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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BBC故事工场纪录片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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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观察者网 | 2019年10月25日 10:12
任正非:华为心声有骂公司的人 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
任正非:华为心声有骂公司的人 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观察者网 | 2019年10月25日 10:12
任正非: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 因为并不怎么想念他
任正非: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 因为并不怎么想念他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观察者网 | 2019年10月25日 10:08
任正非:现在美国一边减税 一边进入困境
任正非:现在美国一边减税 一边进入困境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观察者网 | 2019年10月25日 10:07
任正非:美国公司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 是它们走错路
任正非:美国公司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 是它们走错路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观察者网 | 2019年10月25日 10:06
任正非谈孟晚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
任正非谈孟晚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观察者网 | 2019年10月25日 10:03
华为被质疑不透明?任正非: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
华为被质疑不透明?任正非: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观察者网 | 2019年10月25日 10:00
任正非:华为为何发展这么快?一是有钱二是决策简单
任正非:华为为何发展这么快?一是有钱二是决策简单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观察者网 | 2019年10月25日 09:57
任正非:美国对华为指责不存在 至今也没拿出证据
任正非:美国对华为指责不存在 至今也没拿出证据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观察者网 | 2019年10月25日 09:53
任正非:华为没有管控数据 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任正非:华为没有管控数据 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  [详情]

观察者网 | 2019年10月25日 09:52
任正非:华为自研芯片是多少年的准备 不是突然冒出来
任正非:华为自研芯片是多少年的准备 不是突然冒出来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   [详情]

观察者网 | 2019年10月25日 09:50
任正非: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 会拥抱特朗普
任正非: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 会拥抱特朗普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   [详情]

观察者网 | 2019年10月25日 09:46
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观察者网 | 2019年10月25日 09:03
十年后6G可以开始商用?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
十年后6G可以开始商用?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

   原标题:任正非:遏制华为美国内部统一,已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撤准备 任正非接受访问。 10月21日,华为旗下心声社区官网发布该公司创始人、CEO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的纪要。 此次采访于10月16日在深圳进行。 谈及5G,任正非表示,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 他表示,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问及是否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他认为,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他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 谈及实体清单,任正非表示,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有一定担忧。“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任正非这么判断。 他认为,实体名单不撤销,封锁的只是华为公司,别的公司还是可以买美国东西的。华为的能量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还有很多不受制裁的公司,推动全球化的道路往前走。华为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颗小小的“米粒”,对社会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我更希望社会不要因为同情华为,就去和美国分裂,我们被打击了,别人没有受打击的就趁机好好发展。” 任正非表示,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华为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华为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谈及是否会想要超越或赶上美国,任正非称,“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以下为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任正非 :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1,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 :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 :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2,辰巳知二:关于中美贸易战的问题,目前中美贸易战没有看到具体会达成怎样的结果。您对这个怎么看? 任正非 :我认为,不会进入新冷战。随着美国不断封闭自己的过程,中国一步步加大开放,美国封闭一步,中国就更大开放一步。两个国家都想把自己封闭起来才会出现冷战,开放状态不会出现冷战。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如果它少了一部分市场,就会对它经济有影响。以汽车为例,中国现在汽车保有量是4亿辆,如果按照平均十年更新一次,每年对车的需求量在4000万-5000万辆。在汽车产业中,中国去年已经确定未来五年加大开放的时间表,汽车产业可以独资,可以不转让技术,而且五年关税在不断下降,最终会降到非常低。欧洲汽车是高档汽车,日本汽车是高质量汽车,中国人民非常欢迎、非常喜欢。美国汽车主要体现在车很大,耗油量很多,美国应该积极争取让中国人购买它的汽车,结果贸易战还使得它的汽车被加了25%的关税。美国汽车不加关税都很难与日本汽车竞争,加25%的关税后是不是更困难?如果美国政府过几年想明白过来再开放,中国市场已经让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占领完了。美国退出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它还是需要中国市场的。 这两天中国金融业有很大程度的开放。只要中国保持开放的姿态,全球化不可能分裂为两个群体。现在两国在贸易战上有一些争端,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的。中国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这些年中日之间也有矛盾,日本政府从来都是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政治上有冲突,但是经济上打得火热。相信明年中日关系会到一新高度,政治上暖和起来,经济上合作起来大发展。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3,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其实中美之间矛盾主要是高科技霸权争夺。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 :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4,辰巳知二:关于实体名单和中美关系提一个问题,假如说美国今后一直保持“实体名单”的话,是不是美国要实现与中国之间的脱钩?中国政府也有看法是不是美国要考虑与中国脱钩,您觉得中美之间的脱钩或者分割的形势今后会保持一定时间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美两国科技不会脱钩,还是要互相依存的。实体名单不撤销,封锁的只是华为公司,别的公司还是可以买美国东西的。华为的能量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还有很多不受制裁的公司,推动全球化的道路往前走。华为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颗小小的“米粒”,对社会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我更希望社会不要因为同情华为,就去和美国分裂,我们被打击了,别人没有受打击的就趁机好好发展。 辰巳知二:现在社会上有一个说法,假如真正进入新的冷战,中美之间真正脱钩,世界上会有两种经济圈:一个以中国为主的经济圈,一个是以美国为主的经济圈。如果按照您的说法,您认为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历史已经证明,封闭会导致落后,只有开放才能先进。少数政治家希望脱钩,但很多企业是不愿意脱钩的,因为脱钩了东西就会卖得少,怎么会接受呢?大家都想多卖一点飞机,多卖一点汽车,多卖一些电子部件,没有一个厂家说“我想少卖”。办企业的目的就是想多卖产品,只要有人想卖、有人想买,就脱不了钩。 5,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6,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7,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8,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甚至打压华为能打压未来中国发展,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9,辰巳知二:四天之前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10,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11,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美国国内对华为出口禁令以及实体名单问题国内意见相对比较统一,为什么美国国内关于这方面有一致的想法? 任正非:我认为他们政治家是统一的,没有说企业是统一的。 辰巳知二:美国有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现在两个党都有比较统一的看法,为什么政治家有比较统一的看法呢? 任正非:不知道。就像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到高峰时期,差点能买下全世界的时候,美国要压制一下日本。后来他们认为苏联的军事力量太强大,要打击一下苏联,导致苏联解体成十六个国家。现在美国认为中国又会像当年的日本和苏联一样,所以也想压一压中国,想让中国发展慢一些。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只有中国发展了,才会有更多的钱去买美国的飞机、美国的汽车、美国的粮食等各种产品,如果中国经济真垮了,也会把美国经济拖下来的。 12,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13,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14,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任正非:送你一个光碟,这个光碟是中国70周年国庆的联欢晚会,当时有几万人进行动漫式的联欢表演,是用我们的5G帮助电视台传送的。你们媒体很清楚,用传统的技术是拍不出这样的大场面,高质量、快速变动的几万人表演,什么都能看得清楚,没有任何卡顿,可以体会一下5G在广播电视的应用。我们看阅兵式时看到有些人背着一个小背包,那就是一个小小的基站,前面拿着摄像机,自己通过基站传到中央台去编辑。能拍到并传送这样的高质量画面,媒体人就很明白5G有什么用。 这是几万人的表演,变化很快的动漫,表达的主题就是“人民欢乐”。5G全是华为提供的。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辰巳知二: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或者欧美对国内信息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政府通过法规有可能接触到一些相关的信息。甚至有说法认为华为不可信和中国社会体系、中国社会制度有关。您怎么看? 任正非:我们是一个正直的商人,会履行为客户负责的精神,绝对不会有其他不正确的行为。 16,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17,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18,辰巳知二:中国政府正在推进“一带一路”政策,华为有没有参与或者支持“一带一路”呢? 任正非:华为没有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因为“一带一路”都是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卖的电子设备很小型,在“一带一路”里面没有合同。 19,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中美贸易战对员工数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20,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21,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明年习主席会访问日本,有没有考虑习主席访日期间您也可以一起来日本呢? 任正非:我随时都想去日本。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 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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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 2019年10月21日 16:50
任正非:美内部统一遏制华为 做实体清单长期不撤准备
任正非:美内部统一遏制华为 做实体清单长期不撤准备

  任正非:遏制华为美国内部统一,已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撤准备 任正非接受访问。 10月21日,华为旗下心声社区官网发布该公司创始人、CEO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的纪要。 此次采访于10月16日在深圳进行。 谈及5G,任正非表示,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 他表示,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问及是否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他认为,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他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 谈及实体清单,任正非表示,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有一定担忧。“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任正非这么判断。 他认为,实体名单不撤销,封锁的只是华为公司,别的公司还是可以买美国东西的。华为的能量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还有很多不受制裁的公司,推动全球化的道路往前走。华为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颗小小的“米粒”,对社会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我更希望社会不要因为同情华为,就去和美国分裂,我们被打击了,别人没有受打击的就趁机好好发展。” 任正非表示,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华为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华为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谈及是否会想要超越或赶上美国,任正非称,“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以下为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任正非 :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1,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 :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 :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2,辰巳知二:关于中美贸易战的问题,目前中美贸易战没有看到具体会达成怎样的结果。您对这个怎么看? 任正非 :我认为,不会进入新冷战。随着美国不断封闭自己的过程,中国一步步加大开放,美国封闭一步,中国就更大开放一步。两个国家都想把自己封闭起来才会出现冷战,开放状态不会出现冷战。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如果它少了一部分市场,就会对它经济有影响。以汽车为例,中国现在汽车保有量是4亿辆,如果按照平均十年更新一次,每年对车的需求量在4000万-5000万辆。在汽车产业中,中国去年已经确定未来五年加大开放的时间表,汽车产业可以独资,可以不转让技术,而且五年关税在不断下降,最终会降到非常低。欧洲汽车是高档汽车,日本汽车是高质量汽车,中国人民非常欢迎、非常喜欢。美国汽车主要体现在车很大,耗油量很多,美国应该积极争取让中国人购买它的汽车,结果贸易战还使得它的汽车被加了25%的关税。美国汽车不加关税都很难与日本汽车竞争,加25%的关税后是不是更困难?如果美国政府过几年想明白过来再开放,中国市场已经让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占领完了。美国退出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它还是需要中国市场的。 这两天中国金融业有很大程度的开放。只要中国保持开放的姿态,全球化不可能分裂为两个群体。现在两国在贸易战上有一些争端,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的。中国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这些年中日之间也有矛盾,日本政府从来都是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政治上有冲突,但是经济上打得火热。相信明年中日关系会到一新高度,政治上暖和起来,经济上合作起来大发展。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3,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其实中美之间矛盾主要是高科技霸权争夺。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 :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4,辰巳知二:关于实体名单和中美关系提一个问题,假如说美国今后一直保持“实体名单”的话,是不是美国要实现与中国之间的脱钩?中国政府也有看法是不是美国要考虑与中国脱钩,您觉得中美之间的脱钩或者分割的形势今后会保持一定时间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美两国科技不会脱钩,还是要互相依存的。实体名单不撤销,封锁的只是华为公司,别的公司还是可以买美国东西的。华为的能量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还有很多不受制裁的公司,推动全球化的道路往前走。华为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颗小小的“米粒”,对社会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我更希望社会不要因为同情华为,就去和美国分裂,我们被打击了,别人没有受打击的就趁机好好发展。 辰巳知二:现在社会上有一个说法,假如真正进入新的冷战,中美之间真正脱钩,世界上会有两种经济圈:一个以中国为主的经济圈,一个是以美国为主的经济圈。如果按照您的说法,您认为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历史已经证明,封闭会导致落后,只有开放才能先进。少数政治家希望脱钩,但很多企业是不愿意脱钩的,因为脱钩了东西就会卖得少,怎么会接受呢?大家都想多卖一点飞机,多卖一点汽车,多卖一些电子部件,没有一个厂家说“我想少卖”。办企业的目的就是想多卖产品,只要有人想卖、有人想买,就脱不了钩。 5,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6,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7,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8,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甚至打压华为能打压未来中国发展,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9,辰巳知二:四天之前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10,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11,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美国国内对华为出口禁令以及实体名单问题国内意见相对比较统一,为什么美国国内关于这方面有一致的想法? 任正非:我认为他们政治家是统一的,没有说企业是统一的。 辰巳知二:美国有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现在两个党都有比较统一的看法,为什么政治家有比较统一的看法呢? 任正非:不知道。就像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到高峰时期,差点能买下全世界的时候,美国要压制一下日本。后来他们认为苏联的军事力量太强大,要打击一下苏联,导致苏联解体成十六个国家。现在美国认为中国又会像当年的日本和苏联一样,所以也想压一压中国,想让中国发展慢一些。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只有中国发展了,才会有更多的钱去买美国的飞机、美国的汽车、美国的粮食等各种产品,如果中国经济真垮了,也会把美国经济拖下来的。 12,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13,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14,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任正非:送你一个光碟,这个光碟是中国70周年国庆的联欢晚会,当时有几万人进行动漫式的联欢表演,是用我们的5G帮助电视台传送的。你们媒体很清楚,用传统的技术是拍不出这样的大场面,高质量、快速变动的几万人表演,什么都能看得清楚,没有任何卡顿,可以体会一下5G在广播电视的应用。我们看阅兵式时看到有些人背着一个小背包,那就是一个小小的基站,前面拿着摄像机,自己通过基站传到中央台去编辑。能拍到并传送这样的高质量画面,媒体人就很明白5G有什么用。 这是几万人的表演,变化很快的动漫,表达的主题就是“人民欢乐”。5G全是华为提供的。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辰巳知二: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或者欧美对国内信息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政府通过法规有可能接触到一些相关的信息。甚至有说法认为华为不可信和中国社会体系、中国社会制度有关。您怎么看? 任正非:我们是一个正直的商人,会履行为客户负责的精神,绝对不会有其他不正确的行为。 16,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17,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18,辰巳知二:中国政府正在推进“一带一路”政策,华为有没有参与或者支持“一带一路”呢? 任正非:华为没有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因为“一带一路”都是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卖的电子设备很小型,在“一带一路”里面没有合同。 19,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中美贸易战对员工数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20,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21,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明年习主席会访问日本,有没有考虑习主席访日期间您也可以一起来日本呢? 任正非:我随时都想去日本。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 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澎湃新闻 | 2019年10月21日 16:45
任正非:中美经济不会进入新冷战 美需要中国市场
任正非:中美经济不会进入新冷战 美需要中国市场

  原标题:任正非:遏制华为美国内部统一,已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撤准备 任正非接受访问。 10月21日,华为旗下心声社区官网发布该公司创始人、CEO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的纪要。 此次采访于10月16日在深圳进行。 谈及5G,任正非表示,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 他表示,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问及是否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他认为,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他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 谈及实体清单,任正非表示,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有一定担忧。“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任正非这么判断。 他认为,实体名单不撤销,封锁的只是华为公司,别的公司还是可以买美国东西的。华为的能量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还有很多不受制裁的公司,推动全球化的道路往前走。华为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颗小小的“米粒”,对社会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我更希望社会不要因为同情华为,就去和美国分裂,我们被打击了,别人没有受打击的就趁机好好发展。” 任正非表示,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华为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华为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谈及是否会想要超越或赶上美国,任正非称,“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以下为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任正非 :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1,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 :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 :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2,辰巳知二:关于中美贸易战的问题,目前中美贸易战没有看到具体会达成怎样的结果。您对这个怎么看? 任正非 :我认为,不会进入新冷战。随着美国不断封闭自己的过程,中国一步步加大开放,美国封闭一步,中国就更大开放一步。两个国家都想把自己封闭起来才会出现冷战,开放状态不会出现冷战。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如果它少了一部分市场,就会对它经济有影响。以汽车为例,中国现在汽车保有量是4亿辆,如果按照平均十年更新一次,每年对车的需求量在4000万-5000万辆。在汽车产业中,中国去年已经确定未来五年加大开放的时间表,汽车产业可以独资,可以不转让技术,而且五年关税在不断下降,最终会降到非常低。欧洲汽车是高档汽车,日本汽车是高质量汽车,中国人民非常欢迎、非常喜欢。美国汽车主要体现在车很大,耗油量很多,美国应该积极争取让中国人购买它的汽车,结果贸易战还使得它的汽车被加了25%的关税。美国汽车不加关税都很难与日本汽车竞争,加25%的关税后是不是更困难?如果美国政府过几年想明白过来再开放,中国市场已经让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占领完了。美国退出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它还是需要中国市场的。 这两天中国金融业有很大程度的开放。只要中国保持开放的姿态,全球化不可能分裂为两个群体。现在两国在贸易战上有一些争端,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的。中国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这些年中日之间也有矛盾,日本政府从来都是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政治上有冲突,但是经济上打得火热。相信明年中日关系会到一新高度,政治上暖和起来,经济上合作起来大发展。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3,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其实中美之间矛盾主要是高科技霸权争夺。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 :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4,辰巳知二:关于实体名单和中美关系提一个问题,假如说美国今后一直保持“实体名单”的话,是不是美国要实现与中国之间的脱钩?中国政府也有看法是不是美国要考虑与中国脱钩,您觉得中美之间的脱钩或者分割的形势今后会保持一定时间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美两国科技不会脱钩,还是要互相依存的。实体名单不撤销,封锁的只是华为公司,别的公司还是可以买美国东西的。华为的能量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还有很多不受制裁的公司,推动全球化的道路往前走。华为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颗小小的“米粒”,对社会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我更希望社会不要因为同情华为,就去和美国分裂,我们被打击了,别人没有受打击的就趁机好好发展。 辰巳知二:现在社会上有一个说法,假如真正进入新的冷战,中美之间真正脱钩,世界上会有两种经济圈:一个以中国为主的经济圈,一个是以美国为主的经济圈。如果按照您的说法,您认为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历史已经证明,封闭会导致落后,只有开放才能先进。少数政治家希望脱钩,但很多企业是不愿意脱钩的,因为脱钩了东西就会卖得少,怎么会接受呢?大家都想多卖一点飞机,多卖一点汽车,多卖一些电子部件,没有一个厂家说“我想少卖”。办企业的目的就是想多卖产品,只要有人想卖、有人想买,就脱不了钩。 5,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6,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7,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8,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甚至打压华为能打压未来中国发展,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9,辰巳知二:四天之前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10,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11,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美国国内对华为出口禁令以及实体名单问题国内意见相对比较统一,为什么美国国内关于这方面有一致的想法? 任正非:我认为他们政治家是统一的,没有说企业是统一的。 辰巳知二:美国有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现在两个党都有比较统一的看法,为什么政治家有比较统一的看法呢? 任正非:不知道。就像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到高峰时期,差点能买下全世界的时候,美国要压制一下日本。后来他们认为苏联的军事力量太强大,要打击一下苏联,导致苏联解体成十六个国家。现在美国认为中国又会像当年的日本和苏联一样,所以也想压一压中国,想让中国发展慢一些。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只有中国发展了,才会有更多的钱去买美国的飞机、美国的汽车、美国的粮食等各种产品,如果中国经济真垮了,也会把美国经济拖下来的。 12,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13,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14,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任正非:送你一个光碟,这个光碟是中国70周年国庆的联欢晚会,当时有几万人进行动漫式的联欢表演,是用我们的5G帮助电视台传送的。你们媒体很清楚,用传统的技术是拍不出这样的大场面,高质量、快速变动的几万人表演,什么都能看得清楚,没有任何卡顿,可以体会一下5G在广播电视的应用。我们看阅兵式时看到有些人背着一个小背包,那就是一个小小的基站,前面拿着摄像机,自己通过基站传到中央台去编辑。能拍到并传送这样的高质量画面,媒体人就很明白5G有什么用。 这是几万人的表演,变化很快的动漫,表达的主题就是“人民欢乐”。5G全是华为提供的。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辰巳知二: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或者欧美对国内信息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政府通过法规有可能接触到一些相关的信息。甚至有说法认为华为不可信和中国社会体系、中国社会制度有关。您怎么看? 任正非:我们是一个正直的商人,会履行为客户负责的精神,绝对不会有其他不正确的行为。 16,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17,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18,辰巳知二:中国政府正在推进“一带一路”政策,华为有没有参与或者支持“一带一路”呢? 任正非:华为没有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因为“一带一路”都是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卖的电子设备很小型,在“一带一路”里面没有合同。 19,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中美贸易战对员工数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20,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21,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明年习主席会访问日本,有没有考虑习主席访日期间您也可以一起来日本呢? 任正非:我随时都想去日本。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 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澎湃新闻 | 2019年10月21日 16:40
任正非:日本拉面非常好吃,自己喜欢干活和看电视剧
任正非:日本拉面非常好吃,自己喜欢干活和看电视剧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作者:任正非 来源: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2019年10月16日 任正非: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是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辰巳知二: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员工数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10月21日 12:16
任正非:我的一票否决权去年到期了,但还是决定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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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作者:任正非 来源: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2019年10月16日 任正非: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是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辰巳知二: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员工数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10月21日 12:12
任正非:5G和AI结合将推动社会大进步,我不敢想象
任正非:5G和AI结合将推动社会大进步,我不敢想象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作者:任正非 来源: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2019年10月16日 任正非: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是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辰巳知二: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员工数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10月21日 11:37
任正非:华为在5G上只是暂时领先 6G使用要到十年后
任正非:华为在5G上只是暂时领先 6G使用要到十年后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作者:任正非 来源: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2019年10月16日 任正非: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是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辰巳知二: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员工数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10月21日 11:35
有没有想过华为要超越美国?任正非回应
有没有想过华为要超越美国?任正非回应

   吴晓波:任正非曾“诅咒”自己:失败一定会到来?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作者:任正非 来源: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2019年10月16日 任正非: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是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辰巳知二: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员工数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10月21日 11:34
任正非:不担心实体清单对华为的生存构成威胁
任正非:不担心实体清单对华为的生存构成威胁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作者:任正非 来源: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2019年10月16日 任正非: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是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辰巳知二: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员工数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10月21日 11:32
任正非:不赞成完全自力更生 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
任正非:不赞成完全自力更生 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作者:任正非 来源: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2019年10月16日 任正非: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是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辰巳知二: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员工数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10月21日 11:29
任正非: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任正非: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作者:任正非 来源: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2019年10月16日 任正非: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是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辰巳知二: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员工数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10月21日 11:16
任正非:不能安于堕怠 必须长期保持奋斗的活力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10月21日 09:13
任正非:将来不会替代安卓 要支持安卓的发展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10月21日 08:24
任正非:谷歌愿意跟华为合作 就看美国政府是否批准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10月21日 07:25
任正非:华为今年收入预期下降不超100亿美元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10月21日 06:57
任正非说到做到:华为正与美企谈判 授权转让5G技术
任正非说到做到:华为正与美企谈判 授权转让5G技术

  突发!任正非说到做到!华为正与美企谈判,授权转让5G技术!更有40万套设备发往全球 来源:中国基金报 说到做到,华为又有大动作! 今年9月,华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任正非曾抛出一个惊人的提议:可以向西方公司出售华为的5G技术,从而“制造”一个能在5G上与华为竞争的对手。 现在看来,这并非说说而已。据路透社最新报道,华为正在与几家美国电信公司就5G技术授权进行早期谈判。 华为正与美企进行5G技术授权谈判 10月19日,环球时报援引路透社报道称,华为公司一位高管周五透露,华为正在与几家美国电信公司就其5G网络技术的授权进行早期谈判。 华为高级副总裁兼董事彭博说,有几家公司对长期交易或一次性转移的方式表示了兴趣,但拒绝透露这些公司的名称和数量。 彭博在本周访问华盛顿时表示:“有一些公司在和我们谈判,但要真正敲定一切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他说,虽然对方表现出了兴趣,但对话才进行了几周,还没有达到细节层面。 据悉,在5G领域,目前还没有美国本土的供应商出现,而欧洲的爱立信(Ericsson)和诺基亚(Nokia)的价格普遍较贵。 报道称,彭博本人拒绝预测是否会签署任何协议。不过他说,在从华为一次性转移后,持续改进平台所需的研发投资对这些公司来说将是非常昂贵的。自2009年以来,华为已经花费数十亿美元开发其5G技术。 9月首次提及向西方企业出售5G技术 任正非首次公开表态可以向西方企业出售5G技术,是在9月10日接受《经济学人》杂志采访的时候。 (图片来源:华为心声社区) 当时,面对记者提出的“有没有考虑在重建信任方面提出一些激进的方案,比如说把中国市场外的部分5G业务卖给其他公司”,任正非直言,技术可以许可转让给西方国家,不是部分,可以是全部。 任正非表示,华为的理想是“为全人类提供服务,努力攀登科学高峰”,有更多人来一起完成,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同时任正非补充道,技术和工艺都可以许可给西方企业,他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再研发。不过他强调,转让的只是技术秘密,不可能连员工都转让了。 对于合作伙伴、转让金额和技术范围,任正非当时表示,“从来没有人跟我谈到过这个事,我也不知道哪些公司可以。”“没有数字,你们刚提出来,我还没有算账。”“我说不出来金额范围,技术范围可以讨论。” 至于转让后技术是否会存在安全问题,任正非称,当我们把技术全部转让以后,他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去修改代码,修改代码以后,相当于对我们屏蔽了,对世界也屏蔽了。美国5G是独立的5G,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它的安全就是管住美国公司。不是我们公司在美国卖5G,而是美国公司在美国卖自己的5G。 任正非多次回应转让5G技术 任正非的这一大胆想法提出后,备受舆论关注。此后,华为在多次采访中进行了回应。 9月19日任正非在接受美国《财富》杂志采访时表示,华为愿毫无保留地把5G全套技术许可给美国公司,这件事情对华为是有利的。“一方面缓和了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增加了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如果不强,华为公司也会衰落。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持有完全开放的态度。” (图片来源:华为心声社区) 同时任正非也表示,给予5G许可,不等于华为自己不做。“我们希望西方能缩短往前走的平台路径,所以许可其他公司完整拿到我们的技术。对于6G研究,我们也是领先世界的,但是我们判断6G十年以后才会开始投入使用。因此,转让技术不是前进的终结,获得资金以后会更大踏步前进。” 此外在9月26日与英美两位人工智能专家的一场对话上,任正非在回答有关授权5G技术时说,华为不是授权给所有西方公司,只是授权给一家西方公司,“让一家公司获得我们的许可,这样才有规模化的市场给它支撑。” (图片来源:第一财经) 他补充道,“我们觉得这一家公司应该是美国公司,因为欧洲有自己的5G,韩国和日本也有自己的东西,它们应该在改进和发展过程中去调整。美国现在缺了这个东西,我们应该独家许可给美国公司,它可以在全世界跟我们竞争。” 任正非解释道,相关许可将涵盖华为的5G技术,包括源代码、硬件、软件、验证、生产和制造专有技术等,如果需要,还可以授权芯片组设计。 华为已签订60多个5G 商用合同 10月16日,华为刚刚发布了2019年三季度经营业绩。截至三季度,华为实现销售收入610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4.4%;净利润率8.7%。 在运营商业务方面,随着全球5G商用规模部署加速,华为联合众多领先运营商发布了5G“超级上行”、智简承载网等创新解决方案,联合众多产业伙伴成立5G确定性网络产业联盟及产业创新基地等,使能运营商创新增长。 截至三季度,华为已和全球领先运营商签定了60多个5G商用合同,40多万个5G Massive MIMO AAU发往世界各地。光传输、数据通信、IT等生产供应情况平稳增长。 近日在2019全球移动宽带论坛期间,华为常务董事、运营商BG总裁丁耘指出,个人、家庭和垂直行业对5G的需求真实而迫切,5G已在全球规模部署。运营商可加速发展当期可商用的业务,从而变现5G技术红利,实现5G商业成功。 丁耘指出,移动通信产业30年以来,5G首次实现一年内标准、频谱和终端等基本要素全面成熟齐备。2019年初韩国率先实现5G成功商用,产生了积极示范作用。同年,中国成为第一波规模商用部署的国家,首期约80万站的建设规模带来产业利好。 “5G建设正当时,全球运营商竞先加速建设5G网络,当前已有56个运营商实现5G网络部署,40个运营商正式推出了5G服务。截至目前华为已获得60多个5G商用合同,5G AAU模块发货超过40万个。”丁耘说道。 华为欢迎德国 为5G供应商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2019年4月3日,在德国汉诺威工博会上,一名参观者手持华为展区展出的一个5G小基站。(新华社记者单宇琦摄) 据新华社报道华为公司16日发表声明,对德国政府为5G网络供应商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的做法表示欢迎,称赞“这种基于事实和标准的做法,对解决全球网络安全挑战有着极佳的示范意义”。 德国政府15日发布了5G移动网络安全准则草案,敦促运营商提高安全水平,并规定德国信息技术安全局有责任对5G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但没有将特定企业排除在外。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赛贝特表示,德方始终坚持一种态度,即不会“先入为主”地排除任何企业参与德国5G建设。 华为公司在声明中说,一个充分竞争的数字基础设施市场,将为德国产业数字化升级、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驱动力,也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先进、便捷的信息服务与体验。 华为公司表示,德国面向所有供应商设立更高的、一致的安全标准,事前承诺结合过程审查,而不是排除任何厂家参与5G建设,这种基于事实和标准的做法,对解决全球网络安全挑战有着极佳的示范意义。反之,把网络安全政治化,并不能解决各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只会阻碍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华为会继续与监管机构、客户、行业组织合作,一起保障移动网络的安全水平。   [详情]

新浪财经综合 | 2019年10月20日 11:22
任正非谈个人经历: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孝敬父母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10月16日 10:31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编排讽刺 我们自己没有说过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编排讽刺 我们自己没有说过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任正非:华为心声有骂公司的人 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
任正非:华为心声有骂公司的人 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任正非: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 因为并不怎么想念他
任正非: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 因为并不怎么想念他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任正非:现在美国一边减税 一边进入困境
任正非:现在美国一边减税 一边进入困境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任正非:美国公司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 是它们走错路
任正非:美国公司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 是它们走错路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任正非谈孟晚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
任正非谈孟晚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华为被质疑不透明?任正非: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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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任正非:华为为何发展这么快?一是有钱二是决策简单
任正非:华为为何发展这么快?一是有钱二是决策简单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任正非:美国对华为指责不存在 至今也没拿出证据
任正非:美国对华为指责不存在 至今也没拿出证据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任正非:华为没有管控数据 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任正非:华为没有管控数据 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  [详情]

任正非:华为自研芯片是多少年的准备 不是突然冒出来
任正非:华为自研芯片是多少年的准备 不是突然冒出来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   [详情]

任正非: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 会拥抱特朗普
任正非: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 会拥抱特朗普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   [详情]

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原标题:任正非:感谢特朗普,他一吓唬大家,都努力工作了 10月24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纪要,采访日期为10月15日。 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任正非表示,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 “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任正非说。 任正非提到,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任正非向记者表示,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此外,任正非还说到,如果特朗普想来华为看一看,他会拥抱特朗普的。 “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任正非说,“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以下是采访纪要实录: 任正非: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公司,我会坦诚接受各位媒体对我的采访,请大家提问,不妨尖锐一点。 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的这个问题不太尖锐。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哪儿?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这些欧式设计好像把我们带回到本世纪初的法国。 任正非: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希腊、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客户参观完以后,上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 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他在美国读的本科、硕士、博士,英文讲不好。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所以建成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 2、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虽然华为已经建立起国际化的环境,但美国、英国、乃至瑞典等国家正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限制可能对他们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公司在他们国家做生意。这对华为、对瑞典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没有边界,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新的欧盟政策,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如果都没有违反,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当然,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是好的,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无论怎么规定,只要认真审查,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 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华为现在正卷入两大国际争端。首先是中美贸易争端,这一争端也开始影响到欧洲。其次,华为正面临可能被当做开展间谍活动的工具的指控。您能否向北欧人民直截了当地说明华为持什么立场以及您准备在这两大争端上如何维护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第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三十多年来,我们为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服务,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 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因此,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从利益上来说,只要做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员工都跑了,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不会侵犯主权。 第四,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华为没有管控数据,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它只是猜测,猜测不代表事实。 4、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挪威是美国的盟国,也是北约成员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最近挪威第二大运营商Telia决定让爱立信承建其5G网络。挪威最大的运营商同时也是华为的重要客户Telenor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5G决策。您觉得Telia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网络质量和速度,还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任正非:客户怎么决策,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到底挑哪件衣服?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所以,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 Philip Lote: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 任正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还在增长之中。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 5、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您刚才简短地提到,华为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想具体问一下,华为是如何做到自给自足的?华为的自给自足在哪些领域做得很好,哪些领域感受到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任正非:客观来讲,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美国重点打击5G,以及核心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从5G到核心网……通信领域,今年不仅没有衰退,预计还会微增长。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智能计算上,我们也在努力前进,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需要努力赶上来。 Juha Matti Mantyla:如果现在的分裂情况继续下去,您觉得对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为有没有能力建立起另外一个可以与Google相抗衡的生态? 任正非: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也并非和Google抗衡。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Google和华为的生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没有这个概念。 6、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之前也明确说过,中国政府如果要求华为开展间谍活动,您会关闭公司。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好奇。从实践上说,您怎么能够做到?您怎么能够做到关闭华为,而且确保关闭之后,华为不是被国家接收呢? 任正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在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我们也相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 Philip Khokhar:假设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这个诉求,哪怕您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怎么能够做到对中国政府说“不”? 任正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也表明“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这都是很高政府领导的指示。 7、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最近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提议可以由一家非中国的竞争对手购买许可华为的所有5G技术,以及公平无歧视的使用华为的5G专利。自您表态后,各方有没有做出反应?特别是爱立信有没有就使用华为的5G专利与华为进行对话? 任正非: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表达这个概念之后,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作为爱立信,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它没有这步台阶,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 Johan Nylander:再确认一下,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 任正非:是的。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并不能代表大公司。我们认为,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 8、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第二个问题,美国正打算向华为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在内,提供资金或者信用额度,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您对这种商业或者贸易实践怎么看?您觉得这种做法公平吗?特别是美国同时还在指责北京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家支持。 任正非:第一,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诺基亚贷款,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于华为公司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因此,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是我们有钱。二是决策非常简单,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等他们吵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很快能决策,投资大量资金干,这是我们的特点。 至于买方信贷,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比如,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租给航空公司用,航空公司七、八年时间把款还完,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诺基亚的支持行为,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我们少占一点,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9、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关于企业声誉问题,有人觉得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更加透明可靠。您个人对这一说法怎么看?您真的觉得诺基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白吗? 任正非: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是,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二是,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三是,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工业道路是“质量第一”,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第二,关于透明的问题,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哪一笔钱来自哪里,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有人觉得,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哪不透明呢?我们是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模式,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换句话而言,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没大富翁。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相当于退休保障金,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北欧是最富的国家,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挪威超级富裕,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住小小的房子。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向挪威学习”,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买房子也买大大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让奢侈盛行?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完全是在阳光之下。三十年来,全世界所有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没有盯出问题来,怎么还不透明呢?我们跟诺基亚一样,都是透明的公司。 1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一些大的运营商正准备做出5G投资决策,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基于什么东西做出这样的决策。比如说选哪家合作,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您会给欧洲国家政府什么建议? 任正非: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信息化没有地缘,信息在全球流动,还是要有数字主权。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我是非常接受的,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也会辐射到中国来,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 Philip Lote: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产品的技术、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 任正非:这很难说。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这不现实。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这一步落后了,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 举一个例子,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中国还是马车,火车速度比马车快,轮船装货比马车多,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欧洲发展起来了。速度决定了成就。 所以,现在选择5G时,要选哪个设备最快,能够大带宽、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选择好的设备。我认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能够支撑网络,都可以选择的。至于怎么选?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要考虑速度,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 1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轮船和马车的竞赛上是赶上来了。就华为而言,你们是怎么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为什么美国在移动行业没有自己的公司了?中国采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任正非:首先,华为和爱立信、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5G汽车联盟)、5G-ACIA(5G工业自动化联盟)等组织,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人口数量很少,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我们和爱立信、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 Juha Matti Mantyla:之前,美国有很多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您觉得华为和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美国电信公司为什么会消亡?他们为什么没有竞争过华为和北欧的电信公司? 任正非: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WiMAX,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走出国门不被接受,财务状况就差了,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因此,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 1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赞赏过美国总统,说他在减税方面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也是华为公司层面以及您个人层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背后的总架构师。您对美国总统到底怎么看? 任正非: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把税降下来,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谁都不敢去投资,减掉的税谁来缴?没人来缴,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如果一边减税,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现在美国一边减税,一边进入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减税,逐步降低税赋,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 Philip Khokhar:但肯定有一些时候,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 任正非:首先,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第二,他竞选失败与成功,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 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不改变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 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首先,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那我们就会死亡。我们还不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脱离美国。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 16、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华为又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法律中有一段写到,必要的时候组织或者个人必须给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提供协助,这也是华为必须遵守的吗?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 17、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第一,要有超级计算系统;第二,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第三,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 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为什么经历了六、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大带宽的支撑,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 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很好的东西,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欧洲人口少、文化素质高,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所以,5G和人工智能,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华为与爱立信、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还没那么快。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自动化走到信息化,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所以,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 18、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正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二是,有一个矿山在东北,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因此,60万军人、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 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这时收益率增高,劳动回报增高,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象不到,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 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因为是地缘政治,矿是我们的、火车是我们的……,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支持欧洲的新企业、小企业创新发展,和欧洲实现共赢,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 19、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欧盟刚刚出台了网络安全的报告,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满意,美国方面很满意,您刚才提到也满意,因为中间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字。美国方面也表示报告字里行间暗示了公司的名字,您觉得欧盟网络安全的报告有没有暗指中国的公司?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第一,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第二,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不同国家、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 20、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您在早期加入中国解放军,并在离开后创立了华为这个商业帝国。您是否理解国外一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您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您是否需要两者选其一? 任正非:第一,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 第二,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我个人的股份最多,也不过1%左右。当然,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如果把利益都给我,大家都跑光,实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每人分一点股份,形成我们这种主义,可能就是“不三不四”主义,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员工资本主义。 21、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关于公司、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 任正非: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但是至今没否决过,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 22、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华为使用自研芯片有助于提升利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研芯片听上去成本非常高。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自研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与服务将如何影响华为未来的收入和利润? 任正非:第一,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物理、各种方程……在里面。华为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 第二,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今年手机要生产2.7亿部,这个产量很大,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Johan Nylander: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未来是否可能? 任正非: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23、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您个人对华为产品持什么看法?您会使用社交媒体吗?您是喜欢在线阅读新闻,还是喜欢通过传统纸媒阅读新闻?您是崇尚高科技还是更偏传统一些? 任正非:我也用社交媒体,也在网上看东西,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哪一点批评,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赶快告诉有关部门,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 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有很多骂公司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就把他提到机关来,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6个月,赋能充电后再回去,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就像罗马广场一样,大辩论、大批判,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其实这与美国一样,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你看特朗普很厉害,下面的人也在说他。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我也有习惯,每天看看网上跟帖,说我们好的,马上跳过去不看;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 吃完晚饭以后,我一般看一会新闻、走走路,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到一点钟左右睡觉,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实际是睡过了醒来,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 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所以,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 任正非:没有。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经历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了。特朗普拿棒子一打,大家都紧张了,要努力生产,努力“种地”,没有垮下去,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 24、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美国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因此,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 25、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有人说,您跟特朗普属于同一代人。如果特朗普说“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我想见一下任正非”,您会给他看什么? 任正非:可以给他看,我会拥抱他的。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参观我们展厅时,允许你们摄像、拍照。美联社参观时,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没有关系。如果想看我办公室,更欢迎他去看一看,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 26、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现在,5G有政治因素、网络安全因素掺杂其中。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之前表示,华为预计自己并不会很快从“实体清单”中移出。未来,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出现分裂,甚至是反全球化趋势?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仅仅一个华为公司,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 27、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丹麦,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可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对于目前丹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存在的这种恐惧,中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任正非: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由于思想比较自由,学术比较自由,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 我多次去过丹麦,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丹麦这样做,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效率很高、交税很多,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福利很好的国家。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企业不敢多雇工,就很难形成大企业,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所以,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企业轻装后多赚钱,然后多缴税,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可能进步更快一些。 28、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积累了这么多的权力和财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方面有没有对外界做出很好的解释? 任正非: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国家要修铁路、修公路、建电力网…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 第二,使人们受到教育。举一个例子,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B一样。经过这70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容易就业,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 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只要你讲话不过头,讲什么话不受限制。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中国正在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29、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关于华为“狼文化”的问题,华为以此闻名。多年前,我见过一些在华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那时华为还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只是一个挑战者。过去一年华为所面临的波折有没有让华为又找到原来作为一个挑战者的感觉?“狼文化”这种奋斗精神对华为内部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在你们进行全球竞争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正非:“狼文化”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说过,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第一,狼的嗅觉很敏感,很远的地方有肉,它都会跑过去,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第二,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而是一群狼去抢肉,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第三,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抢不到肉还要抢,甚至有时奋不顾身,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 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狼”,要向“狈”学习。狈很聪明,但狈的前腿很短,后腿很长,没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狼冲锋的时候,它看到方向错了,屁股一摆,狼就对准了方向。狼和狈结合起来,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汉语里“狼狈”这个词是负面的,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不喜欢进攻,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 “狼文化”是外面给我们取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狼”的文化。其实社会上起“狼文化”这个名字的时候,对华为是否定的,还有专家写文章说“狼很残忍,吃别人的肉”,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他都没有看过全文。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就流传开了。 Johan Nylander: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任正非:是加强了,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 30、芬兰《赫尔辛基日报》 Katriina Pajari:展望未来,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是来自非洲、亚洲这些地区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 31、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我来自瑞典,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将来能追上爱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 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多姿多彩。我们认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 Ulrika Bergsten:您刚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认为华为能够赶上爱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认为华为已经超越了爱立信,您觉得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第二,我们很开放,与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有合作,而且给他们很多经费。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术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与全世界合作,追赶世界,自知落后才会去努力争取。 32、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Philip Lote: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 任正非:没有。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他拒绝接受。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刚才您简单提及了中国政府和华为的关系。两三年前,我和诺基亚董事长有过一次交流,当时这位董事长提到华为给客户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资方面的条款,诺基亚是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他当时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说华为,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当时谈的话题是华为。有可能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出口信贷组织给华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全方位推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走向全球。所以,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这种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的设备,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对非洲、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贷款是给运营商,而不是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铁路,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几乎没钱。 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诺基亚和爱立信跟客户谈判合同的融资条款时,更加受制于像经合组织的规则或者其他规则,反而华为在和客户谈合同的融资条款时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们也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 34、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详情]

十年后6G可以开始商用?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
十年后6G可以开始商用?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

   原标题:任正非:遏制华为美国内部统一,已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撤准备 任正非接受访问。 10月21日,华为旗下心声社区官网发布该公司创始人、CEO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的纪要。 此次采访于10月16日在深圳进行。 谈及5G,任正非表示,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 他表示,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问及是否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他认为,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他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 谈及实体清单,任正非表示,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有一定担忧。“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任正非这么判断。 他认为,实体名单不撤销,封锁的只是华为公司,别的公司还是可以买美国东西的。华为的能量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还有很多不受制裁的公司,推动全球化的道路往前走。华为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颗小小的“米粒”,对社会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我更希望社会不要因为同情华为,就去和美国分裂,我们被打击了,别人没有受打击的就趁机好好发展。” 任正非表示,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华为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华为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谈及是否会想要超越或赶上美国,任正非称,“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以下为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任正非 :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1,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 :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 :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2,辰巳知二:关于中美贸易战的问题,目前中美贸易战没有看到具体会达成怎样的结果。您对这个怎么看? 任正非 :我认为,不会进入新冷战。随着美国不断封闭自己的过程,中国一步步加大开放,美国封闭一步,中国就更大开放一步。两个国家都想把自己封闭起来才会出现冷战,开放状态不会出现冷战。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如果它少了一部分市场,就会对它经济有影响。以汽车为例,中国现在汽车保有量是4亿辆,如果按照平均十年更新一次,每年对车的需求量在4000万-5000万辆。在汽车产业中,中国去年已经确定未来五年加大开放的时间表,汽车产业可以独资,可以不转让技术,而且五年关税在不断下降,最终会降到非常低。欧洲汽车是高档汽车,日本汽车是高质量汽车,中国人民非常欢迎、非常喜欢。美国汽车主要体现在车很大,耗油量很多,美国应该积极争取让中国人购买它的汽车,结果贸易战还使得它的汽车被加了25%的关税。美国汽车不加关税都很难与日本汽车竞争,加25%的关税后是不是更困难?如果美国政府过几年想明白过来再开放,中国市场已经让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占领完了。美国退出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它还是需要中国市场的。 这两天中国金融业有很大程度的开放。只要中国保持开放的姿态,全球化不可能分裂为两个群体。现在两国在贸易战上有一些争端,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的。中国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这些年中日之间也有矛盾,日本政府从来都是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政治上有冲突,但是经济上打得火热。相信明年中日关系会到一新高度,政治上暖和起来,经济上合作起来大发展。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3,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其实中美之间矛盾主要是高科技霸权争夺。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 :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4,辰巳知二:关于实体名单和中美关系提一个问题,假如说美国今后一直保持“实体名单”的话,是不是美国要实现与中国之间的脱钩?中国政府也有看法是不是美国要考虑与中国脱钩,您觉得中美之间的脱钩或者分割的形势今后会保持一定时间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美两国科技不会脱钩,还是要互相依存的。实体名单不撤销,封锁的只是华为公司,别的公司还是可以买美国东西的。华为的能量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还有很多不受制裁的公司,推动全球化的道路往前走。华为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颗小小的“米粒”,对社会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我更希望社会不要因为同情华为,就去和美国分裂,我们被打击了,别人没有受打击的就趁机好好发展。 辰巳知二:现在社会上有一个说法,假如真正进入新的冷战,中美之间真正脱钩,世界上会有两种经济圈:一个以中国为主的经济圈,一个是以美国为主的经济圈。如果按照您的说法,您认为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历史已经证明,封闭会导致落后,只有开放才能先进。少数政治家希望脱钩,但很多企业是不愿意脱钩的,因为脱钩了东西就会卖得少,怎么会接受呢?大家都想多卖一点飞机,多卖一点汽车,多卖一些电子部件,没有一个厂家说“我想少卖”。办企业的目的就是想多卖产品,只要有人想卖、有人想买,就脱不了钩。 5,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6,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7,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8,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甚至打压华为能打压未来中国发展,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9,辰巳知二:四天之前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10,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11,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美国国内对华为出口禁令以及实体名单问题国内意见相对比较统一,为什么美国国内关于这方面有一致的想法? 任正非:我认为他们政治家是统一的,没有说企业是统一的。 辰巳知二:美国有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现在两个党都有比较统一的看法,为什么政治家有比较统一的看法呢? 任正非:不知道。就像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到高峰时期,差点能买下全世界的时候,美国要压制一下日本。后来他们认为苏联的军事力量太强大,要打击一下苏联,导致苏联解体成十六个国家。现在美国认为中国又会像当年的日本和苏联一样,所以也想压一压中国,想让中国发展慢一些。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只有中国发展了,才会有更多的钱去买美国的飞机、美国的汽车、美国的粮食等各种产品,如果中国经济真垮了,也会把美国经济拖下来的。 12,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13,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14,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任正非:送你一个光碟,这个光碟是中国70周年国庆的联欢晚会,当时有几万人进行动漫式的联欢表演,是用我们的5G帮助电视台传送的。你们媒体很清楚,用传统的技术是拍不出这样的大场面,高质量、快速变动的几万人表演,什么都能看得清楚,没有任何卡顿,可以体会一下5G在广播电视的应用。我们看阅兵式时看到有些人背着一个小背包,那就是一个小小的基站,前面拿着摄像机,自己通过基站传到中央台去编辑。能拍到并传送这样的高质量画面,媒体人就很明白5G有什么用。 这是几万人的表演,变化很快的动漫,表达的主题就是“人民欢乐”。5G全是华为提供的。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辰巳知二: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或者欧美对国内信息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政府通过法规有可能接触到一些相关的信息。甚至有说法认为华为不可信和中国社会体系、中国社会制度有关。您怎么看? 任正非:我们是一个正直的商人,会履行为客户负责的精神,绝对不会有其他不正确的行为。 16,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17,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18,辰巳知二:中国政府正在推进“一带一路”政策,华为有没有参与或者支持“一带一路”呢? 任正非:华为没有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因为“一带一路”都是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卖的电子设备很小型,在“一带一路”里面没有合同。 19,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中美贸易战对员工数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20,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21,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明年习主席会访问日本,有没有考虑习主席访日期间您也可以一起来日本呢? 任正非:我随时都想去日本。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 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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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美内部统一遏制华为 做实体清单长期不撤准备
任正非:美内部统一遏制华为 做实体清单长期不撤准备

  任正非:遏制华为美国内部统一,已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撤准备 任正非接受访问。 10月21日,华为旗下心声社区官网发布该公司创始人、CEO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的纪要。 此次采访于10月16日在深圳进行。 谈及5G,任正非表示,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 他表示,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问及是否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他认为,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他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 谈及实体清单,任正非表示,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有一定担忧。“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任正非这么判断。 他认为,实体名单不撤销,封锁的只是华为公司,别的公司还是可以买美国东西的。华为的能量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还有很多不受制裁的公司,推动全球化的道路往前走。华为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颗小小的“米粒”,对社会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我更希望社会不要因为同情华为,就去和美国分裂,我们被打击了,别人没有受打击的就趁机好好发展。” 任正非表示,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华为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华为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谈及是否会想要超越或赶上美国,任正非称,“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以下为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任正非 :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1,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 :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 :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2,辰巳知二:关于中美贸易战的问题,目前中美贸易战没有看到具体会达成怎样的结果。您对这个怎么看? 任正非 :我认为,不会进入新冷战。随着美国不断封闭自己的过程,中国一步步加大开放,美国封闭一步,中国就更大开放一步。两个国家都想把自己封闭起来才会出现冷战,开放状态不会出现冷战。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如果它少了一部分市场,就会对它经济有影响。以汽车为例,中国现在汽车保有量是4亿辆,如果按照平均十年更新一次,每年对车的需求量在4000万-5000万辆。在汽车产业中,中国去年已经确定未来五年加大开放的时间表,汽车产业可以独资,可以不转让技术,而且五年关税在不断下降,最终会降到非常低。欧洲汽车是高档汽车,日本汽车是高质量汽车,中国人民非常欢迎、非常喜欢。美国汽车主要体现在车很大,耗油量很多,美国应该积极争取让中国人购买它的汽车,结果贸易战还使得它的汽车被加了25%的关税。美国汽车不加关税都很难与日本汽车竞争,加25%的关税后是不是更困难?如果美国政府过几年想明白过来再开放,中国市场已经让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占领完了。美国退出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它还是需要中国市场的。 这两天中国金融业有很大程度的开放。只要中国保持开放的姿态,全球化不可能分裂为两个群体。现在两国在贸易战上有一些争端,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的。中国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这些年中日之间也有矛盾,日本政府从来都是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政治上有冲突,但是经济上打得火热。相信明年中日关系会到一新高度,政治上暖和起来,经济上合作起来大发展。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3,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其实中美之间矛盾主要是高科技霸权争夺。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 :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4,辰巳知二:关于实体名单和中美关系提一个问题,假如说美国今后一直保持“实体名单”的话,是不是美国要实现与中国之间的脱钩?中国政府也有看法是不是美国要考虑与中国脱钩,您觉得中美之间的脱钩或者分割的形势今后会保持一定时间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美两国科技不会脱钩,还是要互相依存的。实体名单不撤销,封锁的只是华为公司,别的公司还是可以买美国东西的。华为的能量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还有很多不受制裁的公司,推动全球化的道路往前走。华为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颗小小的“米粒”,对社会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我更希望社会不要因为同情华为,就去和美国分裂,我们被打击了,别人没有受打击的就趁机好好发展。 辰巳知二:现在社会上有一个说法,假如真正进入新的冷战,中美之间真正脱钩,世界上会有两种经济圈:一个以中国为主的经济圈,一个是以美国为主的经济圈。如果按照您的说法,您认为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历史已经证明,封闭会导致落后,只有开放才能先进。少数政治家希望脱钩,但很多企业是不愿意脱钩的,因为脱钩了东西就会卖得少,怎么会接受呢?大家都想多卖一点飞机,多卖一点汽车,多卖一些电子部件,没有一个厂家说“我想少卖”。办企业的目的就是想多卖产品,只要有人想卖、有人想买,就脱不了钩。 5,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6,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7,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8,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甚至打压华为能打压未来中国发展,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9,辰巳知二:四天之前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10,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11,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美国国内对华为出口禁令以及实体名单问题国内意见相对比较统一,为什么美国国内关于这方面有一致的想法? 任正非:我认为他们政治家是统一的,没有说企业是统一的。 辰巳知二:美国有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现在两个党都有比较统一的看法,为什么政治家有比较统一的看法呢? 任正非:不知道。就像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到高峰时期,差点能买下全世界的时候,美国要压制一下日本。后来他们认为苏联的军事力量太强大,要打击一下苏联,导致苏联解体成十六个国家。现在美国认为中国又会像当年的日本和苏联一样,所以也想压一压中国,想让中国发展慢一些。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只有中国发展了,才会有更多的钱去买美国的飞机、美国的汽车、美国的粮食等各种产品,如果中国经济真垮了,也会把美国经济拖下来的。 12,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13,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14,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任正非:送你一个光碟,这个光碟是中国70周年国庆的联欢晚会,当时有几万人进行动漫式的联欢表演,是用我们的5G帮助电视台传送的。你们媒体很清楚,用传统的技术是拍不出这样的大场面,高质量、快速变动的几万人表演,什么都能看得清楚,没有任何卡顿,可以体会一下5G在广播电视的应用。我们看阅兵式时看到有些人背着一个小背包,那就是一个小小的基站,前面拿着摄像机,自己通过基站传到中央台去编辑。能拍到并传送这样的高质量画面,媒体人就很明白5G有什么用。 这是几万人的表演,变化很快的动漫,表达的主题就是“人民欢乐”。5G全是华为提供的。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辰巳知二: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或者欧美对国内信息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政府通过法规有可能接触到一些相关的信息。甚至有说法认为华为不可信和中国社会体系、中国社会制度有关。您怎么看? 任正非:我们是一个正直的商人,会履行为客户负责的精神,绝对不会有其他不正确的行为。 16,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17,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18,辰巳知二:中国政府正在推进“一带一路”政策,华为有没有参与或者支持“一带一路”呢? 任正非:华为没有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因为“一带一路”都是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卖的电子设备很小型,在“一带一路”里面没有合同。 19,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中美贸易战对员工数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20,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21,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明年习主席会访问日本,有没有考虑习主席访日期间您也可以一起来日本呢? 任正非:我随时都想去日本。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 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任正非:中美经济不会进入新冷战 美需要中国市场
任正非:中美经济不会进入新冷战 美需要中国市场

  原标题:任正非:遏制华为美国内部统一,已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撤准备 任正非接受访问。 10月21日,华为旗下心声社区官网发布该公司创始人、CEO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的纪要。 此次采访于10月16日在深圳进行。 谈及5G,任正非表示,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 他表示,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问及是否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他认为,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他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 谈及实体清单,任正非表示,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有一定担忧。“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任正非这么判断。 他认为,实体名单不撤销,封锁的只是华为公司,别的公司还是可以买美国东西的。华为的能量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还有很多不受制裁的公司,推动全球化的道路往前走。华为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颗小小的“米粒”,对社会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我更希望社会不要因为同情华为,就去和美国分裂,我们被打击了,别人没有受打击的就趁机好好发展。” 任正非表示,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华为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华为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谈及是否会想要超越或赶上美国,任正非称,“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以下为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任正非 :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1,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 :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 :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2,辰巳知二:关于中美贸易战的问题,目前中美贸易战没有看到具体会达成怎样的结果。您对这个怎么看? 任正非 :我认为,不会进入新冷战。随着美国不断封闭自己的过程,中国一步步加大开放,美国封闭一步,中国就更大开放一步。两个国家都想把自己封闭起来才会出现冷战,开放状态不会出现冷战。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如果它少了一部分市场,就会对它经济有影响。以汽车为例,中国现在汽车保有量是4亿辆,如果按照平均十年更新一次,每年对车的需求量在4000万-5000万辆。在汽车产业中,中国去年已经确定未来五年加大开放的时间表,汽车产业可以独资,可以不转让技术,而且五年关税在不断下降,最终会降到非常低。欧洲汽车是高档汽车,日本汽车是高质量汽车,中国人民非常欢迎、非常喜欢。美国汽车主要体现在车很大,耗油量很多,美国应该积极争取让中国人购买它的汽车,结果贸易战还使得它的汽车被加了25%的关税。美国汽车不加关税都很难与日本汽车竞争,加25%的关税后是不是更困难?如果美国政府过几年想明白过来再开放,中国市场已经让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占领完了。美国退出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它还是需要中国市场的。 这两天中国金融业有很大程度的开放。只要中国保持开放的姿态,全球化不可能分裂为两个群体。现在两国在贸易战上有一些争端,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的。中国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这些年中日之间也有矛盾,日本政府从来都是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政治上有冲突,但是经济上打得火热。相信明年中日关系会到一新高度,政治上暖和起来,经济上合作起来大发展。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3,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其实中美之间矛盾主要是高科技霸权争夺。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 :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4,辰巳知二:关于实体名单和中美关系提一个问题,假如说美国今后一直保持“实体名单”的话,是不是美国要实现与中国之间的脱钩?中国政府也有看法是不是美国要考虑与中国脱钩,您觉得中美之间的脱钩或者分割的形势今后会保持一定时间吗? 任正非:我认为,中美两国科技不会脱钩,还是要互相依存的。实体名单不撤销,封锁的只是华为公司,别的公司还是可以买美国东西的。华为的能量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还有很多不受制裁的公司,推动全球化的道路往前走。华为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颗小小的“米粒”,对社会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我更希望社会不要因为同情华为,就去和美国分裂,我们被打击了,别人没有受打击的就趁机好好发展。 辰巳知二:现在社会上有一个说法,假如真正进入新的冷战,中美之间真正脱钩,世界上会有两种经济圈:一个以中国为主的经济圈,一个是以美国为主的经济圈。如果按照您的说法,您认为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历史已经证明,封闭会导致落后,只有开放才能先进。少数政治家希望脱钩,但很多企业是不愿意脱钩的,因为脱钩了东西就会卖得少,怎么会接受呢?大家都想多卖一点飞机,多卖一点汽车,多卖一些电子部件,没有一个厂家说“我想少卖”。办企业的目的就是想多卖产品,只要有人想卖、有人想买,就脱不了钩。 5,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6,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7,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8,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甚至打压华为能打压未来中国发展,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9,辰巳知二:四天之前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10,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11,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美国国内对华为出口禁令以及实体名单问题国内意见相对比较统一,为什么美国国内关于这方面有一致的想法? 任正非:我认为他们政治家是统一的,没有说企业是统一的。 辰巳知二:美国有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现在两个党都有比较统一的看法,为什么政治家有比较统一的看法呢? 任正非:不知道。就像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到高峰时期,差点能买下全世界的时候,美国要压制一下日本。后来他们认为苏联的军事力量太强大,要打击一下苏联,导致苏联解体成十六个国家。现在美国认为中国又会像当年的日本和苏联一样,所以也想压一压中国,想让中国发展慢一些。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只有中国发展了,才会有更多的钱去买美国的飞机、美国的汽车、美国的粮食等各种产品,如果中国经济真垮了,也会把美国经济拖下来的。 12,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13,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14,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任正非:送你一个光碟,这个光碟是中国70周年国庆的联欢晚会,当时有几万人进行动漫式的联欢表演,是用我们的5G帮助电视台传送的。你们媒体很清楚,用传统的技术是拍不出这样的大场面,高质量、快速变动的几万人表演,什么都能看得清楚,没有任何卡顿,可以体会一下5G在广播电视的应用。我们看阅兵式时看到有些人背着一个小背包,那就是一个小小的基站,前面拿着摄像机,自己通过基站传到中央台去编辑。能拍到并传送这样的高质量画面,媒体人就很明白5G有什么用。 这是几万人的表演,变化很快的动漫,表达的主题就是“人民欢乐”。5G全是华为提供的。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辰巳知二: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或者欧美对国内信息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政府通过法规有可能接触到一些相关的信息。甚至有说法认为华为不可信和中国社会体系、中国社会制度有关。您怎么看? 任正非:我们是一个正直的商人,会履行为客户负责的精神,绝对不会有其他不正确的行为。 16,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17,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18,辰巳知二:中国政府正在推进“一带一路”政策,华为有没有参与或者支持“一带一路”呢? 任正非:华为没有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因为“一带一路”都是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卖的电子设备很小型,在“一带一路”里面没有合同。 19,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中美贸易战对员工数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20,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21,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明年习主席会访问日本,有没有考虑习主席访日期间您也可以一起来日本呢? 任正非:我随时都想去日本。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 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任正非:日本拉面非常好吃,自己喜欢干活和看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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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作者:任正非 来源: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2019年10月16日 任正非: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是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辰巳知二: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员工数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任正非:我的一票否决权去年到期了,但还是决定保留
任正非:我的一票否决权去年到期了,但还是决定保留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作者:任正非 来源: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2019年10月16日 任正非: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是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辰巳知二: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员工数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任正非:5G和AI结合将推动社会大进步,我不敢想象
任正非:5G和AI结合将推动社会大进步,我不敢想象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作者:任正非 来源: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2019年10月16日 任正非: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是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辰巳知二: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员工数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任正非:华为在5G上只是暂时领先 6G使用要到十年后
任正非:华为在5G上只是暂时领先 6G使用要到十年后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作者:任正非 来源: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2019年10月16日 任正非: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是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辰巳知二: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员工数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有没有想过华为要超越美国?任正非回应
有没有想过华为要超越美国?任正非回应

   吴晓波:任正非曾“诅咒”自己:失败一定会到来?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作者:任正非 来源: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2019年10月16日 任正非: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是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辰巳知二: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员工数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任正非:不担心实体清单对华为的生存构成威胁
任正非:不担心实体清单对华为的生存构成威胁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作者:任正非 来源: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2019年10月16日 任正非: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是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辰巳知二: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员工数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任正非:不赞成完全自力更生 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
任正非:不赞成完全自力更生 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作者:任正非 来源: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2019年10月16日 任正非: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是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辰巳知二: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员工数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任正非: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任正非: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作者:任正非 来源: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 2019年10月16日 任正非:感谢你们光临。首先对“海贝斯”台风袭击日本表示同情,也对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对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吉野彰历时38年默默无闻的研究精神值得华为学习,如果我国科学家也能38年孜孜不倦钻研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国家做得更好。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日本人民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很乐意接受你们采访,你们可以任意提问题,不要怕太尖锐。 辰巳知二,共同社中国总局局长:感谢任总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我第一次见到华为人是2012年在上海,当时我负责上海支部的工作。我参加了华为上研所在上海的发布会,当时完全不了解华为公司,第一次认识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 之后有幸有机会和华为人一直沟通交流。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华为总部媒体事务部长是Scott,是一位美国人,当时华为正好开发了手机样机,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做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关注华为,一直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任总。今天看到华为手机在全球都受到欢迎,也实现了采访任总的梦想,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多关照。 任正非:非常高兴你参观了我们的上海研究所。做手机是我们一个偶然的决定,当时把3G卖向世界的时候,没有手机,系统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学着做手机。最早的3G手机有多大?日本丰田考斯特,一辆考斯特只能装一个手机,也就是说各个部件加起来装满一辆考斯特,在上海马路上转,来测试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这部“考斯特手机”做小,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走了十几年漫长的道路。在手机上,早期我们应该是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现在开始有点成功,并不等于很成功,所以我们还得努力。 我们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公司在手机上有很好的合作。日本人民最大特点是擅长把很多东西做得非常精致,手机要做得非常小,这是日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资,加强跟日本公司合作。 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关系。中国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日本有非常优秀的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制造工艺,双方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很好的产品。我一直期望中、日、韩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三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中日韩是一个工业性的自由贸易区,缺少农产品,东盟就说“我也加入进来,我能提供农产品,我买你的工业品”,这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会和东盟结合起来。欧洲说“你们这么大板块,这么多人口,我们也想进来卖一卖东西”,欧盟也会加入到贸易区里面来。如果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农业自贸区,再加上欧盟的贸易区加入,缺少什么?能源。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说“你们这么多人,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给你们运过来”,这样就形成欧亚大板块,一定可以支撑我们摆脱经济衰退的危机。但是这里最关键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可以在这个区域起到核心的连接作用。我非常寄希望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和安倍首相能达成非常好的共识。 辰巳知二:现在谈到5G,现在哪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的IT领域呢?应该是华为。您认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霸权争夺说法,您赞成这个看法吗? 任正非:我不赞成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有一定的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辰巳知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很多日企有这样的口号:作为一家企业要赶上美国、超越美国。任总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华为要超越或者赶上美国? 任正非:只能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某一个公司,不可能超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多么强大,有多么丰厚的科技资源,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个方面有一点突破,这是有可能的。 辰巳知二:关于5G和未来通信的问题,现在全球进入5G时代,甚至对5G之后的6G也在考虑,中国或者华为在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在5G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任正非:在5G上,由于华为投入早、投入力量大,我们暂时有些领先,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在同步启动研究6G,因为6G使用的是高频,带宽很宽、覆盖很弱,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主力,6G的使用可能要到十年以后。我们在5G上的成功也离不开日本公司的贡献,我们还是会继续大量采购日本器件。 辰巳知二:您刚才说6G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您的意思是十年以后6G就可以开始商用了? 任正非:也许还会更快一些,这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像日本这样光纤通信非常发达的国家,如果6G只作为一个接入系统,而不作为一个无线的移动通信市场,6G可能会提前得到使用。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们现在很担心5G这么大的带宽都用不完,还要谋求更大的带宽,是否会更用不完?还是要根据5G在社会的真实使用情况,才能判断人们对带宽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会增加,新技术一定是人们有需求才能得到应用,超前人们需求的技术没有人用,很容易被饿死。 辰巳知二:现在说5G和AI是强相关的关系,如果说6G,6G时代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现在4G时代这么普遍用手机了,您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任正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我不可想象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不要忘记,几年前或者更早期,你们当记者很痛苦,用64K的电信系统传递信息需要两天两夜,现在一秒钟就传过去了。那时我们上网要在家里把电话线接进去,乔布斯一个发明实现了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个发明就带来这么大影响。所以,5G、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一定会推动社会很大进步,但是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想象不到。 辰巳知二:您认为在未来5G、AI时代,有可能发现乔布斯移动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创新或者发明,有可能华为来做这样的发明?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比乔布斯的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个发明不一定是华为。 辰巳知二:您提到5G、6G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您认为华为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助力于5G、6G方面的普及吗? 任正非:海量数据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传送和疏导。华为还是注重于信息流量的疏导、分发、存储和处理,不会离开这几个环节。 辰巳知二:全球普遍认为华为在技术方面很强大,甚至可以牵引全球技术方面的各种发展。现在有一种看法,美国之所以攻击华为,是现在需要衰弱华为实力打压华为,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从打压角度出发,其实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员工害怕公司死亡,就拼命努力工作,使得我们前三季度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4.4%。从这点来看,打压不能遏制一个人的努力。 辰巳知二:中美之间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例如本来预定10月15日开始提升关税推迟了,以及农产品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这次贸易谈判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华为的出口禁令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任正非:我认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美国政府谁都不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的,要求改变禁令不太可能。如果美国议会中有哪个议员出来为华为说话,一定会被其他议员指责的。在遏制华为的问题上,美国内部还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 辰巳知二:采访之前看了田涛老师写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书中提到任总在2003年时就预计到未来华为和欧美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您认为现在发生的冲突是当时2003年预想到的冲突吗?从2003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其中华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任正非:实际上,今天产生的冲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本身已有瓦森纳协定和00类物资的管理,已经控制美国技术不能被它国用于军用。我们属于给民用企业做商品,当年担心美国扩大控制清单的范围,我们买不到零部件,才自己去做了一些专用部件。今天看来,我们远远没有想象到美国打击会有如此厉害和严重,我们要承受这么大一根棒子,还是很沉重的。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实体名单”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又提到华为今后会助力普及5G,甚至保守一点看法十年后看到6G的未来。关于5G和6G的发展,这次美国打压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华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负面影响? 任正非:我们要更多投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弥补我们从世界上买不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困难,保持跟着世界同步跑的步伐。 辰巳知二:即使以后美国对华为长期不出口相关部件和技术,华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步伐成长? 任正非:美国不出口,还有欧洲、日本……很多国家。 辰巳知二:您刚才提到基础研究或者理论性研究,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停止和华为关于研究方面的合作,这会不会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有影响? 任正非: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学,不只是美国才有好大学。 辰巳知二:现在美国有各种技术或者产品,例如一些半导体、操作系统,例如美国Google的产品、高通的芯片,您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东西,5G还是可以照样继续发展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脱钩或者分离,虽然美国可能没有试图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未来只有中国拥有的技术或者只有美国拥有的技术,实现两个技术圈子,甚至存在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圈子,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任正非:不会。如果高通所做的芯片与华为做的芯片不能互通,那一个人就要带两个手机。你看,过去手机导出文件非常困难,现在非常快,就是因为有统一标准。因此,两个标准、三个标准是迟滞了世界的进步,个别政治家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人们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 木梨孝亮,共同社上海支局局长: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早上德国正式宣布德国在5G上不会排除华为,您怎么看?第二,日本政府在很早期的阶段要决定排除华为,而且并没有通过验证得出的结果,一开始就要排除华为,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德国以及欧盟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对所有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而不是任意排除厂家参与5G建设。对欧洲数字主权战略,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财富是矿产、农产品……,与拥有多少土地有很大关系,这叫地缘政治。信息系统的数据没有国界,可以在世界上各处飞扬,如果国家确定了数字主权,就是在信息财富上建立了国家的主权。我们非常支持、拥护德国和欧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操作方式是,一个企业事先要承诺不做坏事,事后再审计是不是干了坏事,如果什么坏事都没干,就是一家好公司,这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主观论断来进行判定。 第二,至于日本政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客户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是卖商品的。不能因为是爱马仕,就要求人人都必须买。 辰巳知二:关于华为在日本手机市场的情况,华为智能手机在日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假如说未来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操作系统,日本人民不一定选用今后出来的新款华为手机,我作为个人用户也是非常担心这一点。华为有没有什么对策或者看法? 任正非:我们能理解有些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选择华为手机,但是我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 辰巳知二:努力的方向是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使它的生态圈得到发展吗? 任正非: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一定能做到这点,但我们努力吧。 辰巳知二:未来会普及5G及6G网络,是不是5G与6G的终端会同步出现呢? 任正非:是的。 辰巳知二:我个人用的终端比较多的是手机、平板电脑、PC机电脑,未来终端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看到没有看过的终端? 任正非:会的,将来的终端是非常多的,而且所有都可以连通的,不用重新导入。软件怎么给人们体验呢?就是靠终端。因为软件是摸不到、抓不住的,要靠终端,终端将来也会是五花八门,不仅仅是手机。 辰巳知二:未来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常驻是1997年到2000年时间,有一个电视台员工说,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会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东西,拍了视频之后会传到另外一台手机,当时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嘲笑他,但是过了十年都实现了。 15、辰巳知二:美国会指责华为通信设备可能会盗窃一些信息,甚至于以这个为理由向华为实施一系列制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美国提出具体证据。请问美国有没有向任总直接提出过他们拿到的证据呢? 任正非:应该说,华为公司这十几年来受到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会怀疑我们,每个情报机构都会盯着我们,有问题早发现了。华为的IT网络“城墙”是用“美国砖”修的,不防美国,不防其他国家,只防恶性竞争对手偷我们技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 木梨孝亮:如果没记错,您应该在10月25日迎来75岁生日,任总虽然是一个超级人物,毕竟还没有实现不老不死,您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了?有没有明确定下来哪位是接班人?如果没有定下来对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为了保持华为的领先地位,对接班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任正非:我们公司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可以把我在股东大会上的讲话稿发给你们,那个稿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我实际上没有具体操作层面的权力,我拥有的是一个否决权,但我就没有否决过。本来去年底否决权就到期了,我们担心出现突发事件后所有员工一表决,企业就走歪了,所以继续保留了否决权。但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否决,也不是由我家人来继承,而是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拥有否决权,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辰巳知二:刚才提到家人的事情,现在在加拿大的孟总有没有新的情况? 任正非:还是按照司法程序,一步步来解决。 辰巳知二:华为员工数最新的数据是全球共有18.8万人,员工数会不会减少? 任正非:员工数已经增加到19.4万人了,增加了几千人。因为我们要补很多“洞”,还需要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辰巳知二:新员工招聘不仅限于国内? 任正非:全球。 辰巳知二:华为公司在全球进行招聘,有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地区?比如说印度这些国家理工科特别强,有没有特别加强力度? 任正非:我们没有太大限制,有限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人与我们接触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而且一接触以后就被认为可能有美国成分,它就要插手进来。所以,没有录用美国这些优秀人才,这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限制。 辰巳知二:美国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以及在硅谷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的优秀华人或者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打压。有没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加入华为公司? 任正非:如果是中国国籍的留学生,是可以的;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是受限制的,包括持有美国绿卡,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 辰巳知二:任总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得到手的是什么? 任正非:还是信任,希望世界更多人能给我们信任。我频繁与媒体会见,其实就是想通过你们传递一种信息,让社会了解我们,去掉我们神秘的面纱。本来我们没有面纱,但是大家故事化以后,把我们蒙上了一层面纱。 辰巳知二: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单独采访任总的日本媒体,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您这次跟我们坦白直率地交流,是不是代表您对日本有很大期望? 任正非:我对日本从来都有很大希望。我女儿第二外国语的首选是日语,第三外国语是法语。 辰巳知二:听说您不仅为工作来日本,个人也经常访问日本? 任正非:是的,去旅游。 辰巳知二:您在日本具体喜欢什么地方? 任正非:太多了,日本我基本走遍了,从九州到北海道,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走遍了。我常给大家讲,日本是世界上极致的旅游地,并不需要指定到某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山村就可以住很长时间,因为每个山村都非常干净,拉面非常好吃。 辰巳知二:任总有没有一些兴趣爱好呢? 任正非:干活,看电视剧。 辰巳知二:您个人访问日本会不会有安全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没有担心。 22、木梨孝亮:华为公司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员工达到19.4万,现在看到华为公司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人的成员,或者看全球各地当地办事处,当地子公司很大部分高管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地高管比较少。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或者当地子公司引入更多的本地高管人才,这样是不是能进一步实现华为的公开透明? 任正非:本地的高管人才已经很多了,我们有三万多外籍员工,在基层子公司董事会的外籍员工也很多。在总公司董事会,最主要还是要有资历,如果外籍员工不是从华为基层一层层干上来,那么进入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没有权力。因为董事会成员全是自己打上来的,不是我任命的,他们自己有“山头”,就占了一个位置。因此,外籍员工也需要像这样打上来,才能占据位置,我们对外籍员工是很开放的。技术FELLOW有2/3是外籍员工。 辰巳知二: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采访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听到您一些直率坦白的回答,有很大意义。非常感谢![详情]

任正非:不能安于堕怠 必须长期保持奋斗的活力
任正非:不能安于堕怠 必须长期保持奋斗的活力

   在接受CNBC专访时,任总表示: · 关于实体清单的影响:我们比今年的计划下降可能不超过100亿美金,随着时间进程,我们充满了信心。 · 关于学到的教训:不能安于堕怠,不能安于平庸,必须长期保持奋斗的活力,让组织充满活力 · 关于操作系统:我们不会有能力不足的问题,肯定有能力做到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将来不会替代安卓,要支持安卓的发展。 · 关于创新:我们的创新步伐加快了,在两年内,我们的飞机能完全修复,三年后,我们能看到一架全新的飞机,能够飞的更快 · 关贸易战:我们不愿意为我们牺牲国家的利益,主要还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 关于未来:我觉得(美国)短期内不会把华为从实体清单移除,但我们还是持开放心态,禁止所有美国产品是对美国不利的[详情]

任正非:将来不会替代安卓 要支持安卓的发展
任正非:将来不会替代安卓 要支持安卓的发展

   来源:华为心声社区 在接受CNBC专访时,任总表示: · 关于实体清单的影响:我们比今年的计划下降可能不超过100亿美金,随着时间进程,我们充满了信心。 · 关于学到的教训:不能安于堕怠,不能安于平庸,必须长期保持奋斗的活力,让组织充满活力 · 关于操作系统:我们不会有能力不足的问题,肯定有能力做到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将来不会替代安卓,要支持安卓的发展。 · 关于创新:我们的创新步伐加快了,在两年内,我们的飞机能完全修复,三年后,我们能看到一架全新的飞机,能够飞的更快 · 关贸易战:我们不愿意为我们牺牲国家的利益,主要还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 关于未来:我觉得(美国)短期内不会把华为从实体清单移除,但我们还是持开放心态,禁止所有美国产品是对美国不利的[详情]

任正非:谷歌愿意跟华为合作 就看美国政府是否批准
任正非:谷歌愿意跟华为合作 就看美国政府是否批准

  原标题:任正非:谷歌也愿意跟华为合作 就看美国政府是否批准 来源:C114中国通信网 谈及华为自研的鸿蒙操作系统是否有可能会替代安卓系统这一问题时,华为创始人、总裁任正非近日接受美国CNBC专访时表示:“我们不会有能力不足的问题,肯定有能力做到我们想做的事情。但我们将来不会替代安卓,要支持安卓的发展。”[详情]

任正非:华为今年收入预期下降不超100亿美元
任正非:华为今年收入预期下降不超100亿美元

   来新浪理财大学,听吴晓波领读《激荡十年,水大鱼大》,看任正非为何“诅咒”自己,失败一定会到来? 原标题:任正非:华为今年收入预期下降不超100亿美元 cnBeta 谈及实体清单对于华为今年收入的影响时,华为创始人、总裁任正非近日接受美国CNBC专访时表示:“我们比今年的计划下降可能不超过100亿美金,对我们的打击和影响大大缩小。”据了解,今年年初华为制订的销售计划是到1350亿美元,而在遭遇美国禁令、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后,华为预计其收入今年可能下降到100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比今年原计划收入预期下降300亿美元左右。[详情]

任正非说到做到:华为正与美企谈判 授权转让5G技术
任正非说到做到:华为正与美企谈判 授权转让5G技术

  突发!任正非说到做到!华为正与美企谈判,授权转让5G技术!更有40万套设备发往全球 来源:中国基金报 说到做到,华为又有大动作! 今年9月,华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任正非曾抛出一个惊人的提议:可以向西方公司出售华为的5G技术,从而“制造”一个能在5G上与华为竞争的对手。 现在看来,这并非说说而已。据路透社最新报道,华为正在与几家美国电信公司就5G技术授权进行早期谈判。 华为正与美企进行5G技术授权谈判 10月19日,环球时报援引路透社报道称,华为公司一位高管周五透露,华为正在与几家美国电信公司就其5G网络技术的授权进行早期谈判。 华为高级副总裁兼董事彭博说,有几家公司对长期交易或一次性转移的方式表示了兴趣,但拒绝透露这些公司的名称和数量。 彭博在本周访问华盛顿时表示:“有一些公司在和我们谈判,但要真正敲定一切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他说,虽然对方表现出了兴趣,但对话才进行了几周,还没有达到细节层面。 据悉,在5G领域,目前还没有美国本土的供应商出现,而欧洲的爱立信(Ericsson)和诺基亚(Nokia)的价格普遍较贵。 报道称,彭博本人拒绝预测是否会签署任何协议。不过他说,在从华为一次性转移后,持续改进平台所需的研发投资对这些公司来说将是非常昂贵的。自2009年以来,华为已经花费数十亿美元开发其5G技术。 9月首次提及向西方企业出售5G技术 任正非首次公开表态可以向西方企业出售5G技术,是在9月10日接受《经济学人》杂志采访的时候。 (图片来源:华为心声社区) 当时,面对记者提出的“有没有考虑在重建信任方面提出一些激进的方案,比如说把中国市场外的部分5G业务卖给其他公司”,任正非直言,技术可以许可转让给西方国家,不是部分,可以是全部。 任正非表示,华为的理想是“为全人类提供服务,努力攀登科学高峰”,有更多人来一起完成,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同时任正非补充道,技术和工艺都可以许可给西方企业,他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再研发。不过他强调,转让的只是技术秘密,不可能连员工都转让了。 对于合作伙伴、转让金额和技术范围,任正非当时表示,“从来没有人跟我谈到过这个事,我也不知道哪些公司可以。”“没有数字,你们刚提出来,我还没有算账。”“我说不出来金额范围,技术范围可以讨论。” 至于转让后技术是否会存在安全问题,任正非称,当我们把技术全部转让以后,他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去修改代码,修改代码以后,相当于对我们屏蔽了,对世界也屏蔽了。美国5G是独立的5G,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它的安全就是管住美国公司。不是我们公司在美国卖5G,而是美国公司在美国卖自己的5G。 任正非多次回应转让5G技术 任正非的这一大胆想法提出后,备受舆论关注。此后,华为在多次采访中进行了回应。 9月19日任正非在接受美国《财富》杂志采访时表示,华为愿毫无保留地把5G全套技术许可给美国公司,这件事情对华为是有利的。“一方面缓和了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增加了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如果不强,华为公司也会衰落。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持有完全开放的态度。” (图片来源:华为心声社区) 同时任正非也表示,给予5G许可,不等于华为自己不做。“我们希望西方能缩短往前走的平台路径,所以许可其他公司完整拿到我们的技术。对于6G研究,我们也是领先世界的,但是我们判断6G十年以后才会开始投入使用。因此,转让技术不是前进的终结,获得资金以后会更大踏步前进。” 此外在9月26日与英美两位人工智能专家的一场对话上,任正非在回答有关授权5G技术时说,华为不是授权给所有西方公司,只是授权给一家西方公司,“让一家公司获得我们的许可,这样才有规模化的市场给它支撑。” (图片来源:第一财经) 他补充道,“我们觉得这一家公司应该是美国公司,因为欧洲有自己的5G,韩国和日本也有自己的东西,它们应该在改进和发展过程中去调整。美国现在缺了这个东西,我们应该独家许可给美国公司,它可以在全世界跟我们竞争。” 任正非解释道,相关许可将涵盖华为的5G技术,包括源代码、硬件、软件、验证、生产和制造专有技术等,如果需要,还可以授权芯片组设计。 华为已签订60多个5G 商用合同 10月16日,华为刚刚发布了2019年三季度经营业绩。截至三季度,华为实现销售收入610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4.4%;净利润率8.7%。 在运营商业务方面,随着全球5G商用规模部署加速,华为联合众多领先运营商发布了5G“超级上行”、智简承载网等创新解决方案,联合众多产业伙伴成立5G确定性网络产业联盟及产业创新基地等,使能运营商创新增长。 截至三季度,华为已和全球领先运营商签定了60多个5G商用合同,40多万个5G Massive MIMO AAU发往世界各地。光传输、数据通信、IT等生产供应情况平稳增长。 近日在2019全球移动宽带论坛期间,华为常务董事、运营商BG总裁丁耘指出,个人、家庭和垂直行业对5G的需求真实而迫切,5G已在全球规模部署。运营商可加速发展当期可商用的业务,从而变现5G技术红利,实现5G商业成功。 丁耘指出,移动通信产业30年以来,5G首次实现一年内标准、频谱和终端等基本要素全面成熟齐备。2019年初韩国率先实现5G成功商用,产生了积极示范作用。同年,中国成为第一波规模商用部署的国家,首期约80万站的建设规模带来产业利好。 “5G建设正当时,全球运营商竞先加速建设5G网络,当前已有56个运营商实现5G网络部署,40个运营商正式推出了5G服务。截至目前华为已获得60多个5G商用合同,5G AAU模块发货超过40万个。”丁耘说道。 华为欢迎德国 为5G供应商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2019年4月3日,在德国汉诺威工博会上,一名参观者手持华为展区展出的一个5G小基站。(新华社记者单宇琦摄) 据新华社报道华为公司16日发表声明,对德国政府为5G网络供应商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的做法表示欢迎,称赞“这种基于事实和标准的做法,对解决全球网络安全挑战有着极佳的示范意义”。 德国政府15日发布了5G移动网络安全准则草案,敦促运营商提高安全水平,并规定德国信息技术安全局有责任对5G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但没有将特定企业排除在外。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赛贝特表示,德方始终坚持一种态度,即不会“先入为主”地排除任何企业参与德国5G建设。 华为公司在声明中说,一个充分竞争的数字基础设施市场,将为德国产业数字化升级、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驱动力,也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先进、便捷的信息服务与体验。 华为公司表示,德国面向所有供应商设立更高的、一致的安全标准,事前承诺结合过程审查,而不是排除任何厂家参与5G建设,这种基于事实和标准的做法,对解决全球网络安全挑战有着极佳的示范意义。反之,把网络安全政治化,并不能解决各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只会阻碍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华为会继续与监管机构、客户、行业组织合作,一起保障移动网络的安全水平。   [详情]

任正非谈个人经历: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孝敬父母
任正非谈个人经历: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孝敬父母

  原标题:任正非谈个人经历: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孝敬父母 10月15日,华为“心声社区”披露了任正非不久前接受美联社的采访纪要。采访中,美联社记者问及任正非的早年经历。对于如何从一个贵州的穷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任正非表示,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走上华为这条路完全是偶然,不是必然。 但任正非表示,自己曾经说过,如果考不上大学,养猪、做面条……也可能是状元,因为我认真,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无论哪件事都可以做好。“我不是从小构建了什么做大事的想法,只是孜孜不倦地对一件事情研究,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太集中了就容易产生成功。贫穷没有使我获得什么必须成功的要素,没有必然性。” 如果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注定是失败的,应该坚定不移在一个正确方向上去努力,才有可能成功。我们把奋斗目标叫做“方向大致正确”,绝对正确的方向不存在,大致正确就可以了,同时在对准一个地方后,要充满活力。 对于父母,任正非坦言,自己当年与今天的青年孩子一样,不太愿意与父母交流,觉得他们啰嗦、很烦,所以很难说父母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在父母去世后,才理解他们人格和品格的伟大,反思、谴责自己理解不够。这一生留下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孝敬父母。[详情]

任正非谈退休:身体太好继续干 海拔4000多米没感觉
任正非谈退休:身体太好继续干 海拔4000多米没感觉

  原标题:任正非谈退休:身体太好继续干 海拔4000多米没感觉 10月15日,华为“心声社区”披露了任正非不久前接受美联社的采访纪要。对于已经70多岁为何还不考虑退休,任正非表示,主要是身体太好了,退休后找不到事干,不如给公共关系部打打工,还有一点娱乐方式。“谁让我身体这么好,还是再干一会吧。” 说到这里,任正非还玩笑着说了几件小事。“格林伯格曾经邀请我去美国,请他的私人医生给我体检;我回到中国,又去301医院及协和医院检查,我的心脏及胃都较年青,心脏和血管没有一个地方有任何疤痕。我的器官等各方面都很好,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不良生活习惯,从来不抽烟喝酒、不唱歌跳舞,吃得简单,又听医生的话,身体很好。” “前两年跟我太太去玻利维亚旅游,在玻利维亚海拔4000多米,我没什么感觉。前段时间我去尼泊尔看工程,乘坐直升飞机到接近站点的平地,我自己徒步爬到5200米看基站,心脏没有受不了的感觉。当然不是像平地一样健步,但是没感觉受不了。这两年走路没有那么厉害了,前两年那些年轻人跟着我走路,她们脚打泡了,我还在走。” 任正非称,现在闲下来又没有照顾小孩的习惯,与其闲着,还不如给华为打工,继续干干活。“我为什么没退休?没退休可以经常来公司喝喝咖啡,在外面太网红,不方便。”[详情]

任正非:有些西方公司CEO换几次公司就没了
任正非:有些西方公司CEO换几次公司就没了

  原标题:任正非:有些西方公司CEO像“走马灯”一样换 换几次公司就没了 10月15日,华为“心声社区”披露了任正非不久前接受美联社的采访纪要。对于华为雇佣了较多外籍员工,任正非表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有冲突,这种冲突刚好是优势互补,有冲突才有生命力。不同的民族环境激活了多样性文化,能够帮助华为的产品领导世界。 同时华为的海外本地化,部分工作不需要中方员工,让外籍员工做一方面成本较低,另一方面也为当地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培养了人才。因此,外籍员工进入华为是有好处的。 对于华为是否考虑在高管层面引入外籍员工以赢得外国信任这一问题,任正非回应称,首先,外籍员工必须要具备这个能力;第二,外籍员工必须在华为工作25年,从基层一层层升上来,才能了解公司结构。 任正非直言,有些西方公司CEO像“走马灯”一样换,换几次,公司就没有了。因为CEO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以为喝喝红酒、谈谈哲学就能领导公司。“我们在海外设立的一些本地董事会,大部分成员都是当地知名人士,有些国家代表和产品线主管已经是外籍员工,大量高级专家和Fellow是外籍员工。当然也欢迎给我们推荐CEO、董事长人选,可以先派遣到非洲去,到科摩罗岛上去‘一人一厨一狗’地锻炼,再到有些地方进行技术锻炼,完全知晓华为业务,将来也有可能上来。” 为什么现在很多西方公司搞不好?因为西方公司董事会到处选人,选的人很厉害,来了到处拿杠杆撬一撬,把产品放大了很多,卖不出去就降低价格,可能就把公司卖死了。“我们强调领袖在内部选拔,包括3万外籍员工,也在选拔之列。” 任正非认为,华为员工在目前局势下仍然充满信心,并不是自己给他们信心,而是他们从工作中感知到未来公司可能的成功,因此充满信心。“我们不可能像牧师一样给员工布道,让他们相信我们的故事,而是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看到希望,能给公司作出大贡献。特别是华为受到实体清单打击,激发了员工更多能量,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了,所以他们更有信心。”[详情]

任正非最新采访:外籍也能当华为CEO 但有两大条件
任正非最新采访:外籍也能当华为CEO 但有两大条件

  来源:中国基金报 任正非最新讲话来了!10月15日,华为“心声社区”披露了任正非不久前接受美联社的采访纪要。 在采访中,任正非再次回应了备受关注的“华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事件,称实体清单没有打击到华为战略,华为不但不会死而且会越活越好,美国政府的“临时许可”是否延长对华为没有太大影响,华为已经做好了实体清单长期不取消的准备。 此外,任正非在采访中还回应了5G技术及其安全问题、华为的员工任用和CEO选拔等话题,并透露了其个人成长经历及对退休的观点。 谈实体清单:“临时许可”延长与否 对华为没有太大影响 今年8月19日,美国宣布将华为购买美国产品的“临时许可”延迟90天。也就是说,11月19日该许可将到期。在此次采访中,美联社多次问及实体清单对华为的影响及华为方面的态度和应对措施。 任正非表示,美国实体清单并没有打击到华为战略,反而有帮助。因为华为为此砍掉了一些不重要的边缘产品,把力量汇聚到主航道上去做主力产品,所以主产品会做得更好。 任正非认为,实体清单影响最大的是终端,安卓在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亿用户,限制华为终端用谷歌软件倒无关国家安全。“如果美国还是确定禁止华为使用,我们也有备份措施,可能会出现替代它们的第三种系统,没有人能肯定第三种系统一定不会胜利,这反而对美国最有威胁。” 至于“临时许可”是否会延长,任正非坦陈,对华为没有太大影响。“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美国就能生存很好。过去几个月已经证明实体清单不可能让华为死掉,华为肯定能继续活下来,而且越活越好,实体清单打击华为的目的不能实现。反而中国和其他国家诞生替代产品,对美国企业影响更大,它们的市场规模会缩小、财务质量会削弱。” 任正非称,实体清单对美国的损害真真实实比对华为大,所以应该取消,但取消是不大可能的,华为做好了长期不取消的准备。 “我自始至终支持全球化,只有全球化才能做到优质配置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全球化经过几十年努力,来之不易。产生新的市场分裂对美国不利,毕竟美国是目前全球化高科技能力最强的国家,也是全球化高科技市场格局里既得利益最大的国家。”任正非说道,并不希望挑起对抗,尽管华为能够量产零部件,还是希望继续大量购买美国产品,共同为人类繁荣服务。 谈华为危机:不会牺牲国家利益去换取华为的生存 面对近年来的一系列状况,包括孟晚舟被捕、美国对华为施压等,任正非坦言,这次危机对华为的打击是大,但也不是非常大。现在的危机发生时,华为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能力,是有可能克服的,没有感到多么恐怖。 任正非表示,三十年来华为危机不断,有些危机甚至严重到危及企业生命。过去,华为既没有人才,也没有技术、资金和市场,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时的危机可能比今天还要大。 对于美联社提出的“特朗普似乎把华为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棋子或筹码”,任正非明确表示,“如果要中国为华为做出让步,我是不会去推动的,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我们毕竟有钱,还能扛得起打击,中国很多老百姓是贫穷的,让贫穷的老百姓让一些利益给美国来救一个有钱的华为,我良心上过不去。” “我能坚持多挨打几年,包括我女儿多受一些罪,也不能把中国的利益让给美国。”任正非表示,完全没有从这一点上考虑过,也不会去求中国政府给美国好处,放华为一马。“不放一马,我们就发展慢一点,孟晚舟多待一点时间、多受一点苦难,但对中国人民、对国家有好处,我心里就舒服一点。如果国家拿很多利益去换取华为生存,我觉得对不起国家。” 如果美国说“任正非出一点钱,改善一下”,我可以考虑;美国说“5G技术对美国安全有威胁”,我们可以对美国公司完全转让5G技术和生产工艺体系,让美国在5G基础上开发6G,缩短美国的技术发展进程。这些我都愿意做,因为这是牺牲我们自己,不用牺牲中国其他人的利益。否则,将来我走在街上,别人会骂我的。 谈5G技术:5G只是工具 没有安全问题 对于部分舆论担忧华为或5G技术可能构成安全威胁,任正非认为,如果美国和澳大利亚没有想明白5G只是一个先进工具,而是对它的安全担忧,那么最好不要购买华为的5G和相关产品,等待全世界实验证明是否安全再购买,不用这么焦心。 任正非表示,第一,5G只是一个工具,是将来支撑人工智能存在的工具,工具本身没有安全问题;第二,工具将来的数据汇聚在核心网,核心网掌握在主权国家的运营商手里,这些运营商在主权国家地盘上经营,受主权国家法律管辖,法律有权力管理它的数据,没有什么根本的安全问题。 作为技术提供者,华为保证遵守网络安全和GDPR隐私保护体系。但网络最终是控制在主权国家手里,主权国家通过运营商来管理和控制网络。对于技术如何被使用,要遵守国际法、遵守当地国家法律,所以国际上应该拟定一个统一法则。 任正非称,华为仍然在安全方面做努力,华为是从小公司发展过来的,在软件方面没有那么科学,希望下一步在软件的科学性上做出更多努力,包括网络安全、GDPR隐私保护等。 对于华为技术的未来走向,任正非表示未来的新兴技术应该是智能计算,从智能计算走向人工智能。5G只是一个支撑平台,支撑人工智能实现低时延、高带宽的一个平台,它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结果。 谈员工任用:CEO必须从基层做起 外籍员工在选拔之列 对于华为雇佣了较多外籍员工,任正非表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有冲突,这种冲突刚好是优势互补,有冲突才有生命力。不同的民族环境激活了多样性文化,能够帮助华为的产品领导世界。 同时华为的海外本地化,部分工作不需要中方员工,让外籍员工做一方面成本较低,另一方面也为当地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培养了人才。因此,外籍员工进入华为是有好处的。 对于华为是否考虑在高管层面引入外籍员工以赢得外国信任这一问题,任正非回应称,首先,外籍员工必须要具备这个能力;第二,外籍员工必须在华为工作25年,从基层一层层升上来,才能了解公司结构。 任正非直言,有些西方公司CEO像“走马灯”一样换,换几次,公司就没有了。因为CEO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以为喝喝红酒、谈谈哲学就能领导公司。“我们在海外设立的一些本地董事会,大部分成员都是当地知名人士,有些国家代表和产品线主管已经是外籍员工,大量高级专家和Fellow是外籍员工。当然也欢迎给我们推荐CEO、董事长人选,可以先派遣到非洲去,到科摩罗岛上去‘一人一厨一狗’地锻炼,再到有些地方进行技术锻炼,完全知晓华为业务,将来也有可能上来。” 为什么现在很多西方公司搞不好?因为西方公司董事会到处选人,选的人很厉害,来了到处拿杠杆撬一撬,把产品放大了很多,卖不出去就降低价格,可能就把公司卖死了。“我们强调领袖在内部选拔,包括3万外籍员工,也在选拔之列。”  任正非认为,华为员工在目前局势下仍然充满信心,并不是自己给他们信心,而是他们从工作中感知到未来公司可能的成功,因此充满信心。“我们不可能像牧师一样给员工布道,让他们相信我们的故事,而是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看到希望,能给公司作出大贡献。特别是华为受到实体清单打击,激发了员工更多能量,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了,所以他们更有信心。” 谈个人经历:贫穷与成功没有必然性 认真很重要 此次采访,美联社记者也问及任正非的早年经历。对于如何从一个贵州的穷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任正非表示,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走上华为这条路完全是偶然,不是必然。 但任正非表示,自己曾经说过,如果考不上大学,养猪、做面条……也可能是状元,因为我认真,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无论哪件事都可以做好。“我不是从小构建了什么做大事的想法,只是孜孜不倦地对一件事情研究,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太集中了就容易产生成功。贫穷没有使我获得什么必须成功的要素,没有必然性。” 如果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注定是失败的,应该坚定不移在一个正确方向上去努力,才有可能成功。我们把奋斗目标叫做“方向大致正确”,绝对正确的方向不存在,大致正确就可以了,同时在对准一个地方后,要充满活力。 对于父母,任正非坦言,自己当年与今天的青年孩子一样,不太愿意与父母交流,觉得他们啰嗦、很烦,所以很难说父母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在父母去世后,才理解他们人格和品格的伟大,反思、谴责自己理解不够。这一生留下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孝敬父母。 谈退休:身体太好继续干 戏称在外面太网红不方便 对于已经70多岁为何还不考虑退休,任正非表示,主要是身体太好了,退休后找不到事干,不如给公共关系部打打工,还有一点娱乐方式。“谁让我身体这么好,还是再干一会吧。” 说到这里,任正非还玩笑着说了几件小事。“格林伯格曾经邀请我去美国,请他的私人医生给我体检;我回到中国,又去301医院及协和医院检查,我的心脏及胃都较年青,心脏和血管没有一个地方有任何疤痕。我的器官等各方面都很好,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不良生活习惯,从来不抽烟喝酒、不唱歌跳舞,吃得简单,又听医生的话,身体很好。” “前两年跟我太太去玻利维亚旅游,在玻利维亚海拔4000多米,我没什么感觉。前段时间我去尼泊尔看工程,乘坐直升飞机到接近站点的平地,我自己徒步爬到5200米看基站,心脏没有受不了的感觉。当然不是像平地一样健步,但是没感觉受不了。这两年走路没有那么厉害了,前两年那些年轻人跟着我走路,她们脚打泡了,我还在走。” 任正非称,现在闲下来又没有照顾小孩的习惯,与其闲着,还不如给华为打工,继续干干活。“我为什么没退休?没退休可以经常来公司喝喝咖啡,在外面太网红,不方便。”[详情]

任正非:欢迎推荐外籍CEO人选 可以先派到非洲锻炼
任正非:欢迎推荐外籍CEO人选 可以先派到非洲锻炼

  原标题:任正非:欢迎推荐外籍CEO人选,可以先派到非洲锻炼 华为心声社区10月15日发布了8月20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接受美联社采访纪要。 采访中,美联社记者问,国外有一些人对华为比较挑剔,说华为这个公司到底是谁控制的?谁在华为拥有决策权?我们现在看到,华为组织最上面这一层董事会、CEO都是中国人,华为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引入外籍员工,或者任命一个外籍员工担任公司的CEO,从而进一步赢得外国的信任。如果不在您的考虑范围内,为什么不考虑? 任正非表示,首先,外籍员工必须要具备这个能力;第二,外籍员工必须在华为公司工作25年,从基层一层层升上来,才能了解整个公司的结构。有些西方公司CEO像“走马灯”一样换,换几次,这个公司就没有了。因为这个CEO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以为喝喝红酒、谈谈哲学就能领导公司。 我们有些国家代表和产品线主管已经是外籍员工,大量高级专家和Fellow是外籍员工。当然也欢迎你们给我们推荐CEO、董事长人选,可以先派遣到非洲去,到科摩罗岛上去“一人一厨一狗”地锻炼,再到有些地方进行技术锻炼,完全知晓华为业务,将来也有可能上来。 任正非接受采访 图自心声社区 为什么现在很多西方公司搞不好?因为西方公司董事会是到处选人,选的这个人很厉害,来了到处拿杠杆撬一撬,把产品放大了很多,卖不出去就降低价格,可能就把公司卖死了。 所以,我们强调领袖在内部选拔,包括3万外籍员工,也在选拔之列。 以下为采访纪要全文: Joe McDonald,美联社驻中国记者:非常高兴任先生今天与我们见面,知道您非常忙,很高兴能给这个时间交流。 任正非:我也非常高兴你们来拜访我,因为有机会通过你们给更多人说说我们的情况。 1、Joe McDonald:昨天晚上在华盛顿,美国政府决定把购买美国产品的“临时许可”再延迟90天,您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怎么样?这个“90天”会给华为带来什么不同?实体清单所涉及的美国产品及部件,华为多大程度上还需要它们? 任正非:这也是个好事,双方都应冷静想想。第一,美方要更多考虑,对华为的实体清单制裁,到底是华为损失很大,还是美国公司损失很大?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还要保留这样的实体清单?我自始至终支持全球化,只有全球化才能做到优质配置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全球化经过几十年努力,是来之不易的。产生一种新的市场分裂对美国不利,毕竟美国是目前全球化高科技能力最强的国家,也是全球化高科技市场格局里既得利益最大的国家。 第二,至于“临时许可”延长或不延长,对华为公司没有太大影响了。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美国就能生存很好。昨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些不依赖美国器件的全套产品,修改设计后的电路板需要短时间的切换磨合,磨合完成以后,产能就会大幅度提升。 实体清单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终端,因为安卓软件在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亿用户在用,现在限制华为终端用谷歌软件,无关国家安全。如果美国还是确定禁止华为使用,我们可能也有备份措施会做出来。毕竟谷歌是非常优秀的公司,我们和谷歌有真诚合作的协议,我们希望继续使用谷歌产品。我们继续用谷歌,其实是撑大了美国技术在全世界的应用范围。 如果谷歌的安卓、微软的Windows不能给我们授权,可能会出现替代它们的第三种系统,没有人能肯定第三种系统一定不会胜利,这种情况的发生反而是对美国最有威胁的。 对我们而言,过去几个月已经证明实体清单不可能让华为死掉,华为公司肯定能继续活下来,而且越活越好。这种情况下,实体清单的目的是不是就达到了?有可能达不到,达不到的后果是中国和其他国家诞生替代产品,替代产品所覆盖的市场,美国产品就进不来了,美国厂家的市场规模会缩小,对它的财务质量会有削弱。我们并不希望挑起对抗,我们还是希望继续购买美国零部件,尽管我们自己能够量产零部件,但我们可以减少生产,大量购买美国零部件,共同为人类繁荣服务。 2、Joe McDonald:今年您见了很多外国记者,在此之前您是很长时间不见记者的。今年您如此频繁跟记者交流,是为了在目前美国对华为施压的情况下修复华为的声誉并提升华为的运营环境吗?您的这些努力有没有见效?华为的运营环境是否得到了提升?声誉有没有得到修复? 任正非:你的分析比较正确。我在危难时期要挺身而出,为华为公司正确地做一些宣传。在5月份美国实体清单出来以后,绝大多数媒体和一部分公司认为华为死定了;另外有一种舆论,认为华为还能活三个月,把库存的物资生产完,也该死了;随着我与媒体见面增多,媒体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任正非在唱“空城计”。半年来大约两千多名记者到访华为公司,实际看了我们的现实情况后,才了解华为在真实地活着,活着的效率还变高了。媒体报道从最初一片黑色,到前段时间变成深灰色,最近变为了浅灰色,说明还是有作用的。如果只是我个人与媒体沟通,不让媒体来看看实际状况,可信度还是不高的。 3、Ken Moritsugu,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去年12月份您女儿在加拿大被捕,今年华为和美国贸易关系紧张,美国又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这个阶段是不是华为最大的危机?还是说历史上有其他类似的危机? 任正非:其实这三十年来华为公司危机不断,不是这个危机,就是那个危机,有些危机甚至严重到危及企业的生命。所以,美国这次危机对我们打击是大的,但也不是非常大。过去我们既没有人才,也没有技术,也没有资金和市场,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时的危机可能比今天还要大。现在这个危机,毕竟我们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能力,我们是有可能克服的,所以我没有感到多么恐怖。 4、Joe McDonald: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暗示过,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在贸易协议上跟美国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他不会对华为下狠手,把华为从实体清单上拿掉,或者进一步改变您女儿的状况。您对特朗普总统的表态是怎样的反应?他似乎把华为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棋子或筹码,对这个表态您什么反应? 任正非:如果通过这个“棋子”能解决问题,听起来是好的,但是要中国国家为我们做出让步,我是不会去推动的,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我们毕竟有钱,还能扛得起打击,中国很多老百姓是贫穷的,让贫穷的老百姓让一些利益给美国,来救一个有钱的华为,我良心上过不去。所以,我认为,我能坚持多挨打几年,包括我女儿多受一些罪,也不能把中国的利益让给美国。其实,美国也应该看到,中国还有不少贫穷人口,他们的生活还在低水准上。 因此,在这点上,我完全没有考虑,我也不会去求中国政府给美国好处,放华为一马。不放一马,我们就是发展慢一点,孟晚舟多待一点时间,多受一点苦难,但是对中国人民、对国家有好处,我心里就舒服一点。如果国家拿很多利益去换取华为生存,我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国家。 如果美国说“任正非出一点钱,改善一下”,我可以考虑;美国说“5G技术对美国安全有威胁”,我们可以对美国公司完全转让5G技术和生产工艺体系,让美国在5G基础上开发6G,缩短美国的技术发展进程。这些我都愿意做,因为这是牺牲我们自己,不用牺牲中国其他人的利益。否则,将来我走在街上,别人会骂我的。 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有些人认为华为或者5G技术可能构成安全威胁。我想问华为现在正在做什么以及未来计划做什么,来应对或解决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政府的担心,证明技术是安全的,不会构成安全威胁,从而能够打入全球的5G市场? 任正非:我认为,如果美国和澳大利亚没有想明白5G只是一个先进工具。对它的安全担忧前,那么最好不要购买华为的5G和相关产品,等待全世界实验证明是否安全再购买,不用这么焦心。我个人认为,5G只是一个工具,是将来支撑人工智能存在的工具,工具本身没有安全问题。第二,工具将来的数据汇聚在核心网,核心网掌握在主权国家的运营商手里,这些运营商在主权国家地盘上经营,受主权国家法律管辖,法律有权力管理它的数据,没有什么根本的安全问题。 我们自认为没有安全问题,也还在这方面做努力。华为是从一个小公司发展过来的,软件没有那么科学,希望在下一步软件的科学性上做出更多努力,当然包括网络安全、GDPR隐私保护……,在全网中能够得到贯彻。 6、Joe McDonald:过去三个月,香港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这种局势对华为产生了什么影响?毕竟香港和深圳是一海之隔,香港对于华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香港的这些抗议活动对美中关系和华为有何影响? 任正非:第一,大陆和香港是一国两制,不是“一江相隔”那么简单。比如,我们和其他县城一江相隔,一跨就过去了,但大陆和香港毕竟是有边界和海关的。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井水”和“河水”之间实际是没有交融的。香港贯彻的法律允许游行自由,我们可以理解,只是出现一些暴力行为应该是不好的。 第二,香港的事对我们丝毫没有影响。华为就是好好生产,好好补好“烂飞机”的洞,让“飞机”能飞回来。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在美国对华为制裁打击中能不能活下来,没有关心到他们关心的问题,也不去研究分析它,还是研究美国实体清单对我们影响,怎么改进我们的生产。 7、Joe McDonald:我们很关注华为技术的未来走向。您认为现在还未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新兴技术是什么?华为将在哪些技术领域进行重点投入? 任正非:未来的新兴技术应该是智能计算,从智能计算走向人工智能。5G只是一个支撑平台,支撑人工智能实现低时延、高带宽的一个平台,它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结果。 8、Joe McDonald:面对美国的压力,华为在如何调整自身的研发策略?假设实体清单和相应的限制长期存在,华为将不得不在部件上实现自己自足。那么,华为需要在哪些领域实现自给自足,或者不依赖美国供应商?如何实现这一点? 任正非:美国的实体清单不可能撤销的,因为美国不可能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呼要撤销对华为的实体清单。打击华为在美国是政治正确,美国人站出来踩华为一脚是正确的,美国人帮华为一次可能会受到群体的攻击。所以,我们做好了实体清单长期存在的心理准备。 从短期来说,我们要补足一些以前的缺陷;从长期来讲,面对未来发展,我们还是要眼光远大,加强国际合作,坚决支持全球化下的分工合作,在人工智能、云等新技术方面取得成功。如果在新技术上不成功,我们可能会被边缘化,也会死掉的。如果美国在科技上和中国脱钩,我们可能不容易获得美国一些先进要素的支撑,我们会不会在发展中盛极而衰?这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中国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多努力才行。 9、Ken Moritsugu:实体清单以及美国给予华为的压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华为自身战略的调整?去年,绝大多数人谈华为是谈5G部署,现在都在谈实体清单,谈华为需要进一步降低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您或者华为需要基于当前局势对战略进行多大程度的调整?这种调整对华为及其未来发展有何影响? 任正非:首先,美国实体清单并没有打击到我们的战略,反而是有帮助的。我们砍掉了一些不重要的边缘产品,把这些力量汇聚到主航道上来做主力产品。过去由于我们控制不住基层对预算的分配,做了一些小产品,现在决心砍掉。在研发组织的改革过程中,我们砍掉了46%的部门,把这些部门的优秀员工都转到主产品线去了,所以我们的主产品会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你们昨天在展厅看到了我们的产品,如果有机会访问其他公司,也看看他们的产品怎么样,一对比,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能够领先世界。 这样实体清单打击华为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当实体清单出来时,希望华为死掉,结果华为不仅不死,还活得更好,这与它的目的不相吻合。反过来,对我们的朋友们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本来几亿、几十亿的向我们供货,突然美国不让他们供货,财务短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和影响,因为华尔街还是很重视股票价值。 我认为,实体清单对美国的损害真真实实比我们大,实体清单应该要取消掉,不应该保留。但我们也认为,取消是不大可能的,华为做好了长期不取消的准备。 10、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5G,现在华为5G产品中有多少美国的技术和部件?实体清单这件事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华为5G产品、5G技术的销售? 任正非: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Joe McDonald:5G产品所有部件都是华为自己做的,还是用的非美国部件? 任正非:基本是华为自己做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这个时期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还是在全球化合理分工中,去为人类提供先进的服务。 11、Joe McDonald:华为有很多外籍员工,雇佣了很多比较资深的技术人员和专家,在中国企业中不同寻常。相比全部使用中方员工,使用外方员工带来的优势有哪些?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有哪些? 任正非:首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有冲突,这种冲突刚好是优势互补,因为有了冲突才有生命力。在不同的民族环境中,激活了多样性文化,能够帮助我们的产品领导世界。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科技最强大的国家,最大的特点是移民社会,世界上大量优秀人员都到美国去,造就了美国今天的发达。当然,我们还达不到美国这个程度,但还是引入了一些“丙种球蛋白”,可以刺激华为公司人员的思想改变。因此,这些外籍员工进入华为是有好处的。 我们在海外也在做本地化,中方员工外派到海外,有很多地方不习惯,有一部分工作不需要中方员工,就让当地外籍员工做,一方面成本较低,另一方面也为当地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培养了人才。 Joe McDonald:国外有一些人对华为比较挑剔,说华为这个公司到底是谁控制的?谁在华为拥有决策权?我们现在看到,华为组织最上面这一层董事会、CEO都是中国人,华为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引入外籍员工,或者任命一个外籍员工担任公司的CEO,从而进一步赢得外国的信任。如果不在您的考虑范围内,为什么不考虑? 任正非:首先,外籍员工必须要具备这个能力;第二,外籍员工必须在华为公司工作25年,从基层一层层升上来,才能了解整个公司的结构。有些西方公司CEO像“走马灯”一样换,换几次,这个公司就没有了。因为这个CEO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以为喝喝红酒、谈谈哲学就能领导公司。 我们有些国家代表和产品线主管已经是外籍员工,大量高级专家和Fellow是外籍员工。当然也欢迎你们给我们推荐CEO、董事长人选,可以先派遣到非洲去,到科摩罗岛上去“一人一厨一狗”地锻炼,再到有些地方进行技术锻炼,完全知晓华为业务,将来也有可能上来。 为什么现在很多西方公司搞不好?因为西方公司董事会是到处选人,选的这个人很厉害,来了到处拿杠杆撬一撬,把产品放大了很多,卖不出去就降低价格,可能就把公司卖死了。 所以,我们强调领袖在内部选拔,包括3万外籍员工,也在选拔之列。 Joe McDonald:如果华为要去任命一个董事会成员或者CEO层级的外籍,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给华为带来麻烦吗?从政治角度来看,会改变华为的性质吗?您认为任命外籍高管对华为来说是一个阻碍吗? 任正非:绝对不会。我们在海外设立的一些本地董事会,大部分成员都是当地知名人士。 12、Ken Moritsugu:我们昨天听说您喜欢和员工聊天、喝茶、喝咖啡,也鼓励华为员工走出去和其他人喝茶、喝咖啡。目前华为已经是一家很大的公司,您仍然继续这么做。我的问题是,您现在和员工交流时,有没有员工因为美国的压力而对华为的未来感到担心?还是大家都没有感到担心呢?为什么没有感到担心?如果大家在目前的局势下仍然充满信心,您是如何给予员工信心的? 任正非:首先,不是我给他们信心,而是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中感知未来我们可能的成功,充满了信心。我们不可能像牧师一样给员工布道,让他们相信我们的故事,而是他们在自己实际工作中看到希望,能给公司作出大贡献。特别是华为受到实体清单打击以后,激发了他们更多的能量,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了,所以他们更有信心。 13、Joe McDonald:接下来想跟您聊一聊您的生活以及您的生活经历如何影响华为发展的问题。您是贵州人,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您所在的乡镇也是一个贫困的乡镇。您是如何从贵州的一个穷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的? 任正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我曾经说过,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养猪可能也是养猪状元。我认为自己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无论哪件事都可以做好。 前段时间我去北大荒旅游,我说如果当年我在北大荒做一个知识青年,我就把北大荒一个村庄做成面条加工厂,利用北大荒的小麦来做成各种面条和面制品卖,让整个村的人成为我们公司的成员,大家都来分享成功。因为我们没有做高科技,把原材料加工成面条,就不会失败。中国就有一个这样做面条的村庄叫“南街村”,在河南,至今集体奋斗,做得非常成功。还有一个村叫“华西村”,华西村做钢铁之类的东西,但是农民在钢铁问题上不可能跟上时代研究的进步,所以衰落了。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养猪、做面条……也可能是状元,因为我认真。后来走上华为这条路完全是偶然,不是必然。 所以不要认为我小时候就有远大理想,小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想吃一个白面馒头,因为没吃过;第二,能考上大学,离开爸爸妈妈远一点,到外省去看一看,因为我从来没出过省,不知道外省什么样,很渴望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不是从小构建了什么做大事的想法,只是孜孜不倦地对一件事情研究,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太集中了就容易产生成功。贫穷没有使我获得什么必须成功的要素,没有必然性。 Ken Moritsugu: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认真的性格。您是如何形成这种认真的品质,选准一件事情就坚持不懈去做? 任正非:我们成长的地方非常贫穷,没有什么可玩的,能反复玩的是泥巴、石头、打鸟……这些简单东西,可能就形成一种性格。对于性格的形成,我没有心理学知识,不太清楚怎么总结,也许就是好奇心吧。 Joe McDonald:我们之前见过田涛,他写了一本关于华为的书。他说他问过50个人在您人生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所有人都说是您的母亲,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真的,您母亲是怎么影响您的? 任正非:我对父母的理解,和今天青年孩子是一样的。今天青年孩子的最大特点是不理睬父母,比如从国外回来,不叫一声“爸爸、妈妈”,每天到处与别人交流,也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话。我当年也是这样的。我是在爸爸妈妈去世后,才理解他们人格和品格的伟大,他们在世的时候,我并不能够理解,还觉得他们讲话啰嗦,很烦。所以,父母对我的性格有多大影响,这很难说。 我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我母亲当高三的班主任、数学老师,除了教学,她还要管七个儿女的生活,没有保姆,必须自己做饭,课休期间溜出来10分钟先把饭蒸上,然后赶回去上课,下课还要炒两个菜,这两个菜是极其简单的,也许不能被叫做菜。就是这样的生活条件。 我父亲曾被认为是走资派,被关在牛棚里,工资大幅度降下来了。我母亲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因为没有学历,不是大学毕业,每月工资只有40多元,也就是7-8美元,要管全家的生活。而且我们这些孩子也长大了,男孩穿一点补丁衣服无所谓,但是妹妹她们还要点面子,有上大学的大姑娘,就把旧衣服给她们穿。我母亲穿了一些补丁又补丁的衣服,用我弟弟的话说,教研室的人都不愿意跟她坐在一起开会,何况她还是走资派的老婆。所以,如果说她的人格对我们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不清楚,只知道她怪可怜的。等我们想明白了,想孝敬一下父母时,他们已经不在了。这一生留下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孝敬父母。 我母亲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通过自学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她教的高三学生90%多都能升入大学,可见她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母亲在15、16岁的时候参加过抗日歌咏队,到处唱抗日歌曲,那时候那些地区没有共产党,可能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在组织,解放后就背上了政治包袱,几十年都背着这个精神上的“十字架”。她有七个孩子,都要吃饭穿衣,父亲虽然当校长,但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离得很远,管不了我们,全是母亲一个人带我们。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她有什么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心?今天想来,可能有一两次做饭以后,坐在锅边谈了谈。 在他们去世以后,我们反思、谴责自己理解不够,所以今天我们也不会去谴责儿女不理睬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理睬自己的父母。所以,父母对我们影响到底有多大,很难说。我认为,后天社会的认知、后天的学习影响更大,而不完全是父母的血缘影响大,否则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 14、Joe McDonald:有没有例子说明华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华为战略?之前有人提过小灵通的例子来体现华为的战略,华为当时就是否做小灵通进行了决策。您如何看待对小灵通这个业务? 任正非:小灵通的出现在中国是一个“怪胎”,这个“怪胎”是体制形成的,不是自然成长出来的。因为中国1800M频率,富余55M,这55M频率完全可以分给电信,电信可以上GSM,完全没有必要上小灵通。但是这55M就不分给电信,电信要找到一个不受频率管辖的产品,正好PHS小灵通的频率信号很弱,本身就是家庭电话,他们增强一下,就做社会电话。小灵通是临时性产品,因为电信没有无线,就用来替代无线。我认为,战略是要从长远来看问题,到底这个社会的需求是什么,这点是很重要的。小灵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产品,会消耗大量精力,将来怎么把战略力量聚焦到有希望的领域? Joe McDonald:我们也从其他地方了解到,在小灵通这件事情上,内部还是有很多争议的,甚至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了内部分裂。您能讲一讲当时的情况吗? 任正非:外部的压力,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反正坚决不做;内部的压力,如果说不做,万一华为公司真的由于我判断失误栽跟头,死掉了怎么办? 当时华为公司处于很大的生存压力中,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聚焦做3GPP标准的产品。这个过程经历了八年,内部有很多人都在写报告要做小灵通,他们是想多赚一点钱,觉得小灵通很简单,完全可以上的。我每看到一次报告,就是一次内心的纠结折磨,痛苦得无以复加,可能抑郁症也是那个时候变得严重的。直到八年以后,中国确定放3G牌照,我们的心才真正放下来。 1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抑郁。您之前曾告诉过员工,您在2000年前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晚上突然惊醒,想着怎么给员工发工资,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我想确认一下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您能不能讲下当时的情形? 任正非:这种痛苦的事情就不讲了,他们的传说是真的。 Ken Moritsugu:能否问一下,您从这一痛苦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对您有何改变?您最后是如何克服这一挑战的? 任正非:那个事情学不到什么,因为痛苦并没有什么收获。如果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注定是失败的,应该坚定不移在一个正确方向上去努力,才有可能成功。后来我们把奋斗目标叫做“方向大致正确”,绝对正确的方向不存在,大致正确就可以了。第二,组织要充满活力,对准一个地方。这是在科学技术上押赌,有可能赌错。幸亏赌对了,压力就释放了,后来就不想自杀了。 Joe McDonald:如果把当前危机和2000年小灵通经历的痛苦相比,怎么看待现在的危机? 任正非:今天的危机应该只有那时十分之一的压力,因为现在我们对度过危机充满信心,那时的危机是不可知的恐惧。现在我不恐惧,那时恐惧到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才产生抑郁症。现在我们一步步在补“洞”,从5G到核心网这条线的“洞”全补完了,现在要补终端的“洞”,终端的“洞”就一、两个,我们有信心用两、三年时间完成。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很有信心,那时是没有信心的;第二,现在我们也有钱,那时人心不齐,还没有钱。 那时的痛苦,还包括身份证明的痛苦,因为我们是私营企业,那时没有政治地位,还赚钱,是受怀疑的。今天的痛苦,是美国打击华为的市场、商业,打击不了我们的生命;我的政治生命只有中国才能打击,美国打击不了政治生命,我也不会去美国。因此,我现在心情比较平静。 本来我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为什么现在再干一阵子?因为我发现,危难时期我还挺有作用的,所以就站出来再干几年。这几年可能会多次跟你们打交道,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都能真实回答你们。 三十年来,华为全都是痛苦,没有欢乐,每个环节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今天你们第一次提出来,把2000年的痛苦和现在的痛苦比较,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谢谢你们。 16、Joe McDonald:您现在已经70多岁了,绝大多数中国的商业领袖在这个年纪已经退休,很多人由于之前企业的成功而受到大家的称颂。您在70多岁的年龄,还卷入到中美贸易科技战中,您的感觉怎么样?毕竟之前已经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现在面临这样的冲突,您会怎么度过? 任正非:主要是身体太好了,退下来找不到事干,不如给公共关系部打打工,还有一点娱乐的方式。谁让我身体这么好,还是再干一会吧。 给你们讲几个笑话,可以吗?我曾在美国体检,是格林伯格请我去的,让他的私人医生给我体检的;我回到中国,又去301医院及协和医院检查,我的心脏及胃都较年青,心脏和血管,没有一个地方有任何一点疤痕。目前我的器官等各方面都很好,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不良生活习惯,从来不抽烟喝酒、不唱歌跳舞,什么习惯都没有,吃得简单,又听医生的话,身体很好。现在闲下来了,我又没有照顾小孩的习惯,与其闲着,还不如给华为打工,继续干干活。 前两年跟着我太太去玻利维亚旅游,在玻利维亚海拔4000多米,我没什么感觉。玻利维亚员工告诉我,那里的含氧度只比深圳低0.5,我不知道他说的真话还是假话。前段时间我去尼泊尔看工程,乘坐直升飞机到接近站点的平地,我自己徒步爬到5200米看基站,心脏没有受不了的感觉。当然不是像平地一样健步,但是没感觉受不了。这两年走路没有那么厉害了,前两年那些年轻人跟着我走路,她们脚打泡了,我还在走。 我为什么没退休?如果没有退休,可以经常来公司喝喝咖啡。在外面太网红,不方便。 讲讲玩笑,活跃一下气氛,言归正传。 17、Joe McDonald:问一个关于近期新闻报道的问题,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有篇报道,说华为的员工在两个非洲国家帮助当地政府去定位或骚扰政府的政治对手。想问一下:华为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什么?关于帮助政府开展政治活动,您的个人政策是什么?您同意帮助政府做这类事情吗?华为是否愿意在非洲帮助这些国家政府去做这类事情? 任正非:根本没有这个事,严重与事实不符,我们已经发了律师函。 Joe McDonald:是什么样的函?是要求他们撤回他们的报道还是其他要求? 任正非:调查、澄清都在内,不能听其传闻就乱传,一定要深入调查清楚,做更正。 18、Ken Moritsugu:想再问一个技术相关的问题。技术非常强大,可以被用来做好事,也可以被用来做坏事。Google和Facebook都在进行一些辩论:作为技术提供者,他们是否要对自己的技术如何被使用负责?您是如何看待技术的?只是提供技术给别人使用吗?还是您觉得您对于技术如何被使用也是要负责任的? 任正非:我认为,华为公司提供了技术,我们保证遵守网络安全和GDPR隐私保护体系。但是网络最终是控制在主权国家手里的,主权国家通过运营商来管理和控制网络,因此这不是华为能做到与做不到的问题。华为设备安装以后,运营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你、跟踪你,否则你拿起电话一拨,怎么就能通呢?履行这个行为的过程,要遵守国际法、遵守当地国家法律,而不是华为员工能够控制的,所以,国际上要拟定一个统一法则。 [详情]

任正非:5G产品所有部件基本都是华为自己做的
任正非:5G产品所有部件基本都是华为自己做的

   原标题:全文来了!任正非接受采访谈实体清单、5G和孟晚舟  10月15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创始人任正非接受美联社的采访纪要,采访时间为8月20日。 下为采访全文 1、Joe McDonald:昨天晚上在华盛顿,美国政府决定把购买美国产品的“临时许可”再延迟90天,您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怎么样?这个“90天”会给华为带来什么不同?实体清单所涉及的美国产品及部件,华为多大程度上还需要它们? 任正非:这也是个好事,双方都应冷静想想。第一,美方要更多考虑,对华为的实体清单制裁,到底是华为损失很大,还是美国公司损失很大?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还要保留这样的实体清单?我自始至终支持全球化,只有全球化才能做到优质配置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全球化经过几十年努力,是来之不易的。产生一种新的市场分裂对美国不利,毕竟美国是目前全球化高科技能力最强的国家,也是全球化高科技市场格局里既得利益最大的国家。 第二,至于“临时许可”延长或不延长,对华为公司没有太大影响了。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美国就能生存很好。昨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些不依赖美国器件的全套产品,修改设计后的电路板需要短时间的切换磨合,磨合完成以后,产能就会大幅度提升。 实体清单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终端,因为安卓软件在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亿用户在用,现在限制华为终端用谷歌软件,无关国家安全。如果美国还是确定禁止华为使用,我们可能也有备份措施会做出来。毕竟谷歌是非常优秀的公司,我们和谷歌有真诚合作的协议,我们希望继续使用谷歌产品。我们继续用谷歌,其实是撑大了美国技术在全世界的应用范围。 如果谷歌的安卓、微软的Windows不能给我们授权,可能会出现替代它们的第三种系统,没有人能肯定第三种系统一定不会胜利,这种情况的发生反而是对美国最有威胁的。 对我们而言,过去几个月已经证明实体清单不可能让华为死掉,华为公司肯定能继续活下来,而且越活越好。这种情况下,实体清单的目的是不是就达到了?有可能达不到,达不到的后果是中国和其他国家诞生替代产品,替代产品所覆盖的市场,美国产品就进不来了,美国厂家的市场规模会缩小,对它的财务质量会有削弱。我们并不希望挑起对抗,我们还是希望继续购买美国零部件,尽管我们自己能够量产零部件,但我们可以减少生产,大量购买美国零部件,共同为人类繁荣服务。 2、Joe McDonald:今年您见了很多外国记者,在此之前您是很长时间不见记者的。今年您如此频繁跟记者交流,是为了在目前美国对华为施压的情况下修复华为的声誉并提升华为的运营环境吗?您的这些努力有没有见效?华为的运营环境是否得到了提升?声誉有没有得到修复? 任正非:你的分析比较正确。我在危难时期要挺身而出,为华为公司正确地做一些宣传。在5月份美国实体清单出来以后,绝大多数媒体和一部分公司认为华为死定了;另外有一种舆论,认为华为还能活三个月,把库存的物资生产完,也该死了;随着我与媒体见面增多,媒体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任正非在唱“空城计”。半年来大约两千多名记者到访华为公司,实际看了我们的现实情况后,才了解华为在真实地活着,活着的效率还变高了。媒体报道从最初一片黑色,到前段时间变成深灰色,最近变为了浅灰色,说明还是有作用的。如果只是我个人与媒体沟通,不让媒体来看看实际状况,可信度还是不高的。 3、Ken Moritsugu,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去年12月份您女儿在加拿大被捕,今年华为和美国贸易关系紧张,美国又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这个阶段是不是华为最大的危机?还是说历史上有其他类似的危机? 任正非:其实这三十年来华为公司危机不断,不是这个危机,就是那个危机,有些危机甚至严重到危及企业的生命。所以,美国这次危机对我们打击是大的,但也不是非常大。过去我们既没有人才,也没有技术,也没有资金和市场,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时的危机可能比今天还要大。现在这个危机,毕竟我们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能力,我们是有可能克服的,所以我没有感到多么恐怖。 4、Joe McDonald: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暗示过,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在贸易协议上跟美国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他不会对华为下狠手,把华为从实体清单上拿掉,或者进一步改变您女儿的状况。您对特朗普总统的表态是怎样的反应?他似乎把华为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棋子或筹码,对这个表态您什么反应? 任正非:如果通过这个“棋子”能解决问题,听起来是好的,但是要中国国家为我们做出让步,我是不会去推动的,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我们毕竟有钱,还能扛得起打击,中国很多老百姓是贫穷的,让贫穷的老百姓让一些利益给美国,来救一个有钱的华为,我良心上过不去。所以,我认为,我能坚持多挨打几年,包括我女儿多受一些罪,也不能把中国的利益让给美国。其实,美国也应该看到,中国还有不少贫穷人口,他们的生活还在低水准上。 因此,在这点上,我完全没有考虑,我也不会去求中国政府给美国好处,放华为一马。不放一马,我们就是发展慢一点,孟晚舟多待一点时间,多受一点苦难,但是对中国人民、对国家有好处,我心里就舒服一点。如果国家拿很多利益去换取华为生存,我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国家。 如果美国说“任正非出一点钱,改善一下”,我可以考虑;美国说“5G技术对美国安全有威胁”,我们可以对美国公司完全转让5G技术和生产工艺体系,让美国在5G基础上开发6G,缩短美国的技术发展进程。这些我都愿意做,因为这是牺牲我们自己,不用牺牲中国其他人的利益。否则,将来我走在街上,别人会骂我的。 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有些人认为华为或者5G技术可能构成安全威胁。我想问华为现在正在做什么以及未来计划做什么,来应对或解决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政府的担心,证明技术是安全的,不会构成安全威胁,从而能够打入全球的5G市场? 任正非:我认为,如果美国和澳大利亚没有想明白5G只是一个先进工具。对它的安全担忧前,那么最好不要购买华为的5G和相关产品,等待全世界实验证明是否安全再购买,不用这么焦心。我个人认为,5G只是一个工具,是将来支撑人工智能存在的工具,工具本身没有安全问题。第二,工具将来的数据汇聚在核心网,核心网掌握在主权国家的运营商手里,这些运营商在主权国家地盘上经营,受主权国家法律管辖,法律有权力管理它的数据,没有什么根本的安全问题。 我们自认为没有安全问题,也还在这方面做努力。华为是从一个小公司发展过来的,软件没有那么科学,希望在下一步软件的科学性上做出更多努力,当然包括网络安全、GDPR隐私保护……,在全网中能够得到贯彻。 6、Joe McDonald:过去三个月,香港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这种局势对华为产生了什么影响?毕竟香港和深圳是一海之隔,香港对于华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香港的这些抗议活动对美中关系和华为有何影响? 任正非:第一,大陆和香港是一国两制,不是“一江相隔”那么简单。比如,我们和其他县城一江相隔,一跨就过去了,但大陆和香港毕竟是有边界和海关的。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井水”和“河水”之间实际是没有交融的。香港贯彻的法律允许游行自由,我们可以理解,只是出现一些暴力行为应该是不好的。 第二,香港的事对我们丝毫没有影响。华为就是好好生产,好好补好“烂飞机”的洞,让“飞机”能飞回来。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在美国对华为制裁打击中能不能活下来,没有关心到他们关心的问题,也不去研究分析它,还是研究美国实体清单对我们影响,怎么改进我们的生产。 7、Joe McDonald:我们很关注华为技术的未来走向。您认为现在还未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新兴技术是什么?华为将在哪些技术领域进行重点投入? 任正非:未来的新兴技术应该是智能计算,从智能计算走向人工智能。5G只是一个支撑平台,支撑人工智能实现低时延、高带宽的一个平台,它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结果。 8、Joe McDonald:面对美国的压力,华为在如何调整自身的研发策略?假设实体清单和相应的限制长期存在,华为将不得不在部件上实现自己自足。那么,华为需要在哪些领域实现自给自足,或者不依赖美国供应商?如何实现这一点? 任正非:美国的实体清单不可能撤销的,因为美国不可能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呼要撤销对华为的实体清单。打击华为在美国是政治正确,美国人站出来踩华为一脚是正确的,美国人帮华为一次可能会受到群体的攻击。所以,我们做好了实体清单长期存在的心理准备。 从短期来说,我们要补足一些以前的缺陷;从长期来讲,面对未来发展,我们还是要眼光远大,加强国际合作,坚决支持全球化下的分工合作,在人工智能、云等新技术方面取得成功。如果在新技术上不成功,我们可能会被边缘化,也会死掉的。如果美国在科技上和中国脱钩,我们可能不容易获得美国一些先进要素的支撑,我们会不会在发展中盛极而衰?这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中国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多努力才行。 9、Ken Moritsugu:实体清单以及美国给予华为的压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华为自身战略的调整?去年,绝大多数人谈华为是谈5G部署,现在都在谈实体清单,谈华为需要进一步降低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您或者华为需要基于当前局势对战略进行多大程度的调整?这种调整对华为及其未来发展有何影响? 任正非:首先,美国实体清单并没有打击到我们的战略,反而是有帮助的。我们砍掉了一些不重要的边缘产品,把这些力量汇聚到主航道上来做主力产品。过去由于我们控制不住基层对预算的分配,做了一些小产品,现在决心砍掉。在研发组织的改革过程中,我们砍掉了46%的部门,把这些部门的优秀员工都转到主产品线去了,所以我们的主产品会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你们昨天在展厅看到了我们的产品,如果有机会访问其他公司,也看看他们的产品怎么样,一对比,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能够领先世界。 这样实体清单打击华为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当实体清单出来时,希望华为死掉,结果华为不仅不死,还活得更好,这与它的目的不相吻合。反过来,对我们的朋友们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本来几亿、几十亿的向我们供货,突然美国不让他们供货,财务短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和影响,因为华尔街还是很重视股票价值。 我认为,实体清单对美国的损害真真实实比我们大,实体清单应该要取消掉,不应该保留。但我们也认为,取消是不大可能的,华为做好了长期不取消的准备。 10、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5G,现在华为5G产品中有多少美国的技术和部件?实体清单这件事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华为5G产品、5G技术的销售? 任正非: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Joe McDonald:5G产品所有部件都是华为自己做的,还是用的非美国部件? 任正非:基本是华为自己做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这个时期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还是在全球化合理分工中,去为人类提供先进的服务。 11、Joe McDonald:华为有很多外籍员工,雇佣了很多比较资深的技术人员和专家,在中国企业中不同寻常。相比全部使用中方员工,使用外方员工带来的优势有哪些?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有哪些? 任正非:首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有冲突,这种冲突刚好是优势互补,因为有了冲突才有生命力。在不同的民族环境中,激活了多样性文化,能够帮助我们的产品领导世界。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科技最强大的国家,最大的特点是移民社会,世界上大量优秀人员都到美国去,造就了美国今天的发达。当然,我们还达不到美国这个程度,但还是引入了一些“丙种球蛋白”,可以刺激华为公司人员的思想改变。因此,这些外籍员工进入华为是有好处的。 我们在海外也在做本地化,中方员工外派到海外,有很多地方不习惯,有一部分工作不需要中方员工,就让当地外籍员工做,一方面成本较低,另一方面也为当地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培养了人才。 Joe McDonald:国外有一些人对华为比较挑剔,说华为这个公司到底是谁控制的?谁在华为拥有决策权?我们现在看到,华为组织最上面这一层董事会、CEO都是中国人,华为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引入外籍员工,或者任命一个外籍员工担任公司的CEO,从而进一步赢得外国的信任。如果不在您的考虑范围内,为什么不考虑? 任正非:首先,外籍员工必须要具备这个能力;第二,外籍员工必须在华为公司工作25年,从基层一层层升上来,才能了解整个公司的结构。有些西方公司CEO像“走马灯”一样换,换几次,这个公司就没有了。因为这个CEO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以为喝喝红酒、谈谈哲学就能领导公司。 我们有些国家代表和产品线主管已经是外籍员工,大量高级专家和Fellow是外籍员工。当然也欢迎你们给我们推荐CEO、董事长人选,可以先派遣到非洲去,到科摩罗岛上去“一人一厨一狗”地锻炼,再到有些地方进行技术锻炼,完全知晓华为业务,将来也有可能上来。 为什么现在很多西方公司搞不好?因为西方公司董事会是到处选人,选的这个人很厉害,来了到处拿杠杆撬一撬,把产品放大了很多,卖不出去就降低价格,可能就把公司卖死了。 所以,我们强调领袖在内部选拔,包括3万外籍员工,也在选拔之列。 Joe McDonald:如果华为要去任命一个董事会成员或者CEO层级的外籍,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给华为带来麻烦吗?从政治角度来看,会改变华为的性质吗?您认为任命外籍高管对华为来说是一个阻碍吗? 任正非:绝对不会。我们在海外设立的一些本地董事会,大部分成员都是当地知名人士。 12、Ken Moritsugu:我们昨天听说您喜欢和员工聊天、喝茶、喝咖啡,也鼓励华为员工走出去和其他人喝茶、喝咖啡。目前华为已经是一家很大的公司,您仍然继续这么做。我的问题是,您现在和员工交流时,有没有员工因为美国的压力而对华为的未来感到担心?还是大家都没有感到担心呢?为什么没有感到担心?如果大家在目前的局势下仍然充满信心,您是如何给予员工信心的? 任正非:首先,不是我给他们信心,而是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中感知未来我们可能的成功,充满了信心。我们不可能像牧师一样给员工布道,让他们相信我们的故事,而是他们在自己实际工作中看到希望,能给公司作出大贡献。特别是华为受到实体清单打击以后,激发了他们更多的能量,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了,所以他们更有信心。 13、Joe McDonald:接下来想跟您聊一聊您的生活以及您的生活经历如何影响华为发展的问题。您是贵州人,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您所在的乡镇也是一个贫困的乡镇。您是如何从贵州的一个穷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的? 任正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我曾经说过,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养猪可能也是养猪状元。我认为自己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无论哪件事都可以做好。 前段时间我去北大荒旅游,我说如果当年我在北大荒做一个知识青年,我就把北大荒一个村庄做成面条加工厂,利用北大荒的小麦来做成各种面条和面制品卖,让整个村的人成为我们公司的成员,大家都来分享成功。因为我们没有做高科技,把原材料加工成面条,就不会失败。中国就有一个这样做面条的村庄叫“南街村”,在河南,至今集体奋斗,做得非常成功。还有一个村叫“华西村”,华西村做钢铁之类的东西,但是农民在钢铁问题上不可能跟上时代研究的进步,所以衰落了。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养猪、做面条……也可能是状元,因为我认真。后来走上华为这条路完全是偶然,不是必然。 所以不要认为我小时候就有远大理想,小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想吃一个白面馒头,因为没吃过;第二,能考上大学,离开爸爸妈妈远一点,到外省去看一看,因为我从来没出过省,不知道外省什么样,很渴望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不是从小构建了什么做大事的想法,只是孜孜不倦地对一件事情研究,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太集中了就容易产生成功。贫穷没有使我获得什么必须成功的要素,没有必然性。 Ken Moritsugu: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认真的性格。您是如何形成这种认真的品质,选准一件事情就坚持不懈去做? 任正非:我们成长的地方非常贫穷,没有什么可玩的,能反复玩的是泥巴、石头、打鸟……这些简单东西,可能就形成一种性格。对于性格的形成,我没有心理学知识,不太清楚怎么总结,也许就是好奇心吧。 Joe McDonald:我们之前见过田涛,他写了一本关于华为的书。他说他问过50个人在您人生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所有人都说是您的母亲,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真的,您母亲是怎么影响您的? 任正非:我对父母的理解,和今天青年孩子是一样的。今天青年孩子的最大特点是不理睬父母,比如从国外回来,不叫一声“爸爸、妈妈”,每天到处与别人交流,也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话。我当年也是这样的。我是在爸爸妈妈去世后,才理解他们人格和品格的伟大,他们在世的时候,我并不能够理解,还觉得他们讲话啰嗦,很烦。所以,父母对我的性格有多大影响,这很难说。 我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我母亲当高三的班主任、数学老师,除了教学,她还要管七个儿女的生活,没有保姆,必须自己做饭,课休期间溜出来10分钟先把饭蒸上,然后赶回去上课,下课还要炒两个菜,这两个菜是极其简单的,也许不能被叫做菜。就是这样的生活条件。 我父亲曾被认为是走资派,被关在牛棚里,工资大幅度降下来了。我母亲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因为没有学历,不是大学毕业,每月工资只有40多元,也就是7-8美元,要管全家的生活。而且我们这些孩子也长大了,男孩穿一点补丁衣服无所谓,但是妹妹她们还要点面子,有上大学的大姑娘,就把旧衣服给她们穿。我母亲穿了一些补丁又补丁的衣服,用我弟弟的话说,教研室的人都不愿意跟她坐在一起开会,何况她还是走资派的老婆。所以,如果说她的人格对我们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不清楚,只知道她怪可怜的。等我们想明白了,想孝敬一下父母时,他们已经不在了。这一生留下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孝敬父母。 我母亲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通过自学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她教的高三学生90%多都能升入大学,可见她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母亲在15、16岁的时候参加过抗日歌咏队,到处唱抗日歌曲,那时候那些地区没有共产党,可能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在组织,解放后就背上了政治包袱,几十年都背着这个精神上的“十字架”。她有七个孩子,都要吃饭穿衣,父亲虽然当校长,但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离得很远,管不了我们,全是母亲一个人带我们。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她有什么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心?今天想来,可能有一两次做饭以后,坐在锅边谈了谈。 在他们去世以后,我们反思、谴责自己理解不够,所以今天我们也不会去谴责儿女不理睬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理睬自己的父母。所以,父母对我们影响到底有多大,很难说。我认为,后天社会的认知、后天的学习影响更大,而不完全是父母的血缘影响大,否则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 14、Joe McDonald:有没有例子说明华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华为战略?之前有人提过小灵通的例子来体现华为的战略,华为当时就是否做小灵通进行了决策。您如何看待对小灵通这个业务? 任正非:小灵通的出现在中国是一个“怪胎”,这个“怪胎”是体制形成的,不是自然成长出来的。因为中国1800M频率,富余55M,这55M频率完全可以分给电信,电信可以上GSM,完全没有必要上小灵通。但是这55M就不分给电信,电信要找到一个不受频率管辖的产品,正好PHS小灵通的频率信号很弱,本身就是家庭电话,他们增强一下,就做社会电话。小灵通是临时性产品,因为电信没有无线,就用来替代无线。我认为,战略是要从长远来看问题,到底这个社会的需求是什么,这点是很重要的。小灵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产品,会消耗大量精力,将来怎么把战略力量聚焦到有希望的领域? Joe McDonald:我们也从其他地方了解到,在小灵通这件事情上,内部还是有很多争议的,甚至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了内部分裂。您能讲一讲当时的情况吗? 任正非:外部的压力,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反正坚决不做;内部的压力,如果说不做,万一华为公司真的由于我判断失误栽跟头,死掉了怎么办? 当时华为公司处于很大的生存压力中,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聚焦做3GPP标准的产品。这个过程经历了八年,内部有很多人都在写报告要做小灵通,他们是想多赚一点钱,觉得小灵通很简单,完全可以上的。我每看到一次报告,就是一次内心的纠结折磨,痛苦得无以复加,可能抑郁症也是那个时候变得严重的。直到八年以后,中国确定放3G牌照,我们的心才真正放下来。 1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抑郁。您之前曾告诉过员工,您在2000年前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晚上突然惊醒,想着怎么给员工发工资,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我想确认一下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您能不能讲下当时的情形? 任正非:这种痛苦的事情就不讲了,他们的传说是真的。 Ken Moritsugu:能否问一下,您从这一痛苦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对您有何改变?您最后是如何克服这一挑战的? 任正非:那个事情学不到什么,因为痛苦并没有什么收获。如果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注定是失败的,应该坚定不移在一个正确方向上去努力,才有可能成功。后来我们把奋斗目标叫做“方向大致正确”,绝对正确的方向不存在,大致正确就可以了。第二,组织要充满活力,对准一个地方。这是在科学技术上押赌,有可能赌错。幸亏赌对了,压力就释放了,后来就不想自杀了。 Joe McDonald:如果把当前危机和2000年小灵通经历的痛苦相比,怎么看待现在的危机? 任正非:今天的危机应该只有那时十分之一的压力,因为现在我们对度过危机充满信心,那时的危机是不可知的恐惧。现在我不恐惧,那时恐惧到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才产生抑郁症。现在我们一步步在补“洞”,从5G到核心网这条线的“洞”全补完了,现在要补终端的“洞”,终端的“洞”就一、两个,我们有信心用两、三年时间完成。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很有信心,那时是没有信心的;第二,现在我们也有钱,那时人心不齐,还没有钱。 那时的痛苦,还包括身份证明的痛苦,因为我们是私营企业,那时没有政治地位,还赚钱,是受怀疑的。今天的痛苦,是美国打击华为的市场、商业,打击不了我们的生命;我的政治生命只有中国才能打击,美国打击不了政治生命,我也不会去美国。因此,我现在心情比较平静。 本来我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为什么现在再干一阵子?因为我发现,危难时期我还挺有作用的,所以就站出来再干几年。这几年可能会多次跟你们打交道,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都能真实回答你们。 三十年来,华为全都是痛苦,没有欢乐,每个环节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今天你们第一次提出来,把2000年的痛苦和现在的痛苦比较,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谢谢你们。 16、Joe McDonald:您现在已经70多岁了,绝大多数中国的商业领袖在这个年纪已经退休,很多人由于之前企业的成功而受到大家的称颂。您在70多岁的年龄,还卷入到中美贸易科技战中,您的感觉怎么样?毕竟之前已经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现在面临这样的冲突,您会怎么度过? 任正非:主要是身体太好了,退下来找不到事干,不如给公共关系部打打工,还有一点娱乐的方式。谁让我身体这么好,还是再干一会吧。 给你们讲几个笑话,可以吗?我曾在美国体检,是格林伯格请我去的,让他的私人医生给我体检的;我回到中国,又去301医院及协和医院检查,我的心脏及胃都较年青,心脏和血管,没有一个地方有任何一点疤痕。目前我的器官等各方面都很好,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不良生活习惯,从来不抽烟喝酒、不唱歌跳舞,什么习惯都没有,吃得简单,又听医生的话,身体很好。现在闲下来了,我又没有照顾小孩的习惯,与其闲着,还不如给华为打工,继续干干活。 前两年跟着我太太去玻利维亚旅游,在玻利维亚海拔4000多米,我没什么感觉。玻利维亚员工告诉我,那里的含氧度只比深圳低0.5,我不知道他说的真话还是假话。前段时间我去尼泊尔看工程,乘坐直升飞机到接近站点的平地,我自己徒步爬到5200米看基站,心脏没有受不了的感觉。当然不是像平地一样健步,但是没感觉受不了。这两年走路没有那么厉害了,前两年那些年轻人跟着我走路,她们脚打泡了,我还在走。 我为什么没退休?如果没有退休,可以经常来公司喝喝咖啡。在外面太网红,不方便。 讲讲玩笑,活跃一下气氛,言归正传。 17、Joe McDonald:问一个关于近期新闻报道的问题,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有篇报道,说华为的员工在两个非洲国家帮助当地政府去定位或骚扰政府的政治对手。想问一下:华为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什么?关于帮助政府开展政治活动,您的个人政策是什么?您同意帮助政府做这类事情吗?华为是否愿意在非洲帮助这些国家政府去做这类事情? 任正非:根本没有这个事,严重与事实不符,我们已经发了律师函。 Joe McDonald:是什么样的函?是要求他们撤回他们的报道还是其他要求? 任正非:调查、澄清都在内,不能听其传闻就乱传,一定要深入调查清楚,做更正。 18、Ken Moritsugu:想再问一个技术相关的问题。技术非常强大,可以被用来做好事,也可以被用来做坏事。Google和Facebook都在进行一些辩论:作为技术提供者,他们是否要对自己的技术如何被使用负责?您是如何看待技术的?只是提供技术给别人使用吗?还是您觉得您对于技术如何被使用也是要负责任的? 任正非:我认为,华为公司提供了技术,我们保证遵守网络安全和GDPR隐私保护体系。但是网络最终是控制在主权国家手里的,主权国家通过运营商来管理和控制网络,因此这不是华为能做到与做不到的问题。华为设备安装以后,运营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你、跟踪你,否则你拿起电话一拨,怎么就能通呢?履行这个行为的过程,要遵守国际法、遵守当地国家法律,而不是华为员工能够控制的,所以,国际上要拟定一个统一法则。[详情]

任正非:华为受到实体清单打击后 员工却更有信心了
任正非:华为受到实体清单打击后 员工却更有信心了

   原标题:全文来了!任正非接受采访谈实体清单、5G和孟晚舟  10月15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创始人任正非接受美联社的采访纪要,采访时间为8月20日。 下为采访全文 1、Joe McDonald:昨天晚上在华盛顿,美国政府决定把购买美国产品的“临时许可”再延迟90天,您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怎么样?这个“90天”会给华为带来什么不同?实体清单所涉及的美国产品及部件,华为多大程度上还需要它们? 任正非:这也是个好事,双方都应冷静想想。第一,美方要更多考虑,对华为的实体清单制裁,到底是华为损失很大,还是美国公司损失很大?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还要保留这样的实体清单?我自始至终支持全球化,只有全球化才能做到优质配置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全球化经过几十年努力,是来之不易的。产生一种新的市场分裂对美国不利,毕竟美国是目前全球化高科技能力最强的国家,也是全球化高科技市场格局里既得利益最大的国家。 第二,至于“临时许可”延长或不延长,对华为公司没有太大影响了。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美国就能生存很好。昨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些不依赖美国器件的全套产品,修改设计后的电路板需要短时间的切换磨合,磨合完成以后,产能就会大幅度提升。 实体清单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终端,因为安卓软件在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亿用户在用,现在限制华为终端用谷歌软件,无关国家安全。如果美国还是确定禁止华为使用,我们可能也有备份措施会做出来。毕竟谷歌是非常优秀的公司,我们和谷歌有真诚合作的协议,我们希望继续使用谷歌产品。我们继续用谷歌,其实是撑大了美国技术在全世界的应用范围。 如果谷歌的安卓、微软的Windows不能给我们授权,可能会出现替代它们的第三种系统,没有人能肯定第三种系统一定不会胜利,这种情况的发生反而是对美国最有威胁的。 对我们而言,过去几个月已经证明实体清单不可能让华为死掉,华为公司肯定能继续活下来,而且越活越好。这种情况下,实体清单的目的是不是就达到了?有可能达不到,达不到的后果是中国和其他国家诞生替代产品,替代产品所覆盖的市场,美国产品就进不来了,美国厂家的市场规模会缩小,对它的财务质量会有削弱。我们并不希望挑起对抗,我们还是希望继续购买美国零部件,尽管我们自己能够量产零部件,但我们可以减少生产,大量购买美国零部件,共同为人类繁荣服务。 2、Joe McDonald:今年您见了很多外国记者,在此之前您是很长时间不见记者的。今年您如此频繁跟记者交流,是为了在目前美国对华为施压的情况下修复华为的声誉并提升华为的运营环境吗?您的这些努力有没有见效?华为的运营环境是否得到了提升?声誉有没有得到修复? 任正非:你的分析比较正确。我在危难时期要挺身而出,为华为公司正确地做一些宣传。在5月份美国实体清单出来以后,绝大多数媒体和一部分公司认为华为死定了;另外有一种舆论,认为华为还能活三个月,把库存的物资生产完,也该死了;随着我与媒体见面增多,媒体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任正非在唱“空城计”。半年来大约两千多名记者到访华为公司,实际看了我们的现实情况后,才了解华为在真实地活着,活着的效率还变高了。媒体报道从最初一片黑色,到前段时间变成深灰色,最近变为了浅灰色,说明还是有作用的。如果只是我个人与媒体沟通,不让媒体来看看实际状况,可信度还是不高的。 3、Ken Moritsugu,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去年12月份您女儿在加拿大被捕,今年华为和美国贸易关系紧张,美国又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这个阶段是不是华为最大的危机?还是说历史上有其他类似的危机? 任正非:其实这三十年来华为公司危机不断,不是这个危机,就是那个危机,有些危机甚至严重到危及企业的生命。所以,美国这次危机对我们打击是大的,但也不是非常大。过去我们既没有人才,也没有技术,也没有资金和市场,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时的危机可能比今天还要大。现在这个危机,毕竟我们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能力,我们是有可能克服的,所以我没有感到多么恐怖。 4、Joe McDonald: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暗示过,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在贸易协议上跟美国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他不会对华为下狠手,把华为从实体清单上拿掉,或者进一步改变您女儿的状况。您对特朗普总统的表态是怎样的反应?他似乎把华为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棋子或筹码,对这个表态您什么反应? 任正非:如果通过这个“棋子”能解决问题,听起来是好的,但是要中国国家为我们做出让步,我是不会去推动的,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我们毕竟有钱,还能扛得起打击,中国很多老百姓是贫穷的,让贫穷的老百姓让一些利益给美国,来救一个有钱的华为,我良心上过不去。所以,我认为,我能坚持多挨打几年,包括我女儿多受一些罪,也不能把中国的利益让给美国。其实,美国也应该看到,中国还有不少贫穷人口,他们的生活还在低水准上。 因此,在这点上,我完全没有考虑,我也不会去求中国政府给美国好处,放华为一马。不放一马,我们就是发展慢一点,孟晚舟多待一点时间,多受一点苦难,但是对中国人民、对国家有好处,我心里就舒服一点。如果国家拿很多利益去换取华为生存,我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国家。 如果美国说“任正非出一点钱,改善一下”,我可以考虑;美国说“5G技术对美国安全有威胁”,我们可以对美国公司完全转让5G技术和生产工艺体系,让美国在5G基础上开发6G,缩短美国的技术发展进程。这些我都愿意做,因为这是牺牲我们自己,不用牺牲中国其他人的利益。否则,将来我走在街上,别人会骂我的。 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有些人认为华为或者5G技术可能构成安全威胁。我想问华为现在正在做什么以及未来计划做什么,来应对或解决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政府的担心,证明技术是安全的,不会构成安全威胁,从而能够打入全球的5G市场? 任正非:我认为,如果美国和澳大利亚没有想明白5G只是一个先进工具。对它的安全担忧前,那么最好不要购买华为的5G和相关产品,等待全世界实验证明是否安全再购买,不用这么焦心。我个人认为,5G只是一个工具,是将来支撑人工智能存在的工具,工具本身没有安全问题。第二,工具将来的数据汇聚在核心网,核心网掌握在主权国家的运营商手里,这些运营商在主权国家地盘上经营,受主权国家法律管辖,法律有权力管理它的数据,没有什么根本的安全问题。 我们自认为没有安全问题,也还在这方面做努力。华为是从一个小公司发展过来的,软件没有那么科学,希望在下一步软件的科学性上做出更多努力,当然包括网络安全、GDPR隐私保护……,在全网中能够得到贯彻。 6、Joe McDonald:过去三个月,香港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这种局势对华为产生了什么影响?毕竟香港和深圳是一海之隔,香港对于华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香港的这些抗议活动对美中关系和华为有何影响? 任正非:第一,大陆和香港是一国两制,不是“一江相隔”那么简单。比如,我们和其他县城一江相隔,一跨就过去了,但大陆和香港毕竟是有边界和海关的。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井水”和“河水”之间实际是没有交融的。香港贯彻的法律允许游行自由,我们可以理解,只是出现一些暴力行为应该是不好的。 第二,香港的事对我们丝毫没有影响。华为就是好好生产,好好补好“烂飞机”的洞,让“飞机”能飞回来。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在美国对华为制裁打击中能不能活下来,没有关心到他们关心的问题,也不去研究分析它,还是研究美国实体清单对我们影响,怎么改进我们的生产。 7、Joe McDonald:我们很关注华为技术的未来走向。您认为现在还未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新兴技术是什么?华为将在哪些技术领域进行重点投入? 任正非:未来的新兴技术应该是智能计算,从智能计算走向人工智能。5G只是一个支撑平台,支撑人工智能实现低时延、高带宽的一个平台,它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结果。 8、Joe McDonald:面对美国的压力,华为在如何调整自身的研发策略?假设实体清单和相应的限制长期存在,华为将不得不在部件上实现自己自足。那么,华为需要在哪些领域实现自给自足,或者不依赖美国供应商?如何实现这一点? 任正非:美国的实体清单不可能撤销的,因为美国不可能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呼要撤销对华为的实体清单。打击华为在美国是政治正确,美国人站出来踩华为一脚是正确的,美国人帮华为一次可能会受到群体的攻击。所以,我们做好了实体清单长期存在的心理准备。 从短期来说,我们要补足一些以前的缺陷;从长期来讲,面对未来发展,我们还是要眼光远大,加强国际合作,坚决支持全球化下的分工合作,在人工智能、云等新技术方面取得成功。如果在新技术上不成功,我们可能会被边缘化,也会死掉的。如果美国在科技上和中国脱钩,我们可能不容易获得美国一些先进要素的支撑,我们会不会在发展中盛极而衰?这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中国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多努力才行。 9、Ken Moritsugu:实体清单以及美国给予华为的压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华为自身战略的调整?去年,绝大多数人谈华为是谈5G部署,现在都在谈实体清单,谈华为需要进一步降低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您或者华为需要基于当前局势对战略进行多大程度的调整?这种调整对华为及其未来发展有何影响? 任正非:首先,美国实体清单并没有打击到我们的战略,反而是有帮助的。我们砍掉了一些不重要的边缘产品,把这些力量汇聚到主航道上来做主力产品。过去由于我们控制不住基层对预算的分配,做了一些小产品,现在决心砍掉。在研发组织的改革过程中,我们砍掉了46%的部门,把这些部门的优秀员工都转到主产品线去了,所以我们的主产品会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你们昨天在展厅看到了我们的产品,如果有机会访问其他公司,也看看他们的产品怎么样,一对比,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能够领先世界。 这样实体清单打击华为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当实体清单出来时,希望华为死掉,结果华为不仅不死,还活得更好,这与它的目的不相吻合。反过来,对我们的朋友们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本来几亿、几十亿的向我们供货,突然美国不让他们供货,财务短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和影响,因为华尔街还是很重视股票价值。 我认为,实体清单对美国的损害真真实实比我们大,实体清单应该要取消掉,不应该保留。但我们也认为,取消是不大可能的,华为做好了长期不取消的准备。 10、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5G,现在华为5G产品中有多少美国的技术和部件?实体清单这件事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华为5G产品、5G技术的销售? 任正非: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Joe McDonald:5G产品所有部件都是华为自己做的,还是用的非美国部件? 任正非:基本是华为自己做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这个时期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还是在全球化合理分工中,去为人类提供先进的服务。 11、Joe McDonald:华为有很多外籍员工,雇佣了很多比较资深的技术人员和专家,在中国企业中不同寻常。相比全部使用中方员工,使用外方员工带来的优势有哪些?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有哪些? 任正非:首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有冲突,这种冲突刚好是优势互补,因为有了冲突才有生命力。在不同的民族环境中,激活了多样性文化,能够帮助我们的产品领导世界。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科技最强大的国家,最大的特点是移民社会,世界上大量优秀人员都到美国去,造就了美国今天的发达。当然,我们还达不到美国这个程度,但还是引入了一些“丙种球蛋白”,可以刺激华为公司人员的思想改变。因此,这些外籍员工进入华为是有好处的。 我们在海外也在做本地化,中方员工外派到海外,有很多地方不习惯,有一部分工作不需要中方员工,就让当地外籍员工做,一方面成本较低,另一方面也为当地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培养了人才。 Joe McDonald:国外有一些人对华为比较挑剔,说华为这个公司到底是谁控制的?谁在华为拥有决策权?我们现在看到,华为组织最上面这一层董事会、CEO都是中国人,华为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引入外籍员工,或者任命一个外籍员工担任公司的CEO,从而进一步赢得外国的信任。如果不在您的考虑范围内,为什么不考虑? 任正非:首先,外籍员工必须要具备这个能力;第二,外籍员工必须在华为公司工作25年,从基层一层层升上来,才能了解整个公司的结构。有些西方公司CEO像“走马灯”一样换,换几次,这个公司就没有了。因为这个CEO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以为喝喝红酒、谈谈哲学就能领导公司。 我们有些国家代表和产品线主管已经是外籍员工,大量高级专家和Fellow是外籍员工。当然也欢迎你们给我们推荐CEO、董事长人选,可以先派遣到非洲去,到科摩罗岛上去“一人一厨一狗”地锻炼,再到有些地方进行技术锻炼,完全知晓华为业务,将来也有可能上来。 为什么现在很多西方公司搞不好?因为西方公司董事会是到处选人,选的这个人很厉害,来了到处拿杠杆撬一撬,把产品放大了很多,卖不出去就降低价格,可能就把公司卖死了。 所以,我们强调领袖在内部选拔,包括3万外籍员工,也在选拔之列。 Joe McDonald:如果华为要去任命一个董事会成员或者CEO层级的外籍,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给华为带来麻烦吗?从政治角度来看,会改变华为的性质吗?您认为任命外籍高管对华为来说是一个阻碍吗? 任正非:绝对不会。我们在海外设立的一些本地董事会,大部分成员都是当地知名人士。 12、Ken Moritsugu:我们昨天听说您喜欢和员工聊天、喝茶、喝咖啡,也鼓励华为员工走出去和其他人喝茶、喝咖啡。目前华为已经是一家很大的公司,您仍然继续这么做。我的问题是,您现在和员工交流时,有没有员工因为美国的压力而对华为的未来感到担心?还是大家都没有感到担心呢?为什么没有感到担心?如果大家在目前的局势下仍然充满信心,您是如何给予员工信心的? 任正非:首先,不是我给他们信心,而是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中感知未来我们可能的成功,充满了信心。我们不可能像牧师一样给员工布道,让他们相信我们的故事,而是他们在自己实际工作中看到希望,能给公司作出大贡献。特别是华为受到实体清单打击以后,激发了他们更多的能量,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了,所以他们更有信心。 13、Joe McDonald:接下来想跟您聊一聊您的生活以及您的生活经历如何影响华为发展的问题。您是贵州人,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您所在的乡镇也是一个贫困的乡镇。您是如何从贵州的一个穷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的? 任正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我曾经说过,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养猪可能也是养猪状元。我认为自己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无论哪件事都可以做好。 前段时间我去北大荒旅游,我说如果当年我在北大荒做一个知识青年,我就把北大荒一个村庄做成面条加工厂,利用北大荒的小麦来做成各种面条和面制品卖,让整个村的人成为我们公司的成员,大家都来分享成功。因为我们没有做高科技,把原材料加工成面条,就不会失败。中国就有一个这样做面条的村庄叫“南街村”,在河南,至今集体奋斗,做得非常成功。还有一个村叫“华西村”,华西村做钢铁之类的东西,但是农民在钢铁问题上不可能跟上时代研究的进步,所以衰落了。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养猪、做面条……也可能是状元,因为我认真。后来走上华为这条路完全是偶然,不是必然。 所以不要认为我小时候就有远大理想,小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想吃一个白面馒头,因为没吃过;第二,能考上大学,离开爸爸妈妈远一点,到外省去看一看,因为我从来没出过省,不知道外省什么样,很渴望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不是从小构建了什么做大事的想法,只是孜孜不倦地对一件事情研究,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太集中了就容易产生成功。贫穷没有使我获得什么必须成功的要素,没有必然性。 Ken Moritsugu: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认真的性格。您是如何形成这种认真的品质,选准一件事情就坚持不懈去做? 任正非:我们成长的地方非常贫穷,没有什么可玩的,能反复玩的是泥巴、石头、打鸟……这些简单东西,可能就形成一种性格。对于性格的形成,我没有心理学知识,不太清楚怎么总结,也许就是好奇心吧。 Joe McDonald:我们之前见过田涛,他写了一本关于华为的书。他说他问过50个人在您人生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所有人都说是您的母亲,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真的,您母亲是怎么影响您的? 任正非:我对父母的理解,和今天青年孩子是一样的。今天青年孩子的最大特点是不理睬父母,比如从国外回来,不叫一声“爸爸、妈妈”,每天到处与别人交流,也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话。我当年也是这样的。我是在爸爸妈妈去世后,才理解他们人格和品格的伟大,他们在世的时候,我并不能够理解,还觉得他们讲话啰嗦,很烦。所以,父母对我的性格有多大影响,这很难说。 我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我母亲当高三的班主任、数学老师,除了教学,她还要管七个儿女的生活,没有保姆,必须自己做饭,课休期间溜出来10分钟先把饭蒸上,然后赶回去上课,下课还要炒两个菜,这两个菜是极其简单的,也许不能被叫做菜。就是这样的生活条件。 我父亲曾被认为是走资派,被关在牛棚里,工资大幅度降下来了。我母亲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因为没有学历,不是大学毕业,每月工资只有40多元,也就是7-8美元,要管全家的生活。而且我们这些孩子也长大了,男孩穿一点补丁衣服无所谓,但是妹妹她们还要点面子,有上大学的大姑娘,就把旧衣服给她们穿。我母亲穿了一些补丁又补丁的衣服,用我弟弟的话说,教研室的人都不愿意跟她坐在一起开会,何况她还是走资派的老婆。所以,如果说她的人格对我们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不清楚,只知道她怪可怜的。等我们想明白了,想孝敬一下父母时,他们已经不在了。这一生留下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孝敬父母。 我母亲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通过自学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她教的高三学生90%多都能升入大学,可见她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母亲在15、16岁的时候参加过抗日歌咏队,到处唱抗日歌曲,那时候那些地区没有共产党,可能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在组织,解放后就背上了政治包袱,几十年都背着这个精神上的“十字架”。她有七个孩子,都要吃饭穿衣,父亲虽然当校长,但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离得很远,管不了我们,全是母亲一个人带我们。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她有什么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心?今天想来,可能有一两次做饭以后,坐在锅边谈了谈。 在他们去世以后,我们反思、谴责自己理解不够,所以今天我们也不会去谴责儿女不理睬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理睬自己的父母。所以,父母对我们影响到底有多大,很难说。我认为,后天社会的认知、后天的学习影响更大,而不完全是父母的血缘影响大,否则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 14、Joe McDonald:有没有例子说明华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华为战略?之前有人提过小灵通的例子来体现华为的战略,华为当时就是否做小灵通进行了决策。您如何看待对小灵通这个业务? 任正非:小灵通的出现在中国是一个“怪胎”,这个“怪胎”是体制形成的,不是自然成长出来的。因为中国1800M频率,富余55M,这55M频率完全可以分给电信,电信可以上GSM,完全没有必要上小灵通。但是这55M就不分给电信,电信要找到一个不受频率管辖的产品,正好PHS小灵通的频率信号很弱,本身就是家庭电话,他们增强一下,就做社会电话。小灵通是临时性产品,因为电信没有无线,就用来替代无线。我认为,战略是要从长远来看问题,到底这个社会的需求是什么,这点是很重要的。小灵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产品,会消耗大量精力,将来怎么把战略力量聚焦到有希望的领域? Joe McDonald:我们也从其他地方了解到,在小灵通这件事情上,内部还是有很多争议的,甚至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了内部分裂。您能讲一讲当时的情况吗? 任正非:外部的压力,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反正坚决不做;内部的压力,如果说不做,万一华为公司真的由于我判断失误栽跟头,死掉了怎么办? 当时华为公司处于很大的生存压力中,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聚焦做3GPP标准的产品。这个过程经历了八年,内部有很多人都在写报告要做小灵通,他们是想多赚一点钱,觉得小灵通很简单,完全可以上的。我每看到一次报告,就是一次内心的纠结折磨,痛苦得无以复加,可能抑郁症也是那个时候变得严重的。直到八年以后,中国确定放3G牌照,我们的心才真正放下来。 1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抑郁。您之前曾告诉过员工,您在2000年前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晚上突然惊醒,想着怎么给员工发工资,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我想确认一下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您能不能讲下当时的情形? 任正非:这种痛苦的事情就不讲了,他们的传说是真的。 Ken Moritsugu:能否问一下,您从这一痛苦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对您有何改变?您最后是如何克服这一挑战的? 任正非:那个事情学不到什么,因为痛苦并没有什么收获。如果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注定是失败的,应该坚定不移在一个正确方向上去努力,才有可能成功。后来我们把奋斗目标叫做“方向大致正确”,绝对正确的方向不存在,大致正确就可以了。第二,组织要充满活力,对准一个地方。这是在科学技术上押赌,有可能赌错。幸亏赌对了,压力就释放了,后来就不想自杀了。 Joe McDonald:如果把当前危机和2000年小灵通经历的痛苦相比,怎么看待现在的危机? 任正非:今天的危机应该只有那时十分之一的压力,因为现在我们对度过危机充满信心,那时的危机是不可知的恐惧。现在我不恐惧,那时恐惧到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才产生抑郁症。现在我们一步步在补“洞”,从5G到核心网这条线的“洞”全补完了,现在要补终端的“洞”,终端的“洞”就一、两个,我们有信心用两、三年时间完成。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很有信心,那时是没有信心的;第二,现在我们也有钱,那时人心不齐,还没有钱。 那时的痛苦,还包括身份证明的痛苦,因为我们是私营企业,那时没有政治地位,还赚钱,是受怀疑的。今天的痛苦,是美国打击华为的市场、商业,打击不了我们的生命;我的政治生命只有中国才能打击,美国打击不了政治生命,我也不会去美国。因此,我现在心情比较平静。 本来我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为什么现在再干一阵子?因为我发现,危难时期我还挺有作用的,所以就站出来再干几年。这几年可能会多次跟你们打交道,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都能真实回答你们。 三十年来,华为全都是痛苦,没有欢乐,每个环节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今天你们第一次提出来,把2000年的痛苦和现在的痛苦比较,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谢谢你们。 16、Joe McDonald:您现在已经70多岁了,绝大多数中国的商业领袖在这个年纪已经退休,很多人由于之前企业的成功而受到大家的称颂。您在70多岁的年龄,还卷入到中美贸易科技战中,您的感觉怎么样?毕竟之前已经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现在面临这样的冲突,您会怎么度过? 任正非:主要是身体太好了,退下来找不到事干,不如给公共关系部打打工,还有一点娱乐的方式。谁让我身体这么好,还是再干一会吧。 给你们讲几个笑话,可以吗?我曾在美国体检,是格林伯格请我去的,让他的私人医生给我体检的;我回到中国,又去301医院及协和医院检查,我的心脏及胃都较年青,心脏和血管,没有一个地方有任何一点疤痕。目前我的器官等各方面都很好,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不良生活习惯,从来不抽烟喝酒、不唱歌跳舞,什么习惯都没有,吃得简单,又听医生的话,身体很好。现在闲下来了,我又没有照顾小孩的习惯,与其闲着,还不如给华为打工,继续干干活。 前两年跟着我太太去玻利维亚旅游,在玻利维亚海拔4000多米,我没什么感觉。玻利维亚员工告诉我,那里的含氧度只比深圳低0.5,我不知道他说的真话还是假话。前段时间我去尼泊尔看工程,乘坐直升飞机到接近站点的平地,我自己徒步爬到5200米看基站,心脏没有受不了的感觉。当然不是像平地一样健步,但是没感觉受不了。这两年走路没有那么厉害了,前两年那些年轻人跟着我走路,她们脚打泡了,我还在走。 我为什么没退休?如果没有退休,可以经常来公司喝喝咖啡。在外面太网红,不方便。 讲讲玩笑,活跃一下气氛,言归正传。 17、Joe McDonald:问一个关于近期新闻报道的问题,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有篇报道,说华为的员工在两个非洲国家帮助当地政府去定位或骚扰政府的政治对手。想问一下:华为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什么?关于帮助政府开展政治活动,您的个人政策是什么?您同意帮助政府做这类事情吗?华为是否愿意在非洲帮助这些国家政府去做这类事情? 任正非:根本没有这个事,严重与事实不符,我们已经发了律师函。 Joe McDonald:是什么样的函?是要求他们撤回他们的报道还是其他要求? 任正非:调查、澄清都在内,不能听其传闻就乱传,一定要深入调查清楚,做更正。 18、Ken Moritsugu:想再问一个技术相关的问题。技术非常强大,可以被用来做好事,也可以被用来做坏事。Google和Facebook都在进行一些辩论:作为技术提供者,他们是否要对自己的技术如何被使用负责?您是如何看待技术的?只是提供技术给别人使用吗?还是您觉得您对于技术如何被使用也是要负责任的? 任正非:我认为,华为公司提供了技术,我们保证遵守网络安全和GDPR隐私保护体系。但是网络最终是控制在主权国家手里的,主权国家通过运营商来管理和控制网络,因此这不是华为能做到与做不到的问题。华为设备安装以后,运营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你、跟踪你,否则你拿起电话一拨,怎么就能通呢?履行这个行为的过程,要遵守国际法、遵守当地国家法律,而不是华为员工能够控制的,所以,国际上要拟定一个统一法则。 [详情]

帮助政府开展政治活动?任正非:严重与事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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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全文来了!任正非接受采访谈实体清单、5G和孟晚舟  10月15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创始人任正非接受美联社的采访纪要,采访时间为8月20日。 下为采访全文 1、Joe McDonald:昨天晚上在华盛顿,美国政府决定把购买美国产品的“临时许可”再延迟90天,您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怎么样?这个“90天”会给华为带来什么不同?实体清单所涉及的美国产品及部件,华为多大程度上还需要它们? 任正非:这也是个好事,双方都应冷静想想。第一,美方要更多考虑,对华为的实体清单制裁,到底是华为损失很大,还是美国公司损失很大?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还要保留这样的实体清单?我自始至终支持全球化,只有全球化才能做到优质配置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全球化经过几十年努力,是来之不易的。产生一种新的市场分裂对美国不利,毕竟美国是目前全球化高科技能力最强的国家,也是全球化高科技市场格局里既得利益最大的国家。 第二,至于“临时许可”延长或不延长,对华为公司没有太大影响了。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美国就能生存很好。昨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些不依赖美国器件的全套产品,修改设计后的电路板需要短时间的切换磨合,磨合完成以后,产能就会大幅度提升。 实体清单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终端,因为安卓软件在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亿用户在用,现在限制华为终端用谷歌软件,无关国家安全。如果美国还是确定禁止华为使用,我们可能也有备份措施会做出来。毕竟谷歌是非常优秀的公司,我们和谷歌有真诚合作的协议,我们希望继续使用谷歌产品。我们继续用谷歌,其实是撑大了美国技术在全世界的应用范围。 如果谷歌的安卓、微软的Windows不能给我们授权,可能会出现替代它们的第三种系统,没有人能肯定第三种系统一定不会胜利,这种情况的发生反而是对美国最有威胁的。 对我们而言,过去几个月已经证明实体清单不可能让华为死掉,华为公司肯定能继续活下来,而且越活越好。这种情况下,实体清单的目的是不是就达到了?有可能达不到,达不到的后果是中国和其他国家诞生替代产品,替代产品所覆盖的市场,美国产品就进不来了,美国厂家的市场规模会缩小,对它的财务质量会有削弱。我们并不希望挑起对抗,我们还是希望继续购买美国零部件,尽管我们自己能够量产零部件,但我们可以减少生产,大量购买美国零部件,共同为人类繁荣服务。 2、Joe McDonald:今年您见了很多外国记者,在此之前您是很长时间不见记者的。今年您如此频繁跟记者交流,是为了在目前美国对华为施压的情况下修复华为的声誉并提升华为的运营环境吗?您的这些努力有没有见效?华为的运营环境是否得到了提升?声誉有没有得到修复? 任正非:你的分析比较正确。我在危难时期要挺身而出,为华为公司正确地做一些宣传。在5月份美国实体清单出来以后,绝大多数媒体和一部分公司认为华为死定了;另外有一种舆论,认为华为还能活三个月,把库存的物资生产完,也该死了;随着我与媒体见面增多,媒体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任正非在唱“空城计”。半年来大约两千多名记者到访华为公司,实际看了我们的现实情况后,才了解华为在真实地活着,活着的效率还变高了。媒体报道从最初一片黑色,到前段时间变成深灰色,最近变为了浅灰色,说明还是有作用的。如果只是我个人与媒体沟通,不让媒体来看看实际状况,可信度还是不高的。 3、Ken Moritsugu,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去年12月份您女儿在加拿大被捕,今年华为和美国贸易关系紧张,美国又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这个阶段是不是华为最大的危机?还是说历史上有其他类似的危机? 任正非:其实这三十年来华为公司危机不断,不是这个危机,就是那个危机,有些危机甚至严重到危及企业的生命。所以,美国这次危机对我们打击是大的,但也不是非常大。过去我们既没有人才,也没有技术,也没有资金和市场,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时的危机可能比今天还要大。现在这个危机,毕竟我们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能力,我们是有可能克服的,所以我没有感到多么恐怖。 4、Joe McDonald: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暗示过,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在贸易协议上跟美国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他不会对华为下狠手,把华为从实体清单上拿掉,或者进一步改变您女儿的状况。您对特朗普总统的表态是怎样的反应?他似乎把华为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棋子或筹码,对这个表态您什么反应? 任正非:如果通过这个“棋子”能解决问题,听起来是好的,但是要中国国家为我们做出让步,我是不会去推动的,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我们毕竟有钱,还能扛得起打击,中国很多老百姓是贫穷的,让贫穷的老百姓让一些利益给美国,来救一个有钱的华为,我良心上过不去。所以,我认为,我能坚持多挨打几年,包括我女儿多受一些罪,也不能把中国的利益让给美国。其实,美国也应该看到,中国还有不少贫穷人口,他们的生活还在低水准上。 因此,在这点上,我完全没有考虑,我也不会去求中国政府给美国好处,放华为一马。不放一马,我们就是发展慢一点,孟晚舟多待一点时间,多受一点苦难,但是对中国人民、对国家有好处,我心里就舒服一点。如果国家拿很多利益去换取华为生存,我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国家。 如果美国说“任正非出一点钱,改善一下”,我可以考虑;美国说“5G技术对美国安全有威胁”,我们可以对美国公司完全转让5G技术和生产工艺体系,让美国在5G基础上开发6G,缩短美国的技术发展进程。这些我都愿意做,因为这是牺牲我们自己,不用牺牲中国其他人的利益。否则,将来我走在街上,别人会骂我的。 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有些人认为华为或者5G技术可能构成安全威胁。我想问华为现在正在做什么以及未来计划做什么,来应对或解决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政府的担心,证明技术是安全的,不会构成安全威胁,从而能够打入全球的5G市场? 任正非:我认为,如果美国和澳大利亚没有想明白5G只是一个先进工具。对它的安全担忧前,那么最好不要购买华为的5G和相关产品,等待全世界实验证明是否安全再购买,不用这么焦心。我个人认为,5G只是一个工具,是将来支撑人工智能存在的工具,工具本身没有安全问题。第二,工具将来的数据汇聚在核心网,核心网掌握在主权国家的运营商手里,这些运营商在主权国家地盘上经营,受主权国家法律管辖,法律有权力管理它的数据,没有什么根本的安全问题。 我们自认为没有安全问题,也还在这方面做努力。华为是从一个小公司发展过来的,软件没有那么科学,希望在下一步软件的科学性上做出更多努力,当然包括网络安全、GDPR隐私保护……,在全网中能够得到贯彻。 6、Joe McDonald:过去三个月,香港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这种局势对华为产生了什么影响?毕竟香港和深圳是一海之隔,香港对于华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香港的这些抗议活动对美中关系和华为有何影响? 任正非:第一,大陆和香港是一国两制,不是“一江相隔”那么简单。比如,我们和其他县城一江相隔,一跨就过去了,但大陆和香港毕竟是有边界和海关的。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井水”和“河水”之间实际是没有交融的。香港贯彻的法律允许游行自由,我们可以理解,只是出现一些暴力行为应该是不好的。 第二,香港的事对我们丝毫没有影响。华为就是好好生产,好好补好“烂飞机”的洞,让“飞机”能飞回来。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在美国对华为制裁打击中能不能活下来,没有关心到他们关心的问题,也不去研究分析它,还是研究美国实体清单对我们影响,怎么改进我们的生产。 7、Joe McDonald:我们很关注华为技术的未来走向。您认为现在还未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新兴技术是什么?华为将在哪些技术领域进行重点投入? 任正非:未来的新兴技术应该是智能计算,从智能计算走向人工智能。5G只是一个支撑平台,支撑人工智能实现低时延、高带宽的一个平台,它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结果。 8、Joe McDonald:面对美国的压力,华为在如何调整自身的研发策略?假设实体清单和相应的限制长期存在,华为将不得不在部件上实现自己自足。那么,华为需要在哪些领域实现自给自足,或者不依赖美国供应商?如何实现这一点? 任正非:美国的实体清单不可能撤销的,因为美国不可能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呼要撤销对华为的实体清单。打击华为在美国是政治正确,美国人站出来踩华为一脚是正确的,美国人帮华为一次可能会受到群体的攻击。所以,我们做好了实体清单长期存在的心理准备。 从短期来说,我们要补足一些以前的缺陷;从长期来讲,面对未来发展,我们还是要眼光远大,加强国际合作,坚决支持全球化下的分工合作,在人工智能、云等新技术方面取得成功。如果在新技术上不成功,我们可能会被边缘化,也会死掉的。如果美国在科技上和中国脱钩,我们可能不容易获得美国一些先进要素的支撑,我们会不会在发展中盛极而衰?这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中国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多努力才行。 9、Ken Moritsugu:实体清单以及美国给予华为的压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华为自身战略的调整?去年,绝大多数人谈华为是谈5G部署,现在都在谈实体清单,谈华为需要进一步降低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您或者华为需要基于当前局势对战略进行多大程度的调整?这种调整对华为及其未来发展有何影响? 任正非:首先,美国实体清单并没有打击到我们的战略,反而是有帮助的。我们砍掉了一些不重要的边缘产品,把这些力量汇聚到主航道上来做主力产品。过去由于我们控制不住基层对预算的分配,做了一些小产品,现在决心砍掉。在研发组织的改革过程中,我们砍掉了46%的部门,把这些部门的优秀员工都转到主产品线去了,所以我们的主产品会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你们昨天在展厅看到了我们的产品,如果有机会访问其他公司,也看看他们的产品怎么样,一对比,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能够领先世界。 这样实体清单打击华为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当实体清单出来时,希望华为死掉,结果华为不仅不死,还活得更好,这与它的目的不相吻合。反过来,对我们的朋友们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本来几亿、几十亿的向我们供货,突然美国不让他们供货,财务短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和影响,因为华尔街还是很重视股票价值。 我认为,实体清单对美国的损害真真实实比我们大,实体清单应该要取消掉,不应该保留。但我们也认为,取消是不大可能的,华为做好了长期不取消的准备。 10、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5G,现在华为5G产品中有多少美国的技术和部件?实体清单这件事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华为5G产品、5G技术的销售? 任正非: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Joe McDonald:5G产品所有部件都是华为自己做的,还是用的非美国部件? 任正非:基本是华为自己做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这个时期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还是在全球化合理分工中,去为人类提供先进的服务。 11、Joe McDonald:华为有很多外籍员工,雇佣了很多比较资深的技术人员和专家,在中国企业中不同寻常。相比全部使用中方员工,使用外方员工带来的优势有哪些?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有哪些? 任正非:首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有冲突,这种冲突刚好是优势互补,因为有了冲突才有生命力。在不同的民族环境中,激活了多样性文化,能够帮助我们的产品领导世界。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科技最强大的国家,最大的特点是移民社会,世界上大量优秀人员都到美国去,造就了美国今天的发达。当然,我们还达不到美国这个程度,但还是引入了一些“丙种球蛋白”,可以刺激华为公司人员的思想改变。因此,这些外籍员工进入华为是有好处的。 我们在海外也在做本地化,中方员工外派到海外,有很多地方不习惯,有一部分工作不需要中方员工,就让当地外籍员工做,一方面成本较低,另一方面也为当地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培养了人才。 Joe McDonald:国外有一些人对华为比较挑剔,说华为这个公司到底是谁控制的?谁在华为拥有决策权?我们现在看到,华为组织最上面这一层董事会、CEO都是中国人,华为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引入外籍员工,或者任命一个外籍员工担任公司的CEO,从而进一步赢得外国的信任。如果不在您的考虑范围内,为什么不考虑? 任正非:首先,外籍员工必须要具备这个能力;第二,外籍员工必须在华为公司工作25年,从基层一层层升上来,才能了解整个公司的结构。有些西方公司CEO像“走马灯”一样换,换几次,这个公司就没有了。因为这个CEO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以为喝喝红酒、谈谈哲学就能领导公司。 我们有些国家代表和产品线主管已经是外籍员工,大量高级专家和Fellow是外籍员工。当然也欢迎你们给我们推荐CEO、董事长人选,可以先派遣到非洲去,到科摩罗岛上去“一人一厨一狗”地锻炼,再到有些地方进行技术锻炼,完全知晓华为业务,将来也有可能上来。 为什么现在很多西方公司搞不好?因为西方公司董事会是到处选人,选的这个人很厉害,来了到处拿杠杆撬一撬,把产品放大了很多,卖不出去就降低价格,可能就把公司卖死了。 所以,我们强调领袖在内部选拔,包括3万外籍员工,也在选拔之列。 Joe McDonald:如果华为要去任命一个董事会成员或者CEO层级的外籍,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给华为带来麻烦吗?从政治角度来看,会改变华为的性质吗?您认为任命外籍高管对华为来说是一个阻碍吗? 任正非:绝对不会。我们在海外设立的一些本地董事会,大部分成员都是当地知名人士。 12、Ken Moritsugu:我们昨天听说您喜欢和员工聊天、喝茶、喝咖啡,也鼓励华为员工走出去和其他人喝茶、喝咖啡。目前华为已经是一家很大的公司,您仍然继续这么做。我的问题是,您现在和员工交流时,有没有员工因为美国的压力而对华为的未来感到担心?还是大家都没有感到担心呢?为什么没有感到担心?如果大家在目前的局势下仍然充满信心,您是如何给予员工信心的? 任正非:首先,不是我给他们信心,而是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中感知未来我们可能的成功,充满了信心。我们不可能像牧师一样给员工布道,让他们相信我们的故事,而是他们在自己实际工作中看到希望,能给公司作出大贡献。特别是华为受到实体清单打击以后,激发了他们更多的能量,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了,所以他们更有信心。 13、Joe McDonald:接下来想跟您聊一聊您的生活以及您的生活经历如何影响华为发展的问题。您是贵州人,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您所在的乡镇也是一个贫困的乡镇。您是如何从贵州的一个穷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的? 任正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我曾经说过,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养猪可能也是养猪状元。我认为自己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无论哪件事都可以做好。 前段时间我去北大荒旅游,我说如果当年我在北大荒做一个知识青年,我就把北大荒一个村庄做成面条加工厂,利用北大荒的小麦来做成各种面条和面制品卖,让整个村的人成为我们公司的成员,大家都来分享成功。因为我们没有做高科技,把原材料加工成面条,就不会失败。中国就有一个这样做面条的村庄叫“南街村”,在河南,至今集体奋斗,做得非常成功。还有一个村叫“华西村”,华西村做钢铁之类的东西,但是农民在钢铁问题上不可能跟上时代研究的进步,所以衰落了。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养猪、做面条……也可能是状元,因为我认真。后来走上华为这条路完全是偶然,不是必然。 所以不要认为我小时候就有远大理想,小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想吃一个白面馒头,因为没吃过;第二,能考上大学,离开爸爸妈妈远一点,到外省去看一看,因为我从来没出过省,不知道外省什么样,很渴望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不是从小构建了什么做大事的想法,只是孜孜不倦地对一件事情研究,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太集中了就容易产生成功。贫穷没有使我获得什么必须成功的要素,没有必然性。 Ken Moritsugu: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认真的性格。您是如何形成这种认真的品质,选准一件事情就坚持不懈去做? 任正非:我们成长的地方非常贫穷,没有什么可玩的,能反复玩的是泥巴、石头、打鸟……这些简单东西,可能就形成一种性格。对于性格的形成,我没有心理学知识,不太清楚怎么总结,也许就是好奇心吧。 Joe McDonald:我们之前见过田涛,他写了一本关于华为的书。他说他问过50个人在您人生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所有人都说是您的母亲,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真的,您母亲是怎么影响您的? 任正非:我对父母的理解,和今天青年孩子是一样的。今天青年孩子的最大特点是不理睬父母,比如从国外回来,不叫一声“爸爸、妈妈”,每天到处与别人交流,也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话。我当年也是这样的。我是在爸爸妈妈去世后,才理解他们人格和品格的伟大,他们在世的时候,我并不能够理解,还觉得他们讲话啰嗦,很烦。所以,父母对我的性格有多大影响,这很难说。 我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我母亲当高三的班主任、数学老师,除了教学,她还要管七个儿女的生活,没有保姆,必须自己做饭,课休期间溜出来10分钟先把饭蒸上,然后赶回去上课,下课还要炒两个菜,这两个菜是极其简单的,也许不能被叫做菜。就是这样的生活条件。 我父亲曾被认为是走资派,被关在牛棚里,工资大幅度降下来了。我母亲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因为没有学历,不是大学毕业,每月工资只有40多元,也就是7-8美元,要管全家的生活。而且我们这些孩子也长大了,男孩穿一点补丁衣服无所谓,但是妹妹她们还要点面子,有上大学的大姑娘,就把旧衣服给她们穿。我母亲穿了一些补丁又补丁的衣服,用我弟弟的话说,教研室的人都不愿意跟她坐在一起开会,何况她还是走资派的老婆。所以,如果说她的人格对我们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不清楚,只知道她怪可怜的。等我们想明白了,想孝敬一下父母时,他们已经不在了。这一生留下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孝敬父母。 我母亲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通过自学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她教的高三学生90%多都能升入大学,可见她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母亲在15、16岁的时候参加过抗日歌咏队,到处唱抗日歌曲,那时候那些地区没有共产党,可能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在组织,解放后就背上了政治包袱,几十年都背着这个精神上的“十字架”。她有七个孩子,都要吃饭穿衣,父亲虽然当校长,但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离得很远,管不了我们,全是母亲一个人带我们。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她有什么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心?今天想来,可能有一两次做饭以后,坐在锅边谈了谈。 在他们去世以后,我们反思、谴责自己理解不够,所以今天我们也不会去谴责儿女不理睬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理睬自己的父母。所以,父母对我们影响到底有多大,很难说。我认为,后天社会的认知、后天的学习影响更大,而不完全是父母的血缘影响大,否则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 14、Joe McDonald:有没有例子说明华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华为战略?之前有人提过小灵通的例子来体现华为的战略,华为当时就是否做小灵通进行了决策。您如何看待对小灵通这个业务? 任正非:小灵通的出现在中国是一个“怪胎”,这个“怪胎”是体制形成的,不是自然成长出来的。因为中国1800M频率,富余55M,这55M频率完全可以分给电信,电信可以上GSM,完全没有必要上小灵通。但是这55M就不分给电信,电信要找到一个不受频率管辖的产品,正好PHS小灵通的频率信号很弱,本身就是家庭电话,他们增强一下,就做社会电话。小灵通是临时性产品,因为电信没有无线,就用来替代无线。我认为,战略是要从长远来看问题,到底这个社会的需求是什么,这点是很重要的。小灵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产品,会消耗大量精力,将来怎么把战略力量聚焦到有希望的领域? Joe McDonald:我们也从其他地方了解到,在小灵通这件事情上,内部还是有很多争议的,甚至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了内部分裂。您能讲一讲当时的情况吗? 任正非:外部的压力,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反正坚决不做;内部的压力,如果说不做,万一华为公司真的由于我判断失误栽跟头,死掉了怎么办? 当时华为公司处于很大的生存压力中,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聚焦做3GPP标准的产品。这个过程经历了八年,内部有很多人都在写报告要做小灵通,他们是想多赚一点钱,觉得小灵通很简单,完全可以上的。我每看到一次报告,就是一次内心的纠结折磨,痛苦得无以复加,可能抑郁症也是那个时候变得严重的。直到八年以后,中国确定放3G牌照,我们的心才真正放下来。 1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抑郁。您之前曾告诉过员工,您在2000年前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晚上突然惊醒,想着怎么给员工发工资,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我想确认一下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您能不能讲下当时的情形? 任正非:这种痛苦的事情就不讲了,他们的传说是真的。 Ken Moritsugu:能否问一下,您从这一痛苦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对您有何改变?您最后是如何克服这一挑战的? 任正非:那个事情学不到什么,因为痛苦并没有什么收获。如果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注定是失败的,应该坚定不移在一个正确方向上去努力,才有可能成功。后来我们把奋斗目标叫做“方向大致正确”,绝对正确的方向不存在,大致正确就可以了。第二,组织要充满活力,对准一个地方。这是在科学技术上押赌,有可能赌错。幸亏赌对了,压力就释放了,后来就不想自杀了。 Joe McDonald:如果把当前危机和2000年小灵通经历的痛苦相比,怎么看待现在的危机? 任正非:今天的危机应该只有那时十分之一的压力,因为现在我们对度过危机充满信心,那时的危机是不可知的恐惧。现在我不恐惧,那时恐惧到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才产生抑郁症。现在我们一步步在补“洞”,从5G到核心网这条线的“洞”全补完了,现在要补终端的“洞”,终端的“洞”就一、两个,我们有信心用两、三年时间完成。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很有信心,那时是没有信心的;第二,现在我们也有钱,那时人心不齐,还没有钱。 那时的痛苦,还包括身份证明的痛苦,因为我们是私营企业,那时没有政治地位,还赚钱,是受怀疑的。今天的痛苦,是美国打击华为的市场、商业,打击不了我们的生命;我的政治生命只有中国才能打击,美国打击不了政治生命,我也不会去美国。因此,我现在心情比较平静。 本来我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为什么现在再干一阵子?因为我发现,危难时期我还挺有作用的,所以就站出来再干几年。这几年可能会多次跟你们打交道,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都能真实回答你们。 三十年来,华为全都是痛苦,没有欢乐,每个环节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今天你们第一次提出来,把2000年的痛苦和现在的痛苦比较,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谢谢你们。 16、Joe McDonald:您现在已经70多岁了,绝大多数中国的商业领袖在这个年纪已经退休,很多人由于之前企业的成功而受到大家的称颂。您在70多岁的年龄,还卷入到中美贸易科技战中,您的感觉怎么样?毕竟之前已经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现在面临这样的冲突,您会怎么度过? 任正非:主要是身体太好了,退下来找不到事干,不如给公共关系部打打工,还有一点娱乐的方式。谁让我身体这么好,还是再干一会吧。 给你们讲几个笑话,可以吗?我曾在美国体检,是格林伯格请我去的,让他的私人医生给我体检的;我回到中国,又去301医院及协和医院检查,我的心脏及胃都较年青,心脏和血管,没有一个地方有任何一点疤痕。目前我的器官等各方面都很好,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不良生活习惯,从来不抽烟喝酒、不唱歌跳舞,什么习惯都没有,吃得简单,又听医生的话,身体很好。现在闲下来了,我又没有照顾小孩的习惯,与其闲着,还不如给华为打工,继续干干活。 前两年跟着我太太去玻利维亚旅游,在玻利维亚海拔4000多米,我没什么感觉。玻利维亚员工告诉我,那里的含氧度只比深圳低0.5,我不知道他说的真话还是假话。前段时间我去尼泊尔看工程,乘坐直升飞机到接近站点的平地,我自己徒步爬到5200米看基站,心脏没有受不了的感觉。当然不是像平地一样健步,但是没感觉受不了。这两年走路没有那么厉害了,前两年那些年轻人跟着我走路,她们脚打泡了,我还在走。 我为什么没退休?如果没有退休,可以经常来公司喝喝咖啡。在外面太网红,不方便。 讲讲玩笑,活跃一下气氛,言归正传。 17、Joe McDonald:问一个关于近期新闻报道的问题,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有篇报道,说华为的员工在两个非洲国家帮助当地政府去定位或骚扰政府的政治对手。想问一下:华为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什么?关于帮助政府开展政治活动,您的个人政策是什么?您同意帮助政府做这类事情吗?华为是否愿意在非洲帮助这些国家政府去做这类事情? 任正非:根本没有这个事,严重与事实不符,我们已经发了律师函。 Joe McDonald:是什么样的函?是要求他们撤回他们的报道还是其他要求? 任正非:调查、澄清都在内,不能听其传闻就乱传,一定要深入调查清楚,做更正。 18、Ken Moritsugu:想再问一个技术相关的问题。技术非常强大,可以被用来做好事,也可以被用来做坏事。Google和Facebook都在进行一些辩论:作为技术提供者,他们是否要对自己的技术如何被使用负责?您是如何看待技术的?只是提供技术给别人使用吗?还是您觉得您对于技术如何被使用也是要负责任的? 任正非:我认为,华为公司提供了技术,我们保证遵守网络安全和GDPR隐私保护体系。但是网络最终是控制在主权国家手里的,主权国家通过运营商来管理和控制网络,因此这不是华为能做到与做不到的问题。华为设备安装以后,运营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你、跟踪你,否则你拿起电话一拨,怎么就能通呢?履行这个行为的过程,要遵守国际法、遵守当地国家法律,而不是华为员工能够控制的,所以,国际上要拟定一个统一法则。 [详情]

任正非:实体清单对美国的损害真真实实比华为大
任正非:实体清单对美国的损害真真实实比华为大

   原标题:全文来了!任正非接受采访谈实体清单、5G和孟晚舟  10月15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创始人任正非接受美联社的采访纪要,采访时间为8月20日。 下为采访全文 1、Joe McDonald:昨天晚上在华盛顿,美国政府决定把购买美国产品的“临时许可”再延迟90天,您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怎么样?这个“90天”会给华为带来什么不同?实体清单所涉及的美国产品及部件,华为多大程度上还需要它们? 任正非:这也是个好事,双方都应冷静想想。第一,美方要更多考虑,对华为的实体清单制裁,到底是华为损失很大,还是美国公司损失很大?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还要保留这样的实体清单?我自始至终支持全球化,只有全球化才能做到优质配置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全球化经过几十年努力,是来之不易的。产生一种新的市场分裂对美国不利,毕竟美国是目前全球化高科技能力最强的国家,也是全球化高科技市场格局里既得利益最大的国家。 第二,至于“临时许可”延长或不延长,对华为公司没有太大影响了。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美国就能生存很好。昨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些不依赖美国器件的全套产品,修改设计后的电路板需要短时间的切换磨合,磨合完成以后,产能就会大幅度提升。 实体清单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终端,因为安卓软件在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亿用户在用,现在限制华为终端用谷歌软件,无关国家安全。如果美国还是确定禁止华为使用,我们可能也有备份措施会做出来。毕竟谷歌是非常优秀的公司,我们和谷歌有真诚合作的协议,我们希望继续使用谷歌产品。我们继续用谷歌,其实是撑大了美国技术在全世界的应用范围。 如果谷歌的安卓、微软的Windows不能给我们授权,可能会出现替代它们的第三种系统,没有人能肯定第三种系统一定不会胜利,这种情况的发生反而是对美国最有威胁的。 对我们而言,过去几个月已经证明实体清单不可能让华为死掉,华为公司肯定能继续活下来,而且越活越好。这种情况下,实体清单的目的是不是就达到了?有可能达不到,达不到的后果是中国和其他国家诞生替代产品,替代产品所覆盖的市场,美国产品就进不来了,美国厂家的市场规模会缩小,对它的财务质量会有削弱。我们并不希望挑起对抗,我们还是希望继续购买美国零部件,尽管我们自己能够量产零部件,但我们可以减少生产,大量购买美国零部件,共同为人类繁荣服务。 2、Joe McDonald:今年您见了很多外国记者,在此之前您是很长时间不见记者的。今年您如此频繁跟记者交流,是为了在目前美国对华为施压的情况下修复华为的声誉并提升华为的运营环境吗?您的这些努力有没有见效?华为的运营环境是否得到了提升?声誉有没有得到修复? 任正非:你的分析比较正确。我在危难时期要挺身而出,为华为公司正确地做一些宣传。在5月份美国实体清单出来以后,绝大多数媒体和一部分公司认为华为死定了;另外有一种舆论,认为华为还能活三个月,把库存的物资生产完,也该死了;随着我与媒体见面增多,媒体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任正非在唱“空城计”。半年来大约两千多名记者到访华为公司,实际看了我们的现实情况后,才了解华为在真实地活着,活着的效率还变高了。媒体报道从最初一片黑色,到前段时间变成深灰色,最近变为了浅灰色,说明还是有作用的。如果只是我个人与媒体沟通,不让媒体来看看实际状况,可信度还是不高的。 3、Ken Moritsugu,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去年12月份您女儿在加拿大被捕,今年华为和美国贸易关系紧张,美国又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这个阶段是不是华为最大的危机?还是说历史上有其他类似的危机? 任正非:其实这三十年来华为公司危机不断,不是这个危机,就是那个危机,有些危机甚至严重到危及企业的生命。所以,美国这次危机对我们打击是大的,但也不是非常大。过去我们既没有人才,也没有技术,也没有资金和市场,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时的危机可能比今天还要大。现在这个危机,毕竟我们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能力,我们是有可能克服的,所以我没有感到多么恐怖。 4、Joe McDonald: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暗示过,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在贸易协议上跟美国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他不会对华为下狠手,把华为从实体清单上拿掉,或者进一步改变您女儿的状况。您对特朗普总统的表态是怎样的反应?他似乎把华为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棋子或筹码,对这个表态您什么反应? 任正非:如果通过这个“棋子”能解决问题,听起来是好的,但是要中国国家为我们做出让步,我是不会去推动的,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我们毕竟有钱,还能扛得起打击,中国很多老百姓是贫穷的,让贫穷的老百姓让一些利益给美国,来救一个有钱的华为,我良心上过不去。所以,我认为,我能坚持多挨打几年,包括我女儿多受一些罪,也不能把中国的利益让给美国。其实,美国也应该看到,中国还有不少贫穷人口,他们的生活还在低水准上。 因此,在这点上,我完全没有考虑,我也不会去求中国政府给美国好处,放华为一马。不放一马,我们就是发展慢一点,孟晚舟多待一点时间,多受一点苦难,但是对中国人民、对国家有好处,我心里就舒服一点。如果国家拿很多利益去换取华为生存,我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国家。 如果美国说“任正非出一点钱,改善一下”,我可以考虑;美国说“5G技术对美国安全有威胁”,我们可以对美国公司完全转让5G技术和生产工艺体系,让美国在5G基础上开发6G,缩短美国的技术发展进程。这些我都愿意做,因为这是牺牲我们自己,不用牺牲中国其他人的利益。否则,将来我走在街上,别人会骂我的。 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有些人认为华为或者5G技术可能构成安全威胁。我想问华为现在正在做什么以及未来计划做什么,来应对或解决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政府的担心,证明技术是安全的,不会构成安全威胁,从而能够打入全球的5G市场? 任正非:我认为,如果美国和澳大利亚没有想明白5G只是一个先进工具。对它的安全担忧前,那么最好不要购买华为的5G和相关产品,等待全世界实验证明是否安全再购买,不用这么焦心。我个人认为,5G只是一个工具,是将来支撑人工智能存在的工具,工具本身没有安全问题。第二,工具将来的数据汇聚在核心网,核心网掌握在主权国家的运营商手里,这些运营商在主权国家地盘上经营,受主权国家法律管辖,法律有权力管理它的数据,没有什么根本的安全问题。 我们自认为没有安全问题,也还在这方面做努力。华为是从一个小公司发展过来的,软件没有那么科学,希望在下一步软件的科学性上做出更多努力,当然包括网络安全、GDPR隐私保护……,在全网中能够得到贯彻。 6、Joe McDonald:过去三个月,香港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这种局势对华为产生了什么影响?毕竟香港和深圳是一海之隔,香港对于华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香港的这些抗议活动对美中关系和华为有何影响? 任正非:第一,大陆和香港是一国两制,不是“一江相隔”那么简单。比如,我们和其他县城一江相隔,一跨就过去了,但大陆和香港毕竟是有边界和海关的。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井水”和“河水”之间实际是没有交融的。香港贯彻的法律允许游行自由,我们可以理解,只是出现一些暴力行为应该是不好的。 第二,香港的事对我们丝毫没有影响。华为就是好好生产,好好补好“烂飞机”的洞,让“飞机”能飞回来。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在美国对华为制裁打击中能不能活下来,没有关心到他们关心的问题,也不去研究分析它,还是研究美国实体清单对我们影响,怎么改进我们的生产。 7、Joe McDonald:我们很关注华为技术的未来走向。您认为现在还未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新兴技术是什么?华为将在哪些技术领域进行重点投入? 任正非:未来的新兴技术应该是智能计算,从智能计算走向人工智能。5G只是一个支撑平台,支撑人工智能实现低时延、高带宽的一个平台,它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结果。 8、Joe McDonald:面对美国的压力,华为在如何调整自身的研发策略?假设实体清单和相应的限制长期存在,华为将不得不在部件上实现自己自足。那么,华为需要在哪些领域实现自给自足,或者不依赖美国供应商?如何实现这一点? 任正非:美国的实体清单不可能撤销的,因为美国不可能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呼要撤销对华为的实体清单。打击华为在美国是政治正确,美国人站出来踩华为一脚是正确的,美国人帮华为一次可能会受到群体的攻击。所以,我们做好了实体清单长期存在的心理准备。 从短期来说,我们要补足一些以前的缺陷;从长期来讲,面对未来发展,我们还是要眼光远大,加强国际合作,坚决支持全球化下的分工合作,在人工智能、云等新技术方面取得成功。如果在新技术上不成功,我们可能会被边缘化,也会死掉的。如果美国在科技上和中国脱钩,我们可能不容易获得美国一些先进要素的支撑,我们会不会在发展中盛极而衰?这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中国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多努力才行。 9、Ken Moritsugu:实体清单以及美国给予华为的压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华为自身战略的调整?去年,绝大多数人谈华为是谈5G部署,现在都在谈实体清单,谈华为需要进一步降低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您或者华为需要基于当前局势对战略进行多大程度的调整?这种调整对华为及其未来发展有何影响? 任正非:首先,美国实体清单并没有打击到我们的战略,反而是有帮助的。我们砍掉了一些不重要的边缘产品,把这些力量汇聚到主航道上来做主力产品。过去由于我们控制不住基层对预算的分配,做了一些小产品,现在决心砍掉。在研发组织的改革过程中,我们砍掉了46%的部门,把这些部门的优秀员工都转到主产品线去了,所以我们的主产品会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你们昨天在展厅看到了我们的产品,如果有机会访问其他公司,也看看他们的产品怎么样,一对比,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能够领先世界。 这样实体清单打击华为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当实体清单出来时,希望华为死掉,结果华为不仅不死,还活得更好,这与它的目的不相吻合。反过来,对我们的朋友们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本来几亿、几十亿的向我们供货,突然美国不让他们供货,财务短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和影响,因为华尔街还是很重视股票价值。 我认为,实体清单对美国的损害真真实实比我们大,实体清单应该要取消掉,不应该保留。但我们也认为,取消是不大可能的,华为做好了长期不取消的准备。 10、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5G,现在华为5G产品中有多少美国的技术和部件?实体清单这件事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华为5G产品、5G技术的销售? 任正非: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Joe McDonald:5G产品所有部件都是华为自己做的,还是用的非美国部件? 任正非:基本是华为自己做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这个时期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还是在全球化合理分工中,去为人类提供先进的服务。 11、Joe McDonald:华为有很多外籍员工,雇佣了很多比较资深的技术人员和专家,在中国企业中不同寻常。相比全部使用中方员工,使用外方员工带来的优势有哪些?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有哪些? 任正非:首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有冲突,这种冲突刚好是优势互补,因为有了冲突才有生命力。在不同的民族环境中,激活了多样性文化,能够帮助我们的产品领导世界。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科技最强大的国家,最大的特点是移民社会,世界上大量优秀人员都到美国去,造就了美国今天的发达。当然,我们还达不到美国这个程度,但还是引入了一些“丙种球蛋白”,可以刺激华为公司人员的思想改变。因此,这些外籍员工进入华为是有好处的。 我们在海外也在做本地化,中方员工外派到海外,有很多地方不习惯,有一部分工作不需要中方员工,就让当地外籍员工做,一方面成本较低,另一方面也为当地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培养了人才。 Joe McDonald:国外有一些人对华为比较挑剔,说华为这个公司到底是谁控制的?谁在华为拥有决策权?我们现在看到,华为组织最上面这一层董事会、CEO都是中国人,华为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引入外籍员工,或者任命一个外籍员工担任公司的CEO,从而进一步赢得外国的信任。如果不在您的考虑范围内,为什么不考虑? 任正非:首先,外籍员工必须要具备这个能力;第二,外籍员工必须在华为公司工作25年,从基层一层层升上来,才能了解整个公司的结构。有些西方公司CEO像“走马灯”一样换,换几次,这个公司就没有了。因为这个CEO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以为喝喝红酒、谈谈哲学就能领导公司。 我们有些国家代表和产品线主管已经是外籍员工,大量高级专家和Fellow是外籍员工。当然也欢迎你们给我们推荐CEO、董事长人选,可以先派遣到非洲去,到科摩罗岛上去“一人一厨一狗”地锻炼,再到有些地方进行技术锻炼,完全知晓华为业务,将来也有可能上来。 为什么现在很多西方公司搞不好?因为西方公司董事会是到处选人,选的这个人很厉害,来了到处拿杠杆撬一撬,把产品放大了很多,卖不出去就降低价格,可能就把公司卖死了。 所以,我们强调领袖在内部选拔,包括3万外籍员工,也在选拔之列。 Joe McDonald:如果华为要去任命一个董事会成员或者CEO层级的外籍,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给华为带来麻烦吗?从政治角度来看,会改变华为的性质吗?您认为任命外籍高管对华为来说是一个阻碍吗? 任正非:绝对不会。我们在海外设立的一些本地董事会,大部分成员都是当地知名人士。 12、Ken Moritsugu:我们昨天听说您喜欢和员工聊天、喝茶、喝咖啡,也鼓励华为员工走出去和其他人喝茶、喝咖啡。目前华为已经是一家很大的公司,您仍然继续这么做。我的问题是,您现在和员工交流时,有没有员工因为美国的压力而对华为的未来感到担心?还是大家都没有感到担心呢?为什么没有感到担心?如果大家在目前的局势下仍然充满信心,您是如何给予员工信心的? 任正非:首先,不是我给他们信心,而是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中感知未来我们可能的成功,充满了信心。我们不可能像牧师一样给员工布道,让他们相信我们的故事,而是他们在自己实际工作中看到希望,能给公司作出大贡献。特别是华为受到实体清单打击以后,激发了他们更多的能量,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了,所以他们更有信心。 13、Joe McDonald:接下来想跟您聊一聊您的生活以及您的生活经历如何影响华为发展的问题。您是贵州人,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您所在的乡镇也是一个贫困的乡镇。您是如何从贵州的一个穷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的? 任正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我曾经说过,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养猪可能也是养猪状元。我认为自己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无论哪件事都可以做好。 前段时间我去北大荒旅游,我说如果当年我在北大荒做一个知识青年,我就把北大荒一个村庄做成面条加工厂,利用北大荒的小麦来做成各种面条和面制品卖,让整个村的人成为我们公司的成员,大家都来分享成功。因为我们没有做高科技,把原材料加工成面条,就不会失败。中国就有一个这样做面条的村庄叫“南街村”,在河南,至今集体奋斗,做得非常成功。还有一个村叫“华西村”,华西村做钢铁之类的东西,但是农民在钢铁问题上不可能跟上时代研究的进步,所以衰落了。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养猪、做面条……也可能是状元,因为我认真。后来走上华为这条路完全是偶然,不是必然。 所以不要认为我小时候就有远大理想,小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想吃一个白面馒头,因为没吃过;第二,能考上大学,离开爸爸妈妈远一点,到外省去看一看,因为我从来没出过省,不知道外省什么样,很渴望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不是从小构建了什么做大事的想法,只是孜孜不倦地对一件事情研究,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太集中了就容易产生成功。贫穷没有使我获得什么必须成功的要素,没有必然性。 Ken Moritsugu: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认真的性格。您是如何形成这种认真的品质,选准一件事情就坚持不懈去做? 任正非:我们成长的地方非常贫穷,没有什么可玩的,能反复玩的是泥巴、石头、打鸟……这些简单东西,可能就形成一种性格。对于性格的形成,我没有心理学知识,不太清楚怎么总结,也许就是好奇心吧。 Joe McDonald:我们之前见过田涛,他写了一本关于华为的书。他说他问过50个人在您人生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所有人都说是您的母亲,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真的,您母亲是怎么影响您的? 任正非:我对父母的理解,和今天青年孩子是一样的。今天青年孩子的最大特点是不理睬父母,比如从国外回来,不叫一声“爸爸、妈妈”,每天到处与别人交流,也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话。我当年也是这样的。我是在爸爸妈妈去世后,才理解他们人格和品格的伟大,他们在世的时候,我并不能够理解,还觉得他们讲话啰嗦,很烦。所以,父母对我的性格有多大影响,这很难说。 我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我母亲当高三的班主任、数学老师,除了教学,她还要管七个儿女的生活,没有保姆,必须自己做饭,课休期间溜出来10分钟先把饭蒸上,然后赶回去上课,下课还要炒两个菜,这两个菜是极其简单的,也许不能被叫做菜。就是这样的生活条件。 我父亲曾被认为是走资派,被关在牛棚里,工资大幅度降下来了。我母亲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因为没有学历,不是大学毕业,每月工资只有40多元,也就是7-8美元,要管全家的生活。而且我们这些孩子也长大了,男孩穿一点补丁衣服无所谓,但是妹妹她们还要点面子,有上大学的大姑娘,就把旧衣服给她们穿。我母亲穿了一些补丁又补丁的衣服,用我弟弟的话说,教研室的人都不愿意跟她坐在一起开会,何况她还是走资派的老婆。所以,如果说她的人格对我们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不清楚,只知道她怪可怜的。等我们想明白了,想孝敬一下父母时,他们已经不在了。这一生留下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孝敬父母。 我母亲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通过自学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她教的高三学生90%多都能升入大学,可见她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母亲在15、16岁的时候参加过抗日歌咏队,到处唱抗日歌曲,那时候那些地区没有共产党,可能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在组织,解放后就背上了政治包袱,几十年都背着这个精神上的“十字架”。她有七个孩子,都要吃饭穿衣,父亲虽然当校长,但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离得很远,管不了我们,全是母亲一个人带我们。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她有什么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心?今天想来,可能有一两次做饭以后,坐在锅边谈了谈。 在他们去世以后,我们反思、谴责自己理解不够,所以今天我们也不会去谴责儿女不理睬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理睬自己的父母。所以,父母对我们影响到底有多大,很难说。我认为,后天社会的认知、后天的学习影响更大,而不完全是父母的血缘影响大,否则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 14、Joe McDonald:有没有例子说明华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华为战略?之前有人提过小灵通的例子来体现华为的战略,华为当时就是否做小灵通进行了决策。您如何看待对小灵通这个业务? 任正非:小灵通的出现在中国是一个“怪胎”,这个“怪胎”是体制形成的,不是自然成长出来的。因为中国1800M频率,富余55M,这55M频率完全可以分给电信,电信可以上GSM,完全没有必要上小灵通。但是这55M就不分给电信,电信要找到一个不受频率管辖的产品,正好PHS小灵通的频率信号很弱,本身就是家庭电话,他们增强一下,就做社会电话。小灵通是临时性产品,因为电信没有无线,就用来替代无线。我认为,战略是要从长远来看问题,到底这个社会的需求是什么,这点是很重要的。小灵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产品,会消耗大量精力,将来怎么把战略力量聚焦到有希望的领域? Joe McDonald:我们也从其他地方了解到,在小灵通这件事情上,内部还是有很多争议的,甚至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了内部分裂。您能讲一讲当时的情况吗? 任正非:外部的压力,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反正坚决不做;内部的压力,如果说不做,万一华为公司真的由于我判断失误栽跟头,死掉了怎么办? 当时华为公司处于很大的生存压力中,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聚焦做3GPP标准的产品。这个过程经历了八年,内部有很多人都在写报告要做小灵通,他们是想多赚一点钱,觉得小灵通很简单,完全可以上的。我每看到一次报告,就是一次内心的纠结折磨,痛苦得无以复加,可能抑郁症也是那个时候变得严重的。直到八年以后,中国确定放3G牌照,我们的心才真正放下来。 1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抑郁。您之前曾告诉过员工,您在2000年前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晚上突然惊醒,想着怎么给员工发工资,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我想确认一下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您能不能讲下当时的情形? 任正非:这种痛苦的事情就不讲了,他们的传说是真的。 Ken Moritsugu:能否问一下,您从这一痛苦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对您有何改变?您最后是如何克服这一挑战的? 任正非:那个事情学不到什么,因为痛苦并没有什么收获。如果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注定是失败的,应该坚定不移在一个正确方向上去努力,才有可能成功。后来我们把奋斗目标叫做“方向大致正确”,绝对正确的方向不存在,大致正确就可以了。第二,组织要充满活力,对准一个地方。这是在科学技术上押赌,有可能赌错。幸亏赌对了,压力就释放了,后来就不想自杀了。 Joe McDonald:如果把当前危机和2000年小灵通经历的痛苦相比,怎么看待现在的危机? 任正非:今天的危机应该只有那时十分之一的压力,因为现在我们对度过危机充满信心,那时的危机是不可知的恐惧。现在我不恐惧,那时恐惧到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才产生抑郁症。现在我们一步步在补“洞”,从5G到核心网这条线的“洞”全补完了,现在要补终端的“洞”,终端的“洞”就一、两个,我们有信心用两、三年时间完成。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很有信心,那时是没有信心的;第二,现在我们也有钱,那时人心不齐,还没有钱。 那时的痛苦,还包括身份证明的痛苦,因为我们是私营企业,那时没有政治地位,还赚钱,是受怀疑的。今天的痛苦,是美国打击华为的市场、商业,打击不了我们的生命;我的政治生命只有中国才能打击,美国打击不了政治生命,我也不会去美国。因此,我现在心情比较平静。 本来我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为什么现在再干一阵子?因为我发现,危难时期我还挺有作用的,所以就站出来再干几年。这几年可能会多次跟你们打交道,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都能真实回答你们。 三十年来,华为全都是痛苦,没有欢乐,每个环节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今天你们第一次提出来,把2000年的痛苦和现在的痛苦比较,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谢谢你们。 16、Joe McDonald:您现在已经70多岁了,绝大多数中国的商业领袖在这个年纪已经退休,很多人由于之前企业的成功而受到大家的称颂。您在70多岁的年龄,还卷入到中美贸易科技战中,您的感觉怎么样?毕竟之前已经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现在面临这样的冲突,您会怎么度过? 任正非:主要是身体太好了,退下来找不到事干,不如给公共关系部打打工,还有一点娱乐的方式。谁让我身体这么好,还是再干一会吧。 给你们讲几个笑话,可以吗?我曾在美国体检,是格林伯格请我去的,让他的私人医生给我体检的;我回到中国,又去301医院及协和医院检查,我的心脏及胃都较年青,心脏和血管,没有一个地方有任何一点疤痕。目前我的器官等各方面都很好,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不良生活习惯,从来不抽烟喝酒、不唱歌跳舞,什么习惯都没有,吃得简单,又听医生的话,身体很好。现在闲下来了,我又没有照顾小孩的习惯,与其闲着,还不如给华为打工,继续干干活。 前两年跟着我太太去玻利维亚旅游,在玻利维亚海拔4000多米,我没什么感觉。玻利维亚员工告诉我,那里的含氧度只比深圳低0.5,我不知道他说的真话还是假话。前段时间我去尼泊尔看工程,乘坐直升飞机到接近站点的平地,我自己徒步爬到5200米看基站,心脏没有受不了的感觉。当然不是像平地一样健步,但是没感觉受不了。这两年走路没有那么厉害了,前两年那些年轻人跟着我走路,她们脚打泡了,我还在走。 我为什么没退休?如果没有退休,可以经常来公司喝喝咖啡。在外面太网红,不方便。 讲讲玩笑,活跃一下气氛,言归正传。 17、Joe McDonald:问一个关于近期新闻报道的问题,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有篇报道,说华为的员工在两个非洲国家帮助当地政府去定位或骚扰政府的政治对手。想问一下:华为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什么?关于帮助政府开展政治活动,您的个人政策是什么?您同意帮助政府做这类事情吗?华为是否愿意在非洲帮助这些国家政府去做这类事情? 任正非:根本没有这个事,严重与事实不符,我们已经发了律师函。 Joe McDonald:是什么样的函?是要求他们撤回他们的报道还是其他要求? 任正非:调查、澄清都在内,不能听其传闻就乱传,一定要深入调查清楚,做更正。 18、Ken Moritsugu:想再问一个技术相关的问题。技术非常强大,可以被用来做好事,也可以被用来做坏事。Google和Facebook都在进行一些辩论:作为技术提供者,他们是否要对自己的技术如何被使用负责?您是如何看待技术的?只是提供技术给别人使用吗?还是您觉得您对于技术如何被使用也是要负责任的? 任正非:我认为,华为公司提供了技术,我们保证遵守网络安全和GDPR隐私保护体系。但是网络最终是控制在主权国家手里的,主权国家通过运营商来管理和控制网络,因此这不是华为能做到与做不到的问题。华为设备安装以后,运营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你、跟踪你,否则你拿起电话一拨,怎么就能通呢?履行这个行为的过程,要遵守国际法、遵守当地国家法律,而不是华为员工能够控制的,所以,国际上要拟定一个统一法则。 [详情]

全文|任正非接受采访 谈实体清单、5G和孟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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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全文来了!任正非接受采访谈实体清单、5G和孟晚舟  10月15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创始人任正非接受美联社的采访纪要,采访时间为8月20日。 下为采访全文 1、Joe McDonald:昨天晚上在华盛顿,美国政府决定把购买美国产品的“临时许可”再延迟90天,您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怎么样?这个“90天”会给华为带来什么不同?实体清单所涉及的美国产品及部件,华为多大程度上还需要它们? 任正非:这也是个好事,双方都应冷静想想。第一,美方要更多考虑,对华为的实体清单制裁,到底是华为损失很大,还是美国公司损失很大?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还要保留这样的实体清单?我自始至终支持全球化,只有全球化才能做到优质配置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全球化经过几十年努力,是来之不易的。产生一种新的市场分裂对美国不利,毕竟美国是目前全球化高科技能力最强的国家,也是全球化高科技市场格局里既得利益最大的国家。 第二,至于“临时许可”延长或不延长,对华为公司没有太大影响了。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美国就能生存很好。昨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些不依赖美国器件的全套产品,修改设计后的电路板需要短时间的切换磨合,磨合完成以后,产能就会大幅度提升。 实体清单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终端,因为安卓软件在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亿用户在用,现在限制华为终端用谷歌软件,无关国家安全。如果美国还是确定禁止华为使用,我们可能也有备份措施会做出来。毕竟谷歌是非常优秀的公司,我们和谷歌有真诚合作的协议,我们希望继续使用谷歌产品。我们继续用谷歌,其实是撑大了美国技术在全世界的应用范围。 如果谷歌的安卓、微软的Windows不能给我们授权,可能会出现替代它们的第三种系统,没有人能肯定第三种系统一定不会胜利,这种情况的发生反而是对美国最有威胁的。 对我们而言,过去几个月已经证明实体清单不可能让华为死掉,华为公司肯定能继续活下来,而且越活越好。这种情况下,实体清单的目的是不是就达到了?有可能达不到,达不到的后果是中国和其他国家诞生替代产品,替代产品所覆盖的市场,美国产品就进不来了,美国厂家的市场规模会缩小,对它的财务质量会有削弱。我们并不希望挑起对抗,我们还是希望继续购买美国零部件,尽管我们自己能够量产零部件,但我们可以减少生产,大量购买美国零部件,共同为人类繁荣服务。 2、Joe McDonald:今年您见了很多外国记者,在此之前您是很长时间不见记者的。今年您如此频繁跟记者交流,是为了在目前美国对华为施压的情况下修复华为的声誉并提升华为的运营环境吗?您的这些努力有没有见效?华为的运营环境是否得到了提升?声誉有没有得到修复? 任正非:你的分析比较正确。我在危难时期要挺身而出,为华为公司正确地做一些宣传。在5月份美国实体清单出来以后,绝大多数媒体和一部分公司认为华为死定了;另外有一种舆论,认为华为还能活三个月,把库存的物资生产完,也该死了;随着我与媒体见面增多,媒体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任正非在唱“空城计”。半年来大约两千多名记者到访华为公司,实际看了我们的现实情况后,才了解华为在真实地活着,活着的效率还变高了。媒体报道从最初一片黑色,到前段时间变成深灰色,最近变为了浅灰色,说明还是有作用的。如果只是我个人与媒体沟通,不让媒体来看看实际状况,可信度还是不高的。 3、Ken Moritsugu,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去年12月份您女儿在加拿大被捕,今年华为和美国贸易关系紧张,美国又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这个阶段是不是华为最大的危机?还是说历史上有其他类似的危机? 任正非:其实这三十年来华为公司危机不断,不是这个危机,就是那个危机,有些危机甚至严重到危及企业的生命。所以,美国这次危机对我们打击是大的,但也不是非常大。过去我们既没有人才,也没有技术,也没有资金和市场,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时的危机可能比今天还要大。现在这个危机,毕竟我们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能力,我们是有可能克服的,所以我没有感到多么恐怖。 4、Joe McDonald: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暗示过,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在贸易协议上跟美国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他不会对华为下狠手,把华为从实体清单上拿掉,或者进一步改变您女儿的状况。您对特朗普总统的表态是怎样的反应?他似乎把华为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棋子或筹码,对这个表态您什么反应? 任正非:如果通过这个“棋子”能解决问题,听起来是好的,但是要中国国家为我们做出让步,我是不会去推动的,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我们毕竟有钱,还能扛得起打击,中国很多老百姓是贫穷的,让贫穷的老百姓让一些利益给美国,来救一个有钱的华为,我良心上过不去。所以,我认为,我能坚持多挨打几年,包括我女儿多受一些罪,也不能把中国的利益让给美国。其实,美国也应该看到,中国还有不少贫穷人口,他们的生活还在低水准上。 因此,在这点上,我完全没有考虑,我也不会去求中国政府给美国好处,放华为一马。不放一马,我们就是发展慢一点,孟晚舟多待一点时间,多受一点苦难,但是对中国人民、对国家有好处,我心里就舒服一点。如果国家拿很多利益去换取华为生存,我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国家。 如果美国说“任正非出一点钱,改善一下”,我可以考虑;美国说“5G技术对美国安全有威胁”,我们可以对美国公司完全转让5G技术和生产工艺体系,让美国在5G基础上开发6G,缩短美国的技术发展进程。这些我都愿意做,因为这是牺牲我们自己,不用牺牲中国其他人的利益。否则,将来我走在街上,别人会骂我的。 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有些人认为华为或者5G技术可能构成安全威胁。我想问华为现在正在做什么以及未来计划做什么,来应对或解决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政府的担心,证明技术是安全的,不会构成安全威胁,从而能够打入全球的5G市场? 任正非:我认为,如果美国和澳大利亚没有想明白5G只是一个先进工具。对它的安全担忧前,那么最好不要购买华为的5G和相关产品,等待全世界实验证明是否安全再购买,不用这么焦心。我个人认为,5G只是一个工具,是将来支撑人工智能存在的工具,工具本身没有安全问题。第二,工具将来的数据汇聚在核心网,核心网掌握在主权国家的运营商手里,这些运营商在主权国家地盘上经营,受主权国家法律管辖,法律有权力管理它的数据,没有什么根本的安全问题。 我们自认为没有安全问题,也还在这方面做努力。华为是从一个小公司发展过来的,软件没有那么科学,希望在下一步软件的科学性上做出更多努力,当然包括网络安全、GDPR隐私保护……,在全网中能够得到贯彻。 6、Joe McDonald:过去三个月,香港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这种局势对华为产生了什么影响?毕竟香港和深圳是一海之隔,香港对于华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香港的这些抗议活动对美中关系和华为有何影响? 任正非:第一,大陆和香港是一国两制,不是“一江相隔”那么简单。比如,我们和其他县城一江相隔,一跨就过去了,但大陆和香港毕竟是有边界和海关的。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井水”和“河水”之间实际是没有交融的。香港贯彻的法律允许游行自由,我们可以理解,只是出现一些暴力行为应该是不好的。 第二,香港的事对我们丝毫没有影响。华为就是好好生产,好好补好“烂飞机”的洞,让“飞机”能飞回来。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在美国对华为制裁打击中能不能活下来,没有关心到他们关心的问题,也不去研究分析它,还是研究美国实体清单对我们影响,怎么改进我们的生产。 7、Joe McDonald:我们很关注华为技术的未来走向。您认为现在还未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新兴技术是什么?华为将在哪些技术领域进行重点投入? 任正非:未来的新兴技术应该是智能计算,从智能计算走向人工智能。5G只是一个支撑平台,支撑人工智能实现低时延、高带宽的一个平台,它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结果。 8、Joe McDonald:面对美国的压力,华为在如何调整自身的研发策略?假设实体清单和相应的限制长期存在,华为将不得不在部件上实现自己自足。那么,华为需要在哪些领域实现自给自足,或者不依赖美国供应商?如何实现这一点? 任正非:美国的实体清单不可能撤销的,因为美国不可能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呼要撤销对华为的实体清单。打击华为在美国是政治正确,美国人站出来踩华为一脚是正确的,美国人帮华为一次可能会受到群体的攻击。所以,我们做好了实体清单长期存在的心理准备。 从短期来说,我们要补足一些以前的缺陷;从长期来讲,面对未来发展,我们还是要眼光远大,加强国际合作,坚决支持全球化下的分工合作,在人工智能、云等新技术方面取得成功。如果在新技术上不成功,我们可能会被边缘化,也会死掉的。如果美国在科技上和中国脱钩,我们可能不容易获得美国一些先进要素的支撑,我们会不会在发展中盛极而衰?这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中国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多努力才行。 9、Ken Moritsugu:实体清单以及美国给予华为的压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华为自身战略的调整?去年,绝大多数人谈华为是谈5G部署,现在都在谈实体清单,谈华为需要进一步降低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您或者华为需要基于当前局势对战略进行多大程度的调整?这种调整对华为及其未来发展有何影响? 任正非:首先,美国实体清单并没有打击到我们的战略,反而是有帮助的。我们砍掉了一些不重要的边缘产品,把这些力量汇聚到主航道上来做主力产品。过去由于我们控制不住基层对预算的分配,做了一些小产品,现在决心砍掉。在研发组织的改革过程中,我们砍掉了46%的部门,把这些部门的优秀员工都转到主产品线去了,所以我们的主产品会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你们昨天在展厅看到了我们的产品,如果有机会访问其他公司,也看看他们的产品怎么样,一对比,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能够领先世界。 这样实体清单打击华为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当实体清单出来时,希望华为死掉,结果华为不仅不死,还活得更好,这与它的目的不相吻合。反过来,对我们的朋友们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本来几亿、几十亿的向我们供货,突然美国不让他们供货,财务短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和影响,因为华尔街还是很重视股票价值。 我认为,实体清单对美国的损害真真实实比我们大,实体清单应该要取消掉,不应该保留。但我们也认为,取消是不大可能的,华为做好了长期不取消的准备。 10、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5G,现在华为5G产品中有多少美国的技术和部件?实体清单这件事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华为5G产品、5G技术的销售? 任正非: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Joe McDonald:5G产品所有部件都是华为自己做的,还是用的非美国部件? 任正非:基本是华为自己做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这个时期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还是在全球化合理分工中,去为人类提供先进的服务。 11、Joe McDonald:华为有很多外籍员工,雇佣了很多比较资深的技术人员和专家,在中国企业中不同寻常。相比全部使用中方员工,使用外方员工带来的优势有哪些?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有哪些? 任正非:首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有冲突,这种冲突刚好是优势互补,因为有了冲突才有生命力。在不同的民族环境中,激活了多样性文化,能够帮助我们的产品领导世界。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科技最强大的国家,最大的特点是移民社会,世界上大量优秀人员都到美国去,造就了美国今天的发达。当然,我们还达不到美国这个程度,但还是引入了一些“丙种球蛋白”,可以刺激华为公司人员的思想改变。因此,这些外籍员工进入华为是有好处的。 我们在海外也在做本地化,中方员工外派到海外,有很多地方不习惯,有一部分工作不需要中方员工,就让当地外籍员工做,一方面成本较低,另一方面也为当地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培养了人才。 Joe McDonald:国外有一些人对华为比较挑剔,说华为这个公司到底是谁控制的?谁在华为拥有决策权?我们现在看到,华为组织最上面这一层董事会、CEO都是中国人,华为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引入外籍员工,或者任命一个外籍员工担任公司的CEO,从而进一步赢得外国的信任。如果不在您的考虑范围内,为什么不考虑? 任正非:首先,外籍员工必须要具备这个能力;第二,外籍员工必须在华为公司工作25年,从基层一层层升上来,才能了解整个公司的结构。有些西方公司CEO像“走马灯”一样换,换几次,这个公司就没有了。因为这个CEO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以为喝喝红酒、谈谈哲学就能领导公司。 我们有些国家代表和产品线主管已经是外籍员工,大量高级专家和Fellow是外籍员工。当然也欢迎你们给我们推荐CEO、董事长人选,可以先派遣到非洲去,到科摩罗岛上去“一人一厨一狗”地锻炼,再到有些地方进行技术锻炼,完全知晓华为业务,将来也有可能上来。 为什么现在很多西方公司搞不好?因为西方公司董事会是到处选人,选的这个人很厉害,来了到处拿杠杆撬一撬,把产品放大了很多,卖不出去就降低价格,可能就把公司卖死了。 所以,我们强调领袖在内部选拔,包括3万外籍员工,也在选拔之列。 Joe McDonald:如果华为要去任命一个董事会成员或者CEO层级的外籍,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给华为带来麻烦吗?从政治角度来看,会改变华为的性质吗?您认为任命外籍高管对华为来说是一个阻碍吗? 任正非:绝对不会。我们在海外设立的一些本地董事会,大部分成员都是当地知名人士。 12、Ken Moritsugu:我们昨天听说您喜欢和员工聊天、喝茶、喝咖啡,也鼓励华为员工走出去和其他人喝茶、喝咖啡。目前华为已经是一家很大的公司,您仍然继续这么做。我的问题是,您现在和员工交流时,有没有员工因为美国的压力而对华为的未来感到担心?还是大家都没有感到担心呢?为什么没有感到担心?如果大家在目前的局势下仍然充满信心,您是如何给予员工信心的? 任正非:首先,不是我给他们信心,而是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中感知未来我们可能的成功,充满了信心。我们不可能像牧师一样给员工布道,让他们相信我们的故事,而是他们在自己实际工作中看到希望,能给公司作出大贡献。特别是华为受到实体清单打击以后,激发了他们更多的能量,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了,所以他们更有信心。 13、Joe McDonald:接下来想跟您聊一聊您的生活以及您的生活经历如何影响华为发展的问题。您是贵州人,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您所在的乡镇也是一个贫困的乡镇。您是如何从贵州的一个穷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的? 任正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我曾经说过,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养猪可能也是养猪状元。我认为自己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无论哪件事都可以做好。 前段时间我去北大荒旅游,我说如果当年我在北大荒做一个知识青年,我就把北大荒一个村庄做成面条加工厂,利用北大荒的小麦来做成各种面条和面制品卖,让整个村的人成为我们公司的成员,大家都来分享成功。因为我们没有做高科技,把原材料加工成面条,就不会失败。中国就有一个这样做面条的村庄叫“南街村”,在河南,至今集体奋斗,做得非常成功。还有一个村叫“华西村”,华西村做钢铁之类的东西,但是农民在钢铁问题上不可能跟上时代研究的进步,所以衰落了。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养猪、做面条……也可能是状元,因为我认真。后来走上华为这条路完全是偶然,不是必然。 所以不要认为我小时候就有远大理想,小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想吃一个白面馒头,因为没吃过;第二,能考上大学,离开爸爸妈妈远一点,到外省去看一看,因为我从来没出过省,不知道外省什么样,很渴望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不是从小构建了什么做大事的想法,只是孜孜不倦地对一件事情研究,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太集中了就容易产生成功。贫穷没有使我获得什么必须成功的要素,没有必然性。 Ken Moritsugu: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认真的性格。您是如何形成这种认真的品质,选准一件事情就坚持不懈去做? 任正非:我们成长的地方非常贫穷,没有什么可玩的,能反复玩的是泥巴、石头、打鸟……这些简单东西,可能就形成一种性格。对于性格的形成,我没有心理学知识,不太清楚怎么总结,也许就是好奇心吧。 Joe McDonald:我们之前见过田涛,他写了一本关于华为的书。他说他问过50个人在您人生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所有人都说是您的母亲,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真的,您母亲是怎么影响您的? 任正非:我对父母的理解,和今天青年孩子是一样的。今天青年孩子的最大特点是不理睬父母,比如从国外回来,不叫一声“爸爸、妈妈”,每天到处与别人交流,也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话。我当年也是这样的。我是在爸爸妈妈去世后,才理解他们人格和品格的伟大,他们在世的时候,我并不能够理解,还觉得他们讲话啰嗦,很烦。所以,父母对我的性格有多大影响,这很难说。 我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我母亲当高三的班主任、数学老师,除了教学,她还要管七个儿女的生活,没有保姆,必须自己做饭,课休期间溜出来10分钟先把饭蒸上,然后赶回去上课,下课还要炒两个菜,这两个菜是极其简单的,也许不能被叫做菜。就是这样的生活条件。 我父亲曾被认为是走资派,被关在牛棚里,工资大幅度降下来了。我母亲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因为没有学历,不是大学毕业,每月工资只有40多元,也就是7-8美元,要管全家的生活。而且我们这些孩子也长大了,男孩穿一点补丁衣服无所谓,但是妹妹她们还要点面子,有上大学的大姑娘,就把旧衣服给她们穿。我母亲穿了一些补丁又补丁的衣服,用我弟弟的话说,教研室的人都不愿意跟她坐在一起开会,何况她还是走资派的老婆。所以,如果说她的人格对我们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不清楚,只知道她怪可怜的。等我们想明白了,想孝敬一下父母时,他们已经不在了。这一生留下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孝敬父母。 我母亲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通过自学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她教的高三学生90%多都能升入大学,可见她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母亲在15、16岁的时候参加过抗日歌咏队,到处唱抗日歌曲,那时候那些地区没有共产党,可能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在组织,解放后就背上了政治包袱,几十年都背着这个精神上的“十字架”。她有七个孩子,都要吃饭穿衣,父亲虽然当校长,但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离得很远,管不了我们,全是母亲一个人带我们。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她有什么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心?今天想来,可能有一两次做饭以后,坐在锅边谈了谈。 在他们去世以后,我们反思、谴责自己理解不够,所以今天我们也不会去谴责儿女不理睬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理睬自己的父母。所以,父母对我们影响到底有多大,很难说。我认为,后天社会的认知、后天的学习影响更大,而不完全是父母的血缘影响大,否则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 14、Joe McDonald:有没有例子说明华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华为战略?之前有人提过小灵通的例子来体现华为的战略,华为当时就是否做小灵通进行了决策。您如何看待对小灵通这个业务? 任正非:小灵通的出现在中国是一个“怪胎”,这个“怪胎”是体制形成的,不是自然成长出来的。因为中国1800M频率,富余55M,这55M频率完全可以分给电信,电信可以上GSM,完全没有必要上小灵通。但是这55M就不分给电信,电信要找到一个不受频率管辖的产品,正好PHS小灵通的频率信号很弱,本身就是家庭电话,他们增强一下,就做社会电话。小灵通是临时性产品,因为电信没有无线,就用来替代无线。我认为,战略是要从长远来看问题,到底这个社会的需求是什么,这点是很重要的。小灵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产品,会消耗大量精力,将来怎么把战略力量聚焦到有希望的领域? Joe McDonald:我们也从其他地方了解到,在小灵通这件事情上,内部还是有很多争议的,甚至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了内部分裂。您能讲一讲当时的情况吗? 任正非:外部的压力,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反正坚决不做;内部的压力,如果说不做,万一华为公司真的由于我判断失误栽跟头,死掉了怎么办? 当时华为公司处于很大的生存压力中,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聚焦做3GPP标准的产品。这个过程经历了八年,内部有很多人都在写报告要做小灵通,他们是想多赚一点钱,觉得小灵通很简单,完全可以上的。我每看到一次报告,就是一次内心的纠结折磨,痛苦得无以复加,可能抑郁症也是那个时候变得严重的。直到八年以后,中国确定放3G牌照,我们的心才真正放下来。 1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抑郁。您之前曾告诉过员工,您在2000年前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晚上突然惊醒,想着怎么给员工发工资,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我想确认一下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您能不能讲下当时的情形? 任正非:这种痛苦的事情就不讲了,他们的传说是真的。 Ken Moritsugu:能否问一下,您从这一痛苦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对您有何改变?您最后是如何克服这一挑战的? 任正非:那个事情学不到什么,因为痛苦并没有什么收获。如果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注定是失败的,应该坚定不移在一个正确方向上去努力,才有可能成功。后来我们把奋斗目标叫做“方向大致正确”,绝对正确的方向不存在,大致正确就可以了。第二,组织要充满活力,对准一个地方。这是在科学技术上押赌,有可能赌错。幸亏赌对了,压力就释放了,后来就不想自杀了。 Joe McDonald:如果把当前危机和2000年小灵通经历的痛苦相比,怎么看待现在的危机? 任正非:今天的危机应该只有那时十分之一的压力,因为现在我们对度过危机充满信心,那时的危机是不可知的恐惧。现在我不恐惧,那时恐惧到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才产生抑郁症。现在我们一步步在补“洞”,从5G到核心网这条线的“洞”全补完了,现在要补终端的“洞”,终端的“洞”就一、两个,我们有信心用两、三年时间完成。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很有信心,那时是没有信心的;第二,现在我们也有钱,那时人心不齐,还没有钱。 那时的痛苦,还包括身份证明的痛苦,因为我们是私营企业,那时没有政治地位,还赚钱,是受怀疑的。今天的痛苦,是美国打击华为的市场、商业,打击不了我们的生命;我的政治生命只有中国才能打击,美国打击不了政治生命,我也不会去美国。因此,我现在心情比较平静。 本来我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为什么现在再干一阵子?因为我发现,危难时期我还挺有作用的,所以就站出来再干几年。这几年可能会多次跟你们打交道,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都能真实回答你们。 三十年来,华为全都是痛苦,没有欢乐,每个环节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今天你们第一次提出来,把2000年的痛苦和现在的痛苦比较,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谢谢你们。 16、Joe McDonald:您现在已经70多岁了,绝大多数中国的商业领袖在这个年纪已经退休,很多人由于之前企业的成功而受到大家的称颂。您在70多岁的年龄,还卷入到中美贸易科技战中,您的感觉怎么样?毕竟之前已经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现在面临这样的冲突,您会怎么度过? 任正非:主要是身体太好了,退下来找不到事干,不如给公共关系部打打工,还有一点娱乐的方式。谁让我身体这么好,还是再干一会吧。 给你们讲几个笑话,可以吗?我曾在美国体检,是格林伯格请我去的,让他的私人医生给我体检的;我回到中国,又去301医院及协和医院检查,我的心脏及胃都较年青,心脏和血管,没有一个地方有任何一点疤痕。目前我的器官等各方面都很好,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不良生活习惯,从来不抽烟喝酒、不唱歌跳舞,什么习惯都没有,吃得简单,又听医生的话,身体很好。现在闲下来了,我又没有照顾小孩的习惯,与其闲着,还不如给华为打工,继续干干活。 前两年跟着我太太去玻利维亚旅游,在玻利维亚海拔4000多米,我没什么感觉。玻利维亚员工告诉我,那里的含氧度只比深圳低0.5,我不知道他说的真话还是假话。前段时间我去尼泊尔看工程,乘坐直升飞机到接近站点的平地,我自己徒步爬到5200米看基站,心脏没有受不了的感觉。当然不是像平地一样健步,但是没感觉受不了。这两年走路没有那么厉害了,前两年那些年轻人跟着我走路,她们脚打泡了,我还在走。 我为什么没退休?如果没有退休,可以经常来公司喝喝咖啡。在外面太网红,不方便。 讲讲玩笑,活跃一下气氛,言归正传。 17、Joe McDonald:问一个关于近期新闻报道的问题,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有篇报道,说华为的员工在两个非洲国家帮助当地政府去定位或骚扰政府的政治对手。想问一下:华为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什么?关于帮助政府开展政治活动,您的个人政策是什么?您同意帮助政府做这类事情吗?华为是否愿意在非洲帮助这些国家政府去做这类事情? 任正非:根本没有这个事,严重与事实不符,我们已经发了律师函。 Joe McDonald:是什么样的函?是要求他们撤回他们的报道还是其他要求? 任正非:调查、澄清都在内,不能听其传闻就乱传,一定要深入调查清楚,做更正。 18、Ken Moritsugu:想再问一个技术相关的问题。技术非常强大,可以被用来做好事,也可以被用来做坏事。Google和Facebook都在进行一些辩论:作为技术提供者,他们是否要对自己的技术如何被使用负责?您是如何看待技术的?只是提供技术给别人使用吗?还是您觉得您对于技术如何被使用也是要负责任的? 任正非:我认为,华为公司提供了技术,我们保证遵守网络安全和GDPR隐私保护体系。但是网络最终是控制在主权国家手里的,主权国家通过运营商来管理和控制网络,因此这不是华为能做到与做不到的问题。华为设备安装以后,运营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你、跟踪你,否则你拿起电话一拨,怎么就能通呢?履行这个行为的过程,要遵守国际法、遵守当地国家法律,而不是华为员工能够控制的,所以,国际上要拟定一个统一法则。[详情]

任正非回应不能用谷歌:降100多亿美元收入没多大影响
任正非回应不能用谷歌:降100多亿美元收入没多大影响

  任正非回应不能使用谷歌产品:降低100多亿美元收入 没有多大影响 来源:北京商报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10月10日,华为心声论坛发布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此前接受美国《财富》杂志的采访纪要,关于鸿蒙系统、许可5G专利等问题,任正非谈了自己的看法。 今年8月9日的华为HDC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华为正式发布了自主研发的鸿蒙操作系统,英文名为HarmonyOS,这是一种基于微内核的全场景分布式OS系统,具备分布架构、天生流畅、内核安全及生态互享等优势。 任正非表示,在接下来两到三年内可以把鸿蒙打造成一个可以与苹果系统相媲美的操作系统,甚至不需要两到三年。尽管华为的优势一直以来都是硬件,不是软件,但是华为一直在软件上改变自己落后的状况。 在回应华为不能使用谷歌的产品,欧洲的终端销售会受到多大影响的问题时,任正非透露:“也就降低100多亿美元左右的销售收入。对我们来说,没有多大影响。” 根据今年7月30日华为公司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业绩报告,华为实现销售收入4013亿元(约合564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净利润率8.7%。除此之外,在业绩发布会上,华为董事长梁华还表示,华为今年将在研发上投入1200亿元(约合168亿美元)。 上个月,任正非在对话两位人工智能专家杰里·卡普兰和彼得·柯克伦时,提到华为的5G技术可以授权给其他公司。此次《财富》杂志的记者再次就这个话题提出疑问,“您的橄榄枝抛出去之后,有没有美国公司联系您?您认为,未来会不会有美国公司联系您呢?” 任正非对此表示,愿意遵循国际惯例FRAND原则,把5G专利以公平、无歧视的方式许可给美国公司;5G专有技术,包括完整的5G全套网络技术,完全无保留地独家许可给美国公司。这样世界各国公司同时起步,在新技术上继续竞争,美国可以选择以美国通用芯片为主体的5G基站,也可以选择“美国通用芯片+华为芯片”的方式,如果需要华为的5G芯片技术,华为也可以转让许可。 此外,任正非认为授权这件事情对华为是有利的。一方面缓和了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增加了竞争对手。对于具体的授权对象,任正非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个公司要有一些通信技术基础积累,与华为行业比较接近。它可以在我们提供的技术方案基础上修改源程序、源代码,使得它能够完全独立于我们提供的原体系,以后华为也搞不清楚它用的技术,这样就解决了美国担心的国家安全问题。”[详情]

任正非回应不能用谷歌产品:少100多亿收入没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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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美禁令对华为影响仅限终端生态 两三年消除
任正非:美禁令对华为影响仅限终端生态 两三年消除

  原标题:任正非:美国禁令对华为影响仅限终端生态,两三年会完全消除 采访现场 10月10日,华为旗下心声社区官网发布该公司创始人、CEO任正非接受美国《财富》杂志采访的纪要。 这次采访于9月19日进行。任正非在回答《财富》杂志记者提问时重申,愿意把5G专利以公平、无歧视的方式许可给美国公司。不过,对于潜在的许可对象,他并没有直接点名。任正非提出了几个标准: 第一,这个公司应该很大,如果买了这个技术的许可以后,不能形成很大的市场空间,对它是不划算的。 第二,我们没有市场划分,它不仅仅是在美国市场销售,除了火星、月亮和太阳外,它可以去任何地方销售,包括中国。我们之间展开充分的竞争。 第三,这个公司要有一些通信技术基础积累,与华为行业比较接近。它可以在我们提供的技术方案基础上修改源程序、源代码,使得它能够完全独立于我们提供的原体系,以后华为也搞不清楚它用的技术,这样就解决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心问题。在它没有完成技术修改之前,我们把华为的技术进步透明地告诉它,保证它同步华为的进步。当它对技术进行修改以后,我们已经搞不清楚它用的是什么技术。从那时起我们继续再保持十年,把自己改进的思考单方面告诉它。 任正非说:“我们是真心诚意地想做这个技术许可,我们不会留后手和秘密。我们对被许可方开放透明,不是我们傻,而是以此让华为公司19万员工面对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谁也不敢睡懒觉。” 任正非已经多次对外表态,愿意将5G专利许可给美国公司。9月26日下午,任正非在深圳对话两位人工智能专家时也曾表态,“我们许可美国公司5G技术,不是把他们限定在美国,他们可以在全球跟我们竞争,当然火星、月球、太阳除外。” 当《财富》的记者问及“是否是特朗普是帮了华为一把?”时,任正非表示肯定。 “是的,他是我们改革的倒逼师。一是,因为华为技术先进,合同很容易拿到,前方的国家代表处不需要费太大劲就容易解决问题,拿到合同以后很清闲,可能就会腐败,公司就摇摇欲坠了;二是,我们的机关越来越庞大,办公环境越来越好,敲敲键盘输出几个流程就拿到钱了,谁还会愿意去艰苦地区和国家工作呢?在特朗普打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正感觉到了生存的威胁,不努力就要走人,高级干部也是一样,不努力就要撤掉。你看,这一年来我们焕发了青春,人人都非常努力。” 不过,短期内,华为终端业务已经开始受到影响。 9月19日晚,华为在德国慕尼黑发布了新款旗舰手机Mate30系列。此次Mate 30系列采用的是开源版本的安卓系统,但无法使用谷歌的GMS服务(包括谷歌邮件系统、地图、搜索、应用市场、YouTube等在内的谷歌系应用)。 对此,任正非表示:现在海外终端市场的前景如何,我们还不能做出清晰的判断。但我们的手机有很多独到的优点,不仅仅是靠谷歌的生态。如果不能拥有谷歌地图,每个国家都有地图商,我们可以装载这些国家地图商的地图进行使用。 任正非说,美国最担心的从5G到核心网产业,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美国零部件了。唯有终端产品的生态系统还会有影响,但是我们认为,两、三年左右这个影响就会完全消除。 消除影响的途径是自建生态系统。 今年8月,华为已经发布了自研操作系统鸿蒙,并发布了全球首款搭载华为鸿蒙操作系统的终端荣耀智慧屏。未来,华为不排除将鸿蒙操作系统的应用范围拓展到手机。 在回答记者有关“有多大的信心在接下来两到三年内把鸿蒙打造成一个可以与苹果系统相媲美的操作系统”时,任正非表示,“应该不需要两到三年。我作为领导人,说话要保守一点,不能把下面人逼得太紧,但对于他们来说,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我们还是希望世界不要分裂,仍然能使用谷歌操作系统。因此我们还是坚持与Google友好合作,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批准。”任正非说。 下为采访纪要全文 1,《财富》杂志CEO Alan Murray:非常感谢您今天花时间跟我们交流。我的主要问题和您这张烂飞机的图相关。请问这张图究竟是体现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短期波折,还是说我们正在朝某种形式的脱钩发展,而这种脱钩将对全球经济技术的运作方式造成重大影响? 任正非:拿这张照片比喻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深刻含义,只是觉得在遇上美国实体清单禁令过程中,我们很多地方受了伤。如果不把这些“洞”补好,也可能“飞机”就无法安全着陆。但是我们始终坚决支持全球化,决不会只顾着埋头补“飞机”,就忘了还要在全球化道路继续前进。我们还是在等待美国商务部批准后,美国厂家向我们恢复供应。 但是这个时间拖得越长,对美国越不利。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科技的国家,美国科技公司需要全球市场,如果美国与世界之间出现科技脱钩,人为切出一条数字鸿沟,对美国的先进公司是一个打击。比如微软这样的先进公司,它的Windows和Office实际是在全球市场居于垄断地位,如果美国政府不允许某些市场使用微软产品,这些市场就会有新的替代产品出现。当出现替代产品,就显著削弱了先进公司的市场占有;当它从这个市场退出时,就把市场空白区域让给了新兴成长的公司。当没有石头压住小草的时候,小草成长得更快乐了。所以,应该是落后国家想退出全球化;一个发达国家退出全球化,抛弃一部分市场,这不是聪明的做法。所以,我坚定不移支持全球化。当美国政府改变不正确的观点后,我们 “补飞机”的速度会减慢或者补好了不飞,以维护美国合作伙伴的利益。 2、Alan Murray:那另一种情况呢?如果华为仍然留在“实体清单”上,那么美国公司就不能向华为销售。从短期来看,这显然会对华为造成损失。如果从长期来看,比如说五年、十年之后,会给华为带来哪些影响? 任正非: 短期来看也不会有太大影响。美国最担心的从5G到核心网产业,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美国零部件了。唯有终端产品的生态系统还会有影响,但是我们认为,两、三年左右这个影响就会完全消除。 Alan Murray:通过构建华为自己的生态系统来消除影响? 任正非:对。 Alan Murray:有没有可能从长期来看,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对华为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任正非:从公司长期发展来看,也许是好事。但是华为规模发展越来越大,命运越来越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心里会忐忑不安。我们坚定不移地拥护全球化,但,我们怎么能生存下来呢?所以最好是我们能够自己建立生态生存,同时并不排斥使用别人的生态、支持别人的生态。我们和有关公司有协议的,我们还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坚守。 全球化是美国提出的,但是美国在破坏全球化规则。我一直是亲美的,一直打击我们公司内部的情绪冲动,最近还再次发文,支持内部服务的流程IT部门用“美国砖”、“欧洲砖”、“日本砖”修一个“万里长城”,千方百计地防止内部员工冲动在IT服务上要自主创新,去创造一个自己的内部管理IT平台。这样不仅成本高,而且拖累大。 3、Alan Murray:前两天您做出了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建议,说是华为愿意把自己的技术许可给美国公司。据我理解,华为历史上没有这么做过。华为此举是想缓解安全担忧。您的橄榄枝抛出去之后,有没有美国公司联系您?您认为,未来会不会有美国公司联系您呢? 任正非:首先讲讲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认为,世界由美国、欧洲、中日韩建立起一个平衡的技术生态系统。当然,这里是指技术性的生态系统,与谷歌的生态系统不同。因为人工智能时代很快就要来临,美国的光纤到户建设是滞后的,如果5G网络也滞后,美国的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失去领先的优势。 第一,我们愿意遵循国际惯例FRAND原则,把5G专利以公平、无歧视的方式许可给美国公司; 第二,5G专有技术,包括完整的5G全套网络技术(软件源代码、硬件设计、生产制造技术、网规网优、测试等整体解决方案),完全无保留地独家许可美国公司,这样美国、欧洲、中国公司同时起步,在新技术上继续竞争; 第三,美国可以选择以美国通用芯片为主体的5G基站,也可以选择“美国通用芯片+华为芯片”的方式,如果需要我们的5G芯片技术,也可以转让许可。 这件事情对华为是有利的。一方面缓和了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增加了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如果不强,华为公司也会衰落。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持有完全开放的态度。我们认为,未来信息社会的市场会非常宽广,还有更大的空间,充分容得下多个大公司、千万个小公司服务、竞争。当我们公司在很多领域上称霸世界的时候,可能离死亡也就不远了。 Alan Murray:“如果在很多领域称霸世界,离死亡就不远了。”您为什么这么说?能展开阐述一下吗? 任正非:历史从来都是这样的,一个王朝往往都是盛极而衰,因为有很多国家都要围攻它。再比如美国的菲利普斯,他连拿了几届世界冠军,后来就拿不到了,因为全世界都瞄准着怎么能战胜他的游泳方式而努力,他怎么维持得下去呢?其实,在特朗普打击我们之前,我们公司已经快到这种状况了。 Alan Murray:所以特朗普是帮了华为一把? 任正非:是的,他是我们改革的倒逼师。一是,因为华为技术先进,合同很容易拿到,前方的国家代表处不需要费太大劲就容易解决问题,拿到合同以后很清闲,可能就会腐败,公司就摇摇欲坠了;二是,我们的机关越来越庞大,办公环境越来越好,敲敲键盘输出几个流程就拿到钱了,谁还会愿意去艰苦地区和国家工作呢?杜塞尔多夫收入没有增加多少,但多了几倍地区部机关的人。在特朗普打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正感觉到了生存的威胁,不努力就要走人,高级干部也是一样,不努力就要撤掉。你看,这一年来我们焕发了青春,人人都非常努力。 4、Alan Murray:回到华为提供技术许可的问题,您有没有跟一些美国公司探讨过此事? 任正非:这么重大问题,不会那么简单就有共识,不会那么匆匆忙忙的。美国有很多社会精英人士在询问这件事情如何操作。 Alan Murray:您在提这个提议时,我估计您脑子里肯定有一家具体的候选公司。会是哪一家公司呢? 任正非:第一,这个公司应该很大,如果买了这个技术的许可以后,不能形成很大的市场空间,对它是不划算的。 第二,我们没有市场划分,它不仅仅是在美国市场销售,除了火星、月亮和太阳外,它可以去任何地方销售,包括中国。我们之间展开充分的竞争。 第三,这个公司要有一些通信技术基础积累,与华为行业比较接近。它可以在我们提供的技术方案基础上修改源程序、源代码,使得它能够完全独立于我们提供的原体系,以后华为也搞不清楚它用的技术,这样就解决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心问题。在它没有完成技术修改之前,我们把华为的技术进步透明地告诉它,保证它同步华为的进步。当它对技术进行修改以后,我们已经搞不清楚它用的是什么技术。从那时起我们继续再保持十年,把自己改进的思考单方面告诉它。 我们是真心诚意地想做这个技术许可,我们不会留后手和秘密。我们对被许可方开放透明,不是我们傻,而是以此让华为公司19万员工面对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谁也不敢睡懒觉。 Alan Murray:您的提议前所未有。我从事商业报道有40年了,却从没想过有人能提出这样的想法。有人认为这个想法非常疯狂,所以转过头来置疑您做这个事情的诚意。 任正非:现在,督促华为公司进步的鞭子在我手里;未来,我将把这个鞭子转交给美国公司,美国公司进步成为强大的竞争对手,逼着我们19万人心惊胆战地努力前进。 5、《财富》杂志亚洲执行主编Clay Chandler:刚才问您华为把5G技术许可出去,您脑子里是否有具体公司时,您给了一些条件。有哪些公司可以满足这些条件?能否列举几个公司或人的名字,觉得这些公司配得上做华为的合作伙伴? 任正非:我不能去点名哪些公司,我认为这是一种冒犯。但是我相信,美国一定有这样胸怀大志、想称霸世界的公司。媒体如果有猜测不是我的责任。 Alan Murray:如果有美国公司对这一极为罕见的交易提议有兴趣,他们应该给谁打电话? 任正非:拨打华为任何人的电话都能转到公司最高“司令部”来,联系公共关系部或者我的邮箱都行。 Alan Murray:我们可以把您的邮箱地址放在我们发表的文章中吗? 任正非:没问题。 Alan Murray:好的,那我就放进去,看看会发生什么。 任正非:我支持。 6、Clay Chandler:这样的交易会不会存在一些复杂的监管问题呢?您是否考虑过政府会反对这一交易或者持保留态度?您有没有收到一些来自美国的反馈? 任正非:没有。美国政界有人过问这个事,但是中国政府应该不需要审批,因为这是商业性的交易。我们不是把自己的技术完全卖了,而是许可美国公司,我们自己还在此基础上往6G走,美国公司也在此基础上往6G走,和平竞争。 美国政府也没有必要审批。因为5G基站完全是一个透明的系统,是信息包不打开直接往后传,安全问题在核心网。核心网是以软件为中心,美国有大量公司都能做出核心网来。如果需要我们的核心网,核心网技术也可以卖,我刚才讲了,包括芯片技术都可以卖。因此,我们已经很透明了,美国公司拿到技术以后可以修改,建立独立的安全体系,与我们脱钩,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修改的。 未来是人工智能社会,依据的还是冯·诺依曼架构,冯·诺依曼是美国一位伟大的科学家,1946年提出这个架构。这个架构是超级计算机、超级存储器,这两项技术美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超级数据中心和超级存储之间一定要有超速联接,如果没有选择一个最好的5G来替补,很多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不能广泛应用,美国可能会落后。美国落后以后,又会找一个好的厂家打,我们可能会第二次受打击。与其如此,不如协助美国解决超速联接的问题,避免以后还要受二次打击。因此,我们和美国公司在同一个起点赛跑,宁可让美国公司跑快一点,我们跑慢一点,也会有稳定的成功。 Clay Chandler:现在华为的提议是否仅限于美国公司?你们不会考虑那些感兴趣的欧洲、日本、韩国公司,对吗? 任正非:欧洲不需要,有自己的公司。而且美国市场够大。 Alan Murray:思科可以吗? 任正非:都可以。为什么我们要诚恳地提出来呢?因为在未来很多技术方向上,美国还在走错误的道路。我讲几个故事。 德国确定国家的电信标准是ISDN,ISDN只有64K,当德国市场饱和以后,德国公司走向世界时,发现世界已经变了,不需要ISDN。当然,今天变成GPON,家庭至少获得1G或10G的支持。所以德国公司就垮了。日本为了防止别的制造商打进日本去,就把上、下行频率标准反过来做,下行频率变成上行频率。当日本市场饱和以后,走向国际市场,发现国际市场不接受,导致日本公司也结束了。 北美的三大设备商朗讯、北电、摩托罗拉,强行推动全世界接受CDMA,接着是WiMAX,它们认为WiMAX非常好。WiMAX是电脑公司设计的,在局域网里是非常优秀的,但并没有考虑全球的问题。它们WiFi从里往外打,企图建立一个全球网络;欧洲公司和中国公司走的是WCDMA的道路,从外往里打。不幸的是,美国公司从下往上打的方向走错了,让WCDMA赢得了全球通信网络的胜利,美国公司就不存在了,剩下中国公司和欧洲公司。所以,美国公司的死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 再举一个例子,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全世界电子最强的国家,他们有钱,几乎要把整个美国买下来。九十年代,美国规模运用数字电路,相比日本的模拟电路的运算放大器成品率高,因为运算放大器要求严格的线性,成品率只有5%左右;美国数字电路用于设计产品,芯片成功率在33%以上,美国就重振了电子工业的雄风。当然,今天芯片的成品率是99%以上。当一个企业不放弃传统的时候,可能就会失败。 再回过头来讲华为,如果华为各方面都很强,我们的领袖会不会也变得固执、僵化?也可能像美国一样,不思考就下结论,美国想打哪个国家就打哪个国家,打完再找证据。我很担心华为公司下一代领导人会被胜利冲昏头脑,所以我宁可扶植起美国几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拿着鞭子打下一代领导人,反正也不是打我。 现在我讲完以后,大家就不认为我这个主意很神秘。其实我这个主意是华为高层领导一致通过,不是我接受采访时的胡说八道。 Alan Murray:您找到了美国转让许可合作伙伴之后会先告诉我们吗? 任正非:我不敢说,可能我们要先签保密协议,再进行谈判。谈判成功,新闻全部都发布了,谁先、谁后就说不准了。 7、Clay Chandler:我问一个跟今天的新闻相关的问题。今天晚上八点华为将在慕尼黑发布Mate 30系列手机。现在围绕这个事情有很多猜测,因为可能没法使用Google的Gmail、地图、应用商店等应用,所以很多人在猜测华为还会不会在欧洲市场销售新款手机。有人说即使不能用Google应用,华为还是会推到市场卖一卖,看看市场的反应。但也有些人认为对欧洲消费者来说,如果不能使用这些常用软件,那买这么贵的手机没有意义。所以华为现在打算怎么办?你们会不会在欧洲销售新款手机? 任正非:现在海外终端市场的前景如何,我们还不能做出清晰的判断。但我们的手机有很多独到的优点,不仅仅是靠谷歌的生态。如果不能拥有谷歌地图,每个国家都有地图商,我们可以装载这些国家地图商的地图进行使用。 我们坚持终端海外销售不动摇,虽然海外市场可能萎缩、衰退,也不动摇。我们也试试市场反应会怎么样。 8、Clay Chandler:我想问一个关于华为鸿蒙操作系统的问题。您有多大的信心在接下来两到三年内把鸿蒙打造成一个可以与苹果系统相媲美的操作系统?还是说还需要更长时间? 任正非:应该不需要两到三年。我作为领导人,说话要保守一点,不能把下面人逼得太紧,但对于他们来说,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Alan Murray:但华为的优势一直以来都是硬件,不是软件? 任正非:是,但是也要看到,我们一定要在软件上改变自己落后的状况。我们在大的软件架构上是有不足的,但是在嵌入式软件方面(硬件系统嵌进软件),我们是最强大的。我们要把现有的软件能力改造过来,担负起大的操作系统,是有些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说说而已,是实际已经有些准备了。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世界不要分裂,仍然能使用谷歌操作系统。因此我们还是坚持与Google友好合作,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批准。 Alan Murray:您认为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批准使用Google的全套软件? 任正非:这个情况我们还不清楚,你们可以去问问美国政府。 9、Clay Chandler:过去一年里,华为问题和贸易问题被搅到一起。部分原因是美国总统故意为之,他说我们要共同达成协议,华为可以作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您对此是什么观点?您觉得这对华为是否有帮助的?还是宁可把两件事完全分开处理,分开讨论? 任正非: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所以中美贸易谈判与华为根本没有关系。华为唯一是要买美国电子芯片和零部件,如果美国政府不让卖,美国公司就吃亏了,对我们没有影响。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看看我们的生产线,完全处于正常运营状态。但是有些美国公司会因此每年少了十几亿、几十亿订单,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美国政府放开实体清单的审批,对美国公司是有利的。 Alan Murray:都是哪些公司?华为较大的供应商有哪几家?我们知道有Google和高通。向华为销售设备的主要有哪些公司? 任正非:现在媒体报道美国商务部收到130多个申请,希望向我们继续供应。 10、Alan Murray:您之前说,美国把华为加入实体清单短期内不会给华为带来很大伤害。但如果你们不能用Google的产品了,你们在欧洲的终端销售应该会受到影响吧? 任正非:也就降低一百多亿美元左右的销售收入。对我们来说,没有多大影响。 Alan Murray:我们期待后续能报道华为5G技术转让的新伙伴。 任正非:我期待你们经常到我们公司来,知道我们公司还活着。 Alan Murray:我们对华为的生存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任正非:我们自己也很有信心。但是我们并不希望因为我们与美国的冲突,使全球化分裂。[详情]

任正非:两到三年可以让鸿蒙媲美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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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0日,华为心声论坛发布了9月19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接受美国《财富》杂志采访纪要。其中针对鸿蒙操作系统的发展前景,任正非表示,不需要两三年就能把鸿蒙打造成一个可以与苹果系统相媲美的操作系统。 以下为采访相关部分原文: Clay Chandler(《财富》杂志亚洲执行主编):我想问一个关于华为鸿蒙操作系统的问题。您有多大的信心在接下来两到三年内把鸿蒙打造成一个可以与苹果系统相媲美的操作系统?还是说还需要更长时间? 任正非:应该不需要两到三年。我作为领导人,说话要保守一点,不能把下面人逼得太紧,但对于他们来说,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Alan Murray:但华为的优势一直以来都是硬件,不是软件? 任正非:是,但是也要看到,我们一定要在软件上改变自己落后的状况。我们在大的软件架构上是有不足的,但是在嵌入式软件方面(硬件系统嵌进软件),我们是最强大的。我们要把现有的软件能力改造过来,担负起大的操作系统,是有些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说说而已,是实际已经有些准备了。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世界不要分裂,仍然能使用谷歌操作系统。因此我们还是坚持与Google友好合作,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批准。 Alan Murray:您认为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批准使用Google的全套软件? 任正非:这个情况我们还不清楚,你们可以去问问美国政府。[详情]

任正非:华为并不仅靠谷歌生态 坚持海外销售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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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任正非:华为手机不仅仅是靠谷歌的生态 坚持海外销售不动摇  10月10日,华为心声论坛发布了9月19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接受美国《财富》杂志采访纪要。其中,针对华为新旗舰手机Mate 30无法使用谷歌相关服务,任正非表示,我们的手机有很多独到的优点,不仅仅是靠谷歌的生态。虽然海外市场可能因此萎缩、衰退,但任正非也表示,我们坚持终端海外销售不动摇。 以下为采访相关部分原文: ClayChandler:我问一个跟今天的新闻相关的问题。今天晚上八点华为将在慕尼黑发布Mate30系列手机。现在围绕这个事情有很多猜测,因为可能没法使用Google的Gmail、地图、应用商店等应用,所以很多人在猜测华为还会不会在欧洲市场销售新款手机。有人说即使不能用Google应用,华为还是会推到市场卖一卖,看看市场的反应。但也有些人认为对欧洲消费者来说,如果不能使用这些常用软件,那买这么贵的手机没有意义。所以华为现在打算怎么办?你们会不会在欧洲销售新款手机? 任正非:现在海外终端市场的前景如何,我们还不能做出清晰的判断。但是我们的手机有很多独到的优点,不仅仅是靠谷歌的生态。如果不能拥有谷歌地图,每个国家都有地图商,我们可以装载这些国家地图商的地图进行使用。 我们坚持终端海外销售不动摇,虽然海外市场可能萎缩、衰退,也不动摇。我们也试试市场反应会怎么样。[详情]

任正非:应对美制裁要学衡中 改不了环境可以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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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正非:应对美国的制裁,我们最好的方式是做好自己的事 10月9日,心声社区发布了任正非签发的总裁办电子邮件,摘录了《<中国机长>观后感》网友跟帖。任正非表示,应对美国的制裁,我们最好的方式是做好自己的事,我们要学习衡水中学,我们改变不了环境,我们可以改变适应这种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观不能动摇,不要过度消费国内客户及民众对我们的同情与支持,只能以更优质的服务报答他们。 网友田涛表示,《中国机长》是一个真实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它是关于信念的故事,是关于自我战胜和战胜外部险恶挑战的故事,是关于团队精神的故事,也是关于战略冒险的故事,同时也是关于战术能力、专业能力的故事。从中看到的是华为30年的苦难史,想到的是一个超级大国对华为的全面围剿,我也把华为高管们和悬在万里高空、零下42度、被无遮挡的风击雨拍的机长、“乘务组”全体成员相比较,他们共同的一点是骨头很硬,意志坚韧,信念极端顽强:我们一定能挺过去,冲过去…… “3U8633安全返航了,华为这架被美国极限打压、围追堵截的弹痕累累的飞机,经过上下一心的团结奋斗,已穿越乌云雷暴,已飞越崇山峻岭。但我们仍然象3U8633一样,还不知道前面有多少雷电,前途未卜,尚在未定之数。因此,同志仍需努力,努力更努力!”(《中国企业家》记者 杨倩)[详情]

任正非:鸿蒙与苹果系统相媲美应该不需要两到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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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讯 据华为心声社区发布创始人任正非接受美国《财富》杂志的采访纪要,采访时间为9月19日。采访中任正非谈论了美国、5G、手机、鸿蒙等相关话题。 在被问到,“有多大的信心在接下来两到三年内把鸿蒙打造成一个可以与苹果系统相媲美的操作系统”时,任正非回应称“应该不需要两到三年。我作为领导人,说话要保守一点,不能把下面人逼得太紧,但对于他们来说,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采访纪要原文: 任总接受美国《财富》杂志采访纪要 2019年9月19日 1、《财富》杂志CEO Alan Murray:非常感谢您今天花时间跟我们交流。我的主要问题和您这张烂飞机的图相关。请问这张图究竟是体现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短期波折,还是说我们正在朝某种形式的脱钩发展,而这种脱钩将对全球经济技术的运作方式造成重大影响? 任正非:拿这张照片比喻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深刻含义,只是觉得在遇上美国实体清单禁令过程中,我们很多地方受了伤。如果不把这些“洞”补好,也可能“飞机”就无法安全着陆。但是我们始终坚决支持全球化,决不会只顾着埋头补“飞机”,就忘了还要在全球化道路继续前进。我们还是在等待美国商务部批准后,美国厂家向我们恢复供应。 但是这个时间拖得越长,对美国越不利。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科技的国家,美国科技公司需要全球市场,如果美国与世界之间出现科技脱钩,人为切出一条数字鸿沟,对美国的先进公司是一个打击。比如微软这样的先进公司,它的Windows和Office实际是在全球市场居于垄断地位,如果美国政府不允许某些市场使用微软产品,这些市场就会有新的替代产品出现。当出现替代产品,就显著削弱了先进公司的市场占有;当它从这个市场退出时,就把市场空白区域让给了新兴成长的公司。当没有石头压住小草的时候,小草成长得更快乐了。所以,应该是落后国家想退出全球化;一个发达国家退出全球化,抛弃一部分市场,这不是聪明的做法。所以,我坚定不移支持全球化。当美国政府改变不正确的观点后,我们 “补飞机”的速度会减慢或者补好了不飞,以维护美国合作伙伴的利益。 2、Alan Murray:那另一种情况呢?如果华为仍然留在“实体清单”上,那么美国公司就不能向华为销售。从短期来看,这显然会对华为造成损失。如果从长期来看,比如说五年、十年之后,会给华为带来哪些影响? 任正非:短期来看也不会有太大影响。美国最担心的从5G到核心网产业,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美国零部件了。唯有终端产品的生态系统还会有影响,但是我们认为,两、三年左右这个影响就会完全消除。 Alan Murray:通过构建华为自己的生态系统来消除影响? 任正非:对。 Alan Murray:有没有可能从长期来看,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对华为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任正非:从公司长期发展来看,也许是好事。但是华为规模发展越来越大,命运越来越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心里会忐忑不安。我们坚定不移地拥护全球化,但,我们怎么能生存下来呢?所以最好是我们能够自己建立生态生存,同时并不排斥使用别人的生态、支持别人的生态。我们和有关公司有协议的,我们还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坚守。 全球化是美国提出的,但是美国在破坏全球化规则。我一直是亲美的,一直打击我们公司内部的情绪冲动,最近还再次发文,支持内部服务的流程IT部门用“美国砖”、“欧洲砖”、“日本砖”修一个“万里长城”,千方百计地防止内部员工冲动在IT服务上要自主创新,去创造一个自己的内部管理IT平台。这样不仅成本高,而且拖累大。 3、Alan Murray:前两天您做出了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建议,说是华为愿意把自己的技术许可给美国公司。据我理解,华为历史上没有这么做过。华为此举是想缓解安全担忧。您的橄榄枝抛出去之后,有没有美国公司联系您?您认为,未来会不会有美国公司联系您呢? 任正非:首先讲讲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认为,世界由美国、欧洲、中日韩建立起一个平衡的技术生态系统。当然,这里是指技术性的生态系统,与谷歌的生态系统不同。因为人工智能时代很快就要来临,美国的光纤到户建设是滞后的,如果5G网络也滞后,美国的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失去领先的优势。 第一,我们愿意遵循国际惯例FRAND原则,把5G专利以公平、无歧视的方式许可给美国公司; 第二,5G专有技术,包括完整的5G全套网络技术(软件源代码、硬件设计、生产制造技术、网规网优、测试等整体解决方案),完全无保留地独家许可美国公司,这样美国、欧洲、中国公司同时起步,在新技术上继续竞争; 第三,美国可以选择以美国通用芯片为主体的5G基站,也可以选择“美国通用芯片+华为芯片”的方式,如果需要我们的5G芯片技术,也可以转让许可。 这件事情对华为是有利的。一方面缓和了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增加了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如果不强,华为公司也会衰落。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持有完全开放的态度。我们认为,未来信息社会的市场会非常宽广,还有更大的空间,充分容得下多个大公司、千万个小公司服务、竞争。当我们公司在很多领域上称霸世界的时候,可能离死亡也就不远了。 Alan Murray:“如果在很多领域称霸世界,离死亡就不远了。”您为什么这么说?能展开阐述一下吗? 任正非:历史从来都是这样的,一个王朝往往都是盛极而衰,因为有很多国家都要围攻它。再比如美国的菲利普斯,他连拿了几届世界冠军,后来就拿不到了,因为全世界都瞄准着怎么能战胜他的游泳方式而努力,他怎么维持得下去呢?其实,在特朗普打击我们之前,我们公司已经快到这种状况了。 Alan Murray:所以特朗普是帮了华为一把? 任正非:是的,他是我们改革的倒逼师。一是,因为华为技术先进,合同很容易拿到,前方的国家代表处不需要费太大劲就容易解决问题,拿到合同以后很清闲,可能就会腐败,公司就摇摇欲坠了;二是,我们的机关越来越庞大,办公环境越来越好,敲敲键盘输出几个流程就拿到钱了,谁还会愿意去艰苦地区和国家工作呢?杜塞尔多夫收入没有增加多少,但多了几倍地区部机关的人。在特朗普打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正感觉到了生存的威胁,不努力就要走人,高级干部也是一样,不努力就要撤掉。你看,这一年来我们焕发了青春,人人都非常努力。 4、Alan Murray:回到华为提供技术许可的问题,您有没有跟一些美国公司探讨过此事? 任正非:这么重大问题,不会那么简单就有共识,不会那么匆匆忙忙的。美国有很多社会精英人士在询问这件事情如何操作。 Alan Murray:您在提这个提议时,我估计您脑子里肯定有一家具体的候选公司。会是哪一家公司呢? 任正非:第一,这个公司应该很大,如果买了这个技术的许可以后,不能形成很大的市场空间,对它是不划算的。 第二,我们没有市场划分,它不仅仅是在美国市场销售,除了火星、月亮和太阳外,它可以去任何地方销售,包括中国。我们之间展开充分的竞争。 第三,这个公司要有一些通信技术基础积累,与华为行业比较接近。它可以在我们提供的技术方案基础上修改源程序、源代码,使得它能够完全独立于我们提供的原体系,以后华为也搞不清楚它用的技术,这样就解决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心问题。在它没有完成技术修改之前,我们把华为的技术进步透明地告诉它,保证它同步华为的进步。当它对技术进行修改以后,我们已经搞不清楚它用的是什么技术。从那时起我们继续再保持十年,把自己改进的思考单方面告诉它。 我们是真心诚意的想做这个技术许可,我们不会留后手和秘密。我们对被许可方开放透明,不是我们傻,而是以此让华为公司19万员工面对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谁也不敢睡懒觉。 Alan Murray:您的提议前所未有。我从事商业报道有40年了,却从没想过有人能提出这样的想法。有人认为这个想法非常疯狂,所以转过头来置疑您做这个事情的诚意。 任正非:现在,督促华为公司进步的鞭子在我手里;未来,我将把这个鞭子转交给美国公司,美国公司进步成为强大的竞争对手,逼着我们19万人心惊胆战的努力前进。 5、《财富》杂志亚洲执行主编Clay Chandler:刚才问您华为把5G技术许可出去,您脑子里是否有具体公司时,您给了一些条件。有哪些公司可以满足这些条件?能否列举几个公司或人的名字,觉得这些公司配得上做华为的合作伙伴? 任正非:我不能去点名哪些公司,我认为这是一种冒犯。但是我相信,美国一定有这样胸怀大志、想称霸世界的公司。媒体如果有猜测不是我的责任。 Alan Murray:如果有美国公司对这一极为罕见的交易提议有兴趣,他们应该给谁打电话? 任正非:拨打华为任何人的电话都能转到公司最高“司令部”来,联系公共关系部或者我的邮箱都行。 Alan Murray:我们可以把您的邮箱地址放在我们发表的文章中吗? 任正非:没问题。 Alan Murray:好的,那我就放进去,看看会发生什么。 任正非:我支持。 6、Clay Chandler:这样的交易会不会存在一些复杂的监管问题呢?您是否考虑过政府会反对这一交易或者持保留态度?您有没有收到一些来自美国的反馈? 任正非:没有。美国政界有人过问这个事,但是中国政府应该不需要审批,因为这是商业性的交易。我们不是把自己的技术完全卖了,而是许可美国公司,我们自己还在此基础上往6G走,美国公司也在此基础上往6G走,和平竞争。 美国政府也没有必要审批。因为5G基站完全是一个透明的系统,是信息包不打开直接往后传,安全问题在核心网。核心网是以软件为中心,美国有大量公司都能做出核心网来。如果需要我们的核心网,核心网技术也可以卖,我刚才讲了,包括芯片技术都可以卖。因此,我们已经很透明了,美国公司拿到技术以后可以修改,建立独立的安全体系,与我们脱钩,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修改的。 未来是人工智能社会,依据的还是冯·诺依曼架构,冯·诺依曼是美国一位伟大的科学家,1946年提出这个架构。这个架构是超级计算机、超级存储器,这两项技术美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超级数据中心和超级存储之间一定要有超速联接,如果没有选择一个最好的5G来替补,很多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不能广泛应用,美国可能会落后。美国落后以后,又会找一个好的厂家打,我们可能会第二次受打击。与其如此,不如协助美国解决超速联接的问题,避免以后还要受二次打击。因此,我们和美国公司在同一个起点赛跑,宁可让美国公司跑快一点,我们跑慢一点,也会有稳定的成功。 Clay Chandler:现在华为的提议是否仅限于美国公司?你们不会考虑那些感兴趣的欧洲、日本、韩国公司,对吗? 任正非:欧洲不需要,有自己的公司。而且美国市场够大。 Alan Murray:思科可以吗? 任正非:都可以。为什么我们要诚恳地提出来呢?因为在未来很多技术方向上,美国还在走错误的道路。我讲几个故事。 德国确定国家的电信标准是ISDN,ISDN只有64K,当德国市场饱和以后,德国公司走向世界时,发现世界已经变了,不需要ISDN。当然,今天变成GPON,家庭至少获得1G或10G的支持。所以德国公司就垮了。日本为了防止别的制造商打进日本去,就把上、下行频率标准反过来做,下行频率变成上行频率。当日本市场饱和以后,走向国际市场,发现国际市场不接受,导致日本公司也结束了。 北美的三大设备商朗讯、北电、摩托罗拉,强行推动全世界接受CDMA,接着是WiMAX,它们认为WiMAX非常好。WiMAX是电脑公司设计的,在局域网里是非常优秀的,但并没有考虑全球的问题。它们WiFi从里往外打,企图建立一个全球网络;欧洲公司和中国公司走的是WCDMA的道路,从外往里打。不幸的是,美国公司从下往上打的方向走错了,让WCDMA赢得了全球通信网络的胜利,美国公司就不存在了,剩下中国公司和欧洲公司。所以,美国公司的死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 再举一个例子,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全世界电子最强的国家,他们有钱,几乎要把整个美国买下来。九十年代,美国规模运用数字电路,相比日本的模拟电路的运算放大器成品率高,因为运算放大器要求严格的线性,成品率只有5%左右;美国数字电路用于设计产品,芯片成功率在33%以上,美国就重振了电子工业的雄风。当然,今天芯片的成品率是99%以上。当一个企业不放弃传统的时候,可能就会失败。 再回过头来讲华为,如果华为各方面都很强,我们的领袖会不会也变得固执、僵化?也可能像美国一样,不思考就下结论,美国想打哪个国家就打哪个国家,打完再找证据。我很担心华为公司下一代领导人会被胜利冲昏头脑,所以我宁可扶植起美国几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拿着鞭子打下一代领导人,反正也不是打我。 现在我讲完以后,大家就不认为我这个主意很神秘。其实我这个主意是华为高层领导一致通过,不是我接受采访时的胡说八道。 Alan Murray:您找到了美国转让许可合作伙伴之后会先告诉我们吗? 任正非:我不敢说,可能我们要先签保密协议,再进行谈判。谈判成功,新闻全部都发布了,谁先、谁后就说不准了。 7、Clay Chandler:我问一个跟今天的新闻相关的问题。今天晚上八点华为将在慕尼黑发布Mate 30系列手机。现在围绕这个事情有很多猜测,因为可能没法使用Google的Gmail、地图、应用商店等应用,所以很多人在猜测华为还会不会在欧洲市场销售新款手机。有人说即使不能用Google应用,华为还是会推到市场卖一卖,看看市场的反应。但也有些人认为对欧洲消费者来说,如果不能使用这些常用软件,那买这么贵的手机没有意义。所以华为现在打算怎么办?你们会不会在欧洲销售新款手机? 任正非:现在海外终端市场的前景如何,我们还不能做出清晰的判断。但是我们的手机有很多独到的优点,不仅仅是靠谷歌的生态。如果不能拥有谷歌地图,每个国家都有地图商,我们可以装载这些国家地图商的地图进行使用。 我们坚持终端海外销售不动摇,虽然海外市场可能萎缩、衰退,也不动摇。我们也试试市场反应会怎么样。 8、Clay Chandler:我想问一个关于华为鸿蒙操作系统的问题。您有多大的信心在接下来两到三年内把鸿蒙打造成一个可以与苹果系统相媲美的操作系统?还是说还需要更长时间? 任正非:应该不需要两到三年。我作为领导人,说话要保守一点,不能把下面人逼得太紧,但对于他们来说,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Alan Murray:但华为的优势一直以来都是硬件,不是软件? 任正非:是,但是也要看到,我们一定要在软件上改变自己落后的状况。我们在大的软件架构上是有不足的,但是在嵌入式软件方面(硬件系统嵌进软件),我们是最强大的。我们要把现有的软件能力改造过来,担负起大的操作系统,是有些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说说而已,是实际已经有些准备了。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世界不要分裂,仍然能使用谷歌操作系统。因此我们还是坚持与Google友好合作,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批准。 Alan Murray:您认为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批准使用Google的全套软件? 任正非:这个情况我们还不清楚,你们可以去问问美国政府。 9、Clay Chandler:过去一年里,华为问题和贸易问题被搅到一起。部分原因是美国总统故意为之,他说我们要共同达成协议,华为可以作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您对此是什么观点?您觉得这对华为是否有帮助的?还是宁可把两件事完全分开处理,分开讨论? 任正非: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所以中美贸易谈判与华为根本没有关系。华为唯一是要买美国电子芯片和零部件,如果美国政府不让卖,美国公司就吃亏了,对我们没有影响。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看看我们的生产线,完全处于正常运营状态。但是有些美国公司会因此每年少了十几亿、几十亿订单,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美国政府放开实体清单的审批,对美国公司是有利的。 Alan Murray:都是哪些公司?华为较大的供应商有哪几家?我们知道有Google和高通。向华为销售设备的主要有哪些公司? 任正非:现在媒体报道美国商务部收到130多个申请,希望向我们继续供应。 10、Alan Murray:您之前说,美国把华为加入实体清单短期内不会给华为带来很大伤害。但如果你们不能用Google的产品了,你们在欧洲的终端销售应该会受到影响吧? 任正非:也就降低一百多亿美元左右的销售收入。对我们来说,没有多大影响。 Alan Murray:我们期待后续能报道华为5G技术转让的新伙伴。 任正非:我期待你们经常到我们公司来,知道我们公司还活着。 Alan Murray:我们对华为的生存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任正非:我们自己也很有信心。但是我们并不希望因为我们与美国的冲突,使全球化分裂。[详情]

任正非:华为的5G和核心网产业已不需要美国零部件
任正非:华为的5G和核心网产业已不需要美国零部件

  原标题:任正非:华为的5G和核心网产业已不需要美国零部件  对于“实体清单”对华为产生的影响,任正非认为短期看不会有太大影响。 新京报讯(记者 陆一夫)10月10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创始人任正非接受美国《财富》杂志的采访纪要,采访时间为9月19日。在此次采访中,任正非对华为向美国公司转让许可5G技术有更进一步的披露。 他表示,华为愿意遵循国际惯例FRAND原则,把5G专利以公平、无歧视的方式许可给美国公司,而且是将5G专有技术,包括完整的5G全套网络技术(软件源代码、硬件设计、生产制造技术、网规网优、测试等整体解决方案)完全无保留地独家许可美国公司。此外,美国可以选择以美国通用芯片为主体的5G基站,也可以选择“美国通用芯片+华为芯片”的方式,华为也愿意转让许可5G芯片技术。 任正非认为此举对华为有利,“一方面缓和了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增加了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如果不强,华为公司也会衰落。”他透露,美国有很多社会精英人士在询问这件事情如何操作。 在任正非看来,如果有美国公司愿意购买华为的5G技术许可,应该是一家大公司,而且该公司有一些通信技术基础积累,与华为行业比较接近。“它可以在我们提供的技术方案基础上修改源程序、源代码,使得它能够完全独立于我们提供的原体系,以后华为也搞不清楚它用的技术,这样就解决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心问题。在它没有完成技术修改之前,我们把华为的技术进步透明地告诉它,保证它同步华为的进步。” 对于“实体清单”对华为产生的影响,任正非认为短期看不会有太大影响,“美国最担心的从5G到核心网产业,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美国零部件了。唯有终端产品的生态系统还会有影响,但是我们认为,两、三年左右这个影响就会完全消除。” 新京报记者 陆一夫  [详情]

任正非:督促华为进步的鞭子在我手里 未来交给美公司
任正非:督促华为进步的鞭子在我手里 未来交给美公司

  原标题:任正非:督促华为进步的鞭子在我手里,未来转交给美公司  任正非预计,不能使用谷歌产品对华为在欧洲终端市场的影响大概是一百多亿美元。 新京报讯(记者 陆一夫)10月10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创始人任正非接受美国《财富》杂志的采访纪要,采访时间为9月19日。在此次采访中,任正非表示现在督促华为进步的鞭子在他手里,但未来他将把这个鞭子转交给美国公司,美国公司进步成为强大的竞争对手,逼着华为19万人心惊胆战地努力前进。 任正非表示,目前还不能对海外终端市场的前景做出清晰判断,但华为的手机有很多独到的优点,不仅仅是靠谷歌的生态。他认为,如果华为的手机不能安装谷歌地图,但每个国家都有地图商,华为手机可以装载这些国家地图商的地图进行使用。 此外,他认为鸿蒙系统的生态建设完善应该不需要两三年时间,“我作为领导人,说话要保守一点,不能把下面人逼得太紧,但对于他们来说,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任正非预计,不能使用谷歌产品对华为在欧洲终端市场的影响大概是一百多亿美元,对华为来说影响并不大,而且华为仍希望能使用谷歌操作系统,希望美国政府能批准。 在他看来,华为唯一是要买美国电子芯片和零部件,如果美国政府不让卖,美国公司就吃亏了,对华为没有影响。“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看看我们的生产线,完全处于正常运营状态。但是有些美国公司会因此每年少了十几亿、几十亿订单,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美国政府放开实体清单的审批,对美国公司是有利的。”任正非引用媒体报道消息称,美国商务部收到130多个申请,希望向华为继续供应。 新京报记者 陆一夫  [详情]

任正非:特朗普倒逼华为改革 让公司焕发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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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正非接受《财富》杂志采访:出售5G技术许可对华为有利 华为心声论坛10月10日发布了9月19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接受美国《财富》杂志采访纪要。其中任正非回应了华为愿毫无保留地把5G全套技术许可给美国公司的决定,任正非表示,这件事情对华为是有利的。“一方面缓和了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增加了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如果不强,华为公司也会衰落。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持有完全开放的态度。” 1、《财富》杂志CEO Alan Murray:非常感谢您今天花时间跟我们交流。我的主要问题和您这张烂飞机的图相关。请问这张图究竟是体现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短期波折,还是说我们正在朝某种形式的脱钩发展,而这种脱钩将对全球经济技术的运作方式造成重大影响? 任正非:拿这张照片比喻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深刻含义,只是觉得在遇上美国实体清单禁令过程中,我们很多地方受了伤。如果不把这些“洞”补好,也可能“飞机”就无法安全着陆。但是我们始终坚决支持全球化,决不会只顾着埋头补“飞机”,就忘了还要在全球化道路继续前进。我们还是在等待美国商务部批准后,美国厂家向我们恢复供应。 但是这个时间拖得越长,对美国越不利。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科技的国家,美国科技公司需要全球市场,如果美国与世界之间出现科技脱钩,人为切出一条数字鸿沟,对美国的先进公司是一个打击。比如微软这样的先进公司,它的Windows和Office实际是在全球市场居于垄断地位,如果美国政府不允许某些市场使用微软产品,这些市场就会有新的替代产品出现。当出现替代产品,就显著削弱了先进公司的市场占有;当它从这个市场退出时,就把市场空白区域让给了新兴成长的公司。当没有石头压住小草的时候,小草成长得更快乐了。所以,应该是落后国家想退出全球化;一个发达国家退出全球化,抛弃一部分市场,这不是聪明的做法。所以,我坚定不移支持全球化。当美国政府改变不正确的观点后,我们“补飞机”的速度会减慢或者补好了不飞,以维护美国合作伙伴的利益。 2、Alan Murray:那另一种情况呢?如果华为仍然留在“实体清单”上,那么美国公司就不能向华为销售。从短期来看,这显然会对华为造成损失。如果从长期来看,比如说五年、十年之后,会给华为带来哪些影响? 任正非:短期来看也不会有太大影响。美国最担心的从5G到核心网产业,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美国零部件了。唯有终端产品的生态系统还会有影响,但是我们认为,两、三年左右这个影响就会完全消除。 Alan Murray:通过构建华为自己的生态系统来消除影响? 任正非:对。 Alan Murray:有没有可能从长期来看,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对华为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任正非:从公司长期发展来看,也许是好事。但是华为规模发展越来越大,命运越来越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心里会忐忑不安。我们坚定不移地拥护全球化,但,我们怎么能生存下来呢?所以最好是我们能够自己建立生态生存,同时并不排斥使用别人的生态、支持别人的生态。我们和有关公司有协议的,我们还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坚守。 全球化是美国提出的,但是美国在破坏全球化规则。我一直是亲美的,一直打击我们公司内部的情绪冲动,最近还再次发文,支持内部服务的流程IT部门用“美国砖”、“欧洲砖”、“日本砖”修一个“万里长城”,千方百计地防止内部员工冲动在IT服务上要自主创新,去创造一个自己的内部管理IT平台。这样不仅成本高,而且拖累大。 3、Alan Murray:前两天您做出了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建议,说是华为愿意把自己的技术许可给美国公司。据我理解,华为历史上没有这么做过。华为此举是想缓解安全担忧。您的橄榄枝抛出去之后,有没有美国公司联系您?您认为,未来会不会有美国公司联系您呢? 任正非:首先讲讲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认为,世界由美国、欧洲、中日韩建立起一个平衡的技术生态系统。当然,这里是指技术性的生态系统,与谷歌的生态系统不同。因为人工智能时代很快就要来临,美国的光纤到户建设是滞后的,如果5G网络也滞后,美国的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失去领先的优势。 第一,我们愿意遵循国际惯例FRAND原则,把5G专利以公平、无歧视的方式许可给美国公司; 第二,5G专有技术,包括完整的5G全套网络技术(软件源代码、硬件设计、生产制造技术、网规网优、测试等整体解决方案),完全无保留地独家许可美国公司,这样美国、欧洲、中国公司同时起步,在新技术上继续竞争; 第三,美国可以选择以美国通用芯片为主体的5G基站,也可以选择“美国通用芯片+华为芯片”的方式,如果需要我们的5G芯片技术,也可以转让许可。 这件事情对华为是有利的。一方面缓和了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增加了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如果不强,华为公司也会衰落。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持有完全开放的态度。我们认为,未来信息社会的市场会非常宽广,还有更大的空间,充分容得下多个大公司、千万个小公司服务、竞争。当我们公司在很多领域上称霸世界的时候,可能离死亡也就不远了。 Alan Murray:“如果在很多领域称霸世界,离死亡就不远了。”您为什么这么说?能展开阐述一下吗? 任正非:历史从来都是这样的,一个王朝往往都是盛极而衰,因为有很多国家都要围攻它。再比如美国的菲利普斯,他连拿了几届世界冠军,后来就拿不到了,因为全世界都瞄准着怎么能战胜他的游泳方式而努力,他怎么维持得下去呢?其实,在特朗普打击我们之前,我们公司已经快到这种状况了。 Alan Murray:所以特朗普是帮了华为一把? 任正非:是的,他是我们改革的倒逼师。一是,因为华为技术先进,合同很容易拿到,前方的国家代表处不需要费太大劲就容易解决问题,拿到合同以后很清闲,可能就会腐败,公司就摇摇欲坠了;二是,我们的机关越来越庞大,办公环境越来越好,敲敲键盘输出几个流程就拿到钱了,谁还会愿意去艰苦地区和国家工作呢?杜塞尔多夫收入没有增加多少,但多了几倍地区部机关的人。在特朗普打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正感觉到了生存的威胁,不努力就要走人,高级干部也是一样,不努力就要撤掉。你看,这一年来我们焕发了青春,人人都非常努力。 4、Alan Murray:回到华为提供技术许可的问题,您有没有跟一些美国公司探讨过此事? 任正非:这么重大问题,不会那么简单就有共识,不会那么匆匆忙忙的。美国有很多社会精英人士在询问这件事情如何操作。 Alan Murray:您在提这个提议时,我估计您脑子里肯定有一家具体的候选公司。会是哪一家公司呢? 任正非:第一,这个公司应该很大,如果买了这个技术的许可以后,不能形成很大的市场空间,对它是不划算的。 第二,我们没有市场划分,它不仅仅是在美国市场销售,除了火星、月亮和太阳外,它可以去任何地方销售,包括中国。我们之间展开充分的竞争。 第三,这个公司要有一些通信技术基础积累,与华为行业比较接近。它可以在我们提供的技术方案基础上修改源程序、源代码,使得它能够完全独立于我们提供的原体系,以后华为也搞不清楚它用的技术,这样就解决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心问题。在它没有完成技术修改之前,我们把华为的技术进步透明地告诉它,保证它同步华为的进步。当它对技术进行修改以后,我们已经搞不清楚它用的是什么技术。从那时起我们继续再保持十年,把自己改进的思考单方面告诉它。 我们是真心诚意的想做这个技术许可,我们不会留后手和秘密。我们对被许可方开放透明,不是我们傻,而是以此让华为公司19万员工面对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谁也不敢睡懒觉。 Alan Murray:您的提议前所未有。我从事商业报道有40年了,却从没想过有人能提出这样的想法。有人认为这个想法非常疯狂,所以转过头来置疑您做这个事情的诚意。 任正非:现在,督促华为公司进步的鞭子在我手里;未来,我将把这个鞭子转交给美国公司,美国公司进步成为强大的竞争对手,逼着我们19万人心惊胆战的努力前进。 5、《财富》杂志亚洲执行主编Clay Chandler:刚才问您华为把5G技术许可出去,您脑子里是否有具体公司时,您给了一些条件。有哪些公司可以满足这些条件?能否列举几个公司或人的名字,觉得这些公司配得上做华为的合作伙伴? 任正非:我不能去点名哪些公司,我认为这是一种冒犯。但是我相信,美国一定有这样胸怀大志、想称霸世界的公司。媒体如果有猜测不是我的责任。 Alan Murray:如果有美国公司对这一极为罕见的交易提议有兴趣,他们应该给谁打电话? 任正非:拨打华为任何人的电话都能转到公司最高“司令部”来,联系公共关系部或者我的邮箱都行。 Alan Murray:我们可以把您的邮箱地址放在我们发表的文章中吗? 任正非:没问题。 Alan Murray:好的,那我就放进去,看看会发生什么。 任正非:我支持。 6、Clay Chandler:这样的交易会不会存在一些复杂的监管问题呢?您是否考虑过政府会反对这一交易或者持保留态度?您有没有收到一些来自美国的反馈? 任正非:没有。美国政界有人过问这个事,但是中国政府应该不需要审批,因为这是商业性的交易。我们不是把自己的技术完全卖了,而是许可美国公司,我们自己还在此基础上往6G走,美国公司也在此基础上往6G走,和平竞争。 美国政府也没有必要审批。因为5G基站完全是一个透明的系统,是信息包不打开直接往后传,安全问题在核心网。核心网是以软件为中心,美国有大量公司都能做出核心网来。如果需要我们的核心网,核心网技术也可以卖,我刚才讲了,包括芯片技术都可以卖。因此,我们已经很透明了,美国公司拿到技术以后可以修改,建立独立的安全体系,与我们脱钩,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修改的。 未来是人工智能社会,依据的还是冯·诺依曼架构,冯·诺依曼是美国一位伟大的科学家,1946年提出这个架构。这个架构是超级计算机、超级存储器,这两项技术美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超级数据中心和超级存储之间一定要有超速联接,如果没有选择一个最好的5G来替补,很多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不能广泛应用,美国可能会落后。美国落后以后,又会找一个好的厂家打,我们可能会第二次受打击。与其如此,不如协助美国解决超速联接的问题,避免以后还要受二次打击。因此,我们和美国公司在同一个起点赛跑,宁可让美国公司跑快一点,我们跑慢一点,也会有稳定的成功。 Clay Chandler:现在华为的提议是否仅限于美国公司?你们不会考虑那些感兴趣的欧洲、日本、韩国公司,对吗? 任正非:欧洲不需要,有自己的公司。而且美国市场够大。 Alan Murray:思科可以吗? 任正非:都可以。为什么我们要诚恳地提出来呢?因为在未来很多技术方向上,美国还在走错误的道路。我讲几个故事。 德国确定国家的电信标准是ISDN,ISDN只有64K,当德国市场饱和以后,德国公司走向世界时,发现世界已经变了,不需要ISDN。当然,今天变成GPON,家庭至少获得1G或10G的支持。所以德国公司就垮了。日本为了防止别的制造商打进日本去,就把上、下行频率标准反过来做,下行频率变成上行频率。当日本市场饱和以后,走向国际市场,发现国际市场不接受,导致日本公司也结束了。 北美的三大设备商朗讯、北电、摩托罗拉,强行推动全世界接受CDMA,接着是WiMAX,它们认为WiMAX非常好。WiMAX是电脑公司设计的,在局域网里是非常优秀的,但并没有考虑全球的问题。它们WiFi从里往外打,企图建立一个全球网络;欧洲公司和中国公司走的是WCDMA的道路,从外往里打。不幸的是,美国公司从下往上打的方向走错了,让WCDMA赢得了全球通信网络的胜利,美国公司就不存在了,剩下中国公司和欧洲公司。所以,美国公司的死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 再举一个例子,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全世界电子最强的国家,他们有钱,几乎要把整个美国买下来。九十年代,美国规模运用数字电路,相比日本的模拟电路的运算放大器成品率高,因为运算放大器要求严格的线性,成品率只有5%左右;美国数字电路用于设计产品,芯片成功率在33%以上,美国就重振了电子工业的雄风。当然,今天芯片的成品率是99%以上。当一个企业不放弃传统的时候,可能就会失败。 再回过头来讲华为,如果华为各方面都很强,我们的领袖会不会也变得固执、僵化?也可能像美国一样,不思考就下结论,美国想打哪个国家就打哪个国家,打完再找证据。我很担心华为公司下一代领导人会被胜利冲昏头脑,所以我宁可扶植起美国几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拿着鞭子打下一代领导人,反正也不是打我。 现在我讲完以后,大家就不认为我这个主意很神秘。其实我这个主意是华为高层领导一致通过,不是我接受采访时的胡说八道。 Alan Murray:您找到了美国转让许可合作伙伴之后会先告诉我们吗? 任正非:我不敢说,可能我们要先签保密协议,再进行谈判。谈判成功,新闻全部都发布了,谁先、谁后就说不准了。 7、Clay Chandler:我问一个跟今天的新闻相关的问题。今天晚上八点华为将在慕尼黑发布Mate 30系列手机。现在围绕这个事情有很多猜测,因为可能没法使用Google的Gmail、地图、应用商店等应用,所以很多人在猜测华为还会不会在欧洲市场销售新款手机。有人说即使不能用Google应用,华为还是会推到市场卖一卖,看看市场的反应。但也有些人认为对欧洲消费者来说,如果不能使用这些常用软件,那买这么贵的手机没有意义。所以华为现在打算怎么办?你们会不会在欧洲销售新款手机? 任正非:现在海外终端市场的前景如何,我们还不能做出清晰的判断。但是我们的手机有很多独到的优点,不仅仅是靠谷歌的生态。如果不能拥有谷歌地图,每个国家都有地图商,我们可以装载这些国家地图商的地图进行使用。 我们坚持终端海外销售不动摇,虽然海外市场可能萎缩、衰退,也不动摇。我们也试试市场反应会怎么样。 8、Clay Chandler:我想问一个关于华为鸿蒙操作系统的问题。您有多大的信心在接下来两到三年内把鸿蒙打造成一个可以与苹果系统相媲美的操作系统?还是说还需要更长时间? 任正非:应该不需要两到三年。我作为领导人,说话要保守一点,不能把下面人逼得太紧,但对于他们来说,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Alan Murray:但华为的优势一直以来都是硬件,不是软件? 任正非:是,但是也要看到,我们一定要在软件上改变自己落后的状况。我们在大的软件架构上是有不足的,但是在嵌入式软件方面(硬件系统嵌进软件),我们是最强大的。我们要把现有的软件能力改造过来,担负起大的操作系统,是有些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说说而已,是实际已经有些准备了。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世界不要分裂,仍然能使用谷歌操作系统。因此我们还是坚持与Google友好合作,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批准。 Alan Murray:您认为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批准使用Google的全套软件? 任正非:这个情况我们还不清楚,你们可以去问问美国政府。 9、Clay Chandler:过去一年里,华为问题和贸易问题被搅到一起。部分原因是美国总统故意为之,他说我们要共同达成协议,华为可以作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您对此是什么观点?您觉得这对华为是否有帮助的?还是宁可把两件事完全分开处理,分开讨论? 任正非: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所以中美贸易谈判与华为根本没有关系。华为唯一是要买美国电子芯片和零部件,如果美国政府不让卖,美国公司就吃亏了,对我们没有影响。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看看我们的生产线,完全处于正常运营状态。但是有些美国公司会因此每年少了十几亿、几十亿订单,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美国政府放开实体清单的审批,对美国公司是有利的。 Alan Murray:都是哪些公司?华为较大的供应商有哪几家?我们知道有Google和高通。向华为销售设备的主要有哪些公司? 任正非:现在媒体报道美国商务部收到130多个申请,希望向我们继续供应。 10、Alan Murray:您之前说,美国把华为加入实体清单短期内不会给华为带来很大伤害。但如果你们不能用Google的产品了,你们在欧洲的终端销售应该会受到影响吧? 任正非:也就降低一百多亿美元左右的销售收入。对我们来说,没有多大影响。 Alan Murray:我们期待后续能报道华为5G技术转让的新伙伴。 任正非:我期待你们经常到我们公司来,知道我们公司还活着。 Alan Murray:我们对华为的生存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任正非:我们自己也很有信心。但是我们并不希望因为我们与美国的冲突,使全球化分裂。 [详情]

任正非:5G方面华为已经完全不需要美国零部件了
任正非:5G方面华为已经完全不需要美国零部件了

  任正非接受《财富》杂志采访:出售5G技术许可对华为有利 华为心声论坛10月10日发布了9月19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接受美国《财富》杂志采访纪要。其中任正非回应了华为愿毫无保留地把5G全套技术许可给美国公司的决定,任正非表示,这件事情对华为是有利的。“一方面缓和了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增加了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如果不强,华为公司也会衰落。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持有完全开放的态度。” 1、《财富》杂志CEO Alan Murray:非常感谢您今天花时间跟我们交流。我的主要问题和您这张烂飞机的图相关。请问这张图究竟是体现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短期波折,还是说我们正在朝某种形式的脱钩发展,而这种脱钩将对全球经济技术的运作方式造成重大影响? 任正非:拿这张照片比喻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深刻含义,只是觉得在遇上美国实体清单禁令过程中,我们很多地方受了伤。如果不把这些“洞”补好,也可能“飞机”就无法安全着陆。但是我们始终坚决支持全球化,决不会只顾着埋头补“飞机”,就忘了还要在全球化道路继续前进。我们还是在等待美国商务部批准后,美国厂家向我们恢复供应。 但是这个时间拖得越长,对美国越不利。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科技的国家,美国科技公司需要全球市场,如果美国与世界之间出现科技脱钩,人为切出一条数字鸿沟,对美国的先进公司是一个打击。比如微软这样的先进公司,它的Windows和Office实际是在全球市场居于垄断地位,如果美国政府不允许某些市场使用微软产品,这些市场就会有新的替代产品出现。当出现替代产品,就显著削弱了先进公司的市场占有;当它从这个市场退出时,就把市场空白区域让给了新兴成长的公司。当没有石头压住小草的时候,小草成长得更快乐了。所以,应该是落后国家想退出全球化;一个发达国家退出全球化,抛弃一部分市场,这不是聪明的做法。所以,我坚定不移支持全球化。当美国政府改变不正确的观点后,我们“补飞机”的速度会减慢或者补好了不飞,以维护美国合作伙伴的利益。 2、Alan Murray:那另一种情况呢?如果华为仍然留在“实体清单”上,那么美国公司就不能向华为销售。从短期来看,这显然会对华为造成损失。如果从长期来看,比如说五年、十年之后,会给华为带来哪些影响? 任正非:短期来看也不会有太大影响。美国最担心的从5G到核心网产业,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美国零部件了。唯有终端产品的生态系统还会有影响,但是我们认为,两、三年左右这个影响就会完全消除。 Alan Murray:通过构建华为自己的生态系统来消除影响? 任正非:对。 Alan Murray:有没有可能从长期来看,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对华为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任正非:从公司长期发展来看,也许是好事。但是华为规模发展越来越大,命运越来越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心里会忐忑不安。我们坚定不移地拥护全球化,但,我们怎么能生存下来呢?所以最好是我们能够自己建立生态生存,同时并不排斥使用别人的生态、支持别人的生态。我们和有关公司有协议的,我们还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坚守。 全球化是美国提出的,但是美国在破坏全球化规则。我一直是亲美的,一直打击我们公司内部的情绪冲动,最近还再次发文,支持内部服务的流程IT部门用“美国砖”、“欧洲砖”、“日本砖”修一个“万里长城”,千方百计地防止内部员工冲动在IT服务上要自主创新,去创造一个自己的内部管理IT平台。这样不仅成本高,而且拖累大。 3、Alan Murray:前两天您做出了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建议,说是华为愿意把自己的技术许可给美国公司。据我理解,华为历史上没有这么做过。华为此举是想缓解安全担忧。您的橄榄枝抛出去之后,有没有美国公司联系您?您认为,未来会不会有美国公司联系您呢? 任正非:首先讲讲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认为,世界由美国、欧洲、中日韩建立起一个平衡的技术生态系统。当然,这里是指技术性的生态系统,与谷歌的生态系统不同。因为人工智能时代很快就要来临,美国的光纤到户建设是滞后的,如果5G网络也滞后,美国的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失去领先的优势。 第一,我们愿意遵循国际惯例FRAND原则,把5G专利以公平、无歧视的方式许可给美国公司; 第二,5G专有技术,包括完整的5G全套网络技术(软件源代码、硬件设计、生产制造技术、网规网优、测试等整体解决方案),完全无保留地独家许可美国公司,这样美国、欧洲、中国公司同时起步,在新技术上继续竞争; 第三,美国可以选择以美国通用芯片为主体的5G基站,也可以选择“美国通用芯片+华为芯片”的方式,如果需要我们的5G芯片技术,也可以转让许可。 这件事情对华为是有利的。一方面缓和了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增加了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如果不强,华为公司也会衰落。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持有完全开放的态度。我们认为,未来信息社会的市场会非常宽广,还有更大的空间,充分容得下多个大公司、千万个小公司服务、竞争。当我们公司在很多领域上称霸世界的时候,可能离死亡也就不远了。 Alan Murray:“如果在很多领域称霸世界,离死亡就不远了。”您为什么这么说?能展开阐述一下吗? 任正非:历史从来都是这样的,一个王朝往往都是盛极而衰,因为有很多国家都要围攻它。再比如美国的菲利普斯,他连拿了几届世界冠军,后来就拿不到了,因为全世界都瞄准着怎么能战胜他的游泳方式而努力,他怎么维持得下去呢?其实,在特朗普打击我们之前,我们公司已经快到这种状况了。 Alan Murray:所以特朗普是帮了华为一把? 任正非:是的,他是我们改革的倒逼师。一是,因为华为技术先进,合同很容易拿到,前方的国家代表处不需要费太大劲就容易解决问题,拿到合同以后很清闲,可能就会腐败,公司就摇摇欲坠了;二是,我们的机关越来越庞大,办公环境越来越好,敲敲键盘输出几个流程就拿到钱了,谁还会愿意去艰苦地区和国家工作呢?杜塞尔多夫收入没有增加多少,但多了几倍地区部机关的人。在特朗普打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正感觉到了生存的威胁,不努力就要走人,高级干部也是一样,不努力就要撤掉。你看,这一年来我们焕发了青春,人人都非常努力。 4、Alan Murray:回到华为提供技术许可的问题,您有没有跟一些美国公司探讨过此事? 任正非:这么重大问题,不会那么简单就有共识,不会那么匆匆忙忙的。美国有很多社会精英人士在询问这件事情如何操作。 Alan Murray:您在提这个提议时,我估计您脑子里肯定有一家具体的候选公司。会是哪一家公司呢? 任正非:第一,这个公司应该很大,如果买了这个技术的许可以后,不能形成很大的市场空间,对它是不划算的。 第二,我们没有市场划分,它不仅仅是在美国市场销售,除了火星、月亮和太阳外,它可以去任何地方销售,包括中国。我们之间展开充分的竞争。 第三,这个公司要有一些通信技术基础积累,与华为行业比较接近。它可以在我们提供的技术方案基础上修改源程序、源代码,使得它能够完全独立于我们提供的原体系,以后华为也搞不清楚它用的技术,这样就解决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心问题。在它没有完成技术修改之前,我们把华为的技术进步透明地告诉它,保证它同步华为的进步。当它对技术进行修改以后,我们已经搞不清楚它用的是什么技术。从那时起我们继续再保持十年,把自己改进的思考单方面告诉它。 我们是真心诚意的想做这个技术许可,我们不会留后手和秘密。我们对被许可方开放透明,不是我们傻,而是以此让华为公司19万员工面对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谁也不敢睡懒觉。 Alan Murray:您的提议前所未有。我从事商业报道有40年了,却从没想过有人能提出这样的想法。有人认为这个想法非常疯狂,所以转过头来置疑您做这个事情的诚意。 任正非:现在,督促华为公司进步的鞭子在我手里;未来,我将把这个鞭子转交给美国公司,美国公司进步成为强大的竞争对手,逼着我们19万人心惊胆战的努力前进。 5、《财富》杂志亚洲执行主编Clay Chandler:刚才问您华为把5G技术许可出去,您脑子里是否有具体公司时,您给了一些条件。有哪些公司可以满足这些条件?能否列举几个公司或人的名字,觉得这些公司配得上做华为的合作伙伴? 任正非:我不能去点名哪些公司,我认为这是一种冒犯。但是我相信,美国一定有这样胸怀大志、想称霸世界的公司。媒体如果有猜测不是我的责任。 Alan Murray:如果有美国公司对这一极为罕见的交易提议有兴趣,他们应该给谁打电话? 任正非:拨打华为任何人的电话都能转到公司最高“司令部”来,联系公共关系部或者我的邮箱都行。 Alan Murray:我们可以把您的邮箱地址放在我们发表的文章中吗? 任正非:没问题。 Alan Murray:好的,那我就放进去,看看会发生什么。 任正非:我支持。 6、Clay Chandler:这样的交易会不会存在一些复杂的监管问题呢?您是否考虑过政府会反对这一交易或者持保留态度?您有没有收到一些来自美国的反馈? 任正非:没有。美国政界有人过问这个事,但是中国政府应该不需要审批,因为这是商业性的交易。我们不是把自己的技术完全卖了,而是许可美国公司,我们自己还在此基础上往6G走,美国公司也在此基础上往6G走,和平竞争。 美国政府也没有必要审批。因为5G基站完全是一个透明的系统,是信息包不打开直接往后传,安全问题在核心网。核心网是以软件为中心,美国有大量公司都能做出核心网来。如果需要我们的核心网,核心网技术也可以卖,我刚才讲了,包括芯片技术都可以卖。因此,我们已经很透明了,美国公司拿到技术以后可以修改,建立独立的安全体系,与我们脱钩,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修改的。 未来是人工智能社会,依据的还是冯·诺依曼架构,冯·诺依曼是美国一位伟大的科学家,1946年提出这个架构。这个架构是超级计算机、超级存储器,这两项技术美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超级数据中心和超级存储之间一定要有超速联接,如果没有选择一个最好的5G来替补,很多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不能广泛应用,美国可能会落后。美国落后以后,又会找一个好的厂家打,我们可能会第二次受打击。与其如此,不如协助美国解决超速联接的问题,避免以后还要受二次打击。因此,我们和美国公司在同一个起点赛跑,宁可让美国公司跑快一点,我们跑慢一点,也会有稳定的成功。 Clay Chandler:现在华为的提议是否仅限于美国公司?你们不会考虑那些感兴趣的欧洲、日本、韩国公司,对吗? 任正非:欧洲不需要,有自己的公司。而且美国市场够大。 Alan Murray:思科可以吗? 任正非:都可以。为什么我们要诚恳地提出来呢?因为在未来很多技术方向上,美国还在走错误的道路。我讲几个故事。 德国确定国家的电信标准是ISDN,ISDN只有64K,当德国市场饱和以后,德国公司走向世界时,发现世界已经变了,不需要ISDN。当然,今天变成GPON,家庭至少获得1G或10G的支持。所以德国公司就垮了。日本为了防止别的制造商打进日本去,就把上、下行频率标准反过来做,下行频率变成上行频率。当日本市场饱和以后,走向国际市场,发现国际市场不接受,导致日本公司也结束了。 北美的三大设备商朗讯、北电、摩托罗拉,强行推动全世界接受CDMA,接着是WiMAX,它们认为WiMAX非常好。WiMAX是电脑公司设计的,在局域网里是非常优秀的,但并没有考虑全球的问题。它们WiFi从里往外打,企图建立一个全球网络;欧洲公司和中国公司走的是WCDMA的道路,从外往里打。不幸的是,美国公司从下往上打的方向走错了,让WCDMA赢得了全球通信网络的胜利,美国公司就不存在了,剩下中国公司和欧洲公司。所以,美国公司的死亡,不是华为崛起之过。 再举一个例子,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全世界电子最强的国家,他们有钱,几乎要把整个美国买下来。九十年代,美国规模运用数字电路,相比日本的模拟电路的运算放大器成品率高,因为运算放大器要求严格的线性,成品率只有5%左右;美国数字电路用于设计产品,芯片成功率在33%以上,美国就重振了电子工业的雄风。当然,今天芯片的成品率是99%以上。当一个企业不放弃传统的时候,可能就会失败。 再回过头来讲华为,如果华为各方面都很强,我们的领袖会不会也变得固执、僵化?也可能像美国一样,不思考就下结论,美国想打哪个国家就打哪个国家,打完再找证据。我很担心华为公司下一代领导人会被胜利冲昏头脑,所以我宁可扶植起美国几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拿着鞭子打下一代领导人,反正也不是打我。 现在我讲完以后,大家就不认为我这个主意很神秘。其实我这个主意是华为高层领导一致通过,不是我接受采访时的胡说八道。 Alan Murray:您找到了美国转让许可合作伙伴之后会先告诉我们吗? 任正非:我不敢说,可能我们要先签保密协议,再进行谈判。谈判成功,新闻全部都发布了,谁先、谁后就说不准了。 7、Clay Chandler:我问一个跟今天的新闻相关的问题。今天晚上八点华为将在慕尼黑发布Mate 30系列手机。现在围绕这个事情有很多猜测,因为可能没法使用Google的Gmail、地图、应用商店等应用,所以很多人在猜测华为还会不会在欧洲市场销售新款手机。有人说即使不能用Google应用,华为还是会推到市场卖一卖,看看市场的反应。但也有些人认为对欧洲消费者来说,如果不能使用这些常用软件,那买这么贵的手机没有意义。所以华为现在打算怎么办?你们会不会在欧洲销售新款手机? 任正非:现在海外终端市场的前景如何,我们还不能做出清晰的判断。但是我们的手机有很多独到的优点,不仅仅是靠谷歌的生态。如果不能拥有谷歌地图,每个国家都有地图商,我们可以装载这些国家地图商的地图进行使用。 我们坚持终端海外销售不动摇,虽然海外市场可能萎缩、衰退,也不动摇。我们也试试市场反应会怎么样。 8、Clay Chandler:我想问一个关于华为鸿蒙操作系统的问题。您有多大的信心在接下来两到三年内把鸿蒙打造成一个可以与苹果系统相媲美的操作系统?还是说还需要更长时间? 任正非:应该不需要两到三年。我作为领导人,说话要保守一点,不能把下面人逼得太紧,但对于他们来说,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Alan Murray:但华为的优势一直以来都是硬件,不是软件? 任正非:是,但是也要看到,我们一定要在软件上改变自己落后的状况。我们在大的软件架构上是有不足的,但是在嵌入式软件方面(硬件系统嵌进软件),我们是最强大的。我们要把现有的软件能力改造过来,担负起大的操作系统,是有些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说说而已,是实际已经有些准备了。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世界不要分裂,仍然能使用谷歌操作系统。因此我们还是坚持与Google友好合作,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批准。 Alan Murray:您认为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批准使用Google的全套软件? 任正非:这个情况我们还不清楚,你们可以去问问美国政府。 9、Clay Chandler:过去一年里,华为问题和贸易问题被搅到一起。部分原因是美国总统故意为之,他说我们要共同达成协议,华为可以作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您对此是什么观点?您觉得这对华为是否有帮助的?还是宁可把两件事完全分开处理,分开讨论? 任正非: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所以中美贸易谈判与华为根本没有关系。华为唯一是要买美国电子芯片和零部件,如果美国政府不让卖,美国公司就吃亏了,对我们没有影响。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看看我们的生产线,完全处于正常运营状态。但是有些美国公司会因此每年少了十几亿、几十亿订单,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美国政府放开实体清单的审批,对美国公司是有利的。 Alan Murray:都是哪些公司?华为较大的供应商有哪几家?我们知道有Google和高通。向华为销售设备的主要有哪些公司? 任正非:现在媒体报道美国商务部收到130多个申请,希望向我们继续供应。 10、Alan Murray:您之前说,美国把华为加入实体清单短期内不会给华为带来很大伤害。但如果你们不能用Google的产品了,你们在欧洲的终端销售应该会受到影响吧? 任正非:也就降低一百多亿美元左右的销售收入。对我们来说,没有多大影响。 Alan Murray:我们期待后续能报道华为5G技术转让的新伙伴。 任正非:我期待你们经常到我们公司来,知道我们公司还活着。 Alan Murray:我们对华为的生存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任正非:我们自己也很有信心。但是我们并不希望因为我们与美国的冲突,使全球化分裂。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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