谁都能干的，他更害怕公司变成家族制。
至于部分“红帽子私企或产权已明晰但业务上与挂靠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仍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此类私企，尽管业已致富，老板也有见报上镜一展风姿的欲望，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宁愿闷声发财。另据记者得悉，今年刘晓庆偷逃税案家喻户晓后，沪上部分财源甚茂的私企老板不仅怕见报还躲着记者，个中奥秘令人生疑。而个别通过不正当竞争致富或不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金的私企老板，内心再想见见报出出风头，现今亦万万不敢了。当然，具有社会良知的媒体得知真相后是不会替他们作秀的。
第二类怕见报的私企老板是怕“露馅。什么“馅？仅举两例：
记者曾去过沪上某生产电梯的一家私企采访，这是家科技含量、管理水平、经营能力均堪称高水平的企业，订单有时多得来不及做。可老板特怕见报。为何？他无奈地坦承，这个行当一般属于又强又大也即著名外企或老牌国企的“专利，而私企在众多国人眼中似乎仍属小打小闹为主，怎么可能介入这一行当呢？而一旦见报，说不准暴露了我们的所有制背景，或许日后有损我们在市场上(尤其是国内)的形象。现在反正我们是以公司名义进入市场的，不把私企这块牌子打出来效果反而好，因为客户一般不会深究你的所有制。等我们在市场上真正站住脚了，再报道时就不怕了。记者又注意到，他对自己的公司和中共十六大后上海私营企业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
记者近日来到一家贸易公司采访。该老板原为纺织局属下某针织厂基建科长，自沪上纺织大军随结构性调整从55万人缩减至9万人后，现年54岁的他于1998年下岗。凭借多年国企管理及在市场开拓上有较为宽泛的经验，2000年他筹资创办了这家私营企业，10多名下岗人员成为他的员工，至今收入稳定且对老板的经营能力和为人甚为满意。但老板关照记者“无论如何不要在报纸上表扬我。因为他有两个“软肋千万不能露馅：一是其公司注册资金70万元是假的，当年他是仅花数千元在沪郊一工业园区完成全部注册、开办手续的。“这在上海滩不是什么新闻，可一见报万一被有关部门盯上就麻烦了。二是其营业执照上除纺织、百货等贸易业务外，并无他长期来一直从事并作为赢利主业的快递、投送DM广告等经营范围，一旦见报后患无穷，“不仅我倒霉，弟兄们倒霉，连我的那些客户也倒霉。换句话说，他确实做了好事，但有的做法如超范围经营、投送DM广告则属于违规操作，还是远离媒体为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