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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的校长念别字、教授把“小篆”说成“小隶”，这样的事情一出现，对于许多批评家来说，属于“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因为一般情况下，确也不大容易逮到如此重量级的人物来教训，何况他们的错误如此毋庸置疑，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进行全面、深入地讽刺（比如说调任后宰门小学）、感叹（篆隶不分，斯文扫地）、批评（丢脸丢到全世界去了）、帮助（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改了就好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参与，娱乐性都很强，快感大概也不低。
杂文家鄢烈山也据此撰文说，这个“口误”事件“是他们文化素质不高的表现”，“但最要紧最要不得的，是不经意间流露的、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的，名校长官和教师的傲慢。”为什么从“口误”能够推论出傲慢的结论呢？因为：出席那么重要的场合应该预先礼贤下士做一下“功课”，如果做了“功课”就不会出这样的错误，出错是没有做“功课”的结果，而不做“功课”则是因为傲慢。但我以为鄢烈山的推论或有点过甚其辞。
由“口误”就断言文化素质不高，相当于从感冒断言某人身体素质不好，但身体素质非常好的人也会感冒。再说，出错可以是由于傲慢，但不必然是由于傲慢。上周世界围棋棋王战，王檄对李昌镐一直下得不错，最后收官阶段被对手下出一个连业余棋手都知道的“倒脱靴”，输了。愿意的话，你大可以说王檄丢人丢到全世界去了，是骄娇二气导致的必然结果，应该痛改前非云云。但至少在围棋界，这类深刻查找原因、吸取教训的做法已不流行，因为，人是会犯错误、甚至犯低级错误的。一个人出错，可以没有深刻的原因，尤其没有什么负面的根源，错误只是错误，什么都不说明或证明。
不过，我们似乎有那么一种“上纲上线”的传统，很多人对知识上的错误或盲点快速地进行“负面推论”也比较驾轻就熟。所谓“负面推论”就是要证明你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文化上是素养不够的、品行上是有欠缺的、整个人都是有点问题的，这样是很“要不得”的，你应该不是“这样的”才对的……之类，这样一种查找原因的推论，主要目的不大像是告知或普及正确的知识，而是确证你有错、提醒你在历史上有过错，帮助你牢记一种“歉疚意识”，进而巩固一种正确者对不正确者的权力关系，强化正确者的优越性。
波普曾经劝谕中国人不要认为犯错误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犯错误与改正错误本身就是知识进步的一种必要途径。晚年胡适亦说宽容比自由还要来得重要。宽容当然首先是对错误的宽容。但这些堂皇大道理，那些得理不饶人的人、把问题总是归结到人格人品上去的人、不矮化别人就觉得不大过瘾的人，或许都了解。在所谓“后现代”，他们或许同时把痛扁、炮轰等等认作是一种娱乐行为和消遣方式，甚至是养生之道，亦未可知。
作者:五文弄墨◎王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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