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绿色转型的背景：

　第一，国际经济发展面临转型。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这些问题日益凸显，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道路，随着自身能力的增长，雄心和欲望也在不断的膨胀，加速了人类对自然的攫取和破坏，“先污染后治理”一度成为各国经济发展普遍的模式。由联合国组织的1300多名科学家完成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显示，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有60%正处于不断退化的状态，地球上近2/3自然资源消耗殆尽，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转型。

　第二，我国自然资源面临巨大的挑战，环境压力凸显，亟待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绿色转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造成了资源的加速耗费和衰竭，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中国既要完成新的减排指标，又要提高经济效益，只有推行绿色转型发展，才能在应对环境压力的同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良性的发展。

　第三，中国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机遇。“十三五”期间中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在刚刚开幕的十九大上，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

　夏祖义认为，环保督察有利于促进中国绿色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工作，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进入认识最深、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也是成效最好的时期。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的“前所未有”：第一，思想认识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第二，污染治理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第三，制度出台频率之密前所未有；第四，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第五，环境改善的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

　近年来，环保部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强化督查作为契机，推动各地的经济结构调整，促进转型。从今年4月7日开始，环保部从全国抽调5600人次，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计划开展一年，被媒体誉为“我国环保有史以来国家层面直接组织的最大规模行动”。在强化督查的基础上，决定从9月1日开始启动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一方面受地区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影响，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地区的供暖、采暖，煤的散烧，排放不能达标。督查的重点就是污染源的稳定达标排放，督促地方加大“散乱污”企业的综合整治，加快推进散煤治理。截至9月30日，强化督查一共检查了78001家企业，其中有26390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占比达33.8%。在这些企业当中，“散乱污”企业工艺技术落后，基本上没有污染治理设施，长期的违法排放严重影响了周边地区的环境质量和群众的身体健康，并且生产成本低，造成了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通过督查督促地方调整区域产业结构，让企业进行升级改造，实现良性发展。“散乱污”企业的整治既是“蓝天保卫战”的需要，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更是结构性调整的必然举措。

　最后，夏祖义介绍了关于环境保护部开展京津冀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促进绿色转型的几个具体的案例：

　邯郸永年区以短期阵痛实现涅槃。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全面开展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和标准件产业的规范提升，在清理整治之前，很多企业没有污染治理设施。经过这次环保督查以后地方共取缔了5094家企业，提升改造了4004家，引进了21个高端标准件项目，共230多亿元，推动该地区产业跨了一个大的台阶，很多产品进入了国际的高端市场。

　济南借力大气污染强化督察巡查，促进新旧动能转换。今年济南市大力推进环境整治工作，促进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提升，今年上半年，济南市GDP总量为3417.4亿元，同比增长8.3%。1-8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2%，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2.4%，税收增长10.1%。

　山东省滨州市减产至收入增一成。今年以来山东省滨州市关停电解铝环境违法违规产能269.2万吨，压减粗钢产能182万吨，取缔整治“散乱污”企业1914家，其中关停取缔的1408家，整改提升的506家。1-9月份，滨州市铝产业实现了主营业务收入18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型化工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65亿元，同比增长17%，纺织业实现了998亿元的产值，同比增长10.9%。

　河南省新密市以环境治理倒逼产业转型提质。新密市拆除煤气发生炉354台，关闭耐火材料企业85家，实施200多条窑炉的节能改造。1—8月份新密市耐火材料产量799.6万吨，同比增长7%，产值达到534.3亿元，增长7.7%，税收3.3亿元，税收增长40.9%。

　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以超常举措打赢产业整治攻坚战。大城县共完成整治散乱污企业1968家，岩棉企业剩25家，消减产能20万吨；玻璃棉企业剩13家，削减产能1万吨；有色金属熔铸企业剩17家，削减产能50万吨。保温建材产业淘汰低端企业，为品牌企业腾出空间，标杆企业产品销量明显提高，1—6月份这些企业的税收达到1.04亿元，同比增长35.4%。

（本文内容不代表新浪财经观点）

　前三季度石化行业结束了五年来徘徊沉闷的增长状况，从2015的负增长、2016年的基本持平到今年开始加快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四点：

　第一，得益于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实施取得明显成效。在各级政府和行业企业的共同努力下，石化行业“三去一补一降”和结构调整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炼油行业淘汰200万吨/年以下装置84套，合计退出产能5795万吨/年。氮肥行业共退出合成氨企业40家，农药行业退出企业25家，烧碱企业退出13家，聚氯乙烯企业退出14家，轮胎行业退出9家，产能退出效果比较明显。特别是随着各地环保政策的严格实施和环保督察的深入开展，一大批小、散、乱的化工企业关停并转，不仅提高了行业的绿色发展水平，而且提高了石化市场的规范化水平。

　第二，得益于我国宏观经济整体产业升级的带动和拉动。航空航天、高铁、汽车、绿色建材、电子信息、电子商务、健康医疗等新兴产业对石化工业带动明显，创造了新的市场空间。人们的整体消费升级了，价格高的高端产品也变的有市场。

　第三，得益于世界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石化行业是景气周期非常强的行业，油价企稳回升，新一轮世界石化行业景气复苏，对带动我国石化经济向好也起到积极作用。

　第四，得益于全行业的动能转换和创新发展。截止到目前，石化行业已有90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和34家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14个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行业的民营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的动力都在增强，一大批创新型企业正在崛起。

　从根本来说，我国石化工业仍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石化工业无论产品总量和产业结构，都还不能满足国民经济配套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依然十分繁重。目前行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投资持续疲软。1—8月石油和化工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0万亿，同比下降2.1%，增速还是没有转正。行业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石化产业盈利能力下降，企业投资的风险加大，这也是民间资本投资意愿不强的一个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石化项目安全环保政策趋严，审批审查难度加大，也使实际投资增速下降。总的来看，行业投资适度放缓，符合行业转型期的特征，也有利于倒逼企业加快技术改造、产品升级、科研创新。

　二是安全环保压力加大。面对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面对政府、企业、公众的绿色呼声，全行业“三废”排放、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确实面临严峻的挑战。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本质安全型的石化行业是企业面临最主要的问题。

　三是市场需求上升和“去产能”形势的不确定影响。我们一方面在努力推进“去产能”，另一方面一些价格好转、效益改善的行业投资冲动又开始显露苗头。一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仍没有完全退出，一旦价格回升有可能重新回到市场。因此市场需求的平稳增长和“去产能”的矛盾将继续交织，并对行业经济运行带来不确定影响。

　总的来看，石化工业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础原料和支柱产业的地位没有变。目前行业的主要矛盾仍是产能结构性过剩与高端化学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是落后的产业结构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绿色环保需求之间的矛盾。所以加快改造传统石化产业，加快发展化工新材料等高端化学品仍是石化工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

　关于促进石化工业绿色发展的几点建议：

　第一，要着手建设绿色发展的规范化长效机制。环保督察是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有效手段和形式之一，也有容易“误伤”部分合格企业的副作用。从长远看，一定要从完善石化行业管理和监管体制出发，大力加强石化行业设计标准、技术规程、安全规程、工艺纪律等基础管理，使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各自回归定位，各自承担应有的责任，形成绿色发展的职能体系和规范化体制机制。

　第二，要优化行业布局。石化工业具有典型的循环经济特征，上下游互为原料、相互依存，适合园区化集聚发展，也是世界石化工业普遍采取的发展模式，更是集中解决石化安全环保问题的有效方法。解决石化安全环保问题，就要逐步解决按行政区划分散布局的传统做法，按照石化行业的发展规律优化布局。

　第三，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石化工业特别是基础化学品领域规模优势明显，应结合危化品企业搬迁入园，借鉴国际跨国公司结构调整的经验，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引导作用，以市场和资本力量为主，鼓励要素资源向优势企业和优势园区集聚，推动实现企业专业化整合和重组。

　第四，大力支持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中国现阶段大部分石化企业仍处于基础产业领域，处于世界石化产业链的中低端，要全面提高石化行业绿色发展水平，必须着重对中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基础产业领域进行改造提升，特别是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第五，大力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石化工业是高度国际化的行业，依托世界优势资源和市场发展是我国石化产业由大变强的必由之路。要通过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提高全行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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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环保督察确实是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推手。从表面看，加强环境监管实际上会提高企业成本；但是在逻辑上讲，从宏观、从长远看，严格环境执法、加强环境监管将促使企业提高效率、改进管理、不断创新，这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要求。从近代监管历史和其他国家做法来看，我们的环保督察完全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做法。我国的环境监管是属地化管理，由于发展理念、政绩标准等多种原因，在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发展而没有促使环境标准得到实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的环保督察能使得环保法律法规在地方得到充分的执行。所以这次环保督察本质上是“督政”而不是“督企”。

　就目前效果看，环保督察收效显著。一些地方政府在这种压力之下可能会有所谓一刀切、乱作为的行为；但也可能是因为环境污染太严重，有些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太复杂、尖锐，不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很难解决。我们需要尽快回到常态化的依法监管、依法问责轨道上。

　第二，从逻辑和历史来看，加强环境监管可以促进创新、有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严格社会性监管，包括生产安全、职业健康、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府监管，有助于倒逼企业提高效率、改进管理，并通过创新满足监管要求。根据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被称为“波特假说”，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其逻辑推理是：污染就是资源浪费，就等于无效率，而控制污染就可以减少浪费、提高效率。环境监管通过两个途径促进创新，一个是生产方式不变，设法降低终端处理成本会促进污染控制技术及设备创新；第二种创新路径是从造成污染的根源入手，通过创新改变生产流程与产品性能等。从源头促进创新对效率提高的幅度更大，完全可以弥补环境监管带来的成本增加。在中国也有比较鲜活的例子，如山东省泉林纸业在山东省造纸业严格环保执法的情况下创造了一套全新的造纸模式，实现减少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创造更高价值的创新。但是要重点关注达到环境保护的结果，不要只关注一两项技术。环境保护的立法、标准可以很严，但是实施过程中还得要循序渐进，比如环境标准提升要有个预期，使企业有提早投资的准备等。

　第三、从更长期的制度建设看，我们要加快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因为环境监管是专业化的、技术化的，所以要有立法的支持，要有专业队伍、专业能力的支持，做到常态化、可预期、可问责。这个可问责就是依法的、常态化的问责，既要有来自上面的纵向问责，也要有人民群众、媒体监督下的横向问责，这应该是我们制度建设的方向。

　第四，我有一个需要求证的假设，即如果我们公平地严格执行环保法规、公平地实施严格环境监管，我们的企业和产业应该仍然可以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从宏观上来看，中国中低技术领域制造业一直非常有竞争力。十多年前，西方媒体和经济界曾热烈讨论过“中国价格（The China Price）”，说中国常用工业制成品比国际价格低30%。现任特朗总统助理、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贸易和产业政策主任彼得•纳瓦罗博士那时写过一篇文章“The Economics of the ‘China Price’”，列出了中国产品低价格的八个因素。我们可以以此为根据分析一下这八个条件中现在还有哪些仍然存在，同时从这八个因素角度来看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受到环境严格执法的影响有多大。

　第一个要素是中国有低工资、高质量的工人，虽然现在中国工人工资上涨幅度较大，但是工作质量、生产率也在提高，我觉得这个有利要素仍然成立。第二个是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现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得到极大改进，同时企业创新能力迅速提高，不管专利申请量还是产品创新形势都不错，中国经济可以依靠内源性知识创新与知识扩散，我觉得该优势要素仍然存在或者至少是中性。第三、第四说中国当时工人健康、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社会监管缺失，现在这个低成本“优势”不存在了。第五个是出口补贴，现在这个因素的影响减弱。第六是中国有完整的产业集群，这个优势目前在中国是大大加强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完整性、产业集群的多样性应该说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少有的，并且在人类工业化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中国完整的集群带来企业产品和产业的超强国际竞争力是其他国家没法替代的。第七是外资所带来的管理实践的示范效应，我觉得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提高之后该要素得到了加强。第八是人民币被人为的低估，这个优势已经不存在了。

　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制造业由于超乎寻常的产业规模、特别是多样化、完整的产业集群而有很大的韧性，即使环境监管和其他社会性监管提高了产品成本、带来一定冲击，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不可能出现中国制造业因为社会监管成本的提高而大规模向其它国家转移。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如果我们公平实施环保执法、严格环境监管，所有企业都面临同样的成本压力，即使所有企业短期内都必须提高产品价格以消化成本，但只要执法公平，中国企业同步提价，下游零售商也必须接受新的“中国价格”，这个成本可以直接传递到终端消费者，或者降低流通环节的利润率，中国的制造业仍然保持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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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环境破坏程度不容小视，面临的环保任务十分紧迫。2015年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签署了《巴黎协定》。《巴黎协定》提出将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2度，争取控制在1.5度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这意味着如果要把1.5度作为目标的话，2050—2060年期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都要达到零排放。如果是2度的话，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在2060—2070年实现零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的来源就是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天然气。这就是全球面临的任务和挑战。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物质不灭能量守恒，排放的所有污染物都不会消失，可以通过光化学作用生成新的污染物。地球系统当中污染物浓度越高，地球自净能力就越差。从总的来看为什么应该有紧迫感呢？因为整个地球的环境问题是一个指数现象，是突发的，并不像经济增长是线性的。比如今天水池里有一千个水葫芦，第二天变成两千，第三天两千变成四千，这时水池里的生命还都可以安全生长，人类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到来。但是第四天当水葫芦裂变成八千，殆尽了池塘里的氧气，使得水塘里所有的生物会突然死去，所以说是突发性的。之所以国家采取这么严格的环境督察，通过了全世界最严格的《环境法》，是有它的道理的。

　关于环境和经济增长，短期内如果搞环境督察、改善环境质量，一定会以经济增长作为代价，但是长期就不是这样了。地球生态系统有其有限性，不仅是资源有限，而且地球上环境自净能力的有限性，也就是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以气候变化为例，海洋包容了全球二氧化碳的70%，升温之后海洋、冻土、冰川里的二氧化碳全部都会出来，到时候整个大气系统就会混乱，那个时候人类即使停止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都无法挽救这个系统。经济学家可以算一算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从而衡量是环保督察造成的损失大，还是一开始杜绝环境污染的成本高。所以经济学家和环境科学家之间要有一个积极的对话，并把双方观点结合起来。中国已经发展到很强大、水平很高了，管理水平也应当提升，搞精细化管理。

　是不是这样的环境督察会永远下去，成本怎么算？如果今天去改善，长期成本就会降低，否则成本会越来越高。《巴黎协定》是全球近200多个国家都在履行的协定，全世界都在做这件事。比如欧洲很多国家已经提出了到2050年要停止消费化石燃料，中国也有很多好的案例，比如大城县一家生物能公司所做的农村区域供热系统完全由生物质能做燃料，解决了农民冬季清洁供暖问题，经济效益也很好。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企业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比如智能化分布式能源系统可以把可再生资源提高到50%以上，能效增倍，而且经济效益最好。所以环境和经济发展是不是那么矛盾或冲突，还是要取决于中国的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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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环保督察有力地促进了去产能，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实。环保督察虽然看起来是带有临时性的措施，但在去产能方面起到的效果却是长期性的，被关停的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想要重新开起来，是很难的。

　第二，可以预期的环保督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企业产出的波动性。不少环保督察通常会配合特定的重大活动而开展，这种环保督察基本上是企业可以预期到的。这种可预期的环保督察每年涉及的工作日数量占全年总工作日的数量，估计能够达到2%-3%。如果企业在环保督察期间彻底停工，那么就难以完成全部的生产计划。所以，站在企业角度考虑，理性的选择就是在可预期的环保督察开始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加班加点，把督察期间的停工造成的产量损失给补起来。这样，从时间轴上观察，应该可以看到可预期的环保督察造成了产出的波动。从逻辑上推断，这种效应是存在的，但到底有多大，还需要从经验上加以测度。

　第三，按照污染物外部性的波及范围设置监管机构，可能有助于实现稀缺环境资源的最优配置。环保监管机构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的。但污染物外部性波及范围往往是跨行政区划的。外部性波及范围和监管机构的设置并不重合。这种格局不利于实现稀缺环境资源的最优配置。倘若根据不同污染物外部性的波及范围设置环保监管机构，可能有助于环保监管机构在外部性波及的整个范围内统筹考虑，从而使稀缺环保空间得到最优配置。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设想，在国际范围内严格按这种设想进行环境监管的经验并不多，具体操作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于环保和增长的关系，大家有不少争论。我觉得理解两者关系的一个角度，是区分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可以做简单抽象，在生产函数里把环保成本作为一个减项，那么环保肯定对产出水平发生负面影响。可是如果所有国家和所有人遵循同样的环保规定，大家都要承担这个减项，那么长期来看产出增长的趋势是不会受到环保影响的。也就是说，环保措施对产出水平有负面效应，但是对产出增长趋势没有长期的负面效应。当然，从没有环保措施从而不承担这个减项，到实施环保措施从而承担这个减项的过渡过程中，也会减慢产出增速。要实现这个过渡，首先得加强监管，进而使得原来不值钱的环境因素变得值钱，变得具有经济价值；然后企业就有积极性去研发和推广更节能、更清洁的技术。在这个过渡过程中，研发环保技术、生产环保设备的企业会获利，这也是一个增长点。这个增长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其他企业因为上马环保设备、提高环保水平而对产出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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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效果看，最近两个季度PPI大规模上涨说明环保督察效果非常明显。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想为指导，五年来反腐败工作的强化和环保部积极作为让各地政府对环境污染不再“睁一眼闭一眼”，治污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就增长而言，环保督察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二季度GDP增长6.9%，三季度虽然慢一点是6.8%，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服务业，这说明实物经济的贡献比重是下降的。实物总需求增长速度持续下降。固定资产投资1—9月份实际增速为2.2%，去年这一速度曾在9%以上。环保督察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比如采掘业投资增速为-9%；工业制造业的投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年初和去年年底的市场预期，本来今年是工业制造业更新改造的好机会，但这一现象并没有发生。制造业投资虽比去年同期稍高，但也只增长了4.2%。其次上游产品和基本原材料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并不是因为需求拉动的，而是产出缺口冲击。我们观察到的价格快速上涨的产品都是治污目标行业。环保督察强化了去产能效果，加大了产出缺口对上游价格的冲击。

　现在的问题是，一刀切的环保督察是否有调整，是否要调整。如果环保督察的冲击效应一直持续，明年的经济增长会怎么样，能容忍经济增长下探至什么水平？如果强调经济要增长的话，会不会在增长的条件下出现污染反弹？陈兴动认为，环保要标准化制度化，督察要公平有效。“制度化”要求环保等权力部委与各行业协会相互配合，要根据行业特点，有针对性制定环保标准和实施细则。这次环保风暴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升级。被＂一刀切＂关停的企业，决不能让他们在风头过后又简单地恢复生产，但也不能一关了之。应该拿出措施帮助绝大部分企业更新改造，升级换代，提升价值链。中国进入“新时代”，所谓“新时代”就是要求转变，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搞经济增长，而是要让产业沿着价值链条逐步攀升，不再去生产以环境为代价的产品。这需要政府对产业的扶持，才有可能实现中国产业的真正升级。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认为，最近两年制造业的生产走得比较平稳，但是制造业投资走得不好，这里面有个很大的缺口。为什么环保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产品价格提高了，企业家第一反应一定是加班加点生产。但要让企业家扩大投资，他可能就要多问一下：价格为什么会起来？是需求真的起来了吗？还是说仅仅是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由于去产能带来的供给收缩？如果是后者，恐怕投资意愿是不太容易起来的。所以这里就涉及到投资驱动力和投资信心的问题。

　美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直到九十年代前期，制造业也出现类似情况，出现了生产和投资之间背离的情况，投资不是那么容易起来。还有一个佐证，因为中国制造业投资里面，90%是民间投资，所以制造业投资有没有起来，换句话说，就是民间投资有没有起来。哥伦比亚商学院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就是民营企业家对未来中国经济前景有没有信心，对未来宏观调控能不能看清。这个指数在次贷危机之后和2013年都创了新高，即企业家对未来没有什么信心。2013年中国经济处于下台阶的过程，实体投资回报率下降，企业家信心起不来。现在这个指数处于历史新高，而这个指标跟民间投资增速的拟合度很好。在民营企业家信心没有起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要起来始终缺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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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两年制造业的生产走得比较平稳，但是制造业投资走得不好，这里面有个很大的缺口。为什么环保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产品价格提高了，企业家第一反应一定是加班加点生产。但要让企业家扩大投资，他可能就要多问一下：价格为什么会起来？是需求真的起来了吗？还是说仅仅是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由于去产能带来的供给收缩？如果是后者，恐怕投资意愿是不太容易起来的。所以这里就涉及到投资驱动力和投资信心的问题。

　美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直到九十年代前期，制造业也出现类似情况，出现了生产和投资之间背离的情况，投资不是那么容易起来。还有一个佐证，因为中国制造业投资里面，90%是民间投资，所以制造业投资有没有起来，换句话说，就是民间投资有没有起来。哥伦比亚商学院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就是民营企业家对未来中国经济前景有没有信心，对未来宏观调控能不能看清。这个指数在次贷危机之后和2013年都创了新高，即企业家对未来没有什么信心。2013年中国经济处于下台阶的过程，实体投资回报率下降，企业家信心起不来。现在这个指数处于历史新高，而这个指标跟民间投资增速的拟合度很好。在民营企业家信心没有起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要起来始终缺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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