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认为，雄安虽然对标深圳和浦东，但不会是过去任何一个城市发展的复制品，它的发展将讲述一个未来新城市的故事。[详情]
这个现在还不好说。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雄安的建筑将以多层小高楼为主，不会搞高层建筑，不会是水泥森林。高层住宅的弊端，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后期维修、消防都是问题。我一直说，高层住宅以后会是中国沉重的一个社会负担。[详情]
推动雄安新区创新发展，既大有希望，又难度不小，需要在明确思路的基础上，不懈努力，久久为功。从大的思路来讲，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详情]
整个规划最好长达50年，一直规划到2070年。联合国预测，到2075年地球人口接近饱和状态，因此，这个时候的雄安新区建设具有时代机遇，2070年对于雄安新区而言是一个较为合理的远期规划。[详情]
相比新区外部交通逐渐明朗化，新区内部交通还存在很多未知数。雄安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因为新区的规划正在编制，铁路在新区怎么入地，设计时速多快，都在论证，有待规划获批后才能确定。”[详情]
变土地平衡为城市平衡，政府不再主要靠卖地为生，而通过促进城市工商业发展、扩大就业水平，在税收中扩充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变政府争利为让市民获利，抑制过高的房价，真正让处于两头的老百姓共同分享土地增值带来的巨大收益。[详情]
雄安新区启动区面积为30平方公里，将构建成“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城市”，“地热+”的多能互补方案成为率先被提出的供暖方案，配套补充能源也依然以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为主。[详情]
多次参与雄安新区地下空间和综合管廊开发设计评审工作的束昱说，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综合规划编制上，中国近几年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超过了日本。[详情]
雄安地质首次“体检” 参与勘探的队伍包括中国地质调查局11家直属单位和河北省地矿局所属10家单位，这一行动被称为全国最大规模的地质勘察活动。雄安新区工程地质勘察第一阶段主体报告已编写完成。下一步要精准对接需求，强化科技引领，多方联动推进雄安新区地质调查下一阶段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智杰 鲁达 距离雄安新区宣布成立，迄今已过去5个多月了，除了不少央企、国企在主城区设立了办公室以外，驱车行驶在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个县的大小道路上，从外表看不出有太大的变化。但实际上，在这片土地的地下0到100米的深处，国内最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工作早已马不停蹄地展开。 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安新县北六村田野中开展地质测量。摄影 刘向阳 新区建设，地质先行 4月18日，河北省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以下简称“河北地矿局”）向河北省政府呈报《河北省地矿局关于地质资源环境支撑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建议报告》，提出开展雄安新区地质调查的8项建议，内容包括地质勘探及地下空间评价、地热资源、地下水资源等勘察。 河北省政府采纳了上述8项建议，并与省国土资源厅协商。最终明确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河北省地矿局配合、雄安新区筹委会协调，共同做好雄安新区地质调查工作。 据介绍，此次野外调查工作计划投资6.59亿元，雄安新区“空间、资源、环境、灾害、文化”综合地质调查的开展将需要4年时间。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李君浒等人在论文《论城市地质工作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中提到，地质调查有重要的经济功能，能够为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参考数据，监测工程安全，保护地质环境，降低政府和企业的投资成本等。同时，它还具有社会功能，对城乡发展、社会管理和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比如为预防地震、地裂缝、地面沉降、水土污染、水资源利用等提供地质信息基础数据支持。地质调查对区域地质和构造背景进行详细研究，关注环境地质问题和地质灾害，能够保障城市安全，还有利于地下空间的大规模建设，促进该地区可持续发展。 据报道，雄安新区建设中会涉及“城市综合管廊”业务，即在城市地下建造一个隧道空间，将电力、通信、燃气、供热、给排水等各种工程管线集于一体，更需要摸清楚雄安的地下情况。 中国地质调查局根据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需求，制定了雄安新区地质调查总体方案和2017年工作方案，确定四大工作目标，其中第一条，就是构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透明雄安”，即针对不同地下空间、资源利用目标层位，调查地下0~10000米范围内土壤层、工程建设层、主要含水层、地热储层、深部地下层的地质结构和地质参数，建立不同空间尺度三维地质模型。同时也要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运行管理，提供全流程地质解决方案。 6月中旬，第一阶段地质调查工作正式展开，勘测范围除包括中央明确划定的雄县、安新、容城三县外，还涉及周边的霸州市、定兴县、高碑店市、高阳县、固安县、莲池区、清苑区、徐水区、文安县、任丘市共10个县市区的部分乡镇，面积达2000余平方公里。 参与勘探的队伍包括中国地质调查局11家直属单位和河北省地矿局所属10家单位，因而，这一行动被称为全国最大规模的地质勘察活动。 同时，8项重点工作任务也被明确提出，分别是：地热清洁能源调查评价、工程地质调查、生态水文地质调查、土壤与地下水质量调查、航空物探遥感地质综合调查、三维地质结构探测、国土资源环境综合监测网络建设、雄安新区综合地质信息系统建设等。 据河北省地矿局介绍，按照要求，他们在6月中旬进场施工，7月底前提交成果报告，初步查明规划区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分析、评价规划区场地稳定性和工程建设适宜性，为雄安新区总体规划提供地质依据。 开发利用条件优越 7月19日，20个水文地质钻探孔、39个200米工程地质钻孔提前完成，这意味着新区工程地质勘察钻探任务全部完成。 7月30日，河北省地矿局与中国地调局共同编写完成了雄安新区地质调查第一阶段成果的主体报告《支撑雄安新区工程地质勘察阶段成果报告》。 据专家介绍，相同规模的工程地质勘察报告通常需要1年左右的报告编写时间，而本次综合研究成果报告则要在半个月内完成，因而，时间非常紧张，工作量非常巨大。 8月23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河北雄安新区、河北省国土资源厅、省地矿局在雄安新区临时办公驻地召开雄安新区地质调查第一阶段成果移交汇报暨四方联席会议。 至此，第一阶段的勘探成果被公布。几家单位通过对雄安地区进行首次“体检”，共得出5点结论。 一是区内场地稳定性和工程建设适宜性总体较好，稳定场地和基本稳定场地占89.5%，全区均适宜或较适宜工程建设，但应关注地面沉降问题。 二是重点调查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条件优越，适合规模化开发。 三是重点调查区土壤环境清洁，大部分土壤无重金属污染，土壤清洁区面积占99.3%，仅局部零星地块表层土壤存在汞、镉等重金属污染。同时发现8600亩耕地为绿色富硒土地。 四是地下水质量总体良好，38%浅层地下水可作为饮用水源，40%适当处理后可作为饮用水源，75%深层地下水可作为饮用水源，20%适当处理后可作为饮用水源。城县南张-贾光一带分布有富锶优质地下水。 五是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条件适宜，每布设1平方米地埋管可满足2~3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供暖制冷需求。综合利用地源热泵系统供暖制冷，起步区可满足300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全区可满足约1亿平方米建筑面积。 保护好地下水，防地面沉降 地质调查结果整体上显示，雄安新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条件优越。不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贾绍凤更关注当地水资源的问题，他在2017年4月就公开发表《雄安新区需针对“低洼-沉降-缺水”问题制定对策》的文章。 贾绍凤多年研究发现，雄安新区虽然有华北地区最大的湖泊白洋淀，但水资源并不丰富，而且是严重缺水的地方，包含雄安新区三县在内的原保定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29.58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不足300立方米。 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人均水资源低于1000立方米为缺水，低于500立方米为极度缺水。 保定市的水资源处于过度开发状态，生态用水被挤占，地下水超采。同时，他提到，雄安新区位于永定河冲积扇与滏阳河冲积扇所夹的低洼地，排水受阻才形成了白洋淀，易受洪涝灾害。而且，整个华北地区多年来都一直面临着因为地下水过度开采以及地质因素引发的地面沉降问题。 贾绍凤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雄安新区建设以后用水量是有保障的。一方面，开发区所在地域原来的耕地灌溉用水要减少，而根据雄安新区的定位，搬来的公司总部、高校等用水量都很小；另一方面，即使在未来新区开发更大的人口规模，可以使用南水北调的水。“河北省拥有南水北调中线用水指标35亿方，其中保定市5.51亿方。因为供水成本较高，目前河北省实际用的南水北调的水比规划指标少很多，可以考虑把目前分配给各地市的用水指标调剂一部分到雄安新区，而不必挤占农业用水。而且雄安新区以创新产业为主，附加值高，具有很高的水价承受能力，完全可以承担南水北调的水价。因此，南水北调有指标供给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又用得起南水北调的水，南水北调供水雄安新区是可行的选择。” 如果地下水停止过度开采，地下水位不再降低，地面沉降问题也可以得到改善。但是贾绍凤仍建议，城市规划建设必须考虑如何避免、减轻地面沉降、地裂缝灾害影响与损失；建筑物应尽量避免跨越地裂缝，对于必须穿越地裂缝的道路、管道要采用适应地裂缝的柔性设计。 同时，他认为更应该注意的是地下工程是否会受到水的侵入，要做好防护，防止漏水。 雄安新区地质调查第一阶段成果中也表达了这方面的考虑，“从保护主要含水层和规避大厚度含水层涌水问题，宜将粘性土层作为地下空间主要开发利用层。根据70米以浅的地层情况，存在3层适合地下空间规模化开发的有利层位。”粘性土层相比砂土，比较稳定，而且隔水。根据第一阶段调查的上述成果，贾绍凤解释说，“在地下70米范围内，有三层是以粘性土层为主的，适合做地下工程。” 调查报告提到，仅局部零星地块表层土壤存在汞、镉等重金属污染，但是贾绍凤认为即使面积很小，也需要重视。“重金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虽然面积只有百分之零点几，不处理就会浸入地下，浸入地下可以随水迁移。” 但地质勘探时意外发现富锶优质地下水，但贾绍凤提醒：开采也得有个度，过度开采会引发地面沉降。 目前，第一阶段地质勘探已经结束，中国地质调查局介绍，接下来还有三个阶段的任务。2017年8月~12月，将开展容城地热田初步勘察、重点地区工程地质详细勘察、深层水文地质勘探试验、深部三维地质结构探测，初步搭建透明雄安数字平台框架，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提供基础资料和决策支持。 2018年~2019年，开展地面沉降严重区高分辨率InSAR调查，构建地面沉降立体监测网，建立地下水模拟与三维地面沉降模型，评估地面沉降风险，为工程规划建设和地面沉降风险防控提供决策依据。 2019年~2020年，全面实施地热田整装勘察，深入开展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系统建立国土资源与地质环境监测预警网络，全面建成透明雄安数字平台，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运营管理提供全过程地质解决方案。 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党组书记钟自然表示，下一步要精准对接需求，强化科技引领，多方联动推进雄安新区地质调查下一阶段工作。[详情]
新石器、东周汉和红色文化圈 如今，白洋淀周边的红色文化圈和东周汉文化圈以及新石器时期文化圈一起，成为了该区域三大重要的文化特征。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总领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毛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三大文化圈加上以燕南长城和辽宋边关地道构成的两条线基本概括了雄安新区最重要的历史特征。 联合考古队在容城县南阳村考古，发掘古燕国城墙遗址。 摄影/刘向阳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甜 5月28日，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晾马台乡南阳村。身穿浅绿色T恤衫，戴着白色手套的考古队员们来到这里。作为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的队员，这是他们加入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之后第一次一起工作。 这里的一所废旧工厂经过改造后成为了考古队员的工作站，未来的三年到五年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他们将在这里展开雄安新区的考古工作。 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总领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毛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雄安新区的考古工作将是一项长期持续性的工作，之所以选择将工作站设立在此地，首先是考虑到这个位置比较接近雄安新区核心区，未来的考古工作可以由此辐射整个新区。其次是因为这里依托着雄安新区最重要的一处古遗址——南阳遗址。 这一天，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来到现场，为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站揭牌，并向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授旗。自此，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正式展开。 南阳村村南几百米处就是南阳遗址的发掘现场。为了避免刮风下雨以及阳光直射对发掘现场造成影响，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搭建了一个长46米，宽10米的文物防护棚。 迄今为止，南阳遗址2017年度的野外发掘工作已完成过半。 “南阳遗址不是一个孤立的遗址” 容城南阳遗址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春秋战国时期遗址，位于容城县城东 14 公里的南阳村村南 200 米处 ， 遗址的东、南、西三面有故河道。遗址呈长方形 ， 东西长 800 米 ， 南北宽 700 米 ， 面积 56 万平方米。 一切始于1981年的春节，容城县文化局的孙继安等人在晾马台乡进行考古调查，在南阳村附近，发现了几处较大的古代遗址，并征集、清理出铜器、陶器和骨器等文物40多件，其中一些文物上有铭文和陶文，后经查阅相关历史文献，南阳遗址的出土文物和文字具有明显的燕国风格。文献记载春秋早期燕桓侯（公元前698-公元前691在位）徙临易，这个临易便在今河北雄县、容城一带。而1988年，南阳遗址一带又出土了带有“燕侯载之莘锯”铭文的铜戈三件，燕侯载即战国早期的燕成公，这表明了战国早期临易仍是燕国都城。 联合考古队在容城县南阳村考古，发掘古燕国城墙遗址。 摄影/刘向阳 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总领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毛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阶段联合考古队在南阳遗址所进行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重要发现，确定了南阳遗址东南、西南角城垣、南城垣、北城垣局部和西部大型夯土区和陶业作坊区，南城垣长700余米。新发现南阳遗址周边10处同时期文化遗存，形成以南阳遗址为中心、面积约18平方公里的东周、汉代遗址群，为确定南阳遗址性质和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资料。 “整个一圈的城墙都可以落在图纸上，证明它是一个城址是没有问题的。同时也可以确定南阳遗址一带是一个人口比较密集，比较繁荣的区域，南阳遗址不是一个孤立的遗址。”毛保中向《中国新闻周刊》这样描述目前的考古收获，“现在只是初步的地面调查，还不能判断新发现的10处遗址各自的重要性，具体的内涵还需要通过进一步勘探发掘来确定。”他补充说道。 雄安新区地处太行山东麓。两周时期，地处燕南赵北，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宋辽时期，是中国北方政治、经济中心。所涉及的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新石器时期、东周燕文化、宋辽军事遗迹、抗战红色文物等文物资源丰富。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显示，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189处，其中遗址类遗存超过80%，从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1000年前的宋辽时期遗址均广泛分布。其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即容城县南阳遗址和雄县宋辽边关地道。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包括容城县上坡遗址、晾马台遗址、黑龙口燕长城，安新县梁庄遗址、留村遗址、山西村明塔、陈调元庄园和雄县陈子正故居。另有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78处。 200平方公里文物 调查工作全部完成 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牵头，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以及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保定市文物管理所、雄安新区三县文保所等单位参加，统一编队组成。 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总领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毛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次组建联合考古队，主要是考虑到雄安新区面积大，考古工作任务急迫。今后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可能还需要邀请其他省市的文博考古机构一起参与。 根据新区联合考古队的调查成果，截至目前，雄安新区中期发展区200平方公里文物调查工作全部完成，登记各类文物遗存79处，其中调查新发现44处，复查35处。下一步将在对遗存点进行科学分类分级评估的基础上，明确保护对象及相应的保护措施，为新区建设提供依据。 2017年5月24日至26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安排相关工作人员深入容城、安新和雄县三个县境内，对燕长城展开前期的考古调查，探寻燕南长城的分布。调查组一行由容城县黑龙口燕南长城展开踏查，先后踏查了容城县黑龙口——留通村，安新县山西村——申明亭——大王镇——大张庄，雄县十里铺——龙湾镇——杨家场——潘庄子——北舍兴，最后于雄安新区燕南长城最东端（雄县、霸州和文安交界处）结束。 通过三天的踏查，调查队对燕南长城在此三县境内的分布和走向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长城本体周边环境进行了考察，初步掌握了九个重要点段。此外，在雄县境内发现了几处战国遗迹，采集到了大量陶片标本。 6月12日至14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以及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组成的遥感考古队深入容城、安新和雄县三县境内，探寻雄安新区的自然环境和古代遗址的分布规律，以及历代水系变迁和湖淀的形成，为下一步开展环境遥感考古调查做准备。 之所以设立遥感考古队，与雄安新区特殊的环境有关。雄安新区地处太行山东麓走廊地带，水域多，底层淤积深厚，众多类型丰富的古遗址埋于地下。而遥感图像能够大范围反映地形地势、地貌景观、水系和植被等变化特征，对于探寻占地范围较大的遗址、城址和聚落的分布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湖北省海达文化遗产科技保护研究院将采用机载激光技术对雄安新区开展遥感测绘工作，预计2017年年底前完成。 在2017年6月27日举办的“雄安新区历史文化与遗产保护座谈会”上，河北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表示，河北省文物局正在构建雄安新区博物馆体系，在历史维度上重点突出5000年前的史前文明、2500年前的燕国文化、千年前的宋辽边关文化和近代的红色文化，并有选择地建设专题博物馆和主题遗址公园。 三大文化圈以及燕南长城和 辽宋边关地道构成的两条线 雄县古称雄州，隋代设瓦桥关于此，曾是北宋时期的边关要塞，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宋将杨业之子杨六郎曾在此地镇守三关长达16年之久，在抗辽保宋的征战中，杨六郎曾多次大败辽军。 “在这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带，杨六郎是运用何用军事防御手段出奇制胜的呢？”这个问题一度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团。 1964以来年，雄县境内祁岗、孤庄头和邢村相继因打井、灌溉和取土等活动发现青砖结构洞穴，后经专家鉴定，为宋辽时期用于军事防御的地下通道。随后在进一步的勘察中印证，宋辽边关古战道自西南向东北，横跨了雄县、霸州、文安和永清等县市境内，东西长65公里，南北宽25公里，总面积达1600余平方公里。 地道在军事上有三个用途：一是藏、运兵；二是迅速传递情报；三是用声学原理监测敌情。古地道曾经出土过酱釉缸、弹丸、铁镞等。地道内的水缸，经中国声学研究所的专家论证，除生活用途外，它在战时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功能——监测敌情。将缸覆置，兵士将耳朵紧贴缸底，可以听到远方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声音。 自此，宋将杨六郎多次打败辽军的谜团才有了答案。 后来，经中国文物考古、辽宋金史、古战争史和旅游地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多次考察鉴定，一致认为，这样巨大的地下防御性军事工程的发现，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为中国军事史上的重大发现，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十分罕见的发现。 1993年6月，邢村宋辽边关古战道遗址修复了近200米供游客参观，并列入了升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5月，雄县被中国文联命名为“中国古地道文化之乡”。2013年3月，辽宋边关古战道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白洋淀又是风云际会之处，以血肉之躯捍卫民族尊严的雁翎队，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是写在安新县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的一段结束语。馆名是由曾率部驰骋冀中战场的开国上将吕正操在99岁高龄时亲笔题写的。 白洋淀位于河北省中部，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为了镇压白洋淀人民的反抗，日军于1938年强迫当地猎户交出土枪土炮，猎户以渔猎为生，这样一来，等于直接切断了他们的生存来源。这个时候，中共新安县三区区委书记徐建和区长李刚义来到猎户集中的大张庄村，召集猎户开会，号召组织抗日武装。22名猎户当场报名参加，自带枪排、大抬杆和火枪组成抗日武装。由于火枪和大抬杆的引火处容易被水打湿，便插上雁翎。“雁翎队”的队名便由此而来。 如今，白洋淀周边的红色文化圈和东周汉文化圈以及新石器时期文化圈一起，成为该区域三大重要的文化特征。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总领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毛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三大文化圈加上以燕南长城和辽宋边关地道构成的两条线基本概括了雄安新区最重要的历史文化特征。“目前考古队还在进行全面的摸底工作，以此来了解文物点大致的情况，2017年年底之前将会完成雄安新区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的考古调查，2018年继续100平方公里核心区的文物勘察，为新区建设提供空间。”毛保中说。[详情]
白洋淀的旅游路。 未来之城的个人密码 文/牛琳 图/甄宏戈 2017年4月1日晚，正在本村一哥们儿家聚餐的安新县大王镇北六村村民李虎群，从哥们儿手机里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那一刻，李虎群记得清楚，一直在摆弄手机的哥们儿点开一则小视频，立马惊了，急慌慌招呼大家看。小视频正是第一时间从《新闻联播》获知消息的人，用手机录下的播报内容。 一切来得太突然。 当晚，这个坐落在北京以南百公里、距白洋淀不到7公里的冀中平原上的村庄“炸”开了。《新闻联播》一结束，北六村的礼花呼啸着直冲上天，绽放出的绚烂烟花映红半边天。“这场面，除了过年过节，也就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时候有过。” 李虎群说。近些年滴酒不沾的李虎群，跟哥们儿一起连喝了三四瓶啤酒。 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让处于规划中起步区的安新县大王镇成为焦点中的焦点。而在大王镇下辖的15个行政村中，北六村可谓一枝独秀。 人称“大北六”的北六村，有1300多户、3980多人。村内388户独栋房，占据了民房建筑的四分之一还多，彰显着这个村子的富足。北六村村民中，在安新县城以及保定、石家庄市区甚至北京、海南拥有房产的，亦不在少数。全村八成以上的村民从事服装制造业，以家庭作坊为单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凭借场地的零成本以及低廉的人力成本，北六村出产的服装物美价廉，远销俄罗斯、乌克兰甚至南非等国家。 人称“大北六”的北六村，有1300多户、3980多人。村内388户独栋别墅，占据了民房建筑的四分之一还多，彰显着这个村子的富足。 “去趟俄罗斯就跟赶集一样。”从事了八九年服装生意的北六村村民陈伟说。对于走南闯北的北六村人来说，持有护照并不稀奇。村子里200多人有护照，村民们关注的，除了汇率走势，还有时事热点，这两者与村民的事业与生活息息相关。 沸腾持续了一段时间。足足有一星期，北六村村支书陈克宾家每天跟走马灯一样，人一拨拨地来，又一拨拨地走，高峰时，一天不下十拨人。全是前来打探消息的村民，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拆，搬到哪儿去，什么赔偿标准。 作为北六村最大的“官儿”，陈克宾也并不比村民们掌握更多的信息，他能回答的只有三个字：“等政策。”问不出所以然的村民们不甘心，迟迟不愿走。“有天晚上都11点多了，还有三四个村民劝不走。”当时，正生病打吊针的陈克宾躺在自家床上，仍无法摆脱村民的“围堵”。 没有更多的消息源，也没有更多的信息透露出来。亢奋过后，进入沉淀期的村民们开始消化雄安这颗“重磅炸弹”带来的震荡。规划中的新区让人们既憧憬又敬畏，北六村一些自家有生意的村民最先意识到：一切，有舍才有得。村民变市民、麻雀变凤凰的背后，意味着必须舍弃跟新区未来规划不匹配的家庭作坊。要么在新区之外的地方另起炉灶，但厂房、工人都需要更高的成本；要么彻底转行，但做什么，成了困扰村民的大问题。 “说实话，真有些舍不得。”自打接手父辈生意以来，一直拥有稳定订单来源的陈伟直言道。这是一个父子两辈人做了快30年服装生意的家庭，自家宅基地上7间民房用作厂房，目前维持着20来个工人的规模，运转着二十七八台机器，接的主要是外贸订单，生产的棉服和短裤通过中间商销往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刨去各项成本支出，年收入四五十万元人民币。 家底是靠父辈打下的，最难的是起步的时候。北六村最早从事服装生意的那拨人中，就有现已年逾六旬的陈伟的父母，陈家的发家史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北六村的奋斗史和发展史。 时光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陈伟的父亲陈大雪和母亲白小霞卖了家里的两头猪，凑了300块钱做本钱，找来几台缝纫机，组织村里的几名妇女，开始制作衣服。 北六村一处停建的房舍，放学后的学生在玩撕名牌游戏。 白小霞清楚地记得，当时工人加工一条裤子只有几毛钱的工钱，加工完成后，丈夫陈大雪背着装有300条裤子的两个大包袱到保定、北京、天津走街串巷地叫卖。“一走就是一个月，风餐露宿，为了省钱，有时候就拿卖不出去的裤子和别人换吃的。”谈起过去吃的苦，白小霞唏嘘不已。 在那个年代，陈大雪几乎跑遍了全国，外出一趟能挣几百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为了防盗，陈大雪穿着一条女式连体紧身裤，将钱缝在贴身的口袋里。白小霞在家里和工人一起忙着制作衣服，经常劳动到深夜。“干着干着打个盹，手一滑，烙铁就烫在大腿上了。” 时过境迁，陈家的服装生意越做越大，到了陈伟这一辈，“陈氏服装”走出了国门。“前些年在乌克兰，同几个老乡在当地批发市场合租了店面，销售自家的小品牌服装。”近年为了稳妥，陈伟开始只接订单，改变了之前自产自销的模式。 让陈伟不舍的，还有自家的三层别墅。“去年才刚建好，装修好，冬天搬进去的，总共600平米，花了一百五六十万。”陈伟心里清楚，拆迁迟早要来，这是大势所趋，半年了，也能放下了。 “这也是个转折点。”虽然文化程度仅初中毕业，但走南闯北见过些世面的陈伟有自己的见识：低端的服装制造业需要转型。至于怎么转，他也说不好。“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吧。” 相比之下，李静的等待有些焦灼。管控自今年3月份提前开始，北六村村民李静一家正在筹建中的新房停工。雄安新区起步区为安新、容城两县的60个村，这一区域是管控举措的第一层级，实施最严管控，不能增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北六村位列其中。 同样焦灼的还有陈占良。自从新区开始实施管控，从事建筑、水暖行业的北六村村民陈占良就失业了。他遣散了手下的十多个工人，失去了每年十多万元的收入，开始“吃老本儿”。 51岁的陈占良自认还不老，有力气。“蛰伏”的时间太久，这让他感觉浑身的劲儿没处使。“困难是暂时的，我对新区充满信心。坚持、坚持、再坚持，我就盼着新区快点儿搞建设，到时咱能有活儿干，为新区建设出力。” 北六村村民杨春福喜欢收藏农具，最近的收藏重点转为白洋淀的捕鱼用具。 陈占良相信，国家搞建设肯定错不了，未来肯定是好的。他参加了新区组织的园林绿化培训，期待着将来企业招工，“能进企业也不错”。 虽然没有想好以后到底做什么，但干了20年家庭刺绣的李虎群还是参加了新区组织的高低压电工培训。“人得有事做”，对李虎群来说，这是他的“底线”。至于未来的个人规划，李虎群也有初步设想，他自认脑子不笨，将来肯定大有可为。但精明又务实的李虎群总结说，不管做什么都必须符合新区规划，遵守两条：“政策允许，个人适合。” 和每一个思考着如何融入雄安新区的当地人一样，半年来，与丈夫一起搞了十多年绗缝加工的北六村村民管双兰，也在谋划着自己的未来。为此，今年7月，45岁的她还专门南下广州考察市场。她忘不了当地人得知她来自雄安新区时那羡慕的神色，说这话时，管双兰的脸上满是自豪。 眼下，管双兰已经从新区组织的首轮月嫂培训班结业，并成为培训班的助教。“人，必须要有梦想。”管双兰瞄准了将来到新区工作、创业的年轻高端人士，不久的将来，她计划创办自己的家政公司，为来到新区的年轻人提供专业月嫂、育儿嫂、家政保姆等服务。 改变命运的，将不仅仅是当地这些经历过辛苦创业即将二次就业的成人，更深远的意义或许在于高端教育入驻新区，为孩子们带来福音，尤其，当地祖祖辈辈的人们从未像现在这般重视教育。 “如果没有新区，儿子将来学习不好只能跟我下海经商，现在设立新区了，孩子们必须得好好学习，不然将来怎么办？”陈伟说。[详情]
雄安科教：走精准、精细之路 北京各高校希望根据不同情况，以整体搬迁、部分搬迁、新建校区或以筹办科研、教学联合体的形式，在雄安落地。为推动优质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向雄安新区布局发展，提升新区公共服务水平，北京市政府敲定了一系列先期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的项目，主要分为“建四”“帮四”两个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符遥 作为继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又一个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自出世之日起，就肩负着“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的多重使命。其中，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京高校、科研机构是否迁入新区一直是备受公众关注的焦点。 早在雄安新区成立之初，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就表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的重点工作之一，是把创新驱动作为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引导创新要素向新区集聚。支持新区从创新载体、运行机制、发展环境等方面营造良好创新氛围，吸引高端创新人才和团队，努力打造创新高地和科技新城。 一个新的科教创新中心将有怎样的规划？各高校、科研机构又会如何在雄安布局？新区成立半年来，随着相关各项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们也开始期待。 高校、科研机构：纷纷抛出橄榄枝 2015年8月23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印发，京津冀三省市的城市战略定位正式公布。其中，首都北京被定位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按照规划，北京今后将围绕这四个核心功能发展，疏解其他非核心的功能。而“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正是明确要疏解的非首都核心功能之一。 2016年9月，《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将推动在京部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有序迁出，支持在京高等学校在京津冀区域内合作办学、学科共建，成立学校联盟，促进优质教学科研资源共建共享。而国家发改委在此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未来，一批京津高校将在河北开办分校、分院。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在教育领域的规划正是基于这一思路而着手制定的。 截至目前，通过领导互访、深入沟通等形式，新区共与20多所在京高校达成了初步意向：各高校希望根据不同情况，以整体搬迁、部分搬迁、新建校区或以筹办科研、教学联合体的形式，在雄安落地。依据中央“稳扎稳打，谋定而后动”的要求，现在相关各项工作仍处在初步沟通阶段。 尽管具体的疏解、规划路线尚不明确，但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在雄安的布局已初见端倪。公开报道显示，5月11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一行就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与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进行了座谈。郝平表示，北京大学将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在医疗、教育培训等方面积极与雄安新区对接；在专业部署上，将优质前沿学科向雄安新区倾斜。 会后，北京大学与河北省就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达成了五点共识：一、北京大学发挥医疗资源优势，在雄安新区规划建立学科齐全，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医疗服务于一体的一流医学中心；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拟在雄安新区建立培训中心，开展企业人才、管理人才高端培训；三、北京大学与国家有关部门合作建立PPP中心，重点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四、按照教育部统一部署，北京大学与其他著名高校一道，共同在雄安新区部署优质教育资源；五、北京大学与河北省继续加强合作，为河北发展和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输送更多人才。 2017年4 月6日，河北安新县端村小学，同学们踮起脚尖学跳芭蕾。她们被媒体誉为“乡村小天鹅”。财新记者 杨一凡 图/视觉中国 另据改发局相关负责人透露，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多所高校到访雄安新区进行接洽。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在新区规划建设传承推广中医药文化的“国医学院”，中国农业大学提出建设“中国生命科技大学”的设想。 北京体育大学则提出，建设一个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充分发挥其在教育、训练、科研方面的优势，在结合雄安新区在康复医疗方面需求的同时，为新区体育事业的建设发展提供人力、智力上的专业支持。 8月底，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党委书记李国勤等一行到访雄安新区，中国医学科学院雄安分院暨研究生院规划建设。中国医学科学院希望通过建设研究生院，培养和吸引医学高端人才，在新区打造“医教研产防”一体化的医学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与此同时，还将利用医学信息资源与服务优势，建设卫生健康大数据研究中心，并依托诸多研究所院的资源与优势，围绕药物研发、生物技术转化等领域，打造生物研发创新的高端平台。 基础教育与医疗：“建四”“帮四” 8月17日，北京市与河北省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后简称《协议》）。根据《协议》，北京将紧紧围绕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的总体要求，在协同创新、基础设施、生态治理、产业升级、公共服务、城市规划、人才交流等七个方面与河北省开展战略合作，集中优势资源，全力支持雄安新区的建设开局起步。 其中，为推动优质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向雄安新区布局发展，提升新区公共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为科教新城的建设吸引更多人才，北京敲定了一系列先期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的项目。项目主要分为“建四”“帮四”两个部分。 “建四”是指，北京市以“交钥匙工程”的形式，在雄安新区投资建设高水平幼儿园、小学、完全中学、综合医院各1所。北京市负责投资建设，建成后移交雄安新区，由雄安新区委托北京一流的教育集团、医疗集团进行管理。新建的3所学校和1所医院拟分别由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北京四中、宣武医院提供办学、办医支持。 另一方面，“帮四”则是指，由河北省在雄安新区选择现有幼儿园、小学、完全中学、综合医院各1所（共4所），由北京市结合学校、医院的办学、办医特色及需求，采取托管、集团化办学、建立医疗联合体等方式，通过派出优秀管理团队、教师互派、课程共享、人才培训、技术帮扶等形式，提供办学办医支持，提高运营管理水平。 除了上述提到的3所学校外，包括人大附中、清华附幼、北大附小等在内的一些北京的学校都表达了在雄安新区基础教育领域进行对口帮扶、援建的意向。其中，北京师范大学还提出设想，可以成立教育集团。 “公共服务领域需要高度协同，一个是资源间的协同，另一个也要与当地人口的特点相结合。比如，当地都是青年人为主，要适度增加幼儿园、小学的配比去建设，因为作为‘青年之城’，这方面的需求肯定是很大的。所以这块我们也在统筹布局，包括跟城乡规划、人口规划部门的政策在沟通，具体还没有特别明确的结论。”相关研究专家称，目前，雄安新区基础教育建设的重点，放在幼儿园、小学和初中上，“我们也在进行研究，包括跟教育部以及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对接，深化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规划。” 据了解，雄安新区三县（即雄县、安新县、容城县）目前已各自甄选出了三所学校申报至新区，以待确定最终的帮扶学校。“对于公共服务这一部分，我们一定是要率先去布局、去发展。包括8·17《协议》中落实的具体帮扶学校，我们希望在明年的9月1日就能开学。”该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8月中下旬，雄安新区三县基础教育领域的相关负责人前往北京，就具体的帮扶方案与对口学校进行了交流研讨，目前正处于磨合阶段。容城县教育局副局长高吉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现在尚没有明确的方案出台，但各学校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基础性的准备工作。“最简单的是让老师们多看书，提高文化素养；多搞培训，多走出去，多搞内部交流。”在他看来，由于北京与河北的教育基本情况、地域文化不同，学校之间的对接并非简单地提高硬件设施标准，更重要的还有教育理念上的融合与素质的提升。他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2017年4月3日，河北省保定市“雄安新区”雄县中学门口两侧的墙上，展示着该校2016年高考优秀学子的大幅照片。图/CFP 实际上，为响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加快承接北京功能转移，同时提升保定基础教育教学质量，北京市八一学校与保定国家高新区管委会、河北辅都投资有限公司早在2015年7月就签署协议，三方合作创办了北京市八一学校保定分校。 2016年9月1日，北京市八一中学保定分校正式开学。该分校投资4.5亿元，除教室外，还建有空中花园、玻璃房式游泳馆、剧院、体育馆等。学校为九年一贯制，学校的管理、师资、教学，均与北京市八一学校实现同步无缝对接。管理团队及各学科带头人，均由北京市八一学校选派。同时，市政府给予部分编制，财政开支，倾力汇聚打造全国最具竞争力的教师队伍。 在医疗方面，根据《协议》，北京市妇产医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计生监督所等卫生机构也将为雄安新区相关机构提供对口支持。两省市还将共同加快社会保险跨区域转移对接，推进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医疗机构临床检验结果互认、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共享，以及完善养老保障服务体系。 相关负责人表示，当下的主要任务，是着力于三县基础医疗水平的提升以及卫生系统整体能力的建设。 创新与科技转化： 打造全球创新高地 作为国家的“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的目标，是要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明确表示，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是设立新区的首要任务。“承接的疏解功能要符合新区发展要求，重点是要紧跟世界发展潮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企业，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多位专家则指出，雄安新区对北京部分科教功能疏解的承接，首先应是服务于本地产业发展的需要，和新区产业高度相关的院校是重点的承接对象。 事实上，近年来，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功能，河北省和保定市都已有所布局，并进行了一系列相关模式的探索。 以容城县为例。作为北方最大的服装产业集群，容城有900余家规模以上服装企业，全县服装企业职工总数达到7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早在2015年6月，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北京服装学院就正式与容城县展开合作，在户外运动装、西服、衬衫和休闲装这四大品类的规模企业中，都建立了校外实习基地。 2017年6月，由北京服装学院与容城县政府校地合作共建的北京服装学院容城时尚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营，这也是高校在中央宣布建立雄安新区后的第一个正式落地的项目。 据悉，该园区占地20亩，建筑面积4460平方米，采用市场化运作的模式，由北京服装学院方面的团队负责管理、运营。园区办公楼共有四层，主要包括中央版房、公共开放区、设计师买手店、中央秀场、专业影棚、数字化服务中心、咖啡吧等板块构成，是集设计服务、技术转化、展示销售、时尚推广、交流体验及产业培训于一体的开放共享式创新平台。该园将依托北京服装学院和中关村北服时尚产业创新园优质智力资源和行业影响力，集聚大量高端创新人才，整合各类产业要素，为创业者和本地企业提供完整配套服务。 “雄安新区承载的使命就是创新，今后将成为中国的‘硅谷’，是中国成为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区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北京有中国最好的大学、科研院所、科研人才，但缺乏转化空间。雄安新区的建立，将激活北京以及整个京津冀地区，“把北京科技、文化、人才和国际化的优势聚集起来，在京津冀形成创新中心、高端制造中心、现代服务中心。” 而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看来，雄安要建设成为未来的科创中心，高校、科研院所是整个科技创新体系中必备的一环。除了一些高校、科研院所将以整体搬迁、开设分校等形式从北京迁入雄安，日后还应逐步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工程中心、研究研发中心等科研机构，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像我们常说，没有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美国硅谷的发展。斯坦福大学不仅为硅谷培养、输送了很多科技人才，同时也搭建了一些创新创业平台、孵化基地，有一些年轻的科技企业……这些我们将来也一定会有。” “按照中央关于雄安的要求，要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发展高新高端产业，总的方向是明确的，但具体怎么推动，怎样和北京作为科创中心的首都功能实现差异化发展，这里就有一个侧重点。总体而言，北京和雄安在创新功能上是有分工的。”陈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各方共同的认识是，北京的中心城区未来将主要定位于以高新技术研发和部分先进制造为主的创新源头，而这些科技研发成果的转化则放在雄安新区。 这一思路在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中也有明确体现：北京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代表的科技创新要素资源到雄安新区落地，促进科技成果到园区孵化转化。 而在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看来，由于京津冀地区的科教资源分布严重不均，雄安新区在建设过程中，不应只是单纯地将北京的创新资源迁移过去，同时还应考虑怎样完善区域的创新体系，打造系统创新共同体。 李国平建议，雄安新区本身可以筹建一所甚至多所高水平的大学，从国内外引进一批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北京的高校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经验，以共建的形式重点支持雄安高校的某一个学院。这种不仅“调存量”，也“从增量上解决”的方案，既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也将改变河北省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水平。 谈到建设科教新城、创新中心的时间表，陈耀认为，与高教资源高度集中的北京相比，目前河北省的科技基础、人口结构、高素质人才资源等基础条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但随着雄安新区的成立，将打破原有的格局。借助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基础，强力植入高端产业，通过发挥政府在动员创新要素、资源上的力量，雄安新区有可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初步的目标。 “现在国家提出创新战略，各地都在向这个方面转变，这也是我们国家发展转变的根本要求。全国很多城市都在争夺这种创新资源，包括高科技的成果转化，科技人才等。各地在待遇上、机制上也出台了各种优惠条件。但雄安新区的地位不太一样，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千年大计’，由于它的战略地位，它在很多条件（的设置）上会更有吸引力，事业上会更有发展空间，体制机制会更有活力，也更能吸引到全国、国际的年轻人才。”陈耀说。 自雄安新区成立以来，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其是否能够复制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成功。事实上，后两者在建设中也都大力发展、引入高校与科技资源。对此，李国平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每个新区或特区的发展规划都有其独特性。“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们在整个发展进程中，已经由原来的要素驱动转到创新驱动。以前深圳的建设，可能需要全国大量的创新要素、整体资源一股脑地涌入，会形成大量的市场，很大的开发量，很大的生产规模，但雄安这时候肯定不是那样的运作模式。”他说，“一定要考虑的是，雄安要精准地、精致化地发展，追求大，不是雄安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要追求内在的品质。”[详情]
日本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对雄安都有可供借鉴之处 日本东京，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排水系统——“首都圈外围排水系统”。日本人将这个长177米、宽78米的蓄水池称作“地下神庙”。图/ CFP “会呼吸的”东京地下城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齐龙 徐方清 本文首发于总第824期《中国新闻周刊》 从高速公路下来，汽车通过地下闸道可以直接停靠在东京火车站八重洲地下街路口，旅客可以在此搭乘新干线前往日本各地。 “不得了啊！”1988年，束昱借一个到日本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首次走进了八重洲地下街，四通八达的地下交通网络带来的震撼至今让他难忘。 出发前往日本时，束昱带上了一个关于“地下空间环境对人体生理和心理影响”的课题。他没想到，此前根据书面材料做出的许多假设，在八重洲地下街里都不成立。 在这条于1965年开始营业的地下街里，束昱看到了阳光和绿植都被引入了地下。街道的通风系统和运营管理完善，束昱没有闻到异味。从光、色、空气、风的感觉等多个因素来判断，束昱说，身处其中，与在地面上几乎没有差别。 如今身为同济大学教授的束昱是最早一批在中国高校开设地下空间利用课程的教师。而直到1981年，他才从到访的一个美国学术代表团处了解到“地下空间利用”的概念。此前，中国学界只知道搞的是“地下建筑”“人防工程”研究。 “在亚洲地区，若论城市地下空间利用开发，日本是最早的。”束昱曾挂着相机走访东京多条地下街，边拍照边体验。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尽管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东京地下空间的开发已告别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但在城市公共公益设施建设需求和城区更新再造两方面的驱动下，东京对地下空间的利用进入了综合利用阶段。 东京都政府2014年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东京有约6.3万个已开发利用的地下区域，其中40%为地下道路、地铁系统和购物中心。其中8个最大的地下购物区域的空间规模达到21.4万立方米，相当于5个大型多功能体育场东京巨蛋被埋入地下。这些地下城，除了能够更充分地利用稀缺的城市土地资源，还已经俨然建造出了各具特色的畅通的城市网络系统，身处其中，能感觉到“它是会呼吸的”。 束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日本的地下空间开发吸取了欧美的经验，特别是欧洲的经验，并结合自身城市发展的需求进行创新。而东京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演变。 从“共同沟”到地下街 1863年伦敦地铁开通，拉开了现代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的序幕。而此时的东京，借助于“明治维新”的东风，人口和城市面积都快速增长。大约20年后，东京开始建设铁路与地铁，并进入土地资源立体化建设与利用的时代。而包含着地下交通系统、地下购物中心和地下基础设施等的地下综合体概念，被公认为由日本首先提出。 但伴随着人口大量积聚，城市供水出现了污染问题，导致19世纪末日本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霍乱。1890年，日本颁布了《水道条例》，开始在城市地下铺设上下水道。8年后，东京的神田和日本桥地区民众享受到了现代化的供水服务。不过，1923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由此引发的火灾给东京造成了重创，超过10万人在此次地震中丧生。在灾后重建中，东京政府选择了九段坂、淀町和八重洲等三地进行“共同沟”试点建设，将原为单独埋设的电信、电话、电力、照明和供水、煤气管等各类市政管线集中放置在一条地下隧道里，同时隧道里留有供检修人员行走的通道，以减少市政管线损坏给民众造成的二次伤害，并减轻再改造的困难。 由银座至浅草的日本第一条地铁线路在东京中心城区的开通，被认为是东京地下空间走向大规模开发和利用的起点。1927年12月，日本实业家早川德次出资建设的这条地铁线路开通时，距离他1914年赴英国伦敦考察世界上第一条地铁线已过去了13年。结束欧美考察归国后，这位日本“地下铁之父”于1920年成立了东京地下铁道株式会社，几乎是穷尽所有去实现建设地铁的梦想。尽管开始之初只有2.2公里长的浅草-上野路段运行，但也奠定了东京地铁发展的基础。 二战后，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受东京奥运会的刺激之后，东京人口突破1000万，城市半径也较之战前扩大了一倍，达到25至30公里，东京地铁也进入大规模建设和发展的阶段。目前东京拥有的13条地铁线中，有6条就是在这一时期启用或开建的。地铁的建设也带动了地下商业街、地下停车场的发展。有统计数据显示，东京都7.5万栋4层以上建筑中，约有40%附建地下室，地下空间平均利用深度为15米。这一时期也基本形成了地下人行网络。 不过，这一时期地下空间的粗放开发利用，也考验着地下空间设施的安全性。1980年，日本静冈县一条地下街偶发了一起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最终导致200多人伤亡。这条由地下室改造而成的地下街，通风系统欠佳，也缺乏监测预警系统，被认为是导致严重伤亡的重要因素。 束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起恶性事件发生后，日本地下街的建设陷入了长达6年的暂停期。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对新建地下街进行防灾的专门研究，制定相应的标准和管理的规章。直到1986年川崎市的Azalea地下街试点示范项目完成后，日本地下街的建设才根据这一试点的技术、设计标准建造新的地下街。 束昱认为，日本人善于在错误和事故中吸取教训，一次事故往往就能让他们建立起一套新的标准和管理规则。静冈地下街爆炸事故后，日本从中央政府到每个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定期召开地下街联席会议，协调相关的工作，政府则对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进行把关。 经历多年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后，东京地下浅层空间已显得拥挤。为了避开其他线路，后建的地铁线路只能往地下更深的地方开挖。位于东京港区的都营地铁大江户线六本木车站，是东京最深的车站。从地面往下要经过楼梯和手扶电梯7次转换，才能到达地铁列车站台，距离地面的深度为42.3米。大江户线也是东京所有地铁里深度最深的地铁线路，当中的饭田桥站-春日站线路还深达49米。 在地铁发展的带动下，被称为“被动的配套设施”的地下购物中心也应运而生，很多车站及其附近的连体建筑就慢慢成为一个个购物中心。如今，结束了一天工作，东京的不少上班族会选择在办公室附近的地下街与同事或友人享用晚饭后，从地下街转入地铁站搭乘轨道交通回家。在这些便利的地下街里，人们还能够享受到不同商铺提供的门类齐全的服务。似乎除了居住，民众的一切需求都能在地下空间里得到满足。而且，这些与地面街道同长同宽的地下街还因为全部实行“步行街模式”，少了汽车的干扰，整体体验的舒适感更强。 车库、车行环廊、共同沟，以及管理用房、变配电站等附属设施，则被放置在地下街的下方。在束昱看来，由此形成的地上、地下一体化的综合体，是一种很好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模式，也适合亚洲城市人流大、建筑密度高、建设用地比较少、城市人口大量积聚的特点和需求。 “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坚持 8月7日，2017年第5号台风“奥鹿”正面袭击了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并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受此影响，相隔近1000公里的东京当天也降下暴雨。许多行经东京的快速列车也因灾情被迫停运，东京火车站广播里反复播放着紧急的交通信息，甚至有中文播报提醒来自中国的旅客。尽管雨势迅猛，但湍急的雨水朝着低处排水道流去，路面上也少有积水。 对临江而行的东京及周边地区来说，水灾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明治天皇迁都至此前，东京又被称为“江户”。因从北到南，有江户川、荒川和多摩川等三大河流穿过，最终流入东京湾，后人多将其旧称解读为“江之入口”。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急速发展的城市化，水患变得更为严重。1991年9月东京遭遇了30年以来最强台风“密瑞儿”的袭击，引发的洪水导致100平方公里土地被淹，超过3万户居民无家可归。 如此大规模的损失，让日本政府痛定思痛，决定在原有的地下水库基础上，在与东京都北部相连的埼玉县春日部市的国道16号下方修筑一座“首都圈外围排水系统”。 历时15年修建，这一超大型排水工程于2006年向世人亮相时，让不少人惊讶不已。首都圈外围排水系统主要由排水隧道、5座竖井、调压水槽等设施组成。其中，全长6.3公里、内径10米的排水隧道深埋在地下50米，通过盾构法修筑。 5座竖井通过排水隧道相连接。除了第一竖井与调压水槽相连通外，余下的第二至第五竖井则分别与第18号水路、中川和仓松川、幸松川、大落古利根川等水道连通。每当洪水到来时，这5座深约70米、容量足以容纳自由女神像或航空飞机的竖井就会发挥巨大的蓄洪调节能力，河水会通过后四座竖井流入这一排水系统，并最终通过第一竖井流入到调压水槽。 水槽由59根重500吨的混凝土柱支撑，借助4台水泵，水槽内的水便可以排向江户川，排水速度达每秒200立方米。第一次走进调压水槽时，巨大的地下空间让矢部隆幸感到极为震撼，“感觉就像身处科幻小说描写的场景”。 而这一有着浓厚庄严氛围的地下空间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不少旅客前往参观，还成为了影视作品、音乐影片、时尚杂志的“特摄圣地”。 尽管整个工程造价高约2400亿日元，但首都圈外围排水系统管理分所管理第一股股长矢部隆幸则认为，这笔投入显然是值得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矢部隆幸谈到，2015年9月18号和19号台风袭来时，他们共应对了1900万立方米的洪水，这一系统发挥着重要的抗洪作用。 长期跟踪研究日本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束昱还认为，1992年首都圈外围排水系统建设启动时，日本正在忍受“泡沫经济”破裂之苦。日本政府能清楚地认识到防灾的需求，投入大量资金推动项目上马，实属不易。 束昱还表示，包括首都圈外围排水系统在内的多个大深度地下空间利用项目，都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组织业界开展相关研究时得出的规划。那时的日本正处于地下空间大规模利用的阶段。 1991年12月“泡沫经济”破裂前夕，第四届地下空间利用国际会议在东京召开，日本与会代表仍憧憬着未来地下空间开发的前景。正如会议上一致通过的1991年《东京宣言》所述：“21世纪是人类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世纪”。 “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显得信心百倍，要谋划21世纪。”束昱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这次在东京召开的会议，中国派出的代表团仅有束昱等两人。而1988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地下空间和掩土建筑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访的日本代表团有60多人。 日本彼时经济发展到了顶峰。束昱说，日本认为自身有引领建设21世纪新型城市的责任。同时，日本企业有扩张的需求，除了国家有需求外，推动地下空间开发“走出去”，还能带动相关装备制造、深度建设企业、规划设计企业走向海外。 参与这届会议的日本代表以学者为主，也有企业家、土木研究所和防灾研究所等日本政府部门下属的研究机构人员。而日本当时已经成立了都市地下空间活用研究会，寄希望于这个官民共同平台来研究如何更科学、更有效率地使用日本都市地下空间。 由日本、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芬兰、瑞典和荷兰等8国代表共同签名的会议宣言还指出，“地下空间是城市建设的新型国土资源，是造福于子孙后代的重要空间”。20多年后回看，束昱认为，这份宣言仍有现实价值。 三十多年后，中国政府才首次做出要将城市地下空间纳入土地利用规划的表态。在2017年9月6日举行的《关于加强城市地质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会上，中国国土资源部新闻发言人、规划司司长庄少勤表示，“要统筹地上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并纳入土地利用规划，与相关空间性规划做好衔接”。 而东京的地下空间开发在这30多年里也遇到过重重挑战。“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房价、地价开始下跌，经济也开始走下坡，公共公益事业建设的预算大幅缩水，东京等地的地下空间建设一度暂停。但值得庆幸的是，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扩大内需也是经济“自救”的选择之一，寄希望于通过扩大公共投资的方式来拉动内需，一大批曾由日本政府各省提出的地下空间项目，也由此得以重见天日，如今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走向更深处 日本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历史，也伴随着相关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并从单项法律向综合法律发展。其中，2000年5月日本国会颁布的《大深度地下公共使用特别措施法》标志着日本地下空间开发进入了综合利用阶段。而这份法律的立法工作，就花了10年之久。 束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不断推动着日本土地价格上涨，这给政府购买私有土地推动市政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有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东京中央区商业楼及土地价格，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每平方米22万美元，东京土地价格位居全球首位。 当年的日本执政自民党在研究如何推进国有土地再开发利用的时候，提出能否把私有土地中的部分地面和地下的一定深度空间提供给公共公益事业的提议，后经政府内阁被送往了国会讨论。 随后，涉及国土规划的建设省、负责下水道建设的厚生省和运输省等多个日本政府职能部门结合自身职能，就如何以创造性的思维来寻找开发空间、未来城市发展等提出规划构想。 “日本自民党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利用地下空间。”当年在日本访学的束昱对这一开创性的举动十分关注。他留意到日本政府还组织了一个研究会，邀请相关专家、企业家都参与到这个研究会中集思广益。 束昱回忆说，日本政府职能部门、学界和企业界先后提出了近40个关于大深度地下空间的方案，这一过程花了七八年时间。而相关方案此后再被送交国会审议。 同时，日本政府还专门委托了一个专家智囊团队，来研究大深度开发议题，着重围绕了规划设计、技术安全、法规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3年后，这一国家级的咨询团队向日本政府提交了相关法规的建议稿。这也奠定了《大深度地下公共使用特别措施法》的基础。 这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综合法律明确规定，“地下40米以下空间属于国有，公共建设活动可不必补偿土地所有人，也无需土地所有人同意”。 束昱表示，这部法律也由此明确划出了大深度线。私人土地的所有权仍属于私有者，但国家事业、公共公益事业要利用时，原则上需无偿提供，使用权在国家。 信息公开是《大深度地下公共使用特别措施法》的重要精神之一。《大深度法》第8条规定：“为了本法目的的实现，国家以及都道府县必须致力于有关对象地域地壳状况、地下利用状况等信息的收集与提供，以及其他必要措施的实施。”相关方在申请使用认可之前，必须制作、提交事业概要书，除了要上报国土交通省外，并在需要的时候在各自的政府公报上公布，以及将相关图纸提供给公众阅览。 在土地被征用时，民间往往会产生不悦情绪。但总体上，尽管《大深度地下公共使用特别措施法》涉及私人土地权益问题，其出台过程却比较顺利。束昱说，这得益于日本国民渐渐意识到减轻公共公益事业负担的重要性。东京此前在推动一条地铁线路建设时，曾因一块私有土地进行了长期交涉，导致建设工期较计划延长了10年之久。另外，日本政府征用私人土地后，也会用一些配套政策，给业主予以补偿，让民众“不吃亏”。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虽然不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得迅猛，但进入综合利用阶段后，通过对大深度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来满足城市公共公益设施需求，交通、市政、防灾等公共功能设施都实现了地下化。 除了有公共设施建设的需求外，束昱认为，城市部分区域的更新再造，也为东京地下空间开发带来了驱动力。 涩谷目黑的高架环线路段的一个下匝道改造工程就让束昱推崇备至。东京市政部门规划要在这一路段修建从下匝道转入地下道路的系统，从高架到地下相差70米。而规划设计人员就利用这部分地上地下的空间，对这一原用于仓储物流的片区进行综合开发。 在规划阶段，政府和当地业主组成了一个联合开发委员会，并请来第三方机构来做具体的规划、设计和咨询工作。委员会最终选定了建造一个圆筒状构筑物的设计，让汽车从高速环线经下匝道进入构筑物后盘旋行走到地下道路。构筑物的顶部用作绿化，中间部分用作体育场等体育活动设施。 而周边的仓储地，如今已建起了高档住宅、商务办公楼和宾馆。当地居民已回迁，形成了新型的小区。束昱说，新项目建成，首先保障了原业主的权益，也因高层建筑建成后，建筑面积增加了，容积率也提高了，业主可以选择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取增加的部分。 束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京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而这一下匝道改造工程，则是“联合开发、共同协商、利益分享”的城市更新再造经典案例。 不过，日本研究者认为东京地下空间开发现状仍有许多可以改进之处。日本都市地下空间活用研究会主任粕谷太郎曾指出，“我们能够在地上建东京晴空塔，但却没有利用50米以下的地下空间。” 在粕谷太郎看来，东京还有相当大的地下空间可以扩张。但他也多次呼吁，有必要对地下空间的利用进行细分，譬如不必建在地下空间表层的交通系统应该被移到更深的空间，从而留出更多的浅层区域用于再开发。 走向更深处，是东京地下空间下一步开发的重点之一。由日本鹿岛建设公司负责修建的神流川发电站，最深处达到地下500米，建成后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发电站。该公司还表示，一旦将来技术成熟，可以开展梦幻般的地下城建设，能修在东京地下3000米左右的地方。 日本学者渡部与四郎还根据不同地下设施的适应性提出了分层开发地下空间的设想。在他看来，从浅层发展到深层，可利用的地下空间分为四层：第一层为办公室、商业设施和娱乐空间等，可供大量人员日常使用；第二层为人员活动时间较短的交通空间，如地铁、地下快速道路等；第三层为仅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使用的设施，比如动力设备、变电所等；第四层也就是最深的一层布置污水管道、煤气管道和电缆等公共管线。 而且，由于地下空间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特点，在开发地下空间尤其是深度空间时，其前期的科学论证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一旦在建造过程中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不仅修复、拆除的难度比地面上要大得多，而且很有可能影响后续地下空间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考虑已经存在的地上设施，进行统一规划、协调开发。 “（日本）地下空间都是单项的公共设施，类似于全市性的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规划和控制性规划，目前在日本还没有。”束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多次参与雄安新区地下空间和综合管廊开发设计评审工作的束昱说，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综合规划编制上，中国近几年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超过了日本。 目前雄安新区地质调查第一阶段成果已经完成。区内场地稳定性和工程建设适宜性总体较好，稳定场地和基本稳定场地占89.5%。束昱说，探明地质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对地质资源进行分类、分级、分区管控和引导，接下来才可以做地下空间的规划。 束昱还认为，地下空间的利用开发，需要对城市未来的开发做出科学预判，对哪些功能性设施需要转入地下，或者转入地下去比较经济、安全，都需要有所判断，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地开发利用地下空间资源。[详情]
“地热+”的多能互补方案 成为率先被提出的雄安新区供暖方案 全城无烟：地热能开发有了“雄安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明子 本文首发于总第824期《中国新闻周刊》 “雄县没有烟囱，你看，这里是无烟城。”中国石化绿源地热能开发有限公司（下简称“绿源公司”）技术总监孙彩霞骄傲地说。 雄县位于河北省中部，距北京约110公里。中国北方城市取暖大多使用燃煤，致使华北、东北地区的冬季空气质量一直不佳，河北多个城市尤甚。但这个地处京津冀中心的小县城，由于从2009年开始大规模使用地热能集中供暖，形成在国内具有样板意义的地热开发利用“雄县模式”，彻底摆脱了冬季燃煤供暖带来的种种问题。 如今，地热能供暖已覆盖全县95%以上的建筑。据绿源公司统计，2013年雄县地热供暖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联合国注册后，核证的二氧化碳年减排量为10万吨。以一棵树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18.3千克计算，相当于种植了500多万棵树。 今年4月，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布后，新区内雄县的热能开发备受关注。据公开资料，雄安新区启动区面积为30平方公里，将构建成“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城市”，“地热+”的多能互补方案成为率先被提出的供暖方案，配套补充能源也依然以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为主。 国内公认最好的一块中深层地热田 孙彩霞还记得，2009年10月28日公司与河北雄县人民政府签订《开发雄县地热资源合作协议》的那天，正好下着大雾。雄县位于白洋淀的东北方向，守着366平方公里的湖，下雾是常事。但她当时还不知道，此前冬天因为地热水直接排放到地表，县城水汽缭绕，比下雾还严重。 在现年49岁的雄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金锁记忆中，雄县地热的发现，源于华北油田的勘探。这是上世纪70年代由时任全国科协副主席、中科院副院长李四光开启的全国“地热会战”成果之一。大约在1973年，雄县开始有“地热供暖”的概念。 “所谓地热，就是岩石和地下水里面的热。”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热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庞忠和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在所有地热形式中，水热型最容易开采利用，直接把热水抽上来利用；如果地下水不够，还可以人工注水，通过和岩石交换热量，注入凉水，抽出热水。 太阳能、风能有不稳定性，天然气燃烧后仍会产生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水蒸汽等排放物，相比之下，地热是最稳定、最清洁的零排放绿色能源。 “雄县水质好，地热水打上来直接就能用。很多人随便打口井，就弄个澡堂子经营。”王金锁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不少澡堂附近居民接个管子把热水引到家里取暖，就成了“地热取暖”。那时开发不具规模，打井后地热水能自喷到地面以上十几米高。 雄县所处地热田属于牛驼镇地热田。1988年出版的《华北地热》一书中记载了牛驼镇地热田的热储优势，“埋藏浅、水温高、储量大、水质好”。孙彩霞说，“这是国内公认最好的一块中深层地热田”，打到地下1500至2000米就有热水，而在中国其他地方，获得同样温度的地热资源通常要打到地下3000多米；雄县地热水的温度也很高，常年在60至80摄氏度之间，特别适合实现梯级利用；出水量平均为每小时50至70立方米，部分地区可达每小时120立方米；同时，地热水矿化程度低，基本可直接使用，不易对管道造成腐蚀。 雄县的学校、医院甚至个人纷纷打井取暖。“地热能与其他矿产资源不同，不能直接买卖，时间长就冷了，没人觉得其中有经济价值。”绿源公司副总经理陈蒙辉说，因此最初开发时也没有过多限制。当时，县国土资源局下设专门的地热办，只要申请，一般都能得到批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前后。房地产开发进入热潮，如果小区有地热供暖，价钱就高，全县的小区纷纷打热水井。当时没有回灌技术，地热水使用过后，就直接排到地表。 雄县西南方有个巨大的“温泉湖”。雄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金锁说，这个湖本是个很小的自然湖，2000年前后，大量开采出的地热水无处排放，都排到湖里。湖面越来越大，谁也不知道水有多深。地热水排出后依然有三四十度，湖水冬季不结冰，蒸发后在地面五六米高的空中形成雾气带，整个县城如在仙境。有的小区随意挖个排水坑，坑里水满了，外溢到公路上，地面结冰后形成交通安全隐患。 不只如此，雄县地下水位也在迅速下降。自2000年后，每年地下水位下降十米左右， 2008年11月，雄县副县长王育新刚一上任，就遇到了“大麻烦”——许多热水井不再自喷，很多小区冬季没有取暖的地热水了，开始有居民为此上访。王育新说，他当时感觉到这件事单靠政府不好管，“还是得由市场来”。 西学中用 早在2006年，为解决地热无序开发现状，雄县政府国土资源局就从国家开发银行贷款1000余万元，成立了专门开发雄县地热资源的绿泉公司。同时规定，县城规划区域内，不再允许新增私人地热井，今后将由绿泉公司统一负责地热供暖。绿泉公司打了6眼地热井，但很快就已经无法跟上房地产开发的速度了。 取暖是北方冬季极重要的民生问题。雄县政府于昌从2009年初起就组织研讨会，到北京各大院校和科研单位咨询相关专家，试图解决地热供暖的困境，最后明确，有两个环节必须解决：首先，必须引入地热水回灌技术，以解决水位下降和环境污染问题；其次，政府已经没钱了，要寻找充足的资金。更为迫切的是，一切要赶在当年供暖季到来前完成。 雄县全县约六成土地蕴藏地热资源，一直吸引着国内外能源专家前来考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下称“中石化”）新星石油公司（下称“新星公司”）也在其中。新星公司是中国最早涉足地热开发业务的国有企业，旗下有一家专事地热开发的国有企业，其下属绿源公司是一家中冰合资企业，成立于2006年，总部坐落在有“中国地热城”之称的陕西省咸阳市。 冰岛是地热开发利用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其地热开采能力已可以开采深达地下4公里、高达374摄氏度以上的“超临界流体地热资源”，地热能取暖覆盖了全国约九成居民，约三分之一的电力来自地热发电。 中国向冰岛学习地热开发技术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从1979年起，陆续有90多位中方人才前往冰岛接受地热方面的培训。今年56岁的庞忠和就是1988年赴冰岛联合国大学地热学院进修的第十批学生之一。“当年中国就我一个人去，全班只有6个人，都来自亚非拉国家。” 王育新回忆说，这使他们想到，是否可以考虑与新星公司合作，既可利用国有企业的资金优势，又可以学习到冰岛的先进技术，一举解决两大难题。电话打过去，新星公司也正在寻找在中国中东部地区发展的机会，于是一拍即合。 合作谈判结束时，王育新一算时间，还有不到3个月就要供暖了，但雄县政府、中石化、冰岛三方签约时间定在2009年10月28日，根本来不及。“得让他们先干”。 8月26日，签合同前两个月，陈蒙辉带着6个人项目组入驻雄县。当时，雄县只有雄州路一条主干道，路上连公交车站都没有，不远处就是大片麦地。项目组以雄州路上一家三层楼的酒店为根据地，马路对面的小区还在建设施工，那里就是他们第一年试点供暖的地方之一。 孙彩霞也在这时作为冰方代表来到雄县。之前，她也曾在联合国大学冰岛地热培训中心进修，之后一直在冰岛极地绿色能源公司任职。 孙彩霞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首先要解决的是地热水回灌问题，目前采用的技术，是将开采上来的地下水，通过换热器“取走”热量，之后再回灌到地下同一水层，以保持地下水位的平稳。这一过程被称为“同层回灌”，早在1988年之前，法国巴黎就采用了这种技术，他们称之为“对井采灌”。过去，一般采用一口生产井一口回灌井的“一采一灌”模式。在雄县，为了提高地热井的使用效率，陆续开发出“两采一灌”和“五采三灌”的地热井群模式。 而“取走”热量，采用的也是取热不取水的间接换热法。简单说，先由生产井将地热水抽出，经软化处理降低腐蚀性后，流入板式换热器取热，然后由回灌井将冷水重新注回地下水层；与此同时，另一套自来水循环系统将“热”从换热器上取走，经由错综蜿蜒的不锈钢管道送到千家万户，温度降低后，回到换热站重新取热，如此循环往复，达到“取热不取水”的效果。 这个过程颇为类似人体内氧气在血液中的循环：肺泡从吸进的空气中获得氧气，之后废气被排出体外；与此同时，动脉血中的血细胞从肺泡里取走氧气，运送到身体各个部位，变成含氧量低的静脉血后，再回到肺部取氧。 雄县地下水资源温度高也是巨大的优势。为了提高使用效率，新星公司采用的是梯级化利用技术。刚开采上来的地热水，温度高达70至80摄氏度，经过一级换热板后最先为散热器用户供暖；约50度的一级地热尾水进入二级换热板，之后为地板辐射用户供暖；约37度的二级地热尾水进入三级换热板后，再经热泵机组提温也可为地板辐射用户供暖；地热尾水利用到20度左右进行回灌。 从2009年至今，雄县已开发90余口采热井和回灌井，供暖面积由40多万平方米增加到450万平方米，增长了10倍多，雄县95%的建筑实现了地热能供暖。 在新星公司雄县一处换热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换热站占地约700平方米，在整个换热站内部，粗细不一的管道盘根错节，均由银色保温管包裹，电脑监控遍布全站，各项数据可直接在位于办公楼二层的“地热调控指挥中心”时时监测。从2009年至今，雄县已建成了36座换热站。 孙彩霞介绍说，原本每个换热站配备了三四名值班人员，随着电子监控技术的广泛使用，即将采用无人值守模式，未来还将修建一座中央监控中心，可直接监控各个换热站的运转情况，甚至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调节输出的温度。“数据通过传感器传到系统上，报表直接输出，这是最先进、最直接、最高效的方式，也是未来要推广的方式。” 技术提升了，但价格依然低廉。目前雄县取暖费为16元/平方米，比原来燃煤供暖时期还少了10元。 如何复制“雄县模式” 2011年8月18日，新星公司又与容城县政府签订地热开发协议。整套合同参考、复制了雄县模式。目前容城已开发了20口地热井，供暖面积达到200多万平方米。 2014年2月，全国地热能开发利用现场交流暨地热能利用工作会议在雄县召开，黄河以北各省发改委的相关人员都来到雄县。在这次会议上，新星公司提出了地热开发的“雄县模式”：通过以地热为主的集中供热代替传统燃煤。他们总结，“雄县模式”的成功得益于“四个统一”：统一政策，由政府统一制定地热勘探、开发、运行维护、暖费贴费收取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统一管理，成立地热管理办公室，对地热能的综合利用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编制的地热发展专项规划，纳入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之中；统一开发，授予新星公司地热资源开发特许经营权，进行整体开发。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在考察了雄县的地热开发情况后，将“雄县模式”总结为“政府主导，政企合作，技术先进，环境保护，百姓受益”，认为可以作为一个样板在全国推广。 庞忠和分析说，从管理角度看“雄县模式”，最大的优势是“一家主导，统一管理”。比如，以往的地热开发，地热井权属分散，没有形成规模，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各家分头行动，零敲碎打，大家比赛打井用热，却都不回灌，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地下水位下降等环境风险。 而雄县采用的模式是，政府将全县地热资源的特许经营权全部交给绿源公司，之后由绿源公司负责收购社会私井，改善供暖管网，最终形成了统一管理和调配，这时科研就发挥了最大作用。雄县地热开采形成规模之初，庞忠和受邀带领科研团队进入雄县，着重研究尾水回灌问题，用现场实验和数学模型技术，对地热储的温度分布、渗透性分布等指标提出专业化意见，以达到最优化可持续开发，支撑规模效益。 雄县的地热开发模式，是否可以复制到中国更广大的北方地区？ 据估计，中国拥有全球约六分之一的地热资源，地热能发展潜力巨大。其中，以青藏高原为核心，北至新疆喀什，南到滇西、川西，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高温地热。如西藏八井地热电站使用的地下热水，最高温度可达260度；四川西部的康定，地下200米就可达到218度的高温，特别适合开发出来用作高温发电；东部也有丰富的中低温地热资源，主要集中在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江汉盆地等处，冬可供采暖，夏可供制冷。然而截至2015年，中国的地热发电量仅为冰岛的15%。 庞忠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根据中国现在的经济和技术水平，想要低成本、高效率地开发地热，应先到地热集中的地区，既要资源充足又要市场需求方可扩大规模，才能将“雄县模式”加以复制。 对于资金问题，庞中和持乐观态度。他说，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地热开发领域，未来将会有更多资本进来，并非只有国企才具有资源开发的实力，“只要有利可图，钱根本不是问题”。政府可以做的，是理顺矿权、环保等管理环节，加大资源勘查评价投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 雄安新区第一个具体投资领域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河北计划新增“浅层地热能供暖/制冷面积”7000万平方米，新增“水热型地热能供暖面积”1.1亿平方米。 目前，新星公司目前在全国开发的供热面积达2600万平方米，其中河北1200多万平方米，包括雄县、容城、霸州、辛集、固城、蔚县、东光等地。今年4月，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布后，新星公司宣布，2017年计划在雄安新区新增清洁能源供暖面积1000万平方米。“地热能”成为雄安新区第一个得到确认的具体投资领域。 2016年6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专程到雄县参观地热开发情况，参观结束后，在新星公司雄县分公司的会议室开了个闭门会议。受到如此高度重视，公司上上下下都很激动，但孙彩霞说，“当时谁也想不到，未来这里会上升到雄安新区那么高的级别。” 据庞忠和说，雄县考察结束后，徐匡迪回到北京，又参加了中国地热产业规划和布局战略研究座谈会。庞忠和也参加了会议，他回忆说，徐匡迪在会上用“不闹脾气”来形容地热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要求大家积级向社会推广地热能源。庞忠和说，“当时感受到的是地热发展受到了国家的重视，现在看来，也和雄安新区的谋划相关。” 根据规划，雄安新区将建成“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城市”，于是“地热+”的多能互补方案成为率先被提出的供暖方案，配套补充能源也依然以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为主。2017年6月14日，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支撑服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地质调查工作正式拉开帷幕。地质调查提出四大目标之一就是“打造全球地热利用样板”。根据中国地质局8月23日公布的雄安新区地质调查第一阶段结果，起步区地热可满足300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雄县副县长吕伟介绍说，雄县地热自采自供仍有富余，曾有过远距离送热的计划，支援周边资源较少的地区，但目前，一切都要等雄安新区总体规划编制完成，再图发展。[详情]
雄安新区的规划与建设 不仅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同时要对人口和居住方面进行通盘考虑 刘太格 。图/CFP 新区规划最好长达50年 专访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主席、“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炜 本文首发于总第824期《中国新闻周刊》 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被公认走在世界前列，其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理念和经验值得借鉴。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不断派员到新加坡学习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经验。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新加坡原建屋发展局局长、市区重建局局长兼总规划师刘太格也一直在中国各地奔波，成为各地城市规划峰会的座上宾，为许多一二线城市的未来规划提供技术指导。 近日，《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现任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主席刘太格教授。对于雄安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他认为，采用星座城市理念，通过明智的规划、借鉴成熟经验、咨询专业人才等手段，可以有效防范大城市病，进而建设国际水平的宜居城市。 雄安新区规划要注重内在美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雄安新区规划和建设之初应该关注哪些问题？ 刘太格：雄安新区一方面要协助北京解决城市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从交通系统、生态环境、宜居等角度进行规划和建设。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时候，首先要把城市的基本功能进行合理的配置。 城市同人一样，需要关注内在美和外在美。在进行城市景观和城市美化设计之前，需要首先将城市的基本功能按合理的布局安排好，比如交通、土地功能、绿化等。如果上述方面已经处理好，则意味城市已经拥有内在美，是一个健康的城市。在此基础之上可以进行相应的城市景观和城市设计，比如园林设计、建筑设计等外在美内容。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最忌讳一开始就谈城市未来是什么形象。应该在妥善处理城市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在客观的规划过程中，摸索雄安新区未来的形象。 中国新闻周刊：内在美的城市是什么样子？ 刘太格：中国许多城市的功能比较分散，相对缺乏秩序，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随处可见。我的感觉是没有一个完善的规制，这对整体城市宜居度带来不好的影响。 如果没有合理城市规划，就会导致大城市病的泛滥，比如交通堵塞。如果一个城市商业功能过度集中，却没有同时安排居住功能和生活配套，这种规划会导致“钟摆式”交通，带来严重的交通拥堵。如果城市规划合理，其商业区、工作区，生活配套相对集中而又靠近居住，市民就可以在附近的商业中心娱乐购物，工作、交通相对宽松，这就是内在美的体现。 雄安新区的规划与建设不仅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而且同时要对人口和居住方面进行通盘考虑。 应该对整个区域 进行50年的长远规划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人口和居住方面该如何进行通盘考虑？ 刘太格：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城市人口数量是没有任何政府或个人能够控制的。中国有户口制度，但该制度不能抑制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北上广深等特大型城市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就业机会较多，需要人口支撑就业。因此我建议，北京、天津、雄安新区应进行长达50年的规划，预测到2070年左右的人口数量。在此基础上，这三个城市就可以依据预测的人口数量以及应该承担的城市功能，进行科学的规划。 我认为北京市的人口并不会因为雄安新区的建设而停滞或减少，相反，北京市的人口可能还会继续增长。不过因为有了雄安新区作为支撑，北京市人口日后的增长率应该会有所降低。 从规划角度看，北京和通州是一体的，而雄安新区则不是北京大家庭的直系成员，它更像是北京的表兄弟。如果要进行雄安新区的规划，不能基于现有的启动区范围进行规划，要基于整体区域进行考虑。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要设计一个人的手掌，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身高和性别，就很难把这只手掌设计得合理及完美。所以，在进行手掌设计之前，首先要将整个人体进行一个大致的描述和规划，这样才有依据。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北京应该把哪些产业搬到雄安新区？比例如何？ 刘太格：北京、天津、雄安是一个各自完整但又相互关联的城市群，每个城市均有二、三产业。三产需要二产作为支撑。未来北京、天津、雄安具体承担怎样的职责，应该分析其内部优势。我们应该把具有北京特色的工业留在北京，适当地将二产引进雄安新区。 至于具体的比例，这需要进行严格的分析预测。在了解雄安新区远期人口数量后，大概可以估算雄安新区的二产规模。政府认为承担非首都功能的工厂和办事处应该搬到雄安，这个思路我很欣赏。北京作为首都，它应该具有首都特点，比如：雄安新区建设后，国家级和国际级的银行总部应该留在北京，分行可以去雄安新区或天津。因此，雄安新区职责的分配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有弹性的灰色调，要看具体情况，政府在做决策前要适度衡量。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工作经验，你预计雄安新区建设完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刘太格：首先，雄安新区的建设关系到整个津京冀地区的功能分配，应先用适当时间把规划完善。这个规划不仅应该预测雄安新区的未来，还要兼顾北京和天津的未来。 其次，整个规划最好长达50年，一直规划到2070年。联合国预测，到2075年地球人口接近饱和状态，因此，这个时候的雄安新区建设具有时代机遇，2070年对于雄安新区而言是一个较为合理的远期规划。 第三，雄安新区有必要进行分期开发。在远期规划的统领下，每过10到15年，就要进行一次分期规划，到2070年，人口增长即使明显，也不会有剧烈波动，这是比较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雄安新区的建设是否可以借鉴新加坡模式？ 刘太格：不谦虚地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具有大规模的，涉及四五百万人口的，实现多、快、好、省城市建设的，可以说新加坡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炎黄子孙，我希望通过交流，将新加坡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经验，向中国进行介绍与分享。 规划雄安新区不需要模仿其他城市，但是可借鉴其他城市已有的成熟经验和原则。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情中很多方面是相同的，但也有些方面是不一样的。新加坡秉承一个岛、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规划理念，内部没有区和县等行政区域。但是，北京和雄安是不同的城市，一个是首都，一个在河北省，彼此有区界。即使在雄安内部，将来可能也划分不同的区和县。我建议规划先不基于区界进行划分，而是依据功能进行划分。 必须严谨遵守城市发展原则，按部就班地去完善规划。操之过急，草率编制方案，则很不利于城市的持续发展。 秉持城市家族理论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如何避免大城市病？ 刘太格：如果在城市形成过程当中，没有将城市问题进行预判，就会产生若干城市问题。首先是交通堵塞，其次是功能配置不合理，城市宜居度下降。比较好的状态是：在进行功能规划时，明确哪些功能是服务全市的，哪些功能是服务地方的，哪些城市是服务社区的。如果没有合理统筹，就会带来城市病。 同样，对于中国来而言，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人口逐渐增多，如果中国没有完善的城市规划，城市就会演化成为摊大饼的问题。 所谓的摊大饼，指的是一种分散的，没有秩序化的城市布局。因为城市规划相对分散，每个人要花很长时间去购物、上班、上学等，每个人花在路上的时间就会比较多，和家人相处的时间比较少；同时，因为城市交通堵塞，城市环境和大气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因此，要治理大城市病，需要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我曾在中国提出城市家族理论。以北京为例，北京好似一个家庭的曾祖父母，一般来讲，曾祖父母下面有祖父母、父母、孙子、曾孙。但是北京的情况是，曾祖父母下面只有曾孙，这种现状是不完整的。理想的情况是，最好把北京分为五到六个三百万到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就好似在曾祖父母家庭下面的祖父母；在这三五百万人口的城市下面再分几个百万人口左右的片区，这就是祖父母下面的父母；片区下面再分成卫星镇，就像父母下面孙子；卫星镇下面再分小区作为曾孙。 新加坡是小地方，我们没有曾祖父母，只有祖父母。祖父母下面分为五个父母，就是五个片区，这些片区人口加到一起一共有五百万到六百万人口，每个片区一百万人口左右，片区下面再有卫星镇、小区、组团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高度集中在中央商务区的功能配套及就业岗位分散到片区、卫星镇、小区等。之后，人流和车流便可随之分散到各地。如果北京要治理大城市病，就要把北京看做一个整体系统，按上述方法来治城市病。 我很少在西方国家提城市家庭理论问题。一是因为西方国家的超大型城市并不是很多，这种超大型城市主要聚集在亚洲；二是我认为以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于雄安新区来说，雄安新区基本上是白纸，可以完完全全按星座城市理念进行规划。北京已经发展成熟，要把它从结构方面进行更新困难较大。但是北京的大城市病不能不治，因为北京的城市病是大家公认的，不能因为难就不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负责城市建设的有关部门可以考虑星座城市的好处，并且从现在开始下决心行动起来。 我建议在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关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城市家族理念从本质上就是一个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在整体城市建设过程中，没有将城市的功能高度集中于一两个点，或随处分散，而是应该按照功能的级别，进行规划和设置，将功能分级，服务于不同的区域。比如，有些功能是服务于整个城市的，有的是服务于片区的，有的是服务于卫星镇的。将这些功能进行分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规划方法。 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历经几十年的时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我要去机场，我要通盘考虑该怎么走才能到机场，没有人会先考虑第一段路，再考虑第二段路，第三段路，这样的话可能就到不了机场了。因此，从雄安新区建设最开始的时候，就要树立一个观念，那就是建设一个没有城市病的、世界级的、可持续发展50年的城市规划方案。[详情]
雄安不仅要联通北京、天津、石家庄 未来还要实现自身发展 白洋淀火车站。摄影/刘向阳 未来交通：雄安不摊大饼、不建环路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闵杰 本文首发于总第824期《中国新闻周刊》 未来，从雄安坐高铁，四十分钟能到北京二环吗？地铁都会进地下吗？雄安不会再有堵车问题？地上跑的都是清洁能源汽车？雄安会不会告别加油站？ 关于雄安新区的未来交通，人们抱有太多期望，也充满好奇。 尽管雄安新区整体规划还未出台，但作为先行领域，雄安新区交通规划的顶层设计理念已经开始逐渐浮现。未来，雄安新区对外交通将主要依靠机场和高铁、高速路网，新区内部将更多依靠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大广场、宽马路的传统思维将被摒弃，密路网、小街区、绿色智能交通将出现在雄安。 新区建设，交通先行。中央确定雄安新区七大重点任务之一，便是构建高效交通路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根据雄安新区建设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之一，到2020年，雄安新区未来城市雏形将会初步显现，骨干交通网络基本建成。 目前，雄安新区距北京和天津均约110公里、距石家庄约150公里。未来，雄安的交通定位很清晰：京津冀新枢纽。 世界级城市群的新枢纽 “中央选址在雄安新区，主要考虑因素之一是交通便利。”雄安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组负责人王志刚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 雄安境内目前有一条横向的保津高铁穿越域内，设有白洋淀站，距离新区只有十几公里。从白洋淀站向东到天津每天有11对高铁，向西到保定有9对高铁，并与京石客运专线连接。 高速路网则相对丰富，横向有荣乌高速、保津高速，纵向有京港澳高速和大广高速。荣乌高速公路容城站距离雄安新区核心区只有10公里左右。从容城站口向西行驶15公里，可直达京港澳高速公路，向东行驶30多公里与大广高速公路连接。 国省干线方面，106国道、津保北线、津保南线贯穿其中，横向纵向路网都比较丰富。 相对而言，在冬奥会没有落地之前，张家口市在整个河北的交通布局中最为落后，而保定以西的邢台、邯郸，路网密度也不如雄安，“雄安距离北京、天津110公里，距离保定30公里，距离首都新机场55公里，属于在一个交通圈的核心区内。”王志刚说。 以原有三县的行政和市场格局看，交通设置已经达到及格线。不过，与雄安新区的定位相比，差距依然十分明显。目前，雄安往返北京，每天只有两班动车，更多要依靠汽车，自驾车走高速需要1.5至2小时。 另一个症结是，路网等级偏低。“保津高速，目前是双向四车道。”雄安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组一位负责人表示，在干线公路方面，有的路段已经达到了一级路或二级路，但不少路段还是三级路。“按雄安下一步交通量发展来说，干线路都应该是一级路，高速路或快速路。” 作为肩负特殊使命的雄安新区，应该如何高起点地规划交通网络，为新区搭建好畅通的大动脉？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教授看来，应该回到中央设立雄安新区的初衷，来定位雄安新区的交通规划。 “中央为什么建雄安新区？不仅是疏解非首都功能。” 刘秉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城市经济的一般规律来说，大城市功能疏解不超过60公里，但中央选择了雄安，距离北京将近110公里，显然不仅是为了疏解非首都功能。 “雄安新区是中央经济协同发展总体战略的一环，具体要干什么？2015年6月颁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明确，要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圈。” 刘秉镰说，目前全世界有6个世界级城市圈，在京津冀要建第7个世界级城市群，“围绕这样的目标，北京又要疏解非首都功能。中央选择雄安，未来就是一个新的城市。” 从空间布局上看，雄安距离北京、天津110公里，也是京石轴线上的重要节点，地处京津冀三个最大城市的中心位置， 刘秉镰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从空间上看，要通过雄安新区把北京、天津、石家庄，进行更有效的衔接，“京津冀，原来是相对割裂的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关联性不强。” “建设雄安新区，是推进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重要步骤。” 刘秉镰认为，应该从雄安的历史地位和空间位置来规划交通问题，雄安不仅要联通北京、天津、石家庄，未来还要实现自身发展，“我个人认为，从交通方面看，雄安的定位是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新枢纽。” 基于这个定位，刘秉镰认为，雄安新区交通规划应该解决三个层面问题：第一，雄安作为未来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重要的枢纽城市，应该和世界建立连通性，提升和国际经济贸易网络的连接。要解决国际贸易的物流通道问题，既要通达“一带一路”的主通道，也要通达天津港这样的出海口。第二，雄安应该是新兴的创新之城、宜居之城、改革创新之城，作为未来的北方重镇，城市人口必然是以数百万级为单位，因此不仅要解决雄安和京津冀三个大都市的连接，还要解决其和全国主要城市的连通性。第三，区内交通，要解决高度繁荣的同时，聚集成本不能过大的问题，“又要高度发达，又不要过度拥挤。” 在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看来，对雄安来说，交通规划更重要的一个前置条件是，雄安未来到底有多少人口？ “100万人口，500万人口和1000万人口，完全不是一个交通体系的问题。”在他看来，雄安新区的发展规模要有所控制，比如说2030年人口达到二百多万是适度的，建成千万级人口城市，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 李国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城市的规模多大，城市是干什么，城市谁来居住？这是最核心的，然后才是交通体系，如何便捷、低成本的问题。 从互联互通到直连直通 雄安新区设立后，为原有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方案贡献了又一个有力支点。 早在201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简称《规划》）。 《规划》提出的总目标是，京津冀地区将以现有通道格局为基础，着眼于打造区域城镇发展主轴，促进城市间互联互通，推进“单中心放射状”通道格局向“四纵四横一环”网络化格局转变。 在新的网络化格局中，雄安必然成为一个新的节点。今年8月21日，在北京市发改委举行的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京津冀协同办副主任刘伯正就明确提出，北京市对雄安交通方面的支持将有很大突破，雄安新区将成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体系的重要节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直连直通。 参与过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规划制定的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交通公路所所长助理马衍军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问题导向的思路看，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比如，单中心、放射状的交通网络布局有待优化。区域公路网、铁路网形态呈以北京为中心的放射状，各城市之间互联互通性不强。 轨道交通发展较为滞后，北京至唐山、承德、张家口及天津与河北大部分城市间的城际铁路建设亟待加强，缺乏大城市中心城区与新城、卫星城之间通勤交通所需要的市域（郊）铁路。 区域内交通枢纽分工协作不足。以三地机场为例，2014年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8600万人次，而天津机场仅为1200万人次，不到设计吞吐能力的一半，石家庄机场560万人次，仅为设计能力的28%，形成了首都机场“吃不下”、天津机场“不够吃”、石家庄机场“吃不上”的不均衡状况。 在他看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着力点是，要破除基础设施、运输服务、市场统一、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实现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 与北京、天津、石家庄实现交通的无缝连接，是雄安作为网络结点城市的首要目标之一。 “我提出了一个概念，雄安新区建设中，高铁和高速公路建设的第一阶段是互联互通，但我们最终要实现直连直通。让雄安新区这个点，和京津冀核心区的重要的战略性节点，能够直接到达。”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这个概念是他首次提出，目前基本得到北京和河北省等多方面认可。这个理念要解决的问题是，由雄安开出的高铁，不仅要连接首都新机场，还要能够直接连接北京的CBD、中关村，“而不仅仅是到丰台站、到北京西客站，否则旅客下车后还要再换几次地铁，或者还要堵车两个小时才能到中关村和CBD”。 从区位上看，雄安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也不临大都市，在交通规划上，并没有传统规划理念上的先天优势。 “很多人拿雄安新区和深圳、浦东对比，但它恰恰不是深圳，也不是浦东。深圳的优势是门户区位，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陆路口岸，而上海是中心区位，是国家的经济中心。”李晓江认为，雄安新区既不是中心，也不是门户，而是一个战略性的节点和创新城市，因此交通联系更为重要，“要增强雄安新区的吸引力，就要为它创造和整个核心区域直连直通的交通条件。” 李晓江透露，目前规划团队正在和北京市密切探讨，雄安高铁进入北京西客站或者南站后，是否可以再建地下通道，直达北京中关村，甚至和京张高铁连接，“区域交通问题是吸引力和生命力很重要的外部条件。”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也持类似观点，他曾对媒体表示，雄安新区与京津实现“零阻抗”的交通联系是新区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他看来，雄安新区能否真正大量吸引高端人才投身新区发展，关键有两点：一是交通方便，二是在新区能够充分实现高端人才价值。为实现这一目标，雄安新区与京津之间交通的高效便捷联系对雄安新区的发展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安新县端村渡口，去往杨刘庄的车辆需要在这里摆渡。摄影/贺友顺 轨道上的京津冀提速 在整个雄安的外部交通规划中，一个硬指标是，与北京、天津、石家庄达成半小时通勤圈。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依靠轨道交通。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多次提出，中央也认可了这个观点，叫轨道上的京津冀。因为城市群的建设，一定是通过轨道来衔接。”刘秉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2015年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中提出了八项重点任务，其中第一条就是：建设高效密集轨道交通网。强化干线铁路与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高效衔接，着力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 雄安新区设立前，这一区域内的轨道交通格局相对滞后。 容城、安新、雄县均位于保定市东部，这三县在2015年年末才真正进入了“高铁时代”。2015年12月28日，天津与保定之间的津保高铁开通。天津的始发站为天津西站，到达保定东站。这条高铁线路将京沪、京九、京广等既有干线铁路实现了贯通。保定与天津之间的高铁行车时间为1小时左右，最快为55分钟。在此之前，保定与天津之间仅有普通列车，行车时间为近3个半小时。 已经开通的白洋淀站和白沟站，实际上与三县，都有一定距离。白洋淀站位于容城县城区的正北方。白沟站则位于雄县城区的正北方。白洋淀站距离容城县城区约4公里，距离安新县城区约18公里，白沟站距离雄县城区约12公里。 雄安新区设立后，一系列服务雄安的铁路计划被提上日程。 河北省政府在今年6月印发的《河北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将开工建设廊坊至涿州、固安到雄安到保定城际，京九高铁北京到雄安新区段，力争与北京新机场同步建成。未来还要建设京九高铁雄安新区到商丘段，以及北京到雄安新区到石家庄、崇礼、京唐、石衡沧港城际，保忻铁路等，里程1070公里。研究天津至雄安新区至石家庄、聊邯长、保沧、怀涿、津承、津沧、石邢邯、京沪高铁二通道等铁路项目。 今年8月21日，北京市京津冀协同办副主任刘伯正在新闻发布会上更明确地透露，很快会全面提速北京市与雄安新区之间的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加快建设京雄铁路、京石城际、城际铁路联络线、固保城际等轨道交通线路。 京雄铁路、京石城际作为未来连接雄安与北京的客运专线，目前最受关注。 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将新开设京雄铁路的消息被披露，最早是在今年4月，来自天津卫视的报道。4月27日上午，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市长王东峰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陆东福举行座谈，双方共同签署了天津市人民政府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推进天津铁路建设发展的会谈纪要》。在天津卫视的电视画面中，展示了未来的《天津铁路规划示意图》，京雄铁路、津雄铁路这两条新路线首次向公众披露。 而对比国家中长期铁路规划，京雄铁路实际上调整了京霸城际铁路的线路，不直接经过霸州市区，而是靠西进入了雄安新区。 事实上，原规划的京霸铁路是京九客运专线的一部分，京九客运专线北起北京，跨越北京、河北、山东等多个省级行政区，南至深圳，连接香港九龙，也是连接环渤海和珠三角的重要高速铁路干线。 雄安新区设立后，除了京霸城际改线，不少原有规划都做出了新的调整。2016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新版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京石城际铁路在列，但目前也已经改线。 根据此前铁三院公布的规划示意图，京石城际铁路原定走涞水、徐水和保定西站，而北京市发改委在8月21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表示，京石城际起自北京枢纽丰台站或北京西站，经房山进入河北省涿州，经雄安新区、保定东站到达石家庄栾城。这意味着新的京石城际铁路，相比原先的规划有所东移，并且有望新设立雄安站。 “经过雄安的高铁，现在重点考虑的是，京雄线（京九高铁的部分线路）在雄安东设站，京石线在雄安设站。”李晓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功能定位上看，目前京雄线作为京九高铁的一部分，可以尽快启动，能够连接雄安、北京新机场，到达北京城市的外围。而京石城际目前定位是城际铁路，要直达城市核心区域，因此会进入北京的丰台站或北京西站。 “但未来两条线可能会转换功能。”李晓江表示，未来，京石城际可能会尽量走直线，通车后可能会取代主要干线的功能，而京雄铁路未来会更多承担城际铁路功能，“从雄安东出发后，不仅可以到北京新机场，未来我们希望能连接到北京西站，甚至到中关村。这条是城际铁路，城际可以绕行，可以兼顾过个核心地区。” 连接雄安的轨道交通规划中，还有一条固保城际。去年11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固安至保定城际铁路、北京至石家庄城际铁路等9个项目均已获批，需在2020年前实施。 根据“廊涿固保城际铁路”第二次环评公告，固保城际铁路自廊涿城际新开固安西站引出，向南经高碑店、雄县后自东侧引入津保铁路白沟车站，而后线路向西经容城、安新，跨白洋淀，向西至保定，与京广铁路保定东站并站。线路全长98.32km。 在规划上，这是另一条连接雄安新区与北京新机场的城际铁路。不过，这条城际的规划实施单位并非中国铁路总公司，而是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末，由京津冀三省市政府及中国铁路总公司按照3∶3∶3∶1的比例共同出资组建。 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成立肩负的使命是，负责统筹京津冀区域城际铁路的投资、建设、运营及沿线资源综合开发。以“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大通道为主轴、以京津石三大城市为核心，新建24条城际铁路，总规模3450公里，形成“四纵四横一环”为骨架的城际铁路网络。 据《燕赵晚报》2月14日报道，廊涿固保城际铁路已被纳入2017年河北省重点项目，将在今年开工建设。不过，随着雄安新区的设立，固保城际线路是否会有新的调整，目前仍然是个未知数。 此外，根据天津透露的《天津铁路规划示意图》，未来天津与雄安新区间将开设津雄铁路，起点是雄安站，途经雄安新区内的雄安东站，终点为天津市新设的新客站，支线直通天津南站和天津西站。 未来，雄安的交通网是否会向更多方向延伸，或接轨铁路干线，都还有更多发展空间。今年4月14日，中国铁路总公司、河北省就雄安新区的铁路规划建设举行会谈。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陆东福就表态，要根据雄安新区总体规划，将从三个层面加强与雄安新区的规划对接：推动实现河北省域内轨道交通网、京津冀协同发展铁路网、全国高速铁路网与雄安新区规划的紧密衔接。 毫无疑问，雄安新区作为京津冀未来的重要节点城市，轨道交通的加密计划正在得到全方位提升。 从图纸阶段规避“大城市病” 在多位参与规划的专家看来，雄安新区肩负了多重使命，不仅要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还要探索改革走出“深水区”的新模式，克服已有的路径依赖。 在城市发展和交通方面，雄安也被赋予了为破解“大城市病”探路的责任。 刘秉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几乎所有大城市，在发展中，都落下严重的“大城市病”——交通拥堵、雾霾锁城、房价居高不下，“雄安未来在城市治理方面要改革创新。” “大城市病”中最突出、亟待医治的一个症状是：如何彻底解决交通拥堵？如何让雄安变成一座不堵车的城市？ 在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物流问题专家刘大成看来，北京早已深陷大都市病，人流匹配和物流匹配都出现了极大矛盾。 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170多万，由于房价高企和社区布局，51.1%的人口居住在五环外，而四环至六环间聚集了43.8%的人口，但工作岗位、公共资源则基本集中在四环之内的中心城区，这种居住地与工作地产生的长距离限时人流对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交通资源消耗巨大。而“摊大饼”式的北京环路交通干线网以及严重不合理的环路进出口设计让供需失衡的城市路网更加脆弱。 “必须在规划上就能有效地解决区域内限时人流匹配交通路网的问题。”刘大成撰文认为，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是，很多大城市的物流体系也不堪重负。 以北京为例，北京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2016年北京市市场总消费19926.2亿元，占GDP的80.03%，连续九年为全国最大消费型城市。而保障消费的商贸物流规模也随之水涨船高，2016年北京市全年完成货运量24098.1万吨，货物周转量671.2亿吨公里，其中公路完成货运量19972万吨，货物周转量161.3亿吨公里。 “如此大的商贸物流让时常崩溃的北京交通路网雪上加霜，也是压倒北京交通拥堵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刘大成认为，这些尖锐矛盾，都成为雄安交通规划方面的前车之鉴，“新区无论是大批央企、总部企业进入还是科研创新单位或者高等院校迁入，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和政府附属机构进入，依然会形成新的消费型城市甚至享受型消费城市，建成后的新区物流依然为商贸物流所主导。” 如何在新区既形成有序畅通的交通网络，又能避免交通拥堵，这成为雄安建设的一个挑战。 “首先要有一个很好的总体规划，对城市进行定位，是旅游城市、行政城市，还是商贸城市？在城市特性上，要做一个谋划。总规下面，要解决城市布局问题，包括产业布局，人居布局，如果不安排好，就容易产生无谓的交通损失。”刘秉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雄安要避免重蹈大城市“先拥堵后治理”的覆辙。 在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看来，最好的城市交通是没有交通的交通，雄安规模如果不太大，完全有可能建立以公共交通、步行、共享单车为主的交通结构。 “北京出现交通拥堵大城市病，最根本的就是职住分离造成的。上班越来越远，城市又越来越大。”李国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雄安，应该以减少城市内部交通流为主要方向，来设计城市空间。特别要避免出现“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发展思路，“不要以为似乎有了技术、有了资金，交通可以做得极其庞大，这是错误的。” “没有交通拥堵，在单点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李晓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规划起步阶段，考虑解决拥堵问题，应该从三个维度考虑，首先是规划层面，通过空间合理布局和土地利用，将公共设施、就业、居住混合配置，尽量达到平衡，从根本上减少出行需求，“剩下的都是游戏性的出行、锻炼性的出行，只要提供绿道就行。” “其次是要提供高品质的公共交通和高品质的最后一公里。”李晓江说，公共交通要充分考虑接驳换乘便利性、公交服务频次、舒适性等问题。 至于满足私人出行需求的小汽车，李晓江认为，还是要允许一部分私人交通的存在，“完全把私人交通灭掉，这不可能。” 在雄安新区规划的国际咨询团队中，有一个西班牙团队建议，想要做一个没有小汽车的城市，小汽车都停在城外。但李晓江认为，这过于理想化了，“但我们希望小汽车是低排放的、是高效率、真正共享的，也是绿色低碳的。” 相比新区外部交通逐渐明朗化，新区内部交通还存在很多未知数。雄安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因为新区的规划正在编制，铁路在新区怎么入地，设计时速多快，都在论证，有待规划获批后才能确定。”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目前整个新区所辖三县的路网全部要打乱，“荣乌高速要外迁。”该负责人透露，荣乌高速目前横穿整个新区而过，这在规划造成了困难，“整个城市一旦被道路隔开，很难形成规模。” 2020年形成外围骨干交通网络 前述雄安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负责人透露，雄安新区的交通规划大体分为几块在做，一块是区域内的交通，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委托了几家单位做新区内部交通规划。另一块是新区外部高速和快速路网的交通规划，由河北省交通厅负责。而新区外部的轨道交通，则由河北省发改委牵头铁三院在编制。“最后都要和新区对接，听取新区的意见，毕竟这些交通设施都是为新区服务的。” 部分外部交通设施已经先于规划开始动工。比如，津石高速，作为雄安新区南部的一条交通要道，已经开工建设，而在雄安新区设立之后也已及时调整，为新区预留了三个接口。 “外部交通，仅高速公路和干线公路，到2020年，基本形成外围骨干交通网络。”前述负责人表示，投资方式会分为多种，有政府直接投入，还会向社会融资，包括发债和PPP，还有一部分资金来自大的央企和民企，“新区道路建设不会考虑纯经济效益，首先考虑方便，公共服务要摆在首位。”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未知数是，雄安新区的交通是否都会进入地下？ 在6月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年会上，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透露，雄安新区的规划方案编制中，21世纪的地下管廊式基础设施是新区建设的一大亮点，雄安新区建设将把城市交通、城市水、电、煤气供应、灾害防护系统全部放在地下，以高铁、车站、市内交通等为例，均会置于地下。而地上部分将让给绿化、让给人行道。 地下综合管廊是“城市地下管线综合体”，被称作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担负着输送介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功能，是城市的“生命线”。国务院在2015年印发了《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大力推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以解决城镇化进程加速背后的空间资源紧张问题。 不过，李晓江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交通设施是否全入地下，目前仍然没有最后决定。 “高铁以350公里速度行驶，会产生非常大的噪音，但是如果有足够宽的绿化带，采用高架方案也未尝不可。” 李晓江认为，大量交通设施放在地下，需要全盘考虑，包括从安全的角度、工程代价角度。地下成本比地上要昂贵多了，工程问题更加复杂，安全问题、管理问题都更加复杂，“我们要尽可能利用地下空间，但不要极端利用。” 在解决交通通畅之外，雄安新区的交通规划从一开始就将智能和绿色融入其中。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曾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绿色智慧交通系统的建设是实现雄安新区发展目标的重要一环，在交通服务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雄安新区必将是先进交通系统展示的机遇、智能交通系统大显身手的舞台。新一代智能公交系统、智能停车系统、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智能物流系统、智能共享单车系统等将会走进新区生活。 “现在已经确定的是，雄安新区将和北京通用一卡通。”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组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交通部科学研究院正在牵头做雄安新区绿色智慧交通和智能交通体系的研究，作为总规下面的专题，“雄安下一步以清洁能源汽车为主，电的来源都是清洁电力。” 该负责人透露，还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是，新区以后肯定要实现零换乘，“通过高铁来了之后，经过枢纽内部的轨道交通、公共交通全部分流，可以很通达。” “现在还在研究云轨这种小运量的轻型轨道交通，来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李晓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大运量的轨道交通、公共交通之外，最后一公里还有很多小运量的轨道交通技术可以采用，目前都在研究中，“但至于更加新锐的地下管道输送系统、无人驾驶系统，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讨论为时过早。”[详情]
推动雄安新区创新发展 既大有希望又难度不小 张军扩。图/视觉中国 建设雄安新区为何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军扩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全宝 本文首发于总第824期《中国新闻周刊》 “通过近三年的实践看，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实际进展比较快、效果也比较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如此评价。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需要疏解四类北京非首都功能。据北京市统计，对于其中第一类，2013以来北京累计退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水平、低效益的“三高两低”企业1341家，已经提前一年完成到2017年的疏解任务。第二类进展也比较快，3年来北京市累计调整疏解商品交易市场370家，涉及商户6.1万户，从业人员21.8万。第三类，学校医院等方面的疏解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主要措施包括，市属高校压缩招生规模，将在校生向市郊新校区疏解，各大医院也都加紧将其部分功能向北京市郊甚至河北转移。 在张军扩看来，第四项任务，即对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等的疏解工作进展相对较慢一些，“主要是相关政策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不仅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和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共同需要，亦是个“先手棋”，而设立雄安新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如何理解设立雄安新区的战略思路及其意义？为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作了全面解读。 两种功能的有机结合 中国新闻周刊：4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雄安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一决策的意义是什么？ 张军扩：我认为，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有四个原因： 首先，是出于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考虑，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需要；二是解决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的需要；三是促进河北发展、缩小区域差距的需要；四是新形势下打造新的增长极的需要。 不难看出，这四个问题不仅都十分重大，而且都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哪个问题解决不好，或解决慢了，都会对全局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但问题是，如何才能比较有效地推动这几个问题的解决呢？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几个问题看起来属于不同层面、或不同领域的问题，实际上却是相互联系，相互掣肘，甚至相互矛盾的，单项突进很难取得好的效果，只有把它们放在一个战略框架下进行考虑，进行谋划，进行推进，努力使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合力，才能取得1+1大于2的效果。 因此，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而不是简单提解决北京大城市病，或简单提促进河北发展，其道理就在于此，就是要把这几个问题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一个统一的战略和政策框架下统筹解决，以求取得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整体效果。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或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角度看，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都是北京这一核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北京都市圈的组成部分。过去北京的建设在空间上采取摊大饼的平面扩展模式，今后要改变思路，要严格控制主城区规模扩张，逐步形成主城区与卫星城的都市圈的城市空间结构。而在卫星城方面，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是最重要的两个。 北京市与津冀两省市协同办共同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重点平台建设意见》，其中明确了雄安新区的承接方向为中央在京部分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所以说，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要解决京津冀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新时期打造国家经济新增长极的需要。 中国新闻周刊：雄安新区要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示范区，这两种功能之间是什么关系？ 张军扩：按照《规划纲要》，疏解的原则中有一条，就是要集中疏解与分散疏解相结合。之所以需要集中疏解，是因为有些非首都功能可能需要相对集中一些，更有利于其发挥功能，也有利于相关服务设施的建设。 我个人理解，提出打造集中承载地，还有两个考虑：一是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相呼应，二是通过疏解支持河北的发展。但单纯建设集中承载地的想法会面临几个问题。一是如果只是建设集中承载地，都是一些非首都功能，没有相应的有竞争力的产业，那么这个城市如何运作，既无吸引力，也很难持续；二是如果只是集中承载地，没有经济功能，那么对河北省的发展就很难发挥足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三是城市按照什么理念建设问题，如果土地模式、房地产开发模式不改革，产业档次和城市建设标准不高， 那么建设起来的集中承载地，将不仅不符合新发展理念要求，还会造成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 正是出于这种考量，中央决定将打造集中承载地的需要与按照新发展理念建设示范区的需要有机结合，拓展了新区建设的功能，提升了新区建设的定位和目标，最后上升到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高度。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这一表述？ 张军扩：经过近40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走到了一个十分关键时期。一方面，尽管纵向来看，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进入了上中等国家行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发展水平依然差距很大，发展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而另一方面，尽管传统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在过去的30多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的变化，已经难以为继，转变发展方式和体制模式既刻不容缓，又任重道远。国际经验研究说明，对于追赶型现代化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水平之后，转变发展方式以保障经济的持续增长，既十分重要，也充满风险和挑战，搞得不好，就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因此，能否通过改革的深化来保障我国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变和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从一定程度上讲，其意义并不亚于前两个时期。 如何通过改革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央做出了全面系统的部署，这包括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等，关键是要通过切实可行的部署和举措，把这些战略和举措落到实处，取得成功。这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区域试验和探索，以积累经验、完善政策，同时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央对雄安新区确定的“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的深刻含义。因此，如果也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设立雄安新区的意义的话，那就应当是“创新转型”的标志，要在新时期按照新发展理念实现创新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带动和引领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才是国家大事。 优势很大 困难不小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雄安新区的创新发展有哪些优势？ 张军扩：从优势来讲，一是京津冀区域丰富的科技资源优势。首先，京津冀区域汇集了众多的研发机构，研发优势显著。北京拥有中央和地方各类科研院所400余个，其中中央级科研院所占全国比重74.5%。就京津冀区域而言，科研机构达到513家，占整个东部地区总数的35.8%，比长三角地区多128家。该地区还拥有上百家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等。其次，京津冀地区人才资源密集，优势明显。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京津冀地区就业人口当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所占比重为14.6%，比全国水平高出4.5个百分点。2012年京津冀地区研发机构拥有研发人员11.9万人，占全国比重接近三分之一，相当于长三角的2倍。创新领军人才优势更加明显，全国两院院士有近一半长期在北京工作生活。丰富、集中的科技资源，是打造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的基础条件和主要优势。 二是体制政策优势：中央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新时期三大重点区域发展战略之一，将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的高度重视。在这个背景之下，必然会倾全国之力，包括物质资源和政策资源，力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其取得成功。《规划纲要》专门辟出一章，讲创新发展，提出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 三是区位空间优势：雄安新区距北京、天津基本等距，随着快速交通网络的建成，均可实现30分钟通达，交通十分便捷。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逐步迁入，将于通州一起形成首都两翼，两个副中心。更为重要的是，雄安新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中国新闻周刊：优势之外，又有什么困难和挑战呢？ 张军扩：一是区域创新要素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性不足。北京作为京津冀区域和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是研发成果的主要来源地。但北京的研发以高校、研究机构为主，其成果大多来自国家层面的研发计划和战略布局，较多集中在高端领域、高端环节，与京津冀特别是河北的产业对接不足。同时，受发展阶段制约，河北、天津虽然对创新成果的需求较大，但集聚高端要素、承接技术转移的能力还比较弱。 二是雄安新区自身创新发展的环境有待形成。创新要素的集聚，既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能力、各种生产生活服务性设施等硬件条件，也需要体制、政策、社会文化氛围等软件条件。这样的环境，不是一下子能够形成，必然需要一个由少到多、从量变到质变的逐步积累的过程。而在开始阶段，必然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三是雄安新区自身发展基础比较薄弱。三县既没有特别悠久的历史文化沉淀，也缺乏厚实的工业基础。2016年三县合计GDP仅有200多亿元，人均GDP最高的雄县也仅有2.8万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产业结构上也只是服装、塑料制品、食品加工、箱包等传统的低档次产业。周边而言，要么是比较落后的农村，要么是比较传统的工业，缺乏创新发展的产业基础。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对于推动雄安新区创新发展，你有哪些建议？ 张军扩：推动雄安新区创新发展，既大有希望，又难度不小，需要在明确思路的基础上，不懈努力，久久为功。从大的思路来讲，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创新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但政府最主要的作用，还是要通过改革和政策的完善，着力创造有利的区域创新的环境，着力培育能够吸引、集聚、高效配置和利用各类创新要素的市场机制。否则，创新发展的效率和可持续性都很难保障。 二要处理好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与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之间的关系。集中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中央赋予雄安新区的一项核心任务，如何将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与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很好结合，使二者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一个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疏解和转移，促进非首都功能的转型和升级，使之与新区的建设目标与功能定位相适应，而不能原样照搬。要通过承载非首都功能，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吸引力。 三要处理好自我创新与协同创新的关系。受发展基础限制，未来雄安新区推动创新发展的关键，是要做好与京津冀三地协同创新的大文章。要与北京、天津、河北形成错位发展、互补发展、互动发展的格局。要通过创造条件，优化环境，努力吸引北京科技人才和机构进驻雄安，促进北京科技成果在雄安进行转化。要高度重视利用天津的制造业优势，弥补自身产业基础薄弱和配套能力不足的劣势，通过产业合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要高度重视利用河北对创新资源的需求优势，在服务于河北产业转型升级、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的同时，促进自身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四要处理好新产业发展与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是现阶段创新发展的两个轮子，潜力都很大，因此，要坚持双轮驱动，既要着力通过引进新的技术成果，促进成果转化，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也要注重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对河北省而言，传统产业比重大，转型升级任务艰巨，通过转型升级促进传统动能释放的潜力十分巨大。[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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