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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吾民|让时光记住每一个奋斗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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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7日  12:39
渴望宁静的姚明,为何主动牵扯进商业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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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6日  17:21

基层

阿尔兹海默症无药可治?张振馨:我不能放弃我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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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6日  16:17
姜靖宇:移动支付渗入小摊小贩的十年幕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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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6日  16:41
减税降费后,基层税务局长郭兴峰拜访纳税人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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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6日  16:50
卡车司机在路上:以车为家的韩松阔 行情好时月入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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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6日  17:10
廖智:被地震夺去双腿的舞者 却因假肢邂逅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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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6日  18:58
张旭:“走南闯北”十余载的高铁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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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6日  21:52
“生命禁区”幸存者丁守全:把青春献给了青藏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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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7日  14:54
深圳银行第一代柜员徐汉松:拿麻包袋坐公交取备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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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7日  15:32
王悦真:带着四节车厢送去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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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6日  22:06
一位乳业人的15年市场记录:消费者这些年都喝什么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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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7日  15:38
直播圈历史见证者“骚男”姜韬:在时代中找寻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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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6日  22:42
从工厂工人到艺术家 与铁艺结下不解情缘的陈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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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6日  22:56
黑土地上的新农人 北大荒里藏着中国最美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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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7日  15:51
地震预警狂人王暾:地震预警技术必须让全中国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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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6日  23:03
IG骆非池电竞逐梦:不是每天玩游戏就能成为职业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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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6日  23:11
余昆鹏寻梦华强北:曾身无分文 如今深圳两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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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7日  15:22
靠技术赢得尊重,中车铸造师毛正石的技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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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2019年09月27日  14:59

最新新闻

梁建章的二度创业:一面携程 一面学术
梁建章的二度创业:一面携程 一面学术

  【吾国吾民】一面携程,一面学术,梁建章的二度创业 青葱少年时幸运地接触电脑,后来开启一路顺风顺水的学业,之后以海归的IT精英身份选择回国创业,再到在学术与商业这两者间自由穿梭,梁建章放松地坐在椅子上,边用笔在纸上画着东西,边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娓娓道来着这些角色转变。 时间回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门刚刚打开,中国以青涩的脚步与世界融合。人们的衣食住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清电视、网络、便携式摄像机等新鲜事物扑面而来,整个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 彼时的梁建章11岁,正是刚刚懂事的年纪,对于新鲜事物总是充满好奇,他说,“也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批海外华人捐赠电脑给上海的学校,打着‘电脑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盛行了一波电脑热,包括组建电脑兴趣班、参加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恰逢其时,他成为了中国最早接触到电脑的小学生之一。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在当时一台电脑的价格颇贵,高达上万元人民币,远高于当时的人均收入,鲜少有家庭负担得起。不仅如此,电脑的供给量也极少。 自从接触到电脑后,他对电脑的热忱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状态,有一段时间至少要在电脑房里呆上十七八个小时。那时候一般家里还没有空调,电脑房却很凉爽。那时候也没有外卖,老师特别照顾学生,会给学生准备吃食。老师的悉心教导,大家对电脑的共同兴趣,一起做的电脑程序设计大部分也都比较成功。就是这颗早已种下的科技种子,对他后期的成长之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机会面前,不创业不太可能 从早早接触电脑到15岁考入复旦第一届少年班,梁建章的父母当时都很支持,也认为电脑就是未来的发展发向。同样是因为对于电脑兴趣,后来他大学本科就读了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 1989年,20岁的梁建章考入了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在美国的学习,对于他而言帮助很大。在完成硕士学位后,梁建章还继续读了一小段博士,但那期间,他愈加发觉学业对他的挑战不再,于是他选择到美国硅谷从事技术工作。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的基础设施、生活坏境、办公环境等与国外有一定的差距,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发展开始进入了快车道,有了做“中国梦”的机会,大家创业、投资的心开始骚动。这期间也是“海归”的黄金时期。 也是在这段时间,中国进入了互联网创业最热闹的阶段,门户时代的网易、搜狐和新浪三大天王诞生,中国互联网BAT——百度、阿里和腾讯创立。 梁建章于1997年选择回国发展,他对记者坦言,“这也是一个非常有阻力的决定。”但起初梁建章回国并没有急于创业,而是担任Oracle的中国区技术总监,负责不少重大的项目。 梁建章平时很喜欢旅游,此前他和女朋友在海外旅游,基本上是自己开车自由行,那个时候海外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定酒店,很方便。“后来回到中国,国内最传统的旅游形式是跟团,导游目的性很强地拉着游客购物。那时海南购物导游十分赚钱,所有的游客都会排队买东西,珍珠之类的物品利润也是奇高,旅行社都非常赚钱,但我也不了解这个行业赚钱,只是觉得跟团的体验真的不好。”梁建章说。之后他也曾选择自己去玩,但是在中国订酒店需要事先跑到旅行社签一堆东西、交钱,也不知道哪个酒店好。有一次没有这么做,结果不得不全城找酒店,感觉很糟糕。1998年,中国的旅游业规模达2391亿元人民币,旅游是老百姓的第二大支出,甚至还高于汽车。梁建章也看到旅游业的增长空间,而且他属于少有的硅谷海归,有从事多年IT研发经验,“在机会面前,真的是不创业不太可能。”梁建章回忆称。 正是因为梁建章亲身体验了中国旅行的“差”,他才感到中国的旅游行业潜力巨大。于是梁建章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离开原公司自立门户,创立携程旅行网。 有了想法就要快速落地、形成团队,这是创业的关键。梁建章和几个相熟的朋友沈南鹏、季琦一拍即合,成为公司最初的创始人。三人都各有所长,梁建章有多年技术研发背景,沈南鹏是独具慧眼的投资银行家,季琦有连续创业的丰富经验。三人也都跳出了原来的舒适圈,全力以赴地想把网站做好。后来,为了更好的开拓市场,梁建章又寻来对旅游行业深有见地的上海旅行社总经理范敏加入团队,自此携程管理团队成型。 2003年12月,携程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彼时的携程成为中国在线旅游服务商第一股,也是截至3年前,纳斯达克市场开盘当日涨幅最高的一只股票,当日收盘较发行价上涨幅度达88.56%。梁建章说,公司发展顺利,也让家人改变了起初对其回国决定的不满。 学术与商业间的平衡 “人生的意义在于始终有所追求,一辈子能够做不同的事情,体验过不同的经验。”在创业、赚钱的精神需求满足后,梁建章做出了一个比较疯狂的决定,也是他人生的另一个目标。 2006年,梁建章从风头正旺的携程淡出,辞去了CEO的职位,开始了新征程,就读斯坦福大学的博士。“企业家在公司发展阶段,完全退出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不仅在中国,在全球都是很少见的。”梁建章坦言,造成这个选择的诱因是,此前,他的脑海中一直徘徊着“书还没念够”的想法,对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很感兴趣。而且当时的他已经年近34岁,读书一事不宜再拖,一方面年龄渐长会让他的学业相对吃力,另一方面如果到了40岁,教授也肯定不会愿意收这样的学生。 2011年,梁建章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创新、创业和中国劳动力市场,他称,其中创新可以有很多角度,人口就是一个比较新的角度。 2012年4月,他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李建新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结合各国的经验和中国发展的特点,论证中国人口发展政策,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呼吁只有尽快放开生育政策,中国的发展才能持续。就是这样,“人口学家”的标签也逐渐烙印在了梁建章的身上。在中国,他现在还有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教授。 但是就在这期间,携程慢慢出现了业绩增长瓶颈、股价低迷的情况。2013年,携程向他发出求救的信号。当时梁建章还在学校教书,临危受命,他毅然选择回归。2013年2月21日,携程宣布任命梁建章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并兼任携程旗下负责旅游相关业务的携程旅游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次任命自2013年3月1日起生效。 在梁建章看来,那时的携程和创业时候相比,紧迫性会更强一些,创业时候可能有盈利的压力,但是那时的携程看到有对手,在各方面可能要超过自己,“作为一个企业家,当时就是要打硬仗。”梁建章说。 这时期移动互联网的浪潮袭来,又激发了新的市场机遇,梁建章认为,这也正好是携程可以翻盘的机会。公司开始全面投入移动互联网,加强价格战策略。2014年4月15日早上,梁建章发内部邮件称,“我回携程,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就是要和大家一起体验二次创业的艰辛。” 两年后,梁建章又辞去携程CEO,仅担任执行董事会主席,专注于公司的创新、国际化、技术、投资和战略联盟。梁建章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他自己说,“现在工作占据了我接近70%的时间,工作以外,其他时间都在做人口方面的学术研究。” 随着梁建章对于人口问题的发言频次越来越多,在人口方面的学术成果也日益凸显,外界对于梁建章现在的状况评价为“被携程耽误的人口学家”,但他本人不这么认为,“如果现在百分之百做学术的话,可能不只是人口方面,其它方面也会有所建树。”“人口对创新来说很重要,旅游业也同样重要,经济学的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公司管理。”梁建章表示,他对于携程的机构改革是态度坚决的,这与学了经济学相关,他希望公司能够自下而上地做一些改变,“我们总部就是要开明,现在携程很多的部门得到了更多的授权,每一个部门都像一个小的创业公司,公司支持你去创业,这样公司的速度和灵活性才会有所提升。”[详情]

经济观察报 | 2019年09月29日 06:23
李爱民的青春往事:成为乡村教师是当年的梦想
李爱民的青春往事:成为乡村教师是当年的梦想

  原标题:【吾国吾民】“中师生”李爱民的青春往事:成为乡村教师是当年优秀学子的梦想 经济观察网 记者 王海宣 今年阳历6月7日碰巧是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端午节安康!祝学子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当天,李爱民在朋友圈分享了自己作的一副国画,并附上这样一段文字为参加高考的学子们打气。现任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一职的李爱民,同时也是一名国画家,尽管平时工作繁忙,他还是会忙里偷闲,提笔画一画山水花鸟。 李爱民在年少就读于广西桂林地区兴安师范时就与绘画结缘,他是该校1984届学生,在1987年毕业。在此之后,绘画贯穿了他的整个求学生涯。从最初的桂林地区兴安师范,到后来的桂林地区教育学院,再到后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身)、广西艺术学院,李爱民不断打磨自己的绘画技巧,也不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在李爱民所有就读过的学校中,桂林地区教育学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与现在高考考入师范学校不同,这所学校当时招收的是一批初中毕业生。初中毕业,不是去读高中,而是直接进入师范类学校,这是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期国家为了补充中小学教师队伍而实行的一项特殊政策,这一批人也被称为“中师生”。有数据显示,前后考取中等师范的中学生数量超过400万。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里,这群年轻人为乡村教育输送了新鲜血液,解决了乡村教师严重不足的问题。 多年过去了,这些中师生有一部分通过不断的学习、考试,一步步升任更高的职位;有的放弃了自己的铁饭碗,下海经商,有的则依旧留在一线从事教育工作。“最重要的节点还是在中师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人生的转变。一方面是在学业上面,另一方面是自己从农村走出这一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一条路子了。”在谈起自己做出的几次重大选择时,李爱民说。 学霸才能上中师 初中毕业后,成绩优异的李爱民面临两个选择,一是读高中,二是进入中等师范学校。当时,已经是恢复高考的第8个年头,不少同学通过高考走进了自己心仪的大学。不过,对于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特别好的同学来说,去师范读书、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是一个更现实也更恰当的选择。 “因为当时可以弃农从非(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每个月有粮食吃,有补助有衣穿,父母亲特希望我们考上师范,我们当时也满足了。”同是兴安师范毕业的唐秋莲说,“当时的条件所限吧,我记得很清楚,我考上师范后,家里才第一次给我做了件新衣服。换成现在肯定不是这样了。”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兴安师范的几位老同学来了兴致,使得平时安静的微信同学群热闹了起来。 “当时老师告诉我们,尖子生才考得到,鲤鱼跳龙门,跳出去就是一条龙了。”当时的中师生都是学习成绩优异的一批人。当时有相关记录显示,一个县城里考试成绩的前十名学生,有9个人都选择上师范。当年16岁的李爱民就做出了和不少农村孩子相同的决定,初中毕业后进入桂林地区兴安师范。 为了使师范生能够快速地胜任教师工作,中等师范的课程安排与高中有很大不同。“和高中相比,少了英语课。最重视的课程是音乐、美术、体育三门课,还有毛笔字、钢笔字、黑板三种字的考试。舞蹈、脚踏风琴这些都是要考试的。”兴安师范1985届学生林媛妹讲到。 这样的多样化课程设计,让中师生中的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林媛妹告诉记者,在兴安师范读书时,她迷上了音乐,毕业后曾准备三年后报考音乐学院,但后来为减轻家人的经济负担,没有选择去读艺术学院,而是进了可以带薪进修的广西团校。在广西团校的两年期间,林媛妹课余去广西艺术学院跟音乐老师继续学习声乐,毕业前参加广西首届大学生歌唱大赛获奖,毕业后又多次参加广西举办的各类歌唱大赛并获奖。 从示范学校毕业后,中师生们多数被分到了比较偏远的地区任教。“我被分配到永福县龙江乡驿马小学,大山区,每天只有一趟班车路过,路全是大石头,车速必须在二十码以内。”现在是广西桂林永福县二中老师的徐凤琼表示,“住的是小矮瓦房,无水,有电,但只能点五瓦的灯泡,因为电力不足。没有菜卖,只能自己种,每周买两次猪肉,炒熟了留着。每个月回一次永福带南瓜、节瓜、腐竹、干鱼等,才能吃够一个月。” 当时分配到的学校基础设施普遍有限,有同学一毕业就投入到学校的建设工作中。“一毕业就参加学校危房抢修工作,每天做泥水工,给教室铺水泥地板,全校教室和教师宿舍都是平房,而且是瓦房,没有一栋教学楼。我教音乐,学校却连一台脚踏风琴或者手风琴都买不起的,上音乐课只能教唱歌。”林媛妹回忆道。后来她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行政经理期间,有一次一口气买了十部深圳自己生产的电子琴寄回家乡,送给村里的孩子还有学校。 由于在中等师范学院的课程很充实,当时的中师生被称为“万金油”,几乎是什么科目都能教。“我教了七年小学,教了语文、数学、体育、音乐,当班主任,当少先队辅导员,教学生广播体操。”徐凤琼说。 教育事业改变命运 按照当时的规定,中师生任教3年可以参加高考。实际上,由于中等师范大学只是中专文凭,早在学校时,有同学就有了更长远的打算。任教3年后,李爱民同几个一块儿工作的同学,报名参加了高考。李爱民说,当时参加高考的同学,占比应该在百分之二三十。当时一部分同学已经习惯了任教的工作节奏,另外,一边工作,一边备考,也真的很不容易。“只有很有冲劲的同学才会有这个打算吧。”也正是这份冲劲,使得李爱民抓住了一次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1989年,李爱民同时参加了成人高考和普通高考。幸运的是,李爱民顺利通过两个考试,均被录取。通过成人高考录取的是桂林地区教育学院,普通高考录取的是广西艺术学院。但考虑到就读桂林地区教育学院能够保留编制,带薪进修,李爱民放弃了广西艺术学院。空出来的这个指标,他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被补录。 在桂林地区教育学院学习期间,李爱民靠卖画,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当时,由于在县城办过展览,领导对李爱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另外,由于县城里美术人才比较紧缺,李爱民此次毕业后,得以在县城里的永福镇中学教学。 在永福镇教学两年后,李爱民再次踏上求学道路。当时的他来到北京,参加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为期一年的培训。培训结束,正巧赶上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的第一届专升本考试,李爱民就又参加了这次考试。巧合的是,当初被补录的同学,也参加了这次考试。二人本科毕业后,这位同学被调去其他工作岗位,李爱民补了他的空,来到现在任职的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工作。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呢,实际上我们是赶上了改革开放,从80年代初,我们这一代人有各式各样的机会,去学习、经商......如果没有成人高考,甚至高考也不给你考了,那我们也就停留在那个层次了。”李爱民认为,他的同学林媛妹,放弃铁饭碗、下海经商的经历,也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1995年,林媛妹辞去共青团广西龙胜县县委的工作,在东莞小型香港企业待了半年(工作是香港董事助理),之后在广州大型香港企业待过2年半(集团公关部企业报记者及编辑),深圳待了21年。她分别在各类香港企业做过企业文化建设、员工心理咨询、行政人事经理工作,还在广东省某市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过几个月。2004年创业,开办文化策划公司,为企业或者政府单位策划各类文化活动,影视宣传推广策划等,到现在已有15年,成为深圳知名的策划公司。 当然,也有留在一线、仍在做老师的中师生。当年,中师生拥有可以考上重点大学的潜质,但最终只拿到拿到一个中专的文凭,这成为中师生的第一学历,也是不少老师的最高学历。然而在学历迅速贬值的今天,这样的文凭让他们在评职称时阻力重重。有人认为,当年的中师生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如今却成了垫在金字塔底层的铺路石,这些人的人生之路因时代变化有了一些悲情的色彩。不过,记者通过与当年的中师生交流发现,他们大都乐观、积极,交谈中更多流露出的是对于乡村教育的思考。 当初,如果从初中考入高中,再直接考入大学,是否会取得更高的成就,针对这个问题,李爱民表示:“这个很难说,因为一个人的发展,选择不同的道路都会成长,我看一下参加高考的,有发展很好的,有的也并不是太好。不同的路子要怎么走,还是要看是否有一颗上进的心。”他认为,不同于那些创造巨大财富的商人,中师生这个特定时代的人物群体同样记录了那个全民建设的大时代。这个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每个时代都离不开在每个平凡岗位上无私奉献的小角色,也正是一个个的小角色汇聚成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强大力量。[详情]

经济观察网 | 2019年09月27日 18:23
“中国芯”智造人张汝京:希望国家早日实现芯片自主
“中国芯”智造人张汝京:希望国家早日实现芯片自主

  原标题:【吾国吾民】“中国芯”智造人张汝京:那是一个追求理想的时代,理想可以驱动人心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沈怡然 张汝京开始追忆往事,哪怕是2009年辞职中芯国际的艰难时刻,也被他轻描淡写地带过。这是2019年9月5日下午,他刚刚去参观了一所半导体技术学院,晚间还要会见几位投资人。2018年中兴事件的连锁反应正在中国发生,投资方开始密集关注芯片业。 张汝京,美籍华人,现任芯恩(青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董事长,生于大陆,长在台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三十余年。52岁时,张汝京组织了400多名华侨回国创业,建立了大陆第一家高端芯片代工企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该公司被认为大幅缩短了中国大陆半导体技术与国外的差距。 如今他正在进行人生的第三次创业,2018年他在青岛成立芯恩(青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下称“芯恩”),已募资81亿元,采用共有共享的模式,将IC制造厂的产能共享给IC设计公司、终端应用企业等,期望补全芯片产业链中薄弱的制造环节。该项目建成后可实现8英寸芯片、12英寸芯片、光掩模版等集成电路产品的大规模量产。如果项目进展顺利,芯恩工厂将在年底实现一期整线投产。 张汝京的公司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国际经济合作区内。他的办公室装修简朴,在书柜的顶层摆着各种芯片实产片,包括中国生产的第一枚0.13微米存储芯片、第一枚铜互连芯片、第一枚12英寸芯片和第一枚符合28纳米规格的12英寸大硅片……这记录着他对中国芯片的的开拓历程。 他的书柜内,一边放着微电子书籍,另一边放着一些圣经,采访结束后,他将其中一本赠予了记者。 张汝京是21世纪初海归创业潮中的一员。他曾抱着一颗爱国心回到祖国大陆,但也因此付出极大代价;他带领团队建厂的效率打破中国纪录,但也在平衡产业发展和财务回报中倍感压力;他曾在中芯国际的专利纠纷中被迫离职,但最终重新起航,创建下一座工厂。“我们如果只能爱那些可爱的,我们的爱心只是简单的,我们如果也能爱那些还不可爱的,那这个爱心才是真的爱”,张汝京说。 回国创业 张汝京曾在美国TI(德州仪器)度过了20年职业生涯,美国是集成电路的源头创新之地,TI公司也是美国产业辉煌发展的缩影。期间张汝京曾在美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省、意大利等地建了近10座晶圆代工厂,从TI申请退休后,他原本打算直接回大陆,但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只能先回到中国台湾省。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工业电子飞速发展,在垂直分工的经营趋势下,以台积电为代表的一批公司正在崛起,成长为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力量。 在台湾期间,他多次往返大陆。张汝京回忆,“中国占全球芯片一半以上市场规模,但在2000年,大陆尚无一家企业可实现高端芯片的量产,也几乎没有人掌握相关国际上较为先进的量产技术”。 张汝京说,当时曾有一批业界人士邀请张汝京回大陆创业,“他们问我能不能回到大陆来,他们说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和世界差距很大,现在非常想赶上世界水平。” 2000年初,52岁的张汝京辗转回到祖国大陆,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决定带领团队在上海建造一座先进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 棘手的问题是,人从哪里来?当时大陆微电子方面的人才水平很高,但多以科研为主,缺乏产业人才。产业的成长和转移路径,决定着其中大多数人的职业选择,一批海外华人虽拥有微电子学历背景,但因为当时国内没有相关公司,他们留学后往往选择留在国外工作。 9月5日,芯恩公司设计与系统整合部门副总经理寿国平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多少人已经大半辈子在国外,虽然国外公司待遇很好,但谁不想回家乡呢?”2000年寿国平曾在中芯国际任职。 据寿国平回忆,当时华人同事们开始在一些聚会或者工作中讨论回国的事,“大家都看到,中国和世界在芯片力量的差距很大,国家很需要半导体,在这个时间点回国创业的人,就是中国半导体的开拓者”。 寿国平虽然也产生过回国创业的想法,但自己势单力薄,“大家都想回去,但谁来振臂一呼呢?” 张汝京出现了。 2000年初,张汝京到美国招募半导体人才,并为此开设演讲会,每次会场都有两三百人,台下几乎都是华人,“我当时讲得很激动,我告诉他们,作为一个台湾长大的中国人,我都愿意把美国和台湾优厚的待遇放弃,回大陆服务,你们是大陆陪养的,难道不要回去吗?” 张汝京提到了一个细节,一位博士听完回去后考虑了很久,最后是一边流泪一边对自己的太太说:“还是回大陆吧”。2000年,这位博士离开美国,加入了中芯国际团队并为半导体代工行业服务了15年。 2个月后,张汝京的团队有了十几个人,6个月后,团队发展到六七百人,其中四百多人从海外回到大陆。张汝京称,“当时海外团队成员除了已经加入美国籍的华人,还有一百多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三四十位意大利人、六七十位日本人、韩国人。 张汝京称:“那是一个追求理想的时代,理想可以驱动人心”,他和绝大多数参与者都谈过,“这些人有各式各样的理想,有的人追求成就感,有的人出于爱国心,还有人说,如果这一次做成功,我将来一生都不会遗憾。” 技术引进 半导体在科技领域是典型的“重投资”行业,在自身的产业链中,半导体晶圆制造环节的资产相对更重。 在2000年,中芯国际的独特性在于外商资本结构和国际化团队,张汝京认为,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特殊性给予中芯国际求生发展的重要条件——来自外商的投资和欧美国家的进口技术与设备许可证。 多方寻求融资后,张汝京发现,相比国家基金,外商资本对张汝京的项目更有信心。2000年4月,张汝京在上海创办了中芯国际,将公司注册地设在开曼群岛,并以此为平台募集资金,再以外商投资的身份在上海设厂,项目第一期募资14亿美元,股东有海外华人、国外VC、海外投资银行以及国内企业,他们计划将该公司在中国香港和美国同时上市。 芯片制造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试验和生产设备,它们尖端、精密且成本高昂,更重要的是,欧美国家已经具备了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成熟工艺,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进行追赶,从发达国家进口是唯一途径。 据张汝京回忆,中芯国际所需的出口许可,需要向其他国家申请,但当时大陆半导体领域还面临海外的技术封锁。20世纪90年代,中央设立了908、909工程——两个工程以进行不同工艺芯片生产线的国产化为目标,先后拨款近百亿元——也是因为欧美国家对进口设备及高端逻辑技术的封锁,而面临着重重困境。 张汝京内心忐忑地寻求相关人士谈判,但出乎他意料的事是,“很多企业和项目拿不到的进出口许可,中芯国际却拿到了”。张汝京认为这与中芯国际美商投资的背景有关,同时和中美关系有关。 2001年9月,中芯国际第一片0.13微米技术的芯片顺利完成,这家千人规模的公司,从打桩建厂房到产出第一片芯片只用了13个月。 中芯变局 张汝京坐在办公室里回忆起10年前的一段日子,那也是他在大陆创业以来所经历的最艰难时刻。 快速扩张下的中芯国际急缺资金,但遗憾的是,公司几乎没有得到国家的资助。20世纪初中国尚未有集成电路大基金,虽然中国政府重视半导体,但扶持重点仍在国家项目上,中芯国际这类海外注册且股东背景多元化的公司,在当时像一个“异类”。 张汝京曾在一个会场上向政府人士请求投资,他说“我们虽然是外资,但做的是民族产业”,那一次,他终于申请到了一笔资金。 张汝京说:“当时很欣慰,毕竟即便是现在认为外资或合资不应申请国家资本支持的人,或多或少仍然存在。” 张汝京称,公司曾在一次战略部署上面临很大压力,当时中芯国际仅有2个中型8寸晶圆厂,且两厂刚开始实现盈利,但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相关领导希望能加快布局12寸晶圆厂。而12寸晶圆厂的设备折旧严重,会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 最终张汝京依然咬牙在北京部署了12寸厂,而在彼时,即使是即便是台积电这样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也是在建设4个大型8寸厂、且都实现盈利后,才开始布局12寸厂,这个决策曾在股东中产生过巨大的分歧。 张汝京说,“我们做的都是中国芯片产业该做的,一些进口许可国家项目没有拿到,而我们有幸拿到了,那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寿国平认为,张汝京常常从国家层面考虑公司发展,而当时中芯国际的股东背景比较多元化,利益诉求不同。是追求财务回报,还是追求国家产业利益,很难统一。 巨大的投资、扩张的野心之下,公司年收入在2007年至2009年间连续下降,与此同时中芯国际还面临来自外部的挑战,2003年开始,台积电在美国加州起诉中芯国际不当地使用台积电的商业秘密,并要求赔偿。此后双方还有多次专利纠纷。 内外交困下,多方企业邀约收购中芯国际,几番谈判后张汝京顶住外部的压力,决定把公司的控制权交给国家。2009年,大唐控股以1.72亿美元获得了中芯国际16.6%股份,成为最大股东。在2009年11月底,台积电和中芯国际6年专利纠纷达成和解,而和解的条件之一是张汝京离开中芯国际。 2009年,张汝京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中芯国际。 再启程 张汝京回想过去,说他的初心是为国家建造一座半导体厂,从未预料到会有这样复杂的局面。“我在大陆十几年,跟很多人一样,抱着一颗爱中国的心回到大陆,愿意发挥所长报效国家。但有的时候确实要付出极大代价”,张汝京说,他曾思考什么叫真的爱,“我们如果只能爱那些可爱的,我们的爱心只是简单的,我们如果也能爱那些还不可爱的,那这个爱心才是真的爱。而真正的爱国,也是不论身处什么环境,都要全身、全心、全力地投入。” 面对曾经的遭遇,张汝京很释然,他表示,自己为了中芯国际和台积电的和解而离职,但也并没有想过永远掌管中芯国际,看到中芯国际不断进步甚感欣慰。 从中芯国际离职后,履行同台积电3年期间不从事半导体相关产业的约定,投身光电行业。2014年接受王曦院士的邀请创立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实现了300毫米大硅片的量产。2017年6月任务完成后离开新昇,开始筹划国内首个“CIDM”项目,于2018年4月成立芯恩“青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张汝京如今仍保持着每天近12小时的工作时间,他的家就在园区内。目前张汝京正在筹划最新一期募资,有时一天内接洽多位投资人,而对于芯恩的规划,张汝京希望在建好工厂后,产品顺利投片,生产国内急需的芯片,尽快完成上市,不辜负股东们的期待。 “希望国家可以早日实现芯片的自主可控,而不是被人卡脖子”,当被问到芯恩项目成功后的下一步计划时,张汝京答,“会继续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详情]

经济观察网 | 2019年09月27日 16:29
【吾国吾民】历史守护人叶杨:博物馆在深圳
【吾国吾民】历史守护人叶杨:博物馆在深圳

  原标题:【吾国吾民】历史守护人叶杨:博物馆在深圳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华清1980年,距离中国恢复高考才过去三年,叶杨从广东阳江考上北京大学。填报志愿时,他只填了北大的两个专业,一是自己喜欢的政治经济学,二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班主任鼓励他填报、自己却不甚了解的专业——考古学,结果,北大将他录取进了考古学。这一年的8月,深圳正式成立经济特区。彼时的叶杨并没想到自己日后会跟深圳有那么深的联系,而命运的罗盘却悄然转动。 1984年叶杨大学毕业,叶杨第一次踏上深圳的土地,在来深圳工作之前,他对这个小渔村般的城市的了解就是,班上一个到过深圳的进修员告诉他,深圳在建经济特区,整个城市求贤若渴、朝气蓬勃,是年轻人的好去处。 当时的深圳还未成立考古所,在深圳,跟考古学专业对口的工作就是进深圳博物馆,叶杨一到深圳,就过上了在茅草屋里办公、在农民屋里居住的日子。深圳博物馆在1981年才被批准设立,1984年才开始动工建设,1988年11月开馆,早期的博物馆员工的工作环境都很艰苦。 干考古出身的叶杨一点也不介意工作环境,他在心里打过两个“小算盘”:一是想边工作边考研,考自己喜欢的政治经济学。结果考政治经济学的事情还没着落,身边又掀起出国热:1984年底,国务院颁布《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放宽了出国留学的条件。华盛顿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欣赏叶杨,跟他说,只要过了托福考试,就可以到华盛顿大学念书,教授帮忙解决助学金等事宜。叶杨又憧憬着去美国念书。 叶杨的两个小心思被深圳上世纪80年代启动的文物普查工作耽误了。当时的文物普查团队奇缺专业人士,叶杨作为市里稀有的考古学人才自然要加入到这项工作中。“现在想起来,命运把我曾经的梦想都破灭了,没有办法,当时确实是被需要的。”2019年9月9日,坐在深圳博物馆办公室的叶杨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笑言。“被需要”,是叶杨多次调整事业发展轨迹的缘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于国家的号召,都有强烈的使命感。 1992年,叶杨当上深圳博物馆考古队的队长,在他的带领下,深圳发掘了两处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遗址——咸头岭和屋背岭遗址。咸头岭遗址是目前在珠江流域发现的最早人类聚居的地方,也正由于这一遗址的存在,人们赫然发现,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其实早在70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1999年,叶杨开始担任深圳博物馆助理馆长,走上行政管理的岗位,但他一直兼任考古队队长到2004年。2004年,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成立,深圳考古的主要力量转移到考古所,也是在这一年,叶杨开始担任深圳博物馆副馆长。2010年,叶杨出任深圳博物馆馆长直到现在。 北大考古生的苦行僧生活 回顾大学时的青春时光,叶杨总能想起很多趣事,考古专业学生的日子通常很苦,但时间却有将苦酿成甜的魔力。 叶杨记得,上大学时,不管哪个老师来讲课,都要给学生们做一番思想工作,鼓励学生们不要转专业,毕业之后就从事对口工作。 “比讲专业课知识还要苦口婆心、还要下功夫。”叶杨笑道,老师们的理由是,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沉淀了很多文化瑰宝,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那些文物不会自己跑出来,也不会自己说话,要靠考古学的人才去挖掘、复原、证明和展示,如果没有考古的付出,我们拿什么去自豪呢? 但年轻的学生们常常被现实吓到。大学一年级时,叶杨全班第一次外出参观遗址,去了北京郊区的琉璃河,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个发掘出来的汉代车马坑,北大一个考古学毕业的师兄在那里工作了几十年,孤独地守护着那个遗址。回来的路上,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大学生们吱吱喳喳地说,“师兄太可怜了,一辈子要在这种地方工作。如果不是我们去看他,估计平时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古遗址分布多的地方,往往是我们现在看起来穷乡僻壤的地方。”叶杨介绍,尽管近年来由于媒体的传播,一些观众看考古节目看得津津有味,但实际上考古还是坐冷板凳的工作,工作条件也艰苦。 叶杨还记得,学生时代他们班曾去过山西考古,当时在那里发掘了几百座商周时期墓葬,时间紧、任务重,考古人员白天一边指挥民工挖土,一边测量、记录、绘图、拍照、登记、取文物,忙得晕头转向。每天晚上都要加班画图到深夜,否则第二天的工作就接不上。 当时山西农村没有电,晚上大家只能点着蜡烛绘图,最大的乐趣就是全班同学一起边画图,边跟着小录音机哼唱邓丽君的《小城故事》。 虽然日子过得苦,但学生们也会苦中作乐,“我们常常说地质学的人比我们惨,他们去的地方比我们还要荒凉,我们还能找老乡要口水喝,地质的人只能跟鸟做伴了,”叶杨调侃道。 时代的发展,让考古的工作环境逐渐变得舒适些。叶杨介绍,等到深圳经济好起来之后,他在深圳考古,最远的地方就是去到几十公里外的郊区,单位会给配车,考古队的人把电视机和冰箱都给带上,“地方穷,咱就跑菜市场多买点东西放冰箱存着嘛。”叶杨说道,“但日晒雨淋这一点,还是很难改变。” 建设人类文明的殿堂 从1984年来深圳工作,直到2004年从考古队队长的位置退下来,叶杨在深圳从事考古工作长达20年。从1999年担任博物馆馆长助理到今天,他从事的博物馆管理工作,也干了20年。 叶杨认为,考古跟史学不一样,史学可以对古人传下来的史料不停地提出自己的新见解,用新时代的观点和角度去解读,但是考古全是靠田野工作,它要靠新东西支撑。干了二十年,深圳已经不太缺考古人员,却缺办博物馆的人。“直到今天,市里国家一级博物馆还是只有我们(深圳博物馆),多少有点不符合深圳一线城市的形象。”叶杨感慨道。 叶杨也感受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更为重视,他去伦敦考察大英博物馆、去巴黎考察卢浮宫,常常能在观众的脸上看到一种“朝圣”的神情,这是对知识和文化的尊重。据国家文物局的数据,现在中国每29万人才拥有一座博物馆,但西方发达国家每几万人就拥有一座博物馆,从办馆的数量和质量看,中国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们很应该在深圳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多办一些博物馆,这既能提高城市的品味,又能提高市民的素质。”叶杨说道。 叶杨介绍,博物馆主要承担着三大职能。一是收藏、二是研究、三是展示。2007年,深圳博物馆开始对全国观众免费开放,叶杨也带着博物馆团队努力让文物变得通俗易懂,只有懂文物,观众才会更感兴趣,只有观众感兴趣,博物馆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叶杨回忆起他曾带过一个观众参馆,在一把锈迹斑斑的铁剑面前,那名观众只扫一眼就走了,叶杨叫住他并告诉他,这是中国出土的最早的铁剑,他听完叶杨的解说才对那把剑兴趣盎然。 叶杨能感受到深圳市民对于深圳博物馆日益增进的热情,这背后有市民对知识的渴求,也有博物馆工作水平的提高。叶杨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回忆,以前当他请大咖来做讲座而自己要上台当主持人的时候,心里老是发虚,担心来的人太少,场面尴尬,现在深圳博物馆的很多讲座,要出动保安维护现场秩序、限制听众人数。“我看到有市民投诉说,进博物馆要排两三个小时的队,我担心晒着他们,会采取措施加快速度,也会提供大遮阳伞、电风扇给他们纳凉,提供饮用水,但是其实我心里挺高兴的。”叶杨说完,忍不住笑起来。 “上世纪80年代,提起深圳,很多人觉得是来淘金的,你是湖南人,来了深圳再久也觉得自己是湖南人,深圳就是一个移民城市。但是现在,深圳二代甚至深圳三代出生了,深圳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他乡而是家乡,大家是把深圳当作家园在建设。”叶杨说,深圳市民群体中的这种家园情怀和氛围,是在深圳生活多年的他能感受到的,跟以前最大的不同。而这个家园,不仅有经济建设,还会有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建设,深圳博物馆会有更高的定位和视野,也会更重视深圳特色。[详情]

经济观察网 | 2019年09月27日 16:22
追寻新“工业革命” 李泽湘在松山湖畔的新工科尝试
追寻新“工业革命” 李泽湘在松山湖畔的新工科尝试

  原标题:【吾国吾民】追寻新的“工业革命” 李泽湘在松山湖畔的新工科尝试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陈伊凡 “为什么现代科学(以及之后的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出现?” 当结束从英国到美国的密集访问,国际技术创新与创新者的培养经验,在思维里碰撞,在回香港的飞机上,李泽湘重新思考这个将近一个世纪前所提出的问题。在太平洋将近一万米的高空,他与李约瑟,两个和科技创新相关的灵魂展开了跨时空的对话。 同样的问题,随着时空的推移不断延伸,“怎样才能更好地培育优秀的创新者?这不只是‘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难题’的根本,也是理清硅谷、以色列和深圳发展的诀窍,解释一些城市复制硅谷模式失败的原因。”李泽湘说。 除了香港科技大学(HKUST)的教授,李泽湘还有多重身份,他是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董事长,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创办的“3126”实验室中走出了多位硬件创业者,例如大疆的创始人汪滔、李群自动化的石金博,还有逸动科技的陶师正。去年,他从港科大停薪留职,全身心投入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XBOT PARK的建设中。 相比于这些与企业相关的身份,他更像一个新工科教育的布道者,探索一套可复制和可持续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是李泽湘当前最主要的工作。 到工地去 镜头转移到松山湖,生态科普馆。 “ 我们的铝膜装配机器人要解决的,是铝膜板的拼装和固定工序的自动化,这将减少 80% 的人力成本。” “ 你们是否有考虑到铝膜拆卸下来的放置问题以及后期的安装问题?” “ 这款管道疏通机器人能够解决堵管问题,避免因此问题所产生的安全隐患。” “ 管道疏通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管道很长,你们疏通完如何将机器取出?” 8月初,在东莞松山湖生态科普馆,正在举行“从0到1智能建造创业营”的结营仪式。评委们清一色荧光色工作服,一楼大厅里摆放着各类智能机器人样机。 这次创业营,是李泽湘在创新人才培养上的尝试之一,6支学生团队用41天时间,与行业合作,共同定义问题,针对建筑行业面临的痛点,提出智能化升级的解决方案,行业专家则基于对行业、工艺和需求的理解,对不同项目提出意见。 “6个项目是为解决效率、招工、劳动强度等多方面建筑行业的顽疾。”在结营仪式中,李泽湘说,而其中的获胜者,将有机会获得全方位的资源支持,进一步推动项目的孵化。 这其实是李泽湘他们在创新人才培养上的探索,通过创业营,有针对性地让学生寻找市场痛点,并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这样的模式,在大洋彼岸的欧林工学院(Olin College),得以验证。 李泽湘前后三次,到欧林工学院(Olin College)取经,去年,他把欧林工学院(Olin College)创校校长理查德·米勒(Richard·Miller)邀请到松山湖给学生们演讲,胡子花白的米勒提出,21世纪的教育,是去发现重要的事情,进行团队学习并且创造能够改变生活的东西,要知道,一个多学科背景的团队围绕真正复杂的问题解决,是21世纪的黄金标准。这番演讲让李泽湘激动不已,“欧林工学院(Olin College)的实践和成就有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列主义一样,为我们的新工科教育找到很好的借鉴。”他曾在演讲结束后如是说。 今年年初,他便亲赴欧林考察,随后又邀请了欧林的学生们到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与创业营的学生们分享经验。 他发现,欧林工学院(Olin College)的学生必须学会用设计思维去提问题,发现问题和定义问题,再用数理、科学和工程技术去探索和迭代解决问题的方案,同时了解人文、商业技能和伦理进而推动方案的商业化。有过项目制学习经验的学生无论是在初创公司还是其他环境钟都比同龄人表现卓越。 “工程教育应该从视野培养开始,树立远大目标。为此,学生必须学会用设计思维去提问题,发现问题和定义问题,再用数理、科学和工程技术去探索和迭代解决问题的方案,同时了解人文、商业技能和伦理去推动方案的商业化。”李泽湘说。 为了能够深入了解建筑行业的痛点,营员们需要花一到两周,甚至更长的时间进行实地调研,然后再和行业工程师进行讨论,最后与行业专家把关。 广东工业大学的学生林旭洵对此印象深刻。 他们的项目是铝膜装配机器人,市场调研就花了约两周时间,在工地上与工人、包工头聊天。最开始发掘了十个痛点,逐渐收敛。他们发现,在高层建筑主体建造中,常使用铝膜板作为混凝土浇筑的模具,一层楼有约5000块20公斤左右的铝模板,将这些铝模板装配起来,每层需要30多人花2天时间。于是,他们将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把铝模板的拼装和固定工序自动化。 来自浙江大学的杨逸豪和他所在的团队所做的是服务于塔吊地面驾驶舱的半自动化智能系统,解决的是塔吊操作中的安全问题。他说,最初团队想做的是智能逃生装置,但在进行实际调研和设计的过程中发现,直接解决塔吊操作问题更实际。 尽管41天完成的项目,距离市场化还有很长距离,但作为创新性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在李泽湘看来第一步是成功的,“学生的创业项目就是要敢于想象,创业者和打工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激情。”而在两周的时间里能做出这样的项目,基于他们之前得到的训练,也是得益于基地基本设施以及周边得天独厚的供应链优势。 到松山湖去 结营仪式所在的松山湖南接深圳,北接广东,与寮步镇、大岭山和大朗镇三镇接壤,莞深高速从其中部穿过,松湖烟雨水汽朦胧。 几年前为了给创办的几家企业寻找新的发展腹地,李泽湘在以深圳科技园为圆心,周围一小时车程内的产业园区考察一遍后,选择了松山湖。李群自动化和逸动科技成为入驻基地最早的两家创业公司。当时,还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李泽湘常对学生们说,不要沉迷于港科大的美景,要干一番事业,应该到一线工厂去,到深圳、松山湖去。如今,这里成为了全球硬件孵化成功率最高的区域。用李泽湘的话来说,三年以来,在这里孵化的团队,基本上80%都能够一步一步走下去,“这种成功率,尤其在硬件孵化领域,世界上很难再有第二个。” 去年,华为将总部从深圳搬迁至东莞松山湖,为这个园区又增添了一抹高科技色彩,出租车司机聊着华为的八卦,附近的东方银座酒店入住的一批华为大学新员工,正在大堂唱着“华为之歌”,“背负民族振兴的希望,我们诚实,积极向上”。 松山湖总部一号17栋,是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XBOT PARK所在处。李群自动化和逸动科技成为入驻基地最早的两家创业公司。 从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XBOT PARK的大门进去,脚下是一整个机器人知识体系的地图,抬眼看到的,是一行字“For a Better Life!机器人,让生活更美好”。 入口处是甲骨文、汉字、罗马文、僧侣文和阿拉伯数字,构成了数字时代的基础。再往前是统治人类两千年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再然后是勾股定理,路线一直延伸,陆续迎来牛顿的经典力学、微分、积分、再到更为专业复杂的数学公式,路线图的最后,是李泽湘与Richard M. Murray、S. Shankar Sastry所著的《Robotic Manipulation》(《机器控制论》)的教材。再往前,是基地展厅,这是李泽湘团队构建整个机器人梦工厂的思想缩影,大疆的故事也在其其中陈列展现,记录了汪滔从最初的机器人比赛到创业的全过程。 从Robocon、RoboMaster、创业营、设计思维训练营机器人暑期夏令营、粤港机器人学院中培养未来的硬件创业者,是李泽湘描绘的理想创业路径。 恩茁科技创始人钟昆恒,便是这个路径的典型案例。从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毕业的他,有两次Robocon(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国内选拔赛)比赛的经验。 这个比赛,开始于1988年的日本,1990年成为一项国际性比赛,历时十年,宗旨是为机器人工业的发展发掘培养后备人才。大疆的创始人汪滔就有过两届Robocon比赛的经历。 同样拥有两届参赛经历的钟昆恒,加深了对机械的认识。 大三时期,钟昆恒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但彼时更多人回应他的是冷眼。他本打算先在深圳找份工程师的工作,工作几年后再创业。 入职前,新公司的老板给他报了名,参加了李泽湘开办的“机器人微分几何理论及应用国际暑期研修班”,钟昆恒的创业火苗重新燃起。 2015年9月,基地给了钟昆恒一笔探索基金,恩茁科技在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XBOT PARK诞生,他想做的是改变中国农业现状,发展农业自动化。 松山湖的优势在于供应链,“世界工厂”所积累的制造业优势,给了这里的企业相较于欧美更快的迭代速度。加之有了李群自动化和逸动科技这样的先头部队探索了一批靠谱的供应商,使得钟昆恒他们少走了不少弯路,并且可以在一开始就与供应商建立信任,供应商们听说是逸动、李群介绍的企业,也愿意合作。“新团队过来,只要跟这些人每个人吃个饭,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李泽湘说,建立四年多以来,在孵化基地,从工业零部件到装备、系统集成、IoT类消费品&智能家居、环保农业等领域已经聚集了五十多个团队。 松山湖模式 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李泽湘脑中,已是经历了多年的迭代。 时间追溯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年,顺德一家企业的老板买了一台设备,却运作不起来,到学校里寻找帮助,偶然间找到了李泽湘的团队,那是李泽湘到香港科技大学(HKUST)的第5年,邓小平南巡的那一年,他带着“想办一所大学”的想法来到刚成立不久的港科大,创办了数控研究实验室及自动化技术中心(ATC)并担任主任。 帮企业解决完问题之后,李泽湘开始思考如何把学校的科研与产业结合起来。当时,产业对于他们所做的研究需求还不大,如何使这些研究走出去,是第一个大难题,“不是等这个产业发展起来,而是去创造产业。” 机会始于1999年。这一年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三方携手创建深港产学研基地,以促成两校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固高科技有限公司由此诞生。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后,深圳市委市政府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第一经济增长点的战略决策。如今,固高科技已成为机器人控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企业,占据了国内50%以上的市场份额。 创办固高的过程中,李泽湘直言,其最大的体会就是人才的匮乏。尽管香港科技大学培养了不错的一批学生,但是他们大部分还没毕业就跑到硅谷,或者是到美国的学校去深造了,愿意到深圳来的学生很少。而单纯通过技术商业化,科研人员将成果转移给企业的方法,最大的问题时,“好比你生的小孩交由别人抱养,而别人同时又有十多个自己的小孩,导致成功率不高甚至很低。” 有了固高这个“1.0版本”,李泽湘开始思考,对于产业发展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在这个“1.0版本”上迭代出“2.0”。“大学最重要的成果应该是学生,而不是论文。”李泽湘在港科大开设了两门新的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动手、团队合作、沟通能力和工程意识。汪滔,就是其中机器人比赛与设计课程的学生。 香港科技大学“3126”室机械攒动声不断,这是李泽湘在港科大的实验室。几年来,从这里走出不少硬件领域的创业者,大疆创始人汪滔、李群自动化创始人之一的石金博、逸动科技的创始人之一陶师正。在“3126”,许多都来源于学生的课题或毕业设计,例如大疆的无人机、逸动科技的电动船外机。 2009年,陶师正、潘宗良和张逸弛,还有几位同学一起组队代表香港科技大学参加了Robocon比赛,带队老师就是李泽湘。对于一个大二的学生,彼时的陶师正并未有太成型的创业想法,李泽湘常会问陶师正,“我今天要去固高,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下?”去其他企业参观,也带着陶师正,“我就经常跟他到处跑,慢慢被熏陶了。”陶师正说。2015年1月1日,逸动科技正式入驻松山湖基地,主攻电动船外机。 除了解决创新人才培养这一核心问题,还需要造另一半桥,产业孵化和加速平台,来链接创业人才与产业。 2014年,李泽湘联合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甘洁、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原院长高秉强一起发起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XBOT PARK,继续迭代“2.0”的“3126”模式,从单个团队、实验室孵化,到创建一个孵化平台,吸纳更多的创业团队,“我们一方面到国内的各个大学里面进行宣传推广,把这个理念和一些成功案例介绍给大学生。让他们了解大学生也能够创业,不见得非要到企业工作很长时间,积累很多经验之后才可以创业。实际上最能创业的时间就是在20多岁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犯一些错误也没关系。” 通过项目制教学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然后通过精益创业的创新孵化平台,将二者有机连接。 “经过20年的创业与孵化实践,我们积累了一套创业孵化经验,并于4年前建立了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来实践我们的理念。50多家公司在基地生根、发芽并快速成长起来,而基地的孵化生态也伴随着这些企业的发展不断迭代和完善起来(我们的创业成活率远高于其它地方)。”李泽湘说。[详情]

经济观察网 | 2019年09月27日 16:13
中国商业进化史|你对我闺女不好,都没带她去吃麦当劳
中国商业进化史|你对我闺女不好,都没带她去吃麦当劳

  原标题:【吾国吾民】郭增利:让商业成为社会基础设施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雅楠 9月7日,全国30余家商业地产资本方、业主方、服务方代表齐聚南京,在中购联的组织下探讨购物中心全国团体标准。这次专家研讨会涉及的标准包括:购物中心资产管理标准和指标体系、购物中心租户服务等级评价标准,以及购物中心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规范。 在现场,讨论异常激烈,会议时间过半,针对第一项议程——资产管理标准的讨论还没有要停的意思。不止一位业主方代表说,因为数据标准不统一,没有办法做行业对标,资本价值也没有被最大化地体现出来。 翻阅中国商业地产企业的年报会发现,很难在统一的指标下进行比较,比如最简单的面积,就有着不同的披露口径,有建筑面积,有可租赁面积,有的包含车库,有的不含车库,以至于商业项目的坪效等基本经营效率数据都无法获知。这种情况和国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坪效更加详实的经营效率指标,都是公开可查的,这是资产流通的基础。 如果孤立地去看这场购物中心标准启动会,很像一场神仙打架,但如果把它放在更大的视野里,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商业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 郭增利,作为中购联购物中心发展委员会主任,是这一次研讨会的主要召集人。他20世纪90年代初供职于中国国内贸易部,在时任内贸部科技司司长王晴的带领下,致力于中国商业科技系统的早期搭建,直到2001年政府机构改革后,进入购物中心领域,至今见证了中国商业30年的发展历程。 从“禁止打骂顾客”的物质匮乏时期走来,郭增利深知中国商业经历的巨大变化;同时因为工作关系,他对商业的发展有着和普通消费者不同的视角。 郭增利很清楚标准体系对商业的作用和意义,就像当年他所在的内贸部电子技术应用推广中心推广商业科技系统一样,尽管普通的消费者无法切身体会到这些后台系统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它们不一定会直接地反应到C端的消费体验上,但对商业流通领域来说,标准化有着深刻的意义,它是这个行业“基础设施化”的重要步骤,带动的将是整个商业的系统性升级。 搞活大流通 1992年4月,北京第一家麦当劳在王府井开业,据报道,这家麦当劳拥有700个座位,29台收银机,开业第一天接待了4万名客人。 郭增利回忆,一个汉堡九块钱,加上小食饮料,两个人吃下来要二三十块钱。他当时刚工作不久,月薪只有120块,花掉工资的四分之一吃一顿麦当劳是奢侈的,所以总带当时的女朋友吃三块钱一碗的加州牛肉面。女朋友的妈妈颇有微词,说“你对我们家闺女不好,都没带她去吃麦当劳”。 现在回看,被麦当劳定义的高级生活实在匪夷所思,但那就是当时人们趋之若鹜的生活体验。除麦当劳外,家电专门店、大卖场、洋快餐、雅诗兰黛等化妆品牌等纷纷于上世纪90年代左右在中国落地生根了。 从物质短缺时代走过来,人们为琳琅满目的商品带来的丰足感欣喜。每周,郭增利会骑行15公里,从南三环的成寿寺一路到北三环的静安庄家乐福大采购,大包的纸巾、易碎的鸡蛋把自行车装得满满当当;他也会辛辛苦苦攒上7000块钱买一台进口的索尼25寸彩色电视机,在父母的数落声中开心良久。 在内贸部工作的郭增利,清楚物质的丰富有着清晰的政策背景。1994年,他供职于内贸部商业发展中心,主要负责筹备全国商品交易会,包括外贸口的广交会和内贸口的天交会和上交会,那是一个搞活大流通的历史阶段。 光有流通是不够的,流通还需要效率。郭增利1996年第一次去日本,开始深入接触到科技在商业领域的应用。此后数年,他所在的内贸部电子技术应用推广中心的主要工作,便是在内贸部科技司司长王晴的带领下,在中国的商业流通领域进行科技化改革的推广,包括零售业流通科技、冷链物流等等。例如,电子技术应用推广中心当时在中国推广MIS(管理信息系统)系统。现在看来,已经是非常稀松平常的管理系统,现在的商业零售企业的后台管理系统功能要比MIS系统强大得多,但在那时,MIS还是新鲜事物,部分率先应用科技手段的企业,还可以获得贴息贷款等金融扶持政策。 IBM、富士通等企业,也乐于对中国商业企业给予考察、学习上的支持,这也促成了后续这些企业在中国商业科技市场的占有率。 郭增利记得,当时电子技术应用推广中心差不多每两个月就要举办一次培训,除了商业流通企业外,各地商务厅、商委的官员都会积极地参加,培训场地经常会爆满。 MIS系统这样的管理系统也不会带来C端消费的明显变化,但是对商业企业的内部流程管控作用非常大。 简单来说,可以把这样的后台系统理解为商业流通企业的基础设施,企业可以从源头控制“进销调存”,使得流程更加严谨,减少人为损耗,从经营层面提高商业的现代化水平。 让商业可持续发展 回顾那段并不遥远的时光,我们仍旧会感觉陌生,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已经太久没有商品短缺的感受了。不仅如此,从虚拟到现实,商家无所不用其极地在吸引消费者的关注,让你买它!买它!买它! 购物中心大规模取代了百货,且购物中心里的消费场景无数,创新品牌无数,这很容易带来一种感觉——我们的商业发展已经非常充分了。 来自商务部流通发展司的报告说,2017年中国商品零售额为32.7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中国商品零售额增速仍处于较高水平,分别比美国、欧盟、日本高5.7、6.1和8.3个百分点。但另一方面,增速也在明显降低,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数据是,商品零售额增速近五年年均下降0.7个百分点。 实际上,我们的商业发展并非没有短板,而且,这些短板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增长的潜力。 在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坛第十七届年会上,住友商事中国生活关联产业部门总经理大野隆平的演讲引发了在场数百名中国购物中心从业者的关注。 他在PPT上展示了两组图片:一张是中国的餐饮店,图片配文是,中国风靡一时的网红潮店。小清新、INS风,穿着入时的年轻人拍得出美美的照片发社交媒体,至于食物的味道,其实没人太在意。另一张是日本的餐饮店,图片配文是,日本亘古长青的百年老店,言问团子店龄160年、村田眼镜铺店龄403年、榛原和纸店店龄212年。 两相对比,带来强烈的冲击感。郭增利是这场会议的组织者,他说,在中国,创新已经成为大方向和主基调,但国内购物中心和零售业往往只盯着出奇的创新,而对逻辑和本质的尊重明显不足。比如零售的本质是服务,资本的本质是通过社会价值实现稳定增值等。国内商业似乎更希望通过种种出奇的方式获得表面的差异化“优势”,而这种暂时性优势却未必能经得起理性消费的市场考验。成熟市场则不同,企业发展模式是在一个产品上做深度延展,甚至达到极致状态,用这种方式体现自身持久和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并且以此为终极发展目标。 这不仅是日本商业的坚持。郭增利在英国考察一个购物中心时,UCL(伦敦大学学院)一位知名教授直言不讳地说,这个购物中心在当地并不受欢迎,因为它破坏了城市原来的人文环境,开发商赚了钱,但它的破坏力和为这城市的带来的创造力相比,破坏力更强,只有对现有环境破坏最小的商业才是可持续发展的。 这番话给郭增利带来很强的震撼,也促使他更多地思考中国商业地产的发展方向。他认为,对品质的注重并没有成为国内商业发展的最高诉求,这也是供给侧无法真正满足消费需求的原因所在。潜心社会价值,方得企业始终。人本思维、利他思维和社会思维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真正王道。做商业尤其如此。[详情]

经济观察网 | 2019年09月27日 16:11
中国电竞第一人SKY李晓峰:做职业选手的“最强王者”
中国电竞第一人SKY李晓峰:做职业选手的“最强王者”

  原标题:【吾国吾民】中国电竞第一人SKY李晓峰:做职业选手的“最强王者”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饶贤君这是中国电子竞技的一个大时代。 IG战队斩获了英雄联盟S系列首冠、OMG拿下了中国首个绝地求生世界冠军、中国队在暴雪嘉年华中获得炉石传说世界杯冠军、全世界电子竞技项目总奖金额最高的TI赛事首次在中国上海举办……中国电竞百花齐放。 从端游到手游,从俱乐部到选手,从观众到主播,一条链接着全国4亿电竞用户的生态链条正在被完善打通,电竞行业在政策与需求端的双重红利下急速发展。 无论未来如何书写,SKY李晓峰的名字总会排在第一个,像是首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他第一次将中国的电竞带到了世界电子竞技的顶峰。 从1998年初遇星际争霸,到2015年创立钛度至今,李晓峰完整地经历了中国电竞从萌芽到辉煌、从无序到蓬勃的跌宕起伏。 从自闭到冠军 第一次接触RTS(即时战略类)游戏星际争霸时,李晓峰只有13岁,这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游戏的世界里掌控沙场,让李晓峰找到了被认同、被重视的感觉,“像是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在虚拟世界获得的满足感,是李晓峰在现实生活中空缺的一块,一个人工作养活全家的父亲和要照顾弟弟妹妹爷爷奶奶的母亲都背负着巨大的生活压力,这也导致了他们对李晓峰缺乏足够的关心,棍棒教育取代了沟通,李晓峰感到自己没人关心、无路可走。 在相当长时间里,李晓峰变得有些自闭。面对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李晓峰更愿意将心思放在游戏上,“我很早就发现自己的胜负心很强,和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我就想击败他们,打败了朋友之后,再去找网吧里的高手挑战,之后去挑战网吧老板,再之后,就想打比赛了。” 2000年,中学毕业的李晓峰开始了寄宿生活,每个月200元的生活费,他拿出了150元每天在网吧包夜训练,剩下50元作为一个月的伙食费。 每天通宵后,李晓峰会在网吧旁的早餐店买一块钱十个的水煎包,盛三四碗免费的粥,喝到吃撑了为止,这几乎就是他一天的全部饮食,回到宿舍睡上一整天,起床看看室友桌上有没有什么吃的,接着去网吧通宵训练,偶尔通宵到一半实在饿得不行了,才会拿出兜里仅剩的几块钱买些东西吃。一直到2003年毕业,李晓峰还欠了学校旁边网吧老板200元网费,“在那个阶段实在还不起,只能溜了,真的没办法。” 毕业后,李晓峰拿到的第一份“Of-fer”是在郑州的一个网吧,免费提供电脑训练,每个月的工资是20元,“我就跟着家庭条件比较好的队员吃饭,人家煮一碗泡面,我说你吃一半给我留一半,两个人分着吃,中间有去参加一些比赛,也拿不回来多少奖金,一两百。” 一直到2004年,加入了正规的电竞俱乐部成为魔兽争霸职业选手,李晓峰的职业生涯才真正意义上踏入了正轨,整整六年在温饱边缘挣扎的困苦日子为他带来了不低头不服输的好胜心,这在今后的大赛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困境或是顺境,操刀人族(游戏中种族)被称作“人皇”的SKY,总能为观众带来精彩绝伦的经典战役。 李晓峰开始收获果实,数以百计的冠亚季军三强荣誉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表格,其中包括了当年War3项目含金量最高的世界级荣誉、也是中国电竞选手所取得的第一个个人世界级荣誉——WCG2005冠军,以及WCG2006蝉联冠军。时至今日,SKY李晓峰的名字仍在WCG名人堂中铭刻。 数以万计的玩家在李晓峰拿下冠军的消息前欢呼雀跃,他鼓舞了众多不知出路的“SKY们”勇敢踏上职业道路。 从十万到一亿 身披国旗在WCG2005的舞台上怒吼的那个瞬间,年仅20岁的李晓峰还不知道这个冠军对于自己的意义,“激动肯定很激动,但我最大的想法其实是——发财了。” 超过十万元的WCG冠军奖金,对于当时还领着每个月一千元战队工资的李晓峰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几乎等于十年不吃不喝得到的工资收入。 单一的收入体系、缺乏长期投资资本,是制约老一辈电竞人发展的重要因素,窝在绿皮火车的角落吃着泡面,奔赴全国各地打比赛是老一辈电竞人的真实写照。 李晓峰对第一次自己到外地打线下比赛的印象依旧深刻,“当时听说西安有个比赛,奖金有500块,就自己跑去西安打比赛,太紧张,打的时候全场手都在抖,没几轮就被淘汰了,当时我是借钱买的火车票,回去之后就没钱了,一路从火车站走回宿舍,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输掉比赛就输掉了一切。” 尽管有李晓峰这样的选手可以一路披荆斩棘登顶,但贫瘠的国内电竞土壤却依旧繁衍不出能够突破行业边界的模式。在这个阶段,还没有长线大资金对电竞有太多投入,更多的战队其实是网吧组织的“职业打手”,一些俱乐部的雏形更是完全靠情怀以及对游戏的热爱支撑。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带来了破局的曙光。2011年,王思聪携自己5个亿的“创业资金”,成立了普思投资,收购了电竞俱乐部CCM并改名IG,以重金在英雄联盟、刀塔、星际争霸领域从各大战队挖人,将行业的薪资推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俱乐部的运营迈向商业化。 有IG的选手爆料,只要在比赛中夺冠,“王校长的人拿着一个黑麻袋就过来了,里面全是钱”。最优秀的选手在重赏之下聚集,IG成立的第二年,刀塔分部就代表中国首次拿下了世界级大赛TI2的冠军。 李晓峰很感谢王校长的出现,“他的名气给行业带来的曝光,他引领了资本进入电竞,一下子让行业的工资涨了三四倍,就像大浪淘沙,有资本支持的、有运营能力的俱乐部能够活下来,行业的规范化进程大大加快了。” 商业化的齿轮开始转动,与此同时,曾经的“网瘾少年们”逐渐成长为社会消费的中坚力量,电竞行业的消费潜力开始爆发,2011年,英雄联盟由互联网巨头腾讯带入中国,巅峰时期玩家总数超过亿人,2012年,YY首个开启了电竞直播功能,游戏直播平台大量涌出,2013年,《我叫MT》收割魔兽世界情怀玩家成为现象级手游,从后,层出不穷的手游开始强势分割端游用户群,并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电竞项目。 电竞行业进入了增长的快车道,热门项目的明星选手们迎来了红利期,粉丝热情高涨的淘宝网店、疯狂高薪挖人的游戏直播平台为他们带来了远远超过工资的高额收入,行业的变化让包括李晓峰在内的老电竞人措手不及。 过于“野蛮”的膨胀式发展使得真正的竞赛与这些应当是竞赛产业链条补充的板块之间一度失衡,“人都是有惰性的,很多选手发现退役之后做直播赚的钱比打比赛赚的还要多,就不愿意打比赛了,或者说失去了以前必须赢的内在动力。” 好在随着直播等衍生产业回归理性,俱乐部、联赛、选手制度趋于健康和完善,失去的平衡被逐渐找回,如今,DOTA2的TI9赛事将电竞最高奖金刷新到了超过2亿元,而大型俱乐部商业价值也早都超过了亿元,选手身价开始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算。 从选手到“幕后” 中国电竞步入快车道的2013、2014年,其实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迷茫的时刻。2013年,李晓峰未能出线WCG2013的中国区总决赛,这成了他在WCG上的终赛,2014年,被视作魔兽争霸项目“世界杯”的WCG宣布停办,“这就好像告诉一个运动员,世界杯、奥运会没有了,你所追求的世界巅峰也没有了,很迷茫,不知道该干什么。” 在这期间,李晓峰担任过WE俱乐部LOL分部的领队、做过直播、担任过战队教练,尽管依旧在电竞舞台上,但他内心深处依然有遗憾,“我以前的想法很简单,要打一辈子的职业比赛,但是后来发现,社会在发展,游戏在更新迭代,魔兽争霸没落之后,大家不再关注你了,心里是很失落的。” 李晓峰很快调整了心态,十多年充满荣耀的电竞生涯、不服输不认输的胜负心让他坚信,生在什么时代是自己不能决定的,但一定有自己能够做、值得做的事业。 2015年,距离自己拿下中国电竞第一个冠军整整十年、在自己三十而立的年纪,李晓峰宣布退出魔兽争霸并创立电竞外设品牌钛度,从选手成为一名创业者,李晓峰为钛度定下的目标是做最好的电竞外设品牌。 时至今日,鼠标、键盘、耳机等外设的中高端市场依旧被罗技、雷蛇等国际品牌牢牢把控,从零开始的李晓峰和钛度,像曾经的少年SKY一样向强者发起挑战。 同样是由世界级知名项目选手创业做项目装备,同样以名人效应和粉丝经济打开市场,不少人将钛度称为电竞李宁,“其实我们为这个品牌考虑过很多奇怪的名字,天空(SKY)也有,还有板砖、菜刀什么的,最后定下来态度的谐音钛度,想表达这个品牌以打职业的态度做产品,钛字最终定下来旁边是金字旁,也比较符合电竞外设的产品。” 如今,钛度形成了一批拥趸,同时产业链条也不拘泥于电竞外设,还包括电竞馆品牌加盟、电竞教育、电竞上下游软服务等等,在电竞业态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生态运营体系。 迅猛发展的不仅是钛度,中国电竞行业的产业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丰富、发展,这是中国电竞的黄金时代,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电子竞技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和最有潜力的电子竞技市场,未来五年对电竞人才的需求量将达到近200万人。 如今的李晓峰,不再有那么多的时间在电脑前酣畅淋漓地操作,如今他还会在企鹅电竞上直播热门手游和平精英,凭借职业级的反应意识与操作,34岁的李晓峰仍然占据着和平精英全服最前列的排名,“让你做好一件事的一定是热爱,如果未来我的孩子想要做电竞职业选手,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他,让他做电竞职业选手的‘最强王者’。”[详情]

经济观察网 | 2019年09月27日 16:11
“华为六君子”彭剑锋:陪伴中国企业一路生长
“华为六君子”彭剑锋:陪伴中国企业一路生长

  原标题:【吾国吾民】“华为六君子”彭剑锋:陪伴中国企业一路生长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陈白“中国企业的成功或许各有不同机遇,但总结起来都是尊重常识的成功、尊重规律的成功。”当面对我们抛出的“近现代历史变革中的中国企业得失成败”这样的大问题时,彭剑锋用了这样一句极简的句子作为他的回答。 彭剑锋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也是中国最大本土咨询公司之一的华夏基石创始人。他另一重为公众所知的身份是“华为六君子”之一,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与另五位人大学者——包政、黄卫伟、吴春波、杨杜、孙健敏一起,辅助任正非起草了《华为基本法》。而当年的“六君子”,如今均已经成为人们提到中国管理学界领军者时无法绕开的名字。 彭剑锋以及与他站在一起的那些学者们,与我们通常理解中端坐象牙塔之上的学者并不一样,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他便与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代企业家们一起,投身于后来三十年激荡的历史洪流。 “在中国或许不会有比我接触更多大大小小企业家的管理学者了。”彭剑锋感慨道。在践行咨询的过程中,包括美的、TCL、新奥、六和、联想、苏宁、海尔等等一批成长于八九十年代、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公司们背后,几乎都有彭剑锋的身影,他或参与了企业最初的管理大纲建设,或为企业提供了一整套的人力管理制度。正如他为他后来创办的管理咨询公司命名为“基石”一样,这些制度组成了中国民营公司的管理架构底层。 当伴随着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们往往会联想起当年日本崛起时日本管理学的风靡,对于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对管理学科的反哺,彭剑锋的观点是,我们依然需要“在尊重常识和规律的基础上,再去创新,再形成中国特色。” 出道 对于彭剑锋来说,故事的开始,可以追溯到的是1993年那套被他称为“大部头”的八卷本近一千余万字的管理制度与案例全集——《现代管理制度、程序、方法范例全集》的正式出版。而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刚刚引入市场化的机制,中国当时的那些最优秀企业的领军者们,还处于管理的混沌当中。 在今天看来,这套书更多只是一项体力活,一千余万字,全是手写稿,“我们只是把当时美国和日本的企业成功经验与最优制度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编译和介绍。中国第一代管理学人基本上也是拿来主义,将欧美企业的制度与实践案例编译一遍,学习一遍,自然就成了专家。我认为第一代管理学者与中国企业的管理一样,先拿来主义,都是从模仿学习开始,从管理的A B c 开始,这没办法,因为我们自己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一片空白,这套书也为刚步入市场化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可直接参照使用的最佳范本。”彭剑锋说。 但在当年,这一常识的普及,不仅改变了这位学者后来的命运抉择,也在中国企业初创期的湖心引发无限涟漪。 那些在后来我们耳熟能详的企业家名字在那一段时间都先后注意到了这本书,并向彭剑锋发来了咨询求教的橄榄枝,深圳宝安集团就是其中一家。 1995年7月,彭剑锋联络召集了包政、黄卫唯、孙健敏等人受邀前往深圳宝安集团做咨询工作。这份邀约正是来源于宝安当时的人事部副部长张维(现基石资本董事长),他看到了这套《范例全集》,并特意赶往北京与彭剑锋见面,请专家组为宝安集团制订考核与薪酬体系。 对于当时的企业来说,咨询还是一项新鲜事儿,咨询费更是闻所未闻。“这一咨询项目一开始我们谈的是20万。但是后来他们只给我们10万。我还跑到了老板办公室去跟老板理论。” 彭剑锋笑着说,“其实我能够理解他们。一个是对咨询本身的价值,当时其实大家都还属于一个摸索期。二个是我们本身所做的东西其实也未必真的适合企业的需要。因为当时我们都是高校老师,也都只有书本知识。” 正在这期间,当时身处深圳南山区的一家默默无闻的民营小公司的干部部副部长张建国.(后成为华为首任人力资源总监)也看到了彭剑锋主编的这套《全集》。他兜兜转转找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深圳的办事处,后者推荐了彭剑锋他们前去讲课。 彭剑锋和他的学术伙伴们当时并不清楚找来的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只是觉得这里有许多年轻人,听课的学员年龄普遍都在二十多岁,“仿佛回到了大学”。也正因此,当他在讲课时,总会注意到教室后排坐了一位四十来岁、年纪稍长的员工。“我在讲课的时候他会提一些问题。我就觉得这恐怕是老板。后来课间休息的时候,他就走上前,工作人员介绍说他是这家公司的老总。”彭剑锋说。 当时彭剑锋所讲的课程题目是《中国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基本问题》,那位老总对他说,“彭老师,你所讲的民营企业的最基本问题我们公司现在都存在。我们从农村进入城市市场以后,就面临二次创业问题,就面临一个组织化的问题和系统管理问题。 你所讲的问题我们现在全有。” 这家公司就是华为,而这位总是不断提问的中年人,就是任正非。 在那以后,以彭剑锋为首的六位学者开始陆续展开对华为的管理咨询工作。华为的第一个咨询项目是市场营销部的绩效考核制度,目的是把年终奖金发出去,因为市场人员远离公司,任正非搞不清这些人的绩效到底如何,而面对各办事处报上的分配方案,心中又没有底,所以迫切需要建立市场人员的绩效考核体系,作为发放奖金和增加工资的依据。 当时的彭剑锋、包政、吴春波组成三人咨询小组,按照刚刚从日本归国的包政所建议的日本企业绩效考核模式,给华为建立了最初的营销绩效考核制度,将营销人员的绩效分为S A B CD 五个等级,并按强制分布进行人员排序 。那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引进咨询机构,进行管理咨询。 后来,他们开始参与起草《华为基本法》。当时参与基本法的六位学者,分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业经济系、劳动人事学院和计划统计学院,当时的平均年龄是35岁,其中四位博士,两位硕士。 至今,这六位学者依然会每年相聚,他们依然讨论着中国企业的浪潮迭代。在后来的回忆中,“六君子”中的另一位人大学者吴春波曾经这样写道,“当年,我们在华为的感觉特别好,比在校园的感觉好多了。每次公司开高层会议,任正非基本上都会说:请人大教授说说。在稚嫩的华为面前,同样稚嫩的我们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成就感……我的微博签名后缀是H-R,H代表华为,R代表人大,人生只为一件大事来。” 成与败 除了陪伴中国企业一路生长,在彭剑锋看来,有一类人群往往为我们所忽略。“失败企业和失败企业家,我们不能以成败论就一杆子打死。”彭剑锋说。 “我们回顾历史,这些失败者仍然值得尊重,他们对中国企业实践的贡献应当受到尊重。他们的教训为其他人的最优实践提供了经验,而管理学最大特点,恰恰经验教训本身也是财富。”彭剑锋向我们列举了他认为的那些被低估的所谓“失败”企业家们,其中包括了牟其中、唐万新、吴炳新、马胜利等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其中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失败案例是福建的实达集团。 作为中国首家上市IT企业,创立于1988年的实达在当时如同今天的BAT一样家喻户晓,实达一度创造了中国IT界的“蓝色神话”。然而后来一系列决策的失误、多行业发展、股权变卖、无休止的巨额担保,最终把实达的资金链彻底断送。 作为实达的主要咨询公司麦肯锡,也因此一役备受诟病。 在彭剑锋看来,如果说要追溯推动中国企业发展的力量,一个是那个年代管理学者翻译的西方管理著作,另一个则是西方咨询公司。“尽管他们后来在中国遭遇了许多问题,但是确实是他们帮助中国企业引进了全新的管理理念和全新的工具方法。” 但实达一案依然被认为是西方管理咨询在中国的失败转折。麦肯锡作为全球咨询业的顶尖公司,却并没有解决实达存在的问题。麦肯锡神话的破灭,这在当年把西方管理工具奉为圭臬的中国企业界无疑是一记重击。 但彭剑锋认为实达的失败并不能怪麦肯锡。“麦肯锡的战略与变革方案并没有错,错在实达的执行层面。”这是作为多年咨询人的彭剑锋感受到的中西之间的最大差异之一。 “在中国你做咨询,如果不做到执行层面是没有用的。这和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你只要做一套方案,它有一套职业化的管理班子,只要认同这套方案,就会能够按照你的方案去执行。中国你光做方案没有用,咨询人也必须得跟客户完全泡在一起,你既要当教练,又要随时上场踢几脚球。”在彭剑锋看来,中国企业与全球一流企业之间的差距正在于与科学管理体系建设的滞后,“麦肯锡做的方案,到了实达完全没有执行力,或执行一半,发现有阻力又退回来,结果新的体系没建起来,老的体系又拆乱了,咨询方案执行中煮成了一锅夹生饭,实达的执行体系差的是什么?是没有一个科学的组织管理体系,没有职业化的队伍去落实这套东西。“ 除了科学管理体系的滞后,彭剑锋说,实达的溃败还出在另一个致命问题——企业家缺位。 当时,作为实达的咨询人之一,彭剑锋与甄源泰等人给实达递交的第一份诊断报告的题目就是《实达企业家缺位》,彭剑锋曾参与了数次实达的经营班子讨论会。“在那个会上,我都想冲上去主持会议,为什么?总经理叶龙基本上没有领导权威,各路诸候各有各的价值主张和主意,民主是够民主的,但没有人拍板决策。中国企业还是需要有人说话算数的,中国企业内部搞民主是搞不起来的。中国企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需要一定的统一的思想和意志,需要一定的集权和威权,才具有执行能力。” 不过,彭剑锋依然觉得实达是一个极具中国企业特色的样本,“实达出问题出在企业家缺位。不过有意思的是,实达里面最后这些高管在离开了实达以后所造就的上市公司差不多有一二十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实达的另类成功” “所以我认为,研究中国企业的发展史,你还不能离开这些失败的企业。我觉得成功企业丰富了中国企业的管理学理论与最优实践,但同时这些失败的企业,也丰富了中国企业的管理学的实践。”彭剑锋说。 对于企业的管理创新的边界,他依然保持着管理学者的观潮式远视。彭剑锋眼中的成功和失败教训十分清晰,正是他所反复强调的是否尊重常识、尊重规律。彭剑锋认为,华为的成功,某种意义上是尊重常识的成功,比如,做企业要产品领先,这是一个常识,而要产品领先,就要加大研发的投入,华为就每年从销售收入里拿出百分之十以上的份额砸在研发上,近十年华为研发投入4800多亿,从而实现了华为产品与技术的全球领先;做企业要专注、要聚焦,要将核心产品做到足够规模,才会有规模优势,这也是常识,但许多企业就是死在盲目多元、不专注,、过度投机上,而华为就是专注于通信领域,不做投机生意,坚持长期价值主义;再比如,老扳要舍得分钱分权才能聚天下人才为我所用,这也是一个常识,但很多企业家真到分钱分权时,就心疼钱,舍不得分权,而任正非的成功就在于舍得让利,善于分权,分钱分到人才心跳,分到员工心疼老板、感恩老板“,常识有时会反人性和考验人性,所以许多人恰恰难以按常识去做,很多企业的失败,其实都是犯了常识性错误,没有将常识做到位。我们不否认这些企业虽然有很多创新,企业家胆子也很大,但最后都败在违背经营管理的基本常识与规律上。” 活在当下 作为60后,彭剑锋说他这一代管理学者,也得益于时代的机遇。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彭剑锋可能会是一个炼油厂的锅炉工——在大国企时代,这仍然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那时候一共我们宜春市才六个指标去国企九江炼油厂做锅炉工。”当他准备放弃工人的工作,全力高考去上大学的第一次考试,1978年参加高考“数学才考一分”。后来,在他补习了12卷的数学丛书之后,他以全市的文科状元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当时当地传言一毕业就可以当“地委书记”的学校。 1986年,彭剑锋从人大硕士毕业,即将面临分配的他,被赵履宽教授挽留下,任教人大。赵履宽是中国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和教育的开拓者。那一年,彭剑锋才二十六岁。而仅在两年之后,二十八岁还是讲师就当了劳动人事系副主任.(对外称劳动人事学院),这是时代带来的机遇,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以至于他感叹:现在不管政府、企业,人才太老化,要提倡人才的年轻化,“我是主张管理层现在80、90后至少要占三分之一,整个领导团队才有朝气和活力。”彭剑锋说。 “回顾历史,80年代我们引进了一些管理学的ABC,毕竟80年代中国企业还只是处于个体创业的阶段,还没有真正形成品牌企业和大企业。而中国企业真正的市场化过程,我认为还是从93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今天,当互联网革命颠覆了工业文明时代的企业生长逻辑,生态战略思维与平台化组织成为全球企业创新浪潮的理论源头,彭剑锋认为,这可以说是中国式管理的时代到来。 “现在很多企业所说的要打破二元对立思维,建立利他共生的生态思维。这不就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吗?来自于禅宗吗?甚至稻盛和夫的所谓敬天爱人思想,其实也来自于禅宗。你看甚至乔布斯、扎克伯格,他们的很多管理智慧也来自修禅。”在彭剑锋看来,我们对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理解依然不充分,挖掘得不深,传承得不够,而这也恰恰是真正中国特色管理的思想源头。彭剑锋甚至选择用他近期正在钻研的禅宗思维来作为他个人哲学的标签——“生死一体,活在当下,与时俱进”。[详情]

经济观察网 | 2019年09月27日 16:07
一位证券分析师的黄金10年:经历两轮牛熊洗礼
一位证券分析师的黄金10年:经历两轮牛熊洗礼

  原标题:【吾国吾民】一位证券分析师的黄金10年:经历两轮牛熊洗礼,市场反复教训我们什么?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郑一真 2007年11月5日,广州天河城红盾大厦内,基金经理们正在热议即将登陆主板的中国石油,其中还有时任广发基金研究员的孙建波。现场讨论的焦点是:中石油开盘价能不能到30元,到了卖不卖?结果开盘之后交易员跑过来说,“不用讨论了,48了!”“当时我们都震惊了,无法理解市场如此疯狂。但我们也只能做一件事,就是把如此高估的股票卖掉。”孙建波回忆道。此后中石油的股价再没高过上市首日的开盘价,且长期在低位徘徊。 那一年,A股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牛市,沪指站上6124点高位。那是一个非常浮躁的牛市,野蛮生长、遍地黄金,同时也是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股市第一次走向繁荣顶点的全流通新时代。 也正是这一年,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的孙建波,离开舒适区,奋身一跃成为资本市场新时代的弄潮儿。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那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憧憬,充满激情的时代。” 孙建波是幸运的。他毕业那年,是中国基金行业发展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时点,百亿规模基金密集出现。 在孙建波入职广发基金十天之后,2007年6月11日,广发大盘成长基金发行成功,发行规模148.517亿。广发基金进入百亿基金管理的时代。“当时很多人在想要不要按配售比例退回去,而当时广发基金董事长马庆泉却说,基金行业要进入一个新时代了,以前我们只能管十几亿、几十亿,今后就要进入百亿量级的时代了。” 在这一年的9月底10月初,市场发了几个300亿规模的基金——南方全球精选、华夏全球精选、嘉实海外中国股票、上投摩根亚太优势。“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孙建波清楚地记得时任广发基金董事长的马庆泉当时讲了这样一句话。“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行业元老领着我进入了金融行业”,孙建波称,当时他刚刚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马庆泉对他说,“你有经邦济世的理想和经济学家的胸怀,就要到大型国企或证券基金业历练,开阔眼界。” 所以,孙建波充满激情地拥抱了这个机会,同时他放弃了博士期间成立的在南京的房地产策划公司,卖掉开公司赚下的两套南京房产,放弃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学的机会。 在广发基金,孙建波历任多个行业研究员和宏观策略研究员,建立起了A股市场宏观与策略分析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往后从事证券分析工作的宏观视野和国际视野,也第一次见证了资本市场疯狂的跌宕起伏。 2007年3月,沪市大盘突破3000点,不到三个月突破4000点,8月23日突破5000点,10月16日到达6124点历史高点,此后一路下跌,2008年4月24日沪指跌至2990点,10月28日创出股民忘不了的数字——1664点。“也正是这天,广发基金全国所有客户中,只有一单申购。”孙建波说,“这是国内大多数投资机构,包括我们,第一次面对这么大规模的泡沫和崩溃。” 在这场转折中,国内关于资产配置、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建设的讨论开始流行起来。“这之前,在中国的投资界,资产配置观念非常淡薄,2008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2008年,孙建波牵头成立宏观策略小组,广发成为最早一批专门成立宏观策略团队的基金公司。“在一个非常急躁的、快速膨胀的牛市当中,我们去讨论资产的配置,去思考大类资产的周期性变化,这是我感悟非常深刻的一段经历,我现在的很多经验也都是从那时开始积累起来的。” 2009年7月初,孙建波发布了一篇内部报告《劫后狂欢与牛市起点》,指出3478是劫难之后的狂欢,真正的牛市需要长期酝酿与等待,或10年再难超越前期高点。如今,10年过去了,6124的高点仍然遥不可及。 这篇报告,也奠定了孙建波在国内证券基金业买方的地位;也因这篇报告,孙建波被银河证券相中。2010年底转型卖方的银河证券开启全球招聘,招聘负责人到广州约孙建波谈了两次。2011年3月份,孙建波北上到银河证券担任首席策略分析师。 “得时无怠,时不再来” “在基金公司内部做研究,那是只为公司的基金经理做研究,只为公司的这一笔资产做研究,到了券商做卖方研究就是为全社会做研究,为天下人服务。” 采访中,孙建波不止一次提到,华尔街的顶级分析师,都是白宫的高级顾问,“中国一定会迎来这个时代,优秀的证券分析师会成为政府的高级顾问”。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调研、路演、写报告成了孙建波生活的标配。每天6点多起床,晚11点多睡觉,平均一天工作12-13个小时。“分析师这个职业很特殊,不是说下班就不工作了,就算我准时下班,到家之后也会立即继续工作。” 分析师是个脑力活,孙建波已记不清在银河证券的6年里写过多少份报告了,但“每周肯定超过三篇,深度报告每月肯定超过一篇”;分析师更是个体力活。“每一轮重要观点的路演,北上广深肯定要走一遍,重要的基金公司和投资机构都要拜访到,最紧张的时候上午一场到两场,中午一场,下午两场到三场。一篇深度报告要路演一百多遍。” 刚刚进入卖方,市场就给了孙建波另一个考验。中国股市在2011年之后横盘了很长一段时间。2012年11月,孙建波对比中外股市的统计数据发现,即便在长期下跌的市场中,无抵抗下跌也没有超过26个月。所以,2012年11月,孙建波认为A股已跌到底,开始看多。《无抵抗下跌的极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报告。此时,底部虽然形成,但距离真正的牛市还有两年之久。 “若对熊市的长期性没有正确的认识,过早地乐观,结果一定更加沮丧。” 在股市蛰伏的这几年,沪指一度回到了让股民绝望的“1时代”,而2012年-2014年,中国经济依旧保持在7%以上的高速增长,以BAT为首的互联网企业正悄然改变中国经济。孙建波也在潜心研究中国产业经济在资本市场的新机遇。2014年10月19日,孙建波在《策略研究的黄金时代》一文中写到,“当一批公认的策略分析方法失效,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市场迎来策略分析师的黄金时代:在社会经济乱象中,寻找主要矛盾,构建新的方法论体系,挖掘资本市场新机遇。” 以2014年为分水岭,此前,市场都在研究经济周期和美林时钟;在那之后,市场的焦点变成分析经济社会发展中哪些产业会崛起。 此间,孙建波写下了《美国成长股的启示》,分析欧美市场1970年代以来的所有大牛股,总结出大牛股分布的三个领域:科技、消费、医药。尤其是股市长期振荡期时,沿这三个方向寻找成长股,必然获得可观的超额收益。科技股倾向走过山车行情,要注意卖出时点;而医药和消费股则是一个平台地一个平台稳步地往上走,但平台期的调整往往也不小。 2014年底至2015年上半年,由科技股带动的牛市来得猛烈而疯狂。2015年6月的一场路演中,孙建波认为移动互联网概念股已进入疯狂的泡沫区间,而在场的基金经理却说,龙头股票还能涨十倍。后来,当时讨论的龙头股票最多的跌了近90%。“泡沫之下的投资人是多么的疯狂!”孙建波感慨道,2015年,中国中车总市值8000亿,而美国的波音飞机7000亿。特别是创业板,犹如断了线的风筝,断了估值的线,它就能飞得更高,也会跌得更惨。” 2015年6月初。孙建波写下《不赚股市的最后一波钱》。2015年6月5日上午11点,沪指创出5051点高点之后迎来前所未有的股灾。 2007年-2017年,孙建波研究生涯的黄金十年经受了两轮牛熊洗礼。投资股市需要长期经验,一位分析师的成长路径就是要经历市场反复的教训,它们不断地提醒你要敬畏周期,尊重常识。 十年后,孙建波再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选择了创业。孙建波和山东省国际信托筹划成立混合所有制的私募基金——中阅资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族财富充分积累,需要优秀的本土投资机构做好家族资产管理服务。”这次,他怀揣为天下人理天下财的理想,希望独辟一条为天下人做投资和研究服务的蹊径来。[详情]

经济观察网 | 2019年09月27日 16:05
杨立新的艺术人生:文艺佳作离不开“人性”
杨立新的艺术人生:文艺佳作离不开“人性”

  原标题:【吾国吾民】杨立新的艺术人生:文艺佳作离不开“人性” 《茶馆》《我爱我家》背后是时代的情境再现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欧阳晓红 一 一个时代、一群人、若干传世作品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或符号,且历久弥新。 翻开70年中国戏剧历史画卷,上世纪80、90年代精彩纷呈:微观,有亲历过战事、文革的老一辈艺术家现身演绎;中观,改革开放萌动思潮背景下,有希望感受时代迭变的观众群体;宏观,则是思想解放、创作自由的轻松环境。 跨越时空,目光投向位于王府井大街22号的人艺首都剧场,每逢演出季,定会车水马龙,一票难求,这是当时北京人艺的一种日常。时任院长曹禺,一批人艺人,诸如于是之、焦菊隐、林兆华等大家装点了那时的艺术天空。 聚焦剧作家老舍的《茶馆》,其被誉为半部中国话剧史,1957年问世,次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堪称话剧民族化的象征,迄今演出逾700场。评论界认为,导演焦菊隐为该戏注入了生命力,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舞台经典。 按照北京人艺院长任鸣的话说,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戏剧创作的思维很活跃,那时有各种各样的戏剧观念、戏剧流派、探索戏剧、实验戏剧。 杨立新有幸参与其中,1988-1998年这段时间也是杨立新个人的高光时刻。 “我真的非常非常幸运!”电话那头的杨立新亮起嗓子说,语气很重,像要唤醒沉睡的最美时光。其所言幸运是指,生于1957年,经历大跃进、文革;长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七十年代,1975年唱着样板戏考进北京人艺的他,理解这段时间的中国在发生什么;成于1988-1992年改革开放的激情燃烧年代,幸逢前辈艺术家点拔、指教。譬如,1988年出演话剧《天下第一楼》、《哗变》,31岁便获评国家二级演员荣誉。 这位自2005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演过50余部舞台剧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当忆起这段旧日时光,言语中透出无比的神往与敬畏。即使其当下日程安排异常紧张,工作时间表甚至排至2020年1月。不过,眼前的繁忙无法掩盖昔日艺术经典之璀璨。 载入人艺史册之大事件中,可以拉出一长串我们熟悉的名单:1989年 1月7日,由文化部和中国话研会举办的首届“振兴话剧奖”揭晓,于是之、朱琳、夏淳、刘锦云、林连昆、吕齐、林兆华、李龙云、任宝贤、高行健等获奖。 “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代人当时正好与时年40、50岁的艺术家们同台演出、切磋技艺,共同度过了他们退休之前的20年;而且他们60多岁都还在演出!”杨立新说。 现在的杨立新也60多了,也还在演出,还在不停地奔跑。18岁启航梦想,44载执著坚守……这背后也有杨立新对话剧戏剧事业的挚爱与难舍。 “会永远记住那宝贵的20年!”杨立新不无感慨地说,“那20年,也是文革结束后的30年,于是之、郑榕等老一辈艺术家50岁左右;还有林连昆,朱旭等前辈的教诲,这20年可谓我们艺术人生的黄金20年。” 他解释,此前,艺术前辈们的演技已很成熟,再加上历经复杂文革变迁的风风雨雨,以及感受到的人性真相,他们从一腔热血到体会人生的酸甜苦辣,骤然间燃起的创作激情几乎抵达艺术巅峰!因此,我们进院数年后,短时间内便可能达至某种高度;那时,整个剧院亦达到了艺术创造上极富造诣的一个阶段! 已故北京人艺演员,北京人艺艺委会顾问朱旭在漫谈话剧表演中的几个问题时就强调“别把人物弄丢了!”他说,演戏要从人物出发,而非自我出发。另外,关于“理、情、味、趣、噱”这五个字,“理是根据”要放在第一位。“文学艺术修养是我们表演的根基。这是一辈子毕不了业,也一刻也不能停滞。” 在讲究艺术创新、求真务实的彼时,杨立新耳濡目染前辈艺术家一丝不苟的演艺风格,这些不乏时代特征的“品质”亦潜移默化根植于杨立新的言行之中。 就连杨立新之子杨玏都说,从小到大,我隔三差五地就在家里听他说起的那几个戏:《茶馆》、《雷雨》、《天下第一楼》、《哗变》;我听他一聊戏就总提起几个人:焦先生、于先生、林先生,听着听着就好像我都见过他们一样。 那一年,剧院安排杨立新饰演《骆驼祥子》的车夫老马,在当时包括于是之等院领导的建组会上,时年30出头的杨立新对于是之抱怨:角色压力太大,您们饰演过老马,亦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见过洋车,有的人还坐过洋车;我既没见过也没拉过洋车,只是在电影或电视里才看过洋车;这种情况下,怎样能演好车夫呢? 但于是之告诉他,要自己去体验去找感觉;怎么找?杨立新的办法是——把自己融进角色要求的那个年代中,不只是自己如何理解、懂得角色,而是要懂得观众眼中的角色所应该懂得的点点滴滴;这些真实的点滴才可能汇成真正艺术作品。 在杨立新看来,演员需要作为一个时代人,通过语言、形体交流向观众诠释时代赋予的角色使命。 也因此,在后来的《小井胡同》排演中,身为导演的杨立新告诉大家:是不是好演员,站在舞台上不害怕,各种细节的戏都可以演,台词都处理得好,似乎可以算作好演员。但你对那个时代没有感觉,对所饰演的人物也就没感觉……好演员要让所扮演的人物角色在舞台上“活”着——让观众相信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必须去诠释那个时代!没有经历怎么办?就要去学,去寻找所有的相关资料。 缺什么补什么。杨立新从家里拿来1949年的北平大地图给大家讲什么是四九城,什么叫内九外七皇城四,哪里是前门大街大栅栏石头胡同陕西巷,哪里是东小市龙须沟金鱼池,他带着大家上正阳门、箭楼子,用脚量用步走到南城溜达转悠。 总之,“要了解那个时代,了解‘小井’人生活的那个时代,向小井胡同里的人物靠拢。”杨立新说,他最大的告慰是:《小井胡同》首演得到老艺术家的肯定。郑榕老师来信称,“祝贺你们打了一个大胜仗!‘人’又重新占领了话剧舞台!” 或许,正是这种与时代共鸣,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的实践与升华,让类似杨立新这样的艺术家或是演员,可以从容地去表现不同时空的艺术人生,它们也是中国文艺戏剧界的一部分历史镜像,尽管其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条件。 像已然载入北京人艺史册的1988年上海演出经历……那年,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于是之组织五部优秀剧目赴上海演出并引发轰动,被媒体称为“剧坛盛事”、“话剧旋风”。“那时,上半年排的《天下第一楼》,演出之后,下午就开始排练《哗变》……这就是当时的一种常态。之后,应上海相关方面的邀请,于是之老师带着五部剧目去上海演出,我们连轴转!一演就是三、四十年场,但那个好评如潮的曾经可能不太常见,因为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今天的杨立新有些感慨。 总体感觉或是时代在进步,世事变迁,供需两端多元化。 杨立新还记得去加拿大演出《茶馆》时,有记者问他经典剧目如何传承下去。“可能会一代不如一代吧,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为你离那个年代越来越远了,而且但凡流传甚广的经世作品都需要一个轻松自由的创作灵感与氛围。” 无疑,老舍的剧本,焦菊隐、夏淳的创造,再加上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英若诚、林连昆等一批艺术家的创造,塑造了第一代《茶馆》的辉煌。 第二版《茶馆》呢?林兆华担任复排艺术指导,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何冰、吴刚、冯远征等当年新一代演员接过了老一代手中的经典。 从扮演“秦二爷”到兼任《茶馆》复排执行艺术指导,杨立新曾告诉记者,“《茶馆》戏扎实,人物扎实,再加上老舍先生独特的语言共同成就了这部经典。如今的传承中,演员距离时代越来越远,更要从剧本的源头去下功夫。” 这里,有个小插曲:京剧亦是杨立新的一大特长。他出生在北京珠市口煤市街——那里戏园遍地:广和楼、中和戏院、华北戏院、开明戏园、新明戏园;杨立新从小出入各大戏楼,对戏曲和曲艺耳濡目染,京剧、评剧、梆子、京韵大鼓……样样都能来上两句;而这些自小做好的准备使他在日后塑造话剧《戏台》中,时常要唱京剧和落子的大嗓儿时显得游刃有余。 1983年夏末的一折独角戏《打神告庙》,杨立新至今记忆犹新。他说,田桂兰扮演的焦桂英在舞台上唱念作打、上下翻飞将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把戏曲艺术的魅力和戏曲演员的功力发挥到了极致,惊得我这个台下的观众半天合不上嘴巴、收不回心神,真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啊!也因此,他由衷钦佩戏曲艺术家深厚的舞台功底。 与此同时,幸运得到老一辈艺术家“真传”的杨立新,亦将“真经”融于自己的表演创作之中,加之自身的不断学习与领会;使得他们在日后的不同类型表演中,较无话剧舞台表演经验的演员来说,对于各类体载的驾驭几乎“得心应手”,这包括后来脍炙人口的《我爱我家》。 如果扫描中国影视文化过往篇章,中国第一部情景剧《我爱我家》或许会吸引你的目光。 二 “我童年就是被它笑傻的!”说到《我爱我家》,这可能是看过的80后观众们的第一反应。那些又远又近,又新又旧的记忆碎片,至今历历在目:“重塑自我:和平要整容,家人也要跟着美一美”、“死去活来(上):和平身体不适,总觉得要死了。”、“我们的愚人节:大家都过起了愚人节,互相蒙。” 不经意间,展现上世纪90年中国社会生态的情景就会再现。 别说观众了,就连贾志国的扮演者杨立新自己也“崩”不住——当他拿到剧本开始阅读时。“那年代,房子很小,晚上演出完了回来看剧本时忍不住大笑!”杨立新说。 杨立新的夫人不满了,说,“别人还要休息呢!”“我就说不笑了,但憋得浑身发抖;然后,没办法就自己坐在厕所里边去看,所以可以说,这个剧本基本上在厕所里看完的,因笑得太猛了!”杨立新笑言。 这期间,剧本还没看完,他就告诉英达“那就演吧!”原来,因自己没演过喜剧,之前,英达拿剧本找他时不敢应允。“你演哗变中的大夫,就很幽默啊……不是人物的幽默,是你演得幽默!”英达当时鼓励他。 《我爱我家》之“在那遥远的地方”那集,与宋丹丹演对手戏的杨立新几乎是硬着头皮上的。“人是那样,你敢干不敢干,有时候都得干,只要干了,被观众承认了,你就信心大增,信心大增以后你就会在过程当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的摸门道,就会越干越好,形成正向循环。”杨立新说。但他并不讳言,这也得益于人艺的话剧舞台功底。 杨立新解释,现在观众喜欢它,怀念它,是因为它大量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信息,很真实;关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乏社会生活细节,包括工资多少,在什么机关工作,打什么车来的;买菜的价钱,什么胡同口炸油条等等……似乎可以满足各种好奇心。有些中国社会早已消失的场景都在剧中再现了。很多人都觉得那个时代没有比《我爱我家》之记录更详尽的作品。 “有时代背景,天时地利人和,总之,我觉得各种元素都有,一部文学作品跟他的创作者、当时的状态、历史环境,包括观众等都有直接关系,包罗万象。”杨立新说。 《我爱我家》经年流传的重点之一可能也因其关乎“人性”。“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是因为它有好多东西渗透在骨子里。我们自己不是历史,但我们能接受这种信号……”有观众如此反馈。 《我爱我家》台词里还经常出现的“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广告词;“让我欢喜让我忧”、“何不潇洒走一回”歌词等。有人说,它也可以看作是当时的市井文化生活读本;其更深层次的意义也在于,该剧对一些不良现象的明讽暗刺,对包括王朔、英达在内的北京文艺圈的自嘲,成了《我爱我家》的高级趣味。 直至今天,有观众评论:它表面看似写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家庭的故事,但却映射出一个时代,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也有人说,该剧几乎等同于90年代初的社会标本,以情景喜剧的外壳记录下了整个时代的波涛汹涌,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只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才能心领神会。 “我想可能对有过创伤的人而言,《我》剧也是一剂笑侃的心灵抚慰。”杨立新说。 提及当时创作的甜苦辣酸,杨立新直言,就是“工作量太大了!拍那个戏,周日必须休息!脑子灌太多东西之后,需要倒出去再灌;否则就灌不进去了。”杨立新笑言。 回到现实,庆幸自己能成为中国戏剧事业参与者、辉煌历史见证者,感恩时代感谢社会之外,杨立新的个人遗憾是: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出国留学;他的孩子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他走过的红火年代,而他也无法体恤年青人的新生时代。类似的代际惟有用“融合与认真”去弥合,于事于人皆如此。 杨立新的这份“较真”亦获得其子杨玏的“仰视”与“依赖”。“对我而言,往往当我最馋最饿的时候,我只想吃老杨那碗炸酱面,最平淡熟悉的味道却能换来最踏实幸福的果腹感。”杨玏撰文称,“爸,老杨,爹,新新哥,爱你。” “不管什么作品,能否得奖不是我的事,专注努力才是我的事!”这是杨立新面对时代更迭的态度;可能亦是若干艺术家一以贯之的作法,他们以此点亮了属于大家的年代。[详情]

经济观察网 | 2019年09月27日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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