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于2018年4月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助理宋科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于2018年4月1日在北京举行。诺亚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金海年出席并演讲。 金海年表示，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是促进杠杆均衡、防范系统性风险，建立有利于持续发展的多层次融资体系。 具体来讲，就是要发展面向创新的融资体系；发展股权融资，在发展中去杠杆；发展专业的公开市场，解决定价悖论；要发展多层次的债券市场，增加直接融资，优化间接融资；要与国际市场有序、多层次对接。 他特别强调，资本市场要有流动性，好的公司可以流入，差的公司可以流出。若市场总是保持不变，“你的赢利来自于一个更傻的人花了更多的钱，这与传销又有什么差别呢？”，金海年反问。[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于2018年4月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于2018年4月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王永利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互联网的发展时，王永利认为，互联网的发展为中国提供了换道超车，加快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中国必须抓住互联网新时代的历史性机遇”。 在谈到金融发展时，他表示，金融必须适应新时代要求。首先，要明确方向，控制风险，稳妥转型，稳中求进。 其次，围绕国家整体战略，制定和实施国家金融战略。即到本世界中叶，中国金融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他认为，综合实力是指充分激活可以用货币表示和交换的社会资源，而国际影响力则需要我国金融领域“双向开放”，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 他还特别提到，应推动金融迈向新阶段，同时必须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控制。 王永利所指的金融新阶段即“交易金融”，他解释称，在商品交换和资金融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将各种资产或资产的现金流证券化，并通过其交易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流通和灵活配置，甚至达到风险的分散和转移，推动金融的主体功能上升为广泛的金融交易，可称为“交易金融”。 以下为演讲摘编： 大家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点交流，“适应时代变化，深化金融改革”。 新时代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时代，而且也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要世界领先，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战略目标。 在这里可能有几个重大变化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第一个，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换档转型的阶段。从2012年开始，我们的经济增长下行，到现在还处在一个经济增长换档转型非常关键的阶段。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过程里，原来高速增长所掩盖的好多的矛盾会集中暴露，给我们提出很多新的挑战。其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经济金融的问题，金融的风险也会加速的释放。所以，为什么当前我们三大攻坚战里第一位攻坚战任务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点就是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如果这个风险控制不住，稳都稳不住的话，下一步的转型改革就很难推进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我们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由长期以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也就是原来我们是供不应求，要加大发展，现在进入一个总体的供过于求，更重要的是不充分、不平衡里意味着社会的阶层，利益集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利益的矛盾会成为下一步改革最大的阻力。大家知道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配置，最大的阻力就来自于利益集团的反抗。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形势，我们怎么推动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世界格局正在深刻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世界上有两极在尖锐对抗，中国当时是隶属于东方阵营，我们不是头，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任何一个大的转向都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一下子从一方转向另一方，一个是原有体制会跟你决裂。同时，真正一下转到另一方的时候，你的价值也没那么大了。所以，坚持韬光养晦，实际上有很大的国际套利空间。但是今天格局变了，由于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正在深刻的变化。你现在看到的从上个世纪苏联解体以后，甚至苏联的解体可能很多世界大的格局的变化都跟中国的崛起是有关的。中国现在已经坐二望一了，跟老三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跟老大的距离在快速缩短。前面也有专家分析，二零二几年以后可能GDP超过美国。当你坐二望一威胁到老大地位的时候，还继续希望老大会包容你，呵护你就不容易了。这个时候你还不想到你未来怎么做的话，特别是2050年本世纪中叶要成为世界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你到底怎么去做，你没有充分的准备是不行的。所以，这都是我们面临的很大的挑战。前面40年改革开放的一些路径、方法继续坚持下去可能不行，所以，现在中国又进入一个差不多像改革开放初期十年那个时候，必须我们要冷静分析未来新的路径。这是大的格局，中国进入了新时代。 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互联网的发展，今天我们除了社会领域的变化，还有基础领域深刻的变化就是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互联互通、跨界融合正在快速打破原来的一些分工和产业链里的若干环节的边界，形成产业链垂直整合，横向开放，交融生态化发展的新格局。这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挑战。其中，我们认为在互联网新时代到来的时候，中国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因为互联网互联互通的发展一个最大的要求，它的功能的发挥要求空间要大，流量要多，而在全世界里最好的单一国家的场景就是中国。所以，大家会看到，现在世界上一些小国家要培育大的互联网公司几乎是不可能。 除了中国以外，很多国家用的都是美国的互联网，没有自己本土的互联网公司。同时，中国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仅是人口多，我们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潜力依然很大。举个例子，国际上美国的电商业务，亚马逊、易贝1995年就起步，我们大约2000年左右引入到中国，为什么现在中国一家的电商交易量相当于中国以外所有国家的总和？这不仅仅因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也不仅仅因为我们有快递人口的红利，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的商业物流领域的环节多，成本高，效率差，中国的商业物流的成本在全世界是很高的。当我们把商业物流推到电商平台以后，你会发现很多线下监管都没跟上去，一下子成本大大降低。 在国外开放的市场里，同样的一个商品便宜5%是正常的，便宜10%已经很难得，在中国便宜百分之二三十很正常，便宜50%都可能，一些书网上订直接送到你家还打个七折或者七五折，什么原因？我们传统商业物流领域的问题很多。甚至有人讲，原来我们交通部只管公路和水运，铁道部只管铁路，空运可能是民航局在管。如果从海南要运到北京一些东西的话，同时几个领域，你的成本是巨高的。更何况我们除了垂直领域还有平行的领域，我们各个市都有边界，都有检查站，都有很多的关口。 如果用互联网的方法可能会从底层给你打破。通过底层打破以后一开始会有些东西没跟上去，监管税收没跟上去会有些问题，但是你想再退回去不可能，它会逼着你加快改革。因为发展到今天，再聪明的人弄出一个再完善的改革方案要落地都是很不容易。前面讲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如果互联网的方法先从底层突破的话，完全有可能倒推改革，这是中国在互联网发展过程里意义特别重大的一个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一些小国家再想成为世界的强国这种机会已经越来越小，而且我自己的判断，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家它本身已经是非常开放了，他们再想跟上中国，我自己的观点，他失去了全球化重大的机遇。另外，他的基础设施、交通通讯方面跟中国拉开了很大差距，已经基本不可能。这样的话，中国也必须抓住互联网新时代的历史性机遇。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国家提出到本世纪中叶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金融怎么办？金融，我们自己跟自己比，改革开放40年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甚至有宇宙银行，全球最赚钱的金融机构，我们中国金融的附加值在GDP里比重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但是我们金融的综合实力，特别是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到底怎么样呢？所以，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好好反思一下。特别是金融的综合实力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国际影响力表现在哪些方面。 我们认为金融的综合实力它体现在必须充分激活可以用货币表示和交换的社会资源，这里隐含着促进资源的货币化、证券化，金融的可交易化，高效便捷的满足社会投融资的需求，而且要有效控制相关风险，创造更大财富的能力。今天来看，我们的货币总量，我们的移动支付，我们的间接融资等等都走在世界前面。但是你去跟发达金融体比较一下，我们金融的普惠的程度怎么样，我们金融的那种真正的市场化的程度怎么样，它的活力到底怎么样，你就会发现我们是大，而不是强。很多细节问题还差距很多。 还有一个是国际影响力，它体现在一定要参与国际金融资源的整合与配置，以及相关规则制定和金融交易市场价格的确定等等方面的影响力。这就涉及到我们要增强国际影响力我们怎么去做。双向开放是很重要的，但开放什么？我们走出去设机构、引进来设机构是需要的，但是光靠这个够不够？金融的国际影响力最重要的是要打造国际金融交易的中心，通过金融市场的开放吸引全球的金融资源聚集来交易，而且要对价格形成这个市场的影响力。因此，国际金融交易，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至关重要。 这个月的26号，我们国家首次推出了原油期货，是对外开放的用人民币清算结算的，可能一开始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未来中国金融要国际影响力增强的话，没有一个开放的金融市场，没有以人民币计价清算支持的话，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一定受影响，我们人民币的国际化一定是达不到要求的。你要知道，今天金融交易市场一天的交易量可能相当于日本一年GDP的三倍，如果在金融交易市场上人民币不能成为一个计价交易的货币，它的国际影响力根本就达不到要求。靠我们出去贷款，靠我们政府间的双向协议能达到要求吗？这一定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大的发展阶段上来讲中国金融必须加快向交易金融的方向推进。金融发展三大阶段，一个是货币金融，一个是资本金融，一个是交易金融。第一个阶段就是以货币的投放、流通、运行、支付清算和管理为主体功能的阶段，这个阶段可以叫它货币金融，是整个金融的基础阶段或者起步阶段，金融是建立在货币基础上的。第二个阶段，货币的流通逐步逐步脱离贸易的实体的运行，开始独立的进行资金直接的融通，货币变成了资本。 大量出现直接的股权投融资，债券投融资，结构性的投融资以后，货币已经上升到资本或者资金，真正的“金融”，即资金融通这个概念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认为这时候资本金融可以叫它一个成熟的金融阶段。但是放眼全球来看，到了这个阶段还不算结束，未来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金融产品的直接交易来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更加灵活地去发现它的价格和价值，推动资产负债的灵活配置，以及风险的转让、转嫁、分散等等这样一些功能。这个是金融要发展的一个高级的阶段。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大概货币金融、间接融资的资本金融这个阶段已经不错了，但是交易这个方面还差距很大。中国的交易市场严重分割，根本形不成国际影响力。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金融发展有一个相生相伴，绝对不可以忽视的因素叫风险。从货币产生就有货币的假冒伪劣的风险，到资本金融融资的时候风险就更多了，一旦上升到交易阶段，那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大家不要光看到它的功能会越来越大，同时看到它风险也会越来越大，你必须要有识别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否则一旦风险控制不住，金融会发生坏作用。一旦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那影响力就太大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正在改变我们金融的组织形态、运行方式，一系列的一些变化。在这个方面我不想讲太多，可能大家都有了解，因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了很长时间了，不想占大家太多的时间。 其中可能突出的一个体现就是金融发展的轨迹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因为从货币出现以后金融一直朝着专业化、独立化的方向在推进，形成了“虚拟经济”跟“实体经济”对应的一个格局。今天互联网的发展开始让越来越多的金融的功能回归实体经济，融到你这个经济活动里，一体化、流程式、自助式、数字化的一个方向开始运行。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轨迹上的变化，会越来越脱虚向实的，它会带来很多的变化，比如未来可能数字化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你今天看到的三票一卡，身份证等各种证，未来可能完全内置到你的手机上，以前你做业务，要打一个凭证送到专门的金融机构再办理金融的业务，未来可能不用了，你输机的同时就把信息输进去，一体化的开始后面的金融处理，这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变化。其中获客能力会决定你竞争的能力，你不能从源头抓起，客户的资金到了别的金融机构了你再想拿过来成本要加倍，而且不稳定。这里就会带来很多新的变化。 围绕这个变化，新时代的变化不光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以及互联网新时代，金融的体制改革一定要加快。现在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现在争论很大的，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很多问题是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进入了一个混业经营，是不是要回去。互联网的发展不可能让你再回去一个机构只干一个事情。因为刚才讲到了资源的共享，信息的交互，特别是金融要跟产业融合了，你怎么可能让它再回去呢？分业监管更重要的意味着专业化监管，我们把分业监管变成了分机构监管，我设了机构可以监管，不是我批的机构管不了，结果现在的互联网一互联互通，底层都可以做了，前期大家讨论的大资管业务就会看到，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可以做资管业务，但是由于主管部门、监管部门不同，规则不统一，监管不协调，套利空间已经在那儿摆着，再加上互联网互联互通把场内场外打通，层层嵌套加杠杆问题就在所难免了，未来一定要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底线监管、高效监管转。 目前，监管的制度非常非常多，要比国外的监管多了去了，每一步怎么操作都给你管了，但我们监管底线在哪儿，风险重点在哪儿，反而不清晰，这才是我们需要真正管住的。现在体制在改革，但是仅仅是保监会、银监会合并，仅仅是成立稳定发展委员会恐怕还不够，这里面前面魏加宁老师已经谈到，这几道环节都是要思考的，一个是监管层面必须按照相同的业务从头到尾交给一个部门，不能再去分割。 第二就是刚性兑付一定要打破，但是我的观点，每个金融机构你自己必须要追求刚性兑付。今天机构经营不好的时候我们为了保持稳定，由央行或者由国家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是一定要打破。 第三个层面，资金从源头上怎么出来，货币政策怎么定也要反思。今天我们央行一方面冻结了将近20万亿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一方面又拆放出来十万亿的资金。原理在哪里？它的利率水平是很大不同的。在有很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同时我们又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法定存款准备金是准备什么，你是为什么准备的，跟存款保险制度是什么关系，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都不理清楚的话，这个成本是会非常高的。首先，央行给大银行拆借，大银行给中小银行拆借，中小银行给非银行机构拆借，然后到体制外，先到政府平台、国有大企业，再到中小企业、个人层层转，央企每家都有财务公司，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这些问题都要思考。所以，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将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仅仅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开始。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开放任重道远，还远远没有结束。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于2018年4月1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魏加宁出席并演讲。 魏加宁表示，无论是美联储还是日本央行，所做出的货币政策过程都完整记录在案并定期公布，相较他们，我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过程必须规范化，否则后患无穷。“中国的货币政策到底谁在做决定？都有谁参与？在决策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每个人表的什么态？”，“这个事情不规范的话，将来后患无穷，将来说不清谁要承担责任”。 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下午好！首先声明一点，我今天是以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我的发言与发展中心无关，而且本人只是一个学者，讲宏观经济与股市无关，讲改革与政治无关，我们完全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探讨，如果有报道一定让我看一下。 我今天想讲金融改革下一步的重点，听了前面一节辽宁王院长的发言我很有感触，他讲的很多观点都非常重要，很多提醒也非常重要，尤其他讲到国税和地税合并的事情，我是很担心，习总书记几年前曾经讲过，改革千万不要犯颠覆性错误，今天把国税、地税合并是为了省点经费，将来怎么办？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财税改革要不要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或者说是地方自治。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走的话，将来早晚有一天国税和地税还要分开。如果没有地方自治，没有一个地方自我约束的话，地方债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光靠中央兜底，最后地方政府债务早晚会把中央财政拖垮。这是关系改革大方向的问题。所以，改革一定要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 如何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其实刚才王院长也提到了，用我的话就是，一定要开门搞改革，而不能关门搞改革。关门搞改革你听不到大家的意见，甚至连专家学者的意见都不能充分听取的话，那改革方案很可能见光死。 为什么我们有些政策一出台老百姓反映非常强烈，就因为是闭门造车。刚才讲财税改革，比如说增加税收，增加所得税，大方向是这样，现代国家都是这样，但是有一点不要忘记，任何一个国家的财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互动的，配套的。你光想着从老百姓手里拿东西，那么你给老百姓什么？这个问题要想好了，你不能光取不予。所以，这是关于改革的大的思路。 回到金融改革上，今年讲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从金融安全的角度看下一步金融改革重点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金融安全网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审慎监管体制。我们最近在做的有关竞争政策研究的时候，试图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过去只强调它的商品化方面，市场化方面，但是没有注意到它的约束机制。所以，我们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框架，实际上也就是回到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大家都知道，他的《国富论》，强调看不见的手，这方面讲的比较多，但是亚当·斯密还有另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开始大家没有注意，后来发现这两个观点好像是矛盾的。现在我们试图把它统一起来，统一到一个框架上：就是市场经济它应该有三道约束机制。 第一道约束机制就是经营者自我约束机制，也就是市场伦理，职业操守或者道德规范，亚当·斯密讲，每一个人内心中都有一个“正义观察员”，当他做事情或者看别人做的时候他都要和他自己内心的正义观察员进行比对，当别人做的事情或者他自己做的事情跟内心的正义观察员一致的时候，他就会愉悦；不一致的时候他就会痛苦。作为一个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对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不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道约束机制在国外有很多，比如日本经济新闻社关于记者炒股票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 另外，日本上市公司也都有关于公司的伦理道德，高管的职业操守方面的严格规定，随身携带。所以，这是第一道约束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者的自我约束机制。中国往往这道约束机制缺失，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教育的失败。    当这第一道约束机制，即经营者的自我约束机制失灵的时候怎么办？要靠市场的惩罚机制或者淘汰机制。一个是纵向的重复博弈，一个是横向的公平竞争。你违反市场伦理就会被淘汰。这是第二道机制。当市场失灵的时候，当出现垄断，或者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怎么办？政府就需要出来。但政府出来不是说民间资本不行你出去我自己办一个国有企业，不是这个意思。政府出来不是当运动员，而是当裁判员，就是做好监管。两个重要的监管，一个是行业监管，也就是今天要讲的金融监管，再有一个就是竞争政策，要反垄断。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中国金融监管出了什么问题？我这些年一直在讲中国的监管体制是只对上负责。所以，当上面领导没有重视，或者主要注意力放作别的方面的时候，没有重视金融风险的时候，监管就放水，什么都可以干；当领导重视了防范风险以后大家就一拥而上，监管者齐步走，一刀切，一步到位，这样就会产生同步震荡。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只对上负责的监管体制，要变对上负责为对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市场负责，对法律负责。违反金融法规任何时候都必须进行处置，而不是等领导发了话才动手。要防止监管的大松大紧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这次金融机构改革我们也可以看到，方向是正确的，三会合并了两会，但还没有到位。这是关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最后贷款人”需要做什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必须尽快规范。这次两会应该说机构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人事任命，用人所长也是前所未有的。你可以看到专业的人士干专业的事儿，最合适的人干最合适的事情，我讲的是经济金融领域。尤其央行的领导任命，从我们长期以来研究金融的同志来看是最合适的，易纲也好，郭树清也好，都是长期研究金融改革，而且长期从事金融工作，推动金融改革，有很多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所以，这个任命我认为是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情，非常到位。 但也引起我一个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将来货币政策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问责？问谁的责？是问行长的责，还是问书记的责？不管是行长还是书记，有人说实际他们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为什么呢？货币政策是央行的领导能决定的吗？央行只是负责执行货币政策。谁在制定货币政策？ 2010年的时候，吴敬琏老师的学术研讨会上周小川有一个发言，他讲道货币政策本来应该是逆周期调控，由于认识迟了就晚了90度，然后决策慢又晚了90度，结果一个逆周期的调控变成了一个顺周期调控。作为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先生在这个学术会议上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是在做自我批评吗？显然不是。我想他传递出来的信号就是说很多货币政策实际上不是他能说了算的，而且我们经常听到各种传闻，知道在货币政策上央行是没有决策权的。  接下来的问题，过去我们不问责也就罢了，但是今天中国经济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人民币也已经加入了SDR，我们中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越来越大。现在看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的房价涨上去都什么人在买？都是华人在买，把房价推上去了。所以，将来有一天问责的时候恐怕就不仅仅中国人问责了，恐怕是全世界的投资者都要来问责的。也就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到底谁在做决定？都有谁参与？在决策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每个人表的什么态？这些问题在国外的央行都是清清楚楚记录下来，而且要定期公布。我专门问过，美联储是5年公布，日本中央银行是10年，10年以后必须公布。 咱们人大的瞿强老师我很敬佩他，他做金融研究非常扎实，他研究日本泡沫经济的时候是翻日本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历史记录，每次货币政策委员会开会时每个人怎么讲的，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每个人怎么表态的。一定要把货币政策作为决策机构，然后举手表决。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规范化。这个事情不规范的话将来后患无穷，将来说不清谁要承担责任。这是我想讲的金融安全网的第二道防线，最后贷款人这道防线应进行的改革。 金融安全网的第三道防线就是存款保险制度，我们1995年在防范金融危机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个事情到了2015年终于落了地，但是现在的存款保险制度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仅仅是人民银行的一个基金，存款保险基金。我认为应该尽快的把它变为一个独立的存款保险机构。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作为独立的机构它在资金运营，在资金积累方面可以做更充分的准备。另外，除了资金的准备以外，还有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技术方面的准备，培训人员。这些东西一定要提前做。否则等将来某一家金融机构出了问题再去做储备就来不及了，必须提前做好准备。这样，一旦有金融机构出事儿的时候可以立刻采取行动。 另外，把存款保险基金变成存款保险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进行整合。因为我们除了存款保险基金以外还有一个保险保障基金，还有一个证券投资者保障基金，这三个基金将来要整合到一起，而且要做到全覆盖。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层面，在金融安全网这个层面需要做的三件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方面，我想讲经营主体的改革。经营主体的改革主要是这么几件事情，一个是放宽市场准入，让民间资本进入到正规的金融体系中来，只有这样作为监管者才能更好地监管。另外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商业银行的去国有化。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呢？因为中国的杠杆率高主要是什么杠杆率高呢？是企业的杠杆率高。企业的杠杆率又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高，而国有企业为什么杠杆率高呢？因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双侧预算软约束。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的负债占整个非金融企业负债的比例在70%左右，占GDP的比重高达116.8%。 另外，从可能性来看，从我们国家商业银行的股东结构来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国家持股基本上都是在57%以上。其他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有法人股都是占很大的比重，30%以上。所以，把国有商业银行去国有化，也就是把国有股的比重逐步降低，以切断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关联”交易。因为最大的关联交易是谁？是我们各级政府控股商业银行，然后指定商业银行贷款给自己的国有企业。所以，要尽快切断这个链条。 第三点，国有资本从商业银行里退出来干什么？主要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设立存款管理机构，作为存款保险机构的资本金，支撑存款保险机构的建设。日本建存款保险机构是三家出资，财政出1/3，央行出1/3，银行业协会出1/3。中国的银行业协会没钱，但是汇金公司有钱。所以，汇金公司应该把国有资本退出来以后注资到存款保险机构。再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办好政策性银行。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办绿色银行，科技银行等等，政府可以做这种事情。为什么国有资本办政策性银行？因为国有资本和政策性银行的属性是一样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民间资本和商业银行的属性是一样的，目的都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所以，由少数国有资本支撑的政策性银行，加上大多数民间资本支撑的商业银行，这样一个银行组合我认为才是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银行体系。 过去40年中国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1月23号讲：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所以，如果有新一轮思想解放就能够带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有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就能够带出来新的经济增长，迈上新的台阶。 我就说这些，说得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于2018年4月1日在北京举行。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王振宇出席并演讲。 王振宇强调，期待我国税收体制回归分税制轨道，在他看来，国税地税合并的理由很现实，体现了问题导向，主要基于纳税人、经济性、技术性等考量，似乎忽略了政府间财政关系这一重要维度。当然，国地税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观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无效的税收竞争（如拉税、转税、协税、先征后返等），但这样也可能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从而有效竞争不足，甚至出现“道德风险”问题。 此外，他还认为，税制改革应是多方参与的公开民主机制，无代表无税收。本来，财税体制改革也是一个委托-代理、公共选择、达成最大公约数的博弈过程。但从新《预算法》三审、四审开始，就一直处于小范围、体制内“征求意见”的半保密状态，虽说预算法修正案得以高票通过，但预算法实施条例至今尚未出台。就连中央审改组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至今还未公开发表。等等，这样的财税体制方案比比皆是，特别基于地方视角，基层更无话语权而言。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广泛参与、科学民主化过程，钱穆“制度陷阱”现象特别突出。为此，强烈建议由“神秘”转化为“公开”，由衙内“处长”决策转化专家、地方广泛参与的民主科学决策，从根本上解决两个一公里和政策短命、不断解释补充的问题。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振宇：财政制度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对标“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总体要求，当下的改革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期待进一步深化。 第一，期待回归分税制轨道。1980年代我国财政体制不断在不同形式的“包干制”转换，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危机”，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正确选择，彻底改观了这一局面。由于受时点条件限制，存在先天先天不足，分税制成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其后的改革一直处于改革不足的状态。 梳理十八大以来的文献，只有2014年新修订的预算法有一处表述（第十五条，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而在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将省及省以下国地税合并，新组建的地方税务机构实行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垂直管理模式。虽说从技术手段上，可以确保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利益，但一级地方政府缺乏收入组织权的分税制却是中国特色。 选择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国家，组建两套征管机构是标准配置，而没有地方税务征管机构的分税制体制或许不只是“合并”那么简单，是不是必要条件呢。合并的理由很现实，体现了问题导向，主要基于纳税人、经济性、技术性等考量，似乎忽略了政府间财政关系这一重要维度。 当然，国地税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观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无效的税收竞争（如拉税、转税、协税、先征后返等），但这样也可能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从而有效竞争不足，甚至出现“道德风险”问题。 20世纪70-80年代，意大利曾出现了逆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财政脆弱、自给率低、依赖程度高、预算赤字及债务膨胀等问题，迫使其在90年代（1993年）选择分税制改革。本人长期在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工作，另一个研究方向为地方财政，其间的体味更为直观。分税制是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最为有效的实现形式，20多年来我们从该体制中享受到巨大红利，所以没有理由简单放弃，也没有比分税制更好的可替代方案。 假定简单放弃再重新选择，可能所付出的改革成本会更大，也会贻误改革时机。为此，一个基本建议是整个财税体制改革务必在分税制框架上进行整体设计，决不能因为改革不足而引致的矛盾和问题归罪于分税制，切忌矫枉过正、旧体制简单复归的问题。 第二，期待强化顶层设计。以往的改革，大都停留在部门层级上，如教育事权改革由教育部负责，民政事权由民政部负责，以此类推。长期形成的中国特色“条块”结合治理模式短期内难以改变，所以要把握好“条块”的边界。以部门为主导或者财政部会同其他部门的设计形式需要改革，要引入第三方专家设计机制，跨越部门主导设计的狭隘性，这样的设计才会更加公平。 财税体制改革是个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过程，所以顶层设计必须高屋建瓴，要从以往的帕累托改进过渡到卡尔特标准，倡导“零基改革”，如果不突破既得利益，继续选择增量改革模式，其边际效益会越来越低，甚至产生负向激励，为此要突破过分部门主导模式，也不能采取“现行做法+转移支付”的简单文本化形式。 第三，期待遵循国际规则和充分考量现实国情。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时，曾提出要构建流转税、所得税双主导形式，20多年过去了，间接税的主导地位依然坚挺。梳理一个时期以来的个税数据，一旦占税收的比重为7%左右的时候，就启动扣除标准改革，2017年个税总量1.2万亿元，其中工资薪金所得占60%。我们一直倡导启动消费需求，其实消费税总量仅为1万亿元。在1880年-1920年的美国进步时代，除了引入了现代预算制度之外，另一项重要改革就是引入了所得税制度。 间接税的优点是易于征管、做大财政蛋糕，但其累退性特征十分明显，去年曹德旺、宗庆后抱怨中国的营商成本高，税负沉重，当然有计算口径问题，但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因流转税的主体地位实体经济的宏观税负并不低，还有垄断公用事业“价格改革”滞后，对生产者而言，所有税费都是成本，从国家层面一直强调振兴实体经济，效果不够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税制。 如果没有生产者，都用足投票，出现大量“裸商”现象，后果更可怕。贾老师有篇文章提及了税收厌恶概念，直接税的“痛苦指数”的确很大，征管成本也高，但其最大优点就是“累进性”。所以，王绍光先生将其概括为“美国进步时代”，以此赢得了美国一百多年来的相对稳定与繁荣。 本人所在的辽宁省，当下面临的支付风险就是确保养老金及时足额发放，人均2300元/月（2005年以来连续14年提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在拖垮地方财政甚至整个国家财政，究其根源在于养老保险制度供给太落后了，本人概括为“旧制度与新矛盾”，1999年设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2018年现实形成了天然之别。要按照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总体要求，加快从自有财政（计划经济时期。货币性增长）、租金财政（第三财政）过渡到税收（财政）国家，从间接税过渡到间接与直接并重、从生产流动环节过渡到所得持有环节、从以“物”环节过渡到“物”“人”并举、从中央主导过渡到中央与地方双驱动模式。特别是一些涉及民生领域的改革，务必考量中国国情特别是地方财政承受能力，要保基本、讲机制、可持续、防风险，谨防陷入高福利陷进。 第四，期待多方参与公开民主机制，无代表无税收。本来，财税体制改革也是一个委托-代理、公共选择、达成最大公约数的博弈过程。但从新《预算法》三审、四审开始，就一直处于小范围、体制内“征求意见”的半保密状态，虽说预算法修正案得以高票通过，但预算法实施条例至今尚未出台。就连中央审改组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至今还未公开发表。等等，这样的财税体制方案比比皆是，特别基于地方视角，基层更无话语权而言。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广泛参与、科学民主化过程，钱穆“制度陷阱”现象特别突出。为此，强烈建议由“神秘”转化为“公开”，由衙内“处长”决策转化专家、地方广泛参与的民主科学决策，从根本上解决两个一公里和政策短命、不断解释补充的问题。 第五，期待同步考量至省以下各个层级。1994年以来的财税改革只局限于中央与省区政府之间，而省以下只是原则性要求，赋予了省级政府充分自主权，对省级政府而言，又会参照中央的模式，进行省对市的改革，以此类推，简单效仿，抓好放坏，而到县乡这一层面，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翻烧饼”。如省直管县、乡财县管，近十多年来一直处于不确定、折腾状态。整个财税体制改革已步入带深水区，牵涉到诸多利益关系的调整，如果继续进行选择性、简单化改革，回避改革的核心、关键，其结果只能是改革流于某种形式化的转化。所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务必向下延伸，否则会降低整体改革效果。 第六，期待向综合配套改革有效推进。当下有个改革倾向，就是要通过财政改革的倒逼机制来推进其他领域，简单的做法就是“断供”。想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上加难。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财政一半是“财”，另一半是“政”，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财”，也触及“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而长期模糊的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需要理清，政府间职能同构、“上下一般粗”的问题需要区分，政府级次与财政级次的有效衔接需要回答，价、税、财改革联动需要提速，财税体制法治化、民主化、公开化的进程需要推进，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需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社保体系改革需要相互衔接，财税体制与金融体制、计划体制改革需要合理搭配等。所有这些，仅靠以往的财政“单边主义”方式，明显出现了“越位”的问题。为此，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着眼于全局和长远，亟须摒弃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思维，有效达成改革共识，务必有序均衡推进。 以上发言，仅为个人观点，请批评指正。[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于2018年4月1日在北京举行。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任泽平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房地产行业时，任泽平预测，随着房地产调控和棚改货币化比例下降，预计2018年销售大降，但补库存、棚改实物安置和租赁房建设支撑房地产投资。 他认为，我国房地产政策，重短期调控，轻长期发展，重抑制需求，轻增加供给，“房地产很重要，但能说明白的寥寥无几，很多人都很情绪化”。他建议，第一，根据需求增加供给，第二，在保证短期调控效果的同时，通过长效机制接替短期调控。“随着长效机制的建立，房地产市场有望迎来持续、平稳、健康的发展”。 在谈到中美贸易战时，他强调，“贸易战”只是故事的开始，拉开的是全球经济领导权更迭的序幕，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更好化解、吸收外国的冲击，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改革开放。 在政策层面，他认为，现在提出“双支柱”，但要防止监管竞赛，考虑到实际融资成本上升，要防止对好的企业产生伤害。此外，还应继续推动供给侧改革。 作为曾经的人大学子，任泽平在演讲最后寄语人民大学的学生，“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面临很多诱惑，很多同学到外面兼职，在学校要珍惜青春时光，知识是有价值的，我就是个案例嘛”。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任泽平离职方正证券后，赴恒大集团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月薪125万，折合年薪1500万元。[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于2018年4月1日在北京举行。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任泽平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房地产行业时，任泽平预测，随着房地产调控和棚改货币化比例下降，预计2018年销售大降，但补库存、棚改实物安置和租赁房建设支撑房地产投资。 他认为，我国房地产政策，重短期调控，轻长期发展，重抑制需求，轻增加供给，“房地产很重要，但能说明白的寥寥无几，很多人都很情绪化”。他建议，第一，根据需求增加供给，第二，在保证短期调控效果的同时，通过长效机制接替短期调控。“随着长效机制的建立，房地产市场有望迎来持续、平稳、健康的发展”。 在谈到中美贸易战时，他强调，“贸易战”只是故事的开始，拉开的是全球经济领导权更迭的序幕，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更好化解、吸收外国的冲击，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改革开放。 在政策层面，他认为，现在提出“双支柱”，但要防止监管竞赛，考虑到实际融资成本上升，要防止对好的企业产生伤害。此外，还应继续推动供给侧改革。 在演讲最后，任泽平寄语人民大学的学生，“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面临很多诱惑，很多同学到外面兼职，在学校要珍惜青春时光，知识是有价值的，我就是个案例嘛”。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任泽平离职方正证券后，赴恒大集团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月薪125万，折合年薪1500万元。[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于2018年4月1日在北京举行。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任泽平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房地产行业时，任泽平预测，随着房地产调控和棚改货币化比例下降，预计2018年销售大降，但补库存、棚改实物安置和租赁房建设支撑房地产投资。 他认为，我国房地产政策，重短期调控，轻长期发展，重抑制需求，轻增加供给，“房地产很重要，但能说明白的寥寥无几，很多人都很情绪化”。他建议，第一，根据需求增加供给，第二，在保证短期调控效果的同时，通过长效机制接替短期调控。“随着长效机制的建立，房地产市场有望迎来持续、平稳、健康的发展”。 在谈到中美贸易战时，他强调，“贸易战”只是故事的开始，拉开的是全球经济领导权更迭的序幕，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更好化解、吸收外国的冲击，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改革开放。 在政策层面，他认为，现在提出“双支柱”，但要防止监管竞赛，考虑到实际融资成本上升，要防止对好的企业产生伤害。此外，还应继续推动供给侧改革。 在演讲最后，任泽平寄语人民大学的学生，“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面临很多诱惑，很多同学到外面兼职，在学校要珍惜青春时光，知识是有价值的，我就是个案例嘛”。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任泽平离职方正证券后，赴恒大集团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月薪125万，折合年薪1500万元。[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于2018年4月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张茉楠出席并演讲。 张茉楠认为，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结构变化看，中国的产业升级将不可避免与美国短兵相接，因此，一定要打好长期战的思想准备。 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下午好，我知道在座各位大多数是来自财政和金融领域，但贸易问题可能是国际问题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焦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我今天的演讲主要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还是要与大家一起回顾一下2017年全球贸易走势，为什么全球贸易实现了金融危机以来强劲的复苏？第二，换一个视角，我更多的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背后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的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及对全球经贸带来的影响。第三预测一下未来特朗普贸易战冲突的风险。 2017年，全球贸易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实现了金融危机以来的强劲复苏。根据相关研究，比如像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预测2017年全球贸易复苏达到4.5%，这远远高于2016年1.3%的增速。WTO成员60多个成员国中出口正增长的占比87%，进口正增长的占比89%。不仅仅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全球都在贸易复苏中实现了同步的过程。 从复苏的区域看，亚洲、北美地区，借助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强劲的动力，也实现了复苏的势头。亚洲大约是实现了6.4%，北美主要是4.2%的增长。全球贸易复苏是全球经济最大的亮点。 中美作为双引擎，在整个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相当于两大动力源头。对于亚洲来讲，我们知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亚太价值链在全球贸易复苏中起到龙头作用。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报告预测亚洲对本轮贸易复苏的作用拉动了全球贸易增长的5.4个百分点，远高于欧盟和北美的1.9%和1.5%。 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看到，不仅仅是在贸易领域，在中美这样一个复苏势头的带动下，在产业领域，全球资本品贸易，比如制造业的复苏也带动了其他国家比如资源类国家，初级产品国家出口显著上升。此外，特别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欧洲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零部件制造业的反弹。从这个角度来讲，贸易复苏背后是有实体经济复苏，特别是制造业和资本品贸易复苏的强劲带动所产生的。 WTO的全球前三季度贸易景气指数的报告显示，尽管2017年出现这样一个强劲反弹，但是到2017年第三季度，无论是货运集装箱指数，还是航空货运量指数，以及出口订单指数增速已经出现了放缓，这也意味着未来全球贸易增长可能出现一个拐点。 根据我们对2017年全球贸易复苏态势分析，真正的拐点可能恰恰就是在2018年。这个背后就是我们不得不担心由于中美之间爆发冲突性风险有可能产生全球连锁性反应，各个国家有可能因为中美贸易战而更多的卷入其中，所以，我们更多的想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美国为什么发动这场贸易战？因为特朗普一直拿所谓的“美国逆差”来说事，因为大部分的全球化红利都被中国拿走了。 但我们如果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讲，现在已经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传统贸易的形态，全球价值链赋予了“本土制造”一个新的含义，我们知道，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产生使整个全球贸易更多体现为增加值贸易或者中间品贸易。所以，产品的生产更多的由“本土制造”转向“世界制造”或者“全球制造”。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它进口第三国的中间产品较少，而中国背负着来自其他国家，比如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对中国一些中间品产生的贸易逆差。按照全值统计，这些国家产生的中间品和贸易逆差就体现在中国出口最终产品上，体现为中国对美国大量顺差。 尽管WTO、UNCTAD、OECD一直在推进“增加值贸易统计”，试图改进原来的统计方法，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特别对特朗普来讲，2018年是特朗普对全球贸易政策的新拐点，由原来的“交易型政策”，更多转为“主动进攻型”的政策。二战以来，全球以WTO为主体的多边贸易框架有可能遭受冲击，这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未来在全球产生连锁性的结构性冲突。如果进一步分析，从中国角度看，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特别在机械、电子、汽车，这些产业恰恰都是全球价值链产业，美国“301条款”中很多贸易制裁也集中在机械、电子或者半导体芯片行业，这些行业恰恰是因为中国在整个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产业。 2017年，中国贸易总额达到4.1万亿元，超过了美国，回到第一贸易体地位。而我们如果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来看，中国很多产品当中，不仅含有国内的增加值，而且包含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中国出口国外的最终产品当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要远远大于国内的增加值，也是在全球经济体中占比最高的。 从中国贸易结构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说“301条款”已经不局限于一些传统行业，而进一步转向高技术密集型或者资本密集型行业，如果回溯中国这些年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制造业出口已经逐渐从“一般品贸易”转向“资本品贸易”升级。根据我们的研究，2015年中国外贸出口当中，机电已经占到50%以上，大型单机和成套设备，高铁，高端制造业等占据半壁江山。尽管中国与美国贸易结构还有很大的互补性，但是从态势和趋势看，中国正在沿着整个产业链高端迈进，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逐步向电子消费品、机械设备，再逐步向更高端的精密制造方向升级。从这个角度来看，必然与美国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全面的冲突。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对中国的“301条款”已经不局限在贸易逆差上跟中国打贸易战，但这些行业恰恰不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产品或行业。我们如果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结构变化看，中国的产业升级将不可避免与美国短兵相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一定要做好长期战的思想准备。 现在特朗普发布“232调查”，已经把全球很多贸易伙伴都纳入到他的“贸易战”框架之下。因此，中美贸易战已经不局限于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问题，对于美国跨国公司和消费者将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我们看到为什么好多美国跨国公司还是在全球化中有更大的推动意愿，是因为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是一个绝对的主导者，他们占到整体国际贸易的80%，而对于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来讲，其海外的营业收入远远高于本土营业收入。 特别是美国，美国80%以上的进口贸易实际上是来自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如果美国针对中国中间产品，特别是机械产品进行高额关税惩罚，整个产业链中跨国公司都将直接受到冲击。此外，特朗普去年的“新税改法案”中，很明显的逻辑脉络就是“让美国更强大”，体现在让美国制造业回流，让美国资本回流，让美国竞争力回流。美国参议院版本的税改法案，跨国公司在海外产生的专利收入、知识产权收入，要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关联公司征收关税，对于苹果、Google这些公司在中国或者在其他国家有大量的基础性研发投入、创新中心，如果特朗普税改法案实施之后，将对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技术转移进行限制。 我们预期最坏的后果，如果真的爆发“以美国为中心”的贸易战，中国实现“以牙还牙”的报复情况下，那么不可避免全球都会被卷入到这样贸易战中。全球价值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避免的受到这种冲击。比如“301条款”中机械制造、通信设备等产业与日本、韩国都是息息相关的。最近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一篇报告显示，如果美国队中国进口减少10%，韩国对中国出口额有可能减少19.9%。实际上我们大量中间品贸易和零部件恰恰是来自于韩国、日本这些国家。所以，一旦发生“301条款”兑现，这些国家将首当其冲，有可能他们受到的冲击比中国还要大。 根据我们这些年在做的一项研究，在中间品贸易主导的情况下，贸易战不仅仅带来中国出口下降，反过来通过出口下降带来整个总需求的萎缩，进口下降，进一步将对比如中国台湾、韩国、东盟、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会产生影响。这是我们可能会预见未来最坏的的场景。 所以，从政策选择的角度来讲我想提几点。第一点，中国在跟美国打贸易战的情况下，回溯到当年美日发生贸易战，中国还是应该保持战略定力，不能以短期的和平来牺牲中国长期战略利益。这是第一个运用原则。第二个原则，回顾当年的日本，人民币是不是应该对美元进行大幅升值。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广场协议》的惨痛教训，中国如果本币大幅升值的话，对中国未来产业发展可能是非常大的冲击。第三，该不该抛售美债？中国如果主动发起一轮金融战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4万亿的外汇储备或者美元国债，产生很大的财富耗尽。第四，鉴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是应该联合更多的贸易伙伴和全球价值链伙伴，把中美贸易问题，放在WTO框架或多边框架下，而不是在双边框架下解决。谢谢大家。[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