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感恩您 | 光大集团深情送别王光英先生 来源：光大未来 11月2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王光英同志”，横幅下方是王光英同志的遗像。王光英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王光英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王光英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王光英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光大集团总部、在京直属企业相关负责人及员工代表也早早赶来，最后一次深情送别这位光大集团的创始人。 清晨7时，迎着深秋的阵阵凉风，集团领导李晓鹏、朱洪波、谢志斌、蔡允革，集团老领导唐双宁、孔丹、袁小华、许斌等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王老，向家属表达深切慰问。在北京医院西门外告别室，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葛海蛟参加送灵仪式。 7点40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晓鹏参加迎灵仪式，并向关心光大的中央领导同志介绍了光大集团目前良好的发展情况。 ▲迎灵仪式 9点40分，李晓鹏同治丧办成员，并与光大集团在京领导班子成员、集团老领导向王老遗体告别。大家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遗体前肃立默哀，三鞠躬，与王老最后一次道别，并与王老家属一一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李晓鹏随同治丧办成员向遗体告别 ▲集团领导向遗体告别 ▲集团领导与王老家属一一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11时，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谢志斌与王老家属、治丧办成员一同送王老遗体火化。 14时40分，集团党委副书记、监事长朱洪波与王老家属一同出席王老骨灰安放仪式。 ▲朱洪波与王老家属一同出席王老骨灰安放仪式 ▲谢志斌与王老家属一同送王老遗体火化。 ▲葛海蛟参加送灵仪式 光大员工代表怀着沉痛而崇敬的心情在告别室外列队静候，走进告别室，大家在王光英先生遗体前行三鞠躬，表达沉痛哀悼与崇高的敬意。 ▲光大员工代表排队等候与王老告别 ▲光大员工代表向遗体告别 ▲李晓鹏董事长、光大全体员工敬献花圈 10月29日21时28分，光大集团创始人、首任董事长王光英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在这段时间里，光大集团近8万名员工沉浸在对王老的深深追思和无尽怀念之中。不同的工作岗位，同样沉痛的心情，光大人心与心更加贴近，浓浓的家园文化浸润每个人的心田…… 最后，我们整理了王光英老先生生前为光大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一同感受这位光大奠基人以改革精神、务实精神、开拓精神和爱国精神，带领光大走过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王光英同志1919年8月出生于北京，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83年，在国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国务院吸收王光英同志的建议并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在香港注册一家带有民间色彩的公司，为中国的开放再打开一扇窗口。王光英同志受国家委托，克服一切困难，在香港创办光大实业公司，并任首任董事长，为今天一家特大型国有骨干企业的成立与发展壮大开疆拓土，奠下坚实根基。 ▲1983年8月18日，光大实业公司在香港举行开业酒会，王光英在酒会上致辞。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总部设在香港的中资企业掌舵者，王光英同志制定了“扎根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经营方针，联系引进了大量资金、关键技术和设备，1983至1989年间，王光英同志带领光大累计为内地的轻纺、化工、机电、电子、交通运输等工业部门的上千家大中型企业引进了总值约11亿美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为朝着集团化、多元化、国际化方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3年，王光英为光大实业公司成立在北京设宴招待比利时、瑞典等十一国驻华使节。 在当时缺资金、缺渠道、缺方法的大环境下，王光英同志开拓性的利用独资或合资兴办了各类实业项目39个，总投资额1.5亿美元和1亿人民币，同时还涉足房地产交易、内外贸易和金融投资领域，用中外合资方式完成了广东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大型建设项目，发展内外联系和横向联系，与世界各国、各地区2500多家工商和金融企业建立了业务关系。 ▲1984年8月，王光英同志在珠江磨刀门工程开工仪式上讲话。 ▲1988年6月13日，王光英同志在江门市外海大桥落成典礼上讲话。 ▲珠江磨刀门围海造地工程（1987年9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 光大成立不久，正处香港回归祖国的重要时期，王光英同志在港创业期间本着“经济当头，政治即在其中”的精神，在积极开展业务工作的同时，亦不断地对外宣传国家对香港问题的政策和国家对外经济工作的方针，以民间企业家的身份向香港各界传递了国家对香港的前途、香港的稳定充满信心等正面的信息，为繁荣香港经济、稳定香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缅怀王老  坚定前行[详情]

　　王光英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王光英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王光英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胡锦涛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原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王光英同志的遗体，2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王光英同志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21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王光英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王光英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王光英同志”，横幅下方是王光英同志的遗像。王光英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王光英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王光英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王光英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王光英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详情]

　　曾多次被拒绝入党的“红色资本家”走了 撰文 | 高语阳 10月29日晚9点28分，王光英去世，享年100岁。  可能有读者对这个名字的印象有些模糊，但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王光英这个名字和周恩来口中的“红色资本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新中国发展历史上不可抹去的一个名字。  王光英，他是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为更多人熟知     tt的是，他是原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 刘少奇、胡耀邦拒绝他入党 王光英出生在北京西城旧刑部街的一座院落，“英”字辈的兄弟姐妹共十一人。其中有两位在全国家喻户晓，一位是王光英，另外一位是他的妹妹，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1919年，排行第六的王光英出生，当时他的父亲正在英国伦敦，以公使衔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巴黎和会。在得知妻子生下一个男孩时，正值伦敦大本钟钟声传来，王光英的父亲抬头看到英国国会大厦塔楼，触景生情，给儿子取名王光英。  巴黎和会随后引发了“五四运动”，中国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而王光英的一生都自此与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紧密关联。  1942年，他毕业于辅仁大学化学系，留校当助教。一年后，有人要创办化学厂，请王光英以技术入股作股东，就这样，他成为了以技术起家的资本家。  正值抗日战争最后两年，王光英冒着风险，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把一批批军需物资以及医疗用品运到平津周围的解放区，这些军需物资也包括他自己化学厂生产的可以用来制造导火索的物品。  1949年，共产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刘少奇前往拜见岳父岳母。在那一天，王光英第一次见到刘少奇。他向刘少奇提出，自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少奇思考一会儿后回答说：“工人是把资本家叫做‘大肚皮’的，你能不能穿着‘大肚皮’的衣裳，把屁股坐到工人阶级这一边来呢？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对新中国的建设，将比你参加共产党有更多的作为。”  △刘少奇和王光英 王光英听后当即表示：“我会按照这个期望作为我前进的方向。”  值得一说的是，三十多年后，王光英又一次向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出入党要求。而胡耀邦的回答和刘少奇如出一辙，胡耀邦说，希望他做一个爱国的资本家，起一个共产党员所不能起的作用。  “那么，我能否要求死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呢？”王光英问。  “不能。”胡耀邦回答说。  后来，胡耀邦写了一副对联送给王光英：心在人民，无需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这成为王光英的座右铭。 被周恩来称为“红色资本家” 虽然没能成为共产党员，但也正因为此，他成为了不可替代的“红色资本家”。  1956年，中国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迎来高潮，当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当时正在开会的全国工商联全体执行委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的王光英积极带头参加改造，他由原来的资本家变成了公私合营的“半公家人”。  1957年，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由东北转道天津赴上海访问。飞机停在天津机场时，临近中午，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贵宾室请伏罗希洛夫一行吃饭，天津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作陪，王光英是其中之一。  席间，王光英在周恩来的示意下向伏罗希洛夫敬酒，对方高兴地举杯一饮而尽，并对他说：“这不是平常的事情，中国经过长时间的流血革命，现在找出一个不用流血的而用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这是有世界意义的。”  说完，伏罗希洛夫拥抱了王光英。周恩来在一旁说：“您拥抱的是一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  自此，王光英就有了“红色资本家”的称号。  后来，“文革”时期，因受到刘少奇的影响，王光英被关押在秦城监狱8年多。狱中生活，最难以承受的是寂寞，后来，王光英曾笑着说：“在狱中唯一陪伴我的有生命的东西，是墙角的一只蜘蛛，世界上大概没有多少昆虫学家观察过母蜘蛛孵化小蜘蛛的‘产程’吧，我却知道这‘产程’是14 天。” 在香港创办中国光大集团 1977年，王光英平反，很快又被委以重任。  1979年，他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分管财贸。他恢复了天津的老字号、大商店，恢复天津独有的小吃和糕点，保留经营特色。他打造商业一条街模式，除了商品零售店，又发展银行、邮电、运输、饭馆、旅馆、修理等服务行业配套。  商业一条街的发展也让天津的治安、卫生、绿化等各方面建设得到带动，天津的商贸搞得红红火火。在这时，中央一纸调令，他离开天津南下，走进香港远东金融大厦39层，走上了自己人生的又一个新阶段：在香港创办中国光大（集团）。  光大公司在香港开业时，中外报刊上在王光英名字之前都冠以“红色资本家”“红色大叔”等字样。  后来，光大集团越做越好，王光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很多国际友人成了他的座上宾，比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副总统蒙代尔，前国务卿基辛格等。当时竹下登出任日本首相后会见的第一位外国客人就是王光英。竹下登对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中岛说：“中国有个王光英，问一问我们日本人，能不能在什么事情上为他效劳？”后来，三菱信托银行来华投资，对光大公司的投资为中国第一。  值得一说的是，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从日本访问回国，找王光英谈话，要他在北京造一座高楼。邓小平说话言简意赅，但王光英立刻理解了他的意思，并迅速造了出来，就是著名的京广中心。  这座综合性大厦地上52层，地下3层，集五星级饭店、高级写字楼、豪华公寓为一体。在1989年之前，它属于全中国最高的楼。  大楼刚一封顶，邓小平前来登楼视察，他俯视北京，说道：发展才是硬任务。这句话后来在公开发表时改为：发展才是硬道理。  王光英的光大公司在国内参股建了5家大楼和酒店，以及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大型建设项目。 资料 | 新华社 央视 鲁达著《中华复兴之光——王光英的传奇人生》[详情]

　　 “红色资本家”王光英逝世 10月29日晚9点28分，王光英逝世，享年100岁。他是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但更多人熟知他的身份是原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 两次入党请求被拒 王光英出生在北京西城旧刑部街的一座院落，“光”字辈的兄弟姐妹共十一人，其中有两位在全国家喻户晓，一位是王光英，另一位是他的妹妹、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1919年，排行第六的王光英出生。当时，他的父亲正在英国伦敦以公使衔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得知妻子生下一个男孩时，正值伦敦大本钟钟声传来，王光英的父亲抬头看到英国国会大厦塔楼，触景生情，给儿子取名王光英。 1942年，王光英毕业于辅仁大学化学系，留校当助教。一年后，有人要创办化学厂，请王光英以技术入股做股东，就这样，他成为以技术起家的资本家。彼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后时期，王光英冒着风险，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把军需物资和医疗用品运到平津周围的解放区，这些军需物资也包括他自己的化学厂生产的可以用来制造导火索的物品。 1949年，共产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刘少奇前往拜见岳父岳母。在那一天，王光英第一次见到刘少奇。他向刘少奇提出，自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少奇思考一会儿后回答说：“工人是把资本家叫做‘大肚皮’的，你能不能穿着‘大肚皮’的衣裳，把屁股坐到工人阶级这一边来呢？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对新中国的建设将比你参加共产党有更多的作为。” 王光英听后当即表示：“我会按照这个期望作为我前进的方向。” 值得一说的是，三十多年后，王光英又一次向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出入党要求。胡耀邦的回答和刘少奇如出一辙，胡耀邦说，希望王光英做一个爱国资本家，起一个共产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那么，我能否要求死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王光英问。 “不能。”胡耀邦答。 后来，胡耀邦写了一副对联送给王光英：心在人民，无需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成为王光英的座右铭。 被称为红色资本家 虽然没能成为共产党员，但也正因如此，他成为了不可替代的“红色资本家”。 1956年，中国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迎来高潮。同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正在开会的全国工商联全体执行委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的王光英积极带头参加改造，他由原来的资本家变成公私合营的“半公家人”。 1957年，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由东北转道天津赴上海访问。飞机停在天津机场时临近中午，周恩来在机场贵宾室邀请伏罗希洛夫一行吃饭，天津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作陪，王光英是其中之一。 席间，王光英向伏罗希洛夫敬酒，对方高兴地举杯一饮而尽，并对他说：“这不是平常的事情，中国经过长时间流血革命，现在找出一个不用流血而用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是有世界意义的。” 说完，伏罗希洛夫拥抱了王光英。周恩来在一旁说：“您拥抱的是一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 自此，王光英就有了“红色资本家”的称号。 后来，在“文革”时期因受刘少奇影响，王光英被关押在秦城监狱8年多。狱中生活最难以承受的是寂寞，王光英曾笑着说：“在狱中陪伴我的唯一有生命的东西是墙角的一只蜘蛛，世上大概没有多少昆虫学家观察过母蜘蛛孵化小蜘蛛的‘产程’吧，我却知道这‘产程’是14 天。” 在港创办光大集团 1977年，王光英平反，很快被委以重任。1979年，他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分管财贸。他恢复了天津的老字号、大商店，恢复了天津独有的小吃糕点，保留经营特色。他还打造了商业一条街模式，除商品零售店，又发展了银行、邮电、运输、饭馆、旅馆、修理等服务行业配套。 商业一条街的发展让天津的治安、卫生、绿化等各方面建设得到带动，天津的商贸搞得红红火火。在这时，中央一纸调令，他离开天津南下，走进香港远东金融大厦39层，走上了自己人生的又一个新阶段：在香港创办中国光大（集团）。 光大在香港开业时，中外报刊在王光英的名字前都冠上了“红色资本家”、“红色大叔”等字样。 后来，光大越做越好，王光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很多国际友人成为他的座上宾，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副总统蒙代尔、前国务卿基辛格等。当时，竹下登出任日本首相后会见的第一位外国客人就是王光英。竹下登对时任日本驻华大使中岛说：“中国有个王光英，问一问我们日本人，能不能在什么事情上为他效劳？”后来，三菱信托银行来华投资，对光大公司的投资为中国第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从日本访问回国，找王光英谈话，要他在北京造一座高楼。邓小平说话言简意赅，但王光英立刻理解了他的意思，并迅速造了出来，这就是著名的京广中心。 这座综合性大厦地上52层、地下3层，集五星级饭店、高级写字楼、豪华公寓为一体。在1989年之前，它是全中国最高的楼。大楼刚一封顶，邓小平登楼视察，他俯视北京，说道：发展才是硬任务。这句话后来在公开发表时被改为：发展才是硬道理。 王光英的光大公司在国内参股建设了5座大楼和酒店，以及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大型建设项目。 整理/本报记者 高语阳（部分资料来源于鲁达著 《中华复兴之光——王光英的传奇人生》）[详情]

　　光大集团创始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王光英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百岁 王光英 改革开放践行者 正大光明做生意 姓名：王光英 性别：男 终年：100岁 去世地点：北京 去世原因：病逝 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原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王光英同志，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21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据新华社 和王光美最亲近的兄长 王光英出生于1919年，共有兄妹11人，他排行第6，以他为界，前面5人都是兄长，后面5人则都是妹妹。排行第一的妹妹，就是王光美。 据《刘少奇一家》一书记载：王光美和六哥王光英相差两岁，兄妹之情甚笃。王光英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作为王家惟一的资本家，他生活的脚步却和中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兄妹11人中，有七人是共产党员，但也有无党派人士。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兄妹观点不同，有时难免在饭桌上争论。言谈风趣的王光英曾说：“我们兄弟姐妹是干戈十年，鸿飞西东。不过飞西的少，五哥王光复是王家仅有的一只离群的孤鸿。” 书中还记录了刘少奇作为姑爷，第一次到王光美家拜访的故事。 当时，王光英在天津与人开办化工厂，长期在天津工作，不过家仍在北平。见面时，刘少奇问王光英在天津办厂的情况。王光英向刘少奇建议，哪几个工厂可以做军服，哪些可以生产子弹，哪几个厂子可以制造装甲车支援南下打仗，等等。 刘少奇听着，不由得笑了起来，说道：“仗不会打很久了，全国很快就会解放。现在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了。”他让王光英回天津后多多联系工商界的朋友，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不料王光英想摘掉头上这顶“资本家”的帽子，他说：“我不愿意再干工商界的事了。”刘少奇待他把话说完后，平心静气地说道：“在我们党内共产党员、干部有许许多多，但是像你这样在工商界中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商界衣服，屁股能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嘛。” 党和政府与工商界沟通的桥梁 据《党史纵览》刊发的《“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的“红色”情结》一文记载，1957年一次会见外宾时，一名外宾与王光英拥抱，周恩来在一旁风趣地对外宾说：“您拥抱的是位红色资本家。” “周恩来称王光英为‘红色资本家’，不仅是因为他在从事实业期间，通过商业途径给共产党帮过大忙，而且在政治上，王光英一贯追求进步，对凡是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决定，他都始终无条件积极带头执行”，文中称，新中国成立后，王光英于1950年4月由当时天津市工商界泰斗李浊尘先生亲自点名，担任了市工商界联合会的秘书长（李浊尘是该会主任）。这是一个在党和政府与资本家之间充当桥梁、起着沟通和联系作用的重要岗位。王光英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充分发挥了这一职位的关键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王光英积极组织资本家认购救国公债，大量捐献战争用品，包括飞机、大炮等武器，也包括生活用品。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王光英不仅自己主动将其主持的近代化学厂率先于1953年实行了公私合营，并把该厂在公私合营后按规定分给他的定息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文中称：王光英还多次主动、诚恳地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为党工作。第一次是在刘少奇与王光英的妹妹王光美结婚后，首次以新姑爷身份上门看望岳父母时，作为内兄的王光英正式向刘少奇提出希望党组织能批准他入党的要求，被刘少奇婉拒。王光英再一次要求入党是在1983年，当时他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了入党的要求。胡耀邦再次婉拒了王光英的要求，因为他在党外所发挥的作用更大。 创立光大为国家赢得良好外部环境 1981年，王光英作为全国工商联代表团成员先后到澳门、香港考察。回来后，他给中央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建议利用世界经济回升的机会，到香港开办一家大型的、综合的、开放性、世界性、带有民间色彩的公司，专以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或与西方公司合作、合资、合营，开发内地实业，建设大型工程，认为这对国家的现代化，一定能起很大作用。 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决定由他出面负责建立这样的公司。1983年4月，公司正式成立，定名为“光大”，王光英任集团首任董事长。 按照王光英的解释，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也。并向中外宣告：公司的业务宗旨是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与外商合作，进行合资经营，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并为稳定香港繁荣，发展香港经济作出贡献。 据《“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的“红色”情结》一文记载：为拓展业务，光大公司先后邀请了一大批世界名人来公司访问，其中有尼克松、基辛格、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财长康纳利和米勒、钢铁大王洛克菲勒等。王光英还与日本首相竹下登、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等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在与这些世界友人的交往中，光大公司充分发挥了作为一家民间企业的优势，广泛开展民间外交，宣传自己，了解对方，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引进了大量资金和技术，并且为国家的改革发展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基辛格曾先后三次光临光大公司，一次与王光英谈话时问：你的公司将怎样开展中美经济交往？王光英答：凡有利于中美友好的，我都做，凡不利于中美友好的，我都不做。基辛格当即说道，那么，今后你要我办事，我不要你的钱。王光英也随即说道，为了中美友好，今后你要我办事，我也不要你的钱。“不过，在实际交往中，光大公司从未让基辛格做过不要钱的事。王光英看得很清楚，光大公司能有基辛格这样一位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美国政治家作为常客，对于维护和发展中美友好关系的大局是极为重要的”。 曾为家人当了3年炊事员 2005年，王光英与夫人应伊利度过60年钻石婚不久，应伊利接受了媒体采访，讲述两人的爱情故事。 两人1938年相识，“见面那天，我和姐姐在冰场滑冰，远远就看见她男朋友和王光英走来，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他很文静，也很殷勤，还很细心。当时，我们都骑自行车上下学，从冰场出来后，姐姐建议去吃饭，大家就骑自行车去了。让我意外的是，当我们停在饭馆门口时，光英停好自己的车，很主动地上前替我把车放好锁好了，就这样一个细节，让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不错。”应伊利说。 应伊利回忆，“文革”期间，王光英被关在秦城监狱，“我从当时全家仅有的12元的生活费中省出一点钱，给他买点好吃的，而在每次探监的时候，我们都会相互鼓励，要坚强地活下去。我探监也成了光英生存下去的某种力量，而这也正是我和孩子们活下去的希望。” 1975年，王光英走出秦城监狱，没有马上恢复工作，“在家里当起了专职炊事员，这一干就是3年。当时我在天津政协做文史资料整理，事情非常繁琐，光英心甘情愿地担当起照顾家庭的重任。他说：‘小应给我做了一辈子的饭，我这3年算是一点回报吧！’” 应伊利说，这3年间，王光英的烹饪技术大有长进。“当时，正逢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后，为了防震，大家都住在街上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做饭也都在街边，用一块竹帘子充当门的功能。于是，经常有人掀开我家门帘，笑着说：‘又做饭呢！’” 新京报记者 王姝 侯润芳 ■ 王光英小传 1919年8月生，1942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1993年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第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详情]

　　文/8号楼工作室 2018年10月30日，王光英去世，享年100岁。 王光英出生那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第一页。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高举反帝爱国的旗帜，要求民主与科学。这预兆着他一生将在革命年代和艰难时世中度过。 他的百年人生，见证着国家的兴难，民族的复兴，以及中国企业的市场化改革。 门庭显赫 出生于资本主义官宦家庭 王光英出生于民国初年的一个带有明显资本主义色彩的官宦家庭，祖上一辈与民初的达官显贵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都有交往。 父亲王槐青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做过北洋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中国政府的特命全权公使出席了巴黎和会。北洋政府覆灭前夕，王槐青辞官隐居。母亲董洁如虽为富家小姐，但思想上追求进步，其亲属中有3人在1928年与李大钊等一起被奉系军阀杀害。 在北京政府期间，王治昌曾被授予公使身份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王光英的名字，就是在会议期间取的。 1919年巴黎和会，王治昌在伦敦收到家中电报，触景生情取名为光英。而王光英的妹妹，则是在华盛顿九国会议期间，得知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光美。但正是因为英、美两个字，使得兄妹二人在文革时期受到了批判。 王光英的父亲王治昌共有11个子女，王光英在儿子里排行第六，王光美在女儿里排名老大。妹妹王光美是中国第一位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1948年与刘少奇结为夫妻。“文革”期间，王光英遭批斗，王光美入狱长达12年。2006年10月13日凌晨，王光美病逝，享年85岁。 王光英的兄弟姐妹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四哥王光杰。后来改名为王士光，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的原型之一。20世纪30年代，王光杰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无线电专业。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王光杰投身其中，不久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6年9月1日在河北邯郸建立的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向全国传达党的声音。这座电台的设备是王光杰和战友们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七拼八凑搞起来的。他也因此被授予“特等功臣”称号。 解放后，王光杰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他被称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加上和王光美的关系，最后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在狱中他无事可做，就索性写起书。出狱后，他一口气出版了12本无线电和雷达方面的专业书。 比起四哥王光杰，王光英最后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王家中官职最高的。 周恩来首次称他为“红色资本家” 王光英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毕业后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到天津民族资本家的企业中谋生，祈求通过“借鸡生蛋”的方式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 不久，他独自创办属于自己的企业，命名为“近代化学厂”。 因为在英文中，“近代”和“现代”是一个词。与当时众多厂家所起的“振华”、“兴华”、“强华”等一样，意在使中国经济尽快实现现代化，使国家强大起来。 事实上，王光英也是如此做的。有文章记载，近代化学厂成立时，正值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形势非常紧张，他冒着很大的风险，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把一批批军需物资、医疗用品运到平津周围的解放区。在这些军需物资中，也包括他的化学厂生产的可用来制造导火索的高纯度硫化氰。 如今，提到王光英，人们总会很自然地想起那个和他有关的称谓——“红色资本家”。其实，王光英最早被称为“红色资本家”，是在天津由周恩来总理叫起的。 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罗夫访问中国，王光英和几位工商界人士陪同周恩来总理在天津接待贵宾。 宴会上，王光英在周恩来的示意下向伏罗希罗夫敬酒，伏罗希罗夫高兴地举杯一饮而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中国经过长期的流血革命，现在闯出了一条不用流血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道路，这是有世界意义的。”说完他热烈地拥抱了王光英。 周恩来在旁风趣地说：“您拥抱的是一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 “光明正大地做生意”的光大集团 1983年，王光英开办了中国大陆第一家把总公司设在香港的大型国企“光大实业公司”，打开了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一扇大门。 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两年前，王光英参加的一次活动。 1981年初，62岁的王光英以民建中央副主席、天津副市长及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这样一个横跨党派、行政和商业职务的叠加身份去参加中华总商会成立一百年的活动，去香港、澳门考察。 为期十多天的南下之行中，王光英帮天津成交了550吨石蜡，每月5000吨供应食盐，也替正陷入“吃不饱”状态的国防工办下属工厂招揽了100万个军用钢盔、100万个军用饭盒、100万双军用皮鞋这样的买卖。而与蒋纬国秘书在香港的会晤，还谈及了5000万斤大米、90万吨水泥这样的特殊意向。 南下回来，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八，王光英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陈书“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在该份报告书中，王展示了他特有的商业嗅觉和充沛的政商人脉关系。 通过“每日深夜一点仍不愿散”的商界老友，王光英敏锐地指出，为了提高工业水平，“有必要在香港成立一个综合性公司，破除官商习气，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 中南海最高层很快回应——“在港设一完全打破官商一套的综合公司，委托光英同志负责筹办。干部也由他选人，由中国银行贷款支持”，这是王光英拿到的充满时代特色的尚方宝剑。 光大1983年4月11日在京宣告成立，4月27日即在香港高调开业，与香港地标建筑红磡体育馆正式落成选在同一天。 光大的英文名是“Ever Bright”，意思是“永远光明”，而王光英将此诠释为“光明正大地做生意”。 为了拓展业务，光大公司先后邀请了一大批当时的世界名人来公司访问，其中有尼克松、基辛格、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财长康纳利和米勒、钢铁大王洛克菲勒等。 王光英还与日本首相竹下登、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等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1990年，王光英从光大集团卸任，由香港回到北京。1983年至1993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及1998年当选为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被推选为全国工商联第七届执委会名誉主席，从一个“红色资本家”成为了社会活动家。 （梁超、刘雪玉综合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南方周末等）[详情]

　　王光英：人大代表无上光荣 作者：夏莉娜 本文于2004年12月09日人民网刊发 在全国人大历届副委员长当中，有一位出身民族资产阶级，数十年来被海内外称为“红色资本家”的传奇人物。他就是第八届和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 难忘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王老曾当选为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当谈到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的情景，今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分外激动，那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至今难以忘怀。他说：“我是1954作为天津市工商界代表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有1226名代表，代表着全国6亿人民。我为自己能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感到无上光荣。” 王老还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9月1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的。那时开大会代表的座次是按姓氏笔画排的，由于‘王’字的笔画少，所以我的座位在面对主席台的第一排。每次开大会时，我都能近距离的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风采，聆听他们的声音，使我感到很幸福。我深知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来之不易。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英勇奋斗，枪林弹雨，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才取得了革命成功，迎来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那时，我就暗下决心，永远听党的话，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做一个合格的人大代表。” 王老回忆道，“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致了开幕词，刘少奇作了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那次大会通过了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几个重要法律，并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还选举了新的国家领导人等。从9月16日至26日的10天时间里，会议就各项主要议程进行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整个会议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常民主和融洽的气氛。特别是分组讨论时，代表们争着发言，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和批评意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也非常重视代表们的意见，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难忘的1954年9月，难忘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那时起，我国的国家权力开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了。这是我国政治进一步民主化的伟大成就。 “红色国舅爷” 王光英生于“五四运动”爆发那年——1919年的农历7月17日。王光英的父亲王治昌是民初北京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政治上属于革新派，因不能忍受北洋军阀丧权辱国，于北伐战争前一年息影京门，不再做官。抗战中，他不顾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并支持他的夫人掩护北平的地下工作者，受到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的赞许。王光英的母亲董洁如早在五四运动前就要求妇女从封建压迫和束缚下解放出来，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最早的学生。她曾有三位亲友与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烈士一起在军阀的绞刑架上就义。她养育的11个子女中，有6个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共产党，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其他几个也都是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光英的妹妹王光美嫁给了中共领导人刘少奇。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此后，外电有称王光英为“红色国舅爷”。十年浩劫，刘少奇蒙受了千古奇冤：王氏家族因受到刘少奇的牵连，王光英蒙冤被关在秦城监狱8年，吃尽了苦头。 “红色资本家”的来历 1938年至1943年，王光英是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的高才生，毕业后留校当过一年助教。王光英在校成绩优秀，因而就有工厂请他以技术入股作为股东。于是，他成了王家诸多兄妹中惟一的以技术起家的资本家。1944年，王光英与友人合伙在天津创办近代化学厂。这是一家中小型工厂。正值抗日战争最后两年，形势非常酷烈，他冒着很大的风险，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把一批批军需物资、医疗用品运到平津周围解放区。在这些军需物资中，也包括他的化学厂生产的可用来制造导火索的高纯度硫化氰。因为爱国，他后来还被当作“共产党嫌疑”坐过日本宪兵队的牢。 1955年末，中国掀起了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该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当时正在开会的全国工商联全体执行委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改造问题。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的王光英身体力行，积极带头投入这场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把自己的私营企扛变成公私合营企业。 1957年4月22日，前苏联最高苏维矣主席伏罗希洛夫应邀访问中国，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由东北转道天津赴上海访问。飞机停落在天津机场时，已时近中午。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贵宾室里请伏罗希洛夫一行吃饭，同时让天津的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朱继圣、毕鸣岐、王光英作陪。席间，周恩来总理示意王光英向伏氏敬酒。王光英满满斟一杯酒，走向伏氏举杯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我们资本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也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惟一正确应走的光明道路。您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不称您伏老，而称您为伏罗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长寿。”翻译把这段话译成俄语，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对王光英说：“使劲地为这位同志的话鼓掌啊……这不是平常的事情。中国经过长时期的流血革命，现在找出一个不用流血的而用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这是有世界意义的。”接着又说：“再经过一个阶段的改造，你们一定会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那时，人们一定会忘记你们曾经是资本家。”说完，他热情地拥抱了王光英。 当伏罗希洛大与王光英拥抱时，周总理在旁风趣地说：“你拥抱的是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以后，香港及外国报纸上常称王光英为“红色资本家”便是由此而来的。 从商——从政——再从商——再从政 拨乱反正之后，王光英曾经从政，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民建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在天津，他还担任过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改革开放中，王光英被国家委以重任，担任中国光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这是国内第一家驻香港公司，王光英以他丰富的经验，领导光大公司用中外合资的方式搞了很多大型的建设项目，如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等。光大公司还在国内参股建了5家大楼和酒店，其中较大的是53层的京广大厦。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七八年时间，领导光大公司以引进海外资金为主，投资上百个项目，为我国一些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国家能源、原材料工业及运输能力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经营才干和业绩举世瞩目。 为了民族的振兴，他曾经几度从商：为了国家的强盛，他又几度从政。无论是从商还是从政，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王光英都做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后来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不论什么时候，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不论别人有名无名，他一律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并在送客时照例亲切地送到电梯口，等到客人进了电梯才回身，他的这种平易近人的举止颇为人们所赞赏。 1993年，74岁的王光英再一次离开经济领域，出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了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王光英投入了极大精力。他希望在有生之年把中国经济建设纳入法制化的道路，使国家经济得到长足稳定的发展。他不仅用了很多时间到各地视察，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参加执法检查及许多项的立法调研，足迹遍及全国。他还尽自己的最大可能，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开展各种有益于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有益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有益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动。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种研讨会、博览会上，使各界人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1998年，年近80的王光英再度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年事愈高，王光英的工作愈繁忙。据一位记者统计，王老曾经在一个月时间里，就参加了19次外事活动，会见于14个国家的18个代表团和个人。他重视弘扬民族文化，热心教育、慈善事业和关心培养青年企业家……被大家称为社会活动家。这正如他所说的：“我从商——从政——再从商——再从政已经有几个‘轮回’，每个‘轮回’都开拓了我的视野，增加了许许多多老朋友、新朋友，因而每经过一个‘轮回’我的工作范围也比以前更扩大……” 晚年的王光英依然生活得十分充实，十分繁忙。岁月的流逝，使他花白的头发渐渐稀疏，但他的双眼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同夫人应伊利结婚已经60多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两位耄耋老人同甘共苦，携手共进的爱情的故事显得更加真诚动人。（摘自《中国人大》）[详情]

　　 本文刊于2010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王玉贵（江苏） 王光英出生于民国初年的一个带有明显资本主义色彩的官宦家庭，祖上一辈与民初的达官显贵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都有交往，父亲王槐青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做过北洋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中国政府的特命全权公使出席了巴黎和会。北洋政府覆灭前夕，王槐青辞官隐居。母亲董洁如虽为富家小姐，但思想上追求进步，其亲属中有3人在1928年与李大钊等一起被奉系军阀杀害。晚年的王槐青夫妇一直在掩护子女从事进步革命活动。王光英共有兄妹11人（其中包括同父异母兄弟3人），他排行第6，正好居中。有趣的是，以王光英为界，前面5人皆为兄长，后面5人则都是妹妹。在11人中，除长兄王光德去世较早、四哥王光复追随国民党前往台湾外，其余都与共产党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其中还有4人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王光英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毕业后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到天津的民族资本家的企业中谋生，祈求通过“借鸡生蛋”的方式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不久，他独自创办属于自己的企业，命名为“近代化学厂”，因为在英文中，“近代”和“现代”是一个词。与当时众多厂家所起的“振华”、“兴华”、“强华”等一样，意在使中国经济尽快实现现代化，使国家强大起来。未曾想到，此举使王光英成了王氏众兄妹中唯一的资本家，并且被日后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称为“红色资本家”。 1957年4月，在为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而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示意出席作陪的王光英向苏联贵客敬酒。王光英斟了满满一杯酒，走到伏罗希洛夫面前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我们资本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也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唯一正确的光明道路。您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不称您‘伏老’（当时随行的记者在写的新闻报道中一般都称之为伏老），而称您为伏罗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长寿。” 当翻译将这段话译成俄语后，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使劲地为这位同志的话鼓掌啊！”既而又对王光英说道：“你也讲给大家听听，哦，不行，得由我自己讲，这不是平常的事情。中国经过长时期的流血革命，现在创造出了一条不用流血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这是有世界意义的。”伏罗希洛夫又说：“资本家向劳动者过渡，是非常艰苦的。但你们不要怕。再经过一个阶段的改造，你们一定会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那时，人民一定会忘记你们曾经是资本家了。”说完这段话后，伏罗希洛夫主动与王光英热烈拥抱。此后，伏罗希洛夫又多次称中国和平改造资本家是一个世界性的创举。 见此情景，周恩来在一旁风趣地对伏罗希洛夫说道：“您拥抱的是位红色资本家。” 周恩来称王光英为“红色资本家”，不仅是因为他在从事实业期间，通过商业途径给共产党帮过大忙，而且在政治上，王光英一贯追求进步，对凡是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决定，他都始终无条件积极带头执行。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残酷的经济统治和掠夺使得王光英的救国理想难以实现，因此，他想去延安，为抗日战争直接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等打败日本后再大干一场。但当他找到时任中共北平秘密组织负责人崔月犁说出这一想法时，却遭到了委婉的拒绝。崔月犁慎重地对他说道：“我当然愿意介绍你去延安，多一个人革命总比少一人好。不过，以你的具体情况，我想你即使到了延安，共产党恐怕还是要你做生意。”王光英说：“我去延安是为了抗日、革命。如果还要我做生意，那我为什么要去延安呢？”崔月犁说：“不要把做生意与革命截然分开。在天津干你的本行，与共产党做生意，不是也能为革命做贡献吗？” 这次简短的谈话不仅改变了王光英准备到延安去的想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他日后的人生道路。王光英尊重党组织的劝告，真的与共产党做起了生意，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后，王光英开发研制成功了一种高纯度的硫化氢染料，这是一种经过提炼可以用做炸药包引信的化学材料。此前，德国人已经研制成功，并在天津市场销售过这种商品，受到商家的欢迎，后来因战争原因市场上没有了货源。面对自己的产品供不应求的喜人形势，王光英起初还以为只是商人为了追求利润的结果，后来才知道是商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将其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区的缘故。王光英为解放区做出的另一大贡献是提供急需的医疗用品橡皮膏。所有这些商品都要经过严密的伪装，陆续运往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王光英于1950年4月由当时天津市工商界泰斗李浊尘先生亲自点名，担任了市工商界联合会的秘书长（李浊尘是该会主任）。这是一个在党和政府与资本家之间充当桥梁、起着沟通和联系作用的重要岗位。王光英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充分发挥了这一职位的关键作用。举其要者，有这样几件事： 首先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王光英不仅积极组织了几乎所有的天津工商界私人资本家上街游行，公开抗议和谴责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以及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威胁，而且积极组织资本家认购救国公债，大量捐献战争用品，包括飞机、大炮等武器，也包括生活用品。这对于一向以和气生财为信条、并长期在半殖民地条件下惨淡经营的私人资本家来说，是十分不容易的。毕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技术高超，管理先进，市场庞大，与中国经济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工商界中当时普遍存在着浓厚的亲美、崇美和恐美情绪。他们的义举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并亲笔给天津工商界草拟了电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电报说：“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并在11月30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这是毛泽东生前以自己的名义给工商界所发的唯一一份电报。 其次，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王光英不仅自己主动将其主持的近代化学厂率先于1953年实行了公私合营，并把该厂在公私合营后按规定分给他的定息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而且积极动员、组织其他资本家进行参观学习，使他们逐步认清了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跟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途。 再次，在整风反右运动期间，他率先主动发起资本家“向党交心”的运动，这样，就使得天津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比例不仅大大低于上海和北京等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大城市，而且也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此外，王光英还多次主动、诚恳地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为党工作。第一次是在刘少奇与王光英的妹妹王光美结婚后，首次以新姑爷身份上门看望岳父母时，作为内兄的王光英正式向刘少奇提出希望党组织能批准他入党的要求，被刘少奇婉拒。王光英再一次要求入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983年，当时他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了入党的要求。胡耀邦这次不仅再次婉拒了王光英的要求，而且明确讲到，王光英不仅生前不能参加共产党，而且就是在死后也不能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因为他在党外所发挥的作用更大。 当然，因与刘少奇的特殊关系而被人们戏称为“国舅爷”的王光英，在 “文化大革命”中也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他却从未对党产生过不满情绪，而是始终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同党的高度一致。这缘于他在建国初就确立的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实现富强的坚定信念。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重要决定或许会使王光英产生某种程度的遗憾，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后，美国前总统、力主中美友好的尼克松应邀到王光英任董事长的光大公司做客，不无感慨地说道：我看，中国共产党很聪明，派了一位“红色资本家”而不是派了一位共产党员来当光大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样，我就能到光大来做客，而且双方有些共同语言容易沟通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一些特殊背景下，王光英利用“红色资本家”这一特殊身份从事民间外交活动，为中国走向国际舞台做出了积极贡献。对此，周恩来曾多次称赞王光英“善于做人民外交工作”。 王光英从事民间外交工作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1953年，他以副团长的身份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乘火车到维也纳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当时，团长是一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过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将，因不堪忍受旅途劳累，只好改乘飞机飞往维也纳。于是，王光英便承担起了本应由团长负责的一切事务。当时，那个团中仅电影演员、歌唱演员和杂技演员等就达300多人，坐火车到达目的地要有十多天时间。由于得到组织上的高度信任和大力支持，加上全体团员的积极配合，访问前后的一切工作在王光英的统筹部署下，得到了完满安排。 1956年，王光英以副团长身份第二次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国到埃及首都开罗访问。不巧，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而引发英法两国的军事干涉，局势比较混乱。面对这一突发事件，究竟应该如何表态和采取什么相应的行动，团长要王光英去请示我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因埃及刚同台湾断交才一个多月时间，中国驻埃及使馆的建馆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来不及向国内请示，陈家康表示由代表团当机立断。王光英表示：埃及和中国过去都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为求解放，我们义不容辞必须支持埃及人民抵抗侵略。 于是，在塞得港举行的反侵略动员大会上，在几十万人海中出现了一面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写的巨型红色横幅：“中国青年坚决支持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这场斗争最终以埃及的大获全胜而结束。王光英后来回忆说：那次事件我发挥了主动性。我认为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总不会错。我国青年代表团初到开罗时原来被安排住在一家普通的招待所里。由于纳赛尔总统在人流中见到了那面横幅，等我们一回开罗就让代表团搬进一家高级宾馆。 王光英从事民间外交工作最多而且成效也最显著的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在他担任光大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之后。 1981年，王光英作为全国工商联代表团成员先后到澳门、香港考察。回来后，他给中央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建议利用世界经济回升的机会，到香港开办一家大型的、综合的、开放性、世界性、带有民间色彩的公司，专以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或与西方公司合作、合资、合营，开发内地实业，建设大型工程，认为这对国家的现代化，一定能起很大作用。 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决定由他出面负责建立这样的公司。1983年4月，公司正式成立，定名为“光大”（英文名为：EVER BRIGHT）。按照王光英的解释，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也。并向中外宣告：公司的业务宗旨是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与外商合作，进行合资经营，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并为稳定香港繁荣，发展香港经济做出贡献。 为拓展业务，光大公司先后邀请了一大批世界名人来公司访问，其中有尼克松、基辛格、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财长康纳利和米勒、钢铁大王洛克菲勒等。王光英还与日本首相竹下登、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等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在与这些世界友人的交往中，光大公司充分发挥了作为一家民间企业的优势，广泛开展民间外交，宣传自己，了解对方，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引进了大量资金和技术，并且为国家的改革发展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基辛格曾先后三次光临光大公司。在一次与王光英的谈话中，基辛格问：你的公司将怎样开展中美经济交往？王光英答：凡有利于中美友好的，我都做，凡不利于中美友好的，我都不做。基辛格当即说道，那么，今后你要我办事，我不要你的钱。王光英也随即说道，为了中美友好，今后你要我办事，我也不要你的钱。不过，在实际交往中，光大公司从未让基辛格做过不要钱的事。王光英看得很清楚，光大公司能有基辛格这样一位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美国政治家作为常客，对于维护和发展中美友好关系的大局是极为重要的。 王光英曾在香港最豪华的大酒店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吃饭，尼克松有些过意不去，和王光英开玩笑说：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你到美国后的第一次赴宴得由我请客。王光英后来说，我读过尼克松的回忆录和其他报刊材料，知道他做事常常出人意料，思想观点常常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他出任美国总统前是出名的“鹰”派，带头反共，反对承认“红色中国”。而在1969年1月他刚一当上美国总统，就在就职演说中谈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接着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并作环球旅行，寻求打通中美关系的渠道。前后判若两人。带头反共的是他，宣称“我想在我的（总统）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关系”的也是他。尼克松这个变化确实令全世界吃惊。我认为，这是一位政治家、战略家为了本国利益所必须具有的远见、胆量和魄力。 王光英还记得：有个故事对中国人，特别是让美国人印象十分深刻，那就是尼克松访华时以世界霸主的美国总统之尊替周恩来脱大衣。当时有家美国报纸说，总统这一举动，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因为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了极大的好感。有些报刊资料还说，尼克松、基辛格第一次与毛泽东会晤时，是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轻松俏皮的对话使人觉得他们像几个经常往来的熟人在聊天，而不是隔着太平洋对骂了二十多年的中美两国的首脑。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主题，在毛泽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中暗示出来了。基辛格后来说，那次历史性的重要会晤，是“华格纳歌剧的序曲”。 王光英认为，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美国之所以总在演出“华格纳歌剧”，一再强调要维护中美两国间的正常关系，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持接触和对话，并认为保持两国间的对话对美国利益非常重要，实在是由于中国的地位太重要了。 日本首相竹下登是一位始终主张中日友好的重要领导人。王光英是竹下登就任首相后会见的第一位外国客人，他们之间的交往带有浓厚的私人友谊色彩。还是在竹下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有人在一次宴会上当众问王光英竹下能否当选。王光英不假思索地说道，在当时的三位竞选人中，一位有官气，一位有学者气，而竹下先生平易近人，有幽默感，有魅力，应该是竹下当选。想不到过几天竹下真的当选了。 凭着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和好感，竹下和王光英的交往较为融洽。在竹下刚一当选之际，王光英就在日本受到了他的接见。在谈话中，竹下说，今天已经是首相了，应当有点首相的架子，不过还没有正式上任，可以像朋友一样谈谈心。竹下当选时，正值日本股票大幅下跌，他女儿说他是个背时的首相，而他自己却说，你不要只看眼前股票下跌，还要看看我上任后能否使股票行情上涨。王光英认为，竹下如此谈话，似乎在向一个中国企业界人士透露他这位新当选的日本首相有信心、有力量保持日本经济的繁荣。 在那天的谈话中，竹下还说：竞选实在太紧张，他突然秃发了。王光英不禁想起中国人常说的“鬼剃头”，于是对竹下说，我们中国有种新药，能使毛发再生，我回国后买来送给你。 王光英回国后真的买了20瓶“章光101”毛发再生精送给竹下，同时送给他一只刻有竹下肖像的中国瓷盘。竹下为此特地关照当时日本驻华大使说：中国有个王光英。你应该去看看他，问一问我们日本人能不能在什么事情上为他效劳。从此，光大与日本财界、商界生意越做越大。在中国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竹下任首相时的日本也是西方国家中在“89风波”后第一个主张取消对华制裁的国家，并且率先给中国提供了极为优厚的政府贷款。 王光英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会长，印尼的一些著名华人企业家如林绍良、黄双安、林文光、李文正等都与王光英有着频繁的交往。1995年，王光英夫妇应印尼―中国友好协会会长苏坎达尼的邀请，到印尼访问。 为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王光英夫人应伊利应邀带领天津华夏儿童艺术团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泗水等城市演出，受到了印尼人民的广泛欢迎。苏哈托总统夫妇、文化部长夫妇等都亲临现场观看中国孩子的精彩表演。总统夫人在观看了一位只有5岁、名叫齐奇的男童的木琴表演后，非常高兴，热情地送给孩子们很多红色玩具。应伊利对总统夫人说，我们中国人喜欢红色，是喜庆也是吉祥。 访问团受到了印尼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对此，王光英说道：苏哈托总统对于我们中国客人是远接高迎的。按国际惯例，现任总统凡接见只作为友好访问，不作双边或多边国际谈判的外宾，都是礼仪性的，一般会见时间只限定为半小时或稍多一点，苏哈托会见我时却没有限定时间。 王光英还说道：大家记得，60年代前后，中国和印尼之间曾经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以至于两国建交20年，关系还不很熟。我们去访问时，带了一个儿童艺术团，因为我认为要增进两国友谊也应“从娃娃抓起”，娃娃是世界上最容易引人喜爱的友好使者。结果效果不错。苏哈托总统在他的独立宫，与我们照了许多相。他又说，印尼的华人资本家没有忘记祖国和他们的“根”，苏哈托总统的义子彭云鹏问我，中国最需要国外投资的地方在哪里？我说是西北。又问西北最需要投资的项目是什么？我说是交通。若要富，先修路。我还告诉他陕西的渭河与山西的汾河之间，是片广阔的地区，很有开发前途。两条河都流入黄河，在两河会合处造一座桥，再修一些四通八达的路，就能把两条河的沿岸地区连接起来，对加强陕西与山西的交通，对两条河沿岸各地今后工商业的发展，当地资源的利用，都会有好处。我在那里视察过，看看是否可作为投资的试点，是否值得；对西北地区的开发究竟有哪些好处；方法和选择是否对头。彭云鹏再问我基础建设约需多少投资，我说初步估算是8亿元人民币。他同意了，并约定先派人到西北去看看。彭云鹏在印尼很富有，与苏哈托很亲近，我访问印尼回国后，彭云鹏很快就来了中国，不仅同意逐步开发渭河、汾河地区，还想到印尼盛产木材，那里有种树木，生长期快，六年就能成林。西北地区山多树少，不妨先试种。如果成功，对开发西北，也许比在渭河口造一座桥得利更大。我很同意在西北造林，并与开发渭河、汾河地区结合起来，使西北农民能多些收益，一举数得。 对大人物，王光英主动交往，不失礼节；对小人物，王光英也是充分尊重，一视同仁。为庆祝光大公司成立五周年，北京光大旅游公司邀请两位日本歌星前来参加演唱会。王光英夫妇特地从香港赶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这两位歌星。席间，听到其中一位说自己患了感冒，担心影响演唱。王光英当即派人到同仁堂去买了两剂专门治嗓子的中药，连夜送到歌星住的地方。那位歌星想不到王光英竟会这样主动地关心他，非常感动，第二晚演唱时十分卖力，效果当然也就出奇的好。 还有一次，一位德国商人到香港来和光大公司洽谈一笔生意。下飞机时恰逢下大雨，全身被淋得透湿。王光英见此情景，请他脱去外衣，当即叫人设法烤干、烫平，并且郑重交代，一定要在十分钟之内送还给那位客人。事情虽不大，人情味却很浓。那位商人很受感动，于是，接下来的商谈也就十分顺利地进行了。 从1983年起，王光英连续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4年起，又开始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这两个重要职位上，王光英都积极从事外事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接待世界各国来访的著名经济界人士、社会活动家，参加各种国际性研讨会等。在这些活动中，王光英总是努力向客人介绍中国，同时不失时机地深入了解对方，不断加深友谊，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详情]

　　 王光英同志逝世 享年100岁 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原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王光英同志，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21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详情]

　　央视新闻移动网10月30日消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原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王光英同志，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21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详情]

　　 本文于2004年人民网刊发《“红色资本家”王光英》 西城梦痕 王光英出生那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第一页。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高举反帝爱国的旗帜，要求民主与科学。这预兆着他一生将在革命年代和艰难时世中度过。 他的出生地是北京西城绒线胡同。生后一百天，全家搬到西城旧刑部街。 旧刑部街是清末民初权贵显宦的聚居区。王光英至今还记得与他家同一条街的有曾国藩、左宗棠、张作霖等的邸宅。旧刑部街王家的门牌是32号。这是一座堂皇的北京式深宅大院。高门楼、高台阶、高门槛，大门口有对石狮子，门上有黄铜门钉。雕花影壁内，红柱绿檐的回廊，庭园深深，花香阵阵，栽满芍药和紫藤，园中有两株高大的白海棠树，春季开花，含蕾时是浅粉的，开花后满园一片洁白。 王光英的父亲王治昌（号槐青），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是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生。他没有祖产，留学期间，是一个边上大学边在一所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办的补习学校当英文教员、勤工俭学的穷学生。 王槐青在日本时，晚清昏戾而擅于弄权的西太后尚称老佛爷；以孙中山为首的志在推翻封建皇朝、建立民国的同盟会已经成立，而在封建皇朝内部，也出现了以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为首的洋务派。他们从西方国家引进大工业生产技术、设备和企业体制，培养相应的人才，欲图自救、自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向工业化大生产近代社会演变的开始。任何社会的真正进步，总是以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像王家这样的家庭就不是偶然的了。 王光英、王光美名字的由来 1918年徐世昌由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后，王槐青入阁任农商部工商司长，继而代理过农商总长。 谈王槐青，不能不谈他的外交生涯。这不仅关系到他的生平，他的政治态度，而且还关系到他的家庭、子女，尤其是关系到几十年后王光英和王光美的政治命运。 也许由于王槐青是日本留学生，后来又主管中国的经济，因而在北京政府时期，他曾以公使衔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另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列强海军军缩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人们很难设想，王光英、王光美这对兄妹的名字，竟会与那两次会议有关。 有一次，王光美同人谈到她和王光英兄妹二人名字的由来。她说：光英是巴黎和会那年生的。当时我父亲适在伦敦，接到家中发去的电报，说我母亲生了一个男孩。他触景生情，就取名为光英。两年之后，我父亲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又接到一个电报，说这次生了个女孩。他又触景生情，给我取名为光美。 做父亲的无论如何难以料想到那两次触景生情，日后会给这对儿女带来那么大的灾难。十年浩劫，造反派把这两个名字说成一个是光照英国，一个是光照美国，而英美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做父亲的梦想子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吗？ 巴黎和会是在1919年1月举行的，王光英的生日是该年农历7月。时隔半年多，为什么王槐青还滞留在伦敦呢？ 原来，当时北京政府迫于民愤，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并继续交涉山东问题。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全权代表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和顾维钧、王正廷。王槐青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其职衔是特命全权公使。由于当时中国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所以巴黎和会所触发的五四运动，爱国反帝的民众所愤怒声讨的是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个人都是亲日派，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前者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次长，后两人先后任驻日公使），而不是上述三位全权代表。 一张珍贵的照片 王槐青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有个同学，又是他的拜把兄弟，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凯。王光英幼时有个极深的印象：有许多年，王家的堂屋（大客厅）的炕上一直放着一张照片，那是廖仲凯与王槐青的合影，站在两人中间的一个小孩是廖氏的幼子廖承志。 王光英说：那张照片放在靠墙的炕沿左边架子上，并不显眼，但却放了那么多年，这似乎能说明廖仲凯在我父亲感情上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后来常常想到，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小事，是和天下大事、国家大事联系着的，王光英又说：我父亲退出北京政府，恰恰与廖仲凯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是同时（1925年8月20日），我相信这决非巧合。我父亲是在巴黎和会中亲眼看到中国被西方列强如此欺侮，又震惊于南方的革命力量竟遭右派暗算，然而他无回天之力，才退出丧权辱国的北京政府的。 王光英从小就注意到了那张照片上中间站着的孩子。他说：廖承志长大后人称廖公，是个很风趣的人。最近，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他的一幅自画像，胖子，笑眯眯，坦露着大肚皮，叉开双腿坐在一张小板凳上。画面上有他自己的题辞：“革命者的神经，不要像纤维一样，应该如钢丝一样！因此，经常笑，经常头向着天，永远不要消沉！”我看了很感动。 其实，廖承志那幅自画像，惟妙惟肖地画的也是王光英。 廖承志解放后担任过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王光英担任过副主席，他们在青联一起工作，廖承志对王光英的待人接物有很大影响。民族气节与开明士绅 王槐青的可贵处，不仅在腐败的北洋军阀统治期间是革新派，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保持了民族气节，并支持他的夫人掩护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工作者。 沦陷时期，王槐青明志自守，杜门谢客，不为任何威胁利诱所动。当时，王家是吃棒子面，变卖家藏度日的。 到1949年春天，北平初解放，王家从北京政府时期留下来的，恐怕只有前述坐落在旧刑部街的那座深宅大院了。但也在解放初期，这座深宅大院由老夫人董洁如在宅内创办了一家乳婴托儿所，专收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女干部在进军途中生下来的婴儿。庆祝建国十周年时，董洁如把王家这座旧宅捐献给政府以兴建北京十大建筑。旧刑部街路南和附近的报子街路北的房子一并拆除后，建成了现在繁华的西长安街。就在原来王家旧宅的地基上，盖成了今天那座富有中华建筑特色、壮丽的民族文化宫。 王槐青殁于1956年。北京一解放，周恩来总理就请老人任中央文史馆第一名馆员。第一天就任，是周恩来亲自用车送他去文史馆的，并对他说：老先生一生不容易，是爱国的。 临水朱门花一径 有人好奇地问王光英：府上这样门第，北洋政府高官，为什么会这样进步，有这么多共产党员？ 那是因为我们母系。王光英回答。王光英把他的家庭称做母系社会。意思是他的家庭所以能进步，是由于他母亲在这个小社会中起主导作用。既称系，就不只是他母亲一个人。老夫人把自己的一生，她的理想与追求，她的家庭和子女，都奉献给共产党的事业了。 王光英的母亲董洁如，娘家原系天津盐商的后裔。董家是继天津著名的老八大家之后的新八大家之一。这也就是说，董家是由封建商人转到新兴的工业资本家阶级的。 董洁如是封建家庭的闺秀中最早追求妇女解放的。她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冲出闺门，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 王光英说：我母亲是最早要求自我解放，要求自由、自己拯救自己的老一代中国妇女。王光美说：我母亲当时的行动，现在看来是寻常事了。然而在她那个年代，不能不说是开风气之先，要知道那是在封建制度正在土崩瓦解、五四运动之前发生的事。 王光英兄妹童年时，董洁如就告知他们，她有三位亲属是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时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并于1927年4月28日一起就义于绞刑架上。因此，王氏兄妹从小就知道他们有三位长辈是中国革命的先烈。 一位革命的老妈妈 全国解放之前，董洁如掩护过中共在北平的地下组织，这是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宋汝棼证实的。 董洁如掩护党的地下组织，充分利用了她的家庭的社会声望和地位。换言之，充分利用了曾经当过大官的丈夫。当然，这需要老爷子能充分支持老太太。因此，宋汝棼说，当年，如果王家对共产党不是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不会主动来掩护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对老夫人、老爷子以及他们的子女们有充分的了解，也不会去找他们作为我们的掩护人。王家与共产党已经有三代渊源了，而且相互的认识与了解越来越深切。 那时候，王光英的四妹王光和，已经是共产党员，搞地下工作，受解放后曾任中央卫生部部长的崔月犁的直接领导。她告诉崔月犁自己家里有空房，于是宋汝棼成了王家的房客。 那时已经是解放战争时期了。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党的地下工作的环境日益险恶，情况就变化了。当时，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常常挨门挨户，深更半夜突击检查户口。为了安全，宋汝棼把一些可以托付给王家老太太保管的党的书刊、宣传品，交给她保管。王家的客厅里挂着李宗仁和蒋介石亲笔签名送给王光英的二哥和五哥的照片。国民党警宪一看到这些照片，就被吓住，嬉皮笑脸，打躬作揖地走了。 王光英讲过笑话：蒋介石、李宗仁的照片，那时候是可以当保护伞的，就像在大门上贴了门神，或者在屋犄角上立块“泰山石敢当”的石碑。 宋汝棼还说，我请王家老太太代为保管党的文件和书刊，老太太很乐意，保管得很稳妥。王光英说他在解放前就读毛泽东著作，我想很可能就是我们托他母亲保管的。到那时候，我们和王家之间，就不再仅仅是房东房客关系，而是革命关系了。 王光英也说过，他在解放前读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毛泽东著作，是他母亲告诉他：这些书用油布包好，放在花园里那只花盆底下。 到了解放战争的决战阶段，党的地下工作最紧张最困难的阶段。北平解放前夕，有一次，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某负责人突然被捕，情况十分危急，宋汝棼急于转移，把自己保管的可以不销毁的党的文件交给了董洁如；同时还有些尚待进行的工作，如准备欢迎解放军进城等，不仅要告诉老太太，还得告诉老先生，因为需要他俩帮忙，联络北平名流和各界人士。宋汝棼说：日久见人心，危急关头，是真正考验人的时候。而老先生、老太太全力以赴。所以到这时，又由革命关系，再进一步成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关系了。 向往延安 1944年，他见到了在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崔月犁。 见面的地点约好在进北海公园大门口往东走的湖边。那里绿树成荫，四围清寂。游客逛北海，很少有人会拐到这个冷静角落来。 我想请你介绍我去延安。王光英见了崔月犁开门见山地说。 你不是已经在天津开了化学厂吗？崔月犁微笑地问。 那是为了谋生找出路，但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延安。 我当然愿意介绍你去延安。多一个人革命总比少一个人好。不过，以你的具体情况，我想你到了延安，共产党恐怕还是要你做生意。 这个答复实在出乎王光英意外：我去延安是为了抗日，革命。如果还要我做生意，那我为什么要去延安呢！ 不要把做生意与革命截然分开。在天津干你的本行，与共产党做生意，不是也能为革命做贡献吗？ 王光英至今没有忘记那次湖畔谈话。他后来在生意场上的发展，与那次谈话是有关的。 突破封锁线 1944年，王光英又试制成功了一种高纯度硫化青染料（在天津，行业中叫做黑电粒）。于是，天津一些染料商和颜料庄，纷纷前来订货。王光英起先只以为这是物以稀为贵，商人是为了有利可图，才趋之若鹜的，后来才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 自从天津的染料字号纷纷订货后，王光英很快发觉，他生产的黑电粒，不是在天津市内出售，主要是运往解放区供土布染色用的。于是，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使王光英成了像《乱世佳人》里白瑞德那样的封锁线商人。 王光英不会去问商人是怎样把黑电粒运往解放区的。生意人有生意人的机密，双方心照不宣。但是，向解放区供应物资要冒很大风险，他不能不预防。 王光英的商业技巧确实是种艺术。他的黑电粒质量好，使用时只要把黑电粒溶在水中，不必添任何助染剂就能染布（当时土法染布是用大锅煮的）。尤其是装璜别出心裁：装染料的印花铁罐是在天津河北区一家叫万华制铁公司定制的，每罐装5斤，罐上的商标当中是个凹凸交叉的十字形，十字隔成的四块空处有T.M.C.C．四个英文字母（是天津近代化学厂英文译名的第一个字母），周围加一个盾形的框。这个商标很像一具欧洲古代战士用的盾牌。铁罐上除了这个盾牌，什么都没有。 这个装璜是王光英自己设计的，很像外国货。为的是秘密运向解放区时能比较安全，万一被敌人查获，至少不会马上被发觉是哪家工厂的产品。同时，用铁罐装在河上运输便于防潮。王光英深知商人有多种多样突破封锁线的妙法，甚至能买通敌伪军把物资运向解放区。 这种高纯度硫化青的价格比一般染料高。王光英早就怀疑当时生活非常艰苦的解放区军民怎么会花那么高价来买这种染料染土布？他在家中就养成一个习惯，不过问他不该过问的事，尤其是共产党的。他知道共产党人要严守党的机密，他连他那些已入党的兄妹的活动都不过问，何况事关战争机密，有怀疑也不问。事实上，他的怀疑是对的，运往解放区的这种高纯度硫化物，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染布，大量的、主要的是用做八路军攻打敌人碉堡的炸药包的导火索。因而，抗战时期的王光英实际上是从敌占区向解放区和八路军秘密供应引爆物，这是事后他才知道的。 当时，王光英另一种大量运往解放区的产品是橡皮膏。这是普通的医疗用品，但在沦陷时期，敌人只允许在城市卖，而要运往解放区是严禁的。于是像黑电粒一样把橡皮膏也打扮起来，商标的图案是地球，地球上加一个红十字，三色套印，上有英文品名，但没有中文的厂名和厂址。 红色资本家 1957年4月22日，伏罗希洛夫由周恩来总理陪同，由东北转道天津赴上海访问。飞机停落在天津机场时，是上午十一点。时近正午，周恩来在机场的贵宾室里请伏罗希洛夫一行吃饭，同时，让天津的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周叔、朱继圣、毕鸣岐、王光英相陪。席间，周恩来示意王光英向伏氏敬酒。王光英满满斟了一杯酒，走向伏氏举杯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我们资本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也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惟一正确的光明道路。您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不称您伏老（按：当时随行记者所写的报道，大都作此称），而称您为伏罗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长寿。翻译把王光英这段话译成俄语。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使劲地为这位同志的话鼓掌啊？ 资本家向劳动者过渡，是非常艰苦的，伏氏接着说：但你们不要怕。再经过一个阶段的改造，你们一定会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那时，人民一定会忘记你们曾经是资本家了。说完，他热烈地拥抱了王光英。两个人紧紧拥抱时，周恩来在旁风趣地对伏罗希洛夫说：您拥抱的是位红色资本家。继而又补充了一句：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 红色资本家提法被追究 把资本家称为同志在当时已是很大胆，史无前例的了。如今又进一步把资本家称为红色，而红色是革命的旗帜，难道资本家也能革命吗？ 后来，果然有人追究了。追究的时间很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而且越追越凶。没有不透风的墙，说了总会有人传出去。文革以前，因为事关周恩来，态度还算好，然而口气仍是严厉的，着重追问红色资本家的理论根据是什么？ 由于红色资本家一词最初是由周恩来说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之流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整倒周恩来，就像用剥削有功论整倒刘少奇一样。尤其是周恩来说这句话，直接与王光英有关，因而王光英为此在秦城监狱吃了很大的苦头。王光英顶住了。林彪、四人帮没有捞到半根稻草。周恩来说：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这句话的理论根据在哪里呢？ 这里有个小插曲巧妙地做了解答。 有位在上海复旦大学开课讲授过《资本论》的教授（后来在全国工商联负责宣传工作，与王光英很熟），当有人追究这句话有什么理论根据时，他莞尔一笑道：为什么不请他们去读一读《共产党宣言》呢？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几段话：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理论根据在哪里？原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早已把这个问题阐述透了。 办公室里的水晶球 外传，王光英在香港光大公司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只水晶球。1988年的一天，有位记者去采访王光英，想去看看王光英办公桌上究竟有没有水晶球。传说，王光英做生意、用人都要先看看水晶球。这玩意儿，外国人叫魔术球，用来搞占星术的。 你从哪里听来的？王光英问记者。 从光大传出来的。有位经理亲口说你办公桌上有水晶球。 有啊！不但有一个，而且有两个；不但办公室有，家里也有。王光英回答得非常爽快。 记者不禁一愣。 不必惊讶。他笑笑说。我是拿它来做生意，不是拿它来搞占星术的。 做生意与水晶球又有何关呢？记者打破沙锅问到底。 王光英先请那位记者看看窗外，然后道：窗外是维多利亚湾，大英帝国的海军基地。到现在为止，香港还受英国的殖民统治。 请你先想想它的海军基地会占着什么样的好山好水。从39层楼上的窗口远眺，海天一色，视野极广。许多外国朋友进了这间办公室，倚窗眺望美丽的海景，常常留恋不已。因此办公室本身就是个接待朋友谈生意的好地方。生意人是讲吉利的。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有水有财”。有位香港律师对我说，“你的办公室靠海，窗外碧波浩瀚。如果在墙上或柱上镶上玻璃，使海水的反光映进你的办公室，那么，到你的办公室等于抬头见财。是吉兆也是福兆。生意人会乐意坐在你的有水有财的办公室同你谈生意。” 王光英的水晶球就是这样来的。水晶球带着棱角，四面反光，使整个办公室仿佛也碧波荡漾。 他还对记者说：我既要在香港做生意，就得考虑香港人喜爱什么。入乡随俗嘛！这个经验，不但中国人讲究，外国人也讲究。香港汇丰银行大班，穿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拜关公，逢到正月初五接财神。关公与他有哪门子亲？无非是入乡随俗，讨中国人喜欢，好做生意。普通人想一想就明白了。然而，有的人不懂生意经，却借水晶球瞎说我在搞占星术，这岂不很可笑吗？ 王光英不惜费那么多口舌，从关公谈到汇丰银行大班，无非是借香港记者之口去澄清事实。结果很灵，以后没有人再提什么水晶球之类无事生非了。 不过，王光英事后在北京对友人说：就有那么一些人“爱闹地震”。本事并不高明，却能制造许多麻烦。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使政府放心向企业开绿灯呢？又怎么能使大家安定团结，同心同德搞四化呢？！ 笔筒与必通 王光英爱收藏艺术品。他的住宅布置得像座微型艺术馆。连花园或过厅的一隅之地也不放过，客人总能看到某个角落里放着一尊石像或鹰的木雕，好像天生应该放在这里才相配。有位记者曾为此做过专访，称之为富有人情味和传奇色彩，能引起人们创作灵感的收藏品，一只花180元买的香炉，能使一位70多岁的老人得到孩童般的快乐。汉代的雄浑，唐代的华丽，是中国艺术史的双璧，两者在王光英的收藏中都有。有尊石雕力士坐像，汉朝的，把巨大的方石用双手举在自己的头顶，表情凝重，显示其钢筋铁骨，似乎世界上没有任何压力能压倒他。1997年12月，王光英夫妇把一方龙虎画像石捐献给国家历史博物馆。记者闻讯云集。这类画像石源于东汉，用在王公重臣墓穴的门楣上。据专门研究龙虎画像石的学者说，过去发现的都是龙虎斗，惟独这一块是龙虎在亲吻。这位专家认为，按古史阴阳志，天降奇石，是国家的祥瑞。 在王光英的收藏品中，有一只造型古朴、名贵的汝窑笔筒。这是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托人送给王光英的，同样的另一只送给了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有人懂其涵义：笔筒者，必通也，表示了海峡两岸必相通。这以前，王光英与辜振甫彼此知道但未见过面。由王光英担任会长的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组织的少儿京剧团赴台湾演出，小演员们的精湛表演轰动了台湾。演出圆满结束后，辜振甫特意将这只笔筒请演出团团长捎来赠送给王光英。 延年益寿之道 1994年4月，《中国体育报》有一位记者访问王光英。记者对这位75岁的红色资本家强健的体魄，充沛的精力，敏捷的思维，尤其是对他的乐观、豁达、幽默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那位记者进门时，见到王光英在逗弄廊檐下架上的鹦鹉。王光英对鹦鹉说：快叫您好、爷爷好、大家好，鹦鹉活泼地叫起来。走廊里放着一座日本相扑大力士横纲的雕塑，用玻璃罩罩着。王光英说，横纲是日本的国宝，大相扑那块几米方的赛台，在日本人心中庄严得像神坛。 在客厅里，王光英对那位记者说：我感到一个人的专职与他的业余爱好离得越远越好。我是做生意的，成天与钱打交道，如果我的业余爱好是赌牌或赌马，还得与钱打交道，那么我的脑袋里就只有钱了。成天为钱紧张，怎么能健康快乐地生活？我在大学学化学，化学是我的专科，但我又是个美式足球和冰球运动员。读书时我拼命读书，打球时我拼命打球，我是冰球比赛的守门员。有时要拼命，我连面罩都摘了。看日本人跳交谊舞，探戈像探戈，桑巴像桑巴。我们中国人也跳交谊舞。但我看有许多人没有认真学过标准的交谊舞就上场了。政协礼堂楼上过去每周六开舞会，有些年轻人不是在跳舞，而是在嘻嘻哈哈打圈圈。毛主席说要“认真”，而这些人没有学过跳舞就跳舞了，连玩都不认真，能认真工作吗？ 那位记者是来向王光英采访养生之道的。王光英回答他说：人的爱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我年轻时喜爱激烈运动，年老了爱书法。我国的书法讲究虚实并举，形神兼备，意随笔行，笔顺意转。我老了爱好书法，说明我年龄越大越对我们民族传统文明的珍贵有所认识。“文革”之前，我已步入中年，再打美式足球，跑不快了。于是我把兴趣转向气功，行话叫“功法”。天津有个气功世家，祖传的，有个功法叫“滚球”。运功时浑身经络仿佛有个小球在各个穴位上滚过，功毕通体舒畅。“文革”中我被关了八年，我在狱中坚持练“滚球”。坐着睡着都练，这种功法真有用，我靠它得以活着出狱。 所谓养生，王光英认为健康分两种：身体的、心理的，两者相辅相成。一个人活着总会碰到难事，也会命交华盖，但不论碰到什么厄运，都要坦然相对，决不灰心丧气。达观、开朗、朝气蓬勃，乐天知命，不装苦样子，至老而如常，乃延年益寿之道。（1999年4月17日《人民政协报》） 来源：《新华文摘》1999年第7期[详情]

　　原中国光大集团名誉董事长王光英逝世，享年100岁 央视新闻移动网10月30日消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原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王光英同志，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21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详情]

　　王光英同志逝世，享年100岁 央视新闻移动网10月30日消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原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王光英同志，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21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详情]

　　央视新闻移动网10月30日消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原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王光英同志，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21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详情]

　　 推荐阅读： 历史风流人物：“红色资本家”王光英 “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的“红色”情结 王光英：人大代表无上光荣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原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王光英同志，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21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