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记者会要点：中美谈判许多问题达成共识

　　中美就汇率关键问题达成共识 易纲释放信息打消市场疑虑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陈植  上海报道 随着中美经贸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围绕汇率问题达成了哪些共识，一直备受机构投资者关注。 3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十三届全国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对此首度做出回应。 易纲透露，中美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经贸磋商谈判过程中，确实就汇率问题进行过讨论，比如双方讨论的内容包括如何尊重对方货币当局在决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双方都应坚持市场决定汇率制度的原则；双方都应遵守历次G20峰会的承诺，比如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且双方就外汇市场需保持密切沟通；双方都应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透明度标准，承诺披露数据等问题。在众多关键和重要问题上，双方已达成了共识。 在一位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看来，易纲的这番表态，令市场诸多传闻“不攻自破”。此前华尔街不少对冲基金相互传闻，在近期中美经贸磋商期间，美方不但要求中方确保人民币不贬值以缩小美中巨额贸易逆差，还对中国央行在远期汇率市场干预汇市提出要求；甚至一些机构投资者传言美方还要求人民币在未来5年后与美元汇率脱钩，实施自由浮动汇率机制并自由兑换。 “其实，这些传闻并没有被全球大型资管机构采纳，因为他们发现，过去数年中国一直在努力阻止人民币汇率下跌，美方对人民币汇率不贬值要求显得多此一举；此外即便美方提出人民币在未来5年后汇率自由浮动，但在实际操作环节，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等金融业开放进程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需要而决定，不会因一份贸易谈判协议而轻易改变。”3月11日，上述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目前不少华尔街金融机构更关心的，一是围绕上述共识，中方是否会加快人民币汇率衍生品的研发实施进程，让投资者拥有更多元化的汇率风险对冲工具，从而让人民币汇率定价更能反映市场真实供需关系。二是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提速，中美双方是否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以应对海外资金大进大出中国市场所衍生的潜在风险。 3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记者会上表示，随着金融市场开放力度加大，中国面临的跨境冲击与跨境风险的确会有所加大，因此外汇局在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管理，建立宏观审慎和微观市场监管的双层管理框架同时，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人民币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中的作用。 “未来，中国收支结构仍然会呈现一个自主平衡的状态。”潘功胜表示。 汇率干预“阴云”散去 “易纲对中美经贸磋商过程中汇率问题的表态，让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上述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表示，随着中美双方讨论如何尊重对方货币当局在决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权，预计美方不会因为贸易问题，再度抛出人民币汇率是否“被操纵”这个话题，作为经贸磋商过程争取更多利益的一大筹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此前不少华尔街对冲基金认为，若中美围绕经贸磋商无法达成共识，美方可能会借中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引导汇率下跌为由，直指人民币汇率“受到操纵”，从而迫使中国央行不得不大幅提高人民币汇率，间接缩小巨额中美贸易顺差。 “目前而言，这种可能性发生的几率正变得很低。”他认为，只要中美双方彼此“尊重”对方货币当局在决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就无法拿对方货币政策“说事”。 在这位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看来，在易纲上述表态后，不少华尔街投资机构开始“评估”美方对近年中国外汇管理措施的态度是否进一步缓和。 此前，不少对冲基金发现只要人民币快速大幅下跌逼近“7”整数关口时，中国央行会引入逆周期因子、抬高远期汇率市场银行售汇业务交易保证金比例等措施“干预”汇市以稳定人民币汇率，但此举导致在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的定价主导权受到“逆周期调控”政策很大影响，令汇率走势未必反映真实的市场供需关系，给海外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贸易投资结算都带来较大困扰。 “这也是市场一度传闻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过程对中国央行干预远期汇率市场提出要求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不希望人民币汇率定价时常受到政策影响，对中美贸易投资环境带来新的冲击。”3月11日，美国对冲基金Axiom分析师Gordon Johnson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说。 在他看来，所幸这个问题似乎不再成为中美双方经贸磋商过程汇率问题的焦点之一，因为华尔街多数投资机构相信双方很可能在坚持市场决定汇率制度的原则层面已达成共识。 易纲表示，某种程度而言，汇率形成机制既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又要兼顾维持汇率稳定，其中的确存在矛盾，也对货币政策存在影响。但在过去这些年的实践中，中国央行部门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考虑货币政策要以国内为主，实际上，我们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主要是价格和数量这些变量，汇率在其中的考量并不占据重要地位。比如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方面的货币政策调整，都是以国内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为主考虑的。”易纲指出。 在多位华尔街对冲基金人士看来，这番表态显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调整主要基于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并非作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工具，也让美国内部对中国货币政策意图的“非议”减少，有助于中美双方围绕汇率问题达成更多共识。 “事实上，近期美联储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美联储当前货币政策备受争议，包括前美联储主席耶伦直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未必知道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实现最大化就业和稳定物价，反而认为美联储还有一个汇率目标，是为了支持他的贸易计划，此举无疑给美联储打上了操纵汇率以实现总统贸易政策的印记，另一方面美联储顺从美国政府要求一再释放鸽派声音，也令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心存怀疑。”3月11日，对冲基金MKS PAMP分析师Sam Laughlin透露。在这种环境下，中美双方彼此尊重各自货币政策自主权，重申市场决定汇率制度的基本原则，也有助美国政府得以缓解“自己干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质疑声音。 “自动稳定器”机制浮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如何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里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同样成为海外对冲基金日益关注的热门话题。 易纲表示，以波动率分析，去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率为4.2%。较同期欧元兑美元汇率波动率（7%）、英镑兑美元波动率（8%）还是偏低，这既反映去年人民币汇率波动保持相对稳定，但这不代表人民币汇率“紧盯”美元不动，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必须要有弹性，要有一个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才能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这也让不少对冲基金意识到，未来一段时间央行汇率管理政策的一大调整，就是适度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率。”前述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他们通过自身研发的人民币汇率投资模型发现，去年人民币汇率之所以波动率较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央行在汇率下跌期间会引入逆周期因子、抬高远期汇率市场银行售汇业务交易保证金比例等措施，导致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受到一定幅度“遏制”。 “尽管这种措施能暂时稳定人民币汇率，但它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带来影响。”3月11日，一位海外银行对公资金业务部门业务主管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尽管近年欧洲英国深受脱欧波折与意大利债务风波困扰，但不少国际大型资管机构之所以依然愿配置英镑欧元作为储备货币，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可以借助欧元英镑兑美元较高的波动率，通过波动性套利策略获取可观的无风险套利收益，而海外大型资管机构“看不到”这项套利收益，配置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额度自然不会太高。 “因此，中美经贸磋商给双方解决汇率问题分歧带来了一个新契机，若中美双方能在人民币衍生品市场完善、汇率形成机制自动稳定器完善等方面达成共识，将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这位业务主管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易纲表示，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符合中国在G20与所有其他重要国际场合所作出的承诺。这些年来，汇率形成机制在朝着市场方向改革和不断完善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所以，当我和我的美国同事在讨论上述问题时我们认为，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是市场决定的。一方面市场的感觉、企业的感觉越来越清晰，而且人民币是朝着一个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方向在发展的，另一方面中国货币形成机制实际上也是跟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和跨境风险防范联系在一起的。”他指出，随着居民用汇、企业对外贸易投资结算、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过程的货币兑换使用，人民币汇率衍生品和对冲工具越来越完善。中美双方对中国未来汇率制度改革进程和外汇市场建设过程的共识将变得越来越多。[详情]

　　央行详解货币政策路线图： 兼顾内外平衡，降准可期 杜川 王娟娟 早春时节，冰开得暖光，北京梅地亚中心附近的早樱已陆续盛开。3月10日上午10点，身着银灰色的西装、淡紫色的领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亮相北京梅地亚中心，他温文尔雅地微笑着向记者招手，开始了他当选央行行长后第一次全国两会记者会。 与易纲一同出席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 “过去一年，我们面临了多年来少有的严峻复杂形势，外部有美联储持续加息和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国内有经济周期结构性问题叠加，还有强化监管、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等‘几碰头’，导致社会信用收缩，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比较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记者会开场，易纲没有回避过去一年央行面临的挑战，同时回顾了人民银行及时预调、主动作为的五大工作。他表示，央行不断在两难甚至多难的局面中寻求平衡。 这场持续了约90分钟的记者会，座无虚席。2019年货币政策是否会偏向宽松？随着金融改革开放的扩大，未来央行将如何管理外汇市场的波动？在贸易磋商中，中国是否就汇率问题作出让步？针对上述问题，央行行长、副行长一一作出了回应。 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没有变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与此前“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的表述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在面对上述变化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将偏向宽松的疑问时，易纲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个非常内容丰富的政策取向。“我们现在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提中性，是更简洁。实际上，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还没有变。” 易纲称，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在逆周期的调节。同时，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今年的松紧适度，就是要把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大体上与名义GDP的增速保持一致，这就是一个松紧适度的概念。另外，在结构上要更加优化，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记者会召开前一个小时，央行刚刚发布了2月信贷数据。数据显示，2019年2月末，M2余额186.74万亿元，同比增长8%；新增人民币信贷8858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7030亿元，存量205.68万亿元，同比增长10.1%。 对此，易纲回应称，在考虑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把货币信贷的数据拉长来看，要看许多数的加权平均，可以比较全面地来判断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记者表示，在稳健货币政策下，M2、社融、新增信贷不同的月份是有波动的，观测指标要考虑到季节性因素。 温彬称，从前两月来看，社融、新增贷款总体较为平稳。同时，社融也开始回升，这符合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的要求。金融保持着对实体经济很强的支持力度。 易纲还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兼顾内外平衡，中国的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了世界经济，所以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要以国内的经济形势为主来考虑，但同时要兼顾国际及中国在全球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中国外向型经济。 汇率由市场决定 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此次记者会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美经贸磋商是否就人民币汇率达成初步共识？保持汇率稳定是否会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在贸易磋商中，中国是否就汇率问题作出让步？与会记者提出了上述疑问。 易纲坦言，中美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过程中确实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而且“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易纲表示，中美双方讨论了包括如何尊重对方货币当局在决定货币政策上的自主权、都应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原则、双方都应遵守历次G20峰会的承诺（包括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双方都应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透明度标准来承诺披露数据等重要问题。 2019年3月6日，中国外汇管理局首席经济学家缪延亮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Syndicate）上发表文章称，一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改善了与市场的沟通，提高了透明度，并朝着灵活汇率的方向迈进。尽管中国央行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但迄今为止的进展对中国和国际政策制定者都是好消息。 通过近年来汇率市场机制的不断形成和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已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中央银行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对汇率市场的日常干预。汇率市场的波动和一定程度上的弹性，对整个经济是有好处的。弹性的汇率对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调节起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但同时，汇率稳定不代表汇率盯死了不动，汇率必须要有弹性。”易纲表示，会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 2018年以来，汇率市场的弹性日益显著，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先升后贬再升的过程。目前人民币汇率已再次上升到6.70左右。 中信证券研究部总监、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稳汇率与汇率市场机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的。长期来看，汇率肯定要以市场为准，通过市场供需自发形成一个均衡机制，有弹性的识别汇率，汇率才能稳得住。相反，如果不是市场机制、汇率波动较大，反而会积累风险。 他分析称，影响汇率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供需问题，包括国际收支问题；二是外围市场走势，例如汇率美元指数、美联储加息进度等。 进一步降准、降息可期 2018年以来，央行共5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降准），总计3.5个百分点。易纲称，这保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实现了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增长。 关于存款准备金率是否会再次下调的问题，易纲强调，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必要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降准还有一定的空间，但空间相比起前几年较小。 易纲称，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将来会逐步向三档比较清晰的框架来完成目标，使得存款准备金率有个更加清晰透明的框架。即大型银行为一档、中型银行为第二档、小型银行特别是县域的农村信用社、农商行为最低的一档。 易纲表示，从国际比较而言，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总准备金率为12%左右）跟发达国家总准备金率差不多，且远低于日本。 “现在发达国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比较低，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比较高。比如，美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一共有12%的水平，欧洲也是12%，日本更高，有20%多，这是他们总准备金率的水平。”易纲称。 对此，明明分析称，“从国际比较角度来看，与过去几年相比，中国降准空间的确不大”。但他也表示，货币供给、降准只是一部分，更多的要靠MLF（中期借贷便利）、TM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等工具进行供给调节。所以，降准未来可能会在频率、幅度上略有减少，但并不是说货币政策转向，“会更多地靠其他工具进行供给”。 而对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要降低实际利率水平”，市场“降息猜想”也成为另一焦点问题。 “央行会努力以改革促进实际利率降低。”易纲回应称，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小微及民企实际感受的融资成本较高，其贷款利率包括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解决贷款利率偏高的问题主要是解决风险溢价较高的问题。 易纲称，贷款不良率较高会表现在风险溢价上，解决问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完善破产制度、提高法律执行效率、降低费率等措施，都可以降低实际交易成本，使得风险溢价降低。 明明表示，降低实际利率包括名义利率和通胀两个方面。一方面，降低中小企业名义利率主要通过降低风险溢价；另一方面，如果通胀下降，比如PPI出现明显下降，代表内需不足，则应该降低政策利率。 “我们预计，今年第二季度会降息。”明明说。[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