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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常谈了：翻译是什么？
西方人幽默，好出惊人之语。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名言云：“翻译如女人，贞洁的不漂亮，漂亮的不贞洁。”得得，搞翻译成了找老婆，既要贞洁又要漂亮。而这谈何容易，别说在全方位开放的今天，即使在封建时代也没几个男人有此艳福。又云：“翻译即叛逆”、“翻译是误解的总和”，喏喏，翻译又成了叛徒，还必须以错为对信口雌黄，端的匪夷
所思。
相比之下，还是国人说的一听就明白。如一代翻译宗师傅雷先生自嘲翻译乃“舌人”。也就是说翻译就是要鹦鹉学舌，须巧舌如簧惟妙惟肖———“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创作”。杨绛女士则称“翻译是一仆二主”，译者要“同时伺候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读者”。这说明翻译活儿并不好干，弄不好两头受气。整容成银幕上的韩国佳丽，读者可能直勾勾盯住不放，但原作者难免恼怒不贞洁；而若搬来满口“洋泾浜”一脸横肉的山姆大妈，读者又必然皱起眉头走人。杨绛女士天生出手不凡，自然处理得恰到好处皆大欢喜，但杨绛毕竟天底下只有一个。于是仍有人问“翻译是什么？”
也有人这样问我。那么就姑且让我模仿洋人幽上一默：翻译是间谍。
村上春树说人这一存在就像一座二层楼。一楼是客厅餐厅，二楼是卧室书房，还有个地下室——一般人的活动范围到此为止。至于地下室下面还可能有的地下室，由于有一扇非常特殊的秘门，一般人打不开进不去，进去了也可能出不来。而他因为掌握特殊技术，所以既可开门进去也能够关门出来。那个地下室就是自己的灵魂，没有电灯，一团漆黑，他在那里鼓鼓捣捣，“看该看的，体验该体验的”，之后关好门上来，于是推出了一部部小说，如《挪威的森林》，如《奇鸟行状录》，如《斯普特尼克恋人》，如《海边的卡夫卡》，如《天黑以后》。
不用说，既然人家村上君费好大劲进入那个地下室的地下室——灵魂的地下室摸黑鼓鼓捣捣东摸西看，那么如果我只在明亮的一楼客厅跷着二郎腿悠然自得地喝茶，译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一楼客厅式的东西而不是地下室的地下室式的东西。我若想译得好，就必须当间谍，至少像间谍一样尾随其后钻进那扇秘门后面的黑乎乎的地下室，并让眼睛尽快习惯黑暗，看他看什么、摸什么、鼓捣什么，继而他看什么我看什么、他摸什么我摸什么、他鼓捣什么我鼓捣什么。细听他的喘息、偷看他的表情、感觉他的心跳和体温。当然最重要是进而猎取他的灵魂信息，随他一起潜入他的灵魂深处，迅速捕捉其灵魂哪怕稍纵即逝微乎其微的闪烁和震颤。一句话，就是把他的魂儿偷出来！世上有军事间谍，有经济间谍，有爱情间谍，翻译则是灵魂间谍。
记得前年在东京见村上春树的时候，他说他写作的目的就是“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那么作为翻译尤其文学翻译，目的不妨说是为了灵魂的对接、灵魂的交流。当然，并非所有的翻译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例如我在翻译三岛由纪夫的时候就束手无策。较之对接和交流，更是一种碰撞和对峙（并不仅仅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感到很累、很痛苦。也就是说他这个人的魂儿我偷不出，这个间谍我做不来，因为灵魂质地和取向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的翻译都是有局限性的。而质地相近或者说能够沟通的两个灵魂在茫茫人世浩浩宇宙中邂逅，应该说是一种幸运，无论对于译者、原作者还是读者，甚至文学本身。当然，这里是泛指。
其实在广义上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译者和被译者。大至煞有介事的外交声明、堂而皇之的大会讲话，小至对方的一瞥眼神、一丝微笑、一个动作和一句话语，人们一般都极少照单全收。而要钻进去加以翻译，译出其真正含义。当然所译对象不是日语也不是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而是我们的母语汉语。还是村上春树说得好，语言这东西“不具自明性”，“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Stranger）”（《终究悲哀的外国语》）。换言之，我们终生都彷徨于译与被译之间，都受困于“间谍”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这当然是悲哀的和孤独的，但人生也因此而变得多彩和有趣。扯远了，就此勒住。
作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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