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实例可以展现钢铁行业的“去产能”情况：2016年国家正式公布淘汰6500万吨落后产能，同时2017年计划再淘汰5000万吨,目前已基本完成今年淘汰产能任务。同时，按照发改委、工信部统计，这两年还累计淘汰了1.2亿吨左右（约合600多家企业）的“地条钢”产能，由于“地条钢”产能不在统计范围之内，这1.2亿吨地条钢产能至少每年生产五六千万吨的钢产量。从2017年数据来看，我国钢铁产量增速仍比较高，1—8月份粗钢产量5,664亿吨,同比增长5.6%。由于中国钢铁产量占全球钢铁总产量的一半，也带动全球钢铁产量增长。2015年和2016年，我国出口钢材1亿多吨，今年1—8月钢铁出口量5447万吨,同比下降28.5%，其中与“地条钢”生产相关主要材料产品降幅最大，其他产品降幅不大，说明打击“地条钢”的政策已有成效；更主要的是，今年的钢材进出口成果符合国家政策要求，即“鼓励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尽管钢材产品出口量下降28.5%，但钢材出口的销售收入比去年同期还有所增加。

　中国2016年进口10亿吨铁矿石，2017年1—8月份铁矿石进口量7.1398亿吨,同比增长约6.7%，所以预计今年铁矿石进口量在去年10亿吨的基础上还将增长6%左右。我国每年进口1000多万吨钢材，因此进口压力不大。之所以进口钢材，不是我们生产不了，而是政策问题：一是改革开放初期定下的“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免税”政策，二是产业链问题。

　李新创接着谈到钢铁行业的竞争力问题。他指出，“出口钢材都是低附加值”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进口的高端钢材产品与出口的高端钢材产品相比，我国一些出口价格比进口价格要高。目前,中国钢铁是所有大传统产业中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而之所以要去产能，主要产能过剩严重,也是为了提升钢铁企业的效益,避免一系列风险。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对会员企业的统计为例（这些企业的总产量占全国钢铁总产量近80%），今年1—7月，钢协会员企业实现利润707亿元，而去年同期仅为143亿元。企业财务状况总体好转，去年同期有30%的企业出现亏损，而今年1—7月份，只有11.7%的企业出现亏损。然而，钢铁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不高。即使实现了707亿元的收入，钢铁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却只有3.4%。相比之下，工业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约为6%，金融行业的销售利润率约为30%。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行业利润率这么低，而没有竞争力的行业利润率却这么高，这一情况应该扭转。

　钢铁“去产能”的效果十分明显，但钢铁企业“去杠杆”却还是任重而道远。截至7月末，钢铁企业的总负债率为69.9%，同时，按照钢铁工业协会的统计，钢铁会员企业的总资产为4.8万亿元，按照70%的负债率计算，相当于近3.5万亿元债务。一些分析钢铁利润过高的人，没有考虑折旧、管理费用、利息等成本要素，没有考虑钢铁企业要加大安全环保投入成本增加因素,也没有考虑钢铁职工收入过低的严重问题等等,简单地夸大钢铁利润高,这是大错特错。因此，钢铁“去产能”政策还要坚定执行，不能动摇。同时钢铁企业“去杠杆”也要继续进行，否则高负债率会让企业难以生存。

　李新创还对与钢铁产业相关的政策进行分析：

　第一是环保政策。环保政策对钢铁企业不分好坏“一刀切”是错误的，环保达标企业不应限产或少限产，但对环保不达标企业“一刀切”则是正确的。环保限产政策不会对钢铁供应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环保限产政策落实后,相关产业对钢铁的需求会下降，特别是钢铁产能过剩,完全可以满足国内钢材需求,同时我国也可以通过减少钢材出口量来维持国内的钢材供应。

　第二是出口政策。全球范围内的钢材产品有30%是被直接出口，还有20%则是被间接出口。今年我国钢铁企业效益好转的另一个原因，是1—8月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保持14%的增速。机电产品销售能够带动钢铁产品销售，因此钢铁企业效益好转，不完全是由国内基建投资增长带来的，也包含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这一因素。

　钢铁产业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2000年，民营钢铁产量占总产量比重不到10%，而今天这一比例已超过60%。同时，钢铁企业的“债转股”要被落实，以减少企业债务，这需要金融机构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另外，钢铁投资需要合理布局，比如建设沿海钢铁企业，实现钢铁布局“一带多点网络化”，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钢铁行业健康发展,要以九化协同(绿色化、有序化、品质化、标准化、差异化、服务化、多元化、智能化、国际化),重塑价值链,全面提高竞争力。所以钢铁行业需要大量的投资进行绿色发展和有序化的整合，企业服务化、差异化、智能化也需要大的投资。党中央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这两年钢铁企业“走出去”的成功案例有很多，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竞争力也大大加强。这些都说明钢铁行业还需要大量投资来进行升级改造。

　李新创最后提出如下结论：

　其一，我国钢铁行业有可能引领世界100年。纵观近200年的现代钢铁发展史，英国引领世界80年，美国引领世界70年，中国则有可能超过百年。目前我国的钢铁行业具备好产品、好价格、好服务、好规模和好品牌。全球最大、最活跃的市场、约全球45%的钢材销费在中国，我国钢铁行业有最新、最先进的技术装备，最全、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最最多、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最快、最及时的服务体系，这是我们钢铁行业几百万职工几十年艰苦奋斗打下的难得竞争优势。

　其二，我国有成熟的钢铁市场和难得的产业比较优势。我国的钢铁行业建设成本只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的60%，这从侧面说明我国钢铁行业的竞争力很强。既然要引领世界100年，那么从国家宏观政策角度，就需要高度重视钢铁产业；因为产业定位准确了，和钢铁行业相关的矿业、能源、金融、服务等才会跟进发展。尽管现在有很多高新科技在发展，但钢铁与经济仍密不可分。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强国几乎都是钢铁大国、强国，因此，对钢铁行业的发展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这不仅对钢铁行业健康发展重要，对国家的健康发展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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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首先对过去十年的世界经济形势进行回顾，认为目前世界经济在复苏，而中国经济则在“去产能”。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通过四轮QE，于2012年开始步入经济复苏期。欧元区在经历2010年和2012年的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业危机后，于2015年正式推出QE。此时，美联储在引导加息，导致欧元大幅贬值，这为改善欧洲的贸易环境创造了有利条件。2016年底至今，欧洲经济走出低谷，加入到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中。如果从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算起，可以发现加入到复苏进程的经济体越来越多：最早是美国，然后是欧洲，还有英国、印度、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欧洲经济走出低谷为我国出口环境的改善奠定了基础。欧洲有5.1亿人口，美国有3.2亿，日本有1.3亿，这说明欧洲的潜在需求比美国和日本大。过去几年我国的出口表现低迷，甚至出现负增长，而今年我国出口一度以8%以上的速度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8.5%，8月份由于人民币升值，出口增速略有下滑，但截至8月末累计同比增长仍达到7.8%。作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洲市场需求回升对我国出口增长的贡献不小。同时，由于我国是比较开放的、贸易度比较高的经济体，因而在越来越多经济体加入到全球经济复苏这一背景下，我国的出口环境有所改善。

　欧洲经济复苏对全球的第二个影响，在于它不仅改变着全球经济的兴衰版图，而且对全球大类资产价格产生深刻影响。今年美元指数大幅下跌并不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变差了，而是因为欧洲经济的表现超过了市场预期。在美元指数中，欧元兑美元汇率的权重为57.6%；今年欧元对美元大幅升值13%，欧洲经济和欧元的大幅走强是导致美元指数下跌的最主要原因。同时，美元指数的下跌助推了黄金等商品价格和新兴市场资产价格的上涨。因为美元资产的收益率下降，今年新兴市场（如中国、印度、巴西等）的股票和大宗商品价格均有明显上涨。

　从房地产市场的角度来看，目前商品房待售面积的同比增速创2001年以来的新低，意味着房地产业的库存去化非常充分。2015、2016年房地产销售持续升温，去年销售增速超过30%；而房地产投资增速却不高，2015年仅为1%，2016年也只有6.9%。房地产业投资增速与销售增速间的缺口说明房地产业一直在“去库存”，而且库存去化非常充分，因此从今年起到明年，房地产业有补库存需求。

　房地产投资略有回升的同时，土地供应量则已大幅上升。1—8月全国土地供应增速回到10%以上，这意味着在中短期内房地产投资量不会太低。从长期的角度看，我国房地产业大规模建设的高峰已经过去，但是从短期来看，房地产业必须要补库存，所以政府要增加供地。

　从规模以上企业盈利增速的角度来看，今年1—7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增速达到21%，回升到2011年以来的高位。虽然行业在大幅盈利，但是新增产能却基本没有出现，这与历史经验不相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我国政府大力推行“供给侧改革”和环保政策。企业的资本开支没有扩大，产能没有扩张，但盈利攀升为企业产品的升级和设备的更新替换积蓄了力量。

　基建投资增速在最近几个月有比较明显下滑。除了财政整顿和支出进度的因素外，这可能跟经济L型企稳 、宏观调控的逆周期调节有关。基建投资放缓不是由于政府财力不足而导致的。今年1—8月，随着土地供应量上升，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增长40%；同时由于企业盈利改善，政府的税收收入实现10%以上的增长。即使未来出现增速回落，政府也有能力维持合理的基建投资。

　短期来看，经济下行力量来自库存去化。从三季度起，我国进入新一轮去库存周期；按照过去的历史，去库存需要一年半，因此这一过程会持续到明年下半年。这一轮去库存对经济的拖累将非常弱，因为在经济单边下行的背景下，企业大幅降低了合意库存水平，所以前期弱的补库存力度只会带来弱的去库存影响。

　从需求层面看， 2010-2015年我国经济基本单边下滑，2016-2018年为L型触底期，2019年经济增速将回到7%左右。这是因为库存周期将在2018年见底，企业将在2019年开始补库存，并带动资本开支回升；而房地产调控到明年年底已有两年，对经济的拖累效应基本消退。由此，在世界经济复苏这一背景下，库存周期、产能周期、房地产周期叠加向上，中国经济有望在2019年复苏。现在是新周期的底部和起点。

　在过去六年的“去产能”进程中，各行业在微观层面上发生了不少变化。从2012年起，行业的产能投资由于企业亏损而一路下滑，甚至出现负10—20%增长，这意味着大量中小企业在退出市场，从而出现“在产不在册，在册不在产”的现象。这些僵尸产能无法复产，因此产能和产量数据变得不太准确，宏观指标也就失灵了。从去年一季度到今年二季度，GDP增速维持在6.7-6.9%之间；而在经历6年的“去产能”后，化工、造纸、玻璃、水泥、有色、钢铁、煤炭、机械等行业的集中度都在提升，这些变化无法通过GDP总量加以反映。过去银行的风险敞口主要集中在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现在行业盈利状况改善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开始大幅下降。以前传统行业盈利到达一定区间水平后，会有一些高成本产能和中小企业进入市场，从而破坏传统行业的涨价逻辑；但这一次，传统行业在比较高的产品价格，比较高的盈利区间运营了很长一段时间，新产能却没有投入市场，这与银行对“两高一剩”行业的限贷政策和国家的环保督察息息相关。在传统行业盈利逐渐恢复，且没有新产能释放的背景下，现有企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它们的产能利用率在提升，负债率在下降，资产负债表得以修复。

　从总供给、总需求和供需缺口的角度来看，过去这几年我国总需求一直在下滑，我国出现产能过剩并采取“去产能”措施。在“去产能”的过程中，我国总供给下滑比总需求下滑更快，同时在2016年，我国又采用环保限产等行政手段进一步压制总供给。去年我国出口增速为-7%，今年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到目前为止出口增速累计达+7.9%；去年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速为6.9%，今年由于房地产企业在补库存，到目前为止增速累计达7.8%；基建投资增速虽比去年略有下滑，但消费基本比较稳定。因此总需求不差，而且有韧性。在这一情况下，去产能、抑制产能释放带来了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和工业企业盈利的改善。这些都取决于供求缺口的出现。

　任泽平认为，经济增速将继续维持较低波动，2016—2018年为L型触底期。今年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会略有下滑，但幅度不大，产品价格和企业盈利会保持在比较高的区间。但在政策层面，任泽平担心重演历史上出现过的“矫枉过正”的现象。具体而言，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1993年朱鎔基总理主持宏观调控，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1997年底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三角债”、产能过剩等问题开始出现。当时我国也曾动用行政手段“去产能”，20年前是纺织，现在则是钢铁。2001-2002年世界经济已经复苏，内需外需全面向好，但产能过剩的教训很深刻，因此我国继续压制新产能，从而导致2003-2004年出现煤电油运荒。而此时开始建设的新产能依旧在拉动需求，而不是供给。这进一步加重了当时的供给短缺。类比目前的状况，政府一方面要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在部分行业领域的矫枉过正，去化落后产能和释放先进产能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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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基金总经理助理、投研总监王琦认为，产能投资周期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产能消化期、产能投资期与产能投产期，这三个阶段是循环往复的。

　在产能消化期，需求慢慢增加，产能利用率逐渐提高，盈利不断的改善，对应宏观层面的复苏。

　当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到一定水平，同时资产负债表修复得也比较健康，便有了动力和能力进行产能的投资。此时产能投资需求会叠加自然需求，但供给尚未释放，于是往往会出现供不应求，表现为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产能利用率高企与企业盈利能力明显改善，即经济过热。

　过热会引致紧缩的调控政策，而此时仍有补库需求，供给尚未释放，造成滞涨。

　但是，一旦到了产能释放的投产期，上一阶段的产能投资需求马上转化为供给，则会出现供过于求，企业盈利萎缩，价格下降，表现为衰退。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企业产能消化、投资和投产期间产能利用率不同导致的价格和盈利变化，就是经济周期四个阶段的微观基础。

　理解产能周期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产能投资的非连续性，即产能投资往往需要较多金额和时间；二是在投资期和投产期，需求会快速转变为供给，从而使得供需格局发生跳跃式的变化。

　通过对A股约3000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研究，王琦发现前述的三个产能消化、投资和投产三阶段，对企业的杠杆率（资产负债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大体来看，伴随2009年“4万亿”的猛烈刺激，2010-2013年是产能投资期，自2014年左右开始，进入产能投产期，2016年进入产能消化期。

　2009年巨量宽松，企业主动加杠杆，2010年开始大量增加资本开支，继续主动加杠杆。从2011年开始政策全面转向，房地产全面限购限贷与三次加息、六次提准，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出现严重的削弱，但是因为投资支出是刚性的，只能被动加杠杆一直持续到2013年。2014年开始进入产能投产期，供过于求导致有通缩压力，企业投资性现金流出大幅减少，明显少于经营性净现金流入，所以在政策逐步宽松的背景下反而开始温和去杠杆，降低资产负债率。从2016年开始，前期的宽松政策逐步见效刺激了需求，而产能投放则步入尾声，故进入到产能消化期，企业在盈利和现金流恢复的情况下，继续主动去杠杆。

　从结果来看，企业在一般贷款利率逐渐提升过程中杠杆率也在提升，而随着货币的宽松，在利率下降过程中企业资产负债率却企稳回落。这个结果与传统认识下的紧缩去杠杆、宽松加杠杆不同，王琦认为原因首先是因为资金成本在企业融资决策中影响程度被高估。近十年工业企业财务费用率在1-1.5%之间，而原材料价格波动和产能利用率等因素对盈利的影响要比资金成本变动大得多。其次产能投资的现金支出是刚性的，这时候即使是紧缩，杠杆也没办法降下来，而等产能投资期结束之后，不管资金如何宽松，企业都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利率下降而主动加杠杆。所以，产能周期对企业的盈利状况以及杠杆率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为什么产能周期在中国的影响比较显著？有三个原因。首先是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30.4%（2014年数据），远远高于美国（11.7%）、日本（20.0%）与德国（22.6%）等经济体，产能本身的摆动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非常大。

　第二，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影响能力更强，所以企业整体决策的一致性比较高。

　第三，尽管现在中国服务业对GDP贡献占比已经很高，但是毫无疑问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改进的速度和空间显著高于服务业。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来看，制造业的影响应该是更主动和决定性的。

　产能利用率对经济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原因在于：

　第一，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是存量与流量的关系。产能是前期制造业投资累积下来的生产能力的存量，产能利用率是当年需求总量（不考虑存货时近似等于生产量）与产能的比值。在边际的意义上，从2013年开始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明显降低，包括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投资性现金支出在明显缩减，以至于到2016年这个时点，新增产能对于存量产能的贡献已经非常小了。未来即便我们的总需求可能出现减速，但是只要不出现需求的负增长，产能利用率不一定降低，甚至还有可能提高。

　第二，名义产能与实际有效产能的关系。需要区分两点：一是哪些是真实有效的产能，二是总量产能利用率和具体企业产能利用率有具体的差异。虽然行业总体的名义产能利用率可能不高，但是其中小企业或低效产能已经实际上停产了，而优质企业依然在产，那他们的实际产能利用率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年以来龙头企业净利润增速非常好而同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的盈利能力差别巨大。

　第三，目前在中国出现了特别有意思的组合，即新增产能极少，行业集中度提升，同时还有环保限产。以环保的名义直接限制新增产能的投放，这其实会有非常不好的影响：一是有可能在未来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二是对于在产的企业来讲，在没有新增产能的情况下，同行的龙头企业特别容易达成协同，提价幅度巨大。如果不会再有新增产能来竞争，企业就没有足够动力降低成本、改进技术。这样的政策组合有非常大的副作用，降低了我们的潜在产出，严重影响我们可能的消费者剩余。

　从上市公司的数据来看，连续四年产能利用率都在滑落。到2016年，伴随着产能利用率的回升，盈利能力、销售净利率都在进一步改善，一直延续到2017年中期。以半年报来衡量，净资产收益率在继续改善，并且利润增长达到33%，是历史上的次高点。

　在产能投产期，大概在2014-2015年供过于求的时候，企业只能做两件事，一是赊销，二是降价，在财务报表上体现为盈利减少、应收账款和存货累计，企业资产负债表非常不健康。而现在随着供需格局的改善，企业偿还银行的借款，资产负债率逐渐修复，应收账款也在收回，存货得到消化，企业盈利能力改善，资产负债表也在逐步修复。

　从历史来看，连续两年的ROE回升，都会迎来新一轮的产能投资期。但是之前这一轮经济下滑持续时间太久，特别是周期性行业亏损严重，所以需要很长时间修复资产负债表，也许从现在开始还需要一到两年。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新产能投资的前期，企业的盈利能力会继续改善，供需格局的稳定偏好，商品的价格总体来讲也是振荡向上，同时伴随企业状况的好转，在财政层面也是相对好转的格局，金融层面的风险也有所化解。在对外的层面上，全球需求是共振的状况，中国本身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于大宗原材料以及盈利能力的改善会有非常好的影响。综合这些因素来看，早自2018年，企业资本开支可望逐步增加，迎来新的产能投资周期，并为经济继续回升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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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去年12月以来，PPI已经连续9个月涨幅在5%以上。恒丰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蔡浩认为，本轮PPI能够触底反弹，实际与中央政府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随后推出的去产能措施是分不开的。2016年1月2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召开，研究了供给侧改革方案。具体措施从解决供给侧过剩产能开始，对上游行业的过剩产能进行有计划的关停，此举提高了上游产品的价格，提振了上游行业的盈利能力。2016年2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时隔12个月后转正，PPI环比增速降幅收窄。同年3月，PPI环比增速时隔28个月后首次由负转正。同年9月，PPI同比增速时隔54个月后首次由负转正，此后便一直维持着较快的增速，并在2017年2月达到本轮增速的高点（7.8%）。

　2017年6月至今，新一轮的供给侧去产能措施开始实施。近几个月不断看到各级政府要求严格落实去产能举措的报道，以及环保部派遣督查组赴各省进行环保督查的消息，这也是去年以来供给侧改革落实措施的延续。在此影响下，PPI环比增速在连续三个月为负后，于7月再次转正，而同比增速也于8月大幅上升，时隔四个月再次回到6%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产能带动下上游企业价格的大幅回升，始终没有能有效带动下游（终端）价格的回复，CPI表现始终较为低迷。从2016年2月迄今，超过一半的时间环比增速为负，同比增速因为2017年春节因素达到2.55%的高点后，迅速回落，一度跌至1%以下，而后始终在1%-1.5%间徘徊，直到8月才因为季节性和蛋类价格触底反弹等因素，升至1.8%。PPI快速恢复而CPI持续低迷，表明上游企业的经营状况改善，并未能对中下游企业形成有效拉动，反映出的问题就是终端需求并未出现明显扩大。

　目前部分学界和业界的研究人士，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产生了一些疑虑，蔡浩认为，应该更客观和深刻的对其进行看待。供给侧改革致力于解决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上游和中下游企业的收入分配。且由于上游行业多集中在欠发达地区，而中下游行业多集中在发达地区，亦部分改善了区域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提高了欠发达地区进行国内贸易时的议价能力。

　过往因为地区间议价能力的差异，内陆欠发达地区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经常对环保、企业社保等方面不够重视，通过压低此类成本来提高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容易引发恶性竞争，短期来看是盈利了，长期看却是牺牲了区域环境和人员福利，变相地补贴了下游产业云集的发达地区。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改善区域收入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去年以来，供给侧调控措施已经成功减少了很多无效和低端的供给，大幅提高了上游行业的盈利水平，为大量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也可以说是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但去产能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一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下一步的重点应当逐步体现在如何推进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以促使这些大型企业（以国有为主）完成自我革新，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创造并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带动中下游企业的新供给创造，进而推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并以此拉动需求端。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由需求支撑的PPI上升，CPI也会在终端需求的拉动下摆脱低迷，经济方有望进入新的境地。

　对于近来部分市场人士提出的新周期观点，蔡浩认为，纵观全球经济史，任何一次经济周期开启，首先都是从需求复苏开始，经济数据逐步转好，通胀（CPI、PPI）持续上行。本轮供给侧改革尚未引起经济总需求的改善，因此CPI表现持续低迷，而经济表现也是忽好忽坏。从今年前两个季度的经济表现来看，增长动力除了外需改善（上半年世界主要经济体总体表现较为强劲）之外，依然是房地产和财政，亮眼的3月和6月经济数据莫不如是。3月自不必说，房地产市场处于新一轮楼市调控实施之前最后的狂欢时期，财政支出同比增速为2015年12月以来次高。而6月超预期的经济数据，也是与房地产销售的逆势反转（增加了新房预售证的发放）和大超前期的财政支出增速（近20%）分不开的。而在此之外，当楼市销售下滑、财政支出乏力的月份，比如4、5、7、8月，经济数据便表现平平甚至有下滑趋势。

　从近期去产能和经济的联动来看，虽然7、8月PPI止住颓势，并有较大幅度的上行，但是受环保督查和去产能举措的影响，这两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的下滑幅度也在扩大，相应地，带动工业增加值、出口等指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因此，蔡浩认为，当稳增长的压力出现时，去产能举措不太可能一直保持目前的强度，而又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深化改革的下一阶段可能不会那么快生效，所以PPI增速接下来冲高回落的可能很高。而CPI也难有持续向上的走势，同比增速全年均值应在2%以下。在此背景下，四季度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料将继续保持稳健，受通胀因素影响的可能较小。综上而言，当前的经济形势更像是2016年5月权威人士在接受《人民日报》访谈时所称的L型，而难言是新周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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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刘世锦对与本期“产能投资周期”的主题进行总结并发表看法：

　第一，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由10%左右下降到7%以下，未来可能还会有所下降，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对这样的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传统周期理论都不能给出解释，因为这是一种增长平台的转换，或者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对这一转换的理论解释，目前仍在探讨中，主要有三个方面因素：一是国民经济的终端需求，如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的重要工业产品，如钢铁、煤炭、建材等出现历史需求峰值；二是人口和劳动力规模与结构的变化；三是部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承受能力接近底线。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中国经济肯定要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出现增速平台或增长阶段的切换。这种现象是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特有的，与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周期现象不是一回事。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提出中国经济回落接近底部。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经济触底已经得到初步确认，证据主要来自供求两方面。从需求侧看，构成高投资的三大需求出口、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已经触底或接近底部；从供给侧看，PPI和工业企业利润率触底回升，显示供给侧调整也基本到位。

　当然，周期是存在的，但周期依附于平台。我们提出，中速增长平台上很可能是大的L型加上小的W型的变动，这里的大L型指的是经济触底后进入L型的底边，也就是中速增长平台；而W型的波动，指的就是周期性波动。更重要的是，高速增长平台上的周期与中速增长平台上的周期，动因和内容都将有很大差别。所以，平台大于周期，首先要把平台说清楚，才能把周期说清楚。

　第二，“新周期”需要有更明确、清晰的界定，否则会带来混乱。有人把新周期理解为与过去七年回落相对应的大幅反弹，认为触底以后经济增速会明显回升，甚至重返高增长轨道。这种看法实际上仍然是把过去七年的回落看成是经济周期波动，在逻辑上和现实中都得不到支持。我们讲增长“触底”，确切含义是基本稳住了，不再继续下滑了，并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平台，而不大可能出现大幅反弹。如果某个时候真的出现了高的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将会引起大起大落，一定是经济中出现了大的问题。在高速增长惯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把新周期看成高增长的回归，在预期和政策上都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在新的中速增长平台上，会不会有产能回升的过程？我想这是肯定的，但需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即产能投资回升的幅度、时机、内容。

　第一个问题，回升幅度有多大。在过去高速增长平台上，产能投资增长幅度往往是20%以上。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后，如果产能投资回升，根据日本等的经验，平均速度能达到5%就算相当高了。所以，即使出现下一次的产能投资回升，幅度也会比起过去大大降低，这方面的预期要有调整。

　第二个问题，何时出现回升。从我们的宏观模型看，产能投资一段时期降幅过大，目前初步企稳，但短期内尚难明显回升。产能投资归根结底取决于终端需求走势，而在终端需求两个重要变量值得关注，一是房地产投资，近期实际投资增速已经很低了，会不会出现负增长，还需要观察判断。二是基础设施投资，新增量的高点已经过去了，近期还能保持较高增速，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因素的支持。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真正触底，找到底部均衡点，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还可能有所下移。所以，我们说中速增长平台只是得到初步确认，还是一个比较谨慎的判断。

　第三个问题，新的产能投资内容是什么。一是推动现有产业转型升级的投资，也就是通常说的技改投资；二是绿色投资，目前环保督查力度很大，将会去掉一些制造污染的非绿色的产能，同时也会刺激环保投资和更广意义上的绿色投资；三是服务业投资，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领域的投资将会增长较快，这部分投资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也会相应上升。

　总的来说，下一轮的产能投资回升，将会是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后的第一个产能周期的上升期，幅度相当温和，可能在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企稳后出现，而投资内容将会与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变化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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