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辩林毅夫《吉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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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目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吉林报告》只是我们最近公开的一项研究而已。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系统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问题，始于林毅夫出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时。经国家“十三五”规划起草小组委托，我们提交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指南”的内部研究报告。 就地方层面而言，除了吉林省之外，我们也调查研究或正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包括上海市、西藏自治区、广东省中山市、河北省河间市、新疆和田、河南省漯河市等地区，这些地方涵盖东北、华北、长三角、珠三角、西部、中部地区的省、市、县层面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有一种说法是：我国转型升级如果成功便迈入欧美发达国家的行列，否则便会陷入拉美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种看法绝非危言耸听，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除了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研究，林毅夫及其团队也应邀将新结构经济学应用于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为埃塞俄比亚、卢旺达、贝宁、塞内加尔、尼日利亚、乌干达、吉布提、尼泊尔、巴基斯坦、波兰等国家提供政策咨询。 林毅夫领导下的北大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倡导“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的认识论，提供政策咨询、参与政策实践，便是为了践行“知成一体”的哲学观，将所学贡献于祖国的伟大复兴以及人类的共同繁荣。 2，《吉林报告》旨在打破历史轮回的分析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为迅速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以宏观扭曲、计划配置、微观干预的“三位一体”计划体制，举全国之力，推行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东三省是实施这个战略的主要基地，也是这种体制烙印最深的地区。 大规模的中央政府的投资使东北三省的发展水平在改革开放前仅次于三大直辖市，居于全国的前列。然而，改革开放以后，赶超战略下建立起来的大量不符合我国当时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大型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由隐性变为显性，加上国有企业所背负的社会性负担，使东三省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制约着东北经济的发展。这个分析逻辑早就见诸于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于1994年所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以及1997年所著的《充分信息与国企改革》。 与这些著作的论述一以贯之，林毅夫发表于2004年的文章《振兴东北，不能采取发动新一轮赶超的办法》主张的改革便是：振兴东三省和全国其他老工业基地的治本之道是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包括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性负担和承担冗员和养老的社会性负担，让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一方面消除国有企业向国家要保护补贴的理由，二方面，让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市场中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这样预算软约束和“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安排才能消除，政企才能分开，改善公司治理的努力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经济才能蓬勃、可持续发展。 一语成谶！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主要基调还是强化原有的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而非转向遵循比较优势的振兴政策。董香书和肖翔2017年7月在《管理世界》上发表关于东北振兴学术论文，他们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2003年发起的第一轮“振兴东北”战略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该战略使企业陷入“经营困难—政府‘输血’—企业进一步扩张—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怪圈。 这个怪圈的宏观表象宛如历史轮回：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重工业赶超的投资拉动使东北三省的发展水平仅次于三大直辖市，而改革开放之后问题暴露无遗、发展相对滞后；在第一轮强化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型振兴政策的投资刺激之下，造就了媒体上报道的东北“黄金十年”，而今媒体又铺天盖地报道“东北塌陷”。数据反差非常刺眼：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东北三省经济年均增速比全国平均增速足足高出2个百分点；然而，2013年以来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经济增长排名全国垫底，尤其是辽宁省出现了大幅下滑。 对于当前东北经济问题的症结，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办公厅赴辽宁回访调研组报告上对东北振兴作出重要批示，深刻指出，这些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仍然是体制机制问题，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问题。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上源于“产业错位”， “产业错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脆弱，而且也是“体制固化”形成和挥之不去的根本原因。如何打破历史轮回，有人士如此评论：“林毅夫的方案的最核心一条是抛开历史，轻装上阵，按照比较优势，重新塑造优势产业，大家看明白了吗？” 3，热议的缘起：关于现代轻纺的争论是误读 《吉林报告》目前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东北振兴的大讨论，让我们确实始料未及，不过也在预料之中。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一些人对各国发展经验毫无所知，居然没有看到报告就第一时间言辞激烈地抨击。 例如，孙建波只是在网上看到我们建议吉林应该发展纺织服装、消费电子、食品加工、医药健康等等轻工业以补短，就首先发难认为我们的建议会把吉林带到坑里，他所用的理由是吉林和北欧一样纬度高，半年天寒地冻，因此他认为吉林和北欧一样不能发展轻工业，并且说他怎么没有看到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在经济追赶的时候搞轻工业，那么，吉林为何要补轻工业的短板？抨击“林毅夫团队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 我们在回复他的评论中指出，芬兰的诺基亚最早从事的是木材和造纸，后来转型为替荷兰的菲利普代工生产家电，转而生产自主品牌的电视，最后才发展电信设备和手机，瑞典、瑞士在早期的工业化时期也发展纺织、成衣、制鞋等轻工业，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因为半年天寒地冻没有发展轻工业，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更是在二战后先发展劳动密集的轻加工出口产业，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资本才逐步升级到现在的资本密集先进产业。 孙建波主张吉林应该发展旅游健康产业，并以此作为课题组缺乏常识的证据，但是，这些产业也都包含在课题组提出的报告之中。他居然没有看报告就指责“明明说的是要发挥比较优势。可是，说好的比较优势呢？林毅夫团队怎么没指出来？” 鉴于此，课题组做了简短澄清并公布了报告征求意见稿。在这种状况下，他在第二篇评论中又以吉林不是一个国家，如果吉林需补轻工业的短板，那么，西藏是不是也要补轻工业的短板作为反驳的依据。可是，西藏人口才300万，生活在祖国四分之一的国土上，并没有发展劳动密集轻工业产业集群的比较优势，和有2700万人口、有发展轻工产业基础的吉林怎么可以类比？他以这些不符合常识的理由一而再抨击，不知是为了吸引眼球，还是根本不顾事实？ 事实上，《吉林报告》中交待得清清楚楚，目前吉林省以纺织业、电子信息、医药产业、食品产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已经占据八大重点工业的半壁江山。根据2016年最新的数据，纺织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47.36亿元，增长16.1%，代表性的产业集群包括吉林辽源袜业产业集群（棉袜产量近30亿双），吉林延边服装业集群（服装产量近2亿件）等等；电子信息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38.97亿，增长8%；医药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572.15亿元，增长11.8%；食品行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021.49亿，增长7.7%。这些轻纺产业的增加值已经超过能源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的122.08亿元，而食品工业在吉林也已经成为仅次于汽车行业的第二大产业。在东北经济下降非常严峻的2014、2015、2016年，吉林省轻工业分别增长7.8%、6.7%、9.2%；重工业分别增长6.0%、-0.2%、4.9%；轻工业的增速比重工业依次高出1.8、6.9、4.3个百分点。长期趋势来看，吉林省轻工业占工业的比重由2003年的最低点19.88%持续上升到2015年的32.32%，提升了近13个百分点。 可以说，正是得益于轻工业短板的快速提升，吉林省才在东三省严峻的经济形势下经济增长势头表现相对最好。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些事实面前，首先，不能说吉林省由于自然原因不能搞轻工业；其次，不能说“吉林省在进一步发展原来有优势的产业之外还应该发展轻工业以补短”就首先发难认为林毅夫要把吉林带到坑里。这样歪曲事实的做法，从如何破解东北困局这么严肃而重要的问题而言则只能说令人失望！ 正如8月29日盘和林博士在《中国财经》上撰文批评这些极端观点所认为的：“发展轻工业是‘把吉林推进火坑’，林的药方‘完全不可理喻’。这言过其实。实际上，林毅夫的‘药方’中还有‘现代装备产业集群，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这些“主药方”，这些都是基于吉林现有主导产业升级的战略性举措。如果只看到‘轻纺’二字，显然是犯了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式的错误。”当然，像吉林省体量这么大的省级区域，“只顾其一，不及其二”就会犯这种错误。 也有很多评论值得深入思考并分析背后的根本原因。 （一）轻工业是否太低端？事实上，现代轻工业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产业间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传统纺织业到附加值比较高的消费电子就有很长的地带，产业内从低廉的组装代工到高端的品牌设计也是很长的价值链条。 （二）东北历史上轻纺行业曾经为何发达，为何衰落，而今为何又日渐复兴？9月4日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原主任张国宝先生在演讲中发问：“黑龙江也好，东北也好，过去也不是没有轻纺、家电工业。例如哈尔滨亚麻厂是苏联援建的156项之一，海伦糖厂是中国最大的甜菜糖厂，佳木斯造纸厂是亚洲最大的造纸厂，但现在都垮了，为什么？营口在改革开放之初领风气之先，当时友谊牌洗衣机是第一大品牌，还有沈努西冰箱，现在与南方的家电厂相比，早已名落孙山了。为什么？是东北这块土地不适合轻纺、家电工业发展吗？” （三）为何目前吉林省以纺织业、电子信息、医药产业、食品产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已经占据八大重点工业的半壁江山，增长势头远超重化工业呢？这些重要的问题，见仁见智。张国宝先生认为：“产业的兴衰、发展是靠企业家精神，靠市场氛围，靠自然秉赋来选择的，这方面东北和南方比有差距。”我们则认为，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地区的轻工业的缓慢兴起，是市场自发的选择结果，其中道没落的根源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厚此薄彼的结果。如果当年不是采取错误的赶超战略，而是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式，给予轻工产业转型升级必要的因势利导，东北轻工业的发展轨迹不会是“兴盛—抑制—兴起”这样一波三折，而会是像改革开放至今沿海地区经历的“兴起—鼎盛—消退”这种正常的产业生命周期。 4，热议的深化：新结构经济学VS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为什么《吉林报告》引起大讨论又在预料之中呢？正如8月30日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与国际合作计划办公室副主任赵刚博士在讨论《吉林报告》时讲到的：“长期以来，大家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式，就是东北适合发展重工业和资源型产业，而不适合发展轻纺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等。这次你们的报告，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所以有些人就不以为然。” 《第一财经日报》与《21世纪经济报道》9月1日的报道也称，在东北经济发展局势严峻以及国家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之际，《吉林报告》颠覆性地触及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思维与理念，与过去国家振兴东北战略与改革思路有所不同，引发大讨论在所难免。 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的确，那些参与这场争鸣的人，甚至发动这场争鸣的人，就讨论的问题看，给我的印象是真的没有认真看过‘吉林报告’全文，选择与自身既有观念相冲突的内容，进行质疑。换言之，真正引发此次学术争鸣的诱因，并非‘吉林报告’，而是学术界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一次大辩论，‘吉林报告’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而已。新结构经济学是‘吉林报告’引发争议的关键点。在此意义上，对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的否定仅仅是表象，更深层次是对隐藏在这一政策建议背后的理论的否定。争鸣的实质是经济学理论范式上两种不同观点的一次大碰撞，因为新结构经济学依然与正统的西方经济学相距甚远，存在理论根源上的冲突与紧张。” 9月7日《经济日报》的评论文章认为：“如果说产业政策之争还只是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争夺理论的正确性，那么《吉林报告》则意味着新结构经济学试图在实践上证明产业政策的正确性。对于国内被新古典经济学‘洗脑’的众多经济学家而言，这完全是无法容忍的。于是激愤而责之，群起而攻之，自然难免。因而《吉林报告》所引发的争议也要甚于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吉林报告》开出的药方是错误的，发展五大产业集群是不可行的，东北经济破局必须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指导，从‘体制’上找原因，并且变革‘体制’。最极端，也最为荒谬的观点是，‘东北只有华山一条道，就是老老实实地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把土地等生产要素分给老百姓，最好把包括学校、医院在内的事业单位也私有化，并且大幅减公务员、减税，彻底放松管制。’ ……这种‘一私就灵、一放就成’的观点不止陈旧，而且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当年俄罗斯和拉美国家的全面私有化带来了什么？经济下滑，民生艰辛。当年意气风发‘芝加哥男孩’不过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熊孩子。” 基于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理念质疑《吉林报告》的，正是以田国强等为代表的一批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们一提起“产业政策”就一概否定，甚至故意将其歪曲为“政府主导”并扣上“计划经济”的帽子。他们明知道，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主张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帮助进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家解决自身解决不了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完善，反对需要政府扭曲市场、提供保护补贴来扶持违反比较优势的目标产业的做法。 遗憾的是，一些学界人士依然将“有为政府”曲解为“乱为政府”，甚至污蔑新结构经济学是主张计划经济！一些评论者对此也存在误解，新结构经济学采取的是不同于休克疗法的改革方式，而不是不改革。《财新周刊》第35期社评也指出：“批评者认为，《吉林报告》零星提及‘商业环境’‘市场竞争’，可惜淹没在鸿篇巨制之中。其实，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无为而治’。以产业结构调整助推体制变革，是一条值得认真探索的路径，二者并非截然对立。” 事实上，《吉林报告》正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梳理体制改革的有效措施，并聚焦五大产业集群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并非只是零星提及。 5，《吉林报告》之争：共识在旧观念与新思维中碰撞 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总结到：“知识界关于理论的争鸣，在讲究人情、面子的中国，非常罕见。纵观改革开放数十年来，这种知识分子间的大鸣大放大争论，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在社会学、政治学中，都屈指可数。大家都在圈子里给彼此面子，混自己日子。其实，这一点是非常不利于真问题的凝练，真知识的形成。当知识分子都有面子的时候，知识却丢掉了里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此次关于‘吉林报告’的争鸣，是知识分子的不幸，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幸…．．．理论上的争鸣，可以不受时空限制，慢慢悠悠地进行，然而，实践却是时不我待，需要只争朝夕。对于陷入增长与发展困境的吉林，甚至东北来说，更是如此。故，我们需要暂时悬置理论上的分歧，回归到吉林甚至东北现实问题上来……如果仔细研读报告的话，可以发现，争鸣双方的分歧，要远远少于共识。无论是谁，都认识到了吉林，乃至东北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同样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如，‘吉林报告’同样主张，要‘遵循比较优势’。我们知道，‘比较优势’，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理念。如，‘吉林报告’主张，针对央企‘一柱擎天’在唱‘二人转’，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外资和省外投资；要引导各类资本进入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及其产业链；要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要素供给，破局体制机制上的制约；……纵观之，其实异议者提出的很多主张，在‘吉林报告’里面已经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只要摒弃偏见，坚持理性，争鸣还是有大量的交集，双方存在范围广阔的‘最大公约数’。” 如果抛去那些基于个人理念而非现实世界的极端观点，这个“最大公约数”的共识便是：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只手同时硬，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地区也不例外。 6，《吉林报告》不完美 9月7日《经济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这样评价报告：“《吉林报告》充分体现出了经济学的‘经世济民’之用。不像新古典经济学者，除了用乏味的术语堆砌无用而苍白的怨言，对于经济发展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也没有足以利用的工具来分析问题。林毅夫的团队至少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和’五类产业因势利导’方法，找出了吉林要发展的产业。而那些批评者呢？除了吵架和旧调重提，似乎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政策建议。《吉林报告》本身并不完美，对东北资源禀赋的分析未必都对，给出的产业发展建议也未必都正确。但不要忘记，《吉林报告》本身就是征求意见稿，需要修改完善。对这份报告，可以提修改意见，但不必苛责。至少，《吉林报告》的分析思路、工具方法、政策建议值得肯定的地方颇多，要远比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神学’积极得多、实用得多、高明得多。” 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也给予了批评：“文本的语言表达，是有问题的。作为堂堂北京大学、国字号智库，包括语言冗长、拖沓、累赘，甚至不客气地说，连基本的语法要求都没有达到。能用短句，就不要用长句，是行文，甚至决策咨询的基本常识，因为长句不仅增加阅读难度，而且容易引起歧义。”另外，张可云教授在评论文章中指出了报告的诸多笔误，很多热心的读者也发来信息指出报告的笔误和改进建议。 对这些有益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衷心表示感谢，并将在定稿中吸纳，以进一步完善《吉林报告》。同时，本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以及“唯成乃真知”的哲学观，课题组也将在提交报告以后，时时跟踪吉林的结构转型升级，一方面给吉林省及各地政府适时提出新的建议，一方面从实践中来完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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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目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吉林报告》只是我们最近公开的一项研究而已。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系统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问题，始于林毅夫出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时。经国家“十三五”规划起草小组委托，我们提交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指南”的内部研究报告。就地方层面而言，除了吉林省之外，我们也调查研究或正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包括上海市、西藏自治区、广东省中山市、河北省河间市、新疆和田、河南省漯河市等地区，这些地方涵盖东北、华北、长三角、珠三角、西部、中部地区的省、市、县层面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有一种说法是：我国转型升级如果成功便迈入欧美发达国家的行列，否则便会陷入拉美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种看法绝非危言耸听，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除了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研究，林毅夫及其团队也应邀将新结构经济学应用于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为埃塞俄比亚、卢旺达、贝宁、塞内加尔、尼日利亚、乌干达、吉布提、尼泊尔、巴基斯坦、波兰等国家提供政策咨询。 林毅夫领导下的北大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倡导“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的认识论，提供政策咨询、参与政策实践，便是为了践行“知成一体”的哲学观，将所学贡献于祖国的伟大复兴以及人类的共同繁荣！ 二、《吉林报告》的分析思路、诊断出的症结及其破解的方法 （一）《吉林报告》旨在打破历史轮回的分析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为迅速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以宏观扭曲、计划配置、微观干预的“三位一体”计划体制，举全国之力，推行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东三省是实施这个战略的主要基地，也是这种体制烙印最深的地区。大规模的中央政府的投资使东北三省的发展水平在改革开放前仅次于三大直辖市，居于全国的前列。然而，改革开放以后，赶超战略下建立起来的大量不符合我国当时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大型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由隐性变为显性，加上国有企业所背负的社会性负担，使东三省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制约着东北经济的发展。这个分析逻辑早就见诸于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于1994年所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以及1997年所著的《充分信息与国企改革》。  与这些著作的论述一以贯之，林毅夫发表于2004年的文章《振兴东北，不能采取发动新一轮赶超的办法》主张的改革便是：振兴东三省和全国其他老工业基地的治本之道是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包括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性负担和承担冗员和养老的社会性负担，让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一方面消除国有企业向国家要保护补贴的理由，二方面，让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市场中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这样预算软约束和“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残余安排才能消除，政企才能分开，改善公司治理的努力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经济才能蓬勃、可持续发展。  一语成谶！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主要基调还是强化原有的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而非转向遵循比较优势的振兴政策。董香书和肖翔2017年7月在《管理世界》上发表关于东北振兴学术论文，他们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2003年发起的第一轮“振兴东北”战略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该战略使企业陷入“经营困难—政府‘输血’—企业进一步扩张—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怪圈。 这个怪圈的宏观表象宛如历史轮回：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重工业赶超的投资拉动使东北三省的发展水平仅次于三大直辖市，而改革开放之后问题暴露无遗、发展相对滞后；在第一轮强化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型振兴政策的投资刺激之下，造就了媒体上报道的东北“黄金十年”，而今媒体又铺天盖地报道“东北塌陷”。数据反差非常刺眼：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东北三省经济年均增速比全国平均增速足足高出2个百分点；然而，2013年以来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经济增长排名全国垫底，尤其是辽宁省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对于当前东北经济问题的症结，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办公厅赴辽宁回访调研组报告上对东北振兴作出重要批示，深刻指出，这些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仍然是体制机制问题，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问题。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上源于“产业错位”， “产业错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脆弱，而且也是“体制固化”形成和挥之不去的根本原因。如何打破历史轮回，有观察者网网友如此评论：“林毅夫的方案的最核心一条是抛开历史，轻装上阵，按照比较优势，重新塑造优势产业，大家看明白了吗？” （二）规避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以防错失经济发展机会 要重新塑造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体系，就需要从吉林省整体的发展阶段，自然资源、劳动力供给、历史遗留下来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等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出发。过去国家的赶超战略违背了这一经济发展的根本法则，不但造成东北诸多体制扭曲，在短期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之后，必然随之而至的是经济增长的乏力。东北现在又到了新的历史关口，希望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吸取前车之鉴！ 就整体情况而言，吉林省是一个较大的发展中省级经济区域，在全国的位置主要体现为三个大约2%：面积18.7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95%；人口2753.3万人，占全国的2%；2015年GDP达到14274.11亿元，占全国的1.97%。因此，吉林省的禀赋结构及其比较优势一定是多维度和多层次的，不能“只顾其一，不及其二”，更不能犯“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式的错误（8月29日盘和林博士在《中国财经》上这样评论）。 就发展阶段而言，吉林省目前的经济体量与新西兰旗鼓相当但人均收入水平只与非洲加蓬相当。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收入到达8325.02美元，排在中国各个省市的第12位，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差不多，但只有天津的47.56%、北京的48.57%、上海的50.38%、江苏的58.87% 、浙江的66.59%。比起世界前沿就差得更远了，例如比起美国的57000美元、德国的41000美元、日本的38000美元、韩国的27000美元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产业、技术和要素禀赋结构水平，那种全然不顾发展阶段，全面赶超的好高骛远不可取！  就增长潜力而言，前述数字醒目地表明吉林省与世界和国内的前沿还有很长的距离，这也意味着整体上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还很大。吉林省在发展上应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并利用好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例如，与吉林省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湖北省与重庆市就实现了高增长：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GDP与湖北省和重庆市相当，分别为100.85%和97.64%，但2016年湖北省的GDP增长率为8.1%，重庆市的GDP增长率为10.7%，而吉林省只有6.9%。这说明即便是以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湖北省和重庆市为参照，吉林省目前完全可能挖掘出1.2—3.6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点。这是报告对吉林省未来的增长潜力充满信心的依据。  （三）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出发诊断发展与体制改革问题的症结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增长的潜力不等于经济增长的现实，只有持续不断地发挥由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并改革体制机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才能将潜力变成现实。反之，背离比较优势的经济结构及其内生的体制机制扭曲则会阻碍经济潜力的挖掘！作为智库报告，“问题，是对策的准星”（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这样评论）。我们需要抽丝剥茧，透视具体的产业结构及其对应的体制机制，细化习近平总书记前面已经指出的问题。 就禀赋结构而言，吉林省在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技术知识的积累等方面各有优势与特点。吉林省所在的东北平原自然禀赋条件优渥，耕地、动植物等生态资源以及旅游资源丰富。例如，吉林省是国家生态建设试点省，2014年人均耕地面积3.16亩，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18倍，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是闻名中外的“东北三宝”的故乡，长白山区是中国“三大天然药库”之一，也是名扬天下的旅游目的地。吉林省不但有较为富裕的劳动力，而且人力资本与技术知识也较为雄厚。吉林省所在的东北地区人口超过1亿，吉林省在2016年末适龄劳动人口占68.65%、农村人口占比44.03%。2016年末全省有普通高校60所，在校研究生6万人，普通本、专科在校生64.2万人。2016年末全省已建成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1个，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57个，省级科技创新中心116个。2016年全省国内专利申请量18922件，授权量9995件。吉林省长期发展所积累的资本也得到大幅提升。例如，2016年末全省境内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21154.72亿元。此外，吉林省的工农业以及旅游文体产业基础也比较厚实，积累了不少产业发展所需的默会知识。吉林省诸如此类的禀赋结构维度，自身如此丰满，怎么能误导性地说“破解老工业基地振兴难题，关键不在于寻找区域内的比较优势和识别区域内的要素禀赋优势”（8月25日张可云教授的评论）？！那些不顾及区域内的禀赋支撑条件而单纯寻找外部机会的发展思路，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是拿着金饭碗讨饭（如8月25日张可云教授的建议）。  就对应于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而言，由于吉林省是较大的省级经济区域以及具有比较丰满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禀赋，其产业体系面自然比较宽。2016年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为10.1：48.0：41.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3%、43.8%和49.9%。在农业方面，2016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549.26亿元。在工业方面，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133.98亿元，汽车制造业、食品产业、冶金建材产业、石油化工、医药产业、纺织产业、信息产业、能源产业依次位列八大重点工业，分别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644.45亿元、1021.49亿元、696.59亿元、635.76亿元、572.15亿元、147.36亿元、138.97亿元、122.08亿元，合计达4978.82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81.2%。在旅游文体等服务业方面，2016年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16578.77万人次，全年旅游总收入2897.37亿元。  经济增长下滑背后隐藏的产业结构问题。目前，相对全国而言，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上。“新东北现象”爆发后的2014-2016年，经济增速全国分别为7.3%、6.9%、6.7%；辽宁省分别为5.8%、3%、-2.5%，分别低于全国1.5、3.9、9.2个百分点；吉林省分别为6.5%、6.3%、6.9%，分别低于全国0.8、0.6、-0.2个百分点；黑龙江省分别为5.6%、5.7%、6.1%，分别低于全国1.7、1.2、0.6个百分点。除了2016年吉林省比全国高0.2个百分点之外，东北三省在2014年之后经济增速全部低于全国，全部垫底。同期，第二产业经济增长全国分别为7.4%、6.2%、6.1%；辽宁省分别为5.2%、-0.3%、-7.9%，分别低于全国2.2、6.5、14个百分点；吉林省分别为6.6%、5.2%、6.1%，分别低于全国0.8、1、0个百分点；黑龙江省分别为2.8%、1.4%、2.5%，分别低于全国4.6、4.8、3.6个百分点。更进一步，工业增长大幅下滑又主要表现在重工业上。在东北经济下滑非常严峻的2014、2015、2016年，吉林省轻工业分别增长7.8%、6.7%、9.2%；重工业分别增长6.0%、-0.2%、4.9%；重工业的增速比轻工业分别低了1.8、6.9、4.3个百分点。此外，雪上加霜的是重工业比重远超轻工业，导致整体经济下滑严重。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实现增加值远超4000亿，而轻工业实现增加值不足2000亿。归结起来，东北经济下滑，重工业首当其冲，轻重工业结构失衡为罪魁祸首！ 轻重工业结构失衡所诱发的就业、出口、民营企业以及营商环境等体制机制问题。除了前面直接表现出来的产业增加值下滑之外，轻重工业的结构扭曲还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就业岗位少，劳动力流失严重；出口严重不足，出口拉动增长的马车失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数目稀薄，很多产业还是国企尤其是央企“一柱擎天”在唱“二人转”，体制机制扭曲严重，难以激活民营经济的活力，导致营商环境不良。由于轻工业相对重工业而言，具有偏向人力资源密集、出口导向、进入门槛低、民营主导、商业氛围浓厚等特征，因此轻工业的缺失导致这些并发症在所难免。 为了更好的解决轻重工业结构失衡所诱发的就业、出口、民营企业以及营商环境等体制机制问题，需从以下几点着手。首先，吉林省需要破解“有工业、无就业”的难题（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就这样评论《吉林报告》）。根据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目前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比重，浙江是40.27%、天津是28.19%、而吉林省只有区区5.73%——这正是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主导的制造业结构的恶果。要知道，在前面梳理的吉林省人力资源禀赋结构中，2700万人口中有68.65%的适龄劳动人口、农村人口占比44.03%，乡村劳动者757.95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533.6万人、分别占全部从业人员1447.17万的52.37%、36.87%。对就业创造能力如此羸弱的吉林省制造业结构，根本无法吸纳如此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老百姓也只能被迫背井离乡！2016年吉林省净流出人口20.29万，其中包括大量的科技人才和熟练劳动者。例如，以吉林大学为例，2016届16887名毕业生中，吉林省本地生源占比33.5%，然而留在本地就业的仅为18.9%，14.6%的本地大学生远走他乡。人力资源密集型的轻工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产业链和价值链从低到高是一个连续的谱系，不但可以为低技能的劳动力创造大量岗位，还可以为高技能劳动力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如辽源袜业园就有很多大学生创业。张可云教授在8月25日的评论文章中感慨：“吉林所在的东北地区而言，经济结构并不是振兴的关键症结。最值得注意的萧条病病症是技术人员的大量外流。这种技术人员的流失导致老工业基地大出血。”这种担忧是对的，但是这个逻辑是错的——人员流失主要源于工作岗位的缺失，后者又源于产业的错位。因此，吉林省需要利用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禀赋资源，大力发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人力资源密集型现代轻工业解决就业，不但可以补上轻工业产值这个短板，还是破除目前劳动力外流的根本之策。  其次，吉林省需要扩大出口、扭转贸易逆差、提升出口对增长的拉动能力。吉林省的出口不但量少，而且贸易赤字严重。2016年吉林省出口总额区区277.40亿元，还下降了3.0%；进口总额939.51亿元，增长了6%；贸易依存度不足8.2%，贸易赤字却高达54.41%。例如，以2015年的数据做比较，经营单位所在地出口总额吉林省排在倒数第五位，只比宁夏、青海、西藏这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高一点点，只有广东省的0.72%、江苏省的1.36%、浙江省的1.67%。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在国际上是没有竞争力的，出口程度必然较低。例如，吉林省近几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吉林省微不足道的出口还主要是轻纺行业贡献的。例如，2015年服装及衣着附件，胶合板及类似多层板，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这三项分别占全省出口贸易额的9.10%、7.27%、3.77%，三项合计超过20%。因此，吉林省需要再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轻加工业。 再次，吉林省需要破除国企尤其是央企“一柱擎天”唱“二人转”的囧局，加快培育民营企业。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在8月20日吉林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上，吉林省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在总结林毅夫教授的辅导讲座时也语重心长地强调：吉林省的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才刚刚超过长春一汽。吉林省产业集群密度不够，尤其是民营企业数目严重不足。例如，吉林省2015年法人单位数目只有广东省的12.98%、江苏省的11.69%、浙江省的13.47%、山东省的14.28%、福建省的27.29%。制造业法人单位数目相对而言就更少了，吉林省只有广东省7.11%、江苏省的5.99%、浙江省的6.15%、山东省的11.03%、福建省的19.61%。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数目也相对较少，吉林省只有广东省的57.66%、江苏省的48.15%、浙江省的33.27%、山东省的31.05%、福建省的51.86%。未形成完善的产业体系，也直接导致了物流、信息、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不足，进而有阻碍了产业集群的发展。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位数目，吉林省只有广东省的13.24%、江苏省的11.49%、浙江省的20.55%、山东省的13.75%、福建省的29.5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法人单位数目，吉林省只有广东省的8.42%、江苏省的7.77%、浙江省的8.82%、山东省的12.55%、福建省的18.98%。金融业法人单位数目，吉林省只有广东省15.96%、江苏省的22.06%、浙江省的19.04%、山东省的21.92%、福建省的34.39%。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地区的轻工业产业集群和与之配套的商业网络所构成的基层社会和最基础层次的工商业适合民营企业发展。因此，吉林省需要以进入门槛低的轻工业为切入口迅速扩大民营企业数量和规模，以培育商业氛围和重商主义的风气。  最后，吉林省需要调整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制度环境的营商环境、行政审批、政企关系也内生于发展战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有效的市场，有为政府的作用则在于帮助企业家克服自身无法解决的软硬基础设施完善和先行者外部性的补偿，这样营商环境必然会好。反之，如果是赶超，企业没有自生能力，不管是国企或是民企，其生存靠政府扭曲要素价格或给予市场垄断来保护补贴，营商环境就会差。因此，吉林省需要大力发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才能釜底抽薪地消除由过去赶超战略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  总之，吉林省补轻工业短板之策可以达到一箭五雕之效：提升轻工业的GDP、扩大就业减少人力资源流失、扩大出口拉动增长、培育民营企业、促进体制机制改革。所以说，发展现代轻工产业集群在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调和优化产业结构并促进体制机制改革的作用，这一点过去一直被忽略。2017年8月最新出台的《吉林省工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7-2020年）》提出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全省轻重工业比重提升到40：60。这个比例目标已经大幅度从当初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轻重工业10：90、20：80的比例扭转过来了。虽然自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启动以来，吉林省轻工业占工业的比重由2003年的最低点19.88%持续上升到2015年的32.32%，但离40%的目标还有7.68个百分点。吉林省的轻纺工业发展空间很大，需要迅速抓住发展机会。 吉林省除了轻工业的缺失及其诱发的就业、出口、民营企业以及营商环境等短板需要补之外，还需要进一步将其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即扬长。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长板”是由其自然资源、劳动力及其长期沉淀的技术与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禀赋所决定。 首先，受益于东北平原的自然禀赋条件，吉林省在耕地与动植物等生态资源禀赋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造就了其农牧业及其农产品加工业以及以中药为主体的医药行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首位的长板产业。大农业和大健康产业是吉林省首选的两个具有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主导产业，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以及健康中国战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次，受益于吉林省历史遗产积累的重化工业基础形成的技术与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禀赋，造就了其汽车产业、石化能源、冶金建材及其装备制造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支柱性的工业长板产业，在中国实现制造业强国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再次，得益于吉林省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较高的人力资本与科技实力，其健康、文旅与创意以及研发产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支柱性的服务业长板产业。吉林省在中国开展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设以及开展研发创意与双创和弯道超车产业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吉林省的这些长板产业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很多有比较优势的长板产业都没有成长到其应有的体量。例如，2016年吉林省的农业经济增长速度比全国高出0.5个百分点，但体量却只有全国的2.43%，略高于吉林省面积占全国的比重（1.95%）与人口占全国的比重（2%），其领先优势并不特别突出，如果吉林省的农业在全国的份额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就可以多创造636.71亿元的GDP。又如，吉林省的农产品深加工程度目前只有0.6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与发达地区的水平，如果能够在2025年达到《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总体规划（2016—2025年）》预期的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比3.5的目标，即便吉林省农业以目前的3.8%增速增长，那么其农产品加工业未来十年都将以25%的增速爆炸性增长；如果农业的增速再提高两2个百分点，那么到2025年农产品加工行业的增加值将超过9000亿。 又如，长白山区已查明的药物资源高达千余种，已开发利用的不足百种。吉林省人参产量占全世界的70%，而韩国人参产品出口创汇则是中国的10倍。韩国人参产业覆盖了人参食品、化妆品，品种繁多，其中人参食品就有12大类600多个品种。按照新近出台的《吉林省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目标，到2020年，全省中药材产业实现产值1000亿元，医药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3500亿元。食品与医药产业叠加出的“药食同源”也可以催生出广阔的产业领域。 又如，在旅游方面，2016年泰山区接待游客1490万人次，是长白山的4倍多。按照《吉林省旅游业“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到2020年全省年旅游总收入达到5000亿元，年均增长18%以上。 再如，得益于国家重工业战略布局，经过漫长而又曲折的资本积累、技术学习与产业沉淀，吉林省在交通运输装备、石化能源装备、冶金建材等方面优势明显，尤其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遥遥领先于全国，动车高铁的装备水平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然而，2016年吉林省装备制造业总产值仅占全国装备制造业总产值的1%，排名第19位，而前五大省份（江苏19.94%、山东13.44%、广东11.62%、浙江7.43%和河南5.95%）约占全国装备制造总产值的58.4%。 （四）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工具与方法破解吉林发展改革问题的症结 过去振兴东北的战略思路是侧重“加长避短”（提升重工业忽略轻工业），然而在当今世界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如何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扬长补短”是其转型升级的根本。 1、运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GIFF）方法迅速提升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短”。 按照前述吉林省的人力资源禀赋特征，在此有必要再强调的是，轻加工业符合其现在的潜在比较优势，但注意，是“潜在”，是可以壮大起来但还没有壮大起来的产业。而不是说轻加工业不符合其比较优势，去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短板产业。所以说，不能够像很多人甚至一些专业学者的评论那样从“扬长避短”这一词语的字面含义去理解，而要像新结构经济学从禀赋结构出发去理解产业的长短，“此短板”非“彼短板”。 因此，只要通过改善发展这些符合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以降低交易费用，就可以使得短板变长。灵活运用GIFF方法的6个步骤可以帮助地方政策制定者识别哪些产业拥有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促进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的发展： 第一步：各地地方政府可以确定一份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应满足如下条件：在具有与本地区相似的劳动力和资本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地区约100%-300%的高速增长地区中，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已超过20年、即将失掉比较优势的成熟产业。这些产品和服务部类或许能成为符合本地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对于发展中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并利用后发优势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原则。这是因为，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工资率增长迅速，这就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生产多年的产业开始失去比较优势。因此，该产业就会在具有类似劳动力和资本禀赋结构且工资较低的地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 第二步：分析在这些产业中，本地的民营企业在哪些产业已经比较活跃，并检查哪些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障碍，阻碍这些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或阻碍其他企业加入以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价值链分析或增长诊断方法可以为此提供帮助。各地政府可以实施相应的政策以去除此类障碍。 第三步：对于本地企业尚未参与的新产业，鼓励国外或者其他更高收入水平地区的生产此类产品的企业来投资，这些企业可能希望把生产向更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地区转移，以降低劳动力成本，现在此类企业不来，原因何在？是基础设施或是制度环境的问题，当地政府可以有针对性地给予解决。当地政府还可以实施孵化计划，来鼓励民营企业在此类产业创业。 第四步：利用好本地区的特殊资源禀赋或全球以及全国范围的技术突破带来的新机遇。本地政府应该特别关注本地的民营企业对新的商业机会的成功发现和参与，并消除这些产业扩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瓶颈限制。  第五步：在一个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普遍不佳的地区，由于政府可动用的资源有限，无法在全区域全面改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的情况下，可以按毛主席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路，集中资源设立经济特区或产业园区来克服民营企业进入和外国投资的软硬基础设施障碍。建立产业园区或特区还有利于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 第六步：给予目标产业的领先企业一定时限的税收优惠，提供贷款优惠和产业引导基金，或者授予外汇额度以进口技术设备的支持，以补偿领先者创造的外部性，并鼓励企业形成产业集群。由于通过鉴定的目标产业符合本地的比价优势，这样的激励措施在时间和财务成本上都应该是有限的。为防止出现寻租，政府还应该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垄断租金、高关税或其他扭曲的激励措施。  吉林省的轻纺行业虽然是短板，但是也有进一步壮大发展的产业基础。例如，2016年吉林省布产量3000万米、服装产量2.28亿件、袜子产量超过30亿双，单单纺织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就达到147.36亿元，且增长16.1%，已经超过能源产业的122.08亿元，现在已纳入吉林省八大重点工业之一。2015年，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轻纺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163.18亿元、122.73亿元、22.01亿元、880.85亿元、140.55亿元、147.47亿元、77.77亿元、40.7亿元、327.82亿元，分别比十年前的2004年增长了586.73%、1450.04%、2436.50%、1598.27%、2919.51%、765.74%、1868.26%、68767.01%、1550.38%。而且不少的细分轻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还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例如吉林省在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三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均高于浙江、江苏、广东、上海、重庆等省市。可以看到，虽然吉林省轻纺行业各个细分行业的体量小，但是增长态势却十分迅速，政府只要恰到好处的因势利导便可以有燎原之势。 近期吉林省还可以运用上述GIFF方法借助全国经济结构变迁的机遇迅速做大做强轻工业产业集群。按此方法，吉林省在提振轻纺工业短板方面有极为宝贵的窗口机遇期：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GDP为51086元与2010年的浙江省的51711元相当；2010年浙江省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16%，依此估算吉林省目前（以2014年数据）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过剩20.87%，即至少需要转移302万人农业劳动力（吉林省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高，以及劳动力转移之后更加有利于吉林省大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因此这一数字是保守估计的）；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沿海地区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轻纺工业的某些产业链环节。按照GIFF方法甄别，天津市、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均在吉林省的100-300%之间，这些省市近20年来经济增长迅速，工资水平涨幅较快，其过去积累的大量劳动力密集型轻纺行业将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吉林省均可以在此窗口机遇期内与之合作创造条件大力承接这些省市的轻纺行业进行产业转移。当然，不同于传统简单的轻工业低端加工环节的转移模式，承接江浙轻纺工业转移的方式也需要在转移过程中发挥吉林省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装备改造以及产品质量升级。按此方式，不但可以迅速壮大吉林省的轻工业短板，还可以迅速补出口的短板。例如，按照GIFF方法，吉林省如果能够分别从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山东省、福建省、北京市、天津市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能够分别带来139.4%、73.4%、59.89%、42.46%、31.2%、24.42%、11.85%、24.42%、11.09%的出口增长，总计起来就可以使得出口增长393.71%，将出口额从现在的277.4亿元飙升到1369.55亿元，迅速拉动经济增长。（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对《吉林报告》评论道：“好的对策，不仅需要‘地利’（笔者按：指本地的禀赋条件），还需要‘天时’（笔者按：指外部结构变迁带来的产业转进机遇），以及‘人和’（笔者补充：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以及‘有情社区’）”——合起来便是新结构经济学思想的通俗表达）。 政府在提升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短板”过程中的因势利导作用。由于建国后重工业赶超战略的抑制，以及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忽视，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地区的轻工业受到很大的抑制，在国家战略层面，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则需要扭转这种忽视比较优势的思潮。在吉林省地方政府层面，则需要重视轻工业的作用，在已有的产业基础上为其克服做大做强的诸多瓶颈限制，不能因为主流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轻工业是竞争性行业，就不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如8月25日田国强对报告的评论）。轻工业要成为吉林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必须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解决基础设施、电力供应、技术培训、融资和上下游供应链的瓶颈以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这里牵涉到许多需要政府协调企业或是政府直接提供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按照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口径，目前江苏纺织业年平均工资为51901元、服装服饰业年平均工资为49296元，而吉林省分别为34826元、29292元，吉林省分别比江苏省低17075元、20004元，低幅分别达33%和41%！运用最近的省际投入产出表数据所做的测算显示，就纺织品而言，吉林省营业盈余占比比浙江省高1.66个百分点，增加值合计占比高于浙江省8.8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目前吉林省的轻纺行业符合现阶段的潜在比较优势，然而这仅仅是潜在的比较优势。例如，同样运用最近的省际投入产出表数据所做的测算显示，就纺织品而言，“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这两项中间品投入占比，吉林省分别高于浙江省1.39和1.96个百分点。由于单个企业是无法自己去有效改善电力与运输这些基础设施的，吉林省的各级政府就需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大力改善这些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这方面吉林省已经有成功的案例，如资源枯竭的吉林辽源正是因为政府发挥了上述作用，在2005年设立了工业园承接浙江诸暨等地的产业转移，而迅速地发展了一个年产值达百亿，雇佣人数超过4万人的袜业产业集群。身处东北的辽宁葫芦岛，当地政府也发挥了同样积极的作用，帮助企业承接福建晋江等地的产业转移，迅速发展了一个年产值过百亿的泳装产业集群。  2、运用五种类型产业因势利导方法扬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长”。 在扬吉林现有产业之长上，可以运用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根据一个地区的产业与全世界和全国的技术前沿距离而划分的五类特性不同的产业，分别针对其瓶颈限制给予因势利导，这五种类型的产业分别为：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弯道超车型产业、战略型产业。 第一种，追赶型产业。对于除了玉米和人参之外的绝大多数农业领域、除了农副食品加工业之外的大多数食品产业集群、大多数轻纺产业集群、除了中药之外的医药产业集群、汽车产业集群、石化产业集群、冶金建材产业集群、除了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装备制造业集群，较之于发达国家以及发达地区，吉林的同类产业在技术和附加价值上还处于较低水平。吉林省各级政府可在资金融通和外汇获取上支持所在地的合适企业到海外和其他地方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发达国家自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发展乏力，很多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经营不善，低价求售，出现了许多好的并购机会。在没有合适的并购机会时，也可以提供方便支持所在地的企业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直接利用国外的高端人才来推动技术创新。吉林省各级政府也可以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工具筛选我国每年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的高端制造业产品，根据其地区比较优势，创造这些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到海外以及发达地区进行招商引资，把那些高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企业吸引到吉林来设厂生产，以满足我国不断扩大的需求，并以吉林省为基地生产供应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市场。  第二种，领先型产业。对于吉林省农业中的玉米，农副食品加工业，中医药产业尤其是人参等品类，轻纺工业中的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在重工业中的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是处于全国领先的产业，吉林省的轨道交通以及不少“隐性冠军”的细分行业甚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内领先或已接近国内国际最高水平。领先型产业必须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吉林省各级政府需要积极支持研发创新，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设立创新中心，和大学研究机构或科研院所合作攻关新产品新技术。领先型产业需要到世界各地建立销售、加工生产、售后服务等网络，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以开发新市场，吉林省各级政府也需要在人才培训、资金、法律服务等方面给予相关企业到海外拓展所必要的支持。  第三种，转进型产业。吉林省2016年，水泥产量3887.50万吨，负增长4.4%；生铁产量847.64万吨，负增长13.1%；粗钢产量832.03万吨，负增长17.8%；钢铁产量961.39万吨，负增长16.2%；铁合金产量27.66万吨，负增长29.4%。2015年平板玻璃产量366.1万重量箱，负增长69.25%。这些产业近些年在我国发展很快，大多数机器设备很新，技术相当先进，生产能力是按满足过去高速增长所需的投资的需要形成的。我国进入到新常态以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年均增长10%左右的高速回落到现在7.0%左右的中高速，这些产业在国内各地也就出现了不少过剩产能。但是，这些产业的产品在发展中国家还严重短缺，吉林省各级政府可以支持这些富余产能产业中的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产能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和我友好、基建投资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投资既使这些企业摆脱困境，也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发展，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第四种，弯道超车型产业。此类产业的特征是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的新兴产业。相对于一种新药的研发周期可能历时十年以上、成本投入高达上亿美元而言，信息、通讯产业的软件、手机、电子产品以及一些生产性服务业等，研发周期仅为几个月或一年，属于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资本投入小的“弯道超车型”新兴产业。在这类产业的发展上，我国拥有国内市场巨大、科技人才多、和完备的硬件配套能力，能够把概念迅速变成产品等优势。相对而言，吉林省大学和科研院所多，在人力资本方面有较大的禀赋优势。吉林省，尤其高校集中的长春市，可以针对这类型企业发展的需要，提供孵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优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支持创新性人才创业，利用国内的优势，推动弯道超车型产业在吉林省的发展。吉林省政府也需要根据不同的细分行业特点，利用长春新区以及激活各地的开发区，依托科研院所与大型企业搭建一批创客空间，扶持一批科技小巨人以及创意产业。 第五种，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包括两种类型，战略型新兴产业和国防安全产业，两者通常资本非常密集，研发周期长，投入巨大，我国尚不具比较优势，但是，前者的发展关系到我国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例如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如果不占领，将来的核心技术都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将制约我国未来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后者的发展关系到我国的国防安全，例如航空、航天、卫星以及军事工业即属于这种类型。战略型产业有一个特性，即它不能完全依靠市场，需要有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起来。过去，政府的保护补贴主要是通过对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和直接配置来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素价格的人为扭曲将会被消除，今后应由财政直接拨款来补贴这类企业。在美欧等发达国家，战略型产业不论是民营或国有，也都由政府财政直接拨款来支持。对战略型产业的扶持是国家行为，应该由中央而不是由地方财政来承担。但是，这类型产业落户在哪个地方，会间接地促进那个地方配套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吉林省已有不少肩负国防安全的军工产业，各级政府可以主动与之合作，加强央企本地化融合，推进军民融合，依托这些大型企业与国家战略型产业搭建各种平台嫁接大量本地企业，充分释放其技术实力优势的外溢效应，与本地产业充分融合。此外吉林省各地政府也可以根据国家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政策，结合各地的产业基础有选择性地进入，并支持鼓励配套产业的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子女教育、生活环境等软硬条件，争取国家战略型产业落户当地，以实现战略型产业和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双赢。  此外，吉林省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矿产资源密集型的产业集群值得一提。这类型产业曾经在历史上为吉林省乃至国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如今资源衰退。对于这种情况，这些地区同样需要按照前面的几种类型的产业发展思路，找准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替代产业，创造条件培育新兴产业，要么支持本地企业进入这些新兴产业，要么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这些新兴产业。吉林省的通化和辽源是矿产资源密集型产业集群衰退之后转型升级成功的典范，吉林其他矿产资源城市，可以未雨绸缪，学习通化和辽源发展非矿产资源型产业集群的经验。 （五）建议以五大产业集群统领结构转型升级深挖经济增长潜力 吉林省需要以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来统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潜力。依据吉林省的整体情况、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禀赋结构的维度和层次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吉林省现阶段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可以叠加出五大万亿量级，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谱系：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现代装备、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大农业产业集群。农业在吉林省经济中的地位与其他一般省份逐步弱化不同，吉林省的潜在比较优势突出，应该更加强化，需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吉林省深挖经济增长潜力的大农业产业集群，不但涵盖了传统的农林牧渔业、园艺特色农业以及设施农业，还涵盖了农业装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消费性服务业，以及下游的包括食品行业在内的农产品加工业以及以农业产品作为原材料投入的下游相关产业，比如生物质能与秸秆产业，等等。  大健康产业集群。基于生态环境、健康食品、医药产业三大主要优势，吉林省拥有大健康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可以叠加一个覆盖食品健康、药食保健、冰雪运动、医药健康、旅游休闲、文化创意等内容的大健康产业。我们特别建议，吉林省应该结合大健康产业比较优势与长白山名片打造长白山大健康产业走廊，在该走廊上围绕特色产业支撑，规划实施一批长白山大健康产业走廊的主题小镇，比如打造矿泉水小镇、人参小镇、绿色食品小镇、健康装备小镇、医药双创小镇、养生旅游小镇、文创观光小镇、冰雪运动小镇，等等。 现代装备产业集群。基于吉林省装备制造业的潜在比较优势，可以叠加一个以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卫星等移动空间装备为核心，辅之以精密仪器与装备和“专精特新”装备，依托服务于大农业、大健康与现代轻纺产业的先进农机装备、食品生产设备、医药健康与体育运动装备、机器人和智能制造装备的现代装备产业集群。具有类似产业基础的湖南株洲，已经较为成功地打造了“中国动力谷”产业集群，其手法值得吉林省借鉴。  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吉林省可以根据其潜在比较优势叠加一个覆盖石化能源、冶金建材、汽车产业、信息产业与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型产业集群。其融合程度可以囊括从消费电子与智能家电等现代轻纺产业集群中附加值最高的产业板块到新能源汽车及其汽车零部件再到新材料与半导体乃至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不但可以为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现代装备产业集群提供能源、材料与信息化融合等支撑之外，还可以为传统石化、能源以及冶金建材等下行压力较大的产业提供转型升级方向。  现代轻纺业集群。吉林省围绕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以及家用电器制造业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的消费电子制造业、石化板块的化学纤维制造业与日化等十几类细分行业可以叠加一个庞大的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由于社会各界对吉林省发展轻纺行业存在不良的刻板印象，认为轻纺行业太低端不应该进一步壮大发展，然而，事实上轻纺行业的产业带非常宽，价值链的转型升级空间巨大，在德国的工业4.0中像阿迪达斯这样的运动鞋和服装产业也是发展的重点。实际上，新近的《吉林省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与《吉林省轻纺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已经在开始大力推进吉林省的轻纺工业转型升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阅读吉林省政府的相关政策文件。  （六）《吉林报告》旨在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抓手切实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这五大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为吉林省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描绘了蓝图，然而经济增长潜力究竟能够实现多少，还取决于其落地情况。尽管符合吉林省的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比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更容易落地，市场有自发进入的动力，和过去扶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相比，政府只需相对少的资源即可因势利导其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但是还是需要吉林省各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积极有为，消除本地企业以及外来投资者进入这些符合潜在比较优势，发展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所需克服的诸多瓶颈限制，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金融资本、营商环境、体制机制的障碍。当然，不同细分产业之间，由于特征类型以及约束条件的不同，所要推进的因势利导措施和改革领域与方式方法也不同，泛泛而谈的改革，或以为只要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新的产业集群就会自发涌现的想法难以切实有效。例如，针对大农业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约束与现代装备就不一样，需要采取的改革措施也不尽相同。对于这种务实的改革路径，不少评论表示理解和支持，例如《财新周刊》第35期社评指出的：“以产业结构调整助推体制变革，是一条值得认真探索的路径”。9月7日《经济日报》的评论文章也指出：“《吉林报告》把重点放在产业方面，体制的改变要为产业发展服务。这是一个正确的思路。”然而，很多不理解这种改革思路的评论者们却曲解《吉林报告》，甚至指责新结构经济学反对改革。有鉴于此，下面再多费一些口舌赘述《报告》的相关内容。 事实上，在吉林省就有不少地方，一方面通过对失去比较优势产业的过渡性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一方面因势利导发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取得经济的蓬勃发展，并为彻底解决失掉比较优势产业的问题创造了条件，这种以局部带动整体的发展改革方式就更容易破茧重生。比如通化市，许多人把当年的通钢事件作为改革的反面例子。通化曾是闻名东北的“钢铁城”。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以通钢为代表的冶金业“一柱擎天”，长期占全市工业总量的三分之一，过度依赖冶金业让通化吃尽苦头，各种矛盾油然而生。90年代中期，通化瞄准当地盛产人参、天麻、贝母、五味子等中药材的优势，大胆探索“以药补钢”的发展新路。通化市政府成立了医药行业办公室、医药产业发展推进组，相继出台了“招商引资”和“小巨人”企业优惠政策。在发展初期，通化医药品种单一、科技含量低，企业盈利能力低，产业拉动作用小。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一方面积极提升本地研发实力，另一方面鼓励企业走出去，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借助域外力量研发创新。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通化先后与“十四校三所一院”签订科技战略合作协议，并组织专家科技“巡诊”，破解企业技术瓶颈。还依托重点企业和园区，吸引科研专家团队创业，并积极克服地域局限，在全国各地建立研发基地。目前，全市医药企业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41个、国家级技术中心3个，先后自主研发了22种国家一、二类新药，为当地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20多年来，通化医药健康产业年均增速超过20%，一个千亿级别的医药城开始在中国赫赫有名。而今，通化冶金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降至1.1%，诸多过去难以下手的改革难题迎刃而解。由于产业投资回报率高以及软硬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通化市已经打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印象，2016年实际引进外省资金930.9亿元，增长12.1%。 这样成功的改革发展例子，还有辽源。辽源曾是被称为因煤而兴、因煤而立、因煤而衰的城市。上个世纪90年代初，辽源的煤炭资源渐近枯竭，曾经令人羡慕的煤矿职工开始大量下岗，就业、就学、就医、住房、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矛盾丛生。“十五”末，下岗职工达14.7万人，市区实际失业率超过20%，低保人口占市区总人口的24.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经济增长十多年徘徊在2%-4%，占城市建成区43%的采煤沉陷区无力治理。其后，辽源以大力发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接续产业为抓手，推动改革发展。例如，当年为解决煤矿家属就业问题，辽源纺织业曾十分发达，有“东北小上海”之称，但一直不受重视。在2005年转变发展思路，建立“东北袜业园”之后，从“小散杂”到集群共进，从默默无闻到中国棉袜生产规模前列，东北袜业园的10年崛起见证了辽源的转型之路。而今，辽源从“一煤独大”转型成装备制造、农产品深加工两大主导产业，高精铝加工、纺织袜业、医药健康、蛋品加工、新能源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接续替代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73.5%，煤炭产业产值占比已不足1%。到2015年，辽源市人均GDP为62090元，是2010的1.9倍，年均增长17.0%。曾经那些棘手的改革难题也在发展中逐步解开。 针对要助推五大产业集群谱系壮大面临的具有共性的重大具体问题，《报告》提出以五大关键推手推进相关领域的具体改革。 第一、以打造五大产业集群的企业培育平台为抓手，推进国企与“放管服”改革。针对前述的各大产业集群中企业数目较少，国企“一柱擎天”在唱“二人转”，很多产业竞争性不足，政企关系不清的问题，吉林省首要的任务便是培育民营企业以提高产业集群的企业密度，提高竞争强度，倒逼国企改革。这方面补轻纺工业的短板是主要的切入点。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轻工业，资金与技术的进入门槛较低，而且市场风险也是相对较小，目前是吉林省民营企业最容易进入的行业。例如，课题组在走访辽源袜业园时，很多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在少量政府资金支持下就可以创业，并获得很大成功。吉林省通过大力补轻工业的短板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而且空间非常大。例如，2015年浙江省纺织业产业集群企业数目是吉林省的165倍，浙江省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产业集群企业数目是吉林省的192倍。中央安排了吉林省与浙江省对口合作，吉林省首要的重点便是学习浙江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这些产业集群的经验。除了行政审批改革放宽市场准入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提供服务，营造全社会创业创新氛围，激发中小微企业发展活力。吉林要加快提升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水平，重点打造一批“创新创业”平台，大力培育创业主体，提高创业孵化能力；着力加强中小微企业创业、融资、创新、市场、创业、人才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继续实施中小企业入规升级计划、新兴产业培育行动计划、百强民营企业培育计划，提供条件，消除瓶颈限制，协助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私营企业，小微企业转型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按照《吉林省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目标，到2020年，实现“个转企”1万户，“小升规”2000户。  第二、以打造五大产业集群的招商引资平台为抓手，以园区为突破口推进营商环境改革。针对吉林省外资和省外投资较少的问题，需要围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及其产业链大力招商引资。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吉林省只有江苏省的4.50%、上海市的5.33%、广东省的5.47%、浙江省的12.07%、山东省的16.06%。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资本的回报率高，资本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但诺奖得主卢卡斯发现，在现实中资本却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对此现象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不仅有权有势的富人从各种价格扭曲和行政干预中寻租获得的财富的缺乏合法性，而且，国内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会低，资本就会外逃到发达国家或其他地区。反之，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的回报率高，富人以企业家从市场竞争中获得的财富有合法性，投资的回报率高，资本不仅不会外逃，而且还会有资本流入。新结构经济学对卢卡斯谜题的这个解释在经验实证上和现实的经济现象一致。因此，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潜在投资回报率低，行政干预、制度扭曲还会更进一步降低实际的投资回报率。这一新结构经济学关于资本流动的理论也适合于吉林省。过去受到国家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赶超战略的影响，除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资本投资支持之外，在本地民间资本投资不足的同时，对外来资本尤其是外资的吸引力也不足。当然，东北目前也由于过去的赶超战略对营商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在存在过去的赶超战略遗留下来的许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企业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或是国防安全而采用渐进改革，政府可以用工业园、经济特区等在总体营商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创造局部良好的有利发展的环境，到了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时再取消各种扭曲。其实，这种务实渐进的改革方式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总体营商环境不佳的状况下经济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其实，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地区不仅仅要补轻工业的课，更要补改革开放的课。 随着吉林省产业结构逐步向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转型，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潜在投资回报率也更高，更加容易吸引外来投资。吉林省也可以进一步采取上述方式，通过加强一批园区建设，迅速改善局部营商环境，吸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者。对于吉林省的大农业产业集群、大健康产业集群、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现代装备产业集群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来讲，是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要充分利用潜在投资回报率高的市场激励吸引外来投资，同时也需要各级政府以园区为突破口加强招商引资平台建设，改进招商引资的模式和手段，提高招商引资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事实上，吉林省除了规格比较高的长春新区之外，已经有一批园区基础，可以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例如，列入《吉林省工业“十三五规划”》的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全省有8个，作为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全省有2个。吉林省各个地市也有一批列入《吉林省工业“十三五规划”》省级重点特色产业园区，长春市有6个、吉林市有3个、四平市有6个、辽源市有1个、通化市有3个、白山市有3个、松原市有1个、白城市1个、延边州4个、长白山管委会1个、公主岭市3个、梅河口1个。如果这些具体的改革工作落到实处，依托优势产业吸引外来投资并非难事。事实上，2016年吉林省实际利用外资94.3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0%；其中，外商直接投资22.74亿美元，增长6.9%；外省资金7649.36亿元，增长12.0%。吉林省开始出现打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印象的趋势。此外，吉林省目前需要通过这些园区平台，积极把握由于东部沿海比较优势变化导致的外商投资产业转移的机会，创造条件，主动引导与吉林潜在比较优势一致的外商到吉林省来投资。按照GIFF方法，如果分别转移江苏省、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市、浙江省、山东省、福建省、天津市1%的外商投资便可使得吉林省外商投资分别提高22.20%、18.82%、19.69 %、12.22%、13.08%、12.09%、21.93%、21.29%。 第三、以打造五大产业集群的产业引导基金平台为抓手，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对于支持实体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最优金融结构而言，吉林省有两个偏离：其一是银行业结构偏离最优结构，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不足；其二是资本市场结构偏离最优，有利于分散风险、扩大融资规模的股权市场与风险投资发育滞后。一直以来，直接融资水平偏低是吉林省金融发展的短板。近年来，吉林省资本市场发展成效显著，直接融资总额快速增长。从优质企业培育到产业发展，资本市场已成为助推吉林省实体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直接融资总额分别为567.63亿元、1246.28亿元和3104.09亿元，增速分别为87.05%、119.56%和149.01%，但是占全国的比例却只有区区0.52%、0.66%和1.06%，远不及其GDP在全国的比重（2%），产业发展面临的金融抑制依然比较明显。  针对这些问题，在推动资本市场平台建设方面，吉林省目前已经初步有了改革机制，吉林省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林省支持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培育行动计划（2016-2020年）》等多项改革举措。例如，发挥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明确了企业在A股、新三板、区域股权市场上市挂牌的奖励标准；建立近、中、远期上市（挂牌）后备企业梯队；深入挖掘省内优势产业和特色行业后备资源企业，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资本市场后备资源库，动态调整省级拟上市（挂牌）企业，引导企业选择合适的资本市场发展平台，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和融资成本。与此同时，推动省政府与证券行业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各主要券商的战略合作，搭建了拟发债企业和中介机构的常态化对接平台。同时，大农业和大健康产业集群对保险类金融产品也有较大的需求。按照吉林省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农业保险深度到2025年要达到1%，而目前只有0.6%。农业受到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影响较大，而广大中小型农场和农户的抗风险能力较差，尤其是培育一些新兴的农业产业时，农业保险至关重要。同时，大健康产业本身就是保险密集型行业，不但依赖于保险，而且也可以促进保险的大力发展。2016年吉林省原保险保费收入557.12亿元，比上年增长29.2%。此外，围绕五大产业集群还需要针对其中的中小企业大力发展中小型银行，结合不同行业的融资需求特征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服务，这方面江苏泰州的金融结构改革值得借鉴。  吉林省产业投融资不够活跃，需要引导各类资本进入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及其产业链，激活资本市场，分散产业升级的风险，并通过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等创新形式克服第一个吃螃蟹者的示范风险。吉林省近期可以以此为抓手推进财政金融市场改革。目前，产业引导基金是一种新兴的、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既可以产生激励又可以进行转型升级方向引导的主要市场化运作方式。截至2016年底，国内共成立901只政府引导基金，总规模达23960.6亿元，平均单只基金规模约26.6亿元。吉林省政府在2015年设立了规模为100亿的吉林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尽管体量较小，比起万亿级的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甚至比起西部成都市最近计划设立的千亿级产业投资基金非常逊色，但吉林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表现不凡，有效支持了省内现代农业、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实体产业的发展以及发挥了重要的招商引资作用。然而，对于吉林省这五大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对应的需求与缺口巨大。例如，在大农业板块，最近吉林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与正邦畜牧基金签约，基金总规模8亿元，省引导基金出资2亿元，基金主要投资于正邦集团实际控制子公司正邦科技在吉林省扶余市建设的养殖场对应项目公司。正邦集团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有助于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对于推动吉林省畜牧业及上下游产业发展、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有重要意义。据吉林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介绍，在研究了项目特点，控制好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创新设计了“银行+引导基金+企业”的结构化基金模式，首次在引导基金参股子基金中引入银行资本，有效扩大了基金的规模，提升了投资效率。又如，在现代装备产业集群方面，最近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与长春智能装备创业投资基金签约，基金总规模2亿元，其中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出资0.5亿元。基金将位于长春新区的长春智能仪器装备产业园作为业务发展的重点区域，并面向全省的智能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开展投资。基金以助力长春新区招商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将重点支持长春智能仪器装备产业园引进省内外龙头企业，促进优质产业资本、项目、技术和人才向吉林省聚集。要打造五大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体系，吉林省产业投资基金还需要广泛吸引社会资本，整合各级政府产业政策资金，扩大规模，提高效率。比如，吉林省目前包括农机补贴在内的大量农业补贴可以创新改革方式，整合成大农业产业引导投资基金，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四、以打造五大产业集群的要素聚集与双创平台为抓手，推进要素市场改革。 吉林省目前确实存在很多体制机制上的制约影响了符合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集群的要素流动和供给，需要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吉林省在土地、能源、人力以及自然资源等方面相对沿海地区较为充沛，但实事求是地讲存在不少体制机制以及政策问题阻碍了这些要素的自由流动，抬高了企业使用要素的生产成本——比如由于国家玉米临储政策给下游加工与养殖企业带来的高成本，由于窝电给能源密集型的设施农业以及其他企业带来的高成本，由于过于苛求而不灵活的林业政策给体育运动和山地养殖等产业带来的制约，以及由于各种体制乃至社会风气导致的人才外流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就需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地区，政府和国企尤其是央企、甚至中央直辖的事业单位都掌握了不少资源，需要深化改革创新资源供给方式，将其能量释放给本地的中小企业。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可以动用的资源有限，就需要将土地、能源、人力、资本、数据等关键资源禀赋配置给符合潜在比较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方向上的先驱企业和示范区，帮助先驱企业发展成龙头企业，扩大示范效应，带动大量企业进入示范区，形成产业集群，产生规模效应；乃至集结资源打造一批链接性强、形态各异的五大产业集群双创平台，培育支持中小微企业向各个产业细分领域不断延展。这些方面，吉林省各级政府已经在开始布局改革。 第五、以打造五大产业集群的宣传推广跨区域合作平台为抓手，推进深化跨区域合作体制改革。吉林省虽然在这几大产业集群上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但是受制于东北地区区位以及东北亚目前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产业发展的区域开放空间受到很大限制。吉林省在“农业现代化”、“中国制造2025”与“健康中国2030”等产业层面的国家战略上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然而吉林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空间层面的国家战略上则有相对劣势。放眼全球经济格局变迁，吉林省所处的东北亚经济圈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地区。2015年全球GDP总量达74万亿美元，亚洲的重心又在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GDP之和几乎与美国一样多。然而，由于历史因素造就的隔阂以及朝鲜问题所引发的不安，这种极不利的地缘政治格局让吉林省所处的东北亚最大的经济格局优势难于发挥。例如，吉林省最近才开始逐渐打破吉林沿边近海却出不了海的尴尬局面。因此，从战略上讲，吉林省需要发挥其在产业层面的相对优势链接全球全国克服空间层面的相对劣势。目前，最关键的抓手则是需要将五大产业集群的优势卖点推广宣传得淋漓尽致家喻户晓，加快建设链接长白山大健康产业走廊与京津冀地区的高铁。建立通道性的跨区域产业务实合作平台规避区域区位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深入研究吉林省与全球其他所有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找到比较优势互补之处，扩大吉林省对外开放程度。唯有如此，将吉林省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嵌入全球与全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之中，其五大产业集群超过五万亿量级的体量才能迅速从潜力变为现实！最后，释放东北亚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量辐射区的能量，打造背靠中日韩世界最大经济体量的东北亚大湾区，释放“中日韩俄蒙朝”世界最大经济体量板块以及发展层次互补性极强的区域的活力。朝鲜问题一旦解决，吉林通化市、延边州将是世界新一个开放前沿，“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地区才算真正打通。如身处内陆重庆市和郑州市就打造了庞大的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的产业集群，是政府主动作为、克服不利区位条件、培育具有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的成功典型，吉林可以学习参考借鉴。 从破解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困局的角度可以管窥，我国在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未来需要有大的变革，从过去的属地GDP竞争转向跨区域经济比较优势互补的合作。不论范围的大小，过去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大都基于地理相邻区域，未来则需要更多鼓励具有比较优势互补的地区之间开展市场化新型对口合作模式。这种对口合作可以包括飞地经济、园区共建、GDP和税收共享等改革的创新性方式。年初国务院出台的《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明确辽宁省与江苏省，吉林省与浙江省，黑龙江省与广东省；沈阳市与北京市，大连市与上海市，长春市与天津市，哈尔滨市与深圳市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开展对口合作是一种区别于对口支援（帮扶）和扶贫的新型跨地区合作模式。对口合作在政府引导带动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合理流动，通过市场化运作，促进生产要素和产业有序、科学转移，吸引更多的项目、投资在东北地区落地。不限于国家文件规定的对口合作范围，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地区各个地方与全国各地具有比较优势互补的合作机会非常多。最近我们正在按照报告的结论尝试一些试点，例如正在计划推动河南省漯河市与吉林省中新食品区、通化市的对口合作，希望将漯河市庞大的食品产业集群与吉林省优质的农产品资源以及中医药产业集群进行比较优势互补叠加，推进河南省漯河市与吉林省大健康产业共同发展。然而，即便是这些小小的试点，也都牵扯到大量的各个层级的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而非停留在不切实际的口号里。 三、《吉林报告》引发的主要评论及其回复 1、热议的缘起：关于现代轻纺的争论是“带节奏”式的“子弹飞” 《吉林报告》目前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东北振兴的大讨论，让我们确实始料未及，不过也在预料之中。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一些人对各国发展经验毫无所知，居然没有看到报告就第一时间言辞激烈地抨击。例如，孙建波只是在网上看到我们建议吉林应该发展纺织服装、消费电子、食品加工、医药健康等等轻工业以补短，就首先发难认为我们的建议会把吉林带到坑里，他所用的理由是吉林和北欧一样纬度高，半年天寒地冻，因此他认为吉林和北欧一样不能发展轻工业，并且说他怎么没有看到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在经济追赶的时候搞轻工业，那么，吉林为何要补轻工业的短板？抨击“林毅夫团队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我们在回复他的评论中指出芬兰的诺基亚最早从事的是木材和造纸，后来转型为替荷兰的菲利普代工生产家电，转而生产自主品牌的电视，最后才发展电信设备和手机，瑞典、瑞士在早期的工业化时期也发展纺织、成衣、制鞋等轻工业，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因为半年天寒地冻没有发展轻工业，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更是在二战后先发展劳动密集的轻加工出口产业，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资本才逐步升级到现在的资本密集先进产业。更奇葩的是他主张吉林应该发展旅游健康产业，并以此作为课题组缺乏常识的证据，但是，这些产业也都包含在课题组提出的报告之中。他居然没有看报告就指责“明明说的是要发挥比较优势。可是，说好的比较优势呢？林毅夫团队怎么没指出来？”  鉴于此，课题组做了简短澄清并公布了报告征求意见稿。在这种状况下，他在第二篇评论中又以吉林不是一个国家，如果吉林需补轻工业的短板，那么，西藏是不是也要补轻工业的短板作为反驳的依据。可是，西藏人口才300万，生活在祖国四分之一的国土上，并没有发展劳动密集轻工业产业集群的比较优势，和有2700万人口、有发展轻工产业基础的吉林怎么可以类比？！他以这些枉顾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常识的理由一而再激烈抨击，如果不是为了批评名人以吸引眼球，就只能说是无知者无畏。孙建波作为毕业于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要评论《吉林报告》至少也应该先看看报告，或至少要核实一下他所要引用作为评论依据的经验事实，这才是一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所当为吧？！ 事实上，《吉林报告》中交待得清清楚楚，目前吉林省以纺织业、电子信息、医药产业、食品产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已经占据八大重点工业的半壁江山。根据2016年最新的数据，纺织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47.36亿元，增长16.1%，代表性的产业集群包括吉林辽源袜业产业集群（棉袜产量近30亿双），吉林延边服装业集群（服装产量近2亿件）等等；电子信息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38.97亿，增长8%；医药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572.15亿元，增长11.8%；食品行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021.49亿，增长7.7%。这些轻纺产业的增加值已经超过能源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的122.08亿元，而食品工业在吉林也已经成为仅次于汽车行业的第二大产业。在东北经济下降非常严峻的2014、2015、2016年，吉林省轻工业分别增长7.8%、6.7%、9.2%；重工业分别增长6.0%、-0.2%、4.9%；轻工业的增速比重工业依次高出1.8、6.9、4.3个百分点。长期趋势来看，吉林省轻工业占工业的比重由2003年的最低点19.88%持续上升到2015年的32.32%，提升了近13个百分点。可以说，正是得益于轻工业短板的快速提升，吉林省才在东三省严峻的经济形势下经济增长势头表现相对最好。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些事实面前，首先，不能说吉林省由于自然原因不能搞轻工业；其次，不能说“吉林省在进一步发展原来有优势的产业之外还应该发展轻工业以补短”就首先发难认为林毅夫要把吉林带到坑里。这样歪曲事实批评名人以博人眼球的做法，从如何破解东北困局这么严肃而重要的问题而言只能说令人失望，在社会上却得到许多掌声并经网络广为流传让人哭笑不得！ 吉林卫视（JLTV）《有理讲理》栏目30日发表的文章归纳道：“时下，‘带节奏’这个词很火。‘带节奏’的人，无论是出于故意为之的主观因素也好，还是受制于认知水平局限的客观因素也罢，总归是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有些人最多只是对相应文字内容草草瞭上几眼，更有甚者只是看到相关文章标题，便急着跳出来发表评论了，因此他们‘飞’得可能比子弹还要快一些。关于这场争论，印象中最早跳出来‘带节奏’的是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笔者按：指孙建波8月22日发表的评论文章）。它揪住《报告》让吉林发展轻纺工业这一观点一顿‘猛打’．．．．．．很快，更多的人加入了论战。有人认为，这份报告脱离吉林省情实际，让吉林发展轻工业是不妥的；有人认为，吉林应该以现代化农业、装备制造业及资本密集度高的科技产业为出口，进行相应产业升级；更有人认为，林毅夫是来‘忽悠’吉林人的，是要把吉林往火坑里推．．．．．．当晚，类似文章在一些论坛、微博及微信朋友圈中持续发酵，相关评论也纷纷涌现。”  正如8月29日盘和林博士在《中国财经》上撰文批评这些极端观点所认为的：“发展轻工业是‘把吉林推进火坑’，林的药方‘完全不可理喻’。这言过其实。实际上，林毅夫的‘药方’中还有‘现代装备产业集群，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这些“主药方”，这些都是基于吉林现有主导产业升级的战略性举措。如果只看到‘轻纺’二字，显然是犯了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式的错误。”当然，像吉林省体量这么大的省级区域，“只顾其一，不及其二”就会犯这种错误。 还有一类‘带节奏’的人，非常奇葩，本来不值得一提，比如宋常铁，他居然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批评《吉林报告》的幌子开专栏。建设性的讨论，需要针对所要讨论内容的逻辑是否自洽，以及其逻辑推论是否符合经验事实，他写的系列文章均没有触及这两方面。 因此，很多媒体以及评论被误导之后便认为《吉林报告》的重点是吉林省要补轻工业短板，从上面的事实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这只是“带节奏”式的“子弹飞”，既非报告的真正焦点，也非吉林不适合发展轻工业的事实。课题组成员原本是为了以事实澄清孙建波评论的谬误，没想到居然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下也被绑架了，被误解为《吉林报告》的核心就是吉林是否要发展轻纺产业的问题。关心东北发展，展现了许多社会公众与媒体的家国情怀，但是倘若不理性思考，则会形成错误的思潮。 也有很多评论值得深入思考并分析背后的根本原因。（一）轻工业是否太低端？事实上，现代轻工业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产业间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传统纺织业到附加值比较高的消费电子就有很长的地带，产业内从低廉的组装代工到高端的品牌设计也是很长的价值链条。（二）东北历史上轻纺行业曾经为何发达，为何衰落，而今为何又日渐复兴？9月4日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原主任张国宝先生在演讲中发问：“黑龙江也好，东北也好，过去也不是没有轻纺、家电工业。例如哈尔滨亚麻厂是苏联援建的156项之一，海伦糖厂是中国最大的甜菜糖厂，佳木斯造纸厂是亚洲最大的造纸厂，但现在都垮了，为什么？营口在改革开放之初领风气之先，当时友谊牌洗衣机是第一大品牌，还有沈努西冰箱，现在与南方的家电厂相比，早已名落孙山了。为什么？是东北这块土地不适合轻纺、家电工业发展吗？”（三）为何目前吉林省以纺织业、电子信息、医药产业、食品产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已经占据八大重点工业的半壁江山，增长势头远超重化工业呢？这些重要的问题，见仁见智。张国宝先生认为：“产业的兴衰、发展是靠企业家精神，靠市场氛围，靠自然秉赋来选择的，这方面东北和南方比有差距。”我们则认为，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地区的轻工业的缓慢兴起，是市场自发的选择结果，其中道没落的根源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厚此薄彼的结果。如果当年不是采取错误的赶超战略，而是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式，给予轻工产业转型升级必要的因势利导，东北轻工业的发展轨迹不会是“兴盛—抑制—兴起”这样一波三折，而会是像改革开放至今沿海地区经历的“兴起—鼎盛—消退”这种正常的产业生命周期。 我们则认为，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地区的轻工业的缓慢兴起，是市场自发的选择结果，其中道没落的根源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厚此薄彼的结果。如果当年不是采取错误的赶超战略，而是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式，给予轻工产业转型升级必要的因势利导，东北轻工业的发展轨迹不会是“兴盛—抑制—兴起”这样一波三折，而会是像改革开放至今沿海地区经历的“兴起—鼎盛—消退”这种正常的产业生命周期。 2．热议的深化：新结构经济学VS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为什么《吉林报告》引起大讨论又在预料之中呢？正如8月30日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与国际合作计划办公室副主任赵刚博士在讨论《吉林报告》时讲到的：“长期以来，大家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式，就是东北适合发展重工业和资源型产业，而不适合发展轻纺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等。这次你们的报告，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所以有些人就不以为然。”《第一财经日报》与《21世纪经济报道》9月1日的报道也称，在东北经济发展局势严峻以及国家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之际，《吉林报告》颠覆性地触及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思维与理念，与过去国家振兴东北战略与改革思路有所不同，引发大讨论在所难免。  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的确，那些参与这场争鸣的人，甚至发动这场争鸣的人，就讨论的问题看，给我的印象是真的没有认真看过‘吉林报告’全文，选择与自身既有观念相冲突的内容，进行质疑。换言之，真正引发此次学术争鸣的诱因，并非‘吉林报告’，而是学术界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一次大辩论，‘吉林报告’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而已。新结构经济学是‘吉林报告’引发争议的关键点。在此意义上，对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的否定仅仅是表象，更深层次是对隐藏在这一政策建议背后的理论的否定。争鸣的实质是经济学理论范式上两种不同观点的一次大碰撞，因为新结构经济学依然与正统的西方经济学相距甚远，存在理论根源上的冲突与紧张。” 9月7日《经济日报》的评论文章认为：“如果说产业政策之争还只是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争夺理论的正确性，那么《吉林报告》则意味着新结构经济学试图在实践上证明产业政策的正确性。对于国内被新古典经济学‘洗脑’的众多经济学家而言，这完全是无法容忍的。于是激愤而责之，群起而攻之，自然难免。因而《吉林报告》所引发的争议也要甚于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吉林报告》开出的药方是错误的，发展五大产业集群是不可行的，东北经济破局必须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指导，从‘体制’上找原因，并且变革‘体制’。最极端，也最为荒谬的观点是，‘东北只有华山一条道，就是老老实实地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把土地等生产要素分给老百姓，最好把包括学校、医院在内的事业单位也私有化，并且大幅减公务员、减税，彻底放松管制。’ ……这种‘一私就灵、一放就成’的观点不止陈旧，而且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当年俄罗斯和拉美国家的全面私有化带来了什么？经济下滑，民生艰辛。当年意气风发‘芝加哥男孩’不过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熊孩子。”  基于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理念攻讦《吉林报告》的，正是以田国强等为代表的一批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们一提起“产业政策”就一概否定，甚至故意将其歪曲为“政府主导”并扣上“计划经济”的帽子。他们明知道，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主张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帮助进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家解决自身解决不了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完善，反对需要政府扭曲市场、提供保护补贴来扶持违反比较优势的目标产业的做法。遗憾的是，一些学界人士依然将“有为政府”曲解为“乱为政府”，甚至污蔑新结构经济学是主张计划经济！一些评论者对此也存在误解，新结构经济学采取的是不同于休克疗法的改革方式，而不是不改革。《财新周刊》第35期社评也指出：“批评者认为，《吉林报告》零星提及‘商业环境’‘市场竞争’，可惜淹没在鸿篇巨制之中。其实，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无为而治’。以产业结构调整助推体制变革，是一条值得认真探索的路径，二者并非截然对立。”事实上，《吉林报告》正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梳理体制改革的有效措施，并聚焦五大产业集群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并非只是零星提及。 3．《吉林报告》之争：共识在旧观念与新思维中碰撞 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总结到：“知识界关于理论的争鸣，在讲究人情、面子的中国，非常罕见。纵观改革开放数十年来，这种知识分子间的大鸣大放大争论，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在社会学、政治学中，都屈指可数。大家都在圈子里给彼此面子，混自己日子。其实，这一点是非常不利于真问题的凝练，真知识的形成。当知识分子都有面子的时候，知识却丢掉了里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此次关于‘吉林报告’的争鸣，是知识分子的不幸，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幸…．．．理论上的争鸣，可以不受时空限制，慢慢悠悠地进行，然而，实践却是时不我待，需要只争朝夕。对于陷入增长与发展困境的吉林，甚至东北来说，更是如此。故，我们需要暂时悬置理论上的分歧，回归到吉林甚至东北现实问题上来……如果仔细研读报告的话，可以发现，争鸣双方的分歧，要远远少于共识。无论是谁，都认识到了吉林，乃至东北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同样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如，‘吉林报告’同样主张，要‘遵循比较优势’。我们知道，‘比较优势’，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理念。如，‘吉林报告’主张，针对央企‘一柱擎天’在唱‘二人转’，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外资和省外投资；要引导各类资本进入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及其产业链；要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要素供给，破局体制机制上的制约；……纵观之，其实异议者提出的很多主张，在‘吉林报告’里面已经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只要摒弃偏见，坚持理性，争鸣还是有大量的交集，双方存在范围广阔的‘最大公约数’。” 如果抛去那些基于个人理念而非现实世界的极端观点，这个“最大公约数”的共识便是：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只手同时硬，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地区也不例外。 4．《吉林报告》不完美 9月7日《经济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这样评价报告：“《吉林报告》充分体现出了经济学的‘经世济民’之用。不像新古典经济学者，除了用乏味的术语堆砌无用而苍白的怨言，对于经济发展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也没有足以利用的工具来分析问题。林毅夫的团队至少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和’五类产业因势利导’方法，找出了吉林要发展的产业。而那些批评者呢？除了吵架和旧调重提，似乎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政策建议。《吉林报告》本身并不完美，对东北资源禀赋的分析未必都对，给出的产业发展建议也未必都正确。但不要忘记，《吉林报告》本身就是征求意见稿，需要修改完善。对这份报告，可以提修改意见，但不必苛责。至少，《吉林报告》的分析思路、工具方法、政策建议值得肯定的地方颇多，要远比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神学’积极得多、实用得多、高明得多。” 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也给予了批评：“文本的语言表达，是有问题的。作为堂堂北京大学、国字号智库，包括语言冗长、拖沓、累赘，甚至不客气地说，连基本的语法要求都没有达到。能用短句，就不要用长句，是行文，甚至决策咨询的基本常识，因为长句不仅增加阅读难度，而且容易引起歧义。”另外，张可云教授在评论文章中指出了报告的诸多笔误，很多热心的读者也发来信息指出报告的笔误和改进建议。 对这些有益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衷心表示感谢，并将在定稿中吸纳，以进一步完善《吉林报告》。同时，本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以及“唯成乃真知”的哲学观，课题组也将在提交报告以后，时时跟踪吉林的结构转型升级，一方面给吉林省及各地政府适时提出新的建议，一方面从实践中来完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 前些天，郭德纲在其自媒体上很应景地隔空发表了一段调侃，我们也不妨将其作为结语调侃一下：“一个徒弟和一位评书观众就有关表演的问题争吵起来。他气哼哼地让我评理。我告诉他，第一，去给人家道歉，要尊重观众。第二，要自责，专业人士和外行掰扯专业问题，这是最大的外行行为。比如，我面对一个研究宇宙飞船的专家。我说飞船的发射需要用火柴点报纸，然后放劈柴再放煤球。这个时候，哪怕对方看我一眼都算他输了……”[详情]

　　 【相关阅读】 林毅夫《吉林报告》引发大讨论：欲振兴东北先留住人 吉林报告引激烈争斗：林毅夫反驳被称为政治家 给吉林经济转型开药方 林毅夫团队还有话说 邵海鹏 林毅夫团队一份关于吉林经济转型升级的报告近日发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各种争论。团队成员近日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人没看完报告全文就激烈反对，从如何破解东北困局这么严肃而重要的问题来说，无疑令人失望。“讨论要理性，这不仅因为有助于完善报告，更有利于东北的发展。” 引发热议始料未及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从2003年提出至今，已经过去14年。各种讨论依旧，却无系统方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团队（下称“林毅夫团队”）历时一年进行调查研究，8月21日发布了《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下称《吉林报告》）。 《吉林报告》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先轻工业充分发酵才可以大力推进重工业，建议发展轻纺、家电、电子。另外还提出，吉林省目前完全可能挖掘出1.2~3.6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点，其经济增长完全有潜力回“8”冲“10”。 银河证券原首席策略分析师、中阅资本总经理孙建波发文《林毅夫要把吉林带到坑里？东北发展该发挥比较优势还是补短板？》，强烈质疑“林毅夫团队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称“东北发展轻纺、家电和电子，必然是死路一条”。而其他一些学者也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国强认为，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体的指导。 对此，林毅夫团队成员、《吉林报告》主编、吉林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付才辉近日接受了第一财经的采访，他表示，“《吉林报告》目前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东北振兴的大讨论，确实始料未及，不过也在预料之中。”付才辉认为，对破解东北困局这么大的问题，见仁见智是必然的，公布征求意见稿，目的是集思广益，以进一步完善。 从赶超战略到遵循比较优势 2014年以来，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经济增长排名全国垫底，尤其是辽宁省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付才辉介绍，在着手开展吉林课题研究之前，团队也梳理了不少讨论观点，比如体制论、文化论、地理论、历史论，甚至宿命论等，尽管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感觉不解渴。而《吉林报告》的分析框架脱胎于2004年林毅夫教授所写的一篇对东北问题的分析文章，文章原名为《振兴东北，不能采取发动新一轮赶超的办法》。 他说，这篇文章首次应用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东北问题，其核心观点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革之前的发展，受益于国家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革以来的发展，则受累于赶超战略所遗留下来的，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东北振兴战略需要采取遵循东北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切忌在东北振兴战略中发动新一轮赶超战略的老办法。 在付才辉看来，让人遗憾的是，从2003年到2016年的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采取的依然是强化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型振兴政策，而非遵循比较优势型振兴政策。基于一项实证结果显示，“振兴东北”战略使企业陷入“经营困难—政府‘输血’—企业进一步扩张—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怪圈。因此，解决东北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违背比较优势型赶超战略”转轨到“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 廓清讨论的框架范围 对于《吉林报告》的结论，孙建波认为，东北问题“不在产业结构，而在制度和文化”，特别是“政府的官场理念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室研究员张跃文也表示，吉林目前最缺乏的是让关键生产要素有效结合并且发挥效益的土壤和环境，“吉林经济问题源于非经济因素”，请政府加快“自我改革”，为企业和创业者松绑。 《吉林报告》援引了吉林大学教授赵儒煜的研究结论，赵儒煜通过详细梳理东北的结构变迁历史后认为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上缘于“产业缺位”，在上层建筑方面是“体制固化”的束缚所致，“产业缺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脆弱，而且也是“体制固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付才辉称，这一观点跟林毅夫团队是一致的。但是，在东北经济发展局势严峻以及国家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之际，《吉林报告》颠覆性地触及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思维，引发大讨论在所难免。梳理当前市面上的讨论，集中在“发展的结构论”与“改革的体制论”两个方面。如果是从发展的结构论出发，争论的焦点是东北要不要再补轻工业短板，这是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赶超思维；如果是从改革的体制论出发，争论的焦点是报告没有以体制改革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因此遭到反对。 他坦言，报告是以吉林省的禀赋结构，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物质资本以及软硬基础设施等为分析的出发点，确实不是从体制论出发，当然官僚体系也不在研究范围之内。不过，他认为，体制不是第一位，因为体制是内生的而且是需要渐进式改革的，要在发展中解决，并非解决了体制问题，产业发展就会自发产生，也不是只发展不需要解决体制问题。不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现阶段，东北的体制其实都是内生于其经济基础的。因此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另一方面要针对特定产业及特定地区如工业园，实行一站式服务来改善营商环境，使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迅速发展成吉林的竞争优势。 东北需要提升轻工业短板 针对外界言论认为吉林目前由于存在体制机制问题，而不太适合发展轻纺业，进而不适于民营企业的发展，付才辉认为，这是本末倒置。轻纺业尤其需要民营企业来大发展，吉林的民企数量确实并不多，这是事实，但这恰恰需要大力发展轻工业来培育壮大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数量，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数量，来改变国企尤其是央企“一柱擎天”在唱“二人转”的局面。 他认为，对于大农业产业集群、大健康产业集群、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现代装备产业集群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来讲，都不是基础设施类的天然垄断行业，对于吉林省的体量而言其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数目应该不在少数。然而，事实则是吉林省各大产业集群中企业数目较少，产业集群的企业密度不浓。而且农业和制造业产业集群企业数目的缺失，也直接导致了物流、信息、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不足，进而其产业集群企业数目的缺失。 付才辉坚持认为，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轻工业目前是吉林省民营企业最容易进入的行业，资金与技术的进入门槛较低，而且市场风险也是相对较低的。在走访辽源袜业园时，很多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在少量的资金支持下就可以创业，效果非常好。吉林省通过大力补轻工业的短板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而且空间非常大。 他认为，在这些轻纺产业体系得到提升之后，不但就业可以很好解决、人才不会大量外流，而且也可以迅速增大民营企业数量。只有在民营企业非常发达的地方，才能激活民间商业氛围，在一个少数大型国企主导的地方别指望商业氛围和营商环境有多好。由于历史上的赶超战略以及过去东北振兴战略的侧重问题所导致的轻工业集群和相应商业网络的缺失是今后解决东北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东北的轻纺产业集群以及农业加工产业和与之配套的轻工业所构成的基层社会和最基础层次的工商业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事实上，吉林省近年来在东北三省中之所以经济形势相对表现是最好的，主要就是得益于包括食品加工、医药健康、电子信息以及纺织服装等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吉林省的轻工业占工业的比重由2003年的最低点19.88%持续上升到2015年的32.32%，提升了近13个百分点。 付才辉称，这个目标一点也不算高。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值，即便吉林省农业以目前的3.8%增速增长，那么其（农产品加工业）食品行业未来十年都将以25%的增速爆炸性增长；如果农业的增速再提高两个百分点，那么到2025年农产品加工食品行业的增加值将接近1万亿，很有可能超过目前最大的汽车行业，但这不能说汽车工业对吉林省不重要，吉林省的汽车行业还要继续加大力度向新能源等方面转型升级，只是说明产业结构开始逐步步入良性结构，唯有如此才能继续加速良性发展。 政府要因势利导产业政策 在《吉林报告》提到的五大产业集群中，最受争议的轻工业是竞争性行业，外界有声音称，它的发展“到底是由学者或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决定，或是由市场来决定？也就是说，到底是少数人（学者、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聪明，还是市场和大众聪明？” 付才辉认为，团队主张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因势利导，而不是政府主导。在吉林已经有一些民营企业进入到纺织、成衣、消费电子等轻工产业，但是，轻工业要成为吉林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则必须根据产业的需要解决基础设施、电力供应、技术培训、融资和上下游供应链的瓶颈以形成产业集群，这里牵涉到许多需要政府协调企业或是政府直接提供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资源枯竭的吉林辽源正是因为政府扮演的上述角色，在2005年设立了工业园而迅速地发展了一个年产值达百亿、雇用人数超过4万人的袜业产业集群。 他提到，并不是说企业家发现了有发展轻工业的机会，政府只要把市场改革进行到位，然后扮演一个守夜人的“有限政府”的角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就能自发地发展起来。 所谓的“投资不过山海关”涉及营商环境的言论，他回应称，发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使得投资回报率高才是吸引外来投资的根本，营商环境只是一个外在的影响因素而已。营商环境是内生于发展战略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有效的市场，有为政府的作用则在于克服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和先行者外部性的补偿，这样营商环境必然会好。反之，如果是赶超，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其生存靠政府扭曲要素价格或给予市场垄断来保护补贴，营商环境就会差。 当然，在存在过去的赶超战略遗留下来的许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企业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或是国防安全而采用渐进改革时，政府也可以用工业园、经济特区等在总体营商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创造局部良好的有利发展的环境，到了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时再深化改革，取消各种扭曲。其实这种务实渐进的改革方式是我国在总体营商环境不佳的状况下经济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他再次表示，对破解东北困局这么大的问题，见仁见智是必然的，但是要摒弃一些歪曲事实、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的评论。要支持理性讨论，更要从内部逻辑是否自洽以及各种推论是否和经验事实一致来评论，而非因为和其他理论观点不同就认为是错误的。[详情]

　　揭秘林毅夫吉林报告引发的激烈争斗：党校教授称林毅夫为政治家被林反驳 （微信内部群实录） 来源：微信公众号 经济学家圈 发言人 （按发言顺序排名，请注意红色字体人员发言，为讨论核心） 郭强 （中央党校 教授） 车嘉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教授） 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赵刚（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与国际合作计划办公室副主任） 付才辉（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 副教授） 王迎春（上海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杨新英（北京菁英祥资产管理公司总裁）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张中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 卓越教授） 张国华（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院院长） 刘学文（香港科技大学金融系 副教授） 沈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 刘晓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系主任 教授） 张小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 副教授） 路乾（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助理教授） 徐建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副教授） 李系（香港科技大学会计系 教授） 何国俊（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环境学部、经济学系助理教授） 对话内容 郭强： 说一句闲话：学者做企业咨询的，最不靠谱的就是告诉企业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学者做政府咨询的，最不靠谱的就是告诉政府应该发展什么产业。学者如果觉得自己有复杂体系的诊断能力，那就掰开了揉碎了告诉付钱请你的人，他们的病症在哪儿。学者如果觉得自己掌握了规律，那就授之以渔，把你发现的规律掰开了揉碎了告诉付钱请你的人，让他们自己学会一种方法。【经济学家圈注：党校教授此想法令人赞叹】 车嘉华： 吉林可以分出三个特区，一个给老林，一个给老田，一个给老张。看谁有本事用自己的理念推动当地的发展，看哪个特区搞得更好。 【经济学家圈注：当然是玩笑话，但是中欧这个教授也缺少民主思想，被下面的聂给喷了，哈哈】 聂辉华： @车嘉华 想法有创意！但东北人民干吗？不过我确实认为东北必须搞特区，否则无法摆脱现有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 车嘉华： @聂辉华 为啥不呢？ 相信三家都可造福，或许殊途同归。 郭强： 五年为期，肯定林老师干的最好，林老师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圈注：这个赞政治家的倒是直接实在，下面老林会回复这一点】 赵刚： @付才辉 @王勇 我多次去东北调研，整体来讲，产业发展的思路不清晰，或者说方向有误。长期以来，无论国家还是其他地区的人，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就是东北适合发展重工业和资源型产业，而不适合发展轻纺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等。这次你们的报告，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所以有些人就不以为然。如果按照这些人的理解，贵州就根本不可能发展大数据产业，更不可能成功。如果说，现在下结论，贵州大数据产业已经成功，还为时尚早的话，但由于强而有为的政府规划引导得当，政策配套齐全，形成了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热土。这个案例充分说明，吉林发展轻纺业、电子信息产业等，也是没问题的。关键看政府的有力有为和政策设计。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新结构经济学在欠发达国家或者区域，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经济学家圈注：官方任职机构的肯定，用贵州来做例子，不过这大数据是从哪里转移来的？下面被上海的同志喷了】 付才辉： @赵刚 我也浏览了一下目前各方对《吉林报告》争议的焦点，我觉得主要是集中在“发展的结构论”与“改革的体制论”上，确实如您所言，有些人对东北问题有着根深蒂固的赶超思维和体制厌恶情结，他们不以为然我能理解：如果是从发展的结构论出发的，争论的焦点是东北要不要再补轻工业短板，我没有半点犹豫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是从改革的体制论出发，争论的焦点是我们没有以体制改革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因此遭到反对，事实也如此，我们报告确实不是从体制论出发，因为我认为体制不是第一位的，是内生的，不论是计划经济时代东北的体制还是现阶段东北的体制都是内生于其经济基础的，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要改革我坚持渐进式改革，前面举通化的例子意在说明此事。我在报告中开门见山地特地引用吉林大学赵儒默教授的一篇文章，与我的观点一致：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上缘于“产业缺位”，在上层建筑方面是 “体制固化”的束缚所致， “产业缺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的脆弱，而且也是 “体制固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王勇： @赵刚 吉林在轻纺工业上是否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确不是一个显然的主张。值得更加深入的分析。【经济学家圈注：提的问题更为具体，也是争论焦点之一】 王迎春： @赵刚  现在像贵州这样的做法战略出发点是抓产业变革机遇，而不仅仅是抓产业转移机遇。【经济学家圈注：关于贵州的例子，确实是产业变革，而非转移，点出关键】 赵刚： @王迎春 是的。目前应该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结合起来。同时，产业的梯度转移和新的增长点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区域产业发展更有竞争力！ 付才辉： 赞同这个观点，我们在研究吉林报告时，特地把林老师对五类产业划分的“退出型产业”修改为“转进型产业”，说的就是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结合起来。 赵刚： @付才辉 其实，轻纺产业是一个统称，细分起来，包括很多内容。但有些人一提到轻纺，就误认为低端落后。看看美国最近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明白，传统的纺织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美国国防部建立了纺织纤维创新中心，号称是一次革命！ 付才辉： @赵刚 @王迎春 对啊，为了规避这种刻板印象，我们在报告中的提法是“现代轻工”。按照林老师五类产业分类方法判断，中国许多轻工业目前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是领先型产业。吉林省发展这些领先型轻工业并不会落后，反而会夯实其制造业实力。例如，目前吉林省在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三个轻工业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均高于浙江、江苏、广东、上海、重庆等省市。吉林省农副食品加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均高于浙江、江苏、广东、上海、重庆等省市，是江苏省的125.4%，足见其领先地位。我们在报告中提出的是现代轻工，不同于传统简单的轻工业，承接江浙轻纺工业转移的方式也需要在转移过程中发挥吉林省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装备改造以及产品质量升级。这意味着吉林省还可以发挥重工业的基础反哺轻工业，与此同时也促进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吉林省目前的装备制造业（不含汽车）只有全国的区区1%，而为什么最近沿海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迅猛？！这是因为在轻工业充分发酵之后，本身需要转型升级，尤其是生产设备和产品质量的升级，因此催生了对装备制造业的需求，包括工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总之，不切实际的赶超思维害死人，这种发展思潮盛行于战后，在发展经济学上称之为第一波“结构主义”发展思潮，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也都深受其害。作为第三波发展思潮，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应该从各个地区现在有什么（即其要素禀赋）出发，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即其比较优势），并规划把现在能做好的做大做强，以创造剩余，积累资本和条件，进行产业升级，实现逐步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地区的目标。 杨新英： 林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对中国前三十多年改开经验的总结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否能继续成功解释特别是预测因为改革扭曲变异而产生的新问题？令人严重存疑。如果你们只是拎着林老师原产的锤子去吉林，看到问题难免都是钉子，又怎么能发展林老师的理论呢？【经济学家圈注：观点鲜明】 黄益平： 说起来，这一轮讨论没听到林老师本人发言，但外面所有的议论都是林老师这样说那样说。林老师是不是在忙别的事情？【经济学家圈注：老林你为什么不说话】 付才辉： 估计又去非洲去了吧，巴基斯坦总统也叫他去当顾问了，也可能林老师厌倦了这场纷争，个人猜测哈，开个玩笑 经济学家圈注：……，这不是找着被喷嘛】 林毅夫： @郭强 我觉得你对我个人的评论不够厚道，有失偏颇。为何你认为我是政治家而不是学者？1990-2010年间我在国际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世界经济学家中排名第237，引用率在全世界排名第205，前者仅次于石寿永，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二，后者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一，而能在全世界排名前1000的经济学家中华人不到10名，其中在国内工作而不是在国外大学教书的只有我一人。在我发表的论文中有五篇是当期学术期刊的首篇，并且有5本国外经济学学术期刊出专辑讨论我的论文或著作，其中属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就有三本。2014年Journal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出的专辑，因为引用率高，使其在2016年的影响因子提高了0.61，在全世界经济学期刊中排名跃升了121位。同时，英国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有关新结构经济学的六本专著，有11位诺奖获得者为这六本专著写了18个推荐序。另外，国际经济学界顶级的马歇尔讲座和库兹内茨讲座，到目前为止各邀请了两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去做主讲，我有幸在这两个讲座都做了演讲。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我是第一位入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且也是唯一一位入选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国学者。自1988年形成了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的思路以来，我这些年所做的研究，所倡导的观点一以贯之，不知为何这些研究成果让你认为不算学术，而我个人算不上是一位学者？【经济学家圈注：老林很直接，态度很赞，这点我看有人攻击老林，有啥攻击的，都是事实】 张中祥： @林毅夫 正视听！ 张国华： @林毅夫 林老师，这些代表的是您的过去，在中国需要整体转型升级为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不能代表未来吧。 【经济学家圈注：这个张国华实在人啊】 赵刚： @林毅夫 至少目前国内的经济学家，还没有一位，像林老师这样，用脚走过如此多的土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特别贫困的国家或者地区。我感觉至少见多识广，这个方面还是过硬的。 张国华： 林老师知识渊博，内心强大，坚韧不拔，需要的不是挺，需要的是批评。只有经受住各种批评，新结构经济学才能真正立于世界。 林毅夫： @张国华 我对中国问题的看法30年来一以贯之，过去许多我提出的被主流观点认为不正确的或是过度乐观的看法事后证明是正确的，而那些被主流理论认为正确的观点事后却被事实经验所证伪。我很高兴看到近些年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发展机构也开始对它们过去主张的主流观点进行反思。对未来我依据我提出的理论来分析和判断，虽然再次和国内学界一些人的分析和判断不完全一致，孰是孰非只能在未来由经验来判断，而不能因为观点不同就认为不对。 林毅夫： @张国华 我欢迎批评，建设性的批评有两个准则，一是论述的内部逻辑是否一致，二是，逻辑的各种推论是否和已知的经验事实一致。一个理论是不能用另外一个理论证伪的，也不能因为别人提出的观点和另外一个理论的观点不同，就认为是不对的。【经济学家圈注：我们可以称之为林毅夫批评标准，也希望学界讨论能参考此，而非一味抵制讽刺。经济学家圈记得去年由本公众号所引发的产业政策之争的大讨论，随后参加了一场以废除产业政策为观点的论坛，论坛上某女性学者大放厥词，让圈君都觉得为她非常脸红】 郭强： @林毅夫 林老师，误会误会啊，我说您是政治家，第一是认为您在热情、责任心、判断力这三个韦伯所谓政治家素质方面都是第一等的，高出省部级干部的平均水准很多，这是真心实意的评价，绝无贬义，更无恶意；第二我说您是政治家绝不意味着否认您是中国第一流的社会科学家，无论公开还是私下场合我都充分肯定您的学术成就和不断进取的学术精神，也从不讳言从您课程和著作中获得的收获，特别是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的巨大收获；第三我对有为政府论和吉林课题报告的严厉批评是爱深责切，我坚持认为这都是新结构经济学庸俗的部分，是败笔。我关于政治家的话引起您的误解，非常抱歉！我收回！再致歉意！【经济学家圈注：被林老师喷了】 林毅夫： @郭强 谢谢你的澄清。对于有为政府论和吉林报告欢迎从内部逻辑是否自洽以及各种推论是否和经验事实一致来评论，而不是因为和其它理论观点不同就认为是败笔。 郭强： @林毅夫 对有为政府论，我去年从逻辑与事实层面做过多次长篇发言了，一两万字是有的，冬令营有为政府专场又概括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作为外行我尽力了对于吉林报告，我就集中批评才辉一点，看了吉林官方提供的数据、参加了多次座谈，竟然没有发现数据与案例有什么水分，完全用注水“事实”推出来的建议案，无论方法是否对，都没有什么价值，弄不好还有误导性。这事办的太草率了。【注：23日在本群跟才辉说：政府给你们看政绩数据，带你们考察橱窗案例，这些免不了，问题是你们在这些数据和案例之外还搜集了什么数据和案例？你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东北的改革开放史，没有招商引资过吗？没有搞过外向型经济吗？没有发展轻工业吗？为什么失败了？你们没有好好研究吉林这种大工业+大农业地区的禀赋，竟然给他们开出类似埃塞俄比亚的药方，你们有没有想过都市人宁肯吃低保也不扫大街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圈注：越来越喜欢这个党校教授的风度 哈哈】 刘学文： @林毅夫@郭强 个人认为现阶段的经济学还处于幼年时期（类似于物理学的牛顿三定律阶段），还处于认识世界的阶段，更多是书房里的学问。林老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试图把经济学变得”有用”进入改造世界的阶段（类似把物理理论进入工程学阶段）。我认为也非常敬佩这是非常重要的探索和尝试。我相信很多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有类似我自己的经历，有时会怀疑、苦恼自己研究工作的社会价值—难道我们的研究仅仅是发发top journals的自娱自乐的游戏吗？！ 但正因为现阶段经济学的不成熟，任何试图改造世界的政策建议都要慎重。”只有知道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经济学才是有用的。”现阶段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最大的作用也许是使人们明白进而避免极端不对的政策，而让经济学直接identify正确的政策，这个这需要经济学发展有巨大的飞越！ 林毅夫： @刘学文我同意现有的经济学的理论是在幼年的时期，包括主流理论。我也一再强调尚未有根据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其道理是现在的主流理论也在幼年期，而且不仅如此，主流理论大多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达国家的条件和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大多不同，因此套用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难免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也就是基于这点认识，我从1988年开始抛开主流理论，自己根据对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观察，自己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并一以贯之的坚持之。但是，一个理论如果不用来指导实践，就永远不会被验证，难于不断完善。所以，为了达到“知成一体”的目标，我强调从实践来，到实践中去。主张“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在实践过程中，如果其结果不能证知，就要根据新的认识，来完善知，并以新知来指导下一步的实践，只有这样的反复实践和认识，才能使社会科学的知识真能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就像要学会游泳，就只能到游泳池、河里、湖里、海里去学，不能纸上谈兵。【经济学家圈注：我怎么想起了推崇儒学的秋风来了 哈哈】 匿名群友： 林老师说的太好了！【经济学家圈注：这个匿名网友好可爱】 林毅夫： @匿名群友 感谢你的勉励，希望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上，相互勉励，携手前行。 刘学文： @林毅夫 林老师，非常感谢详细解答。说得太好了！ “主张“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在实践过程中，如果其结果不能证知，就要根据新的认识，来完善知，并以新知来指导下一步的实践，只有这样的反复实践和认识，才能使社会科学的知识真能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就像要学会游泳，就只能到游泳池、河里、湖里、海里去学，不能纸上谈兵。” 【经济学家圈注：微信群里这样的回复比较常见，大家可以想象自己的微信群对话】 张小茜： 谁说林老师是政治家，是政治家能被Stiglitz邀请写这个？（Industry Policy Revisied---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itive Justin Yifu Lin）【经济学家圈注：怎么又提这个政治家的梗】 林毅夫： @刘学文 谢谢你的肯定。 刘晓蕾： @林毅夫 杨新英： @郭强 林老师如果能做政治家，相信是不可多得的一流政治家，胸怀、涵养、底蕴、学养强出一些沽名钓誉的政治家不知多少倍。相信您没有嘲讽揶揄林老师的意思。【经济学家圈注：怎么又提这个政治家的梗】 沈艳： 林老师根据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进行观察、坚持自己构建新的理论框架这一点，十分难能可贵。最近去了一趟美国看金融科技，一个主要体会就是，有不少中国问题，美国已经没有经验可以参考和借鉴了—即便想这么做--踏踏实实观察中国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我们有优势、也有责任。 匿名群友： 对于这次东北产业报告，我个人有些小异议，可以回头和才辉他们商讨。从经济学者这个角度而言，林老师是学者典范无疑。刚才和人聊天，正说到此，还在说起，综合国际顶级发表，全球影响力，治学态度，和理论的体系化几个方面而言，如果30年后中国经济学界有名字留下来，林毅夫是No.1，而且也暂时看不见第二名。【经济学家圈注：这个匿名网友好可爱，你应该公开名字啊】 刘晓蕾： @刘学文 我原来也经常有这种困惑，就是所做的研究究竟有多少实用性的问题。最近这种困惑少多了。即使不能象林老师一样用理论指导实践，如果能够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分析数据，帮助理解世界/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初级的研究，理解曾经的政策带来的效果，怎么能够设计出有效的新政策？所以更高阶的研究是建立在这些初级研究的基础上的。想明白这些就不那么困惑了，共勉。 徐建国： 大家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解不完全一样，有些误解，多些讨论很正常，具体到一城一地一策细节上的观点差异就更多。换个角度看的话，这恰恰是一个新理论的生命力。试想，30年后，倘若有一个基于中国现象的理论流传，我相信非新结构莫属，甚至看不到竞争者，而今天的一切争论，都是这一理论发展中的组成部分。【经济学家圈注：有讨论当然正常嘛，不要生气，不要烦恼，许之远被喷，还有人羡慕人家节目火了呢】 林毅夫： @杨新英@刘晓蕾@匿名群友@沈艳（谢谢） 杨新英： @林毅夫@刘学文 不大认可经济学处于幼年期的说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斯密至今已经300年左右了，那也太长了吧？至于说他们不能圆满解释中国30多年改开奇迹，人家原本就不是建立在中国人特殊的经济实践基础上，不必苛求。至于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大概从新结构经济学才能算年纪吧？以前几乎所有本土经济学理论，大多都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和价值观的变种，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哪个不是呢？因此，说中国本土经济学尚在幼年期也许更准确一些吧。 徐建国： 老郭私下里极敬重林老师，我是知道了。@林毅夫@郭强 林毅夫： @徐建国 同意！一个理论不怕被误解，只怕被忽视！新结构经济学还处牙牙学语的阶段，多点批评，才能不断完善。 王勇： @林毅夫  多谢林老师的总结。我觉得，有三种情形，一种是理论归理论，对现实政策运用与效果退避三舍，基本不做建议，不介入，不强求。第二种情形，非常自信自己掌握的理论是对的，而且是可以直接用来改善社会的，但是没有足够的客观反思与现实评估，即使面对很多现实的不成功案例，也认为现实操作中的失败只是因为政府没有正确践行这种理论，所以不是理论不完善，而更可能是法治问题，是官员问题，是腐败问题，是文化问题等等。在不够了解现实真实的情况与约束下，在没有清楚认识理论适用边界的情况下去推行这种理论的政策实践，理性的自负。第三种情形，认真对照现实，实事求是地反思已有主流理论的政策效果，提出改进的理论，并且非常重视新提出的理论对于现实的解释作用和改善作用，重视学术探索与政策实践的互动过程，互促 过程，互证过程。不盲目，不傲慢，不清高，不虚妄。我们新结构经济学希望避免第二种情形，尊重并借鉴第一种情形中的学者的有益成果，争取实现第三种情形。 林毅夫： @王勇  张小茜： 谈谈自己的一点小感受。经济学者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工作人群，能成为经济学家就得有branding，成为大经济学家更需有带动一个领域的独创精神和贡献。之前我只是纸上向林老师学习，去年有幸参加新结构经济学中心的国际会议才第一次领略经济学家的风貌，会议早上8：30开始，林老师早早就到场，而且认真聆听每一篇文章并提供建设性意见，在这次会议上我作为一个小小的经济学工作者受益匪浅并深深感动。今年5月的会议，又再次被inspiring，第一天的大会让我感受到心中滚滚涌动的家国情怀，经济学不仅仅是纸上谈兵，中国的特殊国情更有让经济学对西方经济理论不同阶段的重要突破。那天晚上林老师还去给本科生上课，整篇没有废话、没有空话，偌大的教室座无虚席，我站在最后沐浴着课堂的春风，听我最感兴趣的金融体系部分，林老师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诸多数据如数家珍。对待本科生都如此认真，谁会说他是政治家？我参加过Stiglitz、Bolton等教授的课程，林老师的课一点不逊色，我甚至更羡慕在座的北大学子而不是columbia的学生，因为有这么一位饱含家国情怀的教授为师。会议回来后，我自己是有彻底改变，我想这就是来自伟大经济学家的感召力量。 林毅夫： @张小茜 感谢勉励！ 郭强： 不能同意与西方经济学对立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提法，林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也是主流经济学，不是中国经济学。只有一个经济学，欧洲、美国、东亚、中国都只是提供了经济学需要研究的新事实，经济学会因为中国事实而发展，但不会变成中国经济学。尤其不同意把新结构之外的中国经济学家研究成果都说成照搬西方，刘国光肯定不同意，厉吴也不会同意，对周其仁等优秀经济学家也是一种侮辱！@杨新英@徐建国 现在需要谦虚的恰恰是“牙牙学语”、初学游泳的新结构！【经济学家圈注：这个郭强真不错】 王勇： @张小茜 谢谢积极参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活动。不过，据我对@郭强长期的了解，郭兄的确应该没有揶揄林老师的本意。特此说明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的确需要像郭兄这样建设性的当面的批评者。【经济学家圈注：当好一个群主是多么的重要】 郭强： @王勇 你是三好群主 郭强： @杨新英 不同意 张小茜： 明白了，刚才误解了@王勇 理解错了，刚才没看到前文 @郭强 郭强： @张小茜 我确实是经常“恶狠狠”批评新结构经济学的 ， 但努力就事论事，讲逻辑，讲事实，不负林老师的教诲 杨新英： @郭强“中国经济学”也许不是与“西方经济学”对立意义上的存在，而是借鉴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基于本土经济实践的原创方法论或价值观融合。新结构经济学也许是这一事实的纪元开始吧？此前刘国光、厉吴以及周其仁等先生的理论，阶段运用各有其要与其妙，但在本土经济理论原创性方面，似乎并未到达新结构经济学的程度。【经济学家圈注：说的也够实在的，你不怕人家别人不高兴吗，三人行的风格咋找不到了呢】 张中祥： @郭强 @林毅夫 @王勇 同意“不能同意与西方经济学对立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提法”。正如林毅夫老师所言，现在的主流经济学，都是根据过往的经验，比如说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起来的。也希望林老师和像王勇等从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同仁，在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实践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完善、丰富和发展新结构经济学，在不久的将来也成为主流经济学，而不是中国经济学。 李系： 突然有几个问题也许有人解答。现在的发达国家过去不也是过发展中国家吗？另外绝大部分西方的经历现在中国都不适用吗？比如汉密尔顿的三个报告和中国有为政府不是很相似吗？而且所有研究方法不也来自西方吧？【经济学家圈注：本文第二个高潮】 王勇： @李系 NSE方法论 | 王勇：以“常无”心态研究“新结构经济学”这篇旧文里，我对你的问题发表了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李系： 汉密尔顿报告难道不就是一个当时的发展中国家决定自己的发展模式应该跟主流经济学指导的不一样政府不应该撒手不管 而应该有为吗？也许有人能帮我理解这个新的意义在哪里？另外应该没有一个经济政策可以只是依赖有为政府 或者完全市场调节吧？这个凯恩斯观念从凯恩斯与古典之间辩论也已经被无数包括今天的 economist-practitioner（比如伯南克 耶伦Draghi）所执着的坚守吧？【经济学家圈注：你说创新，我咋觉得历来如此啊】 刘晓蕾： @杨新英 在这个问题上，同意@郭强的观点。“不能同意与西方经济学对立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提法”。而且也不赞同对包括厉老师在内的其他学者的评价。虽然我个人非常钦佩林老师，也非常希望新结构经济学可以发扬光大。但是现在评价其他理论或已有研究“没有达到新结构的高度”恐怕为时尚早，对其他学者也不公平。 因为新结构还是在初期发展中，还需要更多的理论文章来建立学说，也需要更多的实践来检验。（直言莫怪。@林毅夫@王勇） 路乾： @李系 Larsson有本书叫 Internal Improvement，写美国早期发展史，供参考。联邦政府的架构，决定了什么也做不了。主要的基建、金融等，由州政府通过授予银行、铁路公司等特许经营权、特别财产税等方式支持。制度细节、体制思想上有很多差异，无法简单比较。 李系： 而且政府是否需要有为，也许决定于政府已经有多大权力的起点。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现在是发达国家过去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 政府 尤其中央政府 的权力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加大政府有为也许有帮助。在中国这个有两千年中央集权的国家现在的政府把控制系统又深入到所有过去朝代无法比拟的程度同时在全国范围也许已经过了国家集中资源发展红利的阶段（也许吉林东北现在状况还可以有一点帮助）再强调政府有为是不是在政策上passedthe expiration date 从而适得其反呢。@路乾 请看我刚刚发的，当然他们的起点是政府有为的反面，但是汉密尔顿时代就已经提出有为政府的益处所以我问现在这个理论新在哪里？这都是西方经济学已经走过的路。 而且汉密尔顿报告不但提出要政府有为（也是美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提出不能相信比较优势。虽然比较优势理论会建议美国成为一个农业矿产资源国 他们反对美国成为农业矿产资源国 而建议美国应该发展制造业 政府修基础建设 跟欧洲发达国家竞争。这个群里在我提到这些以前对这些已经比较了解的可不可以举手一下这样我们也知道到底有多少百分比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也许群主可以@一下所有人 我真的怀疑很多参加讨论的人不知道这些历史 @王勇【经济学家圈注：提的很好，而且这个先生，微信群里真的很少用标点符号啊】 林毅夫： @李系，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都在追赶，不同的地方是美国在建国后开始追赶英国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已经是英国的70%，比现在德国和美国的差距还小，所以，美国当时追赶的产业是英国最先进的产业。而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追赶美国时，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就是忽视了这两种追赶情况的不同，而成为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直接去追赶当时发达国家的重工业赶超的经验来源之一，也就是这样，我不赞成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因为经验的适用性和理论一样，决定于其前提条件是否相似。至于汉密尔顿主张政府应该发挥有为的作用，其实直到今天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只不过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处于世界技术产业的最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靠自己的R&D，企业对D有积极性，因为研发出来的新技术新产品可以得到专利，但对基础科研没有兴趣，因为投入大风险高，研发出来的知识是公共产品，所以，基础科研主要靠政府支持。但政府能支持基础科研的经费有限，因此，也只能选择支持对美国未来竞争力或国防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产业和技术的基础科研，而美国政府的这种选择性支持也就决定了美国产业和技术的发展方向，所以，也是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这方面在我的马歇尔讲座中有详细的论述，在微信群的讨论中，我也说明过多次了。 新结构经济学提倡的是“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两者的有机结合，而不是只强调“有为的政府”而已，遗憾的是许多人在谈新结构经济学时只提到“有为的政府”，然后其他人就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只主张“有为的政府”并以需要市场的作用，来评论甚至批判新结构经济学。 李系： @林毅夫 谢谢林老师的指导。我怀疑参加讨论的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所以我们是对有为政府认识相同，但是我对中国政府现阶段问题是如果继续在全国范围强调政府有为是否适得其反？同时这样一个新理论是不是早被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并且实践过？如果这些过去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 这个新理论是不是也是从西方经济学来呢？再次感谢。林老师，很多人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意见从广义理论角度看也许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斗胆代表他们一下（绝不敢是芮的代表 而是一个旁观者的观察【经济学家圈注：芮老师快出来了吧】），我觉得他们是尤其对中国现阶段继续发展下去从政策层面是否还应该强调 甚至提 有为政府 忧虑万分的，这是他们的出发点。而你们的回答总是从理论层面而且给人一种比较泛泛感觉 因为经常引用过去的或者其它不同阶段国家的经验。所以你们和他们都总是都有一种鸡同鸭讲的感觉 争论半天 大家其实都对 但是你们的回答好像没有真正正面回答过他们真正的忧虑这对一个新的理论的奠定是不利的。【经济学家圈注：很不错的总结啊】 林毅夫： @李系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所以，当然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正反两面都在现实世界中被践行过。然而，这不是只有新结构经济学是这样，是从亚当斯密以来的任何总结于经验现象的理论都是这样。另外，如果一个经济学家相信一个运行良好的经济体，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如果因为现实生活中政府有乱为的情形，这个经济学家就只强调市场的作用而反对政府的作用，这样的经济学家就更像是政治家而不是经济学家了，作为学者，应该是什么就说什么。最后，你认为按照比较优势美国在汉密尔顿时期就只能发展农业，这是把产业升级应该进入到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和现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两种概念搞混了。如果一个经济体现有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在软硬基础设施合适的情况下，会有最大竞争优势，会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的积累，这样就要升级到新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以，称为“潜在比较优势”是因为其要素生产成本已经最低，但是，软硬基础设施还不见得完善，交易成本太高，而无法成为竞争优势，此时，政府应该在先行者外部性补偿和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发挥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的作用，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为新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如此，反复进行。  李系： @林毅夫 林老师，所以我们同意这个理论已经被美国财长200年前就提出了 被过去两百年的美国这样一个西方政府实践了？所以我上面想了解现在的理论的新的方面。比较优势是对于吉林报告而言吉林报告建议发展轻工业 因为比较优势 但是这是跟以上你的总结相反的吧？也是跟美国当年的措施相反吧？【经济学家圈注：讨论渐入佳境】 林毅夫： @李系我在上面的回答中已经说明了，汉密尔顿只提政府有为的作用，没有提政府作用的边界，也没有提市场的作用。吉林报告和我提的观点相反在哪里，请明示。【经济学家圈注：请亮招】 李系： @林毅夫在西方经济学，当时的起点是亚当斯密，能够提出政府作用是一个伟大理论，而且当然是跟自由市场作用相对的，难道还要说吗？而且政府的作用肯定不是无边的，否则美国早就是计划经济了吧？如果要明确研究政府作用边界，凯恩斯以来无数经济学家没有任何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啊？【经济学家圈注：我不明白你的亮点在哪啊，历史上那些人如梦亦如幻？】 林毅夫： @李系 我说的政府作用的边界指的是政府在支持产业升级上的边界，也就是政府支持升级产业必须具有潜在比较优势。抱歉！而这个边界正是新结构经济学和结构主义的差异之所在之一。（补注：汉密尔顿，1755-1804，亚当斯密，1723-1790，两人是同一时代的人。在汉密尔顿工作的时候，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才刚刚发表，主张政府干预的重商主义的影响可能大于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另，他提出的由国家扶持制造业发展的想法受到他的同时代人的忽视，他向国会提出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并没有被国会采纳。直到19世纪30年代，当美国工业革命开始起飞的时候，这个报告才成为美国人热切研究的文件。） 李系： 吉林报告建议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轻工业，但是你的建议或者美国经验会建议政府发展现在最尖端制造业和创新科技。【经济学家圈注：你的理论和结论是冲突的】 郭强： @李系很有意思的数据，吉林人均GDP达到广东的70%，按照美国经验应该“追赶的产业是广东最先进的产业”，而不是承接广东要淘汰的产业。【经济学家圈注：我也支持李的观点，用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 何国俊： 我感觉很多争论都是因为“比较优势+产业升级+有为政府”这一系列概念虽然总是在一起被提出，但没有看到恰当的模型去刻画这些想法。如果说新结构经济学是个新的理论体系，那我们至少应该知道它有哪些假设，什么假设是最关键的，某些关键的假设不成立的时候，结论会有如何变化。比如，规模经济和要素流动是否会影响比较优势自己进一步的产业政策？比如政府作用在这个理论体系下刻画起来用税收补贴还是价格管制准入限制还是限制要素流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如果有个基础的模型，让大家可以拓展在不同假设条件下可能会发生的事，很多争论就没有必要了。毕竟假设变了，结论也会随之改变。 付才辉： 新结构目前的模型化进展确实才刚刚开始，但是我觉得林老师的思想框架还是比较丰满和自洽的，根据自己的学习理解，之前的一篇小文章供参考！NSE新观点 | 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及其在转型升级中的应用【经济学家圈注：才辉是否有子路之风？】 李系： @林毅夫 林老师我上面提了为什么我觉得吉林纺织业建议和你们的理论相反。另外 回到一直以来的争论 现在大家看到的政府有为一个最明显的方面就是所谓的中国式供给侧经济学在更加增强上游国企的垄断力量和利润更进一步打压中下游的私企 完全如勇 学文 和我的文章描述的那样，这样不但打击了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而且可能导致资源进一步向上游过剩行业输入 跟中国经济转型反向而行更加增加转型的难度，长度和成本。在这种环境下 你们也许应该不能老是说别人误解了你们 而应该非常明确的不断强调的 跟现在政府这些政策分清楚关系 同时在有能力的情况下提出对这些政策的反对意见（如果你同意我对这些政策的评价）也许才能更好回答这些批评和建议吧？【经济学家圈注：提醒广大圈的朋友注意下这个人的研究，不错的】 郭强： @李系 现在是进一步研究上游国企垄断问题的好时机，你们仨浅尝辄止不好@王勇@刘学文 林毅夫： @李系 建议你还是先看看吉林报告的内容再做上述的论断。【经济学家圈注：老林的争论有个特点，就是希望对手能看完论述著作】 王勇： @何国俊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与其他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完成并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工作到目前的确还不够多，目前主要还是林老师的一些思想性的文章与著作。前段时间我和林老师写了一个综述性的文章remodeling structural change， 对鞠，林，王JME模型做了重点介绍，并介绍了以此为基础的几个拓展研究以及其他几个相关的研究，都是新结构的理论工作。希望新结构的学术团队能越来越壮大，有越来越多学术论文能够在学术界认可的学术杂志上快点发表出来。 王勇： @刘晓蕾 同意你说的，新结构经济学还需要有更多的理论与实证学术成果来支撑与夯实。我们很清醒地认识到，新结构经济学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学术同行给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去挣的，而不是我们对媒体自封的。无论作为牵头学术这块的副主任，还是作为单个科研人员来说，都感觉压力很大。 刘晓蕾： @王勇 林老师和群主包容的心态，非常赞赏！希望新结构能在大家的讨论甚至批评中快速成长！ 加油！【经济学家圈注：确实包容，经济学人建议有时间都看一下】[详情]

　　林毅夫团队称对争论“有些失望”：一些没看完报告全文就激烈反对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从2003年提出至今，已经过去14年。各种讨论依旧，却无系统方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团队历时一年进行调查研究，于8月21日，发布了《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下称《吉林报告》）。报告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先轻工业充分发酵才可以大力推进重工业，建议发展轻纺、家电、电子。另外还提出，吉林省目前完全可能挖掘出1.2—3.6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点，其经济增长完全有潜力回“8”冲“10”。 《吉林报告》发布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各种争论。银河证券原首席策略分析师、中阅资本总经理孙建波发文《林毅夫要把吉林带到坑里？东北发展该发挥比较优势还是补短板？》，强烈质疑“林毅夫团队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称“东北发展轻纺、家电和电子，必然是死路一条”。而其他一些学者也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比如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国强认为，更重要的是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体的指导。 对此，林毅夫团队成员、吉林报告主编、吉林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付才辉日前接受第一财经的采访，他表示，“《吉林报告》目前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东北振兴的大讨论，确实始料未及，不过也在预料之中。”付才辉认为，对破解东北困局这么大的问题，见仁见智是必然的，公布征求意见稿，目的是集思广益，以进一步完善。但对一些没看完报告全文就激烈反对，从如何破解东北困局这么严肃而重要的问题来说则有些失望。讨论要理性，这不仅因为有助于完善报告，更有利于东北的发展。而外界的评论要从内部逻辑是否自洽以及各种推论是否和经验事实一致来进行，不能因为和其它理论观点不同就认为是错误。 热议始料未及 对比十年前2007年出台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东北振兴“十一五”规划）提出“经过10到15年的努力实现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的东北振兴目标，现实却是2014年以来，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经济增长排名全国垫底，尤其是辽宁省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这引起中央的重视，自从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发起东北振兴战略以来，国家针对东北振兴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仅2016年就出台了三份重要文件——标志着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开启。对于一个地区而言，如此密集的出台国家战略与政策前所未有。 为何东北如此难以振兴？ 付才辉介绍，在着手开展吉林课题研究之前，团队也梳理了不少讨论观点，比如体制论、文化论、地理论、历史论、甚至宿命论等等，尽管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感觉不解渴。而《吉林报告》的分析框架脱胎于2004年林毅夫教授所写的一篇对东北问题的分析文章，文章原名为《振兴东北，不能采取发动新一轮赶超的办法》。 他说，这篇文章首次应用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东北问题，其核心观点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革之前的发展，受益于国家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革以来的发展，则受累于赶超战略所遗留下来的，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东北振兴战略需要采取遵循东北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切忌在东北振兴战略中发动新一轮赶超战略的老办法。 在付才辉看来，让人遗憾的是，从2003年到2016年的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采取的依然是强化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型振兴政策，而非遵循比较优势型振兴政策。基于一项实证结果显示，“振兴东北”战略使企业陷入“经营困难—政府‘输血’—企业进一步扩张—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怪圈。因此，解决东北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违背比较优势型赶超战略”转轨到“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 至于《吉林报告》目前所引发的全国性的关于东北振兴的大讨论，付才辉也承认，确实始料未及，不过也在预料之中。因为，对于东北的发展难免会见仁见智，团队公布征求意见稿，目的就是集思广益，以进一步完善。但对一些没看完报告全文就激烈反对，从如何破解东北困局这么严肃而重要的问题来说则有些失望。讨论要理性，这不仅因为有助于完善报告，更有利于东北的发展。而外界的评论要从内部逻辑是否自洽以及各种推论是否和经验事实一致来进行，不能因为和其它理论观点不同就认为是错误。 廓清讨论的框架范围 对于《吉林报告》的结论，孙建波认为，东北问题“不在产业结构，而在制度和文化”，特别是“政府的官场理念问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国强认为，更重要的是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体的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室研究员张跃文也表示，吉林目前最缺乏的是让关键生产要素有效结合并且发挥效益的土壤和环境，“吉林经济问题源于非经济因素”，请政府加快“自我改革”，为企业和创业者松绑。 不过，《吉林报告》援引了吉林大学教授赵儒煜研究结论，赵儒煜通过详细梳理东北的结构变迁历史后认为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上源于“产业缺位”，在上层建筑方面是“体制固化”的束缚所致，“产业缺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脆弱，而且也是“体制固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付才辉称，这一观点跟团队是一致的。但是，在东北经济发展局势严峻以及国家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之际，《吉林报告》颠覆性地触及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思维，引发大讨论在所难免。梳理当前市面上的讨论，集中在“发展的结构论”与“改革的体制论”两个方面。如果是从发展的结构论出发，争论的焦点是东北要不要再补轻工业短板，这是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赶超思维；如果是从改革的体制论出发，争论的焦点是报告没有以体制改革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因此遭到反对。 他坦承，报告是以吉林省的禀赋结构，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物质资本以及软硬基础设施等为分析的出发点，确实不是从体制论出发，当然官僚体系也不在研究范围之内。不过，他认为，体制不是第一位，因为体制是内生的而且是需要渐进式改革的，要在发展中解决，并非解决了体制问题，产业发展就会自发产生，也不是只发展不需要解决体制问题。不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现阶段，东北的体制其实都是内生于其经济基础的。因此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另一方面要在全局的改革还在深化过程中，针对特定产业及特定地区如工业园，实行一站式服务来改善营商环境，使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迅速发展成吉林的竞争优势。 对于新结构经济学这一分析方法，付才辉解释称，在改革问题上，新结构经济学的切入点是企业自生能力，即企业所在行业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经历了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两波思潮，然而，中国和少数几个国家采用的，被主流理论认为是最糟的渐进的双轨制改革，其实是一个务实的、比较好的转型策略。 他说，这种转型方式一方面给予旧的违反比较优势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对原来受到抑制的产业的准入。并在软硬基础设施普遍不好、政府可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以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等方式局部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因势利导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在转型过程中能够同时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绩效。快速的发展则能够不断积累资本，使许多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为符合比较优势，企业由不具自生能力变为具有自生能力，旧体制下遗留下来的保护补贴能够取消掉也应取消掉，以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吉林报告》认为，东北的体制机制改革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要反思东北问题的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式方法 事实上，在吉林省就有不少地方通过这种改革方式破茧重生，曾经闻名东北的“钢铁城”通化就是这样的典型。 《吉林报告》称，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通化市严重依赖钢铁产业，到90年代中期，瞄准当地盛产人参、天麻、贝母、五味子等多种中药材的优势，确定实施“医药城”发展战略，大胆探索“以药补钢”的发展新路。20多年来，通化医药健康产业年均增速28%，最近5年年均增速也保持在21%以上，一个千亿级别的“医药城”开始兴起。据付才辉去年冬天的调研发现，很多山东的药企在通化大手笔的投资令人印象深刻，如步长药业集团，打破了大家认为由于营商环境差导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印象。 “因煤而兴、因煤而立、因煤而衰”的辽源也是如此。在煤炭资源渐近枯竭之际，从“一煤独大”转型成装备制造、农产品深加工两大主导产业，高精铝加工、纺织袜业、医药健康、蛋品加工、新能源特色优势产业。当年为解决煤矿家属就业问题，辽源纺织业曾十分发达，有“东北小上海”之称。从“小散杂”到集群共进，从默默无闻到中国棉袜生产规模前列，东北袜业园的10年崛起见证了辽源的转型之路。 除了在这些比较宏观的地区层面上渐进式改革发展外，付才辉认为，吉林省有很多领域也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比如，在土地、能源、人力以及自然资源等方面，吉林相对沿海地区较为充沛，但实事求是地讲，也存在不少体制机制以及政策问题阻碍了这些禀赋要素的自由流动，抬高了企业使用资源禀赋要素的生产成本——比如由于国家玉米临储政策给下游加工与养殖企业带来的高成本，由于窝电给能源密集型的设施农业以及其他企业带来的高成本，诸如此类的问题就需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禀赋要素的市场化供给方式。 当然，许多改革不仅仅东北本地需要进行，而且国家层面也要反思对东北的政策改革。在大的政策取向方面，国家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需要从过去的强化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型振兴政策向遵循比较优势型振兴政策改革。在一些具体政策方面，《吉林报告》也提到，吉林省农产品加工业（食品行业）与养殖业过去十年受到国家粮食临储尤其是玉米临储政策的负面影响巨大，而玉米临储的产业政策对东北而言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 临时收储政策始自2007年，其初衷是因为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粮食对中国尤其是产量大省东北的冲击很大，为鼓励主产区玉米种植，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 近十年过去，其目标确实也达到了：中国粮食“十二连增”，玉米的贡献值最大，是面积增加最多、产量增加最快的作物。过去12年，玉米的面积增加2.1亿亩，产量增加2175亿斤，占整个粮食产量增长量的57%。中国从2014年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玉米种植面积最多的国家。2015年，中国玉米种植面积为 3712万公顷。15/16年度玉米产量刷新历史新高，达2.246亿吨。与此同时玉米种植户确实增收不少。 然而，尽管实现了其战略目标，但是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又产生的大量扭曲。中国成为全球主要产销国中库存消费比最大的国家，即去库存压力最大。而且除了过度扩种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与玉米陈化浪费之外，还抬高了下游企业成本不利于下游产业发展，还抑制了玉米向水稻以及经济作物的农业转型升级。不过，从2016年开始，玉米收储制度改革采取“市场化定价+补贴”的新办法，积极稳妥推进。 付才辉认为，玉米收储制度改革这一政策案例很好地例证了新结构经济学所分析的那一类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国家往往出于国家安全（粮食安全）以及好心初衷（增加农民收入）而发生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然后支撑不下去了（补贴太多扭曲太深）就会进行改革，而改革的次优方式就是渐近式改革。 东北需要提升轻工业短板 针对外界言论认为吉林目前由于存在体制机制问题，而不太适合发展轻纺业，进而不适于民营企业的发展，付才辉认为，这是本末倒置。轻纺业尤其是需要民营企业来大发展的，吉林的民企数量确实并不多，这是事实，但这恰恰需要大力发展轻工业来培育壮大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数量，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数量，来改变国企尤其是央企“一柱擎天”在唱“二人转”的局面。 他认为，对于大农业产业集群、大健康产业集群、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现代装备产业集群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来讲，都不是基础设施类的天然垄断行业，对于吉林省的体量而言其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数目应该不在少数。然而，事实则是吉林省各大产业集群中企业数目较少，产业集群的企业密度不浓。而且农业和制造业产业集群企业数目的缺失，也直接导致了物流、信息、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不足，进而其产业集群企业数目的缺失。 付才辉坚持认为，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轻工业目前是吉林省民营企业最容易进入的行业，资金与技术的进入门槛较低，而且市场风险也是相对较低的。在走访辽源袜业园时，很多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在少量的资金支持下就可以创业，效果非常好。吉林省通过大力补轻工业的短板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而且空间非常大。 他认为，在这些轻纺产业体系得到提升之后，不但就业可以很好解决、人才不会大量外流，而且也可以迅速增大民营企业数量。只有在民营企业非常发达的地方，才能激活民间商业氛围，在一个少数大型国企主导的地方别指望商业氛围和营商环境有多好。由于历史上的赶超战略以及过去东北振兴战略的侧重问题所导致的轻工业集群和相应商业网络的缺失是今后解决东北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东北的轻纺产业集群以及农业加工产业和与之配套的轻工业所构成的基层社会和最基础层次的工商业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事实上，吉林省近年来在东北三省中之所以经济形势相对表现是最好的，主要就是得益于包括食品加工、医药健康、电子信息以及纺织服装等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吉林省的轻工业占工业的比重由2003年的最低点19.88%持续上升到2015年的32.32%，提升了近13个百分点。而吉林省的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也在最近超过一汽的产值。据《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总体规划（2016—2025年）》以一般发达地区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比3.5为目标，计划在2025年达到该水平。 付才辉称，这个目标一点也不算高。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值，即便吉林省农业以目前的3.8%增速增长，那么其（农产品加工业）食品行业未来十年都将以25%的增速爆炸性增长；如果农业的增速再提高两个百分点，那么到2025年农产品加工食品行业的增加值将接近1万亿，很有可能超过目前最大的汽车行业，但这不能说汽车工业对吉林省不重要，吉林省的汽车行业还要继续加大力度进行向新能源等方面转型升级，只是说明产业结构开始逐步步入良性结构，唯有如此才能继续加速良性发展。 政府要因势利导产业政策 在《吉林报告》提到的五大产业集群中，最受争议的轻工业是竞争性行业，外界有声音称，它的发展“到底是由学者或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决定，或是由市场来决定？也就是，到底是少数人（学者、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聪明，还是市场和大众聪明？” 付才辉认为，团队主张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因势利导，而不是政府主导。在吉林已经有一些民营企业进入到纺织、成衣、消费电子等轻工产业，但是，轻工业要成为吉林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则必须根据产业的需要解决基础设施、电力供应、技术培训、融资和上下游供应链的瓶颈以形成产业集群，这里牵涉到许多需要政府协调企业或是政府直接提供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资源枯竭的吉林辽源正是因为政府扮演的上述角色，在2005年设立了工业园而迅速地发展了一个年产值达百亿，雇佣人数超过4万人的袜业产业集群。 他提到，并不是说企业家发现了有发展轻工业的机会，政府只要把市场改革进行到位，然后扮演一个守夜人的“有限政府”的角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就能自发的发展起来。 所谓的“投资不过山海关”涉及营商环境的言论，他回应称，发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使得投资回报率高才是吸引外来投资的根本，营商环境只是一个外在的影响因素而已。营商环境是内生于发展战略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有效的市场，有为政府的作用则在于克服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和先行者外部性的补偿，这样营商环境必然会好。反之，如果是赶超，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其生存靠政府扭曲要素价格或给予市场垄断来保护补贴，营商环境就会差。 当然，在存在过去的赶超战略遗留下来的许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企业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或是国防安全而采用渐进改革时，政府也可以用工业园、经济特区等在总体营商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创造局部良好的有利发展的环境，到了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时再深化改革，取消各种扭曲。其实这种务实渐进的改革方式是我国在总体营商环境不佳的状况经济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他再次强调，对破解东北困局这么大的问题，见仁见智是必然的，但是要摒弃一些歪曲事实、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的评论。要支持理性讨论，更要从内部逻辑是否自洽以及各种推论是否和经验事实一致来评论，而非因为和其它理论观点不同就认为是错误。[详情]

　　 林毅夫团队针对吉林乃至东北经济发布30多万字的报告，建议“先发展轻工业、再推进重工业”。对此，一些人批评称，林“缺少常识”，“不懂东北”，发展轻工业是“把吉林推进火坑，将贻害百年”。 符合比较优势的工业化顺序必须是“先轻工业充分发酵才可以大力推进重工业”。因此林毅夫的报告强烈建议吉林“先发展轻工业、再大力推进重工业”，提出别再“加长避短”，而是应该“扬长补短”，建议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即建议发展轻纺、家电、电子。 任何经济政策都是一把双刃剑，既会带来经济发展，也会造成经济扭曲，如何衡量两种效应的大小十分关键。这是一个实证问题，目前林毅夫尚未提出一套有力的工具，也是吉林报告饱受争议的一个关键原因。 反驳林毅夫的声音并非没有道理。产业工种熟练、气候适宜、物流便捷，比照这些适合发展轻工业的条件，东北并没有所谓的比较优势。 而抛开产业“硬件”本身，劳动密集型产业最需要的劳动力对于东北将是极大的挑战。这些年，与振兴东北一起登上热搜的便是人口流失，其中又以青年骨干的“出走”而备受关注。 有统计显示，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东北三省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流出人口为400万以上，用这一数据减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国家发改委振兴司司长周建平曾在公开场合承认，东北流失的100多万人口中，高层的、管理层的或者生产线的骨干力量占了多数。 对有竞争力的劳动者来说，东北似乎缺少了竞争力。从提出东北振兴战略起，14年过去了，辽、吉、黑三省一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2.4%、5.9%、6.1%。尽管辽宁由负转正，相比民营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仍相去甚远。 东北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展，受益于国家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则受累于赶超战略所遗留下来的，缺乏市场竞争力内核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 缺乏市场内核的另一面无非就是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泛权力化。一切公共领域，都在权力的支配和强大影响之下，不能按照该领域的规则来自主运转。 “投资不过山海关”抱怨的也不过如此。市场经济生存空间逼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的分配和流动，受体制因素和历史传统影响太大，被效率更高的市场所惩罚在所难免。 东北经济，确实需要不破不立。问题的累计虽是由外而内，但回头解决问题却不可能再遵循同样的顺序。无论东北经济“加长避短”还是 “扬长补短”，不理顺市场经济内核，外在的产业结构都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而市场机制的顺利形成需要有个前提，即市场观念在人们头脑中得到充分普及，这一点却是东北现存的最大弱势。破解振兴东北的最大争议也许不是外人争辩的产业结构，而是市场主体的意识结构。 [详情]

　　孙建波接受每经专访驳“吉林药方”：振兴东北不是扶贫“补短”轻工业会浪费财政资金 每经记者 周程程 每经编辑 毕陆名 “这好比美国的底特律，汽车工业走下坡路，你能叫他从初级加工制造业重新起步吗？”孙建波的提问很直接，直戳人心。 近期，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团队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吉林报告》）引起的学界争论持续升温。 对于林毅夫团队给吉林开具“应率先补轻工业短板”的药方，前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提出异议，认为东北并不是轻工业适宜的转移目的地。并表示，“让吉林去发展轻纺、家电、电子，这不是把吉林推进火坑？吉林要把自己的优势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才是正道。”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对此也发出了长文回应，表示宗旨正是要扬长补短而非只发展轻工业。 对此，孙建波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时表示，分歧点在于是否要“补短”。在孙建波看来，振兴东北不是扶贫，而是国家振兴的高科技工业寄托。他表示：“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实际上我并不想对某件事进行争论。但这个事情事关东北上亿人民，事关东北的发展，所以我也要表达下我鲜明的态度。” 要扬长更要“避短” NBD：此前林毅夫团队表示，有些评论人士并未看过完整版就作评论。并将《吉林报告》全文发布在官网上。在公布全文的情况下，您和林毅夫团队的观点是之前存在误会，还是确实存在分歧。 孙建波：我是非常尊重林毅夫教授及其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但这次讨论不是误会，确实是有分歧。对方对吉林的发展建议是扬长补短，对于扬长，大家都是赞同的。而我们争论的核心是，要不要补短。我认为，扬长不应该补短，扬长应该避短。如果补短的话，会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 我认为，《吉林报告》有两个错误，一是对东北经济的分析不能像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那样来做诊断；二是认为东北的发展要从相对低端的轻纺这种产业做起，吸纳劳动力，这也是一个错误。不过，由于机器人和自动控制的广泛应用，今天的轻工业大多已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NBD：您认为分析东北经济不能像分析一个大国的经济那样，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孙建波：东北是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必须要产业结构相对健全，这样才不会受制于人。而作为地区，发展要明确分工，不用担心兄弟省份不卖产品不做贸易。所以，东北地区需要发展优势产业，而不是发展弱势产业。 林毅夫团队的官网回应以北欧的一些国家发展为例，表示纬度高也能发展轻工业。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国家，作为国家阶段性发展的例子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区肯定不行，地区必须还是要发展自己真正有优势的东西。 东北发展轻纺产业不具成本优势 NBD：您刚才也表示，东北发展轻纺是一个错误，该如何理解？ 孙建波：从历史来看，如果现在是在20世纪70、80或者90年代，还没有一个地区形成优势产业集群的时候，东北可以做轻纺等轻工业。但现在已经处于21世纪，快要进入2020年了，轻纺等轻工业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这些对于东北是弱势产业的，在江浙等地已经非常发达，东北再发展这些产业的话，必然成本更高，竞争力更弱。 并且，即便是这些产业的劳动密集低端制造部分，也基本已经完成了从东南沿海向内地或海外迁移的过程。目前东南亚国家在轻纺、家电等产业上的成本优势明显，而东北地区的人力成本是远高于东南亚国家的。 东北地区并不具有发展轻纺等产业的廉价劳动力，东北地区的人口一直都是净流出，如果能够把东北自身的优势产业发展壮大，自然能够提高本地经济活力，而非靠把短板发展起来才能提高经济活力。 另外，如果东北地区发展轻纺等产业成本过高的话，势必要依靠政府补贴。然而东北由于优势不足，发展轻纺等产业是没有竞争力的，反而要占用更大的财政补贴才能做成。如果进行补贴的话，实际上也是把资源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影响优势产业的发展。 东北振兴，国家一定要多投入。但投入的资金，一定要引来自身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和公司。这和养孩子一样，不能供他读书，供他娶老婆，还要供他将来养家糊口。那样的话，东北就又回到老路了，财政资金就有可能掉进黑洞里。资金黑洞型产业往往会以就业与稳定的名义，吃掉更多财政资金。这样，反而没有资金用于优势产业的引导和推动了。 借助高铁发展优势产业 NBD：对于林毅夫团队回应中的，“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必须恶补轻纺工业的短板，长期来讲才能让产业结构步入良性发展”的观点，您是如何看待的？ 孙建波：振兴东北不是扶贫，这好比美国的底特律，汽车工业走下坡路，你能叫他从初级加工制造业重新起步吗？ 再说，全中国没有轻纺工业的地方多了，难道要让每个地方都发展轻纺工业吗？这是不可能的。再者，如果说东北要补短板，那么西藏的短板要不要补，西藏没有家电，要不要把家电产业搬到西藏去；海南没有重工业，要不要在海南发展重工业？另外，即便从国家角度来说，俄罗斯可缺橡胶了，也没听说过要弄个温室种橡胶。 在我看来，东北还是应该将优势产业做强。东北机械工业、精密仪器和军工产业都非常发达；黑龙江、吉林都是生态粮仓，吉林还是中医药大省，长白山更是闻名遐迩；辽宁的工业基础雄厚，大连的软件产业基础扎实。不妨对比一下瑞士，机电金属、化工医药、钟表制造等工业领域拥有国际领先的技术和产品，其医疗养老休闲、银行和保险业也享誉世界。这就足以构成一个发达的瑞士。 现在，“高铁革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的两大关键词。全国都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发展高水平产能。通过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才能把吉林乃至东北地区具有优势的农产品、药材、人参产品向外输送，同时也可以将被旅游等资源吸引的人群带进来，将优势产业做强。 从美国经济史来看，每一轮经济地理革命（交通革命），都带动了一轮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塑。中国正在进入高铁时代，如果这一轮吉林和东北没有抓住机会，就会失去这个时代。高铁运输的是人力资源和消费力，东北每个城市的规划，都要抓住“高铁时代”这一关键词。 观点 我们争论的核心是，要不要补短。我认为，扬长不应该补短，扬长应该避短。如果补短的话，会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 现在已经处于21世纪，快要进入2020年了，轻纺等轻工业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这些对于东北是弱势产业的，在江浙等地已经非常发达，东北再发展这些产业的话，必然成本更高，竞争力更弱。 “高铁革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的两大关键词。全国都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发展高水平产能。通过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才能把吉林乃至东北地区具有优势的农产品、药材、人参产品向外输送，同时也可以将被旅游等资源吸引的人群带进来，将优势产业做强。[详情]

　　林毅夫团队《吉林报告》引发大讨论：欲振兴东北，需先留住人 每经记者 周程程 每经编辑 陈旭 一份报告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东北发展需扬长补短还是扬长避短？主角之一还是林毅夫。8月21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团队发布研究报告，称吉林应转变重工业赶超战略思维，率先弥补轻工业短板。 随后，以银河证券原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为代表，诸多学界和市场人士提出异议。孙建波鲜明亮出观点：东北不应该补轻工业短板。此后，林毅夫团队与孙建波又历论战。两者之间关于东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分歧点也逐渐明晰：扬长的同时，到底应“补短”还是“避短”？ 真理越辩越明，经过学者、企业家等多方研究和讨论，东北地区探索出全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可期的。 辩论起源吉林省要不要发展轻纺业？ 补短还是避短，这是一个争论的核心问题。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采访双方发现，林毅夫团队以及孙建波均认为东北经济发展需要“扬长”。但林毅夫团队认为应该补短，而孙建波则认为应该避短。 林毅夫团队认为，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需要把握好极为重要的窗口机遇期，恶补轻纺工业的短板，长期来讲才能让产业结构步入良性发展。报告同时建议，吉林省要发展的轻工业是现代轻工业，而不同于传统简单的轻工业。此外，吉林省还可以发挥重工业的基础反哺轻工业，与此同时也能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不过，孙建波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东北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地区，地区经济发展需要明确分工，来发展优势产业，而非弱势产业。此外，目前我国江浙等地已经形成了轻纺等轻工业集群优势，东北地区由于成本等问题，竞争力更弱。 孙建波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东北地区并不具有发展轻纺等产业的廉价劳动力，发展成本会更高，势必依靠政府补贴，这反而会影响优势产业的发展。 林毅夫团队成员、吉林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付才辉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回应称，东北地区目前人口超过一亿，而全世界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也只有十来个。目前吉林省的经济体量与新西兰旗鼓相当，但人均收入水平只与非洲的加蓬相当。吉林省差不多就是一个体量较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或地区，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而不是应该不应该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来诊断的问题。 付才辉指出，吉林省的轻工业是符合其当前潜在比较优势的，只要通过改善发展这些符合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交易费用，就可以“使短板变长”。 这其中，也需要有为政府的发力。付才辉表示，吉林省等东北地区的各级政府需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大力改善这些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企业成本。比如吉林省还有不少富裕的能源，有时也存在“窝电”的现象，地方政府其实可以针对这些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采取各种措施包括能源补贴以降低企业成本。 争议升级东北振兴需先“留住人” 双方争论的同时，一些学者纷纷加入论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撰文反对林毅夫所提出的吉林应率先弥补轻工业短板的政策建议，而强调“轻工业行业基本上是一个竞争性的行业，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认为，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这些附加值不高、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不高的产业，是否有利于优化吉林省的经济结构是令人怀疑的。 张可云表示，破解老工业基地振兴难题，关键不在于寻找区域内的比较优势和识别区域内的要素禀赋优势，而在于从大范围区域乃至于全国或全球的环境变迁中，发现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机会并重新规划自身的发展定位。 他认为，经济结构存在问题只是老化病的表现之一，而不是东北衰退的症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是负增长、失业问题严重、人口大量外流等都是老化的表现。 张可云表示，就吉林所在的东北地区而言，其关键症结在于技术人员的大量外流。防止人口特别是技术人员流失比经济结构“扬长补短”更为关键。保留住技术人才，是扬长避短的前提。 无独有偶，林毅夫团队也从另一个角度提到这个问题：以重化工为主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非常弱，大量劳动力不是闲置在农业中，就是游荡在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中，或者外出打工，为了解决就业利用劳动力资源禀赋，目前吉林省尤其需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详情]

　　北大林毅夫团队独家回应每经记者：“吉林药方”有理有据 不切实际的赶超思维害死人 每经记者 周程程 每经编辑 陈旭 王可然 围绕产业政策的“林张之争”去年底才刚刚告一段落，近日又起波澜。8月下旬，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团队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引爆东北产业发展路径的大讨论。 持不同意见的代表是银河证券原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他发文表示，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对解释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指导后发展国家的崛起也具有极大的政策意义。但扬长补短的建议，却不能适用于东北。 针对相关质疑，林毅夫团队成员、课题执行负责人付才辉独家回应《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在这份超过9000字的文字答复中，付才辉列数据、讲理论、举案例，一一回应吉林究竟要不要抓紧补短板，以及东北发展轻工业的潜在优势等问题。 “目前轻工业之所以成为其短板，说明东北地区不是不适合发展轻工业以及由于纬度高而不能搞，而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发展战略导致的结果。”付才辉坚定地表示，目前吉林省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对江浙要低得多，纺织服务业要低30%~50%。这就是之所以要支持吉林省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根本原因。 ●须抓住宝贵窗口机遇期恶补短板 NBD：《吉林报告》近期引发热烈讨论，反映出各界对新结构经济学对东北问题研究的广泛关注。孙建波和包括您在内的林毅夫团队对“扬长”都是赞同的，争论焦点在于是否“补短”，对此您如何看待？ 付才辉：既然扬长的分歧已经消除，那么我们的分歧就在于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地区，要不要补轻工业的短板。我们坚持认为需要抓住宝贵的窗口机遇期恶补短板，反对不补短的观点。 在此有必要再强调一点，我们报告中对短板的界定——我们认为吉林省的轻工业是符合其当前潜在比较优势的，但注意是“潜在”，可以发展起来但还没有发展起来的产业。而不是说轻加工业不符合其比较优势，去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短板产业。因此在我们眼中，只要通过改善发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交易费用，就可以“使短板变长”。 显然，孙建波的观点是，已经有的主导产业就是长板产业，而没有或者体量比较小的产业是短板产业，不管其符合不符合潜在比较优势，从其评论文章的标题便可以看出，孙对比较优势的理解与我们的出发点不同，我们是从禀赋结构出发，而他是从已有的产业出发。 ●部分产业具备潜在比较优势 NBD：要吸纳劳动力，东北发展可以从轻纺等轻工业做起，孙建波对此持反对意见，并认为目前已是21世纪，马上2020年了，这些产业在其他地区已有良好基础，再做成本很高。对此，您如何看待？ 付才辉：我的观点恰恰与他相反。 首先，轻工业为什么成为东北的弱势产业，我认为孙对其原因的认识存在一定问题。我们在报告中指出，东北包括吉林省目前轻工业的严重缺位不是其不符合当地比较优势，而是历史上尤其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重工业赶超战略的扭曲结果。 事实上，正如宋常铁先生在其《吉林报告》的评论文章中所引用的经济史数据，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东北的轻工业就已经很有规模了，尤其是酿酒、面粉、榨油、烟草、造纸、毛纺、木材。仅仅1919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东北就占到27.2%，靠的除了农产品就是面粉、豆饼和酒精等轻工业品。因此，目前轻工业之所以成为其短板，说明东北地区不是不适合发展轻工业以及由于纬度高而不能搞，而是历史上各个时期不同发展战略导致的结果。 其次，结构变迁是个动态过程。从体量上讲，轻纺工业规模确实在江浙沿海地区比较大，尤其是过去30年来，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出口加工导向型发展的结果。正是由于轻纺工业发展充分，带来经济快速发展，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资本积累较快，使得禀赋结构升级，工资水平上升非常快，这就迫使东部沿海过去的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逐步失去比较优势。 按照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口径，目前江苏纺织业年平均工资为51901元、服装服饰业年平均工资为49296元；而吉林省分别为34826元、29292元。吉林省分别比江苏省低17075元、20004元，即吉林省纺织业工资每月比江苏省低1423元、幅度达到33%。服装服饰业工资每月比江苏低1667元、幅度为41%。 事实上，根据我们课题组运用最近的省际投入产出表数据所做的测算显示，就纺织品而言，劳动者报酬吉林省只有浙江省的0.47倍，但是营业盈余吉林省却是浙江省的1.66倍，增加值吉林省却是浙江省的8.83倍。这就是结构变迁的力量！ 正因为目前吉林省的轻纺行业符合现阶段的潜在比较优势，所以获得快速增长。例如，吉林省2016年纺织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47．亿元，增长16.1%，已经超过能源产业的122亿元，纳入吉林省八大重点工业之一。代表性产业集群包括从浙江诸暨转移的吉林辽源袜业产业集群，从浙江宁波转移的吉林延边服装业集群。 这样的成功案例同样也可以发生在东北的辽宁省，例如从福建晋江等地转移去的辽宁省葫芦岛泳装产业集群（目前世界上每卖出三件泳装就有一件产自葫芦岛）。当然，庞大的轻加工业产业远不止服装纺织业，这里仅仅举这一个例子而已。 即便是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变成有竞争力的产业，还需要有为政府协助企业改善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例如，同样根据我们课题组运用最近的省际投入产出表数据所做的测算显示，就纺织品而言，“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这两项中间品投入，吉林省分别是浙江省的1.39倍、1.96倍。然而，单个企业是无法自己去有效改善电力与运输这些基础设施的。 东北地区各级政府需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大力改善这些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企业成本。据我们调研所知，吉林省还有不少富裕的能源与窝电，地方政府其实可以针对这些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采取各种措施包括能源补贴以降低企业成本。 ●从禀赋结构分析吉林比较优势 NBD：孙建波认为，对东北经济的分析不能像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那样来做诊断。国家产业结构相对健全，不会受制于人。而东北则是一个地区，地区需要明确分工，发展优势产业。对此，您作何回应？ 付才辉：首先，东北地区目前人口超过一亿，而全世界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也只有十来个。吉林省2015年末有2700多万人口、其中16~59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占68.65%、农村人口占比44.03%，人均GDP为54266元，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53980元。目前吉林省的经济体量与新西兰旗鼓相当，但人均收入水平只与非洲的加蓬相当。吉林省差不多本身就是一个体量较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或地区，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而不是应该不应该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来诊断的问题。 其次，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主要是由什么决定的？再重申一下，孙建波的思维方式是从现有产业出发，而我们是从禀赋结构出发——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长期的产业分工格局主要是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并且随着禀赋结构的变迁而变迁，当然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也要转型升级进行腾笼换鸟的原因。 再次，如果从禀赋结构出发，如何看待吉林省的比较优势呢？ 概括地讲，受益于东北平原的自然禀赋条件，吉林省在耕地与动植物资源禀赋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造就了其农牧业及其农产品加工业以及以中药为主体的医药行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首当其冲的长板产业；受益于吉林省历史遗产积累的重化工业基础，造就了其汽车产业、石化能源及其装备制造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支柱性的工业长板产业；得益于吉林省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较高的人力资本与科技实力，造就了其健康、文旅与创意以及研发产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支柱性的（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业长板产业。 因此，吉林省目前需要根据其资源禀赋结构与产业积累，大力发展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装备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深挖经济增长潜力。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没什么大的争议。 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吉林省要不要再补轻加工业的短板。我们的出发点不是认为吉林省要面面俱到，而是依据其劳动力禀赋结构特征来作出决定。 吉林省2014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533.6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数1447.17万的36.87%；而制造业就业人口只有344.3万，占就业总人口比重23.79%，相比之下，浙江则是达到了40.27%。事实上，以重化工为主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比较弱，大量劳动力不是闲置在农业中，就是游荡在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中，或者外出打工——其实这是东北人口外流的根本原因，因为缺乏对应的产业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因此，为了解决就业利用劳动力资源禀赋，目前吉林省就需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像前面提到的，目前吉林省的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对江浙要低得多，纺织服务业要低30%~50%。这是我们支持吉林省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大力发展现代轻工业，不但可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推进吉林省农业规模化经营促进现代化大农业发展，而且出口导向型轻工业还可以提升吉林省的出口以及带动物流、销售、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力发展——这正好可以大力弥补吉林省的这些短板。 最后，孙建波的观点确实也代表了许多人对东北发展赶超思维的刻板印象：已经是21世纪，马上2020年了，还需要搞轻工业这样低端的行当吗？这种看法有两个错误：其一是不考虑发展阶段；其二是低估了轻工业的巨大体量及其内部转型升级的潜力。 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收入达到8325.02美元，虽然超过了世界银行公布的中等收入水平，但离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21世纪又能怎样呢，眼下的发展阶段明摆着，需要求真务实而不是好高骛远。 我们在报告中提出的是现代轻工业，不同于传统简单的轻工业，承接江浙轻纺工业转移的方式也需要在转移过程中发挥吉林省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装备改造以及产品质量升级。这意味着吉林省还可以发挥重工业的基础反哺轻工业，与此同时也促进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正如最近马化腾所强调的制造业对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作用一样，他结合腾讯多年来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的经验认为，互联网+是手段，数字经济是结果，网络强国是目标，而制造业是数字经济的主战场。 总之，不切实际的赶超思维害死人，这种发展思潮盛行于战后，在发展经济学上称之为第一波“结构主义”发展思潮，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也都深受其害。 作为第三波发展思潮，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应该从各个地区现在有什么（即其要素禀赋）出发，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即其比较优势），并规划把现在能做好的做大做强，以创造剩余，积累资本和条件，进行产业升级，实现逐步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地区的目标。 ●窗口机遇期转瞬即逝 NBD：孙建波提出，地区之间要分工，东北有非常强的优势，不把优势发展好了，反而去补短板，这没有必要。对此您如何回应？ 付才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看待问题的方式是从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其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的产业分工格局主要是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并且随禀赋结构变迁而变迁。大家真的不能再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赶超战略的产业结构基础上静态地看待问题。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主张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扬长补短，并非我不主张把优势发挥到极致。 基于吉林省农业比较优势，我们主张吉林省大农业将有很多潜在比较优势；基于吉林省的生态资源、健康食品以及医药基础，我们主张吉林省大健康将有很多潜在比较优势；基于吉林省在轨道交通、汽车以及卫星等装备制造业基础，吉林省将在移动空间装备产业集群上有很多潜在比较优势。 当然，这些潜在比较优势产业也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以及有情社区联合发力，才能变成现实的有竞争力的产业，实现经济增长。 最后，请记住我的忠告：吉林省恶补现代轻工业的窗口机遇期非常短，转瞬即逝，不能再错失良机了！如果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继续被这些不需要抓住机会补轻工业短板夯实制造业基础的观点所忽悠，可能再过十年人们依然还会继续讨论东北振兴。 事实上，吉林省近年来在东北三省中之所以经济形势相对表现是最好的，主要就是得益于包括食品、医药以及纺织等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告诉我们，他很高兴吉林省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最近超过一汽的产值了。我也感到高兴。很多流行的思潮总觉得东北搞啥都没戏，在去搞轻纺这种短板更容易遭到批评和担忧。 事实上，真的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姑且不考虑悠久的产业历史，吉林省目前在轻纺行业集群方面已经具备了基础，完全有条件进一步迅速壮大。 ◎观点 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吉林省要不要再补轻加工业的短板。我们的出发点不是认为吉林省要面面俱到，而是依据其劳动力禀赋结构特征来作出决定。 不切实际的赶超思维害死人，这种发展思潮盛行于战后，在发展经济学上称之为第一波“结构主义”发展思潮，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也都深受其害。[详情]

　　智谷君语：林毅夫团队为吉林乃至东北经济开出一剂猛药，引发巨大争议。他们建议吉林“先发展轻工业、再推进重工业”。对此，一些人士批评称，林“缺少常识”，“把吉林推进火坑，将贻害百年”，发展东北只需要两个字——自由。东北的问题，究竟出在哪？◎作者 | 祁月◎来源 | 华尔街见闻（wallstreetcn） 已获授权关于如何振兴东北，近些年来一直是经济界持续不断的讨论议题。而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率领研究团队开出了一剂猛药，却引发了巨大争议。近日，林毅夫领衔的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团队与吉林省发改委联合课题组发布了30多万字的重磅报告《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这份报告强烈建议吉林“先发展轻工业、再大力推进重工业”，提出别再“加长避短”，而是应该“扬长补短”，建议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即建议发展轻纺、家电、电子。报告还认为，吉林的根本问题不是营商环境差，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低，这与其他人士普遍认为的吉林乃至东北经济问题的根源是体制机制的观点截然不同。对此，以前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为代表的批评者怒批林毅夫“缺少常识”，称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发展轻工业是“把吉林推进火坑”，林的药方“完全不可理喻” 。他认为，“吉林要把自己的优势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才是正道。”随后，林毅夫团队成员付才辉当晚就做出回应，称“评论人士只是道听途说，并未见到《吉林报告》的完整版”，同时列举种种数据维护团队立场和观点。孙建波此后也再度展开措辞激烈的反驳，称发展轻工业“将贻害百年”，并且强调“东北万万不可先去补短，要集中精力做强优势产业”。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室研究员张跃文等学者纷纷参与了这场争辩。01“吉林药方”《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主要观点如下：一、病症数据显示，东北增速大幅下滑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上， 吉林也不例外。这表明，2003年-2016年的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采取的是“强化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型振兴政策”，而非“遵循比较优势型振兴政策”。结果就是，第一轮“振兴东北”战略使企业陷入“经营困难—政府‘输血’—企业进一步扩张—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怪圈。二、对策过去振兴东北的战略思路是侧重“加长避短”（提升重工业忽略轻工业），如今，东北与吉林如何“扬长补短”才是其转型升级根本。解决东北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违背比较优势型赶超战略”转轨到“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1、先轻后重符合比较优势的工业化顺序必须是“先轻工业充分发酵才可以大力推进重工业”。吉林省过去以及现阶段主导型的比较优势产业应该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林毅夫建议发展轻纺、家电、电子，即“吉林省轻纺工业提振计划”工程、“长春-天津电子信息产业联合转型升级计划”工程、“吉林-广东家电与电子信息产业智能化升级计划”工程。2、重视轻工业不代表放弃重工业吉林省继续做大重工业装备制造业，建立五大产业集群等措施。五大产业集群分别为：大农业产业集群、大健康产业集群、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现代装备产业集群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三、结论：重回两位数增长不是奇迹吉林省目前完全可能挖掘出1.2—3.6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点，吉林省的经济增长完全有潜力回“8”冲“10”。我们对吉林省未来的增长潜力充满了信心。02首轮交锋《吉林报告》发布后，现任中阅资本总经理孙建波随后发文《林毅夫要把吉林带到坑里？东北发展该发挥比较优势还是补短板？》予以反驳，类比称当年俄罗斯和东欧试图效仿玻利维亚采用休克疗法，但一败涂地。1、驳斥优先发展轻工业——“林毅夫团队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孙建波反问称，东北承接这些产业（轻纺、家电、电子）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是人工更廉价？产业工人更熟练？气候更适合？还是物流更便捷？他表示，光是一年那么多时间段冰天雪地不能开工生产，成本就不知道要比东南沿海地区高多少。东北也不具备承接这些劳动密集型制造的基本条件，没有厂商会选择东北来为其配套，也没资本和越南、马来西亚、中南美等地竞争。2、质问——“东北发展轻纺、家电和电子，必然是死路一条”孙建波表示，林毅夫说希望报告有利于吉林认清自身的比较优势，那么，“说好的比较优势呢？林毅夫团队怎么没指出来？”林毅夫团队称，课题组在历时一年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吉林省和地方政府、大学院校、数百家企业的鼎力支持。对此，孙建波称，“这一年的调研啊，不知道耗费了多少银子。花钱倒不打紧，如果东北的发展方向错了，东北在新一轮竞争中将错失一个时代。”3、两个致命错误——“林毅夫给东北开的药方，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完全不可理喻。不可想象这是一位大经济学家提出的。”孙建波认为，林毅夫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把吉林和东北当成一个国家而且是大国经济来诊断；二是不尊重经济发展逻辑。“在当今全球已经进入人工智能发展前夜，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铁时代的今天，你叫东北从承接轻纺、家电、电子起步，你觉得尊重了经济发展的逻辑了吗？我怎么没有看到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实施经济追赶的时候搞轻纺呢？”4、东北真正的问题孙建波称，投资圈有个共识——投资不出山海关。这不是说东北没有轻纺、家电和电子，而是说东北普遍存在着企业家忽悠、政府刁难企业、政策朝令夕等现象，行政干扰企业等现象。这就必然产生普遍的业绩虚假和商业模式不可持续的问题。他认为，东北问题“不在产业结构，而在制度和文化”，特别是“政府的官场理念问题”。孙建议，东北应该发展的是生态旅游、健康养生、特色物产，真正的比较优势是粮食农业、中医药材、精密仪器和机械等工业、软件产业、区域金融。随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付才辉发文回应，一一予以驳斥。对于孙建波质问的比较优势，付才辉称，团队提出的“吉林省可以叠加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等五大万亿量级符合其潜在比较优势”。付才辉还表示，《吉林报告》的建议是扬长补短而非只发展轻加工业不发展其他产业，“评论人士只是道听途说，并未见到报告完整版，居然也把我们的结论作为批评我们的依据，有点不思其解。”他称，孙建波文章也认为吉林由于纬度高不能发展轻加工业，并以北欧为例，其实这是他对北欧的情况不熟。至于孙建波认为吉林冬天天寒地冻有半年不适合生产轻工产品，这显然不是事实，因为这些产品是在工厂里生产而不是在露天的地里生产。另外，孙建波的文章也提出“我怎么没有看到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实施经济追赶的时候搞轻纺呢？”——这显然也与历史事实不符，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正是通过大力发展轻纺行业积累资本之后才升级到重工业以及现代科技行业的。关于孙建波批评称东北不应发展轻工业，付才辉称，报告中提出的是现代轻工，不同于传统简单的轻工业，承接江浙轻纺工业的转移也需要发挥吉林省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装备改造以及产品质量升级，即转进。这意味着吉林省还可以发挥重工业的基础反哺轻工业，与此同时也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他称，大力发展现代轻工业，不但可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还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力发展。付文辉写道：“那些墨守成规地认为东北应该坚持重工业分工而东北沿海应该坚持轻工业分工的思想，事实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03再次交战对于付文辉的驳斥，孙建波毫不手软，二次发文开展激烈“口水战”。孙建波称，扬长补短的建议不能适用于东北：扬长，是没有疑问的。但如果东北要先补短，然后再扬长；或者同步补短，就危险了。以下三个因素决定了东北不能发展轻纺、家电等产业来补短板。这些产业无论多么弱，都万万补不得。1、东北不是独立的国家，是中国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产业门类要相对齐全，但东北是一个地区，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要在中国的地区之间，形成高效率的分工。2、东北塌陷，但并非不如1980年代的东南沿海东北要崛起，也并非要从东南沿海的1980年代起步。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一穷二白，轻纺、家电、电子，是中国的高端产业。由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因素，在国际上也很有竞争力。但今天的东北，如果再做这些产业，毫无竞争力可言。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越南、非洲等国家，与国内河南、四川等地相比也无优势。这些产业的制造迁移，已经完成了从东南沿海向内地或海外迁移的过程。今日再提，毫无意义。3、轻纺等产业不能帮助东北完成原始积累能够换钱的初级产业，一定是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是本国或本地的成本更低的产业，这样才有钱挣。试问，东北要是发展轻纺、家电、电子，成本会比目前成熟的那些产业集群更有优势吗？一定能在竞争中胜出吗？如果不能，是亏钱呢？还是挣钱呢？如果靠政府补贴来活命，地方政府发展这些产业又能得到什么呢？如果东北要靠轻纺、家电、电子等产业来挣钱打基础。花谁的钱来招商引资呢？如果是花中央财政的钱，为何中央财政不直接补贴东北的优势产业呢？如果花自己财政的钱，不要忘了，这是一笔亏本买卖，如何实现原始积累？孙建波认为，要发展，要发挥长板效应。一个地区是否有竞争力，只看最强势的产业，根本不用看短板。因为只要长板足够强，不用自己“补短板去生产”。他重申，“东北的塌陷，是因为东北经济没有规则。”而这，“也许也是因为资源太多了，没必要和商人讲道理，爱来不来。这也是一种资源诅咒。”因此，“东北发展，也不是单纯产业规划能解决的，关键还是优秀的企业家不愿意来。”04争议四起除了孙建波，其他学者也参与了这场火爆的论战。前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任党委宣传部负责人宋常铁赞同孙建波的说法，“林毅夫团队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报告对东北产业规划的指导让人大跌眼镜。”宋常铁称，林教授团队报告问题的要害是：对东北地情的陌生，对东北历史的陌生，以及对新时期国内各地产业竞争现状的不清楚。他称，东北本来轻工业就很发达，是学者们不懂东北经济史。早在民国时期，东北的轻工业就已经很有规模了。对于林毅夫提出的东北农村人口可以成为潜在的发展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的来源，宋常铁称，国家给东北最核心的产业定位就是农业和环境保障，就让你种地、放牧。国家压给东北农民的粮食种植任务也从不见松绑。所以，“东北搞轻工业姑且不论产业基础，即使在农民工资源上已经不具有优势。”他还表示，无论从原材料、物流，还是气候，东北得劳动力和技术优势并不突出。至于东北经济的根本问题，宋常铁也将矛头指向了体制问题。他称，长期高度计划色彩的经济体制使东北没有了民营经济的社会氛围和生长空间，“算到2003年，计划经济的影响比长三角至少多了25年，比珠三角至少多了39年。东北经济落后直接因素主要就在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则把吉林该不该发展轻纺工业等问题，上升到了“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究竟适用何种理论框架”的高度。张可云提出，林毅夫团队使用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的一种改进，但比较优势理论适用于分析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分工与发展问题，而不适用于分析膨胀区域与萧条区域。老工业基地属于曾经高度辉煌过，之后衰落了的萧条区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国强则对《吉林报告》中“吉林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不是营商环境差，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低”的观点提出质疑。田国强认为，更重要的是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体的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室研究员张跃文也表示，吉林目前最缺乏的是让关键生产要素有效结合并且发挥效益的土壤和环境，“吉林经济问题源于非经济因素”，请政府加快“自我改革”，为企业和创业者松绑。对于这场争辩，你怎么看？.[详情]

　　我从林毅夫的机构来，但我要说出被吉林“药方”遮蔽的中国升级之路 来自公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公众号 作者：Lian JIAN 8月21日，《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在吉林长春正式发布。该报告是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领导下的北京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吉林省发改委联合课题组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对吉林省经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报告经中国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发布，引起读者广泛注意和争论，相比一些教授的简单言论，青年学者和产业观察家Lian JIAN的批评更具有贴近林派脉络的特点。Lian JIAN毕业于北京大学，长期跟踪制造业与新兴产业，熟悉埃塞俄比亚国情，著有《资本的真相：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市场》一书。本文直言不讳，虽有武断之处，但基于产业具体实际的观察，比一些空谈自由市场高调的批评有价值的多。本文在理论层面批评了“比较优势”理论，但院君认为，撇开理论语言的表象，林毅夫教授及其团队做到了比较优势理论在他国没有做到的积极成就，有值得肯定的一面。 本人就是这个机构的校友。 无论林教授的团队如何让把问题复杂化，如何堆砌报告和数字，也难掩其学术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只懂得所谓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但对真实的经济产业史有意无意的忽视或者以面概全。林毅夫教授团队的常见处境，就是先立论（不会超出比较优势），然后有人出来反驳，接下来双方开始辩驳数字。有时候他们也通过反驳来输出自己的观点，但一般以否定他人理论来作为自己的依据，却很少正面论述自己的理论为什么可行。 我们刨去那些冗长文字，直接切入林团队所说的药方： 一，“吉林省轻纺工业提振计划”工程； 二，“长春-天津电子信息产业联合转型升级计划”工程； 三，“吉林-广东家电与电子信息产业智能化升级计划”工程。 一，所谓吉林轻纺工业振兴提振计划。 我想林毅夫团队对纺织工业现在发展到什么技术水平不太了解。中国纺织工业，在90年代中后期就过剩了，这是在入世之前，所以才要压锭。之后由于入世，又迎来一次崭新的发展期。这次发展期，出现了纺织业的成衣以上环节迅速机械化的阶段，迅速变成技术和资本支配的结构。而其中的领军人物主要是江浙企业。成衣业，2003-2007在广东等地火爆了一阵，现在大量转移到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吉林再怎么穷，比孟加拉国没法比，孟加拉国是给口饭就干的地方。另外，成衣业天然适合人口年轻且人口有密集点，交通方便的地方，所以会在当年的珠三角，现在的湄公河三角洲和柬埔寨西哈努克港，菲律宾，孟加拉国、印度安德拉邦和未来坦桑尼亚出现。所以两个环节，一个变成科技资本密集型，一个劳动和交通，吉林怎么搞？这几年，很明显，纺织业确实是中国占支配地位，主要逻辑是中国的轻工纺机收购欧洲老牌机械商，然后把设备卖到东南亚、南亚、东非去，这事情市场说了算。 吉林的相对人才禀赋，主要在重工业，机械工业，军事工业，当年是日本和苏联重点经营或支持对外地方。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官僚和文化因素，需要再造才行。最近也有不多的成功案例。一会说。 二，再说“长春-天津电子信息产业联合转型升级计划”工程； 为什么是天津？天津电子信息工业很强吗？我想大概率他们是从统计年鉴上看到天津电子信息工业比重比较大，而吉林和天津又都在北方，所以来一个联合转型升级计划。 可是读者知道天津的电子信息产业是什么吗？天津的电子信息产业，就是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当时全球化进入高潮的历史时代，基于靠近北京的逻辑（拜麦肯锡们忽悠外企所致），由摩托罗拉，IBM等外资跨国公司，和天津本地的国企合资建立的生产性企业。个别有一些配套比如国有的天津力神电池。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主要是一种外资合资，对内销售的生产基地。不具有研发升级的能力。这就使得当合资的外方在本国逐渐平庸，或生产的产品变得相对白菜化的时候，天津的产业就变得平庸。可以说天津电子信息产业最好的时候也就是靠合资带来的分红，过了几年不错的小日子，等到红利消失的时候，傻眼了。现在又要重新升级。怎么升级呢？目前还没思路。 这样一种基于外资的生产基地的合资产业，和吉林联合升级只能是纸上谈兵。中国真正的升级是怎么发生的，请看北到山东歌尔声学，南到深圳若干红色产业链的一系列电子产业公司，共同特点是：多为中国工程师的本土民营科技型企业，老板坚持钻研，善于进行跨越式产品研发并爆发式投产。这样才及时拥抱了智能手机这一轮超级红利。电子产业要升级，核心企业家，人才，地理交通，市场机遇缺一不可。吉林和天津，目前都不具备。吉林省吉林市（不是长春）有个半导体上市公司，经营平庸。 另外说一句，林毅夫团队会选电子信息，还是基于这个行业要人力密集的印象，事实上这个行业是分工的。能称的上科技企业的，主要是装配环节以外的企业。另外，装配环节，近几年也在内陆兴起，其基础是人口返乡加当地正好是交通要道。比如河南，十字交叉之地。再比如重庆，拜黄市长苦心经营方能达到效果。 三，最后说：“吉林-广东家电与电子信息产业智能化升级计划”工程 这个建议还是因为该团队认为家电电子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东西广东最牛，所以应该广东和吉林联合。是，广东确实厉害，而且主导实体相比天津那些欧美和国企的合资实体也是更有活力的企业，问题在于广东企业为什么要去东北？即便要北移，我也要去河南河北乃至山西啊。显然该团队对于地理经济缺少敏感。山海关外和山海关内不是同一个概念，这就是愿意布局河南，河北邯郸乃至山西而不去东北的原因！ 接着说说新结构经济学的根据比较优势来进行政府规划的产业升级的学说。这是2012年以后林毅夫团队的主要成果。以此为标准，在各种复杂交错的争论中，居然就出现了把林毅夫说成和西方经济学对立的领军人物的新颖提法，代表者如最近以“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出名的文一教授。 产业的规划，确实是有必要的，但必须由真正的企业家来主导而不是政府越俎代庖。回顾历史，真正有效的，由具有深远视野的官员比如台湾的外省精英孙运璿李国鼎，韩国的朴正熙启用的官员，都是调动和结合了企业家，或者创造了企业家（不是指令，而是发掘，给他舞台）来实践的。而且有一个共同特点：超越所谓比较优势。这才是创新，创造和产业升级。不信就去看看工研院电子所，台联电台积电，汪宏电子联发科，三星和LG半导体事业的例子。 林教授心中的产业升级，所谓比较优势导向的产业升级，其实就是造鞋子，做组装。90年代中期如此，2001年如此，2007年如此，2012年回国后还是如此。等中国2005年以后低端劳动力短缺了，林教授在五六年后发掘了埃塞俄比亚的例子，说那里工资低（大学生才300人民币很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应该去埃塞俄比亚盖厂造鞋子（华坚鞋业），去卢旺达开成衣厂。道路呢？修修就可以（幸好中国有超强的工程企业，靠着政策性银行空手造钱把这个高原之路“修修修”就出来了）。 拜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思想争论环境所致，中国学术史上这几年最神奇的逆转，就是长期以来以比较优势理论包打天下的领军代表，居然成了指点产业升级，捍卫产业政策的代表。一个保留着西方经济学最核心也是最错误的观点——比较优势理论的西方经济学学者，成了“反对”西方经济学的先锋。 比较优势理论，只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最初阶段可以吸收年轻人就业，这叫常识。但一国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一定无法发展经济。这就是韩国和菲律宾的区别，这就是当年的台湾和印尼的区别。 最后说说吉林乃至东北不多的希望在哪里。 东北的大开发，的确和早年的俄国日本和美国人有关。（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觊觎过东北）。为什么，因为20世纪中叶以前，东北到朝鲜半岛到日本乃至俄国远东（30年代以前）是通的。这就形成一个四通八达，东临大海的开放格局。在这种情况下，结合本地丰富对外自然禀赋，发展钢铁，车辆，装备，农业，木材加工，大有希望。这也是当时伪满经济确实做的不错的经济地理基础。这个格局，可以和广东，长三角，今天的越南南方相比。更重要一点，当时的日本，朝鲜半岛乃至俄国远东和东北本身，都是人口高速增长的地方。 二战后，这个格局被冷战破坏了。中间插了个南北朝鲜敌对，东北就被封闭了。到90年代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南方在加速发展，而东北周边出现了朝核问题。乃至日本也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阶段，未来市场堪忧。 所以这一阶段，东北个别地区，如地理位置和历史特殊的大连，有过日韩企业投资的情况，但昙花一现。长期逻辑不强。 而2003年之后的东北振兴，更多是靠着数量型增长的驱动，拉动本地的国企进行数量型扩张，在企业经营上并无本质升级。2012年增长到头，遂进入崩盘式塌方的困境。而雪上加霜的是，东北文化率先向日韩式晚婚不婚不育靠拢，人口极速老化，局面类似东欧俄国日本。 东北如何有出路？只能是在保种的基础上，大力支持一批有活力的技术型民营企业。同时寄希望于朝鲜半岛问题解决，以及大兴鼓励生育的文化，同时普及工业文化感，增强科学和工业素养，而不是大打二人转牌。 朝鲜半岛问题，到了必须消除威胁的地步。只有消除威胁，中国负责东北亚安全（这是特朗普的意愿）的情况下，东北封闭的地理格局被打开。重建朝鲜将成为重要需求。当然那时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肯定先落户北朝鲜。而东北成为先进制造业的基地，需求拉动。 吉林这几年有一个亮点，这就是资源枯竭型城市辽源。在2009年左右，辽源就重视新产业包括新能源汽车和高铁产业的发展。目前，吉林麦达斯是高铁车体的主要供货商，是高端铝加工的领军企业。 东北不是没有人没有企业家的。某重要的行业，东北几个老国有企业因为醉心于2003年后数量型增长的幻想，把产业升级丢了，结果现在每年亏几亿几十亿。而东北同样一家民企，聚焦十几年，和下游不断打磨，目前已经在突破道路上。依山伴海用于生产精密产品的地下工厂，让人感慨这是新一代工业文明的代表作。这些企业家就重视对东北普通人的工业科学启迪，这才是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的出路。[详情]

　　林毅夫团队为吉林乃至东北经济开出一剂猛药，引发巨大争议。他们建议吉林“先发展轻工业、再推进重工业”。对此，一些人士批评称，林“缺少常识”，“不懂东北”，发展轻工业是“把吉林推进火坑，将贻害百年”。来源：华尔街见闻，作者：祁月。关于如何振兴东北，近些年来一直是经济界持续不断的讨论议题。而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率领研究团队开出了一剂猛药，却引发了巨大争议。近日，林毅夫领衔的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团队与吉林省发改委联合课题组发布了30多万字的重磅报告《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这份报告强烈建议吉林“先发展轻工业、再大力推进重工业”，提出别再“加长避短”，而是应该“扬长补短”，建议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即建议发展轻纺、家电、电子。报告还认为，吉林的根本问题不是营商环境差，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低，这与其他人士普遍认为的吉林乃至东北经济问题的根源是体制机制的观点截然不同。对此，以前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为代表的批评者怒批林毅夫“缺少常识”，称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发展轻工业是“把吉林推进火坑”，林的药方“完全不可理喻” 。他认为，“吉林要把自己的优势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才是正道。”随后，林毅夫团队成员付才辉当晚就做出回应，称“评论人士只是道听途说，并未见到《吉林报告》的完整版”，同时列举种种数据维护团队立场和观点。孙建波此后也再度展开措辞激烈的反驳，称发展轻工业“将贻害百年”，并且强调“东北万万不可先去补短，要集中精力做强优势产业”。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室研究员张跃文等学者纷纷参与了这场争辩。1“吉林药方”《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主要观点如下：一、病症数据显示，东北增速大幅下滑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上， 吉林也不例外。这表明，2003年-2016年的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采取的是“强化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型振兴政策”，而非“遵循比较优势型振兴政策”。结果就是，第一轮“振兴东北”战略使企业陷入“经营困难—政府‘输血’—企业进一步扩张—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怪圈。二、对策过去振兴东北的战略思路是侧重“加长避短”（提升重工业忽略轻工业），如今，东北与吉林如何“扬长补短”才是其转型升级根本。解决东北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违背比较优势型赶超战略”转轨到“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1、先轻后重符合比较优势的工业化顺序必须是“先轻工业充分发酵才可以大力推进重工业”。吉林省过去以及现阶段主导型的比较优势产业应该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林毅夫建议发展轻纺、家电、电子，即“吉林省轻纺工业提振计划”工程、“长春-天津电子信息产业联合转型升级计划”工程、“吉林-广东家电与电子信息产业智能化升级计划”工程。2、重视轻工业不代表放弃重工业吉林省继续做大重工业装备制造业，建立五大产业集群等措施。五大产业集群分别为：大农业产业集群、大健康产业集群、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现代装备产业集群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三、结论：重回两位数增长不是奇迹吉林省目前完全可能挖掘出1.2—3.6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点，吉林省的经济增长完全有潜力回“8”冲“10”。我们对吉林省未来的增长潜力充满了信心。2首轮交锋《吉林报告》发布后，现任中阅资本总经理孙建波随后发文《林毅夫要把吉林带到坑里？东北发展该发挥比较优势还是补短板？》予以反驳，类比称当年俄罗斯和东欧试图效仿玻利维亚采用休克疗法，但一败涂地。1、驳斥优先发展轻工业——“林毅夫团队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孙建波反问称，东北承接这些产业（轻纺、家电、电子）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是人工更廉价？产业工人更熟练？气候更适合？还是物流更便捷？他表示，光是一年那么多时间段冰天雪地不能开工生产，成本就不知道要比东南沿海地区高多少。东北也不具备承接这些劳动密集型制造的基本条件，没有厂商会选择东北来为其配套，也没资本和越南、马来西亚、中南美等地竞争。2、质问——“东北发展轻纺、家电和电子，必然是死路一条”孙建波表示，林毅夫说希望报告有利于吉林认清自身的比较优势，那么，“说好的比较优势呢？林毅夫团队怎么没指出来？”林毅夫团队称，课题组在历时一年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吉林省和地方政府、大学院校、数百家企业的鼎力支持。对此，孙建波称，“这一年的调研啊，不知道耗费了多少银子。花钱倒不打紧，如果东北的发展方向错了，东北在新一轮竞争中将错失一个时代。”3、两个致命错误——“林毅夫给东北开的药方，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完全不可理喻。不可想象这是一位大经济学家提出的。”孙建波认为，林毅夫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把吉林和东北当成一个国家而且是大国经济来诊断；二是不尊重经济发展逻辑。“在当今全球已经进入人工智能发展前夜，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铁时代的今天，你叫东北从承接轻纺、家电、电子起步，你觉得尊重了经济发展的逻辑了吗？我怎么没有看到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实施经济追赶的时候搞轻纺呢？”4、东北真正的问题孙建波称，投资圈有个共识——投资不出山海关。这不是说东北没有轻纺、家电和电子，而是说东北普遍存在着企业家忽悠、政府刁难企业、政策朝令夕等现象，行政干扰企业等现象。这就必然产生普遍的业绩虚假和商业模式不可持续的问题。他认为，东北问题“不在产业结构，而在制度和文化”，特别是“政府的官场理念问题”。孙建议，东北应该发展的是生态旅游、健康养生、特色物产，真正的比较优势是粮食农业、中医药材、精密仪器和机械等工业、软件产业、区域金融。随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付才辉发文回应，一一予以驳斥。对于孙建波质问的比较优势，付才辉称，团队提出的“吉林省可以叠加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等五大万亿量级符合其潜在比较优势”。付才辉还表示，《吉林报告》的建议是扬长补短而非只发展轻加工业不发展其他产业，“评论人士只是道听途说，并未见到报告完整版，居然也把我们的结论作为批评我们的依据，有点不思其解。”他称，孙建波文章也认为吉林由于纬度高不能发展轻加工业，并以北欧为例，其实这是他对北欧的情况不熟。至于孙建波认为吉林冬天天寒地冻有半年不适合生产轻工产品，这显然不是事实，因为这些产品是在工厂里生产而不是在露天的地里生产。另外，孙建波的文章也提出“我怎么没有看到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实施经济追赶的时候搞轻纺呢？”——这显然也与历史事实不符，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正是通过大力发展轻纺行业积累资本之后才升级到重工业以及现代科技行业的。关于孙建波批评称东北不应发展轻工业，付才辉称，报告中提出的是现代轻工，不同于传统简单的轻工业，承接江浙轻纺工业的转移也需要发挥吉林省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装备改造以及产品质量升级，即转进。这意味着吉林省还可以发挥重工业的基础反哺轻工业，与此同时也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他称，大力发展现代轻工业，不但可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还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力发展。付文辉写道：“那些墨守成规地认为东北应该坚持重工业分工而东北沿海应该坚持轻工业分工的思想，事实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3再次交战对于付文辉的驳斥，孙建波毫不手软，二次发文开展激烈“口水战”。孙建波称，扬长补短的建议不能适用于东北：扬长，是没有疑问的。但如果东北要先补短，然后再扬长；或者同步补短，就危险了。以下三个因素决定了东北不能发展轻纺、家电等产业来补短板。这些产业无论多么弱，都万万补不得。1、东北不是独立的国家，是中国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产业门类要相对齐全，但东北是一个地区，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要在中国的地区之间，形成高效率的分工。2、东北塌陷，但并非不如1980年代的东南沿海东北要崛起，也并非要从东南沿海的1980年代起步。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一穷二白，轻纺、家电、电子，是中国的高端产业。由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因素，在国际上也很有竞争力。但今天的东北，如果再做这些产业，毫无竞争力可言。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越南、非洲等国家，与国内河南、四川等地相比也无优势。这些产业的制造迁移，已经完成了从东南沿海向内地或海外迁移的过程。今日再提，毫无意义。3、轻纺等产业不能帮助东北完成原始积累能够换钱的初级产业，一定是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是本国或本地的成本更低的产业，这样才有钱挣。试问，东北要是发展轻纺、家电、电子，成本会比目前成熟的那些产业集群更有优势吗？一定能在竞争中胜出吗？如果不能，是亏钱呢？还是挣钱呢？如果靠政府补贴来活命，地方政府发展这些产业又能得到什么呢？如果东北要靠轻纺、家电、电子等产业来挣钱打基础。花谁的钱来招商引资呢？如果是花中央财政的钱，为何中央财政不直接补贴东北的优势产业呢？如果花自己财政的钱，不要忘了，这是一笔亏本买卖，如何实现原始积累？孙建波认为，要发展，要发挥长板效应。一个地区是否有竞争力，只看最强势的产业，根本不用看短板。因为只要长板足够强，不用自己“补短板去生产”。他重申，“东北的塌陷，是因为东北经济没有规则。”而这，“也许也是因为资源太多了，没必要和商人讲道理，爱来不来。这也是一种资源诅咒。”因此，“东北发展，也不是单纯产业规划能解决的，关键还是优秀的企业家不愿意来。”4争议四起除了孙建波，其他学者也参与了这场火爆的论战。前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任党委宣传部负责人宋常铁赞同孙建波的说法，“林毅夫团队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报告对东北产业规划的指导让人大跌眼镜。”宋常铁称，林教授团队报告问题的要害是：对东北地情的陌生，对东北历史的陌生，以及对新时期国内各地产业竞争现状的不清楚。他称，东北本来轻工业就很发达，是学者们不懂东北经济史。早在民国时期，东北的轻工业就已经很有规模了。对于林毅夫提出的东北农村人口可以成为潜在的发展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的来源，宋常铁称，国家给东北最核心的产业定位就是农业和环境保障，就让你种地、放牧。国家压给东北农民的粮食种植任务也从不见松绑。所以，“东北搞轻工业姑且不论产业基础，即使在农民工资源上已经不具有优势。”他还表示，无论从原材料、物流，还是气候，东北得劳动力和技术优势并不突出。至于东北经济的根本问题，宋常铁也将矛头指向了体制问题。他称，长期高度计划色彩的经济体制使东北没有了民营经济的社会氛围和生长空间，“算到2003年，计划经济的影响比长三角至少多了25年，比珠三角至少多了39年。东北经济落后直接因素主要就在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则把吉林该不该发展轻纺工业等问题，上升到了“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究竟适用何种理论框架”的高度。张可云提出，林毅夫团队使用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的一种改进，但比较优势理论适用于分析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分工与发展问题，而不适用于分析膨胀区域与萧条区域。老工业基地属于曾经高度辉煌过，之后衰落了的萧条区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国强则对《吉林报告》中“吉林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不是营商环境差，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低”的观点提出质疑。田国强认为，更重要的是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体的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室研究员张跃文也表示，吉林目前最缺乏的是让关键生产要素有效结合并且发挥效益的土壤和环境，“吉林经济问题源于非经济因素”，请政府加快“自我改革”，为企业和创业者松绑。对于这场争辩，你怎么看？喜欢此文，欢迎转发和点赞支持见闻君▪[详情]

　　查看所有经典文章，可点上方蓝字，关注我即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领衔的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团队，近日发布了30多万字的重磅报告——《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引发巨大争议。为了帮助大家更顺畅地阅读这篇推送，此处先概述一下这份《吉林报告》的主要观点，尤其是引发争议的相关观点——《吉林报告》依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解决东北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违背比较优势型赶超战略”转轨到“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报告强调，只有在轻纺行业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即轻工业的比重要超过重工业之后，重工业才能具备自生能力地快速健康壮大，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在国际上也是没有竞争力的。并得出结论，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短”板是以纺织服装、家电与消费电子为龙头的轻工业集群和相应商业网络严重缺失。《吉林报告》提出，过去振兴东北的战略思路是侧重“加长避短”（提升重工业忽略轻工业），然而在当今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东北与吉林如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进行“扬长补短”是其转型升级的根本。在具体的转型升级政策方法上，报告建议吉林发展五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大农业产业集群、大健康产业集群、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现代装备产业集群、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报告称，“这五大五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将成为未来培育吉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关注此事件的各位朋友想必已经很清楚争议的来龙去脉了。最为激烈的批评声音来自前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针对“吉林报告”提出的吉林应“发展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现代装备等产业集群”的建议，他认为这是要“把吉林带到坑里”。随后，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在其官网上发布了报告原文，《吉林报告》的核心团队成员，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付才辉也回应了孙建波的批评。付才辉称，孙建波提出吉林省要发挥医药健康、旅游运动、农业食品等比较优势，并以此来批评《吉林报告》没有指出来这些比较优势。事实上，这些内容正是《吉林报告》提出吉林省可以叠加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现代装备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等五大万亿量级的符合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的内容之一，而且有更加系统和详细的分析。（查看付才辉回应文章大力戳：《吉林报告》下载链接以及对有关评论的简短回应；点击本文末“阅读原文”直达报告下载链接）不过，这一轮争议并没有因为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回应而平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在其个人公众号上发表长文《新结构经济学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吗？兼就<吉林报告>与林毅夫教授商榷》，将此前大家主要关注的吉林该不该发展轻纺工业等问题，上升到了“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究竟适用何种理论框架”的高度。张可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是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的一种改进，但比较优势理论适用于分析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分工与发展问题，而不适用于分析膨胀区域与萧条区域。老工业基地属于萧条区域，其与落后区域虽然都是问题区域，但有本质区别。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工业基地曾经高度辉煌过，只不过是由于“路径依赖”等原因衰落了，而落后区域从来就没有步入现代化的轨道，因此二者的发展条件、起点与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完全是不一样的。曾在去年下半年和林毅夫展开产业政策争论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国强也于今天就《吉林报告》发声。秉承其坚定的“有限政府”论，田国强就《吉林报告》中“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不是营商环境差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低”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尽快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模式，形成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体的指导，对东北的情况更是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室研究员张跃文的观点与田国强类似。在他看来，吉林目前最缺乏的是让关键生产要素有效结合并且发挥效益的土壤和环境，“吉林经济问题源于非经济因素”。因此他提出，政府作为积极行动的主体，在吉林经济振兴中需要发挥更主动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要政府拿多少钱来办企业，也不是仅仅让政府出台多少政策减税降费。而是请政府加快“自我改革”，为企业和创业者松绑，为社会保障兜底，主动减政放权，裁减机构和冗员。《吉林报告》对吉林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现实意义毋庸置疑。不过当前版本的《吉林报告》本就是征求意见稿，有价值的学术争议越多，就越有可能帮助报告改进与完善，更深一步说，甚至会推进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对于这类有见地、有现实意义的学术讨论，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乐见其成的。以下摘取张可云、田国强以及张跃文三位学者有关《吉林报告》的最新观点供各位参考。张可云：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的是何种理论框架？《吉林报告》第1章用较长的篇幅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并明确了东北发展问题的分析框架是新结构经济学。实事求是地说，这一章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介绍很难让人看出清晰的理论脉络与线索。报告正文第2页的一段话似乎是对这个分析框架的定义，即“2012 年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工作回来后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从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来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的决定因素，以及作为上层建筑影响交易费用的各种制度安排如何决定于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和技术。”这个表述不简洁，也不通俗。如果按此说法，这里定义的新结构经济学顶多算是一种分析现实问题的套路，称不上是一种理论流派。而且，其分析的空间单元是国家而不是国家内的区域。而国家内部的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与面临的问题并不完全一致，几乎不可能用一套理论去回答不同类型区域的“如何确定本地区的发展思路与方向”之类的问题。或者说，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能解决所有不同类型区域发展问题的唯一理论分析框架。林毅夫教授在《新结构经济学》（2013年7月2日发表于“爱思想”网）一文中指出：“要素禀赋与其结构同时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总预算跟它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就决定其经济的比较优势。”据此可以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的一种改进。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到底是否适合用来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呢？应该承认，区域经济学中所运用的区域分工理论大多数来自一般经济学。这些理论可分为古典、新古典与现代三类。古典分工理论有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新古典分工理论有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与萨缪尔森提出的要素均等化理论等，现代分工理论较多，主要有技术差距理论、需求相似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等。事实上，众多分工理论的基本假设、问题提出的背景、侧重的角度与政策含义都是不尽一致的，在被用作区域经济分析时，必须甄别理论的适用性，否则有可能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理论经济学要求解释统一，因而只能求助于不符合现实的假设；而区域经济学在研究具体区域发展问题时，往往运用的是适用于本类区域分析的理论与地理学的归纳方法。根据区域病理分析，区域可分为四类，即发达区域、落后区域、膨胀区域（即患城市病的区域）与萧条区域（即老工业基地），关于这些区域的突出特点，可参见本人今年8月4日发送的《中国区域经济新常态的新表述》一文，此文中的现代化前区域相当于落后区域，年青区域相当于发达区域，成熟区域相当于膨胀区域，老年区域相当于萧条区域。将不同类型区域的特点与不同的区域分工理论进行对照，便会发现比较优势理论不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比较优势理论适用于分析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分工与发展问题。相对于参照区域而言，发达地区几乎在各个领域都领先于对方，而落后区域几乎在各个领域都落后于对方，因此只能按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各自的主要发展方向。虽然比较优势理论是大卫·李嘉图提出的，但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时期中国大思想家墨子就提出了“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比较优势思想，后来人们用“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来概括这一思想。那么为何比较优势理论不适用于分析膨胀区域与萧条区域呢？膨胀区域与萧条区域是目前与曾经的发达地区，其与典型的发达地区存在的区别在于前者患有城市病，后者患有萧条病。老工业基地之所以得萧条病，是由于其比较优势已经丧失殆尽，或许更准确地说就是其过去对其他区域所占有的领先优势由于各种原因已经一去不返了。例如，新中国初期，吉林的长春在汽车制造、电影等领域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但目前已很难再现往日的风光了。或许有人会说，那可以将萧条区域与落后区域同等看待，不也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来分析老工业基地的问题吗？这是不正确的！老工业基地与落后区域虽然都是问题区域，但有本质区别。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工业基地曾经高度辉煌过，只不过是由于“路径依赖”等原因衰落了，而落后区域从来就没有步入现代化的轨道，因此二者的发展条件、起点与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完全是不一样的。萧条区域的衰落需要从内外两个方面找原因。从内部来看，路径依赖、制度刚性等是主要原因；从外部来看，外来的竞争压力与冲击增大、其他区域的区位条件改善以及其他区域的重大技术创新等是主要原因。从区域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老工业基地的固步自封或倒退的内部与外部原因都源于一个字，即“老”。所谓“老”，是指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化起步时间相对较早，其在辉煌时期感受不到外部的竞争压力与内部路径问题，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变迁，其曾经所拥有的地位被其他区域所取代，并陷入一个主要产业衰退—人口特别是技术人员大量外流的恶性循环之中。破解老工业基地振兴难题，关键不在于寻找区域内的比较优势和识别区域内的要素禀赋优势，而在于从大范围区域乃至于全国或全球的环境变迁中发现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机会并重新规划自身的发展定位。囿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很难找到治疗老工业基地萧条病的良方的。如果非得套用一个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比比较优势理论更适合用于分析吉林这种老工业基地集中地区的发展。与其他非老工业基地区域相比较，老工业基地区域的基本特点是长短互见。一方面，其辉煌时期对其他区域的压倒性优势已经丧失，已经不存在发达区域对落后区域那种全面领先的优势，因而不存在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去确定其发展定位的可能；另一方面，虽然老工业基地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耀，但长期工业化所积累的底蕴犹存，而且老化是点的问题，而不是面的问题，或者说并不是整个吉林省或东北地区都是老工业基地，其不像落后区域，在产业发展领域并非一无是处，区际比较存在短板与长处，因而宜用绝对优势理论分析其发展方向与定位；另外，老工业基地普遍衰退并不否定其在少数领域还存在一定的竞争优势，这是其振兴的火种，因而宜用竞争优势理论分析其重新崛起的发力点与行动路线图。分析至此，何种理论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这一问题的答案已经清楚了。《吉林报告》的《报告概要》第2页明确说，“按照林毅夫教授开创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解决东北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违背比较优势型赶超战略”转轨到“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事实上，吉林等老工业基地在辉煌时期不可能提赶超战略，其衰退后更谈不上赶超。而且从理论上说，比较优势理论不适用于老工业基地。因此，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去研究吉林的发展方向、思路与政策是值得商榷的。田国强：学者没有实际工作者了解具体情况，因此更应进行理论和原则性指导，而非给出具体建议既然是产业政策方面的建议，那应该是在说要由政府来主导，我对这个轻工业产业政策的看法，无论是从信息、外部性、激励、效率、公平、风险，还是从改革及其治理的任何一个方面来看都有问题，大致看法如下。1）信息。到底是学者更了解发展哪个具体产业更可发展，还是市场、大众及其企业家更了解？之所以要分散决策，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由于市场信息难以被少数人掌握。2）外部性。轻工业行业有外部性？需要政府去干预？？如果市场会失灵，许多经济学，包括我本人，认为政府需要规制（间接而不是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但轻工业行业基本上是一个竞争性的行业，应该是让市场发挥作用，需要政府去扶持？3）激励。企业基本都是逐利的，有利才去发展，东北在轻工业行业方面有竞争优势？企业家会跑到东北去投资设厂？4）效率。既然信息和激励都有问题，效率能高到哪里去？民企不愿意去做，国企去做会有效率？况且对一个正外部性不大的行业进行扶持，效果会大吗？5）公平。给予政策的优惠，扶持一个企业，而不扶持另外一个企业，怎么决定？即使能决定，为什么给他不给我，公平吗？6）风险。当然，我们可以等到一定时间让事实说话，谁对谁非，但问题是风险谁来承担？不像个人和民企决策，风险和收益都是你自己的，一般不会影响大局，而给政府做具体建议，提出具体产业政策，不像理论探讨，是要具体实施的，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政府政策一旦出错，其影响是全面和长远的。所以，应该有风险意识和防火墙意识，让政府尽量减少在经济活动中的风险。作为学者，更应该是进行理论和原则性方面的指导，并且这种指导要充分考虑国情，而不是具体的建议，因为我们没有市场、大众、具体政策部门，实际工作者更了解具体情况。这是我一直的看法，并且落实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去。比如，对我们上海财大高等研究原的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项目，我们定的一个准则就是，原则上不给出具体政策建议，只是进行风险评估的情景分析，反事实分析、政策模拟分析，为政府决策作出理论、量化和历史三位一体的科学分析，而不是给具体建议。所以，我们报告每期的副标题都是风险评估。政策模拟及其治理。7）改革和治理。在林毅夫领衔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中，基本没有强调改革，体制机制的问题。他们提供了打造五大具体产业集群的建议，并认为：“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不是营商环境差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低。”而我对投资回报率低原因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只谈发展，只谈政策，不谈改革和治理，是很难让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的；不解决和有一个基本、基础的元制度环境，是很难产生出工业革命、企业家精神和毁灭式创新的。中国经济近些年的下滑，关键是改革不到位。我们的理论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改革与不改革、改革到位与不到位，经济增长相差好几个百分点。其实，经济失衡是表象，体制失衡才是深层次原因，治理失衡才是根源。否则，就会出现过去那种随着政策的松紧和上下波动，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所以，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尽快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模式，形成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体的指导，对东北的情况更是如此。这就需要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发挥好的恰当的而不是多的作用，从而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要大大有能、有为，而在具体经济活动方面，特别竞争性行业方面，要大大地无为，要无为而治。所以，政府的基本定位就只能是有能的有限政府，而不是事事有为的有为政府。这是我和林毅夫教授之间一直以来最大的争论焦点。张跃文：吉林经济问题源于非经济因素《吉林报告》对于吉林省产业结构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并从中发掘吉林省传统产业特别是重工业渐趋落后，轻纺工业迎来机会窗口等产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但是对吉林重化工业为什么会落后，轻纺工业何以能做强，缺乏更有逻辑性的深入分析。这使得仅从数据得出的结论略显单薄。关于形成吉林经济当前局面的原因，有关专家学者已经分析较多，其中比较常见的是体制机制因素，中央政策因素，文化因素和历史因素。但是关于这些因素是如何综合发挥作用，导致地区经济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尚缺乏综合性的理论解释，这也使得很多研究吉林经济的研究报告浮于表面，难治根本。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应势应时，紧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主张更好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受到中央部委和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相对落后省份政府的青睐，并非偶然。这是林教授理论的一次尝试，相信林教授团队会根据尝试的结果以及各方面的反应持续丰富理论架构，这也是学者的份内之事。只不过吉林乃至东北经济的问题仍然摆在那里，时不我待，如何解决，必须尽快拿出办法。从经济角度看，吉林经济发展不缺资金，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市场，目前都是资金过剩状态，大量资金由于找不到适宜的投资项目而在金融体系内打转，还造出了一堆的问题；不缺技术，依照吉林目前的产业结构形态，国内外都有大量的成型先进技术可以学习借鉴和引用；不缺人力资源，林教授团队已经分析了有关情况，而且即使是稀缺的高精类人才，也完全可以通过筑巢引凤的方式吸引过来；不缺市场，庞大的国内市场和“一带一路”国际市场，有着巨量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需求。在国家长期推动“双创”战略的背景下，国内的创业氛围已经初步形成，资本、技术、人才正在各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结合。但这在吉林似乎是最困难的事情。因此，吉林目前最缺乏的是让关键生产要素有效结合并且发挥效益的土壤和环境。办法在哪里？我们学金融的一句口头禅是“金融问题往往源于非金融因素”，这里我也模仿一句，“吉林经济问题源于非经济因素”。前面讲过，吉林经济落后似乎都可以在政治、文化、历史等方面找到原因，从《吉林报告》所散发出的浓厚官方味道可以预料，即便报告中的建议真的转化为政府政策，那也只是原有政府管理方式和政策的延续，除了强化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对于改善吉林经济发展环境的作用不会太大。有一位《吉林报告》的评论者认为东北缺乏“经济自由”，创业和投资的成本太高，对此我很赞同。政府管的事情多了，企业和民众的依赖性会变强，其结果是市场主体自我生长和抗风险的积极性和能力都下降，甚至形成“肌无力症”。当政府无力负担更多的时候，患有这种“肌无力症”的市场主体依然躺在政府身上不能起身，导致政府、企业和个人利益困绑在一起，但谁也没有能力率领大家摆脱困境。因此，我认为政府作为积极行动的主体，在吉林经济振兴中需要发挥更主动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要政府拿多少钱来办企业，也不是仅仅让政府出台多少政策减税降费。而是请政府加快“自我改革”，为企业和创业者松绑，为社会保障兜底，主动减政放权，裁减机构和冗员。.[详情]

　　林毅夫吉林报告争议再发酵，田国强：轻工业应让市场发挥作用 澎湃新闻记者 韩声江 来源：澎湃新闻 8月25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团队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吉林报告》）引起的学界争论再度发酵。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撰文反对林毅夫所提出的吉林应率先弥补轻工业短板的政策建议，而强调“轻工业行业基本上是一个竞争性的行业，应该是让市场发挥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也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新结构经济学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吗？兼就<吉林报告>与林毅夫教授商榷》聚焦争议的学理层面。他认为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田国强与林毅夫二人间就不断发生关于产业政策问题的争论，这次田国强在《对林毅夫教授用新结构经济学给吉林省开出产业政策药方的看法》一文中仍然将重点放在了产业政策问题上。 他表示，“其争论的焦点和实质其实就是一句话：对具体行业（特别不是新兴行业）的发展、走向的决策和具体实施，到底是由学者或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决定，还是由市场来决定？也就是，到底是少数个人（学者、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聪明，还是市场和大众聪明？” 田国强称，“林毅夫对吉林的发展提出打造五大具体产业集群的建议，其中最引起争议的一个产业政策具体药方就是，遵循比较优势，轻工业短板要补上。既然是产业政策方面的建议，那应该是在说要由政府来主导。” 田国强从信息、外部性、激励、效率、公平、风险等6个方面分别阐述了自己反对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理由。提出了诸如“到底是学者更了解发展哪个具体产业更可发展，还是市场、大众及其企业家更了解？企业基本都是逐利的，有利才去发展，东北在轻工业行业方面有竞争优势？民企不愿意去做，国企去做会有效率？给予政策的优惠，扶持一个企业，而不扶持另外一个企业，怎么决定？”等问题。 田国强强调，作为学者，更应该是进行理论和原则性方面的指导，并且这种指导要充分考虑国情，而不是具体的建议，“因为我们没有市场、大众、具体政策部门，实际工作者更了解具体情况。” 他最后指出，在林毅夫领衔的《吉林报告》中，基本没有强调改革、体制机制的问题，并认为“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他表示：“而我对投资回报率低原因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只谈发展，只谈政策，不谈改革和治理，是很难让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的”。 张可云则首先在学理层面分析了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 他认为，根据区域病理分析，区域可分为四类，即发达区域、落后区域、膨胀区域（即患城市病的区域）与萧条区域（即老工业基地）。而比较优势理论只适用于分析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分工与发展问题。 其原因在于，老工业基地与落后区域虽然都是问题区域，但有本质区别：老工业基地曾经高度辉煌过，只不过是由于“路径依赖”等原因衰落了，而落后区域从来就没有步入现代化的轨道，因此二者的发展条件、起点与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完全是不一样的。 他认为，破解老工业基地振兴难题，关键不在于寻找区域内的比较优势和识别区域内的要素禀赋优势，而在于从大范围区域乃至于全国或全球的环境变迁中发现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机会并重新规划自身的发展定位。 他还认为，经济结构存在问题只是老化病的表现之一，而不是东北衰退的症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是负增长、失业问题严重、人口大量外流等都是老的表现。 他提出，就吉林所在的东北地区而言，其关键症结在于技术人员的大量外流。“防止人口特别是技术人员流失比经济结构‘扬长补短’更为关键。保留住技术人才，是扬长避短的前提。” 林毅夫在《吉林报告》中为吉林开出了一副“五大万亿量级产业集群”的药方，其中的现代轻纺产业集群是此前遭到质疑最多的。对于这剂药方，张可云认为，附加值不高、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不高的产业是否有利于优化吉林省的经济结构是令人怀疑的。人口密度低的吉林省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并没有优势。[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