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8年一季度末，68家信托公司的股权性质可以分为央企控股型、地方政府和国企控股型、金融机构控股型、民营企业控股型等4类；参考是否引入外资股东，则外资参股型信托公司目前数量为8家，占比12%。[详情]
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12项中国金融扩大对外开放举措，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在时隔36个月之后，宣布再启QDII额度的审批。[详情]
本次启动的QDII额度审批是外汇局在总结过去经验基础上，按照宏观审慎管理思路，遵循市场化原则，针对不同行业资产管理的特点，按机构类型（分为保险类、证券基金类、银行信托类）、QDII机构管理的资产规模、内控合规的监管评价，以及提交申请时间顺序（先到先得）等，制定了公开透明公正的配置机制，稳步推进QDII各项工作。[详情]
不到5年时间，先后有11家外资机构入股国内信托公司。不过在2012年摩根大通入股百瑞信托后，外资入股信托陷入沉寂，并于2015年开始退潮。[详情]
截至2014年底，有外资股东参股的信托公司尚有11家。2015年底，参股信托的外资公司降至9家。如今，具有外资背景的信托公司仅剩8家，且不少出现持股比例缩水。[详情]
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等五项金融开放举措将在今年年底前推出。[详情]
中国金融机构发展迎来特殊时刻。一方面，对外开放不断加速，市场准入持续扩大，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今年有望放开；另一方面，对金融机构股东的监管、金控集团的监管，以及金融市场大数据的建设都在加速进行，穿透式监管理念正在以出台具体政策的方式快速落地。[详情]
此前外资参股的信托公司中，外资股东参股比例绝大多数为19%左右，均未突破监管的红线。[详情]
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同时要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详情]
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步入新阶段。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下称“PIIE”）专家为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举措“点赞”。他们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政策将激发全球金融业发展活力，丰富中国金融服务和产品体系，提升中国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在PIIE所长亚当·珀森（Adam Posen）看来，中国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开放银行业等是很好的举措，但应谨慎推进这些对外开放进程，避免引发风险。PIIE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维昂（Nicolas Veron）表示，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给外国企业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商业环境，未来必定吸引更多外国企业来华发展，并且与中国企业形成竞争，这对提升中国市场的效能至关重要。PIIE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指出，对外开放的扩大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金融资源的分配效率。 对于金融科技的发展，PIIE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认为，金融科技崛起将促使全球劳动力结构发生改变，我们正迈向一个教育与技能更为重要的时代。PIIE高级研究员玛丽·罗夫利（Mary Lovely）认为，新科技短期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缺少安全感，政府部门应进行灵活调整，促进新科技为经济发展、产品创新、福利改善等带来新动力。 PIIE研究员马丁·乔真帕（Martin Chorzempa）认为，中美两国的金融科技发展存在差异，但未来金融科技领域的机构密切合作是大势所趋。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金融创新之间如何平衡，需要每个国家做出更多努力并作出权衡。 中国金融深化开放使全球获益 中国证券报：近期中国陆续出台了金融业开放发展的诸多政策。如何看待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带来的影响？ 亚当·珀森：中国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促进贸易自由化、开放银行业、增加投资品种，这些都是很好的举措。与此同时，中国应谨慎推进这些对外开放进程，避免引发风险。 从经济学原理角度看，作为一个普通人，为了降低投资风险，一定会试图在（本国之外）其他地区做一些投资，这是很理性、很现实的想法。而当中国打开了资本输出的通道，必然会有很多人想拿出一部分资产用于海外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每个人都只拿出很小的一部分资产，总数上来看也会是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因此，一个国家无论何时打开自己的经常账户或者外币账户，都需要警惕潜在的资本外流风险。 尼古拉斯·维昂：首先，对于全球外资机构来说，中国政府一系列的对外开放举措，显然意味着更多的商业机会。例如，一些国际评级机构，如果他们被允许在中国独立运营，他们将能够更独立地给出评价，这将增强市场纪律，也将提高中国金融体系中价格形成的质量。最重要的是，一个更有效的金融市场能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多信息和资金，这不但有利于中国金融体系发展，而且有利于国际贸易往来。其次，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给外国企业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商业环境，未来必定会吸引更多（外国）企业来到中国发展，并且与中国企业形成竞争，这对提升中国市场的效能至关重要。 尼古拉斯·拉迪：更多外国（外资）机构会涌入中国。一方面，外部竞争力量的涌入将进一步改善中国社会资源的配置。数据表明，此前中国的金融资源分配并不尽如人意，过多的资源进入一些表现不佳领域。随着竞争加剧，这种情况会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从居民部门角度来看，对外开放会带来更多便利性，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会带来更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罗伯特·劳伦斯：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好，外资机构得以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与消费市场获益。未来中国需要继续提供给外资一个足够公平的市场，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其中。 科技崛起带来就业新机遇 中国证券报：近年来全球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发展迅速，尤其是金融科技的推进备受关注。如何看待金融科技尤其是AI（人工智能）的崛起，对于传统金融业、就业市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罗伯特·劳伦斯：一方面，AI的作用不可小觑；另一方面，全球生产效率其实是在降低的。背后原因在于，当前许多创新还没有到大规模商业应用的阶段，距离真正落地运用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随着AI逐渐走向大范围应用，全球劳动力结构将发生改变。 我并不担心失业问题，未来大部分人能够获得就业机会。但未来的收入差距会改变，这个问题亟待重视。一方面，诸如理发师、酒店服务员等低技术从业者不会失业，他们仍旧会有许多可选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那些中级技术人员可能因为新技术的应用而失业。换言之，我们正迈向一个教育与技能更为重要的时代。 教育与新技能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制胜之道。每次技术更新换代总会导致一部分工作被取代，同时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新科技崛起必将带来更多新增工作机会，以网络安全为例，此前网络安全方面的工作少人关注，但是如今数以万计的人都在担心网络安全问题。 玛丽·罗夫利：不可否认，每一次新科技的出现都会引发人们对就业市场的担忧。科技发展对就业市场的改变巨大，我们需要随之“升级”劳工教育。以AI为例，人们主要担心它带来的冲击难以掌控。 从某种角度而言，所有新科技都是有冲击力和破坏力的。与此同时，新科技会带来很多新工作岗位，包括一些现在无法预测的新工作。在此背景下，政府需要作出调整和应对，以消除公众由于这些变化产生的不安全感。因为公众可能会由于缺少安全感，而抵触新科技带来的改变。未来整个社会需要新科技为经济发展、产品创新、福利改善等带来新动力。 比如，AI让信息获取变得更容易，未来可能会在传播、广告、市场营销等方面创造更多工作岗位。此外，AI应用会减少许多客户服务岗位。以往只能打电话或者到柜台解决的问题，现在通过互联网就可以自助解决。 传统银行业要有危机感 中国证券报：中美两国的金融科技发展有何不同？未来会呈现怎样的趋势？ 马丁·乔真帕：我对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很感兴趣，尤其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如此广泛的应用。这类新鲜支付方式在我们周围建立起各类场景，将我们的支付行为和消费行为联系在一起。这个过程你看到的越少，那么支付方式的效率就越高。在其他地区，消费者的支付被拆分成多个步骤，比如需要你先带一张银行卡，再进行刷卡，或者在网上输入信用卡的个人信息等。但是在金融科技的应用下，这些步骤你只用点一下就可完成。 这类新科技手段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但在美国可能很难实现。一个原因在于这类融合的模式很难在美国建立。另一个原因在于美国人不愿接受新支付方式，他们通常使用信用卡支付，且信用卡提供很多消费者权益的服务。或者通过积分等建立信用记录，消费者可以获得很多优惠或者返现。 但无论如何，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未来与境外其他支付方式的竞争一定会加剧。 再以P2P行业为例，中国P2P行业的迅速崛起得益于中国巨大的贷款需求。中国投资者有高收益的投资需求，散户成为这个市场的主体。而美国的P2P平台投资者通常是机构投资者，比如一些大型基金和金融机构等。 如果这些P2P平台运行良好，并建立起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则不需要过多的机构投资者。机构越少，其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拿走的钱就越少，则个人投资者就获益更多。反之亦然。在美国，P2P平台并不能够独立地、准确地识别借款人信用状况，只能依靠机构投资者进行贷款项目的评估、审核、风控等，个人投资者往往无法获得那些资质良好的项目和标的。如果P2P平台能够建立起完善的信用评价机制，我更看好个人投资者对于这个市场带来的积极作用。 中国证券报：我们看到全球科技巨头在金融领域加速布局，而传统金融机构也在奋力反击，加大金融科技的投入。如何看待两者未来的竞争、发展？ 马丁·乔真帕：在美国，银行业在金融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比如高盛推出Marcus线上借贷平台等。毫无疑问，其他的市场参与主体不具备商业银行所拥有的低成本资金优势、客群基础和核心技术能力等。而在中国，专注于技术的腾讯、平安、阿里巴巴似乎在这一领域的布局更为成功。这些互联网公司通过研发金融云、反欺诈系统等占得发展先机。 总的来说，金融科技公司与传统商业银行谁会成为最后赢家，有待后续市场的观察和研究。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金融科技领域涌现出更多机构间的合作。而不是像过去几年，行业竞争“非此即彼”，金融科技公司并不是要彻底颠覆银行或者和他们拼抢利润。未来机构之间除了竞争，一定会有更多合作。我们看到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越来越像”银行的金融科技公司。事实上，阿里巴巴与腾讯分别投资了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并在电子支付、线上理财等金融服务领域快速发展。商业银行也加大转型力度，更趋金融科技化。 传统商业银行应该更有危机感，并把这种危机感有效转化为提升银行系统效率的动力。中国的银行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专注于把信贷资源投向国有企业，这种贷款往往有政府信用担保。因此，中资银行没有构建起足够完善有效的、针对个人零售客户和小微企业的风控机制。这些领域将是中国的银行业未来需要重点发展和转型的方向。 回到美国市场，美国金融业在做小微、个人金融业务时，最开始是银行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逐步覆盖那些银行无法覆盖到的客群。商业银行建立起与主要系统有所区隔的线上入口，并借此实现风险评估、减少贷款损失等。 以高盛案例，高盛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推进Marcus平台的建设。但是要想高效、快速地建立这种新技术平台，需要银行内部有一个由下而上的机制推动技术变革，否则很难成功。比如从研发一个小的产品开始，继而建立起一个团队，再以此为基础推进平台建设。 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的新兴互联网企业的表现令人瞩目，它们实际上是在开拓全新的、新型的经济领域。以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领域为例，大多数传统的（零售）企业或金融机构，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领先地位。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些互联网企业为这些传统领域带来了更多动力和活力。 加强监管和风险防控 中国证券报：金融科技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各类金融创新将持续性涌现，但是如何在创新与风控之中取得平衡，成为困扰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难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尼古拉斯·维昂：以最近两年日渐活跃的数字货币为例，它们不是真的货币，应称为加密资产。这些新模式还没有走到威胁传统银行业务的地步。但是我建议银行密切关注并了解这些新的技术和商业行为，并尽快适应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从监管角度来看，目前各国中央银行着手这一领域，但相关监管机构的行动可能已落后于大势。未来可能需要尽快出台法律法规来保护投资者。 亚当·珀森：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央行叫停了一些数字货币或者说是新型货币，这其实是保护了普通投资者，这非常明智。 马丁·乔真帕：毫无疑问，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金融创新如何平衡，一直以来都是金融监管所面临的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不同于美国，中国对于金融创新采用了更加包容的政策。以P2P领域为例，美国通常通过银行发放P2P贷款，并伴随很多配套监管措施。因此，美国很少出现P2P平台“跑路”现象。中国的P2P贷款规模很大，中国许多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从中受益。与此同时，中国个人投资者也通过这些P2P平台获取丰厚利润。不可避免的是，潜在风险也很高。 当然，我们看到中国监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引导P2P网贷平台成为真正的信息平台而非金融平台。P2P平台应该是匹配借钱和出借需求的平台，同时帮助他们判断其中风险，使得这个交易过程更便捷、更透明。换言之，P2P平台应该是信息中介平台而非出借人本身。但我观察到，银行通常不愿与P2P公司合作，不仅仅是因为业务竞争，更因为（目前）P2P平台的征信评级、风险控制等无法达到银行的标准。另外，由于P2P存管账户开设在银行，银行担心可能的声誉风险。 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的金融改革实际上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并在2000年初大力推进，这极具革新意义。彼时中国组建资产管理公司，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剥离，大部分大型银行在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公开上市，市场透明度不断提高。时至今日，情况又有了很大变化，比如，中小城商行和其他由地方政府控股的银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为当地的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而这些国企可能业绩不佳，甚至是“僵尸企业”，导致这些中小银行可能存在一定量的不良贷款，该问题需要引起重视。[详情]
记者 金嘉捷 编辑 陈羽 上海在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道路上已领先一步。记者13日从上海市金融办获悉，目前上海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先行先试的举措，一批金融业对外开放项目已上报国家金融管理部门。 这些项目中有诸多新突破。在新设机构上，上海将迎来全球最大保险集团参股设立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欧美发达国家在中国设立的首家消费金融公司，并有望迎来中国首家外资保险集团公司。在扩大经营范围上，将首次允许外资保险经纪公司扩大经营范围等。 同时，摩根大通在沪设立外资券商、野村控股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野村控股”）设立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等项目也在推进中。 下一步，上海的目标是成为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承载地和重要外资金融机构聚集地。上证报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另有多家外资保险公司及外资再保险公司计划在上海设立在华子公司，并有外资险企考虑将亚太总部迁至上海。 一批项目推进中：创下多个“首家” 最先响应，最快突破。 据悉，正在推进的相关项目中已诞生多个“首家”。其中，第一家获准扩展经营范围的外资保险经纪机构就在上海。4月27日，中国银保监会明确，外资保险经纪机构可按放开后的业务范围到所在地保监局申请办理业务许可证变更。随后，上海银保监局对英国韦莱集团控股的韦莱保险经纪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申请进行了审核批准，该公司成为全国首家获准扩展经营范围的外资保险经纪机构。 欧美发达国家的在华首家消费金融公司也将落子上海。4月28日，法国欧诺银行和光明食品集团等签订投资协议，拟共同设立上海光明欧诺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并向监管部门提交了申请材料。据悉，监管部门已开展设立辅导，这将是欧美发达国家在中国设立的首家消费金融公司。 上海还迎来了我国扩大保险业对外开放后获批的首家合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5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批复同意工银安盛人寿公司发起筹建工银安盛资产管理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注册地为上海市，筹建工作应在收到批准筹建文件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 此外，本报此前独家报道的国内首家外资保险集团公司有望花落安联也得到印证。5月9日，德国安联保险集团决定在上海独资设立安联（中国）保险集团公司，并抓紧落实筹备事项。 短短两周内，多家外资机构相继申请或决定在沪设立控股或独资公司。5月4日，富卫人寿保险（百慕大）公司等向银保监会提交了筹建富卫人寿保险公司的申请材料。5月8日，野村控股等向证监会提交了设立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的申请材料，野村控股拟持股51%。近日，摩根大通也向证监会提出了在沪设立外资券商的申请。 此外，4月底，约旦阿拉伯银行总行决定设立上海分行，汇丰银行（中国）决定申请第三方资金存管业务。 上海先行先试：争取年内开通“沪伦通” 上述外资项目的快速推进，得益于上海近期在金融业开放举措方面的先行先试。具体来看，一是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比如，支持外国银行在沪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商业银行在沪发起设立不设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支持外资银行开展代理发行、代理兑付等。 二是扩大证券业对外开放。支持在沪设立外资控股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允许其从事经纪、咨询等业务。 三是扩大保险业对外开放。放开在沪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支持外资来沪经营保险代理和公估业务，支持设立外资控股人身险公司等。 四是扩大金融市场开放。支持境外投资者参与上海证券市场，支持境外创新企业在沪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DR），争取年内开通“沪伦通”，进一步扩大熊猫债规模等。 五是拓展FT账户功能和使用范围。上海自贸区金改“新40条”中提及的“进一步拓展自由贸易账户功能”有了新动作。围绕人民币国际化，建设人民币全球服务体系，争取将FT账户复制推广至长三角地区和长江经济带的自贸试验区，以及拓展FT账户的投融资功能等。 六是放开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市场准入，放宽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等。 一直以来，上海都是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排头兵。截至目前，聚集了股票、债券、期货、货币、外汇、黄金、保险等各类金融要素市场。2017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1428万亿元，直接融资总额达7.6万亿元，占全国直接融资总额的85%以上。外资金融机构占上海市所有持牌金融机构总数近30%。 下一步：争做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承载地 据上海市金融办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上海市将全面推进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改革开放目标任务，不断提升上海金融业的开放度和开放水平，全面深化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一是不断优化金融发展营商环境，擦亮上海金融服务名片，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主动靠前，做深做细外资金融机构落地配套服务，推进开放项目尽快落地和业务开展。通过持续营造开放、透明、包容的金融营商环境，使上海成为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承载地和重要外资金融机构聚集地。 二是深化金融改革，争取更多扩大开放举措的先行先试。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上海将主动担当，加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联动，积极争取国家把新的金融产品、业务创新和金融科技等放在上海先行先试，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同时，做好金融创新风险压力测试，切实守住风险防范的底线。 三是以开放促发展，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再上新台阶。加快形成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通过开放持续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世界影响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加快建设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促进全球化提供新的机会和动力。[详情]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4月在博鳌论坛上宣布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将在今年年底前推出政策鼓励在信托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业内人士指出，国内信托公司目前在财富管理、家族信托等方面的转型方向和国外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如果双方可以发挥协同作用，对于信托行业的发展也有所助益。 外资入股潮起潮落 2007年，原银监会颁布《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规定单个境外机构向信托公司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且其本身及关联方投资入股的信托公司不得超过2家，该项规定被看做是外资机构可以入股信托公司的起点。 自此之后，我国信托行业掀起外资入股热潮。北京信托作为第一家引入外资股东的信托公司，在2007年实施股权重组，引入英国安石投资管理公司（持股19.99%）作为境外战略投资人。之后5年，先后有10家信托公司引入外资股东，包括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入股联华信托（现兴业信托）、苏格兰皇家银行入股苏州信托、摩根士丹利入股杭州工商信托、摩根大通入股百瑞信托等。 资管行业资深研究人士陶斐斐表示，彼时进入信托公司的外资股东以大型银行和投行为主，对于国有背景的信托公司而言，引入外资股东有助于其股权的多元化。当时外资对信托公司最大的影响在于使信托公司在内控管理、风险控制、国际视野等方面上有一定的提升。在具体业务方面，根据各家禀赋资源也有所协同。譬如，一些信托公司有QDII等跨境类业务额度，在香港等区域的资产匹配方面会和外资股东有一定协同，不过外资投资信托公司主要以战略性投资为主，真正涉入到实际经营的比较有限。 自2012年摩根大通入股百瑞信托之后，便再无外资机构进入信托公司。虽然2015年《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规定“单个出资人及其关联方投资入股信托公司不得超过2家，其中绝对控股不得超过1家”，放开了对外资持股上限的设置，但也是从2015年开始有外资逐渐退出信托公司。 近年来共有3家外资股东完全退出信托公司，包括2015年10月，麦格理资本将所持的华澳信托19.99%股权转让给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同年12月，绿地金控受让摩根士丹利所持有的杭州工商信托11.05%股份；2016年，苏州银行接手苏格兰皇家银行持有的19.99%苏州信托股份。 同时，部分外资机构所持信托公司股份有所减少。2015年6月，新华信托增加注册资本，引进三席股东后，巴克莱银行的持股比例由19.5%减少到5.57%。2016年年中，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将其所持有的兴业信托8.4167%股权转让给福建省能源集团，股权转让后，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和福建省能源集团并列兴业信托第二大股东，均持有8.4167%股权。 “2015—2017年，外资机构的退出主要有主动和被动两方面原因。”陶斐斐表示，主动原因在于大型金融机构对中国信托的规模、大资管的发展有自己的周期性判断；被动原因是信托公司增资比较频繁，部分外资囿于审批或流程等原因没有跟进，并非不看好中国信托业未来发展，而是制度操作上面可能有障碍。 有望进一步协同 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达26.25万亿元，而随着我国金融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信托行业的对外开放再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陶斐斐指出，在中国大资管行业转型的背景下，外资股东与中国信托通过参股形成业务协同的“合力”，有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拓展：其一，境内资金跨境投资与海外机构资金投资境内资产；其二，信托未来净值化转型可借鉴国外成熟资管机构展业经验；其三，境内家族财富管理与离岸家族信托的配合；其四，在传统大类资产配置策略与量化及另类新资产新策略等方面的投研合作；其五，待信托子公司条例正式颁布后，在境外子公司布局方面的或有协同；其六，以智能投顾、大数据风控、移动支付、电子货币等为代表的新科技技术的引进与合作开发。 业内人士表示，除去在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方面，外资股东可以对信托公司的经营产生积极作用以外，考虑到国外混业经营的情况下，信托业多为银行业的分支，更多的是以家族信托办公室的形式存在，因此国外的信托制度对国内信托公司的发展更有借鉴意义。 某信托公司研究员袁吉伟认为，国内信托公司目前在财富管理、家族信托等方面的转型方向和国外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如果双方可以发挥协同作用，对于信托行业的发展也是有帮助的。[详情]
作者：夏雨 来源：普益标准 2018年4月10日，博鳌论坛上提出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的改革开放新举措，明确要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同时尽快放宽汽车行业等制造业外资股比限制。在美联储连续多次加息、美国政府宣布降低企业税负以引导国际资本流向美国，并且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下，习主席提出新的开放措施，体现了领导层的决心和信心，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提出这个说法，是领导层站在新的发展环境中对未来金融市场做出的重要布局。 次日，央行行长易纲宣布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针对信托行业，易纲表示，在今年年底以前，还将推出相应措施，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一、信托公司股权现状 到2018年一季度末，68家信托公司的股权性质可以分为央企控股型、地方政府和国企控股型、金融机构控股型、民营企业控股型等4类，其中央企控股型信托公司16家，地方政府和国企控股型29家，金融机构控股型13家，民营企业控股型10家。从实际控制人的角度看，仅10家民营企业控股的信托公司无国资背景，而其余三类控股类型信托公司均带有鲜明的国资背景。 在考虑境外机构入股后，我们单独列出了外资参股型信托公司，在目前数量为8家，占比12%。 （一） 央企控股的信托公司 截至目前，共计16家信托公司为央企控股，其中14家公司的控股股东股权超过50%。 （二）金融机构控股的信托公司 金融机构控股的信托公司共13家，其中10家公司股东控股超过50%。 （三）地方政府和国企控股的信托公司 地方政府和国企控股的信托公司数量在四类控股类型公司中最多，共29家，其中控股股东绝对控股的达21家。 （四）民营企业控股的信托公司 10家民营企业控股的信托公司中，其中5家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 （五）外资参股的信托公司 自监管层允许外资机构参股国内信托公司、并打破20%参股比例限制后，到目前共计8家信托公司有外资背景。其中5家公司的外资股东持股比达到此前最高限制，但限制取消后均未增持。 二、信托机构股权开放 （一）境外机构持有信托股权情况 事实上，早在2007年银监会就放开了境外机构持有国内信托公司股权的限制，在当年银监会发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十条中明确，“单个境外机构向信托公司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且其本身及关联方投资入股的信托公司不得超过2家。”虽然仅开放了部分股权，但依旧吸引了不少境外机构入股国内信托公司。 2007年北京信托进行战略重组并引进威益投资作为单一外资股东，持股19.99%，成为国内首家引进外资投资者的信托公司。 此后的五年时间里，陆陆续续有多家境外机构参股到国内信托公司；但在2012年开始，蒙特利尔银行和摩根大通分别入股中粮信托和百瑞信托后，外资公司入股国内信托公司的热潮开始冷却。 自2015年开始，部分外资股东开始从信托机构中撤资或减持。巴克莱银行在新华信托2015年7月增资扩股过程中放弃增资，参股比例由19.5%稀释至5.57%；麦格理资本于2015年11月将其持有的华澳信托19.99%股权悉数转出；摩根士丹利于2015年12月将所持的杭州工商信托所有股份清空；2016年5月，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将所持兴业信托股权中的一半转让给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降至8.4167%；2017年2月，苏格兰皇家银行将其所持的苏州信托19.99%股份全部转让给苏州银行。 在2014年底时，有外资股东参股的信托公司有11家。2015年底，参股信托的外资公司降至9家。到2018年3月，具有外资背景的信托公司仅8家，且机构持股比例出现缩水。 （二）引入外资机构的初衷及现实 从过去外资股东参股信托公司的案例来看，都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况。银监会2007年批文同意把境外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引进国内信托机构的初衷，包含境外股东能够帮助其参股公司完善公司治理、增强业务开拓能力、提升风险管理水平。此外，从被批准参股到国内信托公司的境外机构类别来看，均属于投资银行类机构，监管部门或多或少还希望通过境外投行参股的方式提升信托机构主动投资能力。 但由于20%持股比例限制、对国内市场环境不熟悉、国内信托公司业务以融资类和事务管理类业务为主等多种因素影响，外资股东绝大多数扮演的是财务投资者的角色，无法起到战略投资者的作用。此外，境外机构参股的信托公司整体表现一般，除中航信托、兴业信托两家在信托管理规模和盈利水平方面表现优秀，其他公司，诸如苏州信托、华澳信托等的财务数据处于行业中下游水平。在参股公司盈利水平较低的背景下，外资股东选择撤离不难理解。 （三）外资机构参股未来 虽然2015年银监会发布了《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将境外金融机构持有国内信托公司比例的上限取消，以此提振外资参股国内信托机构的信心，但却没有外资参股机构扩大持股份额，也未能扭转外资机构撤出信托公司的局势。 在新的监管环境和发展背景下，信托业机构面临业务转型的压力，需从以往的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转变，业务重点从以往的房地产、基础建设、银信合作三大业务转向股权投资、债券投资、证券投资等标准化产品。与此同时，资管新规也提出要引导包括信托产品在内的资管计划回归资产管理业务的本源，更多的向标准化产品投资。新环境对以融资类和事务管理类业务为主的信托机构，在主动管理及投资能力方面提出了巨大的考验。 但这恰好是境外投行类金融机构的优势所在，其在证券、债券、金融衍生品等标准化产品领域的投资实力较强，全球资产配置的能力也是境内机构暂时有所欠缺的板块。因此，现在不仅是中国信托业引入境外金融机构资本和技术弥补短板的机会，也是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信托业发挥自身优势的时机。 [详情]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踏着金融对外开放的节奏，开放中的中国金融业正加快融入世界金融一体化进程，相应人才需求的全球化气息也愈加浓厚。 记者统计发现，日前至少有9家金融机构面向全球开启高端人才招募计划，提供接近50个岗位，而且大多为高层管理和核心技术职位。 这些招聘机构中不乏金融领域重要基础设施，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其中有8家招聘机构为中国证监会会管单位。 高级管理和技术岗位居多 4月17日，一份《金融街海外（华尔街）高端人才引进岗位需求表》在微信群转发，引发朋友圈热议，有人称之为“金融界开始组团全球抢人”。记者获悉，这其实是北京金融街商会近日发布的会员单位海外招聘需求。 上述需求表显示，这9家面向海外招聘的金融机构分别是：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大连商品交易所、泰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8家均为中国证监会会管单位。记者注意到，上交所面向海外招聘的岗位就多达11个，岗位需求包括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首席风控官、首席战略官等高级管理层。其中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之一为：具有在境外国家级的金融监管机构从事监管工作，在境外交易所或交易型机构从事证券期货业务，在跨国金融机构从事风险控制、市场研究、信息技术、全球发展等业务的工作经历。期望到岗时间为2018年6月。 除了面向海外招聘高级管理层，招聘需求中还有核心技术岗位。上述需求表中，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唯一招聘岗位就是首席技术官（CTO），负责制定交易所集团内的信息技术愿景和规划，把握总体技术策略和方向，并对重要技术方案和关键技术问题进行把关和指导。条件之一为拥有国际性视野，熟悉国际前沿技术领域，在相关专业领域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熟悉金融衍生品市场。福利待遇为谈判制薪酬，面议。回国过渡期内提供住房。其他福利待遇按交易所相应标准执行。 北京金融街商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信息其实在北京金融街商会、全美华人金融协会、亚洲金融协会，以及各招聘单位网站等多渠道集中发布，可以说是牵头组团引进全球高端金融人才。 金融机构应提升国际化程度 当前，中国大幅度放开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近日，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易纲表示，经中英两国双方共同努力，目前沪伦通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将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2017·径山报告》指出，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大而不强”的特征，诸多结构性问题凸显了资本市场发展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有较大差距。 上述报告指出，金融机构应着力于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程度。中长期看，有能力的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和股份制金融机构应明确国际化发展战略，加强内部管理和业务创新，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应加强与国外金融机构的沟通与交流，加快引进具有国际化视野、长袖善舞的金融人才，在治理结构和思维模式上与国际接轨。 记者注意到，截至2016年底，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65.11万人。仅2016年就有43.25万留学人员回国，较2012年增长15.96万人，增幅达58.48%。 业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中资金融机构已经具备了进入主流市场的条件和基础，特别是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政策的超预期释放，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将越来越多地和全球经济紧密融合。[详情]
来源：金融时报 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正在不断增强。4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大幅放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公布了11项将在今年落地的金融开放举措，其中有5项将在年底以前推出，包括“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就信托而言，引入外资早有实践，此时提出意义重大。 时机不同意义重大 2007年8月9日，原银监会出台了《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规定允许海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国内信托公司，单个境外机构向信托公司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且其本身及关联方投资入股的信托公司不得超过两家。 随后，外资入股信托业渐入高潮。2007年，北京信托就引进了英国安石投资。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至今外资持股信托的约有8家，包括北京信托、兴业信托、新华信托、紫金信托、国通信托、中粮信托、中航信托、百瑞信托。 “信托行业引入外资早有实践，当前再提，背景却有所不同。”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执行所长邢成告诉《金融时报》记者，“此番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变化，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发表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讲话之际，其意义和分量都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不仅鼓励信托业引进外资，而且还包括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金融领域。” 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所长翟立宏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相比于2007年8月出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和2015年6月出台的《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放开外资持股要求的政策，此次鼓励信托业引进外资，在提出时机上有三大意义，一是整个金融领域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和密度是空前的，外资进入中国金融领域的选择会更加多样；二是资管新政即将落地，将实现包括信托在内的大资管行业的“三通一平”，信托行业发展短期承压，长期利好；三是信托管理资产规模大概率阶段性见顶，信托公司在业务模式和管理模式上都必须精耕细作，大力提高主动管理能力。 相关配套渐次落地 此番信托对外开放，力度有可能超过以往。据邢成分析，其中外资占比上限有可能进一步放宽甚至完全放开，以往20%的外资持股上限可能被突破。“因为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信托公司很有可能比照办理，至少短期内有可能出现类似的变化。” 实际上，放宽或取消持股比例限制，为很多细分领域的开放提供了机会。虽然每个细分领域还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但原则是清楚的，即在目前审慎监管体系下，对中外资一视同仁。 可以看到，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坚持的三条原则，其中之一便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据了解，目前各部门正抓紧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将在相关时间节点前落地实施。同时，为促进金融业开放相关工作顺利实施，配套措施也将陆续出台。比如，备受业界关注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其目的就是让各类资产管理业务都在同一个规则下竞争，尽量减少监管套利。在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加强监管，实现“在放宽外资准入和业务范围的时候，依然要按照相关法规对各类所有制企业进行一视同仁的审慎监管。” 信托的引进来与走出去 面对金融业的扩大开放，国际资管机构将会加快进入国内的步伐，也将争夺更有利的市场地位。这对信托机构有何影响？ 翟立宏认为，此次鼓励信托业引进外资，有利于发挥外资的综合优势，预计对外资的吸引力会更大。这对信托公司的客户和消费者自然是好事，但对信托公司的中资股东会形成冲击。 “2018年，围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外资管机构会在更加便利的金融业开放大背景下寻求更多发展和业务机遇。”邢成表示，国际投资机构对于国内市场以及投资者的需求等还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目前的投资者业绩还有待市场进一步检验，但是其进入国内市场会进一步丰富市场竞争格局，带来更多国外先进投资思路和逻辑。在国外资管机构纷纷进入国内的同时，国内资管机构也要不断走出去。一方面，这有利于满足国内投资者国际化配置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拓展海外资本市场和满足居民资产管理需求，提升发展多元化水平。 当然，外资机构是否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还要看这些机构本身的公司金融、治理结构等情况。而国内信托公司在夯实内功、提升竞争力等方面也“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金融业开放不是一股风潮，而是在开放逐步扩大的趋势下，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能力，让广大投资者可以更大程度地享受开放的成果，同时让金融机构能够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详情]
记者 吴敏 冉学东 来源：华夏时报 4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其中信托业向外资扩大开放的具体措施将于今年年底推出。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引入外资不仅能为国内信托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还将为信托业务版图增添新的活力。 信托业向外资扩大开放 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发表主旨演讲，宣布了中国决定在扩大开放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其中涉及金融服务业的内容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今年，将推出几项有标志意义的举措。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同时要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根据习主席所说的落实开放措施“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精神，4月11日，刚刚履新近1个月的央行行长易纲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明确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其中，在2018年底以前推出的措施中，包括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易纲称，目前，各部门正在抓紧修改法律法规相关程序，将在上述时间节点前落地实施。为促进金融业开放相关工作顺利实施，央行还将做好配套措施，在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在放宽外资准入和业务范围的时候，依然要按照相关法规对各类所有制企业进行一视同仁的审慎监管。 一位资深信托经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信托业对外资开放是我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下的具体措施。其实信托业内的增资扩股潮早已开始，引入外资既可以增强自身实力，更可以引进先进管理经验（毕竟信托起源于英国）。外资的引入，有助于拓展海外市场（对外投资增长很快），也有利于引入海外资本。总之，将为信托业务版图增添新的活力。” 主动管理规模或迎高增长 日前，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布2017年信托公司主要业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突破26万亿元大关，达26.25万亿元，同比增长29.81%。2017年信托业实现经营收入1190.69亿元，同比增加6.67%；实现利润总额824.11亿元，同比上升6.78%。 著名信托专家孙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国外，信托资产规模与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是并驾齐驱的，各占半壁江山。美国一个小型信托公司的管理资产规模就达到几千亿美元，一个大型信托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能达到几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一家大型信托公司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就与国内整个信托业的资产管理规模相当。这同时也意味着，我国信托业发展空间还十分巨大。”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信托业平均年化综合报酬率为0.42%，较2016年末的0.73%下降0.31个百分点，较2017年三季度的0.44%下降0.02个百分点。这一指标意味着，信托业主动管理水平还有待提升。 孙飞表示：“近年来，我国信托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报酬率较低的通道业务规模膨胀，而高报酬率的主动管理业务却提升缓慢。但通道业务只能带来规模上的高速增长，并不能为信托公司带来多大的利润，能为信托公司带来高利润的恰恰是主动管理类产品。” 他认为，外资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能力、产品创新能力不仅能推动信托主动管理水平大幅提升，还能推动我国信托业法律法规与国际接轨。 另一位江浙系信托公司内部人士亦向本报记者表示：“国外先进经验还是很值得学习的，信托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在国外，是先有委托人，再去找资产，是根据委托人的意愿。而国内信托公司是先找资产，再发产品募集资金，是资产端主导。两者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不过，多位业内人士在受访时均坦言，今年信托业务开展很困难，房地产、平台业务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资金也十分难募集。 而信托行业严格监管的来临，始于两份文件的下发。2017年11月17日，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及2017年12月22日，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55号文）。 其中，55号文的监管直指信托通道业务，先是对信托通道业务明确界定，再对业务进行明确规范，要求穿透监管，杜绝暗保、抽屉协议、协助资产出表等乱象，最后明确资金投向，切断非标资金违规流入实体的通道。 孙飞指出，随着通道业务发展逐步受限，信托公司传统依赖的通道业务规模竞争已经难以为继，信托业的粗放增长时代基本结束。 上述资深信托经理说道：“目前来看，信托业最大的困难与出路都是转型。一直以来，信托业都在强调回归本源，但在金融创新和大资管时代下，转型之路走得并不顺利。当前，国内外展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信托转型的困难，更是动力和机遇。” 外资入股信托十年浮沉 事实上，距离首家外资入股我国信托公司至今已逾十年。 2007年，北京信托实施股权重组，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人——威益投资，这也是继信托一法两规（即《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实施后，外资成功入股我国信托公司第一例。 随后，不到5年的时间，先后有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入股兴业信托、巴克莱银行入股新华信托、苏格兰皇家银行入股苏州信托、摩根士丹利入股杭州工商信托、摩根大通入股百瑞信托等11家外资机构入股我国信托公司。[详情]
“我们的外资股东苏格兰皇家银行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战略开始收缩，转让了几乎全部的在华资产。”苏州信托资产管理部相关负责人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外资股东近年来纷纷撤离信托行业。 然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明确提出，将在今年年底前鼓励在信托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对此，业界表示，信托业扩大对外开发，是否意味着外资撤退潮就此打住？ 多家外资“撤离” 此前，兴业信托外资股东国民银行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至福建能源集团。无独有偶，苏州信托外资股东苏格兰皇家银行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苏州银行，完全撤出了国内信托业。 不过，业内多家信托公司对近期国内金融行业的开放态度表示欣喜，同时也表示，对于再次鼓励引入外资将产生的实际效果还有待验证。 根据公开信息，外资入股信托公司始于2007年信托“新两规”颁布之后，北京信托是“首吃螃蟹者”，其通过战略重组，引入威益投资，后者持股19.99%，持股比例已是彼时上限。 随后，外资机构掀起了入股信托的高潮。截至2012年，蒙特利尔银行入股中粮信托（持股比例19.99%）和摩根大通入股百瑞信托（持有19.99%股份），5年间共有11家外资机构参股信托公司。 2015年至2017年2月之间，外资撤退潮启动，多家外资机构开始减持所持信托公司股份。 2015年银监会发布《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境外金融机构持有国内信托公司比例的上限被取消，却并未扭转外资机构撤出信托公司的趋势。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有外资股东参股的信托公司尚有11家。2015年底，参股信托的外资公司降至9家。如今，具有外资背景的信托公司仅剩8家，且多家出现持股比例缩水。 政策再吹暖风 对于2015年开始的外资撤退潮，用益信托资深研究员帅国让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原因有多方面：其一，外资股东经营理念跟国内有差异，大多数外资股东扮演的是财务投资者的角色，并不具有话语权；其二，跟公司的发展战略相关，国内外金融环境都在变化，外资投资标的业绩表现不如预期，很多外资股东退出国内信托业。 上述苏州信托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一来中国信托做的业务与国外差别较大，外资不一定理解，沟通中可能出现障碍；二来外资入股之后，不会派出太多团队成员，主要还是依托原有团队来完成，团队文化、企业文化变化不大，只是多了一个外资股东的符号。 “此外，外资入股比例低于20%，在股东会、董事会上的发言权相对较小。”该负责人说，这也是导致外资水土不服的一大原因。 当监管层再次吹风鼓励引入外资股东，信托行业将发生哪些变化？业界认为，外资能够为信托公司带来的优势还是很明显，除了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国际市场客户、资源等，也便于信托海外业务拓展。[详情]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4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公布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 易纲表示，一批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措施将在年底之前推出，其中包括鼓励信托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此前，外资股东参股信托公司持股比例主要参照2007年由银监会发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单个境外机构向信托公司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且其本身及关联方投资入股的信托公司不得超过2家。”因此在此前外资参股的信托公司中，外资股东参股比例绝大多数为19%左右，均未突破监管的红线。而此后2015年6月银监会新发布的《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单个出资人及其关联方投资入股的信托公司不得超过2家，其中绝对控股不得超过1家”，不过上述实施办法还指出银监会可根据金融业风险状况和监管需要，调整境外金融机构作为出资人的条件。 用益信托首席研究员李旸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对外开放主要是比例的问题，现在的重点是放宽比例。放开后也要看外资的意愿，他们觉得有利益就会持股。另外如果外资能控股，他们的意愿可能会更强一些，不过现在也不确定能放开到什么程度。 某信托研究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对于信托业开放来说，外资能够获得控股权或者参与新设立更好，不过现在没有新发牌照，而且控股原有的信托公司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如果外资持股不超过50%，可能对他们意义不是很大。而持股20%对于他们来说仅是一个战略投资者，不能参与到公司的经营管理、战略安排、布局等方面，话语权比较少。另外，在业务方面影响也不是很大。虽然之前认为有外资背景的公司会借助外资股东引进一定的管理机制、先进的经验，但毕竟国外的信托业务跟国内的信托业务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作用不大。不过在目前信托公司转型的背景下，学习国外的经验或许有一定的帮助，但这也取决于股东之间的协调，最终能落地执行才是关键。 西南某信托公司副总经理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近两年信托牌照对外资吸引力不是很大，有外资在逐步退出，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文化差异等。不过外资持股比例如果能扩大肯定是更好的，这样外资能参与到对信托公司的管理。从长期来看，鼓励引进外资有利于信托公司做本源业务，不过短期来看还涉及到配套制度的改革。[详情]
昨日陕国投涨停 相关公司股价飘红 记者 李亦欣 昨日，监管机构关于中国将大幅放宽包括信托行业在内的金融业市场准入消息，引信托板块起舞。其中，陕国投昨天开盘价为3.93元/股，开盘仅15分钟便涨停，收于4.32元/股。与此同时，整个信托板块个股基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安信信托上涨2.47%，具有信托概念的五矿资本上涨2.25%，浙江东方上涨2.41%，中航资本上涨1.47%。 申万证券研究报告认为，整体来看，金融开放放宽了外资设立、持股国内金融机构的要求，扩大了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随着外资对我国金融市场参与度的提高，有望为金融市场带来增量资金。金融业扩大开放，也助推国内金融监管规范化和国内金融改革， 也是国内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有助于降低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不过，具体到信托行业，外资参股公司数量较少，且由于境内信托业与境外信托存在较大差异，今后，外资对信托业的投资情况如何仍需拭目以待。 另外，陕国投昨日涨停也与其公司配股进展有关。4月12日，陕国投发布了《关于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公告称，公司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根据陕国投此前发布的配股预案，此次配股将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充实公司资本金，预计陕国投注册资本将由原来的30.9亿元升至40亿元左右，在业内68家信托公司中预计可进入前20名。[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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