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书的流落
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慈禧太后一次过生日，传教士为她特制了一套宫廷版中文本《圣经》，只印了四套。慈禧看后兴趣不大，倒是光绪皇帝十分上心。后来这宫廷版《圣经》让火烧圆明园的士兵带回欧洲一部，几经辗转归了美国圣经会。如今仅存世一部。
因为自己喜欢搜罗些西文旧书，便产生好奇心：这些旧书是怎样流落到中国来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带进来的？读了一些中西文化交流的史料，知道大抵最早是由传教士把西文书籍带进中国的，也是传教士最早把西方典籍翻译成中文的。于是在逛旧书市的时候，也留意起这方面的实物来。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慈禧太后一次过生日，传教士为她特制了一套宫廷版中文本《圣经》，只印了四套。慈禧看后兴趣不大，倒是光绪皇帝十分上心。后来这宫廷版《圣经》让火烧圆明园的士兵带回欧洲一部，几经辗转归了美国圣经会。如今仅存世一部。中国有一位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专程去瞻仰了这部《圣经》。我疑心这部《圣经》是19世纪中叶“官话和合本”，这个本子一直被中文读者用到20世纪90年代。现在市面上的“普通话本”是香港90年代初出版的，总算有了另一个译本。
1908年（光绪34年）我不知道在《圣经》传播史上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年份，但我手里的两个《圣经》旧本子都印着这个年份。一本是线装铅印的《马可福音》，是苏格兰圣经会发行的，有“英华书馆铅版”字样。我感兴趣的是编发这本福音书的人写的“序”，里面教人对上帝产生崇拜之心，半文半白倒是很耐读的东西。这让我想起1895年5月英国李提摩太“序于上海广学会之寓庐”的《泰西新史揽要》：“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熟悉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人大抵知道李提摩太和广学会在沟通中西文化里所起的作用。我手里有一本商务印书馆早期印的《华英四书》就是李译述的。当然，李的野心不止是学术，他认为自己所从事的翻译工作是“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李给《泰西新史揽要》写序时中国恰经历了“甲午风云”，他的文字不能说没有针对性。我自己则对“广学会译著”这样的字眼更感兴趣，此外还有“美华书馆铸铅校印”之类。这些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以前只能在前贤的书里读到。《泰西新史揽要》也是线装，有8个分册，我在北京城南报国寺付了大价钱买的。另一本也付了大价钱的书是“大美圣经会”1908年印行的《新约全书》，西式装潢，单册，羊皮封面，烫金，竹节书脊。卖书给我的是一个山西书贩，不常来报国寺。行色匆匆，马上要赶中午的火车回去，我因此来不及问书是从哪里收来的。不过，我知道山西是传教士活动频繁的地方，有他们办的山西大学堂。几年前我在潘家园找到一本1905年的《天文图说》就是“山西大学堂”印的。你说，中西文化交流的这些细节是不是很有意思？
作者:【广场一角】◎潘小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