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二胎成了国事 相关概念股持续受益

　　长期来看，不用担心低生育率问题 来源：南方都市报 经济人 于晓华专栏  （作者系哥廷根大学教授） 人类作为高级哺乳动物，胎生似乎限制了生育率的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自由和福利水平的提高，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生育率都在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如何提高生育率成了各国政府的政策难题。比如，德国采取了生育补贴、免费教育、吸引移民等措施来对付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但似乎成效不是很明显，甚至有人认为人类社会很快会坍塌。 作为一位人口学博士，短期内我可能担心老龄化社会尤其是我的养老问题，因为人口结构决定了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水平。这种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归根到底，老龄化社会的老年人需要年轻人工作来抚养。但是，长期内我对未来人类生育率或者人类的未来一点也不担心。 科技会改变人类。随着生物工程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必能掌控自己的命运。生殖和性行为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完全分离，生殖的事情可以交给“婴儿工厂”。 在不远的未来，随着生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可以设立婴儿工厂，从公民那里获取卵子和精子，在婴儿工厂进行试管婴儿培育，在人工子宫里面长大。然后给你生出来，让你抚养；或者工厂化抚养，从出生到长大都在婴儿工厂里面进行。这个时候，只要名义上的父母交钱，或者国家补贴代为抚育就行。这样的技术我认为已经离实现不太遥远了。 甚至，按照现有可行的生物技术，直接运用克隆技术，复制几个年轻的自己，作为自己的后代，自己抚育或者交给婴儿工厂抚育，都是可行的。这样的技术可以精确控制人口数量，并提高人口质量。但是，其代价必然是人类传统社会的解体，以及人类社会各种伦理的丧失。人类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这样的一个改变。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如何尊重生命、延续人类传统文明以及塑造家庭文化，政府如何应对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如何治理，这会造成一系列社会难题。 但是，后现代社会不都是一个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吗？这个过程短则可能就是几十年，我们很多人在有生之年或许就能看到。政府、社会和我们个人应该开始思考、探讨、研究如何迎接这样的社会了。[详情]

　　要让大家缴纳“二胎基金”的人，究竟是谁？ 来源：太阳照常升起 作者： 慕峰 8月14日，江苏省《新华日报》在第13版“思想周刊·智库”刊发了刘志彪、张晔合著《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一文，其中提出：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为了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建议设立具有强制性和保障性的生育基金制度，鼓励家庭生育。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这样一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减轻财政补贴的负担；二是能鼓励公民早婚早育，提高生育意愿。” 上述文章经由各大媒体转载，在8月16日终于引爆网络。 对于上述观点，实在是无法评价，任何认真的评价，都是在侮辱智商。 只是出于好奇，想知道作者到底是谁，于是做了简单的查询。 根据百度百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信息来源了）： 刘志彪，1984年12月-2010年10月任南京大学教师、经济学院院长，2010年10月-2014年4月任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党委书记，2014年4月-2015年1月任南京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2015年3月免去南京财经大学校长职务。根据全国政协网站，刘志彪曾于2013年起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未见其人；根据人民网，刘志彪曾于2011年起任中共江苏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江苏省纪委名单未见其人。 张晔，200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学院，2008年博士后出站，曾与北京大学姚洋教授合著论文，于2009年获第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在查询了中国知网后，发现张晔在此前没有发表过一篇与人口理论相关的论文，而刘志彪的研究领域一直是产业经济学，也对人口理论没有过任何研究成果。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自2004年起，张晔与刘志彪合署发表的论文为9篇，张晔独立发表的论文为3篇。 事实上，引发热议（激起民愤）的上述“二胎基金”文章，最早是8月13日发表在微信公众号“长江产经智库”上。根据该公众号的介绍，刘志彪、张晔目前所在的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是“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和“江苏省首批重点高端智库”。 了解完上述信息后，我心中有几个疑问： 1、为什么过去数年，几乎没有一个中国智库能够提前预判中国外部环境尤其是中美关系将要面临的剧烈变化？ 2、今天中国的这些智库都是如何产生的？经费从哪里来，谁来设立、谁来评判、谁来监督，如果因其言论失当导致国家遭受重大损失，或者激起民愤、造成官方信用扫地，谁来承担责任，将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3、前有综合国力已超美国，后有不生二胎就得纳税。为什么中国的专家总是“学无止境、研无边界”，竟然恨不得以人头税的方式来“为国分忧”，这到底是“学术研究无禁区”，还是“思想道德无底线”？究竟是“共和国的忠诚卫士”还是不惜让官方信用扫地来满足自己私利的“高级黑”？ 4、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和今天面临的巨大内外部挑战来看，中国的这套专家生成体制和这些所谓的专家，究竟对这个国家和全体国民是有益还是无益，还是根本可有可无？我们每年对这些专家的投入究竟是多少？是不是可以考虑压降这些专家成本，转为用来鼓励生育？ 我相信在所有评论文章中，本文已属非常克制。[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