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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丁堡到伦敦，所有的旧书店都让我想起昆德拉的一句话——它让我们如此陶醉：它是美。查令十字路的淡定朴素，更让我深信读书人就该是这样，爱书人更该是这样。书中有的不是颜如玉，不是黄金屋。书中有的，只有朴素沉静、无边无际的美。
伦敦本不在我英国之旅的计划内，许是因为离得近了，唾手可得之下，反倒失去了吸引。但吸引还是来了并且不可抗拒——3月，从一个出版专业的同学那里听说他们正在订票准
备去参观2005伦敦书市，我在路边当即拍板：我要去伦敦！谁叫我是个书虫子呢？
查令十字路几乎成了伦敦印象的代名词
上网查清了书市开幕的时间、地点，我以最快的速度订好了最便宜的长途车票和青年旅馆。等忙乱过后，万事俱备了，我才慢慢回过味来，其实在潜意识里，书市只是我伦敦之行的一个引子，原因很简单：一个新出版物的展览会，参观价值自不待言，但参与价值就不好说了，一来英国图书价格高得骇人，动辄合人民币三四百块，二来我的感觉器官还是更容易为那些历久弥香的旧书所吸引，几乎已成条件反射。
最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英国呆了大半年，自问还是个归家心切的“土鳖”，就是养下个“洋”毛病——逛二手英文书店。而且走南闯北多年，好赖也算得上是“老驴”了，现如今却发现如果目的地没几家旧书店，便顿觉游兴大减，那旅程也变得可有可无了。
伦敦之行让我充满期待。尽管对于伦敦的二手书店，我所知者仅限于老朋友经常挂在嘴边的查令十字路，但我深信以伦敦之大，历史之悠久，旧书店肯定不会少。面对宝藏，只要有地质队员的眼力和耐心，书香盈袖只是时间问题。
查令十字路对我来说早已不是个陌生的名字了。四年前出版的《书店风景》让我第一次对国外的旧书店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也第一次模模糊糊觉得也许以后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但那时的想法实在太朦胧太遥远，像一团摸不到的雾，很快就散了。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和查令十字路的相识，这名字实在很有特点，几乎成了朋友心中伦敦印象的代名词。而这也让我和它的相逢来得没任何悬念。去伦敦之前我就在地图上明确标出了它的位置，而它离我住的地方也只有十五分钟路程。
朴素是它从外到内一以贯之的风格
初到伦敦的那个细雨蒙蒙的清晨，我拖着箱子在陌生的城市穿行，查令十字路仿佛是我在这里唯一熟识的朋友，我总觉得它好像是在等着我到来。穿过莱切斯特广场，走过查令十字路图书馆，查令十字路书店出现在纽波特街的转角。
和照片相比，它的外表显得更平凡、更不起眼：墨绿色的基调，低矮的玻璃门两边各一扇落地橱窗，没有招牌，店名就刷在门梁上，有一种素面朝天的自信。也许是因为地处寸土寸金的伦敦，无论是举架还是门脸都显得伸展不开，就像老家小镇上的合作社，晚上还要关板的那种。离开业时间还早，我站在雨中和这个初次见面的老朋友打过招呼便继续赶路了。
刚到伦敦的那几天都是在外围转，几乎每天都是在旅馆和不同的火车站之间穿梭，查令十字路就默默注视着来去匆匆的我。而每次经过它的门前，我都会投去会心的一笑，跟这个“老熟人”打招呼：“我很快就来的了。”
外围终于扫清，我像赴一个不见不散的死约会，早早离开旅馆，奔向查令十字路。
朴素是它从外到内一以贯之的风格。进得门去，左手边背靠橱窗放着一个两米多长的长方形木质柜台，与柜台隔一条过道，是平行摆着的四列书架，书架间的空隙仅够一人通过。早晨的阳光从缝隙透进来，可以看到静静漂浮着的灰尘，连它们也在帮忙维护这一片安静的出世的空间。
而查令十字路的书架也是我见过最朴素的一种了，粗粗拉拉的线条和手工，油漆过的表面甚至都遮不住那木料的粗糙，靠边角的地方用角铁加固，倒像是仓库里的工具架，透着不修边幅和年久失修。店里的存书量也不很大，感觉上不超过一万本。但就那么随意一扫的工夫，进门右手第一个书架就把我的目光拽住了：
《国富论》全本，伦敦商学院WILLIAMLETUIN作序；1886年版《PUNCH》（19世纪中后期在报纸上连载的连环画）第90卷；
1936年插图版儿童读物《通俗故事读本》；
1948牛津初版本《CIVILIZATIONONTRIAL》；1978年版《月亮与六便士》；
1967牛津初版本《ACQUAINTANCES》1976牛津初版本《人类与大地母亲》。
书中有无边无际的美
店员结帐的时候，我注意到门玻璃上贴着的打折告示，上面说从三月十五日起所有书籍七折优惠。想到十四号就要回程，我心里不免有点失落，就和店员聊起为什么全场都有这么大的折扣。这个热心的中年男子告诉我，他们的书全部是从威尔士那个著名的旧书店遍布其中的小镇HAY－ON－WYE（这个镇子我心仪已久，恨不能一步跨将过去，直捣黄龙）进货的，每个月的下半月都要清旧货上新书——我明白了，怪不得最吸引我的文史哲那些书架有好大一部分都已经空了，原来是赶上了青黄不接的时节。
尽管如此，这里还是让我这个远道慕名而来的“淘客”感受到了一家老字号的独得之秘，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的有些书夹着不知是书主还是店主夹进去的剪报，关于作者或关于书的。
《国富论》全本里就夹着1979年11月25日的《观察家》报，文章称亚当·斯密为经济学之父，凯恩斯为他的时代的预言家，弗里德曼为学校的大祭司。文章还对比了这三大经济学家各自的核心理论，由此分析当时执政的撒切尔政府采取的经济和货币政策。
而在《ACQUAINTANCES》中夹着两份剪报：一份是1975年10月26日，也就是汤因比先生去世一周后，《星期天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他的论文精选。该文章的同名书籍《Lifeafterdeath》，同时也是汤因比先生的最后一本作品于翌年付梓。另一份是1975年12月20日刊发在《泰晤士报》的一篇根据未出版的信件分析汤因比先生宗教观变化的文章。
回学校后翻看这些书时发现，《国富论》中还有很多读者做的眉批，让我想起在牛津大学印刷博物馆看到的关于中世纪书籍的介绍，说是当时的人有在书上做批注的习惯，但很多批注与书无关，比如有个孩子就写道，他想要双新鞋子，但哥哥不答应，他为此非常愤怒和痛恨。想到此，心中不由大乐，等有空了，好好琢磨一下这位仁兄写了些啥，搞不好也能弄出个“某批国富论”来呢。
从爱丁堡到伦敦，所有的旧书店都让我想起昆德拉的一句话——它让我们如此陶醉：它是美。查令十字路的淡定朴素，更让我深信读书人就该是这样，爱书人更该是这样。书中有的不是颜如玉，不是黄金屋。书中有的，只有朴素沉静、无边无际的美。
作者:韩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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