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宏观经济论坛”今日举行，主题为“中国经济：看准行稳”。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管涛出席并演讲。 管涛在演讲中表示，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从挑战来看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杠杆率存在进一步上升的风险，全球包括中国本身宽流动性低利率的情况下，中国的高负债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杠杆率会阶段性上升。 第二，会出现竞争性贬值的压力，由于中国的人民币资产收益率相对回报比较高，对外资有吸引力，在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的情况下，资本的大量流入有可能会推动人民币汇率过快地升值，这对中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地位都会带来一定影响。 第三，资产泡沫化的风险，主要是体现在全球宽流动性低利率的情况下，市场风险偏好上升，会推高资产价格，在国内投资者不够成熟，或者是外资过度流入的情况下，人民币估值的优势可能会迅速被透支，出现资产估值的泡沫化。 第四，国内物价稳定的挑战，在短期来看由于供求两端都受到抑制，中国面临的主要是通缩压力，有通胀的问题也是结构性的通胀，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既有通胀的风险，也有通缩的风险。通胀的风险主要是来自于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而中国的话大量的流动性是进入了实体经济，有可能会在经济快速复苏的背景下流动性迅速释放，有可能会推高价格，出现通胀的风险，在上一次危机应对的时候，曾经出现过阶段性的通胀压力。我们也不能排除出现通缩的趋势，主要是这一轮加杠杆之后可能会透支经济增长的潜力，经济长期的低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会抑制总需求的复苏，会有通缩的压力，在别的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比如日本和欧洲，中国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形。 还有一个是资本流动冲击的风险，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会重新面临资本的大量流入，所有的资本流动冲击都是从流入开始的，短期来看由于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不确定，这些大量流入的资本有可能会通过境内外市场联动造成资本流入流出的冲击，从中长期来看，由于资本的大量流入，加上中国本身的金融市场扩大开放，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大量流入也是会加大未来流出的冲击隐患。 以下为演讲实录： 结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全年经济工作的部署，以及《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配置市场化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下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两份重要文件，一起来交流一下全球金融动荡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个话题。 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全球金融出现了剧烈动荡，非常典型的是在今年二三月美股出现了七联跌，十天四次熔断，市场恐慌性的抛售资产，包括美债和黄金这样传统的避险资产，金价短短几天之内从1700美元一盎司跌到1400美元。这样的背景下，美联储引领全球货币大放水。 美联储在3月3日和3月15日两次紧急降息，把政策性利率降到0，同时重启量化宽松，3月23日宣布无限量宽。此后，短短两个来月，3月19日到5月底，美联储扩表2万多亿美元，增加了将近70%，美国的M2在4月末的时候达到172.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8%。中国的M2同比增长了11.1%，美国的M2增长远快于中国的增速。全球货币放水促进了金融市场的起稳，首先是以美股为代表的全球股市出现了大幅反弹，到5月底美国三大股指比3月23日的低点都反弹了30%以上，收回了美股四次熔断期间的大部分失利，而且纳斯达克指数已经超过了年初的点位，带动了全球股市从低点上涨百分之一二十。 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由于美联储大放水，缓解了市场恐慌情绪和流动性紧张局面，看到了衡量市场恐慌程序的VIX指数从高点大幅回落了百分之六七十，到5月底的时候只有二十多个点，衡量市场流动性状态的泰德利差，就是三个月的美元Libor利率和三个月的美债收益率之差，从高位回落到5月底回落了70%多。我们也看到了信息市场的金融也出现了初步起稳的迹象，3月遭遇全球股灾的冲击，信息市场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组合投资项下的净流出。按照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数据，3月信息市场组合投资净流出834亿美元，但是3月底以后随着全球金融起稳，信息市场的货币止跌起稳，信息市场的股指从底部回升，到5月底的时候在底部上涨了20%多。而且多个信息市场在全球货币大放水的情况下，借机降准降息，或者扩大资产负债表，应对疫情造成的冲击。 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宽松，对于中国也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可以看到在股票通项下，北上资金重新出现净回流，3月24日到5月22日期间，中国的陆股通项下北上资金由3月10日到23日，也就是股市震荡期间的日均净流出69亿人民币转为净流入22亿元人民币，股票通项下的陆股通和港股通割差以后，由前期的日均净流出147亿元人民币转为净流入日均6亿元人民币。全球金融市场起稳，对于缓解市场恐慌情绪，中国资本流动的稳定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虽然美股从前期的大幅下跌转为大幅反弹，但是反弹并不一定意味着反转。5月15日，美联储发布半年度金融稳定报告中，作出了重要判断，警示市场如果疫情发展出人意料，造成的经济后果经事实证明更为不利，或者金融体系再度出现紧张局面，资产价格仍然容易出现大幅下跌。所以，新冠疫情的恶化，或有可能导致股市出现新的调整。 从中长期来看这一轮为了应对疫情，主要央行采取的低利率，宽流动性的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未来全球疫情发展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欧美的疫情得到了控制，但是有一些亚非拉的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疫情风险上升，甚至不排除前期有一些疫情得到控制的国家和地区随着复工复产，随着经济重启疫情可能出现二次反弹，如果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采取的防控措施越严厉，对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造成的损害就越大，发生经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越高，破坏性就越大，这样的情况下央行大放水还会继续。 第二个原因，未来全球经济前景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各国预测经济可能在下半年恢复正轨，出现V型反弹，但是国际经济组织和主要国家的央行都对此表示不乐观，比如5月17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需要一段时间恢复经济将会恢复，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明年年底，直到2021年底。鲍威尔也曾讲过，现在大家预期V型复苏过于乐观，甚至认为是W型，就是经过而次探底经济再复苏可能也是属于一种比较乐观的情形。 5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接受路透采访的时候表示，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把全球经济增长的今年预测值降为衰退3%，但是未来可能不久将会再次下调，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获得了更多比预想还要糟糕的数据，意味着全球经济要经历更长时间的衰退。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宽松的退出，可能就非常困难，而且本身人口老龄化加速，投资需求下降，储蓄动机增强，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负利率，量化宽松或者收益率曲线控制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或将常态化，就不存在所谓的退出，这是一批学者的观点。 第三，“直升机撒钱”式的财政赤字膨胀规模会非常巨大，而且在当前的这样特殊情况下，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的效率更高，因为这个是直接影响资产负债表，借央行和商业银行只能解决企业和家庭的借贷问题，但是难以解决企业和家庭的开支问题，这个时候需要财政发挥转移支付的职能，这样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扩张需要低利率，零利率政策的支持。 第四，非常规货币政策难以全身而退，短期来看在全球货币大放水的情况下，金融市场风险资产价格出现了大幅的反弹，有可能会让全球重导资产泡沫化的覆辙，一旦未来非常规货币政策启动退出，金融条件收紧，有可能会刺破资产泡沫，2019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半途而废，就是前车之鉴。 因此，中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从机遇来看，中国有可能重现资本回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中国经济在疫情中有可能率先复苏，因为中国疫情出现得早，采取的措施比较果断，已经阻断了本土疫情的传播途径，经济已经开始重启，一旦全球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中国经济有率先复苏的优势，这对资本有吸引力。第二，因为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主要经济体里面仍然处于正常状态，而且中国的国内市场比较大，产业门类齐全，应对外部冲击也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韧性也会比较强。第三，在目前来看，中国的公共卫生相对安全，市场前景相对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币金融资产的估值优势将会进一步显现，对于外国资本会有较强的吸引力，特别是在全球金融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很多主要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很低，甚至是负收益，人民币资产的回报将会对外资有相当的吸引力。 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从挑战来看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杠杆率存在进一步上升的风险，全球包括中国本身宽流动性低利率的情况下，中国的高负债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杠杆率会阶段性上升。 第二，会出现竞争性贬值的压力，由于中国的人民币资产收益率相对回报比较高，对外资有吸引力，在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的情况下，资本的大量流入有可能会推动人民币汇率过快地升值，这对中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地位都会带来一定影响。 第三，资产泡沫化的风险，主要是体现在全球宽流动性低利率的情况下，市场风险偏好上升，会推高资产价格，在国内投资者不够成熟，或者是外资过度流入的情况下，人民币估值的优势可能会迅速被透支，出现资产估值的泡沫化。 第四，国内物价稳定的挑战，在短期来看由于供求两端都受到抑制，中国面临的主要是通缩压力，有通胀的问题也是结构性的通胀，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既有通胀的风险，也有通缩的风险。通胀的风险主要是来自于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而中国的话大量的流动性是进入了实体经济，有可能会在经济快速复苏的背景下流动性迅速释放，有可能会推高价格，出现通胀的风险，在上一次危机应对的时候，曾经出现过阶段性的通胀压力。我们也不能排除出现通缩的趋势，主要是这一轮加杠杆之后可能会透支经济增长的潜力，经济长期的低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会抑制总需求的复苏，会有通缩的压力，在别的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比如日本和欧洲，中国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形。 还有一个是资本流动冲击的风险，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会重新面临资本的大量流入，所有的资本流动冲击都是从流入开始的，短期来看由于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不确定，这些大量流入的资本有可能会通过境内外市场联动造成资本流入流出的冲击，从中长期来看，由于资本的大量流入，加上中国本身的金融市场扩大开放，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大量流入也是会加大未来流出的冲击隐患。 应对这种情形，可以看到在4月14日的时候中央已经作出非常重要的判断，指出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甚至在更早的时候，4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要坚持底限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5月底召开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的工作做了总体部署，可以从报告做的总体部署来看，对比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本的提法都没有改变，只不过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增加了对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提出了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因为去年底没有这个事情。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又突出地强调了六保的要求，六保是在4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再次强调了六保。 还有一个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灵活调整了进的预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去年底的时候强调要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在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要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家知道两会期间这次没有提经济增长的具体目标，很重要的原因是疫情带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很多不确定性。 要在全球金融动荡的环境下应对挑战，根本上经济稳是金融稳的前提，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下一阶段中国应对疫情的经济政策组合是救助加上改革，在报告里面强调了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要拉动市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同时强调了六保是六稳工作的着力点，淡化了增长目标，多次强调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度过难关。 经济稳是我们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具体到应对全球金融动荡的挑战，从金融方面来讲，我们应该有以下的一些措施：第一是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有深度有广度，有流动性的金融市场是吸收内外部冲击，抵御资本流动逆转挑战的第一道防线。中国发布了两个《意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还有一个是要素配置市场化的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两个意见里面对资本市场的下一步发展都作出了具体部署，这里面包括了完善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市场监管，培养机构投资者，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开放金融市场等等这些内容。把我们的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开放过程中吸引外资参与，把这些资金能够通过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引向实体经济，避免资产价格的泡沫化，这是重中之重。 第二，健全货币政策框架，体现在尽可能的维护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健全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健全货币政策加上宏观审慎管理的上支柱，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特别是在金融开放以后，货币政策对于有效地传导，对于稳定市场预期，避免不必要的市场波动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要推动利率汇率的市场化，要改善央行和市场的沟通效率。 第三，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随着市场恐慌情绪缓解，流动性危机改善之后，可以预期有可能中国会面临资本回流的压力，汇率有可能会出现波动。这样的情况下，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要从过去以价取胜转向以质取胜，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培养自主品牌，增强出口产品的非价格竞争力。要扩大商品和服务的进口，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样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 不是为了发展服务贸易而发展服务贸易，跟中国的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结合在一起的，在服务业的整体国际性竞争力提高的背影下改善服务贸易的收支状况。 第四，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短期来看要加强高频数据的分析，短期内既可能面临流入的风险，也可能面临流出的风险，需要用高频数据来实时地发现风险的苗头，防患于未然。要拟定应对预案，在经济分析和压力测试的基础上，拟定应对预案，特别是对坏的情形，不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应该提前有所准备。要完善国际收支统计，在开放以后不能没有管理又没有数据，应该是依靠扎实的数据能够及时地作出风险的识别和管理控制。 要健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微观的审慎监管，刚才提到的措施，在今年以来都是在陆续地推进，疫情爆发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步伐并没有停步，比如3月1日新证券法正式生效，公开发行公司债实行注册制，4月30日证监会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的REITs试点工作的通知》，5月7日人民银行外汇局联合发布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基金管理规定，简化了跨境汇兑业务的管理程序等。这两个重要的文件一个是《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的意见》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都有具体的部署，我想在改革开放这两个重要的基础制度建设的支持下，中国能够很好地把这次危机转化为机遇的发展机会。[详情]

　　 “2020宏观经济论坛”今日举行，主题为“中国经济：看准行稳”。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出席并演讲。 祝宝良表示，今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宏观政策反应得非常快，及时降息、降准，采取贴息的办法，给抗疫企业的贷款增加了3000亿元；通过再贷款，中央银行直接贷款给中小银行，中小银行把这个钱贷给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5000亿元。整体来看市场的流动性还是相当宽松的，利率有所下降，很好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对稳经济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大量的放款之后，短期之内还形不成坏账，但是由于企业的利润在大幅度下降，就业压力也很大，一部分失业人员，即使是有工作收入也在下降，这些家庭如果过去有负债，比如买房子借款，也容易形成坏账，银行的利润很可能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他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交流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主要是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政策走向。 5月22日两会召开，相对来说会议召开稍微晚了一点，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看？ 疫情冲击主要造成了四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是比较少见的。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6.1%，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今年的经济做过一个预测，就是估计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在6%左右，物价应该控制在3.5%，整个经济增长的缩减指数估计在2.5左右。如果没有疫情，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6%，现价GDP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5%，相应的预计投资的增长速度6%，其中基建的投资可以在6%-7%，房地产的投资在7%左右，制造业的投资在5%左右，财政收入可以达到5%。 疫情发生之后，一季度GDP增长速度下降了6.8%，考虑到价格因素，GDP实际下降了5.3%，跟前面讲的本来应该达到8.5%左右的现价GDP增长速度相比，一季度的经济大概损失了3万亿元。3万亿元的损失里面，税收损失了将近8千亿元，企业的利润损失了2.2万亿元，这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第二，这次疫情同时冲击了供给侧和需求侧。需求在下降，供给也在下降，这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就造成了较大压力。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一旦经济下行、周期性下行，主要影响的是需求端，比如需求下降，往往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就是刺激需求。如果主要冲击的是供给端，生产能力受到了破坏，或者是生产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像原油价格突然上升导致的供给端冲击，就要想办法减轻企业的成本，这种办法就叫供给经济学。 在政策调整时，就看到了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采取措施：一方面要想办法解决供给端的影响，通过各种措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就要想办法恢复需求。从2020年4月的统计数据来看，包括欧美国家在内都可以看到，疫情对需求端的冲击要大于供给端，需求下降比供给下降还快。由于这个原因，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价格问题。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受到影响后，一些商品的价格是上升的，比如农产品价格，但是供给相对来说影响比较小的商品，比如钢铁、有色、化工这些工业品的价格就下跌了。比如，1-4月CPI涨幅在4.5%左右，工业品的价格是下跌的，工业品的价格下跌又导致了企业利润的较快下降，这是第三个特点。 第四，这一轮失业的压力非常大。4月失业率达到了6%，同时还有3.5%的城镇劳动力没有上班，农民工还有10%左右没有返回到城市里，这些影响加在一起， 就业受到影响的有五六千万人。 有一个指标还是可以的，就是新增就业， 1-4月的新增就业有354万，这还是不错的。这里面反映了一些企业的员工可能退休了，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响应号召还在招聘。总体来看，我们的失业率还是比一些发达国家要低一些。 居民收入也有所反弹，虽然相对来说居民收入下降的幅度稍微小一点。今年前四个月，收入比较好的居民储蓄还在增加，一部分原因是不敢出去消费，就变成储蓄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可能有一部分资金转移到了资本市场，这是一个新的特点。 对于这个现象要重视，这可能对未来经济造成影响。有好处是一部分居民一旦疫情结束之后储蓄就会变成消费，有助于后期消费的增长。但是同时也可能带来其他问题，就是收入之间可能出现一些不平衡的问题，失业的人收入下降，收入之间的差距可能有所扩大，这是第五个特点。 第六个特点，我们看到今年以来，货币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目前的社会融资总量、货币增长速度都比较高，但是这些钱变成企业的贷款，或者是企业融资之后，并没有完全变成企业的生产，这些资金可能还是滞留在经营部门。这就意味着，一旦疫情结束，企业可能很快恢复，利用这些钱增加生产。如果疫情迟迟不能结束，这些钱就有可能有部分进入资本市场。 海外疫情尚未有效获得控制，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第二波影响。因此，一方面是控制疫情取得成绩的同时，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面临着压力，在4月17日政治局开会讨论一季度经济形势和未来的政策建议时，就明确地提出来两个前所未有，一个前所未有是这次疫情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第二个冲击是说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问题和挑战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企业的经营比较困难，刚才前面讲了，一季度的经济损失在3万亿元左右，其中企业的利润损失将近2.2万亿的规模，这是很大的规模。 2018年去杠杆、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都对企业就造成了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在2019年采取了降税措施，对企业的增值税从16%调到13%。2019年减税最规模达到2.36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一季度很多企业的减税红利被吃掉了，企业的经营还是比较困难的。 刚才说第一波疫情主要发生在中国，冲击了交通、餐饮、旅游、娱乐这些服务业。4月工业开始增长的时候，服务业的增长还是负的，未来一段时间，餐饮、旅游、娱乐、家政服务业估计还会继续受到影响。而海外疫情又会影响到工业企业，一定要保护好高技术行业。我们提出了保企业，要保市场主体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压力又会反映在就业和财政收入上。 第二个问题是，去年现价GDP可以到8.5%，财政收入可以达到5%，那么今年地方的财政收支压力就非常大，地方财政还面临着改善民生的问题，还要偿还部分过去的债务，隐性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也都在。估计全年财政收入要减收1.5万亿元，这就是财政赤字要适当扩大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就是金融风险，今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宏观政策反应得非常快，及时降息、降准，采取贴息的办法，给抗疫企业的贷款增加了3000亿元；通过再贷款，中央银行直接贷款给中小银行，中小银行把这个钱贷给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5000亿元。整体来看市场的流动性还是相当宽松的，利率有所下降，很好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对稳经济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大量的放款之后，短期之内还形不成坏账，但是由于企业的利润在大幅度下降，就业压力也很大，一部分失业人员，即使是有工作收入也在下降，这些家庭如果过去有负债，比如买房子借款，也容易形成坏账，银行的利润很可能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在中国，国际清算银行有一个要求，商业银行要贷款的话，增加贷款自己必须要有资本，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就是说想贷出去100块钱，自己要有8块钱的资本，如果没有8块钱的资本就不能贷出去100块钱，我们叫核心资本一级充足率的要求。估计今年银行金融体系贷款规模达到20万亿左右，按照现在的要求，20万亿左右按照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应该有1.6万亿的资本。银行的自有资本从哪来，是从银行的利润来的，过去银行的利润里面有60%左右变成了资本，有了这个资本可以去贷款了。刚才说了今年的利润很可能是零左右，银行的资本就不够了，按照现在的监管要求贷款能力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也即意味着银行的经营风险在加大。一种办法是给银行注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给银行进行注资，保障有放贷能力，来支持经济的发展。 第四，供应链和产业链关乎国计民生。保住企业，保护就业，要解决一部分失业者的民生问题，是后来提的六保里面很重要的三保，还有两个是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供应链和产业链，要复工还要保粮食能源安全。对农产品的需求并没有什么下降，但是农产品的供给受到了影响，能源因为运输各方面受到了影响，这是国计民生最需要的两个行业，所以才有六保，也是基于这一点。 这次疫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相对说来比较乐观，虽然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大，但是短期冲击，衰退之后一旦疫情结束经济可能又恢复回来了。还有一种相对说来悲观一点的看法，认为世界经济可能不会很快复苏，会发生大萧条，就是连续多年经济出现衰退，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目前还很难判断经济是否会出现大萧条，但是危中也有一些机遇，同时也要看到对这些问题要做好准备。 全球货币都在放松，但是中国的利率还是正利率，还处于正常的货币政策区间之内，这样短期有热钱会流向中国，中国的资本市场短期有一定好处，同时要防止一旦海外开始要退出政策，热钱的再次流出去。因此，一方面要让利率市场化，让利率浮动，同时要对资本市场进行适当地管制，不过正常的外资还是会呈现流入。此外，结构性的通货膨胀问题需要关注。农产品价格可能还会上升，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是在下跌的。 对于未来经济复苏要依靠哪些产业？这次应对疫情中发现了产业的数据化，大数据还有巨大空间，另外一个就是低碳环保产业。 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应该怎么做？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没有设定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做好六保的工作。财政赤字提高到3.6%，增加了1万亿元，还特别发行了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另外把专项债增加了1.6万亿元，这个是超出市场预期的，一下子增加了3.7万亿元，全部加在一块大概相当于我们GDP的8.5%，全球刚才说了是10%左右的财政扩张，如果全部加一块，也有差不多8.5万亿元。这8.5万亿元里面还有2.5万亿的减税，今年减税降费，包括高速公路有2.5千亿元，去年的增值税减税，今年还有5000亿元，这样加在一块就是3万亿元，整个一揽子财政政策概是8.5亿，加上3万亿的规模，11.5万亿的规模，所以财政政策相对说来还是比较积极有效的。货币政策方面，货币发行增量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速度明显快于2019年。 按照历史上这几年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的关系，往往增长一个百分点的GDP，可以拉动220万人的就业，想解决900万就业，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不能低于3%，以此可以推算出今年的经济总量可以达到104万亿元，去年是99万亿元，大概溢出了9.4。不是不要增长速度，但是重要的放在就业上。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哪？还是着力保企业，保就业，把企业要稳住，把就业保住。今年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出来的资金，应该接近6万亿，可以把今年基建投资拉到6%-7%。 第二就是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激发市场的活力。之前有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在这里面特别强调了比如说土地制度，今年开始要增加土地使用的灵活性。此外就是，要建成新型的城镇化，劳动力市场的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土地要素可以适当地流动，这些要素就可以配置到城市群、城市圈，把县域经济搞起来。改革不仅仅限于此，还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营商环境的改善。我最看好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增加灵活性是非常管用的一些政策。 第三就是扩大内需战略，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比如沿海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发放消费券，来支持当地的消费，比如说文化、体育、娱乐，还有汽车的补贴。 投资方面，基建主要投入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市化建设，还有一些重大项目。老旧城区的改造是未来很重要的亮点，同时还有一些保障房的建设，通过这些渠道扩内需。 虽然今年没有给出经济增长明确的目标，但核心很明确，一方面是解决就业民生问题，另一方面是保企业。就是要把这些对中国有关键作用的企业保下来，尽管有亏损，还要适当地通过大的企业，通过产业链把这些企业尽量地稳定下来。[详情]

　　 “2020宏观经济论坛”今日举行，主题为“中国经济：看准行稳”。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出席并演讲。 祝宝良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收入比较好的居民储蓄还在增加，一部分原因是不敢出去消费，就变成储蓄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可能有一部分资金转移到了资本市场，这是一个新的特点。 “对于这个现象要重视，这可能对未来经济造成影响。有好处是一部分居民一旦疫情结束之后储蓄就会变成消费，有助于后期消费的增长。但是同时也可能带来其他问题，就是收入之间可能出现一些不平衡的问题，失业的人收入下降，收入之间的差距可能有所扩大。”他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交流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主要是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政策走向。 5月22日两会召开，相对来说会议召开稍微晚了一点，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看？ 疫情冲击主要造成了四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是比较少见的。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6.1%，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今年的经济做过一个预测，就是估计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在6%左右，物价应该控制在3.5%，整个经济增长的缩减指数估计在2.5左右。如果没有疫情，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6%，现价GDP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5%，相应的预计投资的增长速度6%，其中基建的投资可以在6%-7%，房地产的投资在7%左右，制造业的投资在5%左右，财政收入可以达到5%。 疫情发生之后，一季度GDP增长速度下降了6.8%，考虑到价格因素，GDP实际下降了5.3%，跟前面讲的本来应该达到8.5%左右的现价GDP增长速度相比，一季度的经济大概损失了3万亿元。3万亿元的损失里面，税收损失了将近8千亿元，企业的利润损失了2.2万亿元，这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第二，这次疫情同时冲击了供给侧和需求侧。需求在下降，供给也在下降，这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就造成了较大压力。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一旦经济下行、周期性下行，主要影响的是需求端，比如需求下降，往往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就是刺激需求。如果主要冲击的是供给端，生产能力受到了破坏，或者是生产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像原油价格突然上升导致的供给端冲击，就要想办法减轻企业的成本，这种办法就叫供给经济学。 在政策调整时，就看到了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采取措施：一方面要想办法解决供给端的影响，通过各种措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就要想办法恢复需求。从2020年4月的统计数据来看，包括欧美国家在内都可以看到，疫情对需求端的冲击要大于供给端，需求下降比供给下降还快。由于这个原因，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价格问题。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受到影响后，一些商品的价格是上升的，比如农产品价格，但是供给相对来说影响比较小的商品，比如钢铁、有色、化工这些工业品的价格就下跌了。比如，1-4月CPI涨幅在4.5%左右，工业品的价格是下跌的，工业品的价格下跌又导致了企业利润的较快下降，这是第三个特点。 第四，这一轮失业的压力非常大。4月失业率达到了6%，同时还有3.5%的城镇劳动力没有上班，农民工还有10%左右没有返回到城市里，这些影响加在一起， 就业受到影响的有五六千万人。 有一个指标还是可以的，就是新增就业， 1-4月的新增就业有354万，这还是不错的。这里面反映了一些企业的员工可能退休了，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响应号召还在招聘。总体来看，我们的失业率还是比一些发达国家要低一些。 居民收入也有所反弹，虽然相对来说居民收入下降的幅度稍微小一点。今年前四个月，收入比较好的居民储蓄还在增加，一部分原因是不敢出去消费，就变成储蓄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可能有一部分资金转移到了资本市场，这是一个新的特点。 对于这个现象要重视，这可能对未来经济造成影响。有好处是一部分居民一旦疫情结束之后储蓄就会变成消费，有助于后期消费的增长。但是同时也可能带来其他问题，就是收入之间可能出现一些不平衡的问题，失业的人收入下降，收入之间的差距可能有所扩大，这是第五个特点。 第六个特点，我们看到今年以来，货币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目前的社会融资总量、货币增长速度都比较高，但是这些钱变成企业的贷款，或者是企业融资之后，并没有完全变成企业的生产，这些资金可能还是滞留在经营部门。这就意味着，一旦疫情结束，企业可能很快恢复，利用这些钱增加生产。如果疫情迟迟不能结束，这些钱就有可能有部分进入资本市场。 海外疫情尚未有效获得控制，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第二波影响。因此，一方面是控制疫情取得成绩的同时，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面临着压力，在4月17日政治局开会讨论一季度经济形势和未来的政策建议时，就明确地提出来两个前所未有，一个前所未有是这次疫情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第二个冲击是说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问题和挑战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企业的经营比较困难，刚才前面讲了，一季度的经济损失在3万亿元左右，其中企业的利润损失将近2.2万亿的规模，这是很大的规模。 2018年去杠杆、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都对企业就造成了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在2019年采取了降税措施，对企业的增值税从16%调到13%。2019年减税最规模达到2.36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一季度很多企业的减税红利被吃掉了，企业的经营还是比较困难的。 刚才说第一波疫情主要发生在中国，冲击了交通、餐饮、旅游、娱乐这些服务业。4月工业开始增长的时候，服务业的增长还是负的，未来一段时间，餐饮、旅游、娱乐、家政服务业估计还会继续受到影响。而海外疫情又会影响到工业企业，一定要保护好高技术行业。我们提出了保企业，要保市场主体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压力又会反映在就业和财政收入上。 第二个问题是，去年现价GDP可以到8.5%，财政收入可以达到5%，那么今年地方的财政收支压力就非常大，地方财政还面临着改善民生的问题，还要偿还部分过去的债务，隐性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也都在。估计全年财政收入要减收1.5万亿元，这就是财政赤字要适当扩大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就是金融风险，今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宏观政策反应得非常快，及时降息、降准，采取贴息的办法，给抗疫企业的贷款增加了3000亿元；通过再贷款，中央银行直接贷款给中小银行，中小银行把这个钱贷给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5000亿元。整体来看市场的流动性还是相当宽松的，利率有所下降，很好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对稳经济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大量的放款之后，短期之内还形不成坏账，但是由于企业的利润在大幅度下降，就业压力也很大，一部分失业人员，即使是有工作收入也在下降，这些家庭如果过去有负债，比如买房子借款，也容易形成坏账，银行的利润很可能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在中国，国际清算银行有一个要求，商业银行要贷款的话，增加贷款自己必须要有资本，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就是说想贷出去100块钱，自己要有8块钱的资本，如果没有8块钱的资本就不能贷出去100块钱，我们叫核心资本一级充足率的要求。估计今年银行金融体系贷款规模达到20万亿左右，按照现在的要求，20万亿左右按照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应该有1.6万亿的资本。银行的自有资本从哪来，是从银行的利润来的，过去银行的利润里面有60%左右变成了资本，有了这个资本可以去贷款了。刚才说了今年的利润很可能是零左右，银行的资本就不够了，按照现在的监管要求贷款能力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也即意味着银行的经营风险在加大。一种办法是给银行注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给银行进行注资，保障有放贷能力，来支持经济的发展。 第四，供应链和产业链关乎国计民生。保住企业，保护就业，要解决一部分失业者的民生问题，是后来提的六保里面很重要的三保，还有两个是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供应链和产业链，要复工还要保粮食能源安全。对农产品的需求并没有什么下降，但是农产品的供给受到了影响，能源因为运输各方面受到了影响，这是国计民生最需要的两个行业，所以才有六保，也是基于这一点。 这次疫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相对说来比较乐观，虽然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大，但是短期冲击，衰退之后一旦疫情结束经济可能又恢复回来了。还有一种相对说来悲观一点的看法，认为世界经济可能不会很快复苏，会发生大萧条，就是连续多年经济出现衰退，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目前还很难判断经济是否会出现大萧条，但是危中也有一些机遇，同时也要看到对这些问题要做好准备。 全球货币都在放松，但是中国的利率还是正利率，还处于正常的货币政策区间之内，这样短期有热钱会流向中国，中国的资本市场短期有一定好处，同时要防止一旦海外开始要退出政策，热钱的再次流出去。因此，一方面要让利率市场化，让利率浮动，同时要对资本市场进行适当地管制，不过正常的外资还是会呈现流入。此外，结构性的通货膨胀问题需要关注。农产品价格可能还会上升，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是在下跌的。 对于未来经济复苏要依靠哪些产业？这次应对疫情中发现了产业的数据化，大数据还有巨大空间，另外一个就是低碳环保产业。 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应该怎么做？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没有设定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做好六保的工作。财政赤字提高到3.6%，增加了1万亿元，还特别发行了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另外把专项债增加了1.6万亿元，这个是超出市场预期的，一下子增加了3.7万亿元，全部加在一块大概相当于我们GDP的8.5%，全球刚才说了是10%左右的财政扩张，如果全部加一块，也有差不多8.5万亿元。这8.5万亿元里面还有2.5万亿的减税，今年减税降费，包括高速公路有2.5千亿元，去年的增值税减税，今年还有5000亿元，这样加在一块就是3万亿元，整个一揽子财政政策概是8.5亿，加上3万亿的规模，11.5万亿的规模，所以财政政策相对说来还是比较积极有效的。货币政策方面，货币发行增量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速度明显快于2019年。 按照历史上这几年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的关系，往往增长一个百分点的GDP，可以拉动220万人的就业，想解决900万就业，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不能低于3%，以此可以推算出今年的经济总量可以达到104万亿元，去年是99万亿元，大概溢出了9.4。不是不要增长速度，但是重要的放在就业上。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哪？还是着力保企业，保就业，把企业要稳住，把就业保住。今年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出来的资金，应该接近6万亿，可以把今年基建投资拉到6%-7%。 第二就是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激发市场的活力。之前有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在这里面特别强调了比如说土地制度，今年开始要增加土地使用的灵活性。此外就是，要建成新型的城镇化，劳动力市场的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土地要素可以适当地流动，这些要素就可以配置到城市群、城市圈，把县域经济搞起来。改革不仅仅限于此，还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营商环境的改善。我最看好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增加灵活性是非常管用的一些政策。 第三就是扩大内需战略，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比如沿海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发放消费券，来支持当地的消费，比如说文化、体育、娱乐，还有汽车的补贴。 投资方面，基建主要投入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市化建设，还有一些重大项目。老旧城区的改造是未来很重要的亮点，同时还有一些保障房的建设，通过这些渠道扩内需。 虽然今年没有给出经济增长明确的目标，但核心很明确，一方面是解决就业民生问题，另一方面是保企业。就是要把这些对中国有关键作用的企业保下来，尽管有亏损，还要适当地通过大的企业，通过产业链把这些企业尽量地稳定下来。[详情]

　　原标题：【宏观经济论坛】祝宝良：宏观政策着力点是把企业稳住，把就业保住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  虽然今年没有给出经济增长明确的目标，但宏观政策方向很明确，一方面是解决就业民生问题，另一方面是保企业。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在6月9日由经观传媒、经济观察报举办的中国经济看准•行稳宏观经济论坛上表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着力点还是着力保企业、保就业，把企业要稳住，把就业保住。 祝宝良表示，企业压力会反映在就业和财政收入上，政策调整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采取措施，供给端通过各种措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要想办法恢复需求。 祝宝良提醒，今年以来，货币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目前的社会融资总量、货币增长速度都比较高，但是这些资金可能滞留在账面，并没有完全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如果疫情迟迟不能结束，这些钱就有可能有部分进入资本市场。 以下为演讲内容： 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交流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主要是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政策走向。 5月22日两会召开，相对来说会议召开稍微晚了一点，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看？ 疫情冲击主要造成了四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是比较少见的。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6.1%，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今年的经济做过一个预测，就是估计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在6%左右，物价应该控制在3.5%，整个经济增长的缩减指数估计在2.5左右。如果没有疫情，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6%，现价GDP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5%，相应的预计投资的增长速度6%，其中基建的投资可以在6%-7%，房地产的投资在7%左右，制造业的投资在5%左右，财政收入可以达到5%。 疫情发生之后，一季度GDP增长速度下降了6.8%，考虑到价格因素，GDP实际下降了5.3%，跟前面讲的本来应该达到8.5%左右的现价GDP增长速度相比，一季度的经济大概损失了3万亿元。3万亿元的损失里面，税收损失了将近8千亿元，企业的利润损失了2.2万亿元，这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第二，这次疫情同时冲击了供给侧和需求侧。需求在下降，供给也在下降，这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就造成了较大压力。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一旦经济下行、周期性下行，主要影响的是需求端，比如需求下降，往往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就是刺激需求。如果主要冲击的是供给端，生产能力受到了破坏，或者是生产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像原油价格突然上升导致的供给端冲击，就要想办法减轻企业的成本，这种办法就叫供给经济学。 在政策调整时，就看到了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采取措施：一方面要想办法解决供给端的影响，通过各种措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就要想办法恢复需求。从2020年4月的统计数据来看，包括欧美国家在内都可以看到，疫情对需求端的冲击要大于供给端，需求下降比供给下降还快。由于这个原因，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价格问题。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受到影响后，一些商品的价格是上升的，比如农产品价格，但是供给相对来说影响比较小的商品，比如钢铁、有色、化工这些工业品的价格就下跌了。比如，1-4月CPI涨幅在4.5%左右，工业品的价格是下跌的，工业品的价格下跌又导致了企业利润的较快下降，这是第三个特点。 第四，这一轮失业的压力非常大。4月失业率达到了6%，同时还有3.5%的城镇劳动力没有上班，农民工还有10%左右没有返回到城市里，这些影响加在一起， 就业受到影响的有五六千万人。 有一个指标还是可以的，就是新增就业， 1-4月的新增就业有354万，这还是不错的。这里面反映了一些企业的员工可能退休了，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响应号召还在招聘。总体来看，我们的失业率还是比一些发达国家要低一些。 居民收入也有所反弹，虽然相对来说居民收入下降的幅度稍微小一点。今年前四个月，收入比较好的居民储蓄还在增加，一部分原因是不敢出去消费，就变成储蓄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可能有一部分资金转移到了资本市场，这是一个新的特点。 对于这个现象要重视，这可能对未来经济造成影响。有好处是一部分居民一旦疫情结束之后储蓄就会变成消费，有助于后期消费的增长。但是同时也可能带来其他问题，就是收入之间可能出现一些不平衡的问题，失业的人收入下降，收入之间的差距可能有所扩大，这是第五个特点。 第六个特点，我们看到今年以来，货币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目前的社会融资总量、货币增长速度都比较高，但是这些钱变成企业的贷款，或者是企业融资之后，并没有完全变成企业的生产，这些资金可能还是滞留在经营部门。这就意味着，一旦疫情结束，企业可能很快恢复，利用这些钱增加生产。如果疫情迟迟不能结束，这些钱就有可能有部分进入资本市场。 海外疫情尚未有效获得控制，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第二波影响。因此，一方面是控制疫情取得成绩的同时，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面临着压力，在4月17日政治局开会讨论一季度经济形势和未来的政策建议时，就明确地提出来两个前所未有，一个前所未有是这次疫情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第二个冲击是说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问题和挑战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企业的经营比较困难，刚才前面讲了，一季度的经济损失在3万亿元左右，其中企业的利润损失将近2.2万亿的规模，这是很大的规模。 2018年去杠杆、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都对企业就造成了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在2019年采取了降税措施，对企业的增值税从16%调到13%。2019年减税最规模达到2.36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一季度很多企业的减税红利被吃掉了，企业的经营还是比较困难的。 刚才说第一波疫情主要发生在中国，冲击了交通、餐饮、旅游、娱乐这些服务业。4月工业开始增长的时候，服务业的增长还是负的，未来一段时间，餐饮、旅游、娱乐、家政服务业估计还会继续受到影响。而海外疫情又会影响到工业企业，一定要保护好高技术行业。我们提出了保企业，要保市场主体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压力又会反映在就业和财政收入上。 第二个问题是，去年现价GDP可以到8.5%，财政收入可以达到5%，那么今年地方的财政收支压力就非常大，地方财政还面临着改善民生的问题，还要偿还部分过去的债务，隐性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也都在。估计全年财政收入要减收1.5万亿元，这就是财政赤字要适当扩大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就是金融风险，今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宏观政策反应得非常快，及时降息、降准，采取贴息的办法，给抗疫企业的贷款增加了3000亿元；通过再贷款，中央银行直接贷款给中小银行，中小银行把这个钱贷给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5000亿元。整体来看市场的流动性还是相当宽松的，利率有所下降，很好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对稳经济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大量的放款之后，短期之内还形不成坏账，但是由于企业的利润在大幅度下降，就业压力也很大，一部分失业人员，即使是有工作收入也在下降，这些家庭如果过去有负债，比如买房子借款，也容易形成坏账，银行的利润很可能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在中国，国际清算银行有一个要求，商业银行要贷款的话，增加贷款自己必须要有资本，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就是说想贷出去100块钱，自己要有8块钱的资本，如果没有8块钱的资本就不能贷出去100块钱，我们叫核心资本一级充足率的要求。估计今年银行金融体系贷款规模达到20万亿左右，按照现在的要求，20万亿左右按照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应该有1.6万亿的资本。银行的自有资本从哪来，是从银行的利润来的，过去银行的利润里面有60%左右变成了资本，有了这个资本可以去贷款了。刚才说了今年的利润很可能是零左右，银行的资本就不够了，按照现在的监管要求贷款能力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也即意味着银行的经营风险在加大。一种办法是给银行注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给银行进行注资，保障有放贷能力，来支持经济的发展。 第四，供应链和产业链关乎国计民生。保住企业，保护就业，要解决一部分失业者的民生问题，是后来提的六保里面很重要的三保，还有两个是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供应链和产业链，要复工还要保粮食能源安全。对农产品的需求并没有什么下降，但是农产品的供给受到了影响，能源因为运输各方面受到了影响，这是国计民生最需要的两个行业，所以才有六保，也是基于这一点。 这次疫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相对说来比较乐观，虽然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大，但是短期冲击，衰退之后一旦疫情结束经济可能又恢复回来了。还有一种相对说来悲观一点的看法，认为世界经济可能不会很快复苏，会发生大萧条，就是连续多年经济出现衰退，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目前还很难判断经济是否会出现大萧条，但是危中也有一些机遇，同时也要看到对这些问题要做好准备。 全球货币都在放松，但是中国的利率还是正利率，还处于正常的货币政策区间之内，这样短期有热钱会流向中国，中国的资本市场短期有一定好处，同时要防止一旦海外开始要退出政策，热钱的再次流出去。因此，一方面要让利率市场化，让利率浮动，同时要对资本市场进行适当地管制，不过正常的外资还是会呈现流入。此外，结构性的通货膨胀问题需要关注。农产品价格可能还会上升，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是在下跌的。 对于未来经济复苏要依靠哪些产业？这次应对疫情中发现了产业的数据化，大数据还有巨大空间，另外一个就是低碳环保产业。 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应该怎么做？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没有设定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做好六保的工作。财政赤字提高到3.6%，增加了1万亿元，还特别发行了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另外把专项债增加了1.6万亿元，这个是超出市场预期的，一下子增加了3.7万亿元，全部加在一块大概相当于我们GDP的8.5%，全球刚才说了是10%左右的财政扩张，如果全部加一块，也有差不多8.5万亿元。这8.5万亿元里面还有2.5万亿的减税，今年减税降费，包括高速公路有2.5千亿元，去年的增值税减税，今年还有5000亿元，这样加在一块就是3万亿元，整个一揽子财政政策概是8.5亿，加上3万亿的规模，11.5万亿的规模，所以财政政策相对说来还是比较积极有效的。货币政策方面，货币发行增量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速度明显快于2019年。 按照历史上这几年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的关系，往往增长一个百分点的GDP，可以拉动220万人的就业，想解决900万就业，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不能低于3%，以此可以推算出今年的经济总量可以达到104亿元，去年是99亿元，大概溢出了9.4。不是不要增长速度，但是重要的放在就业上。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哪？还是着力保企业，保就业，把企业要稳住，把就业保住。今年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出来的资金，应该接近6万亿，可以把今年基建投资拉到6%-7%。 第二就是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激发市场的活力。之前有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在这里面特别强调了比如说土地制度，今年开始要增加土地使用的灵活性。此外就是，要建成新型的城镇化，劳动力市场的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土地要素可以适当地流动，这些要素就可以配置到城市群、城市圈，把县域经济搞起来。改革不仅仅限于此，还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营商环境的改善。我最看好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增加灵活性是非常管用的一些政策。 第三就是扩大内需战略，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比如沿海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发放消费券，来支持当地的消费，比如说文化、体育、娱乐，还有汽车的补贴。 投资方面，基建主要投入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市化建设，还有一些重大项目。老旧城区的改造是未来很重要的亮点，同时还有一些保障房的建设，通过这些渠道扩内需。 虽然今年没有给出经济增长明确的目标，但核心很明确，一方面是解决就业民生问题，另一方面是保企业。就是要把这些对中国有关键作用的企业保下来，尽管有亏损，还要适当地通过大的企业，通过产业链把这些企业尽量地稳定下来。 谢谢大家！[详情]

　　“2020宏观经济论坛”今日举行，主题为“中国经济：看准行稳”。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出席并演讲。  李稻葵在演讲中谈到，这次疫情之后，政策做出哪些调整，未来一两年还会有怎样的政策走势？ “两会召开之后这些政策的趋势是非常明朗的，我理解有三个大原则：一是保底线，二是留有余地，三是要转危为机。”他说道。 李稻葵表示，经济在酝酿新的增长机遇，但也要对未来两到三年的经济短期冲击做出预案。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两到三年的调整，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能够经过两三年的调整，让中国经济再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或者是更加健康的、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上来。 以下为演讲实录： 今天想来谈谈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未来两到三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决策者、企业家，应该做怎样的准备。 第一个话题，如何看待新冠疫情之后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金融的形势？ 这次疫情的传播速度不仅快，而且隐蔽性非常强。因此，我判断这次疫情不大可能短期内能够完全地离开我们，全球范围来看短期内恐怕很难宣布战胜了疫情，也就是说这次恐怕我们应该做持久战的准备。具体来说，今年秋天全球可能还会有第二轮的疫情发展，明年春天恐怕还会有。 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是什么？全球范围之内，这次抗疫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医控，例如武汉有方仓医院，临时建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第一阶段是大量的精力放在医治病人，防止传播。 我们正在走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复工复产阶段，中国从3月开始就复工复产了。复工复产是关键，目前看到的是消费者信心不足，消费者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像疫情之前的去餐馆、去电影院消费。 第三阶段还没有完全到来，但是开始出现端倪，是什么呢？第三阶段是由于疫情来了之后，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会产生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将会不断地突显出来。到目前为止，全球范围来看，尤其是发达国家，目前疫情是怎样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这次疫情全球范围来看，尤其在发达国家，是低收入者的危机，这些人收入低、储蓄低，疫情之后工作收到影响，甚至失业。但从资本市场来看，最开始极其恐慌，华尔街连续四次熔断，但是紧接着美联储出台了没有上限量化宽松，美国国会也推出了财政刺激计划，于是金融市场格再次猛涨，5月底华尔街的价格已经超过了2019年11月的水平。 第二个话题，这次疫情之后，政策做出哪些调整，未来一两年还会有怎样的政策走势？两会召开之后这些政策的趋势是非常明朗的，我理解有三个大原则：一是保底线，二是留有余地，三是要转危为机。 什么叫保底线，底线在哪里？底线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底线就是就业，底线就是社会稳定，坚决不能让这场疫情影响到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个展开的，比如发行特别国债券，重要的发力点就是尽量地减少手续，一竿子触达到县级政府，主要用来保民生。这个底线一是体现在民生，不能出现因疫情而发生新的贫困，这是保底线。 保底线的另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什么？就是就业。今年870万大学毕业生，明年还会更多一些，大学毕业生要有工作。今年两会上提出要保证900万个新增就业的人数，这是什么概念呢？过去这几年，每年提的是每年新增就业1100万，最后执行的结果是1300万，将近1400万的新增就业，今年目标是900万的新增就业岗位，坦率地讲应对870万的大学毕业生是比较紧张的。 还有一个保底线是什么呢，是一些企业短期内碰到了问题，比如一些出口企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是发达国家会有-6%的经济下滑，-6%是很厉害的，一般衰退年份-1%或者-2%是正常的，这次发达国家是-6%。这样的情况下出口市场肯定是不好的。怎么办？要给这些出口企业一定的援助，不能说没有出口定单了、就破产了、影响就业了，而是要给企业一个时间窗口，在这个时间窗口之内给他救助，让他转型，这也是保底线的第三个方面，所以我理解“六保”里面，最核心的是保民生、保就业、保企业，或者说市场主体。 两会结束之后，贯彻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刚刚谈到了，就是要在政策宽松的过程中留有余地，怎么叫留有余地呢？比如这次两会没对经济增长提出硬指标，就是怕地方政府为了GDP指标搞一些短期来看似乎能够稳住经济，但是长期来看会留下隐患的措施。因为明年后年的经济情况不会一下子就扭转过来，国际形势还会变化，所以把一些政策的“子弹”留下来，中央层面也是留有余地的，比如这次的特别国债券只发了1万亿元，之前很多预测，包括我自己预测是1.2万亿元，这次只提了1万亿的特别国债券，为什么只提1万亿，我的理解是担心明年后年经济还不能完全恢复，所以留有余地。 再比如财政赤字率，这次提的是3.6%以上的赤字率。3.6%以上，只要是保证了就业，保证了民生就可以了，并不追求GDP的增长速度。目的是如果明年后年经济还有波动的话，财政上还能够再发力。这是我理解的经济政策的三个原则。 经济在酝酿新的增长机遇，但也要对未来两到三年的经济短期冲击做出预案。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两到三年的调整，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能够经过两三年的调整，让中国经济再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或者是更加健康的、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上来。 未来两三年，就是要下过去下不了决心，一些基础性的技术也好，投资也好，经过两三年调整，中国经济的科技发展、产业升级会有一个更好的基础。 什么叫危机中孕育新的机遇，什么叫在变局中打开新的局面？具体说来这么几件事情，未来两三年会陆续推出。 第一，财政上会持续地扩张，今年的扩张有三个部分。占GDP3.6%以上的财政赤字是第一部分，估计有4万亿元的财政赤字，还有1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券，这就是5万亿元了。还有3.75万亿元的地方政府的专项建设债，所以加在一块，大概就是大数是八九万亿元。如果不够，明年起适当地扩张。为什么这样讲，中国现在整体看，债务水平不算太高，我们整体上讲企业债加政府的各种各样债占GDP的比重是2.6%左右，但是我们的储蓄高，百姓、企业和部分机构，比如很多大学的资金很多是没有用起来的。我们的储蓄率是38%，GDP中38%每年是用不到，是用来储蓄的。从宏观上讲，中国的财政上是有空间的。但还是那句话，“子弹”不能一下子打光了，这是具体的财政上还可以扩张，这次财政的扩张主要是针对基层，不是中央的资金直接拿钱搞项目，而是直接交给基层，交给县级政府去做。 第二是金融方面，这次也有很多的政策，比如说直接面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哪怕是不良率高一点，金融方面还有很多措施，比如说注册制要推出来，再比如说债券市场的发展，各种具体的债券管理办法，一定还会进一步细化。再比如退市，经营不好的企业、做假企业的退市政策也要加快。 第三，基建现在也在加码，这次的基建和2008年不一样，这次的是抓重点，而不是撒胡椒面，这次的基建是三个重点：一是新基建，这个就不重复了；二是新型城镇化，尤其是县级的新型城镇化；还有一个是老旧小区的改造，现在提出了要三万多个小区出加装电梯。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什么要搞县城的更新，为什么要给老旧小区改造呢？主要仍有大量农村人口要进城，年轻人在城里打拼，要给下一代进城定居的条件，也要把老人接到城里来，第一站就是县城。 基建还有一个重点区域，就是重要项目的建设。举个例子，在珠三角地区，港珠澳大桥是连接香港、澳门、珠海的“中间一杠”，但这还远远不够，这一区域的道路和桥梁是非常拥挤的，地方经济活动是强度非常高的，基建还要加强。 再举个例子，在长三角地区，有一个全国百强县叫江阴，江阴在长江的南面，对面叫锦江，这个过江大桥也极其繁忙，不是过年过节都堵车，过年过节更堵车，经济如此发达地区，经济活动强度如此之大的地区居然天天堵车，当然要建桥。这次的重点是抓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点地区的基建，这次的政策还是很务实的。这次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上次4万亿的教训，准备打持久战。 未来的两三年，中国经济将会走出怎样的轨迹？首先，未来两三年，可能还会是比较艰苦的，会出现一些考验我们的耐心和定力的国际上的重大变化。 经过了两三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应该能够回到6%左右的增长，因为中国经济有两个重要的潜力，一个潜力是我们确实市场大，我们有4亿中等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指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50万之间，这4亿的人口消费能力是很强的。我在这次两会上提出了一个提案，应该再花15年的时间，把4亿的中等收入人群翻一番，变成8亿，这是我们的增长潜力。 第二个增长潜力大家可能讲得不够多，就是我们科技升级的能力，中国是一个科技人才的大国，科技人才大国，我们每年800多万大学毕业生，40%是学工科的，中国工科的训练是非常严谨的，坦率地讲比美国要成功，尤其是比美国的普通大学要成功，美国顶尖大学是不错的，但是很多一般大学是比不上我们的一般大学的，这是我们创新的潜力所在。 所以我的判断是在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我们应该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中国经济的主要市场在国内，主要市场在国内，而且以中国经济为核心，我们拉动了东南亚、东亚地区的产业链。此外，我们的技术创新基本上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很多创新能够实现自主，当然最顶尖的创新一定还要国际交流，比如说量子计算一定需要国际交流。形成创新自主能力提升、跟国际交流学习，这样一个局面。一旦这个局面形成，我们还会有十年左右比较快速的增长，在6%左右。再下来，我以前算过一个数字，从2020年到2050年，只要保持4%左右的增长就够了。 具体来看，有六个方面仍然有发展机会。 一是汽车的销售会恢复，汽车销量过去这两年下降非常快，这种下滑不是长期的，还有大量的家庭想买汽车，还有很多家庭想换汽车，我们的百户人家的汽车平均保有率只是巴西的一半。这需要地方政府发力，需要在汽车的牌照管制方面有创新。 第二，房地产方面，住宅地产是增长点，虽然不可能回到过去那样子的爆发式增长，但仍然有增长空间。疫情期间大家宅在家里，对自己的住房有新的体验，想换大房子的，想换更好的区域的，装修风格要变的，一定有。这方面需要相关的政策配套，要增加土地供给，控制房地产的价格，房子要做到房住不炒，根本之策不是搞限购，限购只是降温，根本的职责是增加住宅土地供给。地产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点，但是千万别误解，绝对不是说地产价格要暴涨，而是有希望走出一条价格不怎么涨，但是交易量上升，老百姓能够通过交易改善住房的需求，这么一个格局。 第三是新科技，未来几年一定会大规模发展，包括这次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讯软件、内容网站，应用层面的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还会发展。 第四是重点领域投资，例如老旧小区的改造、智能电梯，此外还有重点高科技工程，城市地下传感器的设计和建设等，这方面也会出现大量的技术需求和机会。 第五是金融，也面临着新发展的新阶段，债市市场还要扩大，政府债券的规模一定会扩大。注册制之后有进有退，股市也会发展。 第六是新型城镇化，这可能是未来二三十年的重大机遇，农村儿童和老人要进城，城里的外来工会定居下来，这个问题要仔细地地研究。中国这么多城市，从一线到三四线城市，哪些城市、哪些地区人口会流入，哪些地区的住房、公共设施会增加投资，最终是老百姓自主定居的选择，我们应该做好这方面的研判，投资、政府的政策都要跟着百姓的意愿走。 经济目前遇到了调整期，从职业发展来看，大家一定要耐心，一定要有定力，经过这两三年的调整，经济一定还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企业、个人事业，如果能调整到位，还会迎来未来更好的发展前景。[详情]

　　“2020宏观经济论坛”今日举行，主题为“中国经济：看准行稳”。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巡视组组长赵华林出席并演讲。  当前，中国需求刺激着力点在哪？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在哪？需求侧刺激和供给侧改革良性互动的结合点又在哪？赵华林给出的答案是新基建、国企改革和推动国企改革促进新基建。 赵华林表示，我国新基建仍然薄弱。我国基建存量稳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即使是“铁公鸡”，人均和密度也不如一些发达国家。 他谈到，很多人担心新基建的投资是否会重复2009年“四万亿”的负面效应。比如“一哄而上”、重复建设，目前各地市陆续公布了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新基建占重大项目比很大，一些地方的城投公司跃跃欲试，借着货币政策放松的“东风”积极融资，随之而来的产能过剩、杠杆过高将侵蚀过去几年“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果。 “如何防范新基建重蹈覆辙，关键在于供给侧改革的约束和发力。”赵华林说道。 以下为演讲实录： 疫情之后的经济纾困：新基建与国企改革。 一、为什么要对冲疫情冲击？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并在全球蔓延，为了保护生命，使医疗体系能够应对这一疫情，世界各国广泛实施隔离、封锁措施，以减缓病毒传播，这也给经济带来了需求侧和供给侧双向同步的负向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大幅下调2020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认为全球经济可能出现3%的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下调至1.2%，严重程度远超2008-2009 年金融危机。 中国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胜利来之不易，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今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增速创改革开放以来最低。从需求侧来看，出口、投资、消费分别同比下降11.4%、16.1%、15.8%，三驾马车均创历史新低。 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短期内难以看到需求侧的报复性改善。从供给侧来看，我国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形势严峻，4月上旬，全国工商联直属商会会员企业复工率达到80%，但复工企业的复产率仅为63%，一季度第二产业增加值下降9.6%。 同时，疫情冲击可能促进发达国家加快弥补和完善各自或区域化的完整产业链，可能给供给侧带来长期的负面冲击，特别是“逆全球化”的抬头，可能会阻滞高端制造和研发环节向我国的梯度转移，而这恰恰是我国现阶段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所亟需的。 所以，本轮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不同于2003年的SARS，很可能会持续较长时期，甚至会有长期负面影响。 如何对冲疫情带来的负向冲击、给经济纾困？我们既需要需求侧的刺激，也需要供给侧的改革，更需要刺激政策和改革措施之间的协调。 比如我国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也是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发力。一方面增发国债发展基础设施刺激需求，以需求刺激托底，同时，基础设施的完善又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了供给；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国企改革、商品房改革等市场化改革和积极加入WTO，既通过改革释放活力，又创造新的需求，从而实现了需求侧刺激和供给侧改革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放大了供给增长和需求增长，有效应对冲击，并为中国在新世纪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我们的需求刺激着力点在哪？我们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在哪？需求侧刺激和供给侧改革良性互动的结合点又在哪？我给出的答案是新基建、国企改革和推动国企改革促进新基建。 二、新基建是需求刺激的着力点 从2008年以来，政府、企业、居民轮番加杠杆，杠杆水平都不低，十八大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将去杠杆作为重要内容，不然经济风险太大。因此，投资还是需要好钢用在刀刃上。 我认为，“刀刃”的选择有三个标准：一是规模足够大且对经济的带动效应足够大；二是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三是目前的短板。 标准一主要体现了投资需求的刺激作用，标准二和标准三则体现了需求侧刺激对供给侧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这三个标准体现了对需求和供给良性互动的关注。新基建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新基建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第一次提及，2019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2月中央深改委会议、3月和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持续密集部署，最近政府工作报告上又对新基建工作进行了部署，重视程度显著提升。 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的提法，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首先，对照标准一。 以5G为例，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25年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5G网络建设还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预计到2025年将累计带动超过3.5万亿元投资。到2030 年，在直接贡献方面，5G将带动的总产出、经济增加值、就业机会分别为 6.3万亿元、2.9万亿元和 800万个；5G的间接贡献体现在带动总产出、经济增加值、就业机会分别为10.6万亿元、3.6万亿元和1150 万个。 又比如智慧能源基础设施中的特高压产业链包括电源、电工装备、用能设备、原材料等，产业链长而且环环相扣，带动力极强，据国网基建部最新口径，国家电网公司全年特高压建设项目投资规模1811亿元，可带动社会投资3600亿元，整体规模5411亿元。根据华为&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估算，过去30年，1美元数字经济投入将产生20美元GDP，而同期1美元非数字经济投入则只产生3美元GDP，前者是后者回报的6.7倍。 在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中，我们也看到和数字经济相关的亮色，比如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3月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9.9%，工业机器人增长12.9%，展现了中国数字新基建的巨大优势，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巨大前景。 因此，新基建投资既有规模上的优势，也有很强的产业关联带动效应。 其次，对照标准二。新基建是实现我国技术创新的有效路径，也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 5G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是新基建的核心层，结合充电桩、特高压、城际高速和轨道交通这些经过数字化改造的传统基建的作用，利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无人驾驶新能源车等智能终端，将在流媒体、商业、工业、绿色能源、智慧城市管理、车联网等应用层面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基建的完善，也有助于提升我国对全球产业链中的高端制造、研发环节区域布局的吸引力，积极消除“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 另外，基于传感器+数据+模型等要素构建的工业互联网和5G技术的结合，将优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协同设计、生产设备优化、质量检测、运营决策、设备预测性维护等方面，有效降低传统产业运营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柔性化，推动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上述运行机理，不仅仅表明新基建代表未来发展方向，也证明了可以通过需求侧刺激来促进供给侧增长。 最后，对照标准三。我国新基建仍然薄弱。我国基建存量稳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即使是“铁公鸡”，人均和密度也不如一些发达国家。 与新基建相关的，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中国平均每百万人拥有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447个，低于中等收入国家（925个）和全球平均水平（6173个），远低于美国（65768个），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2019年6月中国网民覆盖面61.2%，而2018年英国94.9%、日本84.6%、德国89.7%、法国82.0%、美国87.3%。 又比如，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施，充电桩少导致充电难是制约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步伐的重要短板，根据恒大研究院的数据，截止2020年1月底，中国已建成公共充电桩53.1万台，私人充电桩71.2万台，预计到2025年，国内仍需新建约530万台充电桩。 最后，新基建中的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和工业互联网本身是新生事物，处于培育期和发展的关键期。因此，新基建的投资，不仅仅是投资，也具有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所要求的积极的补短板效应。 三、国企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很多人担心新基建的投资是否会重复2009年“四万亿”的负面效应。比如“一哄而上”、重复建设，目前各地市陆续公布了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新基建占重大项目比很大，一些地方的城投公司跃跃欲试，借着货币政策放松的“东风”积极融资，随之而来的产能过剩、杠杆过高将侵蚀过去几年“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果。如何防范新基建重蹈覆辙，关键在于供给侧改革的约束和发力。 比如，新基建中最基础的5G基站和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围绕绿色能源网的特高压、充电桩建设，以及高铁轨交领域的建设，都是由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来承担，比如5G基站，主要由几大运营商和铁塔公司负责，2020年三大运营商资本开支总额约3348亿元，5G相关投资约1800亿，云服务、互联网数据中心、物联网等业务板块收入成为几大运营商增长最快的板块。 同时，国有企业也是利用新基建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的积极实践者，比如中车集团推动高铁轨交领域的智能化、数字化，招商局集团在招商港口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各项新技术，为单证无纸化和电子化流转、闸口自动化等业务创新场景搭建了统一的数字化应用平台等等。国有企业在新基建总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彰显了国有企业“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根据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要求，在新基建投资需求刺激的背景下，国企改革更是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以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的国企改革为供给体系更好适应新基建投资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国企新基建投资提供了经营机制的保障。国企的“混改”是为改而“混”，“混”是形式，“改”才是目的，通过引进非公有资本投资者来推进运营机制改革，特别是深化长期束缚国企发展的三项制度改革，就是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构建市场化的选人用人机制、市场化的用工制度和市场化的薪酬分配机制。在去年11月份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明确鼓励混合所有制企业综合运用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政策，探索超额利润分享、项目跟投、虚拟股权等中长期激励方式。新基建相关行业技术创新速度加快、创新要素的聚集程度更高，对创新性人才的需求大，灵活高效的激励机制尤为重要，传统僵化的经营机制难以满足新基建的需求。可以说，真正改到位的混合所有制恰恰为国有企业参与新基建投资提供了经营机制上的保障。最近刚刚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高了劳动力要素、技术要素、数据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对混合所有制的经营机制改革提供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了新基建中亟需市场化导向的互补性和协同效应。 在新基建领域中，国企和民企实际上有一定的分工，国有企业更注重于基础层面，而民营企业更注重于市场应用层面，后者更接近市场，“春江水暖鸭先知”。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的推动下，to C、to H、to B端会呈现新的产品形态，而在“云、网、端”协同下，也将产生新的生态化学反应，塑造全新业务模式，如何与市场进行相互融合、交叉赋能、重新定义、重新组合，从而更好更及时的对市场需求、市场创新做出反应。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通过引入具有互补和协同效应的战略投资者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中国联通、中国石化的销售板块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BAT等战略投资者对期后续发展极为重要，不仅对原有国企股权结构、管理方式进行优化，还可将自身优势与行业巨头形成互补和协同。同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也通过参股、控股新基建民营企业等方式，培育孵化前瞻性战略性产业，比如，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2020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名单，国新系基金所投资的5家企业均成功入选。成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优化国有经济在新基建领域的布局和结构调整。 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复建设、过度融资。 混合所有制企业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坚持以资本为纽带、以产权为基础完善治理结构，充分发挥非公有资本股东的积极作用，促进非公有资本股东代表能够有效参与公司治理；避免“行政化”“机关化”管控，实现从“控制”到“配置”的转变，国有股东以股东角色和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和经营管理，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依法保障混合所有制企业自主经营权。这样一种企业治理结构基本上能保证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市场主体，对不能盈利的重复建设的动力不足。 对企业财务也形成了硬约束，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自身，对企业过度融资的动力不足。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能过剩和杠杆高企的问题。当然，在这一方面，仅仅依靠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不够的，还需要做好顶层设计的统筹规划。 面对百年一遇的疫情冲击，我们既要发力需求侧的新基建投资，加大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贷款政策的支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提高投资效率。 也要发力供给侧的国企改革，改治理结构，改经营机制，加强与市场的战略协同，形成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的正向循环，推动中国经济早日恢复常态发展。在疫情过后的复工复产中，国有企业的新基建投资有望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详情]

　　 “2020宏观经济论坛”今日举行，主题为“中国经济：看准行稳”。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出席并演讲。  李稻葵在演讲中谈到，中国未来经济走出怎样的轨迹？ 他表示，经过2，3年努力，第一个增长点是，中国经济可以回到6%的路径上来。 第二， 科技能力将升级，中国是一个科技人才大国。我国的工科训练比美国的普通大学要成功，这是创新潜力所在。 第三， 中国经济主要市场在国内，拉动东南亚产业链。技术创新自主能力可以上来。 以下为演讲实录： 今天想来谈谈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未来两到三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决策者、企业家，应该做怎样的准备。 第一个话题，如何看待新冠疫情之后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金融的形势？ 这次疫情的传播速度不仅快，而且隐蔽性非常强。因此，我判断这次疫情不大可能短期内能够完全地离开我们，全球范围来看短期内恐怕很难宣布战胜了疫情，也就是说这次恐怕我们应该做持久战的准备。具体来说，今年秋天全球可能还会有第二轮的疫情发展，明年春天恐怕还会有。 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是什么？全球范围之内，这次抗疫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医控，例如武汉有方仓医院，临时建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第一阶段是大量的精力放在医治病人，防止传播。 我们正在走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复工复产阶段，中国从3月开始就复工复产了。复工复产是关键，目前看到的是消费者信心不足，消费者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像疫情之前的去餐馆、去电影院消费。 第三阶段还没有完全到来，但是开始出现端倪，是什么呢？第三阶段是由于疫情来了之后，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会产生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将会不断地突显出来。到目前为止，全球范围来看，尤其是发达国家，目前疫情是怎样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这次疫情全球范围来看，尤其在发达国家，是低收入者的危机，这些人收入低、储蓄低，疫情之后工作收到影响，甚至失业。但从资本市场来看，最开始极其恐慌，华尔街连续四次熔断，但是紧接着美联储出台了没有上限量化宽松，美国国会也推出了财政刺激计划，于是金融市场格再次猛涨，5月底华尔街的价格已经超过了2019年11月的水平。 第二个话题，这次疫情之后，政策做出哪些调整，未来一两年还会有怎样的政策走势？两会召开之后这些政策的趋势是非常明朗的，我理解有三个大原则：一是保底线，二是留有余地，三是要转危为机。 什么叫保底线，底线在哪里？底线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底线就是就业，底线就是社会稳定，坚决不能让这场疫情影响到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个展开的，比如发行特别国债券，重要的发力点就是尽量地减少手续，一竿子触达到县级政府，主要用来保民生。这个底线一是体现在民生，不能出现因疫情而发生新的贫困，这是保底线。 保底线的另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什么？就是就业。今年870万大学毕业生，明年还会更多一些，大学毕业生要有工作。今年两会上提出要保证900万个新增就业的人数，这是什么概念呢？过去这几年，每年提的是每年新增就业1100万，最后执行的结果是1300万，将近1400万的新增就业，今年目标是900万的新增就业岗位，坦率地讲应对870万的大学毕业生是比较紧张的。 还有一个保底线是什么呢，是一些企业短期内碰到了问题，比如一些出口企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是发达国家会有-6%的经济下滑，-6%是很厉害的，一般衰退年份-1%或者-2%是正常的，这次发达国家是-6%。这样的情况下出口市场肯定是不好的。怎么办？要给这些出口企业一定的援助，不能说没有出口定单了、就破产了、影响就业了，而是要给企业一个时间窗口，在这个时间窗口之内给他救助，让他转型，这也是保底线的第三个方面，所以我理解“六保”里面，最核心的是保民生、保就业、保企业，或者说市场主体。 两会结束之后，贯彻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刚刚谈到了，就是要在政策宽松的过程中留有余地，怎么叫留有余地呢？比如这次两会没对经济增长提出硬指标，就是怕地方政府为了GDP指标搞一些短期来看似乎能够稳住经济，但是长期来看会留下隐患的措施。因为明年后年的经济情况不会一下子就扭转过来，国际形势还会变化，所以把一些政策的“子弹”留下来，中央层面也是留有余地的，比如这次的特别国债券只发了1万亿元，之前很多预测，包括我自己预测是1.2万亿元，这次只提了1万亿的特别国债券，为什么只提1万亿，我的理解是担心明年后年经济还不能完全恢复，所以留有余地。 再比如财政赤字率，这次提的是3.6%以上的赤字率。3.6%以上，只要是保证了就业，保证了民生就可以了，并不追求GDP的增长速度。目的是如果明年后年经济还有波动的话，财政上还能够再发力。这是我理解的经济政策的三个原则。 经济在酝酿新的增长机遇，但也要对未来两到三年的经济短期冲击做出预案。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两到三年的调整，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能够经过两三年的调整，让中国经济再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或者是更加健康的、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上来。 未来两三年，就是要下过去下不了决心，一些基础性的技术也好，投资也好，经过两三年调整，中国经济的科技发展、产业升级会有一个更好的基础。 什么叫危机中孕育新的机遇，什么叫在变局中打开新的局面？具体说来这么几件事情，未来两三年会陆续推出。 第一，财政上会持续地扩张，今年的扩张有三个部分。占GDP3.6%以上的财政赤字是第一部分，估计有4万亿元的财政赤字，还有1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券，这就是5万亿元了。还有3.75万亿元的地方政府的专项建设债，所以加在一块，大概就是大数是八九万亿元。如果不够，明年起适当地扩张。为什么这样讲，中国现在整体看，债务水平不算太高，我们整体上讲企业债加政府的各种各样债占GDP的比重是2.6%左右，但是我们的储蓄高，百姓、企业和部分机构，比如很多大学的资金很多是没有用起来的。我们的储蓄率是38%，GDP中38%每年是用不到，是用来储蓄的。从宏观上讲，中国的财政上是有空间的。但还是那句话，“子弹”不能一下子打光了，这是具体的财政上还可以扩张，这次财政的扩张主要是针对基层，不是中央的资金直接拿钱搞项目，而是直接交给基层，交给县级政府去做。 第二是金融方面，这次也有很多的政策，比如说直接面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哪怕是不良率高一点，金融方面还有很多措施，比如说注册制要推出来，再比如说债券市场的发展，各种具体的债券管理办法，一定还会进一步细化。再比如退市，经营不好的企业、做假企业的退市政策也要加快。 第三，基建现在也在加码，这次的基建和2008年不一样，这次的是抓重点，而不是撒胡椒面，这次的基建是三个重点：一是新基建，这个就不重复了；二是新型城镇化，尤其是县级的新型城镇化；还有一个是老旧小区的改造，现在提出了要三万多个小区出加装电梯。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什么要搞县城的更新，为什么要给老旧小区改造呢？主要仍有大量农村人口要进城，年轻人在城里打拼，要给下一代进城定居的条件，也要把老人接到城里来，第一站就是县城。 基建还有一个重点区域，就是重要项目的建设。举个例子，在珠三角地区，港珠澳大桥是连接香港、澳门、珠海的“中间一杠”，但这还远远不够，这一区域的道路和桥梁是非常拥挤的，地方经济活动是强度非常高的，基建还要加强。 再举个例子，在长三角地区，有一个全国百强县叫江阴，江阴在长江的南面，对面叫锦江，这个过江大桥也极其繁忙，不是过年过节都堵车，过年过节更堵车，经济如此发达地区，经济活动强度如此之大的地区居然天天堵车，当然要建桥。这次的重点是抓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点地区的基建，这次的政策还是很务实的。这次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上次4万亿的教训，准备打持久战。 未来的两三年，中国经济将会走出怎样的轨迹？首先，未来两三年，可能还会是比较艰苦的，会出现一些考验我们的耐心和定力的国际上的重大变化。 经过了两三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应该能够回到6%左右的增长，因为中国经济有两个重要的潜力，一个潜力是我们确实市场大，我们有4亿中等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指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50万之间，这4亿的人口消费能力是很强的。我在这次两会上提出了一个提案，应该再花15年的时间，把4亿的中等收入人群翻一番，变成8亿，这是我们的增长潜力。 第二个增长潜力大家可能讲得不够多，就是我们科技升级的能力，中国是一个科技人才的大国，科技人才大国，我们每年800多万大学毕业生，40%是学工科的，中国工科的训练是非常严谨的，坦率地讲比美国要成功，尤其是比美国的普通大学要成功，美国顶尖大学是不错的，但是很多一般大学是比不上我们的一般大学的，这是我们创新的潜力所在。 所以我的判断是在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我们应该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中国经济的主要市场在国内，主要市场在国内，而且以中国经济为核心，我们拉动了东南亚、东亚地区的产业链。此外，我们的技术创新基本上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很多创新能够实现自主，当然最顶尖的创新一定还要国际交流，比如说量子计算一定需要国际交流。形成创新自主能力提升、跟国际交流学习，这样一个局面。一旦这个局面形成，我们还会有十年左右比较快速的增长，在6%左右。再下来，我以前算过一个数字，从2020年到2050年，只要保持4%左右的增长就够了。 具体来看，有六个方面仍然有发展机会。 一是汽车的销售会恢复，汽车销量过去这两年下降非常快，这种下滑不是长期的，还有大量的家庭想买汽车，还有很多家庭想换汽车，我们的百户人家的汽车平均保有率只是巴西的一半。这需要地方政府发力，需要在汽车的牌照管制方面有创新。 第二，房地产方面，住宅地产是增长点，虽然不可能回到过去那样子的爆发式增长，但仍然有增长空间。疫情期间大家宅在家里，对自己的住房有新的体验，想换大房子的，想换更好的区域的，装修风格要变的，一定有。这方面需要相关的政策配套，要增加土地供给，控制房地产的价格，房子要做到房住不炒，根本之策不是搞限购，限购只是降温，根本的职责是增加住宅土地供给。地产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点，但是千万别误解，绝对不是说地产价格要暴涨，而是有希望走出一条价格不怎么涨，但是交易量上升，老百姓能够通过交易改善住房的需求，这么一个格局。 第三是新科技，未来几年一定会大规模发展，包括这次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讯软件、内容网站，应用层面的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还会发展。 第四是重点领域投资，例如老旧小区的改造、智能电梯，此外还有重点高科技工程，城市地下传感器的设计和建设等，这方面也会出现大量的技术需求和机会。 第五是金融，也面临着新发展的新阶段，债市市场还要扩大，政府债券的规模一定会扩大。注册制之后有进有退，股市也会发展。 第六是新型城镇化，这可能是未来二三十年的重大机遇，农村儿童和老人要进城，城里的外来工会定居下来，这个问题要仔细地地研究。中国这么多城市，从一线到三四线城市，哪些城市、哪些地区人口会流入，哪些地区的住房、公共设施会增加投资，最终是老百姓自主定居的选择，我们应该做好这方面的研判，投资、政府的政策都要跟着百姓的意愿走。 经济目前遇到了调整期，从职业发展来看，大家一定要耐心，一定要有定力，经过这两三年的调整，经济一定还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企业、个人事业，如果能调整到位，还会迎来未来更好的发展前景。[详情]

　　原标题：【宏观经济论坛】赵华林：新基建有三个选择标准，投资要用在“刀刃”上 经济观察网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  疫情之后的经济纾困，新基建与国企改革是两个重要抓手。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巡视组组长赵华林在6月9日由经观传媒、经济观察报举办的中国经济看准•行稳宏观经济论坛上表示，当前既需要需求侧的刺激，也需要供给侧的改革，更需要刺激政策和改革措施之间的协调。 赵华林认为，新基建是需求刺激的着力点，投资还需要“好钢用在刀刃上”， “刀刃”的选择有三个标准：一是规模足够大且对经济的带动效应足够大；二是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三是目前的短板。 赵华林进一步表示，以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的国企改革，为供给体系更好适应新基建投资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以下为演讲内容： 大家好！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疫情之后的经济纾困：新基建与国企改革。 一、为什么要对冲疫情冲击？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并在全球蔓延，为了保护生命，使医疗体系能够应对这一疫情，世界各国广泛实施隔离、封锁措施，以减缓病毒传播，这也给经济带来了需求侧和供给侧双向同步的负向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大幅下调2020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认为全球经济可能出现3%的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下调至1.2%，严重程度远超2008-2009 年金融危机。 中国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胜利来之不易，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今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增速创改革开放以来最低。从需求侧来看，出口、投资、消费分别同比下降11.4%、16.1%、15.8%，三驾马车均创历史新低。 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短期内难以看到需求侧的报复性改善。从供给侧来看，我国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形势严峻，4月上旬，全国工商联直属商会会员企业复工率达到80%，但复工企业的复产率仅为63%，一季度第二产业增加值下降9.6%。 同时，疫情冲击可能促进发达国家加快弥补和完善各自或区域化的完整产业链，可能给供给侧带来长期的负面冲击，特别是“逆全球化”的抬头，可能会阻滞高端制造和研发环节向我国的梯度转移，而这恰恰是我国现阶段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所亟需的。 所以，本轮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不同于2003年的SARS，很可能会持续较长时期，甚至会有长期负面影响。 如何对冲疫情带来的负向冲击、给经济纾困？我们既需要需求侧的刺激，也需要供给侧的改革，更需要刺激政策和改革措施之间的协调。 比如我国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也是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发力。一方面增发国债发展基础设施刺激需求，以需求刺激托底，同时，基础设施的完善又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了供给；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国企改革、商品房改革等市场化改革和积极加入WTO，既通过改革释放活力，又创造新的需求，从而实现了需求侧刺激和供给侧改革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放大了供给增长和需求增长，有效应对冲击，并为中国在新世纪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我们的需求刺激着力点在哪？我们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在哪？需求侧刺激和供给侧改革良性互动的结合点又在哪？我给出的答案是新基建、国企改革和推动国企改革促进新基建。 二、新基建是需求刺激的着力点 从2008年以来，政府、企业、居民轮番加杠杆，杠杆水平都不低，十八大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将去杠杆作为重要内容，不然经济风险太大。因此，投资还是需要好钢用在刀刃上。 我认为，“刀刃”的选择有三个标准：一是规模足够大且对经济的带动效应足够大；二是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三是目前的短板。 标准一主要体现了投资需求的刺激作用，标准二和标准三则体现了需求侧刺激对供给侧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这三个标准体现了对需求和供给良性互动的关注。新基建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新基建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第一次提及，2019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2月中央深改委会议、3月和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持续密集部署，最近政府工作报告上又对新基建工作进行了部署，重视程度显著提升。 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的提法，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首先，对照标准一。 以5G为例，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25年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5G网络建设还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预计到2025年将累计带动超过3.5万亿元投资。到2030 年，在直接贡献方面，5G将带动的总产出、经济增加值、就业机会分别为 6.3万亿元、2.9万亿元和 800万个；5G的间接贡献体现在带动总产出、经济增加值、就业机会分别为10.6万亿元、3.6万亿元和1150 万个。 又比如智慧能源基础设施中的特高压产业链包括电源、电工装备、用能设备、原材料等，产业链长而且环环相扣，带动力极强，据国网基建部最新口径，国家电网公司全年特高压建设项目投资规模1811亿元，可带动社会投资3600亿元，整体规模5411亿元。根据华为&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估算，过去30年，1美元数字经济投入将产生20美元GDP，而同期1美元非数字经济投入则只产生3美元GDP，前者是后者回报的6.7倍。 在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中，我们也看到和数字经济相关的亮色，比如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3月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9.9%，工业机器人增长12.9%，展现了中国数字新基建的巨大优势，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巨大前景。 因此，新基建投资既有规模上的优势，也有很强的产业关联带动效应。 其次，对照标准二。新基建是实现我国技术创新的有效路径，也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 5G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是新基建的核心层，结合充电桩、特高压、城际高速和轨道交通这些经过数字化改造的传统基建的作用，利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无人驾驶新能源车等智能终端，将在流媒体、商业、工业、绿色能源、智慧城市管理、车联网等应用层面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基建的完善，也有助于提升我国对全球产业链中的高端制造、研发环节区域布局的吸引力，积极消除“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 另外，基于传感器+数据+模型等要素构建的工业互联网和5G技术的结合，将优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协同设计、生产设备优化、质量检测、运营决策、设备预测性维护等方面，有效降低传统产业运营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柔性化，推动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上述运行机理，不仅仅表明新基建代表未来发展方向，也证明了可以通过需求侧刺激来促进供给侧增长。 最后，对照标准三。我国新基建仍然薄弱。我国基建存量稳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即使是“铁公鸡”，人均和密度也不如一些发达国家。 与新基建相关的，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中国平均每百万人拥有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447个，低于中等收入国家（925个）和全球平均水平（6173个），远低于美国（65768个），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2019年6月中国网民覆盖面61.2%，而2018年英国94.9%、日本84.6%、德国89.7%、法国82.0%、美国87.3%。 又比如，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施，充电桩少导致充电难是制约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步伐的重要短板，根据恒大研究院的数据，截止2020年1月底，中国已建成公共充电桩53.1万台，私人充电桩71.2万台，预计到2025年，国内仍需新建约530万台充电桩。 最后，新基建中的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和工业互联网本身是新生事物，处于培育期和发展的关键期。因此，新基建的投资，不仅仅是投资，也具有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所要求的积极的补短板效应。 三、国企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很多人担心新基建的投资是否会重复2009年“四万亿”的负面效应。比如“一哄而上”、重复建设，目前各地市陆续公布了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新基建占重大项目比很大，一些地方的城投公司跃跃欲试，借着货币政策放松的“东风”积极融资，随之而来的产能过剩、杠杆过高将侵蚀过去几年“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果。如何防范新基建重蹈覆辙，关键在于供给侧改革的约束和发力。 比如，新基建中最基础的5G基站和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围绕绿色能源网的特高压、充电桩建设，以及高铁轨交领域的建设，都是由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来承担，比如5G基站，主要由几大运营商和铁塔公司负责，2020年三大运营商资本开支总额约3348亿元，5G相关投资约1800亿，云服务、互联网数据中心、物联网等业务板块收入成为几大运营商增长最快的板块。 同时，国有企业也是利用新基建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的积极实践者，比如中车集团推动高铁轨交领域的智能化、数字化，招商局集团在招商港口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各项新技术，为单证无纸化和电子化流转、闸口自动化等业务创新场景搭建了统一的数字化应用平台等等。国有企业在新基建总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彰显了国有企业“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根据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要求，在新基建投资需求刺激的背景下，国企改革更是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以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的国企改革为供给体系更好适应新基建投资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国企新基建投资提供了经营机制的保障。国企的“混改”是为改而“混”，“混”是形式，“改”才是目的，通过引进非公有资本投资者来推进运营机制改革，特别是深化长期束缚国企发展的三项制度改革，就是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构建市场化的选人用人机制、市场化的用工制度和市场化的薪酬分配机制。在去年11月份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明确鼓励混合所有制企业综合运用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政策，探索超额利润分享、项目跟投、虚拟股权等中长期激励方式。新基建相关行业技术创新速度加快、创新要素的聚集程度更高，对创新性人才的需求大，灵活高效的激励机制尤为重要，传统僵化的经营机制难以满足新基建的需求。可以说，真正改到位的混合所有制恰恰为国有企业参与新基建投资提供了经营机制上的保障。最近刚刚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高了劳动力要素、技术要素、数据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对混合所有制的经营机制改革提供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了新基建中亟需市场化导向的互补性和协同效应。 在新基建领域中，国企和民企实际上有一定的分工，国有企业更注重于基础层面，而民营企业更注重于市场应用层面，后者更接近市场，“春江水暖鸭先知”。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的推动下，to C、to H、to B端会呈现新的产品形态，而在“云、网、端”协同下，也将产生新的生态化学反应，塑造全新业务模式，如何与市场进行相互融合、交叉赋能、重新定义、重新组合，从而更好更及时的对市场需求、市场创新做出反应。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通过引入具有互补和协同效应的战略投资者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中国联通、中国石化的销售板块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BAT等战略投资者对期后续发展极为重要，不仅对原有国企股权结构、管理方式进行优化，还可将自身优势与行业巨头形成互补和协同。同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也通过参股、控股新基建民营企业等方式，培育孵化前瞻性战略性产业，比如，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2020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名单，国新系基金所投资的5家企业均成功入选。成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优化国有经济在新基建领域的布局和结构调整。 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复建设、过度融资。 混合所有制企业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坚持以资本为纽带、以产权为基础完善治理结构，充分发挥非公有资本股东的积极作用，促进非公有资本股东代表能够有效参与公司治理；避免“行政化”“机关化”管控，实现从“控制”到“配置”的转变，国有股东以股东角色和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和经营管理，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依法保障混合所有制企业自主经营权。这样一种企业治理结构基本上能保证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市场主体，对不能盈利的重复建设的动力不足。 对企业财务也形成了硬约束，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自身，对企业过度融资的动力不足。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能过剩和杠杆高企的问题。当然，在这一方面，仅仅依靠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不够的，还需要做好顶层设计的统筹规划。 面对百年一遇的疫情冲击，我们既要发力需求侧的新基建投资，加大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贷款政策的支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提高投资效率。 也要发力供给侧的国企改革，改治理结构，改经营机制，加强与市场的战略协同，形成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的正向循环，推动中国经济早日恢复常态发展。在疫情过后的复工复产中，国有企业的新基建投资有望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 谢谢大家！[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