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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生病，大致说来都是身体方面的原因。但过往的神秘主义者对此可能别有解释，比如说“作法”，制一人形木偶针刺之，并念些口诀，就可以令某人倒下。这个“作法”，对于一个人生病倒下，其实乃是外部性的问题。
上周六陈丹青跟王志在央视“面对面”。王志问陈丹青辞职是不是炒作。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也不是空穴来风，陈丹青近期有一本书《退步集》在坊间销售，慢慢地卖得也不错
。王志于是有此一问吧。
但对于陈丹青辞职，这是一个外部性的问题。炒作不炒作，跟陈丹青为什么辞职关系甚小，跟陈丹青辞职的意味，更是“外部”得非常遥远。一档30分钟尚不足的节目，问外部性问题，就“见小”了。
陈丹青辞职，也涉及到“内部性”和“外部性”。简单地说，陈氏在清华5年招不到研究生，原因大概是，能够通过“两课”（政治与外语）考试的，专业上陈不满意；陈满意的，又“两课”不通过。
在陈看来，一个人画得怎么样，“两课”分数是外部性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我理解起来甚易——比如下围棋的，假设先考“两课”，再定是不是可以入选专业队，很不容易出人才吧？一个人是不是有绘画天分，这有系列内部性指标，有经验的导师一眼就可以识别，“两课”考试，“外部”极了。
不过，在陈丹青关注的绘画范围内，“两课”考试是外部性问题，但换一个范围就不一定了。换一个范围来考察，其实倒是非常之内部性。
假设，取消“两课”考试，那么就只看专业了，而专业如何，当然由导师来评判。如此一来，导师就拥有了决定性的权力。别说领导了，就是我等寻常百姓，一想到导师权力如此之大，不禁浮想联翩：火腿送得多的人、秀色可餐的人岂不是机会大大的？
因此试“两课”，撇开内容不说，在形式上乃是一种权力制约：加上“两课”考试的门槛，导师就只有积极的否定权，没有积极的肯定权——导师不想要的，他可以不要；但导师想要的，他未必能够要得到。陈丹青郁郁乎闷哉，症结其实是在这里。
权力常常是做事的前提之一。当年梁漱溟没有上过大学就被蔡元培聘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蔡元培有权也。在这段佳话中，蔡的权力是关键。如果蔡的个人权力被体制化掉，就无此美谈了。
故，陈丹青辞职的意味之主要者，就是使我们这些不在校园中的外人，有机会了解，艺术教育的内部性问题如何经过体制化的框架被淡化乃至取消，于是体制就演变成为一种“汰优机制”。其中，体制的构架又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类叙事，在小说中见之于卡夫卡。在现实生活中，不限于陈丹青看见的艺术教育。强化外部性的诸多做法，大抵类似“作法”，往往令局外人觉得神秘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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