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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听过一次启功先生的大课，讲魏晋南北朝文学。
1980年代的大学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功利，课堂是开放式的。我纯粹是凑热闹，为了亲睹一下启先生的名士风采。
晚上七点，启功先生走上讲台，既没有拿教科书，也没有讲义。他客客气气地向第一
排的同学借过教材，翻了一下，问同学，上次讲到哪儿了？同学齐声回答，讲到哪哪了。启先生说，好，今天接着讲。说着把书还给同学，海阔天空，侃侃而谈。
看到同学认真拿出笔记本，启功先生忙说：不要记，不要记，不过是胡说八道，不值得记。老人一口气讲了两堂课，完了，笑着说：我这都是狗屁胡说的，讲得不对，你们只管批判。
我哪见过这种情形啊！回去以后就对同寝室的人学说启功先生讲课的情形。其中有人告诉我，隔壁寝室还有一个小启功呢！
于是认识了陈启智。陈兄北京人，“文革”前考入北师大中文系，没毕业就“文革”了。这批人经历坎坷，耽误了几年才分配，基本都打发在乡下。文革后调到河北一个师专当教师。现在是回母校进修来了。
陈兄戴一幅高度近视眼镜，人很和气，更显得眼睛像是一条缝。酷爱书法，每天练字不辍，而且是一手标准的启功体。由于他名字里面也有一个启字，我们开玩笑地戏称他“启先生”，他一听就紧张，两手直摆：不开玩笑，不开玩笑，传出去不得了！他越紧张，我们越是爱逗乐。
陈启智的启功体是有来由的。“文革”的时候，中文系师生下乡劳动改造，陈启智等一帮学生和启功先生同住一个屋。工宣队为了整启功，让学生睡床铺，让老教授启功睡地下。陈启智实在看不过眼，悄悄地把启功先生的卧具换到床上，自己睡在地下。
分手的时候，他得到启功先生送他的一份贵重的礼物。见他喜欢书法，启功先生背着人，凭记忆用毛边纸写下了千字文，装订成册送给他。从此，这本千字文就成了陈启智的贴身宝贝，走到哪，带到哪，也练到哪。
我见过这本千字文，16开大小，纸很一般，但字极好；比我们后来见到的启功先生的字要规整，而且要遒劲有力，这当是盛年时用心的力作。
“文革”后，陈启智捧着一堆几可乱真的启功体书法去见老先生，谁知启功先生只说了一句，你以后不要再练了。这句话陈启智一直都没有弄得太明白，也不敢再问。是说自己天质不好，不适宜再练字了？还是不要再摹仿启功先生的字了？
他以后再不敢拿字给启功先生看，但是他的启功体越写越好，想写别的体也不行了，出手就是启功体。陈兄常去看启功先生，回来就跟我们说老先生的近况。老人由一个六十多岁的侄子照顾，住在老房子里，整天就被一帮要字的人缠着。启功先生随和得很，来者不拒。有时候顾不过来，逮住什么就写在什么上。启功先生从不跟他们讲钱不钱的，懂礼貌的人，还提个点心匣子，拎篮水果过去。所以，启功先生早上起来，抱个饼干筒，吃几块别人送的饼干就算是用过早餐了。
陈启智离开学校的时候，为我们寝室每人留了一幅字，我的那幅是唐诗，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可惜的是，这些年东奔西走，这幅字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
作者:孙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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