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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盗火者文丛》
翻译家们自己开口了
◎徐伟锋
翻译家在欧美的地位远远不如在中国的，常常被比为应声虫、影子、门下走狗、仆人、通信员、间谍甚至叛徒。卡莱尔曾把像他自己那样的文学家比成英雄，是受人崇拜的神祗；但翻译家却沾不着英雄的边，只能沾点英雄的光
社会对翻译家的重视远远不如对作家的尊敬
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来说，翻译厥功甚伟，有口皆碑；但社会对翻译家的重视远远不如对作家的尊敬，这似乎也是事实。去年，我在翻译前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作品时，碰到一些问题，遂通过“买办”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他本人请教。我除了提翻译问题，还问了几个有关他的小说叙事模式和思想寓意方面的问题。他老人家对翻译问题一一做了解答，而对其他问题却避而不谈，还放话说：“译者只要忠实地把他的作品译出来就行了，不要多问。”我知道，翻译家在欧美的地位远远不如在中国的，常常被比为应声虫、影子、门下走狗、仆人、通信员、间谍甚至叛徒。卡莱尔曾把像他自己那样的文学家比成英雄，是受人崇拜的神祗；但翻译家却沾不着英雄的边，只能沾点英雄的光。欧美翻译家似乎甘拜作家的下风，当然，他们有他们保持心理平衡的支点——比较高的翻译稿酬。
孤傲如库切者，是不怎么把翻译家放在眼里的，他甚至可能认为，译者是没有资格跟他对话的，哪怕是提问的资格都没有。当我以译者的身份要向他讨论美学问题、思想问题时，他可能觉得我是越界的、犯规的，所以压根不理我。但库切不知道，在中国，职业翻译家的比例并不高，许多翻译家跟在下一样，是自己嗜好舞文弄墨的。我们之所以不辞艰辛，学习外语，目的是要更加直接、便利地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不仅帮别人拿，更重要的是，自己喜欢吃，要尝鲜，要吸纳各种异质性的营养。鲁迅把翻译家比成普罗米修斯，普氏把火种从天庭偷出来送给地上的人类，翻译家则把外界的思想、情感、艺术之火盗来送给同胞。这两种行为中的共同点固然在于“火”。翻译家把火偷来后，主要不是自己用，而是提供给别人的，是所谓无私的“盗火者”。但也有许多译者在把火偷来后，先用来自己煮肉吃，然后再连火带肉转送给别人。
中国的翻译家们有“盗火”情结
如果说“火”象征着灵魂，而“肉”就是我们的身体；那么，翻译，正如很多人说的，是“借尸还魂”，绿原则说是“借躯还魂”。他为什么不喜欢跟着别人说“借尸还魂”？因为他不是职业翻译家，他是作家兼翻译家。这一字之差恰恰彰显了这两种身份的区别。前者的任务是把灵魂从一副语言的外壳输送到另一副语言的外壳，后者多了一道程序，是从语言到躯体再到语言；在作家的译本里，可能，哪怕，有那么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但读者可以感觉到，译文浸透了译者的主观感受和情思，具有更强的感染力。更进一步的含义是，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偷偷把原著的灵魂摄入自己的躯体，成为自己灵魂的一部分，使之与自我永不分离。因此，作家在翻译时，有两副躯壳用来“藏匿”火——他的母语的身体和他自己的身体，而两者又是水乳相溶的。
中国的翻译家们有“盗火”情结，不管是“借尸还魂”，还是“借躯还魂”，他们都有对灵魂的膜拜和信赖，这是他们矢志甚至终身从事翻译这项最费时费力的工作的内在动力，所以他们很少计报酬。尽管许多翻译家私下里在抱怨翻译稿酬的微薄，但他们还是像老黄牛一样在这片园地里耕耘。供职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黄杲先生曾经跟我说，编辑是“为人作嫁衣裳”，他是把翻译作为自己的园地的；但更多的翻译家是把翻译当作“为人作嫁衣裳”。记得冯亦代曾说，翻译家辛辛苦苦，最终只是为千万里之外的原作者服务一把而已，是没法跟原作者比的。他一生主要的工作是两项，一是翻译，一是介绍（多以书评的方式）。这两项工作，他都不认为具有本体性意义，所以，他戏称自己是“跑龙套”的。杨武能先生写过关于歌德的专著，他说，那是因为有人指责他只会译不会写，他要证明给那人看，他也能写。
其实，从驱遣语言的层面上说，写作只涉及到一种语言，翻译则是要处理两种语言。学好外语岂是易事？香港《诗网络》的主编王伟明先生是充分认识到翻译的艰难和价值的，所以他给译者的稿费比给作者的还要高些。柳鸣久说翻译家是引进者，“而引进者不过就是古丝绸道上的贩运者、驮队，就是在大江阻隔下的摆渡者而已。”原创性作家往往自诩是为永恒工作，能进入不朽者的行列；翻译家还没有这样的豪言。英国某翻译理论家说，译本的平均寿命是50年；这一个观点曾使老翻译家屠岸先生嘘唏不已。我只好用“四库全书”里的佛教典籍译本来安慰他。
翻译家纷纷加入了随笔家的行列
做翻译的人本来可以守着本分，在不同语言之间做点“腿”工作，就功德圆满了。但是，越来越多的翻译家不满足于仅仅给别人牵线搭桥、生火煮饭，他们自己也要走、也要吃。鸠摩罗什说译事乃“嚼饭与人”，现在，翻译家们更喜欢把翻译当作滋养自己文笔的要素。他们不仅要做“借尸还魂”的巫婆，还要做“借躯还魂”的巫师。他们纷纷加入了随笔家的行列。
或许是由于翻译家们自己开口多了，社会对翻译家的关注也热闹起来。像《中华读书报》这样的业内报纸和《新京报》这样的大众媒体，都在最近开起了全面介绍翻译家的系列专栏。中央编译出版社甚至为翻译家们出了一套散文集。在这套10卷本的文丛里，作古的和健在的各有五位。他们中有的是先创作后翻译的，如绿原；有的是做了一些翻译之后再创作的，如高莽；更多的是边写边译的，如萧乾，他把自己的一生归结为“写译人生”。
绿原先生是“七月派”老诗人，曾经因为“胡风案”而被关进秦城监狱。他曾在复旦大学学习英语、法语；在监狱里，为了不让自己发疯，也为了弄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自学起了德语。都说德语是最难学的，都说学外语要趁早；而绿原却凭着超强的毅力，居然能在而立之年把德语学得能独立翻译的程度！晚年，他孜孜于翻译德语和英语文学、美学作品，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他译的《浮士德》曾荣获“鲁迅文学奖”。在这部散文随笔集《寻芳草集》中，收入了他为自己的译本所写的序，也收了一些回忆性的文章，还有几篇是生活随想。他的序显现了他晚而好学的美德。
柳鸣久先生是我国法语文学界的“大拿”。在文艺思潮风起云涌的1980年代，他曾扛着人道主义的大旗，顶着压力，大力引进法国存在主义，对萨特和加缪用功最勤、造诣最深，他的《萨特研究》是轰动一时的名著；当时有人道主义姓“资”和姓“社”的争论，在这一意识形态背景下，柳鸣久的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研究，具有警世的作用，而且具有恒久的意义。他曾长期在法国参观访问、学习研究，熟谙法国的人和事；他又喜欢随手将观感记下来，写成游记，但他写的又不仅仅是游记，因为他是带着观念去的。他除了给读者讲事物的来龙去脉，还讲其中的寓意，尤其是对中国读者的借鉴意义。作为中国的法国文学译介权威，柳鸣久深受法国文学界人士的青睐，他们都乐于跟他交往，接受他的采访。他写的采访记或者说印象记现场感强，新鲜而生动，他善于描摹，能绘声绘色地展现人物的风采。他翻译过、主编过许多书，都写过相当长的序，他还时不时给别人的书写序，所以，他的这本散文集中，也收入了多篇序文。这些是我们阅读理解有关作品的津梁。跟绿原一样，柳先生也写了不少关于人物和交谊的文章。这些都是重要的史料。绿原的文字非常认真，有时甚至显得矜持；相比之下，柳先生似乎更具有诗人的天真和豪迈，颇具梁任公青壮年时代的文风，不管是叙述还是议论，常带情感，而且是激越的、爽利的甚至是一泻千里的情感，感人至深。
在柳鸣久先生主编的这套文丛里，有好几位跟诗歌有关，如冯至、卞之琳、梁宗岱和绿原，李健吾则是名重一时的诗歌评论家，许渊冲则是英语兼法语诗歌翻译界的魁首。也许在内心深处，柳先生把自己也认作诗人呢。
作者:◎徐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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