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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笔下的人物往往因为自己折腾而一度坎坷，但他自己一生颇为平稳，甚至可以说享尽荣誉的。他曾三次获美国全国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1976年，更以“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摘得诺奖桂冠。被誉为“美国当代文学的发言人”，并与威廉·福克纳一起被称为“20世纪美国文学的脊梁。”
索尔·贝娄是思想型、学者型作家中的翘楚
最近的美国文坛，真叫祸不单行，大师一个个魂归道山，苏珊·桑塔格走了，阿瑟·米勒走了，现在索尔·贝娄也走了。当然，这也说明美国文坛耆宿储备之丰富；的确，“二战”以后，在文学上，新大陆与旧大陆（欧洲）开始平分了秋色。索尔·贝娄无疑是上世纪后半期美国文坛劲旅的领军人物。
1915年，索尔·贝娄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镇，幼年在蒙特利尔度过，父母是来自俄国圣彼得堡的犹太移民（商人）。1924年，全家迁往美国芝加哥定居。芝加哥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1933年，贝娄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学到西北大学，1937年，获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后来，还曾去威斯康星州攻读硕士学位。除了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编辑、记者及在商船上短期服役外，贝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学里执教，先后认教的学府有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波士顿大学。他在学界最高的位置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这个向全世界开放的委员会由各个学科的顶级人物组成，其委员中有多名诺奖得主，如2003年文学奖获得者库切（南非人，现在澳大利亚）。
美国作家有个传统，那就是注重生活体验、社会经验，所以，一般都不爱上大学，有的进了大学，也会为了写作而退学；但是，自从1950年代以来，随着大学制度的完善，作家们纷纷投入大学的怀抱，不仅争着上大学，而且争着把大学作为人生庇护所和思想的冶炼场。这使作家们的个性和风格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由感觉型、生活型作家转变为思想型、学者型作家。这并不是说身为大学教授的写作者缺乏感觉和生活，因为，生活本身的包容面很广，从某种意义上说，活着就是生活，大学校园里的生活，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也有其丰瞻性、多样性和生动性，况且，作家的本领不仅是亲身体验，而且是设身处地的体验，是观察和思考，这从钱锺书、贝娄、库切等人以大学为背景、教授为主人公的诸多小说里，可以见出。早在1980年代，王蒙就呼唤过“学者型作家”，但时至今日，中国的学者型作家还是太少；甚至有一股逆流，有些成长于文革的作家还在叫嚣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口号，一帮“失学”青年也跟着起哄，把学养与所谓的才华对立起来，用小聪明对抗大学问，用狭隘对抗宽广，用浅薄对抗深邃。索尔·贝娄作为当今思想型、学者型作家中的翘楚，视野之经天纬地，思想之洞若神明（学问是拓展视野、锻炼思想的利器），罕见其匹。他的好多作品主人公都是教授，当然，其活动场所没有局限在校园，甚至没有局限在美国。
贝娄相信“事实王国与价值标准王国不是永远隔绝的”
贝娄度长达60年的创作生涯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时期。
一，发轫期（1941－1952），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如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短篇小说《两个早晨的独白》（1941年），这些中短篇小说后来收入作品集《且惜今朝》（1956）。他早期也写了两部并不长的长篇，即《挂起来的人》（1944,又译《晃来晃去的人》）和《受害者》（1947），这两部作品结构优美、语言平实、趣味盎然、观察入微，出现了“贝娄式的、反英雄式的主人公”，颇为业内所瞩目。
二，中坚期（1953－1989），以长篇小说为主，荧荧者有《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雨王亨德森》（1959）、《赫索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系主任的十二月》（1981）、《而今更见伤心死》（1987）和《偷窃》（1989）等。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且惜今朝》（1956）和《莫斯比的回忆》（1968），剧本《最后的分析》（1965）以及游记《耶路撒冷去来》（1976）等。《奥吉·马奇历险记》是贝娄的成名作，把“丰富多彩的流浪汉小说与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结合在一起，融合了引人入胜的冒险故事与接连出现的激烈行动和悲剧性情节”，描写了自我意识和个人自由，尤其阐释了自我本质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在叙事模式上，他抛弃了早期作品的严谨或者说拘谨，采用枝蔓式结构，加入许多的穿插。可以说，这部小说奠定了贝娄自己的风格。《雨王亨德森》主人公亨德森是一名百万富翁，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但什么都无法满足他内心的欲望，他心里始终喊着“我要，我要。”这不是物质问题，而是精神问题，他得了精神空虚症，变得喜怒无常，成了害群之马。为了找点事做，他开始养猪，但这改变不了他那猪一样的生活。因此，他已逃离的方式离开美国，前往非洲腹地，在原始部落中寻找对自我的认定。最终，他领悟到，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他自己的欲望是否能得到满足，而在于是否能为他人做事。于是，他感觉自己获得了新生，由猪变成了狮子，跟孩子在一起（这个关于自我再生的比喻来自尼采。）早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贝娄就显现了惊人的想象力，在《雨王亨德森》中，这种想象力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他在写这部非洲题材的作品前，从未曾涉足非洲；而他对非洲的地理、草木、民族风俗、原始仪式都写得细致逼真、活龙活现。当然，想象总是要一定的基础，对贝娄而言，这基础不是生活，而是知识，他毕竟专门学过人类学。但是，他对知识的还原能力还是令人钦佩不已。《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和《洪堡的礼物》等作品都深刻探讨了当代社会的精神问题和道德危机，但结局都显现出亮色，人物都重新回到正常的思维和理性的态度，仿佛扬起的灰尘被洒上了水，空气环境又变得清净起来。这主要是因为，贝娄坚信永恒的价值标准，哪怕现实社会远远不符合他的价值标准；他也相信“事实王国与价值标准王国不是永远隔绝的。”换句话说，事实王国正在逐渐靠近价值标准王国。
三，衰退期。进入1990年代以后，贝娄鲜有作品问世，只出了散文集《集腋成裘》（1994）。不过，出人意料的是，2000年，85岁的贝娄以衰年之雄气，发表了长篇小说新作《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这是他的第13部长篇小说。小说带有寓言性。讲述了一位现代苏格拉底逐步走向死亡的故事。阿贝·拉维尔斯坦是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接受了一位作家朋友的建议，写了一本攻击相对论、美国的教育制度和美国日益下降的国际地位与影响的书，畅销一时，使他一举成名，成了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等大人物的座上宾。拉维尔斯坦身上有多种矛盾，他是严肃的知识分子，但又喜欢娱乐片。他既追求永恒价值，又纵情于物质享受；既是新保守主义者，又有娈童癖。这么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其原型是贝娄的老友、《美国意识的终结》的作者阿兰·布鲁姆（已故），而那位作家就是贝娄自己。因此，这部小说带有很多的传记色彩甚至自传因素。
索尔·贝娄笔下的人物往往因为自己折腾而一度坎坷，但他自己一生颇为平稳，甚至可以说享尽荣誉的。他曾三次获美国全国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1976年，更以“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摘得诺奖桂冠。被誉为“美国当代文学的发言人”，并与威廉·福克纳一起被称为“20世纪美国文学的脊梁。”地位俨然在海明威、艾略特之上。当然，这是一家之言。
作者: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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