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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及其《时代》对中国的关注，无疑与二十世纪初美国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亚洲、转向中国密切相关。
早在卢斯的父辈们来到中国传教时，美国政治家、商人就注意到了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他们一直关注并试图影响中国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的走向。在卢斯看来，已经成为一流强国的美国在二战期间开始了“美国世纪”，而这一“美国世纪”是与参与亚洲
和太平洋地区的事务紧密联系一起的。卢斯为美国的强盛而自豪。他的传记作者写到，卢斯在中国时与父母生活在舒适、富裕的小天地里，而小院外面他所目睹的是贫穷、落后、动荡。这种强烈反差深深刺激着他，也影响着他。童年期间，卢斯曾和父母一同回国探亲，亲自感受到了美国的富裕。晚年时，在和《时代》公司的一位职员讲到自己在中国度过的童年时，卢斯曾这样说：
我可能形成了关于美国的太浪漫、太理想化的观点。我距美国很遥远，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对于我来说，只要美国能成为一个黄金国，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确，我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看法，即，假如美国有什么过错，那就是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美国有太多的人变得太富有，而富人则更容易变得有罪。形成这一理想化的美国观，是因为我接触到的美国人都是好人。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在于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具有特殊感情。1941年，在一次演讲中，卢斯说：“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拥抱着和平、宽容和正义的理想。”（1941年3月12日，在波士顿中国学院午餐会上的演讲）《卢斯时期的中国影像》作者还指出：“他将他们视为充满智慧、能干的人类生命，他不同意对中美合作的指责，相反，他称赞在中国的美国教育家们在抗战前所逐步推进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由美国人创建的教育机构。‘美国人应该越来越少，而中国人应该越来越多。’”（以上引文均转译自《卢斯时期的中国影像》第72页）
关注亚洲，对于卢斯来说，更大程度上就是关注中国。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这天，卢斯与父亲路思义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这一天，卢斯和夫人在寓所吃午餐时，传来了珍珠港令人震惊的消息。卢斯立即前去编辑部指导即将付印的《时代》、《生活》杂志的修改。与此同时，他给父亲打去电话。路思义当时与女儿女婿一起住在哈佛。路思义年届七十三岁，且重病在身，但他仍为听到这一消息而振奋。他和儿子一样，为了中国早日获胜，一直希望美国能对日宣战，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们为此而感到宽慰。路思义说：“我们所有人现在都会明白我们对于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对于我们的意义。”
说完此话，路思义于当天晚上逝世。这个热爱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死在亚洲战局和中国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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