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发言

吴敬琏谈改革开放40年教训: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
吴敬琏谈改革开放40年教训: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4:56
吴敬琏:私营经济应退出的声音不和谐 应辩论达成一致
吴敬琏:私营经济应退出的声音不和谐 应辩论达成一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5:18
楼继伟:金融混业模式绝对不行 会引发高风险
楼继伟:金融混业模式绝对不行 会引发高风险

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楼继伟[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6:04
楼继伟谈改革:让市场起作用 不要惦记需求侧刺激政策
楼继伟谈改革:让市场起作用 不要惦记需求侧刺激政策

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楼继伟[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5:10
白重恩:完善营商环境 从特惠过渡到普惠
白重恩:完善营商环境 从特惠过渡到普惠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委员白重恩[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5:26
林毅夫:中国将在2025年变成发达国家 要承担更大责任
林毅夫:中国将在2025年变成发达国家 要承担更大责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5:38
杨伟民提八项改革措施:减少政府机构 取消所有制分类
杨伟民提八项改革措施:减少政府机构 取消所有制分类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6:35
杨伟民建议:大幅减少政府干预 “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杨伟民建议:大幅减少政府干预 “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6:51
杨伟民:重建地方税体制 才能解决房价问题
杨伟民:重建地方税体制 才能解决房价问题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5:51
新浪与中国经济50人论坛联合推出纪录片:亲历改革
新浪与中国经济50人论坛联合推出纪录片:亲历改革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4:56

学术研讨

王一鸣:改革约束机制越来越多 激励机制却越来越少
王一鸣:改革约束机制越来越多 激励机制却越来越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王一鸣[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6:43
盛洪:宏观税负越来越高 企业利润边际已被减没
盛洪:宏观税负越来越高 企业利润边际已被减没

著名经济学家盛洪[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9:11
李扬:经济下行 民企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
李扬:经济下行 民企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7:01
胡鞍钢:把中国崛起经验输送非洲 助力非洲发展
胡鞍钢:把中国崛起经验输送非洲 助力非洲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鞍钢[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9:23
吴晓灵:改革进入利益优化配置期 用法律调整各方利益
吴晓灵:改革进入利益优化配置期 用法律调整各方利益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吴晓灵[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9:29
许善达:我国部分政策对于科技发展起负面影响
许善达:我国部分政策对于科技发展起负面影响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7:13
潘仲光:科技发展要聚焦新能源和芯片等上游技术
潘仲光:科技发展要聚焦新能源和芯片等上游技术

东方高尔夫国际集团总裁潘仲光[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7:26
刘晓艳:改革不是纯粹完成任务 而是要市场健康发展
刘晓艳:改革不是纯粹完成任务 而是要市场健康发展

易方达基金公司总裁刘晓艳[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9:33
国务院智囊发问:民营经济能否是执政基础的一部分?
国务院智囊发问:民营经济能否是执政基础的一部分?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9:49
宋晓梧:农民工占70% 中国劳动力市场非常扭曲
宋晓梧:农民工占70% 中国劳动力市场非常扭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20:00
郑新立: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郑新立: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20:12
管涛:改革开放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
管涛:改革开放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管涛[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20:23
陈东升:四股力量共同推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成就
陈东升:四股力量共同推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成就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20:29
段永基:只给民营企业番号 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
段永基:只给民营企业番号 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

四通控股董事长段永基[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20:35

最新新闻

新一轮思想解放:50人论坛打响第一枪
新一轮思想解放:50人论坛打响第一枪

  【专题】 独家:9月16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全部内容都在这里了 新一轮思想解放:50 人论坛打响第一枪 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文/刘胜军 中国将继续激发创新活力,营造自由思考、充分探索的良好氛围。 ——刘鹤(9月17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思想解放是改革的前提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336 条全面改革,社会各界对改革红利的祈盼热泪盈眶。转眼已经过去 5 年,改革红利释放远低于社会预期,改革局面趋于“沉闷”。 改革僵局,再加上中美贸易战,令社会各界陷入空前焦虑,股市一跌再跌。 回顾 40 年改革开放历史,每一轮改革都始于思想解放: • 没有 1978 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和80 年代的改革开放 • 没有 92 南巡,就没有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于当前步入深水区的改革而言,思想解放是能否重启改革的关键所在。 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说: 我觉得首先第一条就是要解放思想,现在的改革推进难,突破难,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思想解放不够,就是总书记讲的解放思想是永无止境、改革永无止境、思想解放也是永无止境。所以就要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要创新了,你要围绕创新来去改革,你不解放思想是不行的。 89 岁的“改革老 人”高尚全也说: • 改革 40 年来最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我想就是解放思想。正因为解放了思想,我们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取得了新的突破。所以可以说,40 年改革的过程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就是邓小平同志对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评价。邓小平说,这个文件好。好在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讲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一些新话。 2 思想解放需要各界一起努力 思想解放事后看都很简单、讲的都是常识,但其实每一次“回归常识”的思想观念突破都非常艰难,需要各界付出艰辛努力。以 90 年代初的思想解放为例为例,当时中国改革开放遭遇最严重的一次挫折,经济增长急剧缓慢,国内市场疲软,国外受到西方制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有担当的国之栋梁推动了思想解放: • 1989 年吴敬琏写成《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许多家出版社不敢出版。直到 1991 年下半年,中国财经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辑在此书出版批文上签下了各自的姓名后承诺:“一旦有事,共同承担”。 • 吴敬琏回忆说: 我在 1990 年 7 月(在中南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跟人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位领导同志还在我的报告上批示——‘市场就那么灵吗?’会后人们把我叫‘吴市场’,其实当时是一种贬义。 • 1991 年 2 月 15 日(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皇甫平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和后来相继问世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四篇文章,锐意推进改革开放,犀利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冲破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大胆提出发展市场经济,在当时引起了强烈争议。 • 1991 年 10 月至 12 月中央密集召开 11 次专家座谈会。每次会议均由江泽民主持,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其中一些会议。江泽民在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这个座谈会是内部研究,他在每次会议过程中都有简短发言或插话,多次引用参会人员的观点,并就一些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会议充满自由讨论的气氛,会议没有桌签,与会专家到会议室后自由选座位,发言顺序不是预定的,都是临时要求发言,还可随时补充。多数人都不是念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敞开思想着重讲自己的意见,也有即席发言,一般要求会后提供书面发言稿。 • 1992 年 1 月 18 日 - 2 月 21 日,对各界争论观察良久的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一锤定音”,迅速引爆“新一轮改革”。 3 50 人论坛打响思想解放第一枪 各界祈盼新一轮思想解放之际,谁来打头阵?50 人论坛当仁不让。50 人论坛备受瞩目,不仅因为刘鹤是发起人,而且因为论坛拥有吴敬琏、吴晓灵、杨伟民等影响力十足的人物。 9 月 16 日,50 人论坛召开“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暨 50 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澄清了当前束缚改革的一些重大认知问题,可谓酣畅淋漓的及时雨。 不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经济就会出问题 88 岁的“吴市场”吴敬琏说: • 我认为 40 年的主要的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在这 40 年中,凡是我们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出现了倒退。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教训。 • 1992 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 50 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提议,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中国经济真正腾飞了。 •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21 世纪初期,特别是 2005、2006 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就是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 稳增长只会加大风险 在贸易冲突的背景下,刺激、宽松信号再起。对此吴敬琏提醒: • 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那么有没有出路呢?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这些决定,看来落实不是很容易的。我建议一下我们 50人 经济论坛可以一项一项来讨论,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一次,336 项一项一项的讨论,需要调整的就调整,在我看来总体来说是适当的、是正确的。 对刺激的依赖,也引发社会对改革诚意的质疑。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说: •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上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这里边有来自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新时代不是要还改革,而是必须要加快改革。也不是小改革,而是要全面深化。不是虚改革,必须要啃硬骨头。不是假骨头,必须落地有声。 • 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 336 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痛批“经济恐怖分子”吴小平 近期“吴小平”提出私有企业应该“退场”,引发舆论鞭笞。 • 吴敬琏: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有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位。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 • 杨伟民: 今后我们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像国企、国资、土地制度、农村宅基地、科研人员拥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等等,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 杨伟民: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直言: • 大家都在主张、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那么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有没有标志性、试金石性的改革,有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有没有真正让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我想改革可能如果有的话,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可能是一个领域。 • 最近这几天,吴小平的这篇文章观点引发了很多讨论,固然和吴小平这篇文章观点比较糊涂、错乱有关系,当然也和当下,大家特别是民营企业有一些担心有关系,和对一些经济政策的不甘心,或者说的更重一点,不 满有关系,信心不够,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的不健全的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的担心,有一些意见可能主要也体现在对减负负担没有明显减下来、融资贷款仍然很难有关系,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 • 非公经济提供了 50% 以上的税收,民营企业创造了 60% 多的 GDP,民营企业提供了 70% 左右的出口,民营企业创造了 80% 左右的就业岗位。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我想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我说完了。 对这个问题最为忧虑的当数民企企业家群体。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说: 40 年改革开放,我的观点是政府应该逐步退出在经济中的作用。其实今天所有的困惑、所有的争论,所有大家的对立和差异,政府在经济里面的作用,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进程当中,该扮演什么角色,其实本质是这个,国企我不认为是问题,国企的问题来自于政府,政府又是一个要素的组合者、参与者,国企又是它的一个腿和它的一部分,其实政府的强势是通过政策、通过要素,同时又有国企在扮演角色。我认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下一步的开放,中国所有的问题,四股力量中政府应该处在什么角度上,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其实大家都心里是明白的。 “中关村之父”段永基也呼吁: • 改革要深化还得进一步解放思想。目前的经济形势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感觉到的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四个字“哀鸿遍野”,所以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确实现在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被调到国有企业干过,市委市政府很重视让我干,但是组织部的意见是,让段永基管中关村是黄鼠狼看鸡窝,我们就不明白,我们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毛泽东思想抚慰的,我们怎么成黄鼠狼看鸡窝了呢?所以不是那么乐观,国有企业混合经营下,我们也是很难的。 • 我们老讲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经济基础,如果国有企业是八路军,至少民营企业是新四军,可是老把我们当忠义救国军,就给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产权制度改革思想不解放,阻碍了深化改革,希望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多做一点重量级的呼吁。 减税势在必行 当前各界对改革、减税的呼吁已达到沸点。 • 楼继伟: 我们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比较典型的是“里根新政”、“撒切尔改革”等,都是结构性改革,都是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撒切尔改革”的时候,英国叫做“英国病夫”,“里根改革”的时候,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超过 70% ,企业不愿意投资,经济出现危机。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的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 盛洪: 我们要提出一个警告,我们的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我们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不能用“运动式执法”代替改革 当前官场出现一个现象:官员不作为;不作为导致问题和风险,然后就诉诸“运动式执法”、“一刀切”。这在金融、环保、去产能等领域都引起了企业的投诉。楼继伟说: • “三去一降一补”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去产能”就下指标,给各省下指标。这个就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 易方达基金总裁刘晓艳说: • 所有的各个部委、各个条线的改革措施,是不是应该更加统筹一些。当你规范的过程当中,堵后门、侧门的时候,前面要打开。各种改革规范措施,能不能考虑不要叠加。打企业打一拳可以,连续打五拳,不是变得更健康了,可能直接就趴下了。这种要考虑。 • 对历史性的一些问题,还是要有一些尊重,有些问题是 30 年,甚至更长时间形成的,想用短短一两年时间去改变,有时候治病用重拳,这个不太符合中医的原理。 • 法制没有问题,非常欢迎用法制,要解决两个前提,科学立法,有些时候,特别是一些行政规章,没有那么科学的时候,去严格地执行,其实行政管理要有一定的解释权的,而且这个解释权最好是职能部门和职能岗位去解释,如果说你是换了一个非职能的部门和非职能的岗位去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执行起来,整个社会就会绷的很紧,没法再做下去,所以这一点是不是也是整个改革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要不然的话,有些政策为什么一出现会觉得哗然,觉得很奇葩,谁在解释一些行政规章,怎么样做到更科学的立法,这是我们整个法制化的前提。 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是要素市场 杨伟民认为: 过去的改革我们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地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减税更须“减机构” 如何从“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过渡,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李克强总理曾言,“养了人就要管事啊”。可见,政府自身的“精简”是绕不过去的。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说: 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我们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我们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是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一样粗的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警惕渐进式改革的后遗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了与俄罗斯“休克疗法”截然不同的渐进式改革。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渐进式改革的挑战日益凸显。王一鸣说: 中国的改革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我们过去自以为是比较适合国情的,就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我们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改革现在也带来一系列后遗症,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这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所以你会发现,改革过程中时不时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干预又会强化,就是存在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国进民退”后果堪忧 最近几年,在四万亿、去产能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出现新一轮“国进民退”趋势。2016 年国企占据 78% 的新增企业贷款,而民企只占新增贷款的 17% ;但是 2017 年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只有 9.9% ,远低于民营工业企业同期的为 19.6% 。国家金融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忧心不已: • 最近随着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这个事情比较突出。我接触了一下广东,尤其是深圳管国资的领导,以及浙江管国资的领导。得到的印象是说,他们这几个我们印象中是民企,民营资本是最发达的大本营,现在国资在凯歌行进,觉得这是不得了的,赶到一个好时候。 • 大致上四个原因。第一,整个形势今年是有变,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第二,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在上游的赚钱,国企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供不应求。但是广大的民企是在中下游。第三,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民企大多数靠影子银行来融资,资管新规是断了它的财路。第四,虽然说我们的主流政策上强调要给小企业、要给民企不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这一轮我觉得民企是寻找国企做庇护伞。我宁愿说它是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 • 弊端恐怕也是显然的,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定论吧,国企的效率比民企普遍还是低一些的。目前看起来收益率不错,但是是很特殊时期,而且是在政策保护下得到的。不能因此就觉得它怎么样了。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改变之后,开始派领导了,开始往这样一些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 这正是一个契机,是我们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国企改革实际上我们是有现成的章法的。第一,管资本不管企业。第二,混合所有制。也借这个机会搞一搞混合所有制,因为国企改革这两个方向应当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 我觉得借这样的机会我们恐怕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在这样一次浪潮里,我们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的话,过两年后果是比较令人堪忧的。 法治才能避免“黄宗羲定律” 改革势必会突破法律法规,但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有不能不遵守法律。这似乎是一个两难。更令人忧虑的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一些部门将法律当成“挡箭牌”或者出现“部门利益法制化”。 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呼吁: •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赏罚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 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不能因为贸易战打乱改革开放步伐 中美贸易战是一场世纪博弈。中国应该以怎么样的心态面对特朗普的磨刀霍霍? 中国社科院张曙光认为: • 孟母三迁。等到孟子长大,读私塾,成为大儒,世称雅圣。可见孟母眼光之远大,心胸之开阔,决策之明智。这个故事说明,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学习和成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正可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 从 1949 到 1978 年,我们实行了一边倒的国策,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友,并与之结盟,进而国内政策也以其为楷模。搞了 30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结果反复折腾,几经危机,老百姓还填不饱肚。政权的合法性还发生动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改变了国际战略,对发达国家开放,与发达国家为友,向发达国家学习,也推动了国内体制和政策的调整,结果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面貌也大为改观,以至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就是 40 年的基本经验和基本道路。 • 集 40 年之经验,全方位开放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以前,这个主要方向不能动摇、不能改变。在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可能更不是问题。向其他方向的开放,不应喧宾夺主,更不应成为改变和对抗主要方向的手段。[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8年09月19日 23:04
50人论坛经济学家热议未来改革开放着力点
新浪财经综合 | 2018年09月19日 00:37
中国经济决策"智库"的经济学家们讲了哪些“大实话”
中国经济决策

   来源:吴晓波频道  整理/巴九灵 “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过高。” “过去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下一步要让市场起作用。”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 怎么样,以上的观点是不是够劲暴够犀利? 它们来自于一个颇有来头的论坛——中国经济50人论坛,聚集的是一群被称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智库”的经济学家们。成立20年来,多名论坛成员成为高官,如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财政部长楼继伟、央行行长周小川等。 50人论坛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搞官场程序,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企业家集聚一堂,畅所欲言。 拿到本次论坛的演讲稿后,小巴第一时间整理了这些“大实话”,奉送给大家。 吴敬琏 经济学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想讲几点意见: ① 从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我们今后前进的方向和路径,来指导今后的行动,这是我们最好的纪念方式。 ② 改革开放40年的主要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 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推进好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改革进行不顺甚至出现了曲折时,整个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出现倒退。 ③ 改革是在一个目标的指导下曲折前进,40年中有很多波折和起伏。 21世纪初期,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对于改革的目标设定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经过每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 ④ 因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跷跷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主要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它的关键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楼继伟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我重点讲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的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去产能”就下指标,给各省下指标。按理说的是环境标准、安全标准,包括有可能是技术性的这些质量标准,不符合这些标准的要给企业时间改,实在不行就是下指标,就是把目标当手段。 这就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我想回答三个问题: ①在市场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我们经济增长到底是怎么取得的? ②这样的机制未来是不是还有效? ③如果未来会有效的话,未来我们怎么办? 在普惠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时,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我们把它叫作“特惠模式”。 这种特惠模式是否可持续?地方政府除了有激励来选择这些有效率的企业来帮助之外,还要有能力。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追赶型的特征越来越弱,要让地方政府还能有效地识别高效的特惠对象,变得越来越难了。所以我们过去的这种特惠模式,在未来能够起到良好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 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么来提供动力,来完善普惠制度,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我讲三点意见。 ①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学家做了许多贡献,中国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经济学家还要继续发挥作用。过程中要克服体制性的问题,抓住时代给我们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②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经济学家要从中国的经济现象当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可以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等,提出新的理论。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③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不仅是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而且要关心世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的程度决定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 杨伟民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我有几点个人看法: ①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 ②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下一步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要通过改革,要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③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我认为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者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 ④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⑤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减权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 ⑥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在创新发展的今天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有科研成果所有权。 ⑦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 ⑧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南方在崛起是非常大的一个趋势。进入本世纪以后,南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55%。从1820年到2000年,就是南北大趋异的时代,现在进入南北大趋同的时代。 中国对全球的贡献,特别是促进南北方差距的缩小,是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一个目标。中国确实是在本世纪初提出抓住20年的战略机遇期。 从今后的发展来看,要为全球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崛起创造和提供战略机遇期。我们还是可以为他们通过减免关税,包括基本上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实行零关税,能不能覆盖到低收入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中国市场,也包括了我们现在在非洲的技术转移等。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随着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比较突出,大致四个原因: ①整个形势今年稳中有变,这个变还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 ②最近几年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因为供不应求,国企在上游赚得不得了,但广大的民企是在中下游。 ③民企靠影子银行来融资,但资管新规的推出,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 ④事实上对民企依然是有歧视的。 这一轮我觉得民企需要寻找国企做庇护伞。国进民退在中国也出现多次,这次出现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我觉得借这样的机会要认真考虑,如果在这样一次浪潮里,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的话,过两年后果是比较令人担忧的。 盛洪 经济学家 总结一下中国市场化过程就是两点: ①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焕发出了巨大的效率,财富的涌流。 ②在市场化的初期,政府面对显著转变,还是按照过去的参照系去分割国民收入,比例比较低。但随着市场化的发展,政府分割国民财富的机制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这种分割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从2010年到现在,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12个百分点,同时土地财政和劳保等这些方面构成了宏观税负。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在降低,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这个数字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越来越低。 我们要提出一个警告,我国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改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体制外力量,再倒逼国企改革; 这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 首先,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互制衡,存在政府对资源的配置过度干预的问题;其次,深化市场化的改革要求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让渡权力,往往会遇到阻力;最后,渐进式改革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所以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下决心向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明确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但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改革实际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涉及到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许善达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国家的科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的定位需要重新思考一下,科技应该有这么四个重要的定位需要我们明确: 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造财富是非常重要的。 ②科技在财富的分配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③真正的军事实力里科技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④现在在国际的政治、国际的外交,甚至包括军事、经济,各种国际关系里边,科技的影响越来越大。 我想今后对于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和如何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这个问题需要很好地来研究一下。 刘晓艳 易方达总裁 市场对深化改革的呼声比以往更强烈,一方面我们在推动生产要素的有效应用,另外一方面生产要素在发散,没有在聚集。有四个方面值得考虑: ①改革规范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 ②各个部委、各个条线的改革措施都应该更加统筹一些。 ③整个过程当中要对历史性的问题有一些尊重。 ④法治没有问题,科学立法,非常欢迎用法治。为什么有些政策一出现会觉得哗然,谁在解释一些行政规章,怎么样做到更科学的立法,这是我们法治化的前提。 吴晓灵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进步,但离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 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要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学习和成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正可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改变了国际战略,对发达国家开放,与发达国家为友,向发达国家学习,也推动了国内体制和政策的调整。结果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以至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就是40年的基本经验和基本道路。 就此而言,对于中国来说,中美贸易摩擦绝非好事,从中国的长远发展考虑,我们不应当只顾眼前的进退得失,而应当做出必要的让步,以便达成妥协,尽早结束争端,改善外部环境。当然,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为此需要对内外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 管涛 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 CF40高级研究员 我的发言主题是“改革开放的艺术”,讲四点意见: ①改革开放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中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战,对于很多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涉及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不同的立场。 ②任何政策的变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要区分政策调整的后果和意外的冲击。有的时候改革政策调整不一定有决定的对错,最后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取决于最后是不是做成功。 ③改革开放预案比预测重要,改革开放涉及利益的调整,那么会有很多这种变化。 ③改革开放要讲求协调配套、整体推进,实际上大家争论得比较多的就是条件论和次序论。  [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8年09月18日 07:28
最犀利内部会议上高层智囊讲了啥?一文看懂九大观点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8年09月18日 07:14
一线房价为何高?50人论坛呼吁要素市场打破双轨制
21世纪经济报道 | 2018年09月18日 01:36
周末召开中国经济50人论坛 顶尖阵容!犀利观点全在这
周末召开中国经济50人论坛 顶尖阵容!犀利观点全在这

  周末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顶尖阵容!最犀利观点全在这里了 “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使命。 与其他会议相比,50人论坛的会议更为民主和高效。除了主旨发言的嘉宾的名牌是提前摆放的之外,其他参会人员的桌签全部放在入口处,由参会人员自行领取后随意入座。会议开场前气氛也十分活跃,各位参会人员均为50人论坛成员,皆是来自政学企界的高层人士,彼此相熟。 论坛会议分为主旨发言和自由讨论。主旨发言是事先按会议主题指定,自由发言环节更具特色,需要“抢答”。要发言的人将自己的名牌提前竖起,主持人根据树立桌签的顺序安排发言,每人发言时间限定在5分钟,时间一到主持人就会敲钟提醒。因此发言人在发言时都会直奔主题,绝不拖泥带水,保证了会议的务实和高效。 出席本次会议及主要的发言嘉宾阵容豪华: 1.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2.楼继伟(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 3.白重恩(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委员) 4.杨伟民(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5.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6.吴晓灵(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7.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8.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9.郑新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0.管涛(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CF40高级研究员) 主要观点包括: 1.改革开放40年带给我国的主要经验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而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2.供给侧改革有可能短期痛苦、长期见效,有的是当期就很快见效,可能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3.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4.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5.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这是一个难点。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6.目前经济中“国进民退”比较突出,这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这次出现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这是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如果在这样一次浪潮里,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的话,过两年后果是比较令人堪忧的。 7.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 8.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9.中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对不同问题的不同看法涉及到记得利益集团的不同立场。改革开放有舍才有得,预案比预测重要,不能消极等待,也不能积极冒进。 吴敬琏:解决经济“跷跷板”归根结底要靠提高效率   第一,如何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和论坛成立二十周年,最好的纪念办法是认真回顾四十年和二十年的改革历程,总结经验教训,从中找出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找到正确的方向和路径,并以此指导今后的行动。经过这样的分析、思考和总结,砥砺前行,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第二,改革的经验教训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个人认为,主要教训是要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改革方向,并用适合我们的方法去执行。在四十年中,凡是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推动比较顺利的时候,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较好增长,社会和谐的气氛能够保持和改进。当改革进行的不顺利和发生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进步减慢甚至倒退。这是一个基本的教训,这个教训是否总结恰当,需要大家共同研究和讨论。 第三,四十年改革有很多波折和起伏,研究这些波折和起伏能加深我们对改革的经验教训的认识深度。虽然有很多曲折,但经过每一个曲折后改革都上了台阶,因此要把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措施落实到位。 第四,现在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经济增长和转型也还没有到位,经济运行呈现跷跷板状态,主要靠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大量投资造成高杆率过高和债务风险,增大了系统性风险。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提高效率,而效率能否提高归根结底要靠改革。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更要贯彻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措施。 白重恩: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是次优的安排   1.一些企业在它的发展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些帮助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制度的障碍。我们把它叫做一种特惠模式,这是在普惠的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2.如果说特惠的对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业,肯定是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果说特惠的对象是一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那么经济就可以获得增长。 3.如果特惠的对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业,肯定是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果说特惠的对象是一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那么经济就可以获得增长。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这些特惠的对象是相对比较高效的企业呢?一个是地方政府有能力,第二是也有激励。 4.特惠模式会带来一些问题,不公平,资源错配,挤出效应,不可持续等。在追赶型的经济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识别哪些行业是下面这个阶段可以比较快速发展的行业,所以识别比较高效的特惠对象还是可以做到的。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追赶型的特征越来越弱,要让地方政府还能有效地识别高效的特惠对象,变得越来越难了。 5.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么来提供动力,来完善普惠制度,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 杨伟民: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主旨发言中表示,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新时代要加快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落地有声。他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是最有效率的方式,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建立相关机制。 第三,要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机制改革。产权是对所有制的深化,应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一直在所有制问题上争论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的束缚,一些改革就很难突破。 第四,要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目前,相对商品市场化的改革,要素市场化的改革严重滞后,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第五,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减少行政层级。 第六,要从调动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让科研人员成为科研成果转化的主体, 第七,要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第八,要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 其中在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提议中,杨伟民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纵向部门的改革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我们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是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一样粗的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减权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有没有出台。 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王一鸣:产权激励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1.改革现在也带来一系列的遗症,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这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所以你会发现,改革过程中时不时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干预又会强化,就是存在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2.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这个是一个难点。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这种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它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3.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改革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下一步改革怎么样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李扬:经济下行,很多民企主动并入国企以寻求自救   李扬认为,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比较突出有四个原因:第一,整个形势今年是有变,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最近几年“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在上游的赚钱,国企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供不应求。 第三,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民企大多数靠影子银行来融资,随着资管新规的推出,当然现在有些调整,资管新规是断了它的财路。 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要给小企业、要对民企不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寻找国企做庇护伞。 “所以这一次的国进民退要分析,我宁愿说它是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这样做的话,它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李扬说,国进民退在中国也出现多次,这次出现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 李扬提醒称,弊端也是显然的,因为国企的效率比民企还是低一些的。“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国企开始往民企派领导,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李扬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国企改革有现成的章法,就是管资本不管企业。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国企来收购民企的时候,注入资本,不要派干部,不要换人。可以借这个机会搞一搞混合所有制改革。 吴晓灵: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1.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2.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赏罚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3.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4.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5.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制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要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郑新立: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郑新立认为,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百分之四点几,我们是6.7%。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绝对额、增量的绝对额已经少于美国,按照这样一个速度,我们与美国的差距在逐渐地拉大,而不是缩小,这就正中了特朗普的下怀。 第二,我们M2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之下,M2增长速度8%,经济增长速度6.7%,加上通胀指数,M2的增速已经低于经济增速。 第三,民间投资增长低迷,最低的时候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几,连续几年,现在是5%、6%,低于国有单位投资增长,低于全社会投资的增长。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已经由65%最高的水平,现在下降到60%了,还得继续往下降。 第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中国的上市公司中间营收额低于企业的还本付息额的企业已经占到17%,由于连续经济下行,企业不景气,这样下去孕育着金融风险。 管涛:改革开放涉及到利益的调整,预案比预测重要   1.改革开放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中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对于很多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不同的立场,要求更加稳妥推进改革,如果改革进展顺利的话,有利于凝聚共识、推进改革,如果改革遭受挫折的话,会给改革增加新的阻力。 2.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这有两个政策含义:一是任何政策的变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政策调整的后果和意外的冲击。对于政策调整的后果,我们应该保持政策定位,对于意外的冲击就要考虑调整政策的节奏和力度;二是有的时候改革政策调整不一定有决定的对错,最后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取决于最后是不是做成功了,成功了就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 3.改革开放预案比预测重要,改革开放涉及到利益的调整,那么会有很多这种变化,特别是进入攻坚战,以前的很多经验不能简单地照搬,特别是又遇到目前的这种稳中有变的内外部形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预案比预测更加重要。 4.改革开放要讲求协调配套、整体推进,没有绝对的条件,没有绝对的次序,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恐怕也得注意,一方面我们不能够消极等待,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积极冒进,我们要在操作的过程中动态地评估条件和顺序。[详情]

券商中国 | 2018年09月17日 15:46
易纲:继续推动全方位的金融业对外开放
易纲:继续推动全方位的金融业对外开放

  ⊙记者 李丹丹 ○编辑 陈羽 最新出版的《50人的二十年》一书中,收录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署名文章《主动有序扩大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文章指出,下一步应继续推动全方位的金融业对外开放,确保各项措施真正落实实施。 “总体来看,我国金融市场开放仍以‘管道式’开放为主,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不足,便利性均有待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仍需要加强,金融制度环境与国际接轨程度也有待提升,外资金融机构的营商环境也需进一步改进。中国的金融业开放依然任重而道远。”文章指出。 文章称,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证明,越开放的领域,越有竞争力;越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累积风险。扩大金融业开放将为中国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提高中国金融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和更加健康的发展。 文章指出,下一步,应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坚持金融业本质上是竞争性行业的定位,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原则,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助力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一是继续推动全方位的金融业对外开放,确保各项措施真正落实实施。继续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股比限制,以及设立形式和股东资质等方面的限制,确保已对外宣布的开放措施尽快落地。打造开放、包容、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尽快推出“沪伦通”。同时进一步丰富外汇市场产品,增加外汇市场深度,提高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降低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性。同时,加快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改善外资金融机构经营的制度环境,提高法律和政策制定的透明度。 二是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不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是稳妥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稳步扩大资本账户可兑换,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抓住有利的改革窗口期,按照“服务实体,循序渐进,统筹兼顾,风险可控”的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减少行政审批,弱化政策约束,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完善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 四是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结合,做好相应配套措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健全与金融业开放相适应的监管框架和金融基础设施,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监管协调配合,抓紧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50人的二十年》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编写,易纲系该论坛第三届学术委员会成员。[详情]

上海证券报 | 2018年09月17日 07:19
易纲:金融业开放程度与实现自身发展需要有较大差距
易纲:金融业开放程度与实现自身发展需要有较大差距

  易纲: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目前,各部门正在密切配合,修改各项法律法规,确保这些措施在2018年能够按时落地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在最新出版的《50人的二十年》一书中,收录了一篇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署名的文章《主动有序扩大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文章提出,多年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近期以来,中国金融业开放取得了一系列突出进展。其中,中英双方将共同努力,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目前,各部门正在密切配合,修改各项法律法规,确保这些措施在2018年能够按时落地。 文章称,尽管我国在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外资对我国金融业诉求在不断增加,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与实现自身发展需要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文章提到,总体来看,我国金融市场开放仍以“管道式”开放为主,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不足,便利性均有待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仍需要加强,金融制度环境与国际接轨程度也有待提升,外资金融机构的营商环境也需进一步改进。中国的金融业开放依然任重而道远。 文章称,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证明,越开放的领域,越有竞争力;越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累积风险。扩大金融业开放将为中国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提高中国金融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和更加健康的发展。 文章指出,下一步,应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坚持金融业本质上是竞争性行业的定位,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原则,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助力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一是继续推动全方位的金融业对外开放,确保各项措施真正落实实施。继续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股比限制,以及设立形式和股东资质等方面的限制,确保已对外宣布的开放措施尽快落地。打造开放、包容、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尽快推出“沪伦通”。同时进一步丰富外汇市场产品,增加外汇市场深度,提高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降低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性。同时,加快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改善外资金融机构经营的制度环境,提高法律和政策制定的透明度。 二是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不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是稳妥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稳步扩大资本账户可兑换,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抓住有利的改革窗口期,按照“服务实体,循序渐进,统筹兼顾,风险可控”的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减少行政审批,弱化政策约束,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完善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 四是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结合,做好相应配套措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健全与金融业开放相适应的监管框架和金融基础设施,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监管协调配合,抓紧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详情]

证券日报 | 2018年09月17日 07:18
楼继伟:目前金融大混业模式是不行的 会引发高风险
第一财经日报 | 2018年09月17日 06:33
吴敬琏谈改革开放经验: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向
第一财经日报 | 2018年09月17日 06:33
新一轮思想解放:50人论坛打响第一枪
新一轮思想解放:50人论坛打响第一枪

  【专题】 独家:9月16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全部内容都在这里了 新一轮思想解放:50 人论坛打响第一枪 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文/刘胜军 中国将继续激发创新活力,营造自由思考、充分探索的良好氛围。 ——刘鹤(9月17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思想解放是改革的前提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336 条全面改革,社会各界对改革红利的祈盼热泪盈眶。转眼已经过去 5 年,改革红利释放远低于社会预期,改革局面趋于“沉闷”。 改革僵局,再加上中美贸易战,令社会各界陷入空前焦虑,股市一跌再跌。 回顾 40 年改革开放历史,每一轮改革都始于思想解放: • 没有 1978 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和80 年代的改革开放 • 没有 92 南巡,就没有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于当前步入深水区的改革而言,思想解放是能否重启改革的关键所在。 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说: 我觉得首先第一条就是要解放思想,现在的改革推进难,突破难,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思想解放不够,就是总书记讲的解放思想是永无止境、改革永无止境、思想解放也是永无止境。所以就要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要创新了,你要围绕创新来去改革,你不解放思想是不行的。 89 岁的“改革老 人”高尚全也说: • 改革 40 年来最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我想就是解放思想。正因为解放了思想,我们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取得了新的突破。所以可以说,40 年改革的过程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就是邓小平同志对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评价。邓小平说,这个文件好。好在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讲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一些新话。 2 思想解放需要各界一起努力 思想解放事后看都很简单、讲的都是常识,但其实每一次“回归常识”的思想观念突破都非常艰难,需要各界付出艰辛努力。以 90 年代初的思想解放为例为例,当时中国改革开放遭遇最严重的一次挫折,经济增长急剧缓慢,国内市场疲软,国外受到西方制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有担当的国之栋梁推动了思想解放: • 1989 年吴敬琏写成《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许多家出版社不敢出版。直到 1991 年下半年,中国财经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辑在此书出版批文上签下了各自的姓名后承诺:“一旦有事,共同承担”。 • 吴敬琏回忆说: 我在 1990 年 7 月(在中南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跟人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位领导同志还在我的报告上批示——‘市场就那么灵吗?’会后人们把我叫‘吴市场’,其实当时是一种贬义。 • 1991 年 2 月 15 日(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皇甫平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和后来相继问世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四篇文章,锐意推进改革开放,犀利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冲破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大胆提出发展市场经济,在当时引起了强烈争议。 • 1991 年 10 月至 12 月中央密集召开 11 次专家座谈会。每次会议均由江泽民主持,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其中一些会议。江泽民在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这个座谈会是内部研究,他在每次会议过程中都有简短发言或插话,多次引用参会人员的观点,并就一些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会议充满自由讨论的气氛,会议没有桌签,与会专家到会议室后自由选座位,发言顺序不是预定的,都是临时要求发言,还可随时补充。多数人都不是念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敞开思想着重讲自己的意见,也有即席发言,一般要求会后提供书面发言稿。 • 1992 年 1 月 18 日 - 2 月 21 日,对各界争论观察良久的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一锤定音”,迅速引爆“新一轮改革”。 3 50 人论坛打响思想解放第一枪 各界祈盼新一轮思想解放之际,谁来打头阵?50 人论坛当仁不让。50 人论坛备受瞩目,不仅因为刘鹤是发起人,而且因为论坛拥有吴敬琏、吴晓灵、杨伟民等影响力十足的人物。 9 月 16 日,50 人论坛召开“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暨 50 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澄清了当前束缚改革的一些重大认知问题,可谓酣畅淋漓的及时雨。 不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经济就会出问题 88 岁的“吴市场”吴敬琏说: • 我认为 40 年的主要的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在这 40 年中,凡是我们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出现了倒退。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教训。 • 1992 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 50 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提议,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中国经济真正腾飞了。 •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21 世纪初期,特别是 2005、2006 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就是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 稳增长只会加大风险 在贸易冲突的背景下,刺激、宽松信号再起。对此吴敬琏提醒: • 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那么有没有出路呢?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这些决定,看来落实不是很容易的。我建议一下我们 50人 经济论坛可以一项一项来讨论,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一次,336 项一项一项的讨论,需要调整的就调整,在我看来总体来说是适当的、是正确的。 对刺激的依赖,也引发社会对改革诚意的质疑。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说: •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上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这里边有来自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新时代不是要还改革,而是必须要加快改革。也不是小改革,而是要全面深化。不是虚改革,必须要啃硬骨头。不是假骨头,必须落地有声。 • 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 336 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痛批“经济恐怖分子”吴小平 近期“吴小平”提出私有企业应该“退场”,引发舆论鞭笞。 • 吴敬琏: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有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位。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 • 杨伟民: 今后我们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像国企、国资、土地制度、农村宅基地、科研人员拥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等等,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 杨伟民: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直言: • 大家都在主张、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那么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有没有标志性、试金石性的改革,有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有没有真正让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我想改革可能如果有的话,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可能是一个领域。 • 最近这几天,吴小平的这篇文章观点引发了很多讨论,固然和吴小平这篇文章观点比较糊涂、错乱有关系,当然也和当下,大家特别是民营企业有一些担心有关系,和对一些经济政策的不甘心,或者说的更重一点,不 满有关系,信心不够,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的不健全的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的担心,有一些意见可能主要也体现在对减负负担没有明显减下来、融资贷款仍然很难有关系,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 • 非公经济提供了 50% 以上的税收,民营企业创造了 60% 多的 GDP,民营企业提供了 70% 左右的出口,民营企业创造了 80% 左右的就业岗位。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我想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我说完了。 对这个问题最为忧虑的当数民企企业家群体。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说: 40 年改革开放,我的观点是政府应该逐步退出在经济中的作用。其实今天所有的困惑、所有的争论,所有大家的对立和差异,政府在经济里面的作用,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进程当中,该扮演什么角色,其实本质是这个,国企我不认为是问题,国企的问题来自于政府,政府又是一个要素的组合者、参与者,国企又是它的一个腿和它的一部分,其实政府的强势是通过政策、通过要素,同时又有国企在扮演角色。我认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下一步的开放,中国所有的问题,四股力量中政府应该处在什么角度上,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其实大家都心里是明白的。 “中关村之父”段永基也呼吁: • 改革要深化还得进一步解放思想。目前的经济形势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感觉到的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四个字“哀鸿遍野”,所以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确实现在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被调到国有企业干过,市委市政府很重视让我干,但是组织部的意见是,让段永基管中关村是黄鼠狼看鸡窝,我们就不明白,我们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毛泽东思想抚慰的,我们怎么成黄鼠狼看鸡窝了呢?所以不是那么乐观,国有企业混合经营下,我们也是很难的。 • 我们老讲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经济基础,如果国有企业是八路军,至少民营企业是新四军,可是老把我们当忠义救国军,就给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产权制度改革思想不解放,阻碍了深化改革,希望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多做一点重量级的呼吁。 减税势在必行 当前各界对改革、减税的呼吁已达到沸点。 • 楼继伟: 我们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比较典型的是“里根新政”、“撒切尔改革”等,都是结构性改革,都是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撒切尔改革”的时候,英国叫做“英国病夫”,“里根改革”的时候,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超过 70% ,企业不愿意投资,经济出现危机。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的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 盛洪: 我们要提出一个警告,我们的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我们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不能用“运动式执法”代替改革 当前官场出现一个现象:官员不作为;不作为导致问题和风险,然后就诉诸“运动式执法”、“一刀切”。这在金融、环保、去产能等领域都引起了企业的投诉。楼继伟说: • “三去一降一补”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去产能”就下指标,给各省下指标。这个就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 易方达基金总裁刘晓艳说: • 所有的各个部委、各个条线的改革措施,是不是应该更加统筹一些。当你规范的过程当中,堵后门、侧门的时候,前面要打开。各种改革规范措施,能不能考虑不要叠加。打企业打一拳可以,连续打五拳,不是变得更健康了,可能直接就趴下了。这种要考虑。 • 对历史性的一些问题,还是要有一些尊重,有些问题是 30 年,甚至更长时间形成的,想用短短一两年时间去改变,有时候治病用重拳,这个不太符合中医的原理。 • 法制没有问题,非常欢迎用法制,要解决两个前提,科学立法,有些时候,特别是一些行政规章,没有那么科学的时候,去严格地执行,其实行政管理要有一定的解释权的,而且这个解释权最好是职能部门和职能岗位去解释,如果说你是换了一个非职能的部门和非职能的岗位去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执行起来,整个社会就会绷的很紧,没法再做下去,所以这一点是不是也是整个改革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要不然的话,有些政策为什么一出现会觉得哗然,觉得很奇葩,谁在解释一些行政规章,怎么样做到更科学的立法,这是我们整个法制化的前提。 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是要素市场 杨伟民认为: 过去的改革我们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地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减税更须“减机构” 如何从“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过渡,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李克强总理曾言,“养了人就要管事啊”。可见,政府自身的“精简”是绕不过去的。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说: 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我们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我们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是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一样粗的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警惕渐进式改革的后遗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了与俄罗斯“休克疗法”截然不同的渐进式改革。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渐进式改革的挑战日益凸显。王一鸣说: 中国的改革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我们过去自以为是比较适合国情的,就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我们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改革现在也带来一系列后遗症,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这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所以你会发现,改革过程中时不时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干预又会强化,就是存在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国进民退”后果堪忧 最近几年,在四万亿、去产能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出现新一轮“国进民退”趋势。2016 年国企占据 78% 的新增企业贷款,而民企只占新增贷款的 17% ;但是 2017 年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只有 9.9% ,远低于民营工业企业同期的为 19.6% 。国家金融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忧心不已: • 最近随着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这个事情比较突出。我接触了一下广东,尤其是深圳管国资的领导,以及浙江管国资的领导。得到的印象是说,他们这几个我们印象中是民企,民营资本是最发达的大本营,现在国资在凯歌行进,觉得这是不得了的,赶到一个好时候。 • 大致上四个原因。第一,整个形势今年是有变,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第二,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在上游的赚钱,国企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供不应求。但是广大的民企是在中下游。第三,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民企大多数靠影子银行来融资,资管新规是断了它的财路。第四,虽然说我们的主流政策上强调要给小企业、要给民企不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这一轮我觉得民企是寻找国企做庇护伞。我宁愿说它是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 • 弊端恐怕也是显然的,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定论吧,国企的效率比民企普遍还是低一些的。目前看起来收益率不错,但是是很特殊时期,而且是在政策保护下得到的。不能因此就觉得它怎么样了。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改变之后,开始派领导了,开始往这样一些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 这正是一个契机,是我们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国企改革实际上我们是有现成的章法的。第一,管资本不管企业。第二,混合所有制。也借这个机会搞一搞混合所有制,因为国企改革这两个方向应当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 我觉得借这样的机会我们恐怕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在这样一次浪潮里,我们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的话,过两年后果是比较令人堪忧的。 法治才能避免“黄宗羲定律” 改革势必会突破法律法规,但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有不能不遵守法律。这似乎是一个两难。更令人忧虑的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一些部门将法律当成“挡箭牌”或者出现“部门利益法制化”。 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呼吁: •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赏罚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 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不能因为贸易战打乱改革开放步伐 中美贸易战是一场世纪博弈。中国应该以怎么样的心态面对特朗普的磨刀霍霍? 中国社科院张曙光认为: • 孟母三迁。等到孟子长大,读私塾,成为大儒,世称雅圣。可见孟母眼光之远大,心胸之开阔,决策之明智。这个故事说明,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学习和成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正可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 从 1949 到 1978 年,我们实行了一边倒的国策,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友,并与之结盟,进而国内政策也以其为楷模。搞了 30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结果反复折腾,几经危机,老百姓还填不饱肚。政权的合法性还发生动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改变了国际战略,对发达国家开放,与发达国家为友,向发达国家学习,也推动了国内体制和政策的调整,结果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面貌也大为改观,以至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就是 40 年的基本经验和基本道路。 • 集 40 年之经验,全方位开放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以前,这个主要方向不能动摇、不能改变。在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可能更不是问题。向其他方向的开放,不应喧宾夺主,更不应成为改变和对抗主要方向的手段。[详情]

50人论坛经济学家热议未来改革开放着力点
50人论坛经济学家热议未来改革开放着力点

  50人论坛经济学家热议未来改革开放着力点 来源:经济参考报 □记者 班娟娟 北京报道 9月16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等发表了主旨演讲。 吴敬琏表示,改革40年最主要的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过去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吴敬琏认为,目前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目前经济运行依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但大量投资又容易造成杠杆率过高。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处于两难境地。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就会增大。那么有没有出路呢?吴敬琏认为,办法的关键是要提高效率,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楼继伟表示,对于当前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取得真正的实效。结构性改革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政策的配合。供给侧改革有可能短期痛苦、长期见效,有的是当期就很快见效,需要需求侧方面的政策支持和配合。“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楼继伟认为,“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现在很多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这是采取传统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措施。下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是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对于供给侧端的劳动力、资本、土地要素,楼继伟分析称,要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快改革户籍、养老、医保等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资本方面,重点是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土地方面,重点是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杨伟民认为,新时代的改革,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还要实现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这种机制,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杨伟民还建议,要从简政放权过渡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减权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求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将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交给市场来配置,这个往往会遇到阻力。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并不断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下一步改革,如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励性机制可能是很重要的。其中产权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详情]

中国经济决策"智库"的经济学家们讲了哪些“大实话”
中国经济决策

   来源:吴晓波频道  整理/巴九灵 “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过高。” “过去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下一步要让市场起作用。”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 怎么样,以上的观点是不是够劲暴够犀利? 它们来自于一个颇有来头的论坛——中国经济50人论坛,聚集的是一群被称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智库”的经济学家们。成立20年来,多名论坛成员成为高官,如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财政部长楼继伟、央行行长周小川等。 50人论坛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搞官场程序,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企业家集聚一堂,畅所欲言。 拿到本次论坛的演讲稿后,小巴第一时间整理了这些“大实话”,奉送给大家。 吴敬琏 经济学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想讲几点意见: ① 从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我们今后前进的方向和路径,来指导今后的行动,这是我们最好的纪念方式。 ② 改革开放40年的主要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 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推进好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改革进行不顺甚至出现了曲折时,整个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出现倒退。 ③ 改革是在一个目标的指导下曲折前进,40年中有很多波折和起伏。 21世纪初期,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对于改革的目标设定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经过每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 ④ 因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跷跷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主要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它的关键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楼继伟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我重点讲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的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去产能”就下指标,给各省下指标。按理说的是环境标准、安全标准,包括有可能是技术性的这些质量标准,不符合这些标准的要给企业时间改,实在不行就是下指标,就是把目标当手段。 这就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我想回答三个问题: ①在市场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我们经济增长到底是怎么取得的? ②这样的机制未来是不是还有效? ③如果未来会有效的话,未来我们怎么办? 在普惠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时,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我们把它叫作“特惠模式”。 这种特惠模式是否可持续?地方政府除了有激励来选择这些有效率的企业来帮助之外,还要有能力。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追赶型的特征越来越弱,要让地方政府还能有效地识别高效的特惠对象,变得越来越难了。所以我们过去的这种特惠模式,在未来能够起到良好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 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么来提供动力,来完善普惠制度,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我讲三点意见。 ①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学家做了许多贡献,中国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经济学家还要继续发挥作用。过程中要克服体制性的问题,抓住时代给我们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②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经济学家要从中国的经济现象当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可以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等,提出新的理论。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③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不仅是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而且要关心世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的程度决定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 杨伟民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我有几点个人看法: ①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 ②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下一步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要通过改革,要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③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我认为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者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 ④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⑤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减权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 ⑥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在创新发展的今天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有科研成果所有权。 ⑦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 ⑧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南方在崛起是非常大的一个趋势。进入本世纪以后,南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55%。从1820年到2000年,就是南北大趋异的时代,现在进入南北大趋同的时代。 中国对全球的贡献,特别是促进南北方差距的缩小,是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一个目标。中国确实是在本世纪初提出抓住20年的战略机遇期。 从今后的发展来看,要为全球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崛起创造和提供战略机遇期。我们还是可以为他们通过减免关税,包括基本上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实行零关税,能不能覆盖到低收入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中国市场,也包括了我们现在在非洲的技术转移等。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随着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比较突出,大致四个原因: ①整个形势今年稳中有变,这个变还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 ②最近几年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因为供不应求,国企在上游赚得不得了,但广大的民企是在中下游。 ③民企靠影子银行来融资,但资管新规的推出,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 ④事实上对民企依然是有歧视的。 这一轮我觉得民企需要寻找国企做庇护伞。国进民退在中国也出现多次,这次出现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我觉得借这样的机会要认真考虑,如果在这样一次浪潮里,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的话,过两年后果是比较令人担忧的。 盛洪 经济学家 总结一下中国市场化过程就是两点: ①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焕发出了巨大的效率,财富的涌流。 ②在市场化的初期,政府面对显著转变,还是按照过去的参照系去分割国民收入,比例比较低。但随着市场化的发展,政府分割国民财富的机制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这种分割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从2010年到现在,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12个百分点,同时土地财政和劳保等这些方面构成了宏观税负。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在降低,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这个数字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越来越低。 我们要提出一个警告,我国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改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体制外力量,再倒逼国企改革; 这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 首先,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互制衡,存在政府对资源的配置过度干预的问题;其次,深化市场化的改革要求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让渡权力,往往会遇到阻力;最后,渐进式改革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所以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下决心向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明确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但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改革实际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涉及到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许善达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国家的科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的定位需要重新思考一下,科技应该有这么四个重要的定位需要我们明确: 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造财富是非常重要的。 ②科技在财富的分配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③真正的军事实力里科技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④现在在国际的政治、国际的外交,甚至包括军事、经济,各种国际关系里边,科技的影响越来越大。 我想今后对于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和如何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这个问题需要很好地来研究一下。 刘晓艳 易方达总裁 市场对深化改革的呼声比以往更强烈,一方面我们在推动生产要素的有效应用,另外一方面生产要素在发散,没有在聚集。有四个方面值得考虑: ①改革规范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 ②各个部委、各个条线的改革措施都应该更加统筹一些。 ③整个过程当中要对历史性的问题有一些尊重。 ④法治没有问题,科学立法,非常欢迎用法治。为什么有些政策一出现会觉得哗然,谁在解释一些行政规章,怎么样做到更科学的立法,这是我们法治化的前提。 吴晓灵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进步,但离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 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要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学习和成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正可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改变了国际战略,对发达国家开放,与发达国家为友,向发达国家学习,也推动了国内体制和政策的调整。结果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以至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就是40年的基本经验和基本道路。 就此而言,对于中国来说,中美贸易摩擦绝非好事,从中国的长远发展考虑,我们不应当只顾眼前的进退得失,而应当做出必要的让步,以便达成妥协,尽早结束争端,改善外部环境。当然,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为此需要对内外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 管涛 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 CF40高级研究员 我的发言主题是“改革开放的艺术”,讲四点意见: ①改革开放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中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战,对于很多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涉及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不同的立场。 ②任何政策的变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要区分政策调整的后果和意外的冲击。有的时候改革政策调整不一定有决定的对错,最后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取决于最后是不是做成功。 ③改革开放预案比预测重要,改革开放涉及利益的调整,那么会有很多这种变化。 ③改革开放要讲求协调配套、整体推进,实际上大家争论得比较多的就是条件论和次序论。  [详情]

最犀利内部会议上高层智囊讲了啥?一文看懂九大观点
最犀利内部会议上高层智囊讲了啥?一文看懂九大观点

  今年最犀利的内部会议!高层智囊讲了啥? 来 源:正和岛 9月16日,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本届研讨会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四通控股董事长段永基等多位政商学界代表出席本次会议,并就民企当前遇到的困难及改革的未来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以下为演讲精编,文章未经本人审阅。 杨伟民:减少政府机构,取消所有制分类 (中财办原副主任)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但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对于“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我想提出几项建议: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 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 过去我们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去的改革包括开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的。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了,因此,下一步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 要以通过改革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机制,上述三者是重大的三大失衡,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 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第三,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 今后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像国企、国资、土地制度、农村宅基地、科研人员拥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等等,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其实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 第四,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 过去的改革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现在除了房子和汽车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买卖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都可以自主选择了。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而言,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 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地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过去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纵向部门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我觉得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越来越多。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有没有出台。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第六,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 在创新发展的时期,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包括职务方面人有科研成果所有权。 第七,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我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这三大市场主体,他们都面临活力不足的问题,“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第八,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 过去我们采取渐次开放的方针,主要是出口导向引进来为主,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也只能是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所以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 盛洪:企业利润边际已被减没,甚至是负数了 (著名经济学家) 我认为,中国市场化过程,就是两点: 第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转变,就焕发出了巨大的效率提高,财富的涌流。 第二,在市场化的初期,政府的参照系是他们在计划经济当中获得收入的参照系,所以他对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比较显著的转变,一时还是按照过去的参照系去分割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当时那个比例比较低,换句话说,这叫做宏观税率。 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财富的继续涌流,同时我们的政府分割国民财富的这样一种机制,没有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种分割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大约是2010年以后到现在,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12个百分点。同时,还有像土地财政和更广义的就是我们的所谓劳保等等这一方面,构成了我们的宏观税负。宏观税负高到什么程度?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这个数字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越来越低。 今年以来是什么情况呢?最近以来是什么情况呢?第一,今年上半年,一般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比GDP要快,它的比重在增加。第二,2017年土地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往年。 第三,最近的税改其实是在增加宏观税负。 虽然减了个人所得税,把劳保资金等从人保部转移到了社会局。但一方面,征收的劳保的提取比例,不是按照原来的基本工资,按照全部工资,这其实是增加了;另一方面,实际上提高了很多地方的劳保交款比率,实际上也增加了我们的宏观税负。 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我们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另外,我认为经济学家主要有以下几点作用: 第一,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学家要强调市场经济的有效性。 第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当中,经济学家要提出如何过渡的步骤、方法、路径。 第三,在进入到市场化以后,其实经济学家就没有作用了,市场化最重要的特点是,市场中的千千万万的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焕发出巨大的效率的提高。 当然,经济学家现在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当市场化可能会遭到破坏,或者遭到逆转时,经济学家要出来提出警示。 吴敬琏:私营经济应退出的声音不和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非常高兴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20年这个喜庆的日子,今天我想讲五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我们应该怎么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50人论坛成立20年。 我想,最好的纪念就是认真回顾这40年和20年的历程,总结这40年和20年的经验和教训,并从中找出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找到正确的方向和路径来指导今后的行动。经过研究、分析、思考和总结,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路径,砥砺前行,就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二点意见,什么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什么是50人论坛工作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呢,这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界定,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40年来的主要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这是一个基本的教训。当然,这个教训是不是总结得恰当,还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研究、共同讨论。 第三点意见,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目标指导之下曲折前进的,40年的改革过程中有很多的波折和起伏。研究这样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的认识。 比如说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大家都觉得总方向是市场取向,当时的说法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到底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跟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已经隔绝了很多年,因此,当时是在用苏联学来的那套政治经济学解决问题。进行了几年以后,发现并不太成功,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推向计划经济为主。 经过了曲折后,在1984年,我们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就往前进了一步,三中全会时,我们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叫做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各自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经过了80年代中期的反复讨论、选择,大致在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讨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叫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形态,最后选择了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 但是后来又出现了曲折,1986年开始叫做配套改革,但几个月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执行不下去。到了1987年,就选择了另外一个叫做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国家依靠调节市场来引导企业。 1988年前后又出现了一次曲折,部分人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能够突出计划,所以口号改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本来有人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但小平同志说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所以就叫做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的性质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个总框子,于是就出现了三年的经济衰退。 这个曲折最终导致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过了一年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50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世纪之交时,中国经济实现了真正的腾飞。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部分人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很快,这个曲折又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历史性的决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这个纲领应该说是比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更加丰满、更加准确,而且,改革的目标设定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336项的改革,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虽然有很多曲折,但所幸的是,每经过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就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 第四点意见,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所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有没有出路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马建堂:民营经济能否是执政基础的一部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 当下社会上都在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如果要有一个让人吃定心丸的改革项目,那应该就是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 然而近段时间,自称金融行业人士的吴小平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了极大了的争议,文章称民营企业应逐步退出,在我看来,吴小平这篇文章观点比较糊涂,这与(他的)认识错乱有关系,也和当下民营企业有一些担心有关系,(与民营企业)对一些经济政策不甘心,或者不满有关系。 这种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不健全的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的担心,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 我国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最早认为民营经济是利己的力量,后来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后来,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民营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多的GDP,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 那么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还有探讨的空间,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我想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 吴晓灵:要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能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地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善法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治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李扬:国进民退是民企在下行压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所长) 目前中国经济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我在做调查时发现,广东、深圳、浙江等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高歌行进。 我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有四点: 第一,形势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因为处于产业链上游,国企赚得不得了,而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不足。 第三,由于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大多靠影子银行融资的民营企业,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财路”没有了。 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不能歧视小企业、民企,但事实上歧视仍然存在,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的剧烈压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而这样做了的话,企业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弊端也是显然的,国企的效率普遍比民企低一些。民企并入国企后,国企就会开始往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但我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契机。在这次浪潮里,如果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过两年再看,后果会是令人堪忧的。 段永基:只给民营企业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 (四通控股董事长) 要想深化改革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来看,目前的感觉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便是在国有企业混合经营之下,民营企业也是很难的。 现在总说国有企业是执政基础,如果国有企业是八路军,至少民营企业是新四军,可老把民营企业当忠义救国军,就给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这是思想不解放造成的现象,思想不解放就阻碍了深化改革,希望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多做一点重量级的呼吁。 陈东升:政府应逐步退出在经济中的作用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价格改革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产权所有制改革焕发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成长。在我看来,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主要是政府、国企、民企、外企这四股力量推动的。 后三股力量应该没有争论,关键是政府的作用,作为后发国家,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我认为政府应逐步退出在经济中的作用。其实今天所有的困惑、所有的争论,所有的对立和差异,都是源自于政府在经济里面起何种作用,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进程当中该扮演什么角色(的分歧)。 国企不是问题,政府是要素的组合者、参与者,国企只是它的一部分。中国的成功是靠这四股因素,未来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就是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刘晓艳:改革不是纯粹完成任务,而是要市场健康发展 (易方达基金公司总裁) 我发现当下存在几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政府执行力非常强,各种重磅改革政策层出不穷,但另外一个方面,市场对深化改革的呼声却比以往更加强烈。我们一方面在推动生产要素的有效应用,另外一方面又发现,生产要素在发散,没有在聚集。 就此我也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考。 第一,要清楚改革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弄懂究竟是为了完成上面(布置)的任务,说要怎么改就怎么改?还是未来进一步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各个部委、各个条线的改革措施应该加强统筹。在堵后门、侧门的时候,要打开前门。此外,各种改革措施不应叠加。打企业一拳还可以,连续打五拳,不是变得更健康了,可能直接就打趴下了。 第三,在改革过程当中,要尊重历史遗留的问题。有些问题是30年,甚至更长时间形成的,想用短短一两年时间去改变,治病用重拳不太符合中医的原理。 第四,法制的前提是科学立法,但有些时候,特别是一些行政规章,却并不科学。 如果严格执法,行政管理就要有一定的解释权,这个解释权最好是赋予职能部门和职能岗位,如果换了一个非职能部门和非职能的岗位去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执行起来,整个社会就会绷的很紧,没法再做下去,所以说科学立法是法制化的前提。[详情]

一线房价为何高?50人论坛呼吁要素市场打破双轨制
一线房价为何高?50人论坛呼吁要素市场打破双轨制

  要素市场必须打破双轨制经济50人论坛呼吁坚持市场化改革 本报记者 定军 北京报道 导读 经过将近40年改革,我国商品和服务已基本实现市场化定价,但是要素市场仍存在双轨制,这影响了整体的经济效率。 为什么一线城市的房价那么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最主要的因素不是货币超发,而是土地被垄断,这导致中国个别城市房价甚至超过了一些美国城市。 “美国有一个城乡化一体化的房地产市场,通过郊区的房子的发展,对市区的房价起到自动的抑制作用。”他在9月16日举行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说。 他的讲话揭示了中国在各个要素领域,比如土地、劳动力、技术、资金成本过高的现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经过将近40年改革开放,我国商品和服务已基本实现市场化定价,但是要素市场仍存在双轨制,这影响了整体的经济效率。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在论坛上表示,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中国50人经济论坛成立于1998年6月。论坛聚集了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其中不少人是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推动者。论坛主持人、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本次会议旨在“讨论4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未来要进行的改革与开放和进一步发展所需要采取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起人刘鹤出席了此次活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回顾改革开放40年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20年历程时表示,改革开放40年带给我国的主要经验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 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明显滞后。 杨伟民举例,这表现在户籍制度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 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地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方面。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因为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无法实现完全市场化,导致各种扭曲现象发生。 比如金融机构因为大多是国有的,为了贷款安全因素,一般以低息的方式贷款给大型国企,而中小企业很难在金融机构贷到资金,从其它渠道融资则需付出更高的利率成本。 这样做的最后结果是中小企业生存发展成本越来越高,最后影响国家经济效率提升。 类似还有户籍制度的城乡双轨制,导致农民工进城难,这会影响到全国消费潜力,因为一个城市市民的消费量是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有1600多万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2017年则只有1300多万。而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从2014年到2020年要实现1亿农民工等转为城市居民,平均每年需要转户1700万左右。而今年农民工等转为城市居民的目标也只是1300万,这意味着1亿农民工等转为城市居民的目标,存在实现难度。 户籍制度捆绑的利益是转户难的另一原因。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指出,农民工现在将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的欲望不高,农民工为了子女上学甚至愿意在城市买房,但是即便买房了也很少转为城市居民,原因是担心失去农村拥有的土地和收益等。 根据国家统计公报,2017年中国农民工有2.865亿人,占到了城镇就业的67.5%比例。也就是说,城市中近七成就业者是非本地户籍人员,未享受到当地城市居民的养老、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各个服务,这种扭曲的劳动力双轨制会严重影响社会流动,抑制经济增长活力。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提出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不过从目前看,这项改革已经过去了5年,农村集体土地仍不能大量上市,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建设任重道远。 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参加论坛的众多学者呼吁,下一步改革需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的改革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我们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先放开部分价格,然后再并轨”。 但是,改革也带来一系列的遗症,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 “下一步这个双轨制,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王一鸣说。 杨伟民也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 “要通过改革,要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这种机制,我觉得这三者是现在我们重大的三大失衡,现在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杨伟民说。 他还提及简政放权改革。“过去我们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是简化,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详情]

周末召开中国经济50人论坛 顶尖阵容!犀利观点全在这
周末召开中国经济50人论坛 顶尖阵容!犀利观点全在这

  周末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顶尖阵容!最犀利观点全在这里了 “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使命。 与其他会议相比,50人论坛的会议更为民主和高效。除了主旨发言的嘉宾的名牌是提前摆放的之外,其他参会人员的桌签全部放在入口处,由参会人员自行领取后随意入座。会议开场前气氛也十分活跃,各位参会人员均为50人论坛成员,皆是来自政学企界的高层人士,彼此相熟。 论坛会议分为主旨发言和自由讨论。主旨发言是事先按会议主题指定,自由发言环节更具特色,需要“抢答”。要发言的人将自己的名牌提前竖起,主持人根据树立桌签的顺序安排发言,每人发言时间限定在5分钟,时间一到主持人就会敲钟提醒。因此发言人在发言时都会直奔主题,绝不拖泥带水,保证了会议的务实和高效。 出席本次会议及主要的发言嘉宾阵容豪华: 1.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2.楼继伟(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 3.白重恩(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委员) 4.杨伟民(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5.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6.吴晓灵(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7.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8.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9.郑新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0.管涛(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CF40高级研究员) 主要观点包括: 1.改革开放40年带给我国的主要经验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而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2.供给侧改革有可能短期痛苦、长期见效,有的是当期就很快见效,可能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3.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4.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5.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这是一个难点。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6.目前经济中“国进民退”比较突出,这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这次出现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这是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如果在这样一次浪潮里,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的话,过两年后果是比较令人堪忧的。 7.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 8.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9.中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对不同问题的不同看法涉及到记得利益集团的不同立场。改革开放有舍才有得,预案比预测重要,不能消极等待,也不能积极冒进。 吴敬琏:解决经济“跷跷板”归根结底要靠提高效率   第一,如何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和论坛成立二十周年,最好的纪念办法是认真回顾四十年和二十年的改革历程,总结经验教训,从中找出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找到正确的方向和路径,并以此指导今后的行动。经过这样的分析、思考和总结,砥砺前行,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第二,改革的经验教训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个人认为,主要教训是要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改革方向,并用适合我们的方法去执行。在四十年中,凡是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推动比较顺利的时候,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较好增长,社会和谐的气氛能够保持和改进。当改革进行的不顺利和发生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进步减慢甚至倒退。这是一个基本的教训,这个教训是否总结恰当,需要大家共同研究和讨论。 第三,四十年改革有很多波折和起伏,研究这些波折和起伏能加深我们对改革的经验教训的认识深度。虽然有很多曲折,但经过每一个曲折后改革都上了台阶,因此要把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措施落实到位。 第四,现在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经济增长和转型也还没有到位,经济运行呈现跷跷板状态,主要靠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大量投资造成高杆率过高和债务风险,增大了系统性风险。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提高效率,而效率能否提高归根结底要靠改革。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更要贯彻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措施。 白重恩: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是次优的安排   1.一些企业在它的发展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些帮助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制度的障碍。我们把它叫做一种特惠模式,这是在普惠的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2.如果说特惠的对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业,肯定是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果说特惠的对象是一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那么经济就可以获得增长。 3.如果特惠的对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业,肯定是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果说特惠的对象是一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那么经济就可以获得增长。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这些特惠的对象是相对比较高效的企业呢?一个是地方政府有能力,第二是也有激励。 4.特惠模式会带来一些问题,不公平,资源错配,挤出效应,不可持续等。在追赶型的经济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识别哪些行业是下面这个阶段可以比较快速发展的行业,所以识别比较高效的特惠对象还是可以做到的。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追赶型的特征越来越弱,要让地方政府还能有效地识别高效的特惠对象,变得越来越难了。 5.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么来提供动力,来完善普惠制度,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 杨伟民: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主旨发言中表示,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新时代要加快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落地有声。他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是最有效率的方式,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建立相关机制。 第三,要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机制改革。产权是对所有制的深化,应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一直在所有制问题上争论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的束缚,一些改革就很难突破。 第四,要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目前,相对商品市场化的改革,要素市场化的改革严重滞后,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第五,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减少行政层级。 第六,要从调动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让科研人员成为科研成果转化的主体, 第七,要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第八,要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 其中在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提议中,杨伟民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纵向部门的改革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我们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是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一样粗的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减权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有没有出台。 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王一鸣:产权激励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1.改革现在也带来一系列的遗症,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这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所以你会发现,改革过程中时不时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干预又会强化,就是存在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2.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这个是一个难点。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这种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它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3.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改革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下一步改革怎么样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李扬:经济下行,很多民企主动并入国企以寻求自救   李扬认为,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比较突出有四个原因:第一,整个形势今年是有变,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最近几年“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在上游的赚钱,国企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供不应求。 第三,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民企大多数靠影子银行来融资,随着资管新规的推出,当然现在有些调整,资管新规是断了它的财路。 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要给小企业、要对民企不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寻找国企做庇护伞。 “所以这一次的国进民退要分析,我宁愿说它是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这样做的话,它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李扬说,国进民退在中国也出现多次,这次出现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 李扬提醒称,弊端也是显然的,因为国企的效率比民企还是低一些的。“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国企开始往民企派领导,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李扬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国企改革有现成的章法,就是管资本不管企业。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国企来收购民企的时候,注入资本,不要派干部,不要换人。可以借这个机会搞一搞混合所有制改革。 吴晓灵: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1.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2.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赏罚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3.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4.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5.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制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要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郑新立: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郑新立认为,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百分之四点几,我们是6.7%。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绝对额、增量的绝对额已经少于美国,按照这样一个速度,我们与美国的差距在逐渐地拉大,而不是缩小,这就正中了特朗普的下怀。 第二,我们M2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之下,M2增长速度8%,经济增长速度6.7%,加上通胀指数,M2的增速已经低于经济增速。 第三,民间投资增长低迷,最低的时候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几,连续几年,现在是5%、6%,低于国有单位投资增长,低于全社会投资的增长。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已经由65%最高的水平,现在下降到60%了,还得继续往下降。 第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中国的上市公司中间营收额低于企业的还本付息额的企业已经占到17%,由于连续经济下行,企业不景气,这样下去孕育着金融风险。 管涛:改革开放涉及到利益的调整,预案比预测重要   1.改革开放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中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对于很多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不同的立场,要求更加稳妥推进改革,如果改革进展顺利的话,有利于凝聚共识、推进改革,如果改革遭受挫折的话,会给改革增加新的阻力。 2.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这有两个政策含义:一是任何政策的变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政策调整的后果和意外的冲击。对于政策调整的后果,我们应该保持政策定位,对于意外的冲击就要考虑调整政策的节奏和力度;二是有的时候改革政策调整不一定有决定的对错,最后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取决于最后是不是做成功了,成功了就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 3.改革开放预案比预测重要,改革开放涉及到利益的调整,那么会有很多这种变化,特别是进入攻坚战,以前的很多经验不能简单地照搬,特别是又遇到目前的这种稳中有变的内外部形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预案比预测更加重要。 4.改革开放要讲求协调配套、整体推进,没有绝对的条件,没有绝对的次序,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恐怕也得注意,一方面我们不能够消极等待,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积极冒进,我们要在操作的过程中动态地评估条件和顺序。[详情]

易纲:继续推动全方位的金融业对外开放
易纲:继续推动全方位的金融业对外开放

  ⊙记者 李丹丹 ○编辑 陈羽 最新出版的《50人的二十年》一书中,收录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署名文章《主动有序扩大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文章指出,下一步应继续推动全方位的金融业对外开放,确保各项措施真正落实实施。 “总体来看,我国金融市场开放仍以‘管道式’开放为主,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不足,便利性均有待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仍需要加强,金融制度环境与国际接轨程度也有待提升,外资金融机构的营商环境也需进一步改进。中国的金融业开放依然任重而道远。”文章指出。 文章称,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证明,越开放的领域,越有竞争力;越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累积风险。扩大金融业开放将为中国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提高中国金融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和更加健康的发展。 文章指出,下一步,应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坚持金融业本质上是竞争性行业的定位,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原则,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助力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一是继续推动全方位的金融业对外开放,确保各项措施真正落实实施。继续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股比限制,以及设立形式和股东资质等方面的限制,确保已对外宣布的开放措施尽快落地。打造开放、包容、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尽快推出“沪伦通”。同时进一步丰富外汇市场产品,增加外汇市场深度,提高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降低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性。同时,加快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改善外资金融机构经营的制度环境,提高法律和政策制定的透明度。 二是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不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是稳妥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稳步扩大资本账户可兑换,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抓住有利的改革窗口期,按照“服务实体,循序渐进,统筹兼顾,风险可控”的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减少行政审批,弱化政策约束,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完善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 四是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结合,做好相应配套措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健全与金融业开放相适应的监管框架和金融基础设施,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监管协调配合,抓紧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50人的二十年》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编写,易纲系该论坛第三届学术委员会成员。[详情]

易纲:金融业开放程度与实现自身发展需要有较大差距
易纲:金融业开放程度与实现自身发展需要有较大差距

  易纲: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目前,各部门正在密切配合,修改各项法律法规,确保这些措施在2018年能够按时落地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在最新出版的《50人的二十年》一书中,收录了一篇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署名的文章《主动有序扩大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文章提出,多年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近期以来,中国金融业开放取得了一系列突出进展。其中,中英双方将共同努力,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目前,各部门正在密切配合,修改各项法律法规,确保这些措施在2018年能够按时落地。 文章称,尽管我国在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外资对我国金融业诉求在不断增加,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与实现自身发展需要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文章提到,总体来看,我国金融市场开放仍以“管道式”开放为主,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不足,便利性均有待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仍需要加强,金融制度环境与国际接轨程度也有待提升,外资金融机构的营商环境也需进一步改进。中国的金融业开放依然任重而道远。 文章称,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证明,越开放的领域,越有竞争力;越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累积风险。扩大金融业开放将为中国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提高中国金融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和更加健康的发展。 文章指出,下一步,应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坚持金融业本质上是竞争性行业的定位,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原则,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助力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一是继续推动全方位的金融业对外开放,确保各项措施真正落实实施。继续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股比限制,以及设立形式和股东资质等方面的限制,确保已对外宣布的开放措施尽快落地。打造开放、包容、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尽快推出“沪伦通”。同时进一步丰富外汇市场产品,增加外汇市场深度,提高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降低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性。同时,加快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改善外资金融机构经营的制度环境,提高法律和政策制定的透明度。 二是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不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是稳妥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稳步扩大资本账户可兑换,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抓住有利的改革窗口期,按照“服务实体,循序渐进,统筹兼顾,风险可控”的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减少行政审批,弱化政策约束,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完善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 四是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结合,做好相应配套措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健全与金融业开放相适应的监管框架和金融基础设施,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监管协调配合,抓紧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详情]

楼继伟:目前金融大混业模式是不行的 会引发高风险
楼继伟:目前金融大混业模式是不行的 会引发高风险

  楼继伟:目前的金融大混业模式 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 记者 祝嫣然 楼继伟 原来社保管理体制、征收方式是不公平、不可持续的,具有负激励作用,合规缴费的企业反而吃亏,改为税务局统一征收有利于政策公平,是积极正确的改革措施,同时也有条件在统筹精算基础上适当降费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1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改革的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楼继伟称,下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是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发挥作用。 楼继伟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却把目标、任务当手段,为了“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这是用传统办法,靠行政手段“去杠杆”,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 楼继伟分析,经济发展通常面对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办法应对,后者发生在经济的供给侧,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解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楼继伟表示,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流动性,在制度上促进劳资双方的平衡。目前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扭曲,因为在法律层面执行得还不够严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对善于灵活变通的企业留下了寻租空间。 在资本市场方面,楼继伟表示,前段时期金融业过度混业造成了一系列的乱象,使得风险集聚的同时,也不断提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 “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楼继伟说,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在土地市场方面,楼继伟建议,要重点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他认为,土地天然具有公共性,要有“用途管制”。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同日,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午餐会上发言称,希望加快推进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进度,继续降低社保缴费。 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提出2017年选择部分中央企业和部分省份开展试点,2018年及以后,分批划转其他符合条件的中央管理企业、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以及中央金融机构的国有股权,尽快完成划转工作。 楼继伟表示,加快推进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进度,不但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还将增强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从而为进一步降低社保缴费打开空间。 社保缴费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近期引发不少企业担心成本提升。对此,楼继伟表示,原来社保管理体制、征收方式是不公平、不可持续的,具有负激励作用,合规缴费的企业反而吃亏,改为税务局统一征收有利于政策公平,是积极正确的改革措施,同时也有条件在统筹精算基础上适当降费。 9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各地要一律保持现有征收政策不变,同时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以激发市场活力,引导社会预期向好。楼继伟表示,国务院明确要适时、适度降低社保缴费,体现了政策合理化。[详情]

吴敬琏谈改革开放经验: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向
吴敬琏谈改革开放经验: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向

  吴敬琏谈改革开放经验: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向 记者 祝嫣然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16日谈到改革开放40年时提到,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 吴敬琏在上述研讨会上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凡是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大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出现了倒退。 “但是所幸的是,经过每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就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吴敬琏说。 吴敬琏认为,目前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吴敬琏把这种问题形容为一种跷跷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 未来改革方向何在?吴敬琏给出的解决办法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吴敬琏认为,要解决我们当前的这些问题,就是要把历次中央全会的决定落实好。[详情]

杨伟民: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五级行政可逐渐改为三级
杨伟民: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五级行政可逐渐改为三级

  杨伟民: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五级行政可逐渐改为三级 记者 祝嫣然 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16日表示,必须要加快改革,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 杨伟民在上述论坛上表示,过去提出的主要目标、主要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地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具体而言,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等。 特别对于减政,杨伟民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纵向部门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他觉得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 “现在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杨伟民说。 杨伟民认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杨伟民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 相对于商品市场而言,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滞后的。杨伟民分析,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杨伟民表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要以通过改革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机制。 “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杨伟民说。[详情]

易纲: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易纲: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易纲: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目前,各部门正在密切配合,修改各项法律法规,确保这些措施在2018年能够按时落地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在最新出版的《50人的二十年》一书中,收录了一篇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署名的文章《主动有序扩大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文章提出,多年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近期以来,中国金融业开放取得了一系列突出进展。其中,中英双方将共同努力,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目前,各部门正在密切配合,修改各项法律法规,确保这些措施在2018年能够按时落地。 文章称,尽管我国在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外资对我国金融业诉求在不断增加,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与实现自身发展需要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文章提到,总体来看,我国金融市场开放仍以“管道式”开放为主,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不足,便利性均有待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仍需要加强,金融制度环境与国际接轨程度也有待提升,外资金融机构的营商环境也需进一步改进。中国的金融业开放依然任重而道远。 文章称,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证明,越开放的领域,越有竞争力;越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累积风险。扩大金融业开放将为中国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提高中国金融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和更加健康的发展。 文章指出,下一步,应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坚持金融业本质上是竞争性行业的定位,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原则,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助力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一是继续推动全方位的金融业对外开放,确保各项措施真正落实实施。继续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股比限制,以及设立形式和股东资质等方面的限制,确保已对外宣布的开放措施尽快落地。打造开放、包容、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尽快推出“沪伦通”。同时进一步丰富外汇市场产品,增加外汇市场深度,提高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降低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性。同时,加快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改善外资金融机构经营的制度环境,提高法律和政策制定的透明度。 二是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不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是稳妥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稳步扩大资本账户可兑换,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抓住有利的改革窗口期,按照“服务实体,循序渐进,统筹兼顾,风险可控”的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减少行政审批,弱化政策约束,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完善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 四是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结合,做好相应配套措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健全与金融业开放相适应的监管框架和金融基础设施,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监管协调配合,抓紧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详情]

易纲:要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易纲:要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易纲: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中国证券报 □本报记者 彭扬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16日在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撰写的《50人的二十年》一书中撰文表示,要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尽管我国在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外资对我国金融业诉求也不断增加,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与实现自身发展需要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易纲认为,总体来看,我国金融市场开放仍以“管道式”开放为主,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不足,便利性有待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仍需要加强,金融制度环境与国际接轨程度有待提升,外资金融机构营商环境需进一步改进。中国金融业开放依然任重而道远。 “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证明,越开放的领域,越有竞争力;越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累积风险。扩大金融业开放将为中国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提高中国金融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和更加健康的发展。”易纲称,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看,服务业将发挥重要的拉动作用。在服务业开放中,金融业开放对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高,开放的条件较为成熟,风险相对可控,扩大金融业开放有助于带动服务业的整体开放。 易纲表示,下一步,应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坚持金融业本质上是竞争性行业的定位,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原则,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助力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具体来看,易纲称,一是继续推动全方位的金融业对外开放,确保各项措施真正落实实施。继续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股比限制,设立形式和股东资质等方面的限制,确保已对外宣布的开放措施尽快落地。打造开放、包容、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尽快推出“沪伦通”。进一步丰富外汇市场产品,增加外汇市场深度,提高外汇市场参与主体多样化,降低外汇市场顺周期性。加快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改善外资金融机构经营制度环境,提高法律和政策制定透明度。 二是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不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是稳妥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稳步扩大资本账户可兑换,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抓住有利的改革窗口期,按照“服务实体,循序渐进,统筹兼顾,风险可控”的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减少行政审批,弱化政策约束,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完善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 四是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结合,做好相应配套措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健全与金融业开放相适应的监管框架和金融基础设施,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监管协调配合,抓紧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详情]

易纲: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易纲: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本报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撰写的《50人的二十年》一书中撰文表示,要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助力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具体来看,一是继续推动全方位的金融业对外开放,确保各项措施真正落地实施。进一步丰富外汇市场产品,增加外汇市场深度,提高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降低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性。二是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三是稳妥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稳步扩大资本账户可兑换,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四是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结合,做好相应配套措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健全与金融业开放相适应的监管框架和金融基础设施,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监管协调配合,抓紧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齐宣)     [详情]

今天,刘鹤和中国顶级经济学家们观看了一段纪录片
今天,刘鹤和中国顶级经济学家们观看了一段纪录片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起人刘鹤出席了此次活动。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介绍,新浪网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制作了“亲历改革——50人的20年”纪念改革开放视频节目,共采访了18位论坛成员和5位企业家。 在会议现场,刘鹤和出席活动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观看了节目的部分片段。 亲历改革第一期 | 吴敬琏回忆按劳分配之争: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事[详情]

段永基:只给民营企业番号 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
段永基:只给民营企业番号 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四通控股董事长段永基出席并发言。 段永基首先称赞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年前一批有着深厚家国情怀、勇担责任的精英组成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组部的同志跟我说,他们调查了全国的智库,认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办的最好、最重要、最有贡献的,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大贡献的智库”。 此外,他也强调,要想深化改革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来看,目前的感觉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便是在国有企业混合经营之下,民营企业也是很难的”。 段永基称,总说国有企业是执政基础,“如果国有企业是八路军,至少民营企业是新四军,可老把民营企业当忠义救国军,就给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他认为这是思想不解放造成的现象,“思想不解放就阻碍了深化改革,希望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多做一点重量级的呼吁”。[详情]

陈东升:四股力量共同推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成就
陈东升:四股力量共同推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成就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出席并发言。 陈东升表示,价格改革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产权所有制改革焕发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成长。在其看来,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主要是政府、国企、民企、外企这四股力量推动的。 “后三股力量应该没有争论,关键是政府的作用”,陈东升表示,“作为后发国家,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他也强调,政府应逐步退出在经济中的作用。“其实今天所有的困惑、所有的争论,所有的对立和差异,都是源自于政府在经济里面起何种作用,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进程当中该扮演什么角色(的分歧)”。 陈东升强调,国企不是问题,政府是要素的组合者、参与者,国企只是它的一部分。“中国的成功是靠这四股因素,未来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就是政府的角色和作用”。[详情]

管涛:改革开放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
管涛:改革开放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出席并发言,发言主题是改革开放的艺术。 他就这一主题谈了四点意见: 第一,改革开放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中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不同的人对于很多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管涛认为,不同的看法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不同的立场。他要求更加稳妥推进改革,如果改革进展顺利的话,有利于凝聚共识、推进改革,如果改革遭受挫折的话,会给改革增加新的阻力。 第二,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 这有两个政策含义: 1、任何政策的变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政策调整的后果和意外的冲击。对于政策调整的后果,我们应该保持政策定位,对于意外的冲击就要考虑调整政策的节奏和力度。 2、有的时候改革政策调整不一定有绝对的对错,最后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取决于最后是不是做成功了,成功了就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 第三、改革开放预案比预测重要。 改革开放涉及到利益的调整,那么会有很多这种变化,特别是进入攻坚战,以前的很多经验不能简单地照搬,特别是又遇到目前的这种稳中有变的内外部形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预案比预测更加重要。他认为,我们要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做好政策调整的方案准备,遇到什么情况怎么办,这样有备无患。 第四、改革开放要讲求协调配套、整体推进。 大家争论得比较多的就是条件论、次序论。管涛认为,没有绝对的条件,没有绝对的次序,没有统一的标准。他同时指出,实践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不能够消极等待,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积极冒进,我们要在操作的过程中动态地评估条件和顺序,“这样的话保证了改革开放能够平稳地推进,提高改革开放的胜算。”[详情]

郑新立: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郑新立: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出席并发言。 郑新立强调,应发挥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使我国出口增长受阻,要想打赢贸易战,那么扩大内需是根本之策。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扩大内需。郑新立认为,扩大内需的提出,是在对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准确把握基础之上。 在其看来,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逐步加大。第二,我国M2增速已经下降到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之下。第三,民间投资增长低迷,占全社会投资比重已经由最高水平的65%下降到了60%,甚至还会继续下降。第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我国上市公司中,营收额低于还本付息额的企业已经占到17%,由于连续经济下行,金融风险正在孕育之中。[详情]

宋晓梧:农民工占70% 中国劳动力市场非常扭曲
宋晓梧:农民工占70% 中国劳动力市场非常扭曲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出席并发言。 他首先指出,到底该怎么评价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宋晓梧提出了一个数据,在中国劳动力市场里,在4.2亿城镇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了2.8亿,农民工占到了整个城镇就业的比例的67.5%,将近70%。“这样一种就业市场或者说劳动力市场是非常扭曲的,”宋晓梧称,“我们考察任何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没有出现这样一种在整体就业人员中的这种双轨制。” 此外,地方政府的职能究竟怎么定位?是把地方政府变成一个公司,直接在那指挥竞争?政府直接就是分解招商引资投资指标、党政工商齐动员,年底考核,直接指挥经济。地方政府作为一级政府是不是政府?应该不应该在那里直接地配置资源?宋晓梧认为这些问题值得深思。[详情]

国务院智囊发问:民营经济能否是执政基础的一部分?
国务院智囊发问:民营经济能否是执政基础的一部分?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出席并发言。 马建堂称,社会上都在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如果要有一个让人吃定心丸的改革项目,那应该就是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 近段时间,自称金融行业人士的吴小平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极大争议,文章称民营企业应逐步退出,马建堂直言,“吴小平这篇文章观点比较糊涂,这与(他的)认识错乱有关系,也和当下民营企业有一些担心有关系,(与民营企业)对一些经济政策不甘心,或者不满有关系”。 马建堂分析称,这种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不健全的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的担心,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 马建堂指出,我国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最早认为民营经济是利己的力量,后来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后来,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民营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多的GDP,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 那么“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还有探讨的空间”,马建堂表示,“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我想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详情]

刘晓艳:改革不是纯粹完成任务 而是要市场健康发展
刘晓艳:改革不是纯粹完成任务 而是要市场健康发展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易方达基金公司总裁刘晓艳出席并发言。 刘晓艳直言,当下存在几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政府执行力非常强,各种重磅改革政策层出不穷,但另外一个方面,市场对深化改革的呼声却比以往更加强烈。“我们一方面在推动生产要素的有效应用,另外一方面又发现,生产要素在发散,没有在聚集”。 基于上述现象,刘晓艳提出了四点思考。 第一,要清楚改革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是为了完成上面(布置)的任务,说要怎么改就怎么改?还是未来进一步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各个部委、各个条线的改革措施应该加强统筹。在堵后门、侧门的时候,要打开前门。此外,各种改革措施不应叠加。“打企业一拳还可以,连续打五拳,不是变得更健康了,可能直接就打趴下了”。 第三,在改革过程当中,要尊重历史遗留的问题,“有些问题是30年,甚至更长时间形成的,想用短短一两年时间去改变,治病用重拳不太符合中医的原理”。 第四,法制的前提是科学立法,但有些时候,特别是一些行政规章,却并不科学。她认为,如果严格执法,行政管理就要有一定的解释权,“这个解释权最好是赋予职能部门和职能岗位,如果换了一个非职能部门和非职能的岗位去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执行起来,整个社会就会绷的很紧,没法再做下去”,“科学立法是法制化的前提”,刘晓艳强调。[详情]

吴晓灵:改革进入利益优化配置期 用法律调整各方利益
吴晓灵:改革进入利益优化配置期 用法律调整各方利益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吴晓灵出席并发言。 她表示当前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地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 以下为实录: 吴晓灵: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能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地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善法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治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详情]

胡鞍钢:把中国崛起经验输送非洲 助力非洲发展
胡鞍钢:把中国崛起经验输送非洲 助力非洲发展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鞍钢出席并发言。 胡鞍钢曾在非洲做过调研并撰写报告,认为我国应全力助推非洲经济起飞,帮助非洲进行工业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等。“2000年以后,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5%。而且战乱大体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发展的时代”。 “这次中非论坛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所以我们也在考虑,能不能为这些南方的国家提供发展的经验和案例”,他称,“最近在给非洲的一些部长做培训时,介绍了中国的五年规划和其他方面的经验。他们非常感兴趣”。 此外,胡鞍钢认为,中国有可能为非洲国家创造最大的市场,“我们可以通过减免关税,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等政策,覆盖到低收入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中国市场”。[详情]

盛洪:宏观税负越来越高 企业利润边际已被减没
盛洪:宏观税负越来越高 企业利润边际已被减没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著名经济学家盛洪出席并发言。 盛洪指出,中国市场化过程,就是两点:第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转变,就焕发出了巨大的效率提高,财富的涌流。第二,在市场化的初期,政府的参照系是他们在计划经济当中获得收入的参照系,所以他对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比较显著的转变,一时还是按照过去的参照系去分割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当时那个比例比较低,换句话说,这叫做宏观税率。 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财富的继续涌流,同时我们的政府分割国民财富的这样一种机制,没有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种分割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大约是2010年以后到现在,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12个百分点。同时,还有像土地财政和更广义的就是我们的所谓劳保等等这一方面,构成了我们的宏观税负。宏观税负高到什么程度?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这个数字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越来越低。 今年以来是什么情况呢?最近以来是什么情况呢?第一,今年上半年,一般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比GDP要快,它的比重在增加。第二,2017年土地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往年。 第三,最近的税改,盛洪称这其实是在增加宏观税负。虽然减了个人所得税,把劳保资金等从人保部转移到了社会局。一方面,征收的劳保的提取比例,不是按照原来的基本工资,按照全部工资,这其实是增加了。另一方面, 实际上提高了很多地方的劳保交款比率,实际上也增加了我们的宏观税负。 盛洪甚至直言,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我们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他还指出,经济学家主要有以下几点作用: 第一,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学家要强调市场经济的有效性。 第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当中,经济学家要提出如何过渡的步骤、方法、路径。 第三,在进入到市场化以后,其实经济学家就没有作用了,市场化最重要的特点是,市场中的千千万万的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焕发出巨大的效率的提高。 “现在还有一个作用,”他指出,当市场化可能会遭到破坏,或者遭到逆转时,经济学家要出来提出警示。[详情]

易纲:放宽外资股比限制 稳妥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开放
易纲:放宽外资股比限制 稳妥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开放

  作者:彭扬 中证网讯(记者 彭扬)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16日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撰写的《50人的二十年》一书中撰文表示,要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尽管我国在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外资对我国金融业诉求也不断增加,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与实现自身发展需要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易纲认为,总体来看,我国金融市场开放仍以“管道式”开放为主,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不足,便利性均有待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仍需要加强,金融制度环境与国际接轨程度也有待提升,外资金融机构的营商环境也需进一步改进。中国的金融业开放依然任重而道远。 “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证明,越开放的领域,越有竞争力;越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累积风险。扩大金融业开放将为中国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提高中国金融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和更加健康的发展。”易纲表示,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看,服务业将发挥重要的拉动作用。在服务业开放中,金融业开放对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高,开放的条件较为成熟,风险相对可控,扩大金融业开放也有助于带动服务业的整体开放。 易纲表示,下一步,应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坚持金融业本质上是竞争性行业的定位,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原则,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助力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具体来看,易纲称,一是继续推动全方位的金融业对外开放,确保各项措施真正落实实施。继续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股比限制,以及设立形式和股东资质等方面的限制,确保已对外宣布的开放措施尽快落地。打造开放、包容、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尽快推出“沪伦通”。进一步丰富外汇市场产品,增加外汇市场深度,提高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降低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性。加快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改善外资金融机构经营的制度环境,提高法律和政策制定的透明度。 二是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不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是稳妥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稳步扩大资本账户可兑换,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抓住有利的改革窗口期,按照“服务实体,循序渐进,统筹兼顾,风险可控”的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减少行政审批,弱化政策约束,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创造公平竟争的市场环境。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完善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 四是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结合,做好相应配套措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健全与金融业开放相适应的监管框架和金融基础设施,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监管协调配合,抓紧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详情]

杨伟民: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五级行政可逐渐改为三级
杨伟民: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五级行政可逐渐改为三级

  杨伟民:减政减权减税减费,五级行政可逐渐改为三级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16日表示,必须要加快改革,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 杨伟民在上述论坛上表示,过去提出的主要目标、主要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地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具体而言,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等。 特别对于减政,杨伟民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纵向部门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他觉得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 “现在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杨伟民说。 杨伟民认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杨伟民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 相对于商品市场而言,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滞后的。杨伟民分析,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杨伟民表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要以通过改革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机制。 “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杨伟民说。  [详情]

潘仲光:科技发展要聚焦新能源和芯片等上游技术
潘仲光:科技发展要聚焦新能源和芯片等上游技术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东方高尔夫国际集团总裁潘仲光出席并发言。 谈到科技发展,其表示目前政府在谈的科技包括人工智能、无人工厂、机器人、区块链、大数据,都是下游的应用,是市场应用。潘仲光认为,“如果不掌握上游的技术,这些应用也拓展不开来。”在他眼中,新能源、芯片处理、显示技术是上游技术。 潘仲光谈到了一个情况,在下一代可折叠、虚拟实境的面板领域,国内有16家工厂,都是国有企业,他们全部去挖韩国人。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韩国人的技术,三星现在是95%的市场垄断,他们挖的这些人都是三星的二流、三流的工程师。而且,三星的这些技术、LG的技术当初都是从台湾地区买过去的。台湾这些相关的技术人员却找不到投资人。[详情]

许善达:我国部分政策对于科技发展起负面影响
许善达:我国部分政策对于科技发展起负面影响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许善达出席并发言。 许善达认为,我们要重新考虑科技在国民经济间的定位。今后科技在国民经济中应该发展得更快、更好,实现所谓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创造财富的重要因素。 第二,科技在财富的分配上也非常重要。许善达举例,中国制造了全球最多的手机产品,但是所有厂商的利润比不上苹果公司一家。他认为,苹果公司是靠科技来分配利润的,因此,科技不是仅仅能创造财富,还可以分配财富。 第三,真正的军事实力,科技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很多军事上的领先的东西,都是科技领先带来的军事领先。 第四,现在在国际政治、外交,甚至包括军事、经济,各种国际关系里边,科技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兴通讯事件就是一例。 许善达感慨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支持科技发展的制度上,确实还有很多欠缺。有些政策表面上看跟科技发展没什么关系,但是仔细推敲的话,很多政策对于科技发展甚至还有一点负面的影响。 要围绕着科技发展所需创造制度环境,应该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找出其中做得好的继续往前推进,做得有缺点的,加以改进,做得不好的就废除掉,许善达称。[详情]

杨伟民:应逐步淡化并取消所有制分类 一视同仁
杨伟民:应逐步淡化并取消所有制分类 一视同仁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出席并演讲。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杨伟民强调,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一帆风顺。“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对于“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杨伟民提出几项建议: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过去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去的改革包括开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的。杨伟民表示,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了,因此,下一步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 “要以通过改革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机制”,“上述三者是重大的三大失衡,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 他强调,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第三,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今后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 在杨伟民看来,相对于所有权来说,现代经济当中的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 第四,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杨伟民认为,过去的改革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现在除了房子和汽车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买卖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都可以自主选择了”。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而言,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 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础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杨伟民称,过去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简政放权是不够的,还需要同步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纵向部门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各级行政单位也应该减少行政层级,“现在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检查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杨伟民强调,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等问题。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没有出台”。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第六,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杨伟民认为,在创新发展时期,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享有科研成果所有权。 第七,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我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这三大市场主体,他们都面临活力不足的问题,“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分类”。 第八,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过去我们采取渐次开放的方针,主要是出口导向引进来为主,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也只能是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所以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详情]

李扬:经济下行 民企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
李扬:经济下行 民企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出席并发言。 李扬表示,中国经济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他引述自己所做的调查称,在广东、深圳、浙江等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高歌行进。 李扬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形势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因为处于产业链上游,国企赚得不得了,而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不足。 第三,由于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大多靠影子银行融资的民营企业,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财路”没有了。 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不能歧视小企业、民企,但事实上歧视仍然存在,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的剧烈压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李扬称,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而这样做了的话,企业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弊端也是显然的”,李扬强调,“国企的效率普遍比民企低一些。民企并入国企后,国企就会开始往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李扬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契机。“在这次浪潮里,如果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过两年再看,后果会是令人堪忧的。”[详情]

杨伟民:五级行政应改为三级 没必要都套用几大班子
杨伟民:五级行政应改为三级 没必要都套用几大班子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出席并演讲。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杨伟民强调,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一帆风顺。“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对于“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杨伟民提出几项建议: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过去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去的改革包括开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的。杨伟民表示,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了,因此,下一步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 “要以通过改革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机制”,“上述三者是重大的三大失衡,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 他强调,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第三,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今后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 在杨伟民看来,相对于所有权来说,现代经济当中的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 第四,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杨伟民认为,过去的改革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现在除了房子和汽车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买卖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都可以自主选择了”。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而言,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 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础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杨伟民称,过去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简政放权是不够的,还需要同步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纵向部门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各级行政单位也应该减少行政层级,“现在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检查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杨伟民强调,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等问题。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没有出台”。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第六,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杨伟民认为,在创新发展时期,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享有科研成果所有权。 第七,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我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这三大市场主体,他们都面临活力不足的问题,“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分类”。 第八,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过去我们采取渐次开放的方针,主要是出口导向引进来为主,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也只能是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所以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详情]

杨伟民:很多金融机构用政治正确代替市场规律
杨伟民:很多金融机构用政治正确代替市场规律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出席并演讲。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杨伟民强调,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一帆风顺。“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对于“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杨伟民提出几项建议: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过去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去的改革包括开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的。杨伟民表示,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了,因此,下一步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 “要以通过改革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机制”,“上述三者是重大的三大失衡,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 他强调,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第三,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今后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 在杨伟民看来,相对于所有权来说,现代经济当中的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 第四,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杨伟民认为,过去的改革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现在除了房子和汽车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买卖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都可以自主选择了”。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而言,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 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础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杨伟民称,过去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简政放权是不够的,还需要同步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纵向部门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各级行政单位也应该减少行政层级,“现在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检查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杨伟民强调,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等问题。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没有出台”。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第六,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杨伟民认为,在创新发展时期,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享有科研成果所有权。 第七,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我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这三大市场主体,他们都面临活力不足的问题,“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分类”。 第八,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过去我们采取渐次开放的方针,主要是出口导向引进来为主,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也只能是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所以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详情]

杨伟民建议:大幅减少政府干预 “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杨伟民建议:大幅减少政府干预 “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出席并演讲。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杨伟民强调,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对于“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杨伟民提出几项建议: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过去我们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去的改革包括开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的。杨伟民表示会,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了,因此,下一步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 “要以通过改革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机制”,“上述三者是重大的三大失衡,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 他强调,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第三,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今后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像国企、国资、土地制度、农村宅基地、科研人员拥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等等,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在杨伟民看来,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其实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 第四,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杨伟民认为,过去的改革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现在除了房子和汽车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买卖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都可以自主选择了”。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而言,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 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地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杨伟民称,过去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纵向部门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我觉得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杨伟民强调,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有没有出台”。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第六,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杨伟民认为,在创新发展的时期,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包括职务方面人有科研成果所有权。 第七,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我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这三大市场主体,他们都面临活力不足的问题,“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第八,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过去我们采取渐次开放的方针,主要是出口导向引进来为主,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也只能是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所以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详情]

王一鸣:改革约束机制越来越多 激励机制却越来越少
王一鸣:改革约束机制越来越多 激励机制却越来越少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王一鸣出席并发言。 其表示中国的改革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过去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我们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先放开部分价格,然后再并轨,“自以为是比较适合国情的”。 但这种改革现在带来了一系列的遗症,王一鸣称,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这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改革过程中时不时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干预又会强化,就是存在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我们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求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将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交给市场来配置,这个往往会遇到阻力。”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这种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王一鸣认为,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现在最大的双轨,现在就在要素市场,商品和服务经过30多年,将近40年改革,基本市场化了,99%以上市场化了,但是要素依然是双轨制。 土地还是典型的双轨制,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还是有差异的,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利率还不是完全市场化利率,技术、价格的形成机制也不健全,人才、单位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信息部门这种分隔体制,还有企业的垄断,现在说平台型企业,以后针对信息资源的占有,不光是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不断地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王一鸣认为,下一步改革要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其中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一鸣:中国的改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过去自以为是比较适合国情的,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先放开部分价格,然后再并轨。 这种改革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所以你会发现,改革过程中时不时遇到一些问题时,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就又会强化,就出现了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再有,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需要让渡权力,将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交给市场来配置,这往往会遇到阻力。我主动把权力让渡出去、把资源让渡出去,这是一个难点。 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我们以前经常自认为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但确实也带来一些问题。 那么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我们93年就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既然是决定性的,就要下决心往这个方向走。 现在最大的双轨,现在就在要素市场,商品和服务经过30多年,将近40年的改革,基本市场化了,99%以上市场化了,但是要素依然是双轨制。 刚才楼部长讲到供给侧改革,核心也是这一块,就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包括技术、人才,还有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信息,信息以后对经济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我们土地还是典型的双轨制,为城市化在积累资本,以前是公共产品剪刀差,积累工业化的资本,现在是城乡土地剪刀差,积累城市化资本,这种制度可能在特定的阶段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现在带来的问题也是凸显的。 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也还是有差异的,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为什么会存在那么多的P2P?中国的银行为什么那么多非标产品?说明我们利率不是完全市场化的,技术、价格的形成机制也不健全,人才、单位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信息部门的分隔体制,还有企业的垄断,现在说平台型企业,以后针对信息资源的占有,不光是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这个也引起了国际上的高度关注。这是第二个要素。 第三个很简单,我们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不断地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我们改革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那么下一步改革,怎么样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我们怎么在产权激励上能够动脑筋,想办法,找到有的解决方案。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详情]

杨伟民提八项改革措施:减少政府机构 取消所有制分类
杨伟民提八项改革措施:减少政府机构 取消所有制分类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出席并演讲。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杨伟民强调,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一帆风顺。“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对于“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杨伟民提出几项建议: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过去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去的改革包括开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的。杨伟民表示,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了,因此,下一步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 “要以通过改革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机制”,“上述三者是重大的三大失衡,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 他强调,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第三,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今后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 在杨伟民看来,相对于所有权来说,现代经济当中的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 第四,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杨伟民认为,过去的改革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现在除了房子和汽车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买卖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都可以自主选择了”。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而言,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 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础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杨伟民称,过去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简政放权是不够的,还需要同步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纵向部门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各级行政单位也应该减少行政层级,“现在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检查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杨伟民强调,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等问题。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没有出台”。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第六,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杨伟民认为,在创新发展时期,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享有科研成果所有权。 第七,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我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这三大市场主体,他们都面临活力不足的问题,“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分类”。 第八,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过去我们采取渐次开放的方针,主要是出口导向引进来为主,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也只能是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所以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详情]

楼继伟:金融混业模式绝对不行 会引发高风险
楼继伟:金融混业模式绝对不行 会引发高风险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出席并演讲。 要关注供给侧改革,不要老惦记刺激政策 在楼继伟看来,经济发展通常面对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办法应对,后者发生在经济的供给侧,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解决问题。因此,经济学原理和国际比较所称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没有这一提法。 不过,虽然结构性改革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的政策进行配合,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出现“短期痛苦、长期见效”的情况,这就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楼继伟强调。 楼继伟认为,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改革的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行政手段去产能,这是计划经济 楼继伟认为,“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却把目标、任务当手段。 他批评称,为了“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这是用传统办法,靠行政手段“去杠杆”,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他指出,下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是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发挥作用。 赶走所谓低端人口,精英们的生活反而会不方便 “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地方走向了相反方向,一些地方清理低端人口,抢夺高端人才,这是我们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楼继伟分析称,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业需要四名所谓的中低端人口为之服务。如果把所谓低端人口清光了,劳动力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所谓高端行业的精英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会刺激移居、移出国外“,楼继伟警告称。 另外,楼继伟强调,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流动性,在制度上促进劳资双方的平衡。“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扭曲,因为我们在法律层面执行的还不够严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对善于灵活变通的企业留下了寻租空间,对社会道德是负激励”。 金融混业模式绝对不行,会引发高风险 在谈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时,楼继伟表示,前段时期,金融业过度混业造成了一系列的乱象,使得风险集聚的同时,也不断提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 目前,我国正处于治理金融乱象、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时期,出现了包括P2P、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小银行的风险暴露等大量金融风险隐患。 楼继伟认为,上述乱象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安定问题,另外一方面,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楼继伟认为。 在土地方面,楼继伟建议要重点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带有公共性,没有自由的土地市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钱可以印出来,但地是印不出来的,所以土地天然带来的公共性,就要有“用途管制”,但“用途管制”要提供给不同所有制进入市场的通道,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并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不要忘记前面还有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两个条件)”,楼继伟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楼继伟:我重点讲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命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一直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但问题仍就不断的以不同的面貌冒出来,所以不得不再次强调一下这项改革,而且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取得真正的实效。 我想先说一下概念,经济发展通常要面对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办法应对,后者发生在经济的供给侧。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因此,经济学原理和国际比较所称的“结构性改革”就是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没有改革一说。 结构性改革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的政策加以配合,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产生“短期痛苦、长期见效”的现象,这就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进行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我们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比较典型的是“里根新政”、“撒切尔改革”等,这些都是结构性改革,都是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了。“撒切尔改革”的时候,英国被叫“英国病夫”,“里根改革”的时候,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超过70%,企业不愿意投资导致经济出现危机。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说“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按说环境标准、安全标准,包括有可能是技术性的这些质量标准,企业如果不符合,就要给这些企业时间去改,(现在则是)下指标,就是把目标当手段。 这还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就是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分着说一下劳动力、资本、土地。 劳动力方面,重点是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快改革户籍、养老、医保等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这方面谈起来太多了,点一点吧。 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地方走向了相反方向,一些地方清理低端人口,抢夺高端人才,这是我们当前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业者,相应需要四名所谓中低端的人口提供服务。如果把所谓的低端人口清光了,劳动力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所谓高端行业的精英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会刺激移居、移民。 另外,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流动性,在制度上促进劳资双方的平衡。2015年,据OECD测算,我国对于非临时职工的保护在全球72个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极左翼政府时期制定的并沿用至今的相关法令。 我们的排名比欧洲高出许多,但是劳动力市场因这个因素造成了扭曲,还不如欧洲,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不是都在依法办事,法律层面执行的还不够严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对善于灵活变通的企业留下了寻租空间,对社会道德是负激励。 在资本方面,重点是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前段时期,我们过度地混业,造成了一系列的金融乱象,在风险集聚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原,为实体经济服务。” 目前,我们正处于治理金融乱象、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时期,确实到了水落石出的阶段,也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无论是P2P、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还是小银行的风险暴露,他们一方面会带来社会安定问题,另一方面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 在土地方面,重点是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带有一定的公共性,(世界上)没有自由的土地市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钱是可以印出来的,但地是印不出来的,所以土地天然带有公共性,就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对不同所有制的不同,要有进入市场的通道,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不要忘记前面还要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这方面我是觉得改革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容易走偏,注意了后面,没有注意前面,或者注意了前面,没有注意后面,所以仍旧处于试点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开。 简单点一点三个生产要素方面的改革和重点,实际上就是常说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α,这个生产函数Y,就是13个要素,劳动力labour,土地land,加上资本capital,前面有各个回归系数,所以前面括号之外成立一个α,为什么成立α?因为这个公式做出来是总供给,但是一回归历史发现,得出来不是当时的总供给了,为什么呢?因为α在变,通常就被解释为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解释为α。 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其实就着眼于这个神秘的α,也只有将结构性改革落实到位,才能真正将α释放,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提升我们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谢谢![详情]

杨伟民:重建地方税体制 才能解决房价问题
杨伟民:重建地方税体制 才能解决房价问题

  新浪财经讯 9月16日消息,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今日举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指出,如今的改革必须要啃硬骨头,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只有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 在杨伟民看来,新时代必须加快改革,而且是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改革开放要从总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其看来,过去改革开放的很多措施是为了速度、为了赶超,当时是必要的,也给政府决定资源配置提供了理由。但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杨伟民指出,现在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杨伟民呼吁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 此外,还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杨伟民解释,减权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等。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等。 同时,改革还要注意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新浪财经 张蕾)[详情]

林毅夫:中国将在2025年变成发达国家 要承担更大责任
林毅夫:中国将在2025年变成发达国家 要承担更大责任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出席并演讲。 林毅夫表示,目前,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到2025年左右,我国将变成发达国家。那个时候,也还有66%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在2025年左右又将成为高收入国家,就需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负有更大责任。 以下为演讲实录: 林毅夫: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了许多贡献,经济学家还要继续为“两个百年”的目标发挥作用。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我们的人均GDP是156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年前,50人论坛成立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还是低收入国家。经过40年,每年9.5%的增长,去年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640美元,成为了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并且也是在过去40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亮丽的成绩,当然主要是靠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推动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也不断地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各级领导出谋划策,我想也是有一份贡献的。 虽然过去40年的成绩很亮丽,不过当前经济运营当中还存在各种问题,包括收入分配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距离两个百年目标,达到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有很长的距离要去做。 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克服体制性问题,抓住时代给我们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样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领导,也需要经济学家深入研究问题、出谋划策。这是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看法,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固然,如果只看国内的经济,确实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很多问题,不管收入分配、城乡差距、腐败等等,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走的渐进双轨方式,政府保持了对市场进行太多干预所导致的结果。 但仔细去想的话,也不完全是这样子,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跟我们同样在进行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试图一次性地把那些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到自己的国家去。我想大家知道,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基本上我们存在的每个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还比我们更严重。所以,并不是简单的说,因为现在体制不完善导致了那些问题,并且在我们的改革经验当中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从理论上讲非常清楚,但推行的结果常常是跟原来的愿望相左,甚至把问题还搞得更复杂了一点,不得不倒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不可否认,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世界上的发展机构,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跟现有的经验来看我们存在的问题,希望用那些理论跟经验来作为其他国家改革发展的参照。 但是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是决定理论的前提条件,经验的适用性也决定这个经验产生的前提条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我们的前提条件当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论模型不一样。以那样的理论做参照,经常会出现我们所讲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经济学家非常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中国的经济现象当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需要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等等,提出新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能够比较好的让我们了解,过去这40年的转型为什么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还存在这么多问题,怎么才能真正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的理论能够从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得到统一。 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认识世界好像很有力量,改造世界苍白无力。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难得的社会实验,从这场实验当中,我们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也是总书记在2006年5月17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这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必然产生理论;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必然产生思想。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经济改革转型最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体制改革,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在政策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同时要进行理论创新。 第三点看法,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不仅是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而且要关心世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的程度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做,同时也要会说。 比如说现在中美关系,大家在打贸易战,可是我们知道贸易是双赢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有理有据的让美国学界、理论界、民众了解中国的发展,让他们知道中美贸易会促进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能够给美国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互利双赢的。 同时,现在世界上85%的人口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即使到2025年左右,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但到那时候也还有66%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到2025年左右又将成为高收入国家,那我们对世界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如果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的发展与合作的格局,从钱上面来讲,发达国家花了不少钱。根据我的统计,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超过了三万亿美元,但是真正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非常少,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也非常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因为发达国家在提供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时候,通常是沿着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路、他们的经验来做的,结果出发点非常好,效果不如人意。 那么中国变成世界上的重要国家后,就要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我想应该提出自己的理论。从这几年我们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来看,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抓住了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让他们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2013年以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18年来我们讲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这确实是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当然,他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我们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改变他们的发展思路。 总的来讲,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提出,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的世纪。作为经济学家,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贡献自己的智慧,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让经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往前进,同时我们也要提出新的理论,才能够让改革发展更顺当的进行,并且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路以及我们的发展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后,也同样能给发达国家创造出机会,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时代的到来。 谢谢。[详情]

白重恩:完善营商环境 从特惠过渡到普惠
白重恩:完善营商环境 从特惠过渡到普惠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委员白重恩出席并演讲。 白重恩表示,我国的营商环境还不是很完善,企业如果都照章办事,就会遇到困难。但是我国有个特惠模式,在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所造成的阻碍。 但白重恩指出,特惠模式会带来很多问题,并非最优安排,而仅是次优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特惠制度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他呼吁应尽力完善普惠制度,同时在普惠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讨论是否需要继续容忍一些次优安排。 以下为演讲实录: 白重恩:我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夯实经济增长的市场制度基础”,今天我们的会议既是纪念50人论坛20周年,也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改革开放中市场制度的一些思考。 4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在市场制度环境方面还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世界银行每年会发布一个报告,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排序,有十个方面的小排序,还有一个综合排名。 可以看到某些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在排序上甚至会出现退步,当然排序是相对的,但如果我们停滞不前,而其他国家取得了进步,我们在排序上就会退步。总体来说,尽管综合排名有了改善,但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下面我想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在市场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增长到底是怎么取得的?因为经济学中都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我们的制度基础并不是那么稳固,但仍然取得了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什么? 第二,如果说过去有一些机制,使得我们的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获得增长,那么这样的机制未来是不是还是有效? 第三,如果未来会有效的话,未来我们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我和我的合作者提出这样一个答案,刚才世界银行的那些排序都是按照企业照章办事会遇到多大困难列出名次的,如果我们的企业都照章办事,确实很多事都有困难,但是有一些企业在发展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使得他们能够克服制度障碍。我们把这称之为特惠模式,这是在普惠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自身发展可能造成的障碍。 特惠的模式到底在什么条件下能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很快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普惠制度,当然就不需要特惠了。但要形成完善的普惠制度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所以在普惠制度还够完善的情况下,如果也没有特惠,某些企业也得不到帮助,大家都得不到帮助,可能所有的企业都不能实现盈利。在这种情况下,特惠尽管不公平,但还是使得某一些企业得到了发展。 当然,说到不公平,就要看它带来的损失有多大,如果特惠的对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业,肯定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果特惠的对象是一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那么经济就可以获得增长。 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这些特惠对象是相对比较高效的企业呢?刚才在前面加深了几个词,一个是地方政府有能力,第二是也有激励。地方政府选择那些特惠对象是受到激励的引导,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愿意选择这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来成为特惠对象呢?我们说,是从他个人的收益来考虑。这种收益不是那种狭义的个人的经济收益,可能是他的成就感,可能是他的政绩,当然也有可能是狭义的经济收益。我们认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有这样的激励,选择比较高效的企业作为普惠对象。 问题是这样一种特惠的模式是否可持续呢?这就要看特惠模式除了可以帮助某些企业得到比较快的发展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刚才我们说到有不公平的问题,不公平可能带来资源的错配。如果给一些企业提供很多资源,其他企业要获得资源就比较难了,这就会带来挤出效应。 如果说特惠对象都是低效的企业,不仅不公平,而且效率也会出现很大问题。但是如果特惠对象是比较高效的企业,对效率的影响就不是太大。地方政府除了有激励来选择这些有效率的企业来帮助之外,还要有能力。 我们在追赶型的经济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识别哪些行业是下个阶段可以比较快速发展的行业,所以识别比较高效的特惠对象还是可以做到的。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追赶型的特征越来越弱,要让地方政府继续有效的识别高效特惠对象就变得越来越难了。所以我们过去的这种特惠模式,在未来能够起到良好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 这种特惠模式还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腐败问题、地方保护,因为地方政府保护了某些企业,愿意保护他的特惠对象,使得非特惠对象很难进入本地市场。另外,特惠对象跟他有比较密切关系,特惠对象不是消费者,而是某些企业,所以消费者利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当地方政府适应了,很喜欢特惠的模式当中,因为从中得到至少有权力选择哪些特惠对象,没有很强的激励改善普惠制度,这是一个长期问题。 最后一个是特惠模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些全国性的问题,地方政府没法解决,比如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地方政府无能能力。 这种情况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就要从特惠向普惠过渡,这是具有极大挑战性的过渡,地方政府有能力改善普惠的制度,其实制度的形成,不一定全部从上而下,有很多制度细节从下而上,需要通过摸索,才能知道怎么做得更好,如果地方政府没有激励,其实是很困难的。 这样的激励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也是一个问题,过去在特惠制度模式之下,地方政府很难受到特惠对象的影响,但是为了让他有激励,完善普惠的制度,应该说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才有激励建立普惠制度。所以我们怎么来让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消费者,对地方政府行为方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另外,形成普惠制度需要的过程很难,完善的普惠制度没有形成之前,在这个过渡期怎么办?在这个过渡期,如果我们减弱了地方政府提供普惠的能力或者是激励,都会带来短期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否要想办法来克服这样的问题。 形成完善的普惠制度很困难,简单地讲一下世界银行排序当中比较落后的地方,比如设立企业,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从158名到93名,似乎是进步很大,但是这个是对于某些企业来讲的,因为简政放权确实更容易设立企业了,但仍然有很多领域有很高的准入障碍,这些在数据中都反映不出来,因此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纳税方面有退步,相对来说,我们的税收负担跟其他国家相比是越来越重的。我们为了实现经济结构的改善,希望有更好、效率更高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盈利空间,更多地投资,来改善环境,降低他们的负担是一个方面。 在社保征收和营改增的征收能力都改善的情况下,当征收改善了,我们就有空间降低法定的缴费率和税率,这样可以为我们企业降低税负。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比如普惠金融制度也是非常困难,投资者保护怎么来让投资者有信心来进行投资,这也是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还有很多方面。 最后,总结一下,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在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的时期,特惠制度还有它的作用,但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么来提供动力,来完善普惠制度,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同时在普惠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要容忍一些次优的安排,这是我想跟大家汇报的。 谢谢![详情]

吴敬琏:私营经济应退出的声音不和谐 应辩论达成一致
吴敬琏:私营经济应退出的声音不和谐 应辩论达成一致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出席并演讲。 吴敬琏表示,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并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具体方法去执行改革任务”。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速度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他总结道。 吴敬琏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纲领比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更加丰满、更加准确,“336项的改革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恰当的”,“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所幸的是,每一次曲折,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应该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 在谈到当下经济运行时,吴敬琏概括为“翘翘板式”的运行状态——主要靠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出现。 “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来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那么有没有出路呢?吴敬琏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要解决当前的这些问题,就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特别是要贯彻十八次代表大会、十九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这些决定,逐一落实”,吴敬琏坦承,“看来,落实不是很容易的”。 吴敬琏建议,中国经济50人经济论坛应该一项一项去讨论改革的落实情况,需要调整的就调整。“如果说这些事项都是站得住的,那就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的某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出。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敬琏:非常高兴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20年这个喜庆的日子,我想讲五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我们应该怎么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50人论坛成立20年。我想,最好的纪念就是认真回顾这40年和20年的历程,总结这40年和20年的经验和教训,并从中找出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找到正确的方向和路径来指导今后的行动。经过研究、分析、思考和总结,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路径,砥砺前行,就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二点意见,什么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什么是50人论坛工作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呢,这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界定,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40年来的主要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这是一个基本的教训。当然,这个教训是不是总结得恰当,还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研究、共同讨论。 第三点意见,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目标指导之下曲折前进的,40年的改革过程中有很多的波折和起伏。研究这样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的认识。 比如说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大家都觉得总方向是市场取向,当时的说法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到底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跟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已经隔绝了很多年,因此,当时是在用苏联学来的那套政治经济学解决问题。进行了几年以后,发现并不太成功,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推向计划经济为主。 经过了曲折后,在1984年,我们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就往前进了一步,三中全会时,我们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叫做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各自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经过了80年代中期的反复讨论、选择,大致在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讨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叫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形态,最后选择了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 但是后来又出现了曲折,1986年开始叫做配套改革,但几个月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执行不下去。到了1987年,就选择了另外一个叫做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国家依靠调节市场来引导企业。 1988年前后又出现了一次曲折,部分人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能够突出计划,所以口号改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本来有人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但小平同志说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所以就叫做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的性质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个总框子,于是就出现了三年的经济衰退。 这个曲折最终导致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过了一年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50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世纪之交时,中国经济实现了真正的腾飞。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部分人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很快,这个曲折又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历史性的决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这个纲领应该说是比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更加丰满、更加准确,而且,改革的目标设定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336项的改革,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虽然有很多曲折,但所幸的是,每经过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就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 第四点意见,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所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有没有出路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所以说到底,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就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特别是要贯彻十八次代表大会、十九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这些决定,把它落实。现在看起来,落实不是很容易的。 最后一点,我建议50人经济论坛可以一项一项来讨论,我已经说过一次了,336项改革措施,我们一项一项的讨论,需要调整的就调整,在我看来总体来说是适当的、是正确的。当然,需要调整的地方要调整。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出。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我们50人论坛应该在厘清思想、推动改革上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详情]

楼继伟谈改革:让市场起作用 不要惦记需求侧刺激政策
楼继伟谈改革:让市场起作用 不要惦记需求侧刺激政策

   新浪财经讯 9月16日消息,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今日举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谈及供给侧改革的问题时指出,如今的改革很多的做法是错把目标、任务当手段,谈到“去产能”就下指标,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起作用。 谈及结构性改革,楼继伟表示,改革发生在供给侧,有可能短期痛苦、长期见效,有的是当期就很快见效,可能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但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在楼继伟看来,“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去产能”就下指标,给各省下指标,把目标当手段。 传统的依靠行政手段的办法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楼继伟表示,“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谈及当下市场的金融乱象,楼继伟认为,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我们确实到了水落石出的阶段,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无论是P2P,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还是小银行的风险暴露,一方面带来社会安定问题,一方面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在楼继伟看来,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 在土地方面,重点是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楼继伟指出,土地天然带有一定的公共性,没有自由的土地市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钱是可以印出来的,地是印不出来的,所以土地天然带来的公共性,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对不同所有制的,要有进入市场的通道,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楼继伟认为,改革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容易走偏,仍旧处于试点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开。(新浪财经 张蕾) 以下为演讲实录: 楼继伟:我重点讲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命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一直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但问题仍就不断的以不同的面貌冒出来,所以不得不再次强调一下这项改革,而且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取得真正的实效。 我想先说一下概念,经济发展通常要面对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办法应对,后者发生在经济的供给侧。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因此,经济学原理和国际比较所称的“结构性改革”就是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没有改革一说。 结构性改革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的政策加以配合,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产生“短期痛苦、长期见效”的现象,这就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进行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我们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比较典型的是“里根新政”、“撒切尔改革”等,这些都是结构性改革,都是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了。“撒切尔改革”的时候,英国被叫“英国病夫”,“里根改革”的时候,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超过70%,企业不愿意投资导致经济出现危机。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说“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按说环境标准、安全标准,包括有可能是技术性的这些质量标准,企业如果不符合,就要给这些企业时间去改,(现在则是)下指标,就是把目标当手段。 这还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就是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分着说一下劳动力、资本、土地。 劳动力方面,重点是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快改革户籍、养老、医保等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这方面谈起来太多了,点一点吧。 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地方走向了相反方向,一些地方清理低端人口,抢夺高端人才,这是我们当前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业者,相应需要四名所谓中低端的人口提供服务。如果把所谓的低端人口清光了,劳动力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所谓高端行业的精英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会刺激移居、移民。 另外,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流动性,在制度上促进劳资双方的平衡。2015年,据OECD测算,我国对于非临时职工的保护在全球72个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极左翼政府时期制定的并沿用至今的相关法令。 我们的排名比欧洲高出许多,但是劳动力市场因这个因素造成了扭曲,还不如欧洲,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不是都在依法办事,法律层面执行的还不够严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对善于灵活变通的企业留下了寻租空间,对社会道德是负激励。 在资本方面,重点是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前段时期,我们过度地混业,造成了一系列的金融乱象,在风险集聚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原,为实体经济服务。” 目前,我们正处于治理金融乱象、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时期,确实到了水落石出的阶段,也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无论是P2P、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还是小银行的风险暴露,他们一方面会带来社会安定问题,另一方面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 在土地方面,重点是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带有一定的公共性,(世界上)没有自由的土地市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钱是可以印出来的,但地是印不出来的,所以土地天然带有公共性,就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对不同所有制的不同,要有进入市场的通道,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不要忘记前面还要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这方面我是觉得改革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容易走偏,注意了后面,没有注意前面,或者注意了前面,没有注意后面,所以仍旧处于试点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开。 简单点一点三个生产要素方面的改革和重点,实际上就是常说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α,这个生产函数Y,就是13个要素,劳动力labour,土地land,加上资本capital,前面有各个回归系数,所以前面括号之外成立一个α,为什么成立α?因为这个公式做出来是总供给,但是一回归历史发现,得出来不是当时的总供给了,为什么呢?因为α在变,通常就被解释为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解释为α。 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其实就着眼于这个神秘的α,也只有将结构性改革落实到位,才能真正将α释放,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提升我们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谢谢![详情]

新浪与中国经济50人论坛联合推出纪录片:亲历改革
新浪与中国经济50人论坛联合推出纪录片:亲历改革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出席并主持大会。 樊纲介绍,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论坛秘书处出版了《50人的20年》一书,该书由50人论坛成员共同投稿完成,回顾了20年来的小故事。此外,还把一些珍贵的照片集合成册,出版了《一晃20年》图片集。第三,秘书处邀请清华大学美院的老师做了刻着论坛成员名字的雕塑。 樊纲还介绍到,新浪网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制作了“亲历改革——50人的20年”纪念改革开放视频节目,共采访了18位论坛成员。此外,鉴于企业家给予50人论坛的大量帮助和贡献。新浪网也对五位企业家进行了采访并制作视频节目。 樊纲表示,中国经济50人论坛要做百年老店,也要不断地发展。其透露,50人论坛将进入第三次换届,“这次要换十位,都是在50岁左右以下的年轻人,只有年轻化了才能不断地发展”。 亲历改革第一期 | 吴敬琏回忆按劳分配之争: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事[详情]

吴敬琏谈改革开放40年教训: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
吴敬琏谈改革开放40年教训: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出席并演讲。 吴敬琏认为,改革开放40年带给我国的主要经验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的方向”。 在其看来,改革开放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会得到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 而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吴敬琏称,虽然有很多曲折,但所幸的是,经过每一次曲折后,我国经济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敬琏:非常高兴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20年这个喜庆的日子,我想讲五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我们应该怎么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50人论坛成立20年。我想,最好的纪念就是认真回顾这40年和20年的历程,总结这40年和20年的经验和教训,并从中找出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找到正确的方向和路径来指导今后的行动。经过研究、分析、思考和总结,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路径,砥砺前行,就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二点意见,什么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什么是50人论坛工作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呢,这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界定,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40年来的主要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这是一个基本的教训。当然,这个教训是不是总结得恰当,还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研究、共同讨论。 第三点意见,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目标指导之下曲折前进的,40年的改革过程中有很多的波折和起伏。研究这样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的认识。 比如说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大家都觉得总方向是市场取向,当时的说法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到底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跟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已经隔绝了很多年,因此,当时是在用苏联学来的那套政治经济学解决问题。进行了几年以后,发现并不太成功,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推向计划经济为主。 经过了曲折后,在1984年,我们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就往前进了一步,三中全会时,我们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叫做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各自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经过了80年代中期的反复讨论、选择,大致在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讨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叫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形态,最后选择了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 但是后来又出现了曲折,1986年开始叫做配套改革,但几个月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执行不下去。到了1987年,就选择了另外一个叫做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国家依靠调节市场来引导企业。 1988年前后又出现了一次曲折,部分人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能够突出计划,所以口号改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本来有人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但小平同志说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所以就叫做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的性质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个总框子,于是就出现了三年的经济衰退。 这个曲折最终导致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过了一年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50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世纪之交时,中国经济实现了真正的腾飞。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部分人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很快,这个曲折又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历史性的决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这个纲领应该说是比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更加丰满、更加准确,而且,改革的目标设定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336项的改革,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虽然有很多曲折,但所幸的是,每经过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就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 第四点意见,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所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有没有出路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所以说到底,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就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特别是要贯彻十八次代表大会、十九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这些决定,把它落实。现在看起来,落实不是很容易的。 最后一点,我建议50人经济论坛可以一项一项来讨论,我已经说过一次了,336项改革措施,我们一项一项的讨论,需要调整的就调整,在我看来总体来说是适当的、是正确的。当然,需要调整的地方要调整。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出。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我们50人论坛应该在厘清思想、推动改革上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详情]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新浪财经讯 “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使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将主持介绍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经学术委员会讨论,并介绍安排的几项工作。 学术研讨会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使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楼继伟,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委员白重恩,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将分别发言与讨论。[详情]

专题片:亲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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