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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仲联讲论清诗》一册（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系钱先生当年的博士生魏中林根据听课笔记整理而成。魏中林一九八七年师从钱先生，“听先生讲清诗，凡一年半。每周两次到先生家，于陈石遗先生题属的‘梦苕庵’匾额下，一张八仙桌，一杯清茶，由早至午，很少间断。”而钱先生“于清诗，早已烂熟胸中，并无教本，从清初迄晚清，逐次一路讲去，如数家珍”。
从这本听课笔记中可以看出，钱先生讲课时思至语出，随口而谈，对先贤时人诗文人品，褒贬分明。难得整理出版时“为存原貌，并未刊落”，使我在读此书时，又仿佛重临十多年前去苏州大学拜谒钱先生，在梦苕庵听先生畅谈两个下午的情景。钱先生谈话时扼腕奋臂，品评人物、谈论往事，毫无避讳，直率极了。书中也是如此，谈到时人朱东润编的《作品选》，认为所选代表性不强，“误人子弟”。又说叶嘉莹“没啥多（大）道理”，一点点东西，写得老长老长。而对先贤如冒鹤亭，更是不客气，说“此人好投机，汪精卫时，到南京担任不出名的顾问，让儿子出面做官。好倚老卖老，诗中笑话很多”。另一先贤梁鼎芬在他眼里，尤为不堪：“此人坏透了，两面派”，“喜好在朋友之间拨弄是非，则小人也。”但也有捧人过头的话，如说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是“马克思主义的”，则未免牵强。
钱先生在书中对阮大铖的文学成就评价极高，不仅《春灯谜》《燕子笺》“文笔好极了”，而且“诗的成就比戏曲更高”，引陈三立的话，认为是“五百年大作手”，又说章太炎也对他评价极高。钱先生还说：“我从小喜欢他的诗。”这句话早在一九六一年钱先生就对夏承焘先生说过，夏先生的日记中有记录：“仲联谓十三四学作诗，早年酷嗜厉樊榭和阮大铖，其乡人朱某藏明版《咏怀堂集》，比南京图书馆所印较多晚年之作。”
有趣的是，钱先生在回忆他的老师唐文治先生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件往事：当年他在一篇题为《原才》的文中，说到阮大铖有“才华”，结果唐文治先生在阮的名字旁加一大抹，眉批“何足挂齿”四字，见面时又严厉地训斥了一通。看来唐老夫子的训斥毫无作用，钱先生到老都无法割舍对阮诗的偏爱。他在九十年代为江苏古籍出版社编选的《明清诗精选》，选了明清两代七十三名诗人，一般每人只选一二首，只有阮大铖入选五首，这是绝无仅有的。
阮大铖究竟降清了没有？钱先生说，还不能定论。“他是个文人，如未降清，则不甘心做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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