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21日讯(记者梁丽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学术峰会上表示，中国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重视技术、制度和结构的变化。 

　　周其仁表示，经济增长在时间上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在理论概念上很简单，因为它只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就是动员资源，促进经济增长过程。除了食物以外，还有经济投放，长期看，多放票子是不会带来效果的，但是短期内确实有一些效果。第二个来源就是技术、制度还有结构，由于这些方面的变化或者说进步，使得放到经济当中的资源能够带来投入资源本身不能解释的更高的增长源。

　　谈到当前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周其仁认为中国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特别是从中国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讲，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定的传统。然而中国保增长的政策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政策实施中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在很高的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的技术、结构、体制的变化还不那么如意。 

　　周其仁认为，作为转型的经济，在这个领域还是有巨大的潜力。第一，从庞大的、高度的依赖外向的经济要转到内外比较平衡，特别是更好地为内需服务，这里就面临很多体制的障碍。契约市场的环境，各地政府的服务方面，还有大量有待改善的东西。这一点在保增长中非常重要的。因为国际形势、国际市场到底什么时候回来，还难以控制。对于一个大国来讲，过高的外向依存度是不太安全的。经济增长的目标最后还是要提高本国人民的福利和享受，这个领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无论从税收制度还是政府的服务制度。

　　第二，中国庞大的就业面临外销下降，这成为很大的一件事情。就业除了往经济系统里投放更多的资源以外，也包括体制方面的改变，才能够增加就业的容量。尤其是要扩大创业的容易程度，这一点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经验证明的。如果当年没有乡镇企业的开口，不会有农村劳动力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在外汇、外贸领域大刀阔斧地改革，不可能容纳上亿的劳动力做外向销售。现在要转向更平衡的发展，所以在国内的创业制度方面还要进行深入的、实质的改革。

　　最后一点，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支柱。中国今天的城市化基础部分还有一个薄弱的环节，就是土地的流动，这方面面临高度的危险，因为当层层政权没有得到很好平衡的时候，土地转让权高度的自由有可能带来财产的侵犯。但是如果不让土地资源更高的流动，城市化、数亿的农民就找不到地方转到更高生产力的部门去，像这类的两难问题都是中国保增长中应该注意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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