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十周年庆典暨 2019高金（北京）论坛”于6月15日在北京举行。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出席并演讲。 李剑阁表示，近些年来，金融行业的改革成绩非常巨大，例如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成绩巨大、问题不少”，问题在哪里呢？其认为，不能归结于金融自身，而是金融改革孤军深入，其他改革没有跟上来所导致的。“应该把眼光看得更宽阔一点，金融不见得能解决自身的问题，可能需要其他各项改革的配合，才能使得金融改革取得下一步进展”。 自2013年起，我国宏观经济的基调是“三去一降一补”，由于去年的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比较大，学术界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要采取大力度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刺激政策。据李剑阁透露，“我在北京也参加过几次内部的讨论，很多经济学家，我觉得的很有意思，当年提去杠杆的是这批人，忽然要加杠杆还是这批人，而且提加杠杆讲的理直气壮，而且讲的道理很多”。 李剑阁回忆，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出现动荡，“其实中国领导人一点都没有犹豫，不需要官员呼吁，很快就采取了政策，出拳要重、出手要快，4万亿很快就出来了，虽然后来也有一些非议，我个人认为当时这个做法还是对的”。 “其实那年的力度不是那么大，但是语言有时候很起作用，当时中央说出拳要重、出手要快，信心比黄金要珍贵。然后一下子，中国在2008年顺利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他说。 回到2018年的争论，李剑阁直言，“我个人认为，如果现在采取刺激政策不见得没有用，因为过去两次还是起了相当大的正面作用，但是如果照搬前两次的刺激政策，至少要看到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和前20年、前10年是不一样的”。 问题在哪里呢？李剑阁称，第一是官员的精神状态有问题，基本上是不作为。第二是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存在问题，“民营经济退场论”也沸沸扬扬。第三，和20年前不一样的，我们的人才升级了，产业如果不升级怎么稀释就业呢？ “简单的叫领导去采取刺激政策，好像一个人非常瞌睡的时候不断叫他喝咖啡，你干脆让他休息一下”，李剑阁说，“当前单纯的提刺激政策也许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也许短期会起一点作用，从根本上讲，中国要渡过当前这个难关，我认为根本上讲就是改革和开放要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才是出路”。[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十周年庆典暨 2019高金（北京）论坛”于6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会计学教授李峰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科创板时，李峰表示，科创板的本质就是要杜绝“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投资者”，所有投资者都要有承担决策的后果。 李峰认为，科创板的推出是想解决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历史和未来的边界、利润和市值的边界等等。“以前的核准制，本质上是通过政府的手段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现在是通过市场的手段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十周年庆典暨 2019高金（北京）论坛”于6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严弘出席并主持论坛。 [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十周年庆典暨 2019高金（北京）论坛”于6月15日在北京举行。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出席并演讲。 沈建光介绍称，京东要把所有产品数字化，包括放款。“传统金融机构有信贷员，一笔放款一个星期，在我们这边全部是用机器走、人工智能走，给一百万个人贷款也是用机器走，没有一个贷款人，这样极大的降低了成本。而且因为有大数据，风控目前为止做的非常好，现在消费金融在线上基本坏账率1%左右，整个存贷业务做到了智能化”。 以下为演讲摘编： 沈建光：谢谢大家！非常祝贺高金十周年庆典。 因为时间关系，我主要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样看科技金融，然后是数字科技在金融业的服务，以及我自己加入了京东数字科技之后用大数据做的一些宏观尝试，一些大数据研究的成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讲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金融科技，我们现在确实处在第四次产业革命时期，这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劳动力、资本、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现在，数据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要素，这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从蒸汽机革命、电气化革命、计算机通讯革命，现在是数据通讯革命，这个过程中，中国确实有机会弯道超车的原因。 其实华为在5G，我们在移动支付，各种金融科技、数字科技方面的应用，其实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可以看一下全世界的独角兽公司，包括数字科技前沿公司，不是美国的就是中国的，基本上没有欧洲公司。其实欧洲对数据保护特别严格，中国现在也在制定法律，但是我觉得千万要吸取欧洲的教训——如果把隐私保护、数据保护得太严格，企业发展的竞争力就会下降。基本上我们说的全球最顶尖的科技公司当中，现在没有欧洲的影子，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一方面要保护，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的价值。 现在数字科技跟产业的结合，就是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我们现在做的尝试，产业数字化把金融先数字化，金融科技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现在尝试把产业和金融结合起来，因为光金融，但是没有产业的数字化，没有产业的支持，也很难服务于产业，所以我觉得现在核心的产业数字科技的作用很关键还是要跟产业密切结合起来。最后的衡量标准还是要降低成本、增加效率，这个怎么实现呢？ 举个例子，包括我们现在做金融科技，金融科技如何实现金融数字化发展？这是我们京东数字科技在做的尝试。第一，场景数字化，因为我们有消费场景，也有购物积累的很多数据，对一个人购物的、前期借款的信用数据，我们就可以把传统的金融场景做到线下、线上配合，实现了智能化的升级。 第二，用户数字化，每一个用户我们都可以进行数字化，有标签，一个客户的标签可以有几百个，这么多的数据来进行风险控制。 第三，我们要把所有产品全部数字化，包括放款，传统金融机构有信贷员，一笔放款一个星期，在我们这边全部是用机器走、人工智能走，给一百万个人贷款也是用机器走，没有一个贷款人，这样极大的降低了成本。而且因为有大数据，风控目前为止做的非常好，现在消费金融在线上基本坏账率1%左右，整个存贷业务做到了智能化。 最后，运营数字化，包括人工智能客服也全部进行智能化。这就是一个比较详细的，我们做金融科技分解出来，每个环节都要进行数字化，贷前、贷中、贷后，刚才几位也介绍了人工智能、大数据挖掘、区块链，这些先进技术一定要跟场景，要跟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否则的话都是概论。 我也刚从硅谷回来，我们去了美国，第一天去了硅谷，也拜访了谷歌，后来去了亚马逊，去了西雅图，发现这些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其实也是在数字化，但是他又用的大数据研究，我待会会介绍，他只是做跟他业务有关的微观研究，但是我们中国或可以做宏观研究，我觉得跟他们交流下来，这方面中国一点不落后，其实很多方面比他们做的还很超前，包括亚马逊就比较简单，他就做购物，就是零售，再加现在云的服务，但是他的金融科技、数字科技刚刚开始，而我们因为有金融科技的尝试，现在已经从金融科技开始转到智能农牧业、城市计算，整个为城市信用、城市出行全部数字化的服务。 我觉得金融科技在衍生，不光是做金融，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包括智能农牧业，现在比较特别的猪脸识别、牛脸识别，在猪瘟特别厉害的时候，养猪场可以极大的降低猪瘟发病率，而且可以进行智能养猪。 我们现在从金融科技开始衍生到其他的领域，包括城市管理、广告行业也可以智能化，线下广告屏可以根据不同人群实时进行广告，产品根据人群来改变广告页面。 还有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金融的精准扶贫，还有绿色金融参与污染防治，全部可以起很大作用，所以科技可以不断渗入到各个领域。其他的一些具体的前面也谈过，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你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去改造，去发明，包括人工智能生物识别，对科技的需求才能造成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中国这块是走在世界前列。 第二，怎么用大数据研究宏观问题。 第一个报告主要是讲人口迁移，刚才蔡昉老师讲到的，用宏观来讲人口问题，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人口净流入量，我们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北京、上海基本是人口净流出，只有广东、深圳是人口净流入，人口四大城市其实都已经净流出了，这个跟宏观数据不一样，不用管户籍，也不用看常驻地址，我看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在某一个地方居住，他在那边收货，突然那个地方不收货了，到另一个地方持续收货了，说明这个人可能搬家了，户籍还在原来的地方，传统的办法可能发现不了这个人搬家了，但是我们用大数据就可以看到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城市实际都已经出现了净流出。不仅我们知道他净流出，而且知道他流到哪里去了、从哪里流过来的，这就是大数据的力量。 我就简单汇报一下研究结果，我们看到人口主要流入城市是北京，第二位是苏州、杭州、无锡、南京，除了北京之外都是周边地区人口流入到上海。流出第一位是北京，第二、三、四位都是周边地区，其实这个也可以看到在上海的城市群现象特别明显。 广州、深圳可以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在形成了，已经非常紧密的关系。从广州的人口来看，迁入地方，除了北京之外，第二个是深圳，所以深圳、广州其实就是一个湾区的概念。接下来，佛山、东莞、湛江，没有一个大城市，也没有其他区域。迁出人口也一样，可以看到广州对周边的辐射是特别强的。迁入人口，除了北京就是广州、东莞、惠州、武汉，迁出人口除了北京也是东莞、惠州、佛山，周边的地区，就是所谓的都市圈概念。 人口净流出并不可怕，主要是对周边的城市覆盖，对经济的辐射力越来越大。北京很有意思，区别非常明显，北京的流出迁入人口，上海、广州、深圳，大城市的人口都流到北京去，周边城市流进来很少。北京迁出城市，除了上海、广州、深圳之外，主要是迁到廊坊去，第一是廊坊，第二是天津、保定，从这个角度也不能说北京对周边地区没有辐射，而且把全国的人才吸引到北京，人口迁出对周边的辐射力很明显，如果周边能把交通设施、各种社会能跟上，北京的都市圈也有希望形成一个新的都市圈。另一方面，北京对全国其他的三月大城市辐射力是最强的，也可以看出北京的首都功能，这是一些初步的研究。接下来我们还会研究二线、三线都市圈的概念。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十周年庆典暨 2019高金（北京）论坛”于6月15日在北京举行。戴尔科技集团大中华区售前系统工程部总经理杨捷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十周年庆典暨 2019高金（北京）论坛”于6月15日在北京举行。IBM中国研究院院长林咏华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小微企业贷款难时，林咏华表示，困难的原因在于“信息不透明”，所以当银行放贷的时候，银行与小微企业之间的可信度难以构建。 据其介绍，IBM正利用大数据帮助小微企业提高信息质量。“例如，IBM在国外跟农场合作，帮助他们构建物联网技术，通过卫星数据预估土壤情况，并且预估农作物的收成，这些信息对于很多金融机构很有帮助，从而我们希望可以构建出关联到实体运营和金融机构需要的信用关系”。 “区块链、物联网，再叠加人工智能，可以帮助金融业很好的进一步做风险控制”，她说。[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十周年庆典暨 2019高金（北京）论坛”于6月15日在北京举行。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出席并演讲。 唐宁呼吁建立创新、创业、创投生态体系。“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天使投资人，中国缺几十万天使投资人，能够给企业在刚刚出生到得到A轮机构投资之间的两三年，有一个早期的资金的帮助，和管理上的、人脉资源上的帮助，这样的一群人对于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 唐宁还建议，政府应出台更加切实可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帮助创投行业发展，鼓励他们投早、投小、投新、投长。同时政府引导基金也应出台更加可行的返投政策，在帮扶创业团队的时候真正拿出以他们为中心的各种条款、各种优惠。“我跟很多创业者交流的时候说，你们为什么不愿意申请政府给你们的优惠？创业者说，怎么填那个表格啊，问了很多不知道怎么填，一头雾水”。 “咱们要以客户为中心，就是要以企业家、创业者为中心”，唐宁说。 以下为演讲摘编： 唐宁：谢谢严院长，首先祝贺上海高金十周岁生日快乐，在座都是搞金融的，金融能够帮助科技创新做些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对于中国是如此的重要，有一个特别难的金融课题，就是如何能够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提供长期资本，我把这个课题抛出来，我想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集思广益，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太重要了。 中国的钱很多，但是长钱非常少，短钱太多了。能够等上十年，能够帮助科技创新企业从小到大的成长，能够忍受科技创新过程之中的风险，十年磨一剑，十年树木，这样的钱在市场之上如此之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们的人民币创投基金跟美元创投基金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美元创头基金的LP很稳定，来自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养老金、大学校友捐赠基金等等，这些机构投资人一轮又一轮的投到美元基金之中，每次融资时，LP群体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人民币创投基金面临的问题就是，每一期基金的LP几乎都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想有几点提出来，我们在实践中认为，如果把这些方向能够有所提升的话，将会给中国的科技创新提供长期的钱、耐心的钱，有温度、有价值的钱。 一是建立创新创业创投的生态体系。这个生态体系中有几部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天使投资人，中国缺几十万天使投资人，能够给企业在刚刚出生到得到A轮机构投资之间的两三年，有一个早期的资金的帮助，和管理上的、人脉资源上的帮助，这样的一群人对于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很多天使投资人，大家耳熟能详的，后来都变成了机构，机构跟天使投资个人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机构投资人主要的诉求是财务回报，而天使投资个人有多元的诉求，赚钱，是的，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作为成功的企业家、企业主、经理人把自己的所知所学给年轻人，从年轻一代学到很多东西，等等，让自己变得更年轻，等等，所以他有多元的诉求，包括社交的诉求，跟自己社区里面社会层次相当的人一起去看项目，这些诉求是非常多元的，所以这样一个群体培养起来能够给中国的科技创新企业做很多事情。 也包括我们的监管、政府帮助创投行业有更加切实可行的税收政策优惠，鼓励投早、投小、投新、投长。同时政府引导基金可以出台更加可行的返投政策，帮助我们在帮扶创业团队的时候真正拿出以他们为中心的各种条款、各种优惠，而并不是我跟很多创业者交流的时候说，你们为什么不愿意申请政府给你们的优惠？创业者说，怎么填那个表格啊，问了很多不知道怎么填，一头雾水的问题。所以咱们要以客户为中心，就是要以企业家、创业者为中心。 第二点，我认为市场化母基金可以帮助中国的科创获得长期资本。市场化母基金的一端是高净值、超高净值客户的几百万、几千万、几亿每个人的投入，这些客户是改革开放40年传统经济的赢家，他们在制造业、房地产、进出口方面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希望拥抱新经济，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投到单一企业、单一项目甚至单一基金之中的风险太高了，他们的钱等上十年投到一个企业之中，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母基金可以做到风险分散，一边是传统经济成功的企业家、企业主的钱，另外一边是这些顶级基金他们需要长期资本的渴望，然后他们拿到长期的钱可以再投到这些新经济头部企业之中。那么，个人投资者也实现了拥抱新经济的需求，但是他们要等上十年时间，而且母基金帮助他们做到风险可控、风险分散，市场化母基金在中国应该是下一阶段来讲大有可为的一个方向。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资产配置、财富管理可以让我们的投资者变得更加长线。科创板开板了，如果我们的科创板到处都是短线的炒作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的投资者，通过资产配置，如果能够持有20年、30年一个投资组合，非常稳定的跟我们的科创企业一起成长，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通过高净值人群和大众富裕阶层的资产配置，可以让投资者的短期投机行为大幅下降，能够让他们的钱藏起来，也可以帮助中国的科技创新得到长期的资本。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十周年庆典暨 2019高金（北京）论坛”于6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出席并演讲。 蔡昉表示，2014成为我国人口拐点，今后将会告别人口红利，劳动力将会越来越短缺，“这个趋势是既定的”，他建议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相当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借此给制造业留出转型升级的时间。 蔡昉还认为，超大型公司存在垄断倾向，会对全球供应链产业影响。他引述《权利的游戏》称，“因为我本人是看了剧、也看了书。每一个家族跟每一个家族都是网络上的节点，但是他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一个家族都有喷着火的龙，他们在技术上不均等，力量也不均等，他们不能平等的被连接在一起，他们其实只能被最大的那个有龙的家族连接起来，所以叫做‘被’连接。含义是什么呢？无论企业家有多么善良的动机，其实他的倾向，尤其是今天带着金融科技的创新，他们实际上是要产生垄断行为的”。 以下为演讲摘编： 蔡昉：大家下午好！我用下面这个简短的发言，来祝贺上海高金院建院十年庆典。 大家大部分是搞金融研究、实务或者学金融的，我也不懂金融，所以我谈一点，实体经济是你们服务的对象，所以我谈谈全球供应链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我们学经济学的都会读一个预言——《铅笔的故事》，就是讲一个最简单的铅笔，一点点木头，一点点铅芯，一小片金属片，还有一小块橡皮，最普通的不起眼的东西，他发现是全球不同的合作者互相谁也不认识谁，但是由于价格机制被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供应链。这个供应链和我们今天讲到的供应链相比已经是太简单了，但是其中一些关键因素已经孕育其中，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看一看当今共享经济的问题。 我能想到的应该有很多因素会扭曲全球共享经济，我能够想到的和我们当今的问题相关，针对性比较强的是三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一个国家是共享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者，如果他的比较优势早产了的话，也就是说真实比较因素也许还没有变化，但因为某一些因素导致提前显露出比较优势变化，就会相应的影响到全球共享经济，也会对自己造成损失，也会使全球共享经济调整过早，甚至可能是不合适的，这是一个因素，就是早产型的比较优势变化。 第二个因素，垄断因素。全球供应链由千千万万生产者组成的，这里面如果产生了垄断者，垄断的核心，传统的垄断就是价格扭曲，现代意义上的垄断也可以说价格扭曲，还会通过信息扭曲，还会通过直接供应链中的破坏因素等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三个因素，今天大家都关心的情况，如果有一个超级大国实行单边主义的保护政策，那么，可能会扭曲全球贸易中的信息。 这是我要讲的三个问题，下面分开来讲。 第一，早产型比较优势变化。 我们现在肯定变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显示出来的变化和真实的变化是有差距的，也许我们真实中不要走的那么远，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但也许我们显示出的价格信号使得我们变得早了一些。我们现在从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新古典经济增长的匀质的更符合稳态的经济增长过程。 过去至少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论需要多少劳动力都可以不涨工资的得到他们，这样支撑了你的高速增长。但是呢，我们会忽略一点，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特征实际是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存量因素，也就是说，我过去发展不足，产业结构变化不够大，所以我积淀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开展二元经济增长就会逐渐释放这些劳动力，这是存量部分。 还有一个增量部分影响，就是人口趋势。在这个发展阶段，你的劳动年龄人口不断的增长，增长的很快，这样会不断的补充劳动力，可能会加大劳动力剩余状况，这两个因素在过去的时候发生了变化。 但是主要发生的变化，我们得到的信号，比如现在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农村向外转移的人减少，主要因素是人口因素。农村16—19岁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之后是负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天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少，你到餐馆去看到的服务员的年龄越来越大。相应的也能看到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放慢。 与一些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相比可以看出，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高于那些国家，也就是说，我还没有转出去呢，但只是一个人口因素的变化，已经给我们传递了过多的信号，这些信号带来了我们叫做劳动力短缺的“早熟”。 我把2004年作为一个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首次出现。在那之前，工资是平的，不涨，这就符合劳动力无限供给，工资不涨。我把2004年叫做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表现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农民工人数的上涨速速出现了大大的平缓，最近几年增长的非常缓慢。第二，对实体经济带来一个影响，由于劳动力成本的过快上涨，看上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加快丧失，这个信号太快了，对实体经济的反映也太快了，以致于我们不能够来得及去攀登价值链，没有升级到更高的制造业价值链上。因此，我们从2006年开始，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相应的，为什么叫早熟的劳动力短缺，因此也就带来一个早熟的制造业比重的下降。 我们来比较一下，历史上曾经有过制造业比重下降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增长过程，都会有倒U字型的制造业比重，到达一个峰值会下降。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经历过这样的阶段，美国在1953年，日本在1970年，但是在他们制造业下降的时候，他们的人均GDP都是16000-18000美元，都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同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美国只有7%，日本只有19%，而我们呢，我们是2006年开始，我们的人均GDP刚刚进入中等偏下国家行列，3000美元，我们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40%多的时候，我们的制造业比重就开始下降，直到今天还在人均GDP8000、9000美元水平上，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27%，在这种情况下，但是我们的制造业比重持续在下降，这也是一个直接导致的结果。 过去我们都说中国是一个世界的工厂、制造业中心，我们的比较优势变化如果是早产型的，那么相应的就会给全球的供应链带来一个不利的过程，他的调整就可能不是符合真实价格信号的过程。相应的，我们也可以看到，2008年之后，中国的价值链参与度，无论从前项、后项看都下降了，2008年正好是制造业比重下降之后两年。如果光看2008年，大家一定会说这是因为金融危机造成的，但是如果再看到背景，之前两年中国的制造业比重已经下降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也有实体经济自身的背景因素在发挥作用。 再看第二个扭曲，全球供应链的因素，超大型公司的垄断倾向。现在讲到超大型公司有很多词，超级明星企业、独角兽、大型科技，等等，讲的都是一个东西，就是说他们以追求规模，天生的信念就是以大为美，已经不再相信小的就是美好，而越大越美好，而他的全部动机也变成了就是追求规模。我们也知道，很多企业不需要盈利，但是能够得到大规模的资金支持就一味的扩大规模，亏多少都没有关系，有人给我融资，因此产生了全球大企业独角兽爆发增长的趋势。问题在哪儿呢？我们相信企业家都是有两个动机，一个是让世界更美好，再一个，我们都看到就是要追求利润，办企业就是要有利润。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改变不了的世界，扎克伯格在哈佛没毕业，但是人家授予了一个荣誉博士学位，请他回去给毕业生讲话。他就讲，他说我上学的时候，我的美好愿望就是把世界全都连接起来。那么，世界连接起来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世界被连接，被这些大型的公司连接了。因为世界本身不是均等的、平等的、技术无限渗透式的连接，因为我们讲网络理论的时候会说大家都能连接起来，我们这么大一个屋子，每一个桌子跟每一个桌子都会通过某种渠道连接在一起，我们分享发展的成果，分享技术的进步，不是这么回事。 为了简单起见，有人把《权利的游戏》的各个家族都列出来，因为我本人是看了剧、也看了书。大家知道，每一个家族跟每一个家族都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但是他们的地位是不一样，不是每一个家族都有喷着火的龙，他们在技术上不均等，力量也不均等，他们不能平等的被连接在一起，他们其实只能被最大的那个有龙的家族连接起来，所以叫做“被”连接。含义是什么呢？无论企业家多么善良的动机，其实他的倾向，尤其是今天带着金融科技的创新，他们实际上是要产生垄断行为的。 这里讲到最近大家都在讨论，有企业家说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情况下，计划经济是可行的，我们的经济学家当然不喜欢这个，他就要批评，但是事实上，经济学家可能被误导了，其实企业家不是说要恢复计划经济，因为你要批评他的计划经济，我们的经济学家一定要引用哈耶克的说法，说信息和知识只能分散所有的人身上，不能由一个人垄断，一个人是不可能掌握全部市场信息的，因此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 但是恰恰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终究要做到这点，即使今天还没有做到的，所以这点经济学家不应该再去引用哈耶克。但是哈耶克有一句话，同一篇文章里的，哈耶克说其实我们讲到垄断和竞争的时候其实是三层关系，第一是讲政府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的竞争，这是一对；还有千千万万的生产者通过价格机制连接在一起；中间还有一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人们也叫它计划经济，但它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这是垄断，这是我们都不需要的，但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引用的时候忘记这句话，其实企业家讲到的东西企业家只有可能也没有有意识的认识到，但其实他讲的计划经济是垄断。实际现实中大家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经济学家在辩论论中还引用了凯恩斯的话，思想是最重要的，不是既得利益重要。但是现实中，既得利益总是或早或迟第一个出来的，是好是坏，它一定是坏的，而且它一定也不比思想不重要。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最后一点，单边主义的破坏作用。一个国家实行单边主义的政策，对内是民粹主义的，在国际关系中是民族主义的，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他不仅破坏贸易，更背后的根源是破坏供应链。 事实上，全球化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全球化符合经济学增长经济理论的预期，是可以趋同的，因为资本报酬递减，越是穷国增长速度越应该快，但是1990年之前没有这个特征。 因此，三个因素，最后两句话，不是没有出路。第一，解决我们的问题，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27%相当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来，我们也不可能长期内改变，我们今后劳动力越来越短缺，人口红利没有了，这个趋势是既定的，但是不要那么快，要给我们留出时间升级制造业，这个是有意义的，所以改革是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改革是能够带来真金白银的红利。 第二，过去我们的制造业不光是靠劳动力便宜，为什么在沿海地区形成了制造业中心呢？因为还有规模经济，还有聚集效应，这种规模经济版本的验证模型也是我们实行的一系列区域政策，发展战略的一个理论依据，比如说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最后说维护基于多变主义的经贸规则，然后一直保护主义挽救经济全球化，必然有别于我们中国的发展，同时也利于维护全球供应链。 我说到这里，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十周年庆典暨 2019高金（北京）论坛”于6月15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出席并演讲。 隆国强表示，我国金融服务于经济发展本身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金融体系也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是脱实向虚，越来越多的变成自我循环；第二是国际竞争力不足。“中国的金融体系一定要紧紧围绕着支持创新、服务创新来进行改造”，他认为。 隆国强建议，第一，应加快金融对外开放。通过开放引入高水平的金融服务、高水平的业态、高水平的人才，增大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从而提升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要高度重视新技术的应用。“我们是一个后发追赶的经济体，要想打造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就需要比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对新技术更加敏锐、更好的用好新技术”，“我们的金融机构要更加热情地拥抱新技术、用好新技术”。 他还强调，应建立起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体系所相应的金融监管体系，监管的理念、监管的手段、监管的方式都需要进行创新和改革，最终打造成一个能够真正服务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金融体系。 以下为演讲摘编： 隆国强：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参加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十周年庆典，祝贺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过去十年中为培养中国的高级金融人才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期待着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在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建设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金融体系。过去40年，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高速增长的奇迹，我们平均下来保持了接近10%的高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金融体系服务于高速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大家说我们的金融体系不适应，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过去40年辉煌的经济发展奇迹的。 在服务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不断完善，适应快速工业化，动员储蓄的需要，我们形成了一个以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服务体系，也就是说，从服务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的资本市场逐渐发展重大起来。 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金融服务于经济发展本身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从金融体系外的人来看，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第一，脱实向虚，越来越多的变成一个自我循环；第二，国际竞争力不足，我们的金融机构很大，但是放在国际上开展竞争的时候竞争力不强。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所以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的金融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高质量发展是什么，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想有几点大家可能有共识。 首先，高质量发展是创新发展。过去快速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我们说粗放式的增长，未来我们更多的要依赖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效率提升，靠什么呢？要靠创新。中国有没有创新，有创新，大家看到BAT，但是你看BAT一开始的风险投资，你发现本土的资金没有给他应有的支持，到他后来上市到资本市场去融资，也发现本土的资本市场没有给他支持。好在我们还有一定的开放，中国参与到了全球的体系里面去，我们用了外部的资金，用了外部的金融服务，用了外部的资本市场，有一些像BAT这样在高级技术领域里面有成就的企业。现在大家讨论很多芯片，不是说今天我们才开始重视芯片，在历史上我们做过908、909工程，国家大笔投进去，后续金融不够，创新绝对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没有持续的金融支持是实现不了的。 今天我们面临要以创新为新的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时候，金融怎么围绕着创新，能够真正的服务创新、支持创新就变得日益突出。我们中国金融体系一定要紧紧围绕着支持创新、服务创新来进行改造。 同时我们说创新是高质量发展，是开放发展，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一定是用好全球的资源、全球的市场，来加速中国的发展，提升我们的发展质量。这样就涉及到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怎么用好外部的资源、外部的人才。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金融机构怎么走出去，怎么服务于中国企业国际化。 第三，高质量发展一定是协调发展，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产业，不同的部门都能够相互协调，那也需要金融体系，高质量发展还是绿色发展，怎么能够发展绿色金融来支持高质量发展又是一个新的课题。 当然，高质量发展还是一个共享发展，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要让每一位公民能够尽可能平等的分享发展的成果，我们讲所谓的普惠金融等等，都要服务于共享发展。所以说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确定以后，就对我们的金融服务提出了新要求，也为我们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所以未来中国的金融体系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进行改造，包括比如说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创新的金融体系。创新的不同形式在创新的不同阶段是需要不同的金融服务，需要一个多样化的金融体系才能支持创新。在那些前沿创新，我们需要加资本市场、加退出，在那些追赶型的技术领域里面，中国是个发展中发展，追赶的空间还需要大，需要另外一套创新的金融体系，要有持续的、大量的资金投进去。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多元化服务于创新的金融体系。这是我接着王江教授狗尾续貂的一句话。 我们还需要服务国际化的金融体系，中国从一个引进外资的大国变成一个对外投资的大国，我们现在已经连续几年是对外投资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企业，有大企业还有中小企业到了这个阶段都开始了国际化经营。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我调查了很多走出去的国际化运营的中国企业，几乎没有一个企业不说中国的金融服务跟不上。企业国际化走在了前面，可是我们的金融服务体系是滞后的，而你要去利用当地的金融服务体系大企业还可以，中小企业就相对困难，我们说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在全球整合、配置资源，中国要打造自己的跨国公司，那我们的金融服务体系如果跟不上，这些目标怎么实现？ 刚才我已经讲了很多了，绿色发展、普惠金融、共享发展，都需要我们的金融体系来为之进行适应性的改造，提供及时的、高效的、有力的服务。 怎么办？首先是脑子，所有的金融机构，不管是监管者还是金融服务提供者，首先得把思想转向中央的决策上，中央说转向高质量发展不是一个口号，是需要各行各业都要真正把我们的理念、把我们的行动转到高质量发展这个方向上。 除此之外，可能有几个关键的。 第一，加快金融开放。金融开放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引进来，扩大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但更多优秀的全球的金融服务提供商进入中国市场，大家可能有人会质疑中国金融服务市场是一块大肥肉，凭什么让他们来吃？凭什么让他们来分享？开放的目的，当然，我们说要和世界互利共盈共享中国发展的机遇。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开放引入高水平的金融服务、高水平的业态、高水平的人才，要增大我们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从而提升我们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就是要走出去，我们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开始迈出了国际化步伐，但是还不适应，不适应其他的企业国际化步伐对金融服务提出的要求，也不适应金融机构快速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要求。所以要加快扩大金融开放。 第二，要高度重视新技术的应用。现在信息化快速推进，带来了很多革命性的东西，我们是一个后发追赶的经济体，我们要想打造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就需要比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对新技术更加敏锐、更好的用好我们的新的这些技术。在一些领域，比如中国的手机支付已经有点后来居上，现在大家讨论很多金融科技，作为一个后来追赶者要想后来居上，就得有和先行者不一样的理念、不一样的模式、不一样的技术，所以创新极其重要，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我们的金融机构要更加热情地拥抱新技术、用好新技术。 当然，与此相伴随着一句话，我们还要建立一个服务于高质量发展金融体系所相应的金融监管体系，监管的理念、监管的手段、监管的方式也需要进行创新和改革，最终打造成一个能够真正服务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金融体系，就像过去40年服务于高速增长一样，未来几十年当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自豪的站在这里说，中国的金融体系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出了应有贡献。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十周年庆典暨 2019高金（北京）论坛”于6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王江出席并演讲。 王江认为，科创本身与金融相关，应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金融机制来驱动科创，“应该打造一个适用于各种科创的活动，跟它相对应的比较有效的市场和金融机制”。 他也强调，政府在科创当中的角色应是建立和维护一个有效的机制和体系，“主要是依赖于市场机制，而不是直接提供问题的答案”。 此外，他认为科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渐进式的科创，一种是革命性的科创。“如果我们侧重于加强对于革命性科创的支持的话，就需要建设一个与革命性科创的风险和生命周期相匹配的完整的金融服务和生态的支持”。 在其看来，现在的股票市场虽然规模可观，市值已经是第二了，但功能尤其是对于支持革命性的创新还是有不足的地方。“我觉得最不尽如人意的是有过多的监管和干预，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建立，尤其是市场发挥客观定价功能的特别核心的作用”。 对于科创板，他强调，根据美国的数据，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科创板的市场风险比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创本身的经济特征所决定的，“计算是按平均回报率，实际也并不那么突出，虽然这里面有一些大的赢家。所以我们对市场的风险、收益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 以下为演讲摘编： 王江：我们都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节点，正在经历从以投入为驱动的发展模式向以创新为引领的发展模式的转变。科技的创新从长远来讲确实应该被认为是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 大家都知道科创，说起来我们都希望有不断的创新，有新的技术，有新的产品，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力。但是到底怎么来推进这件事，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挑战。所以今天我想探讨，一个是科创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怎么样能做的更好？第二，科创和金融的关系，从我的角度主要不是讲科创本身。第三，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探讨驱动科创的金融生态——科创金融。 说到科创，至少会碰到这样几个挑战，第一个是到底创什么？上午和昨天，Paul Romer教授在上海谈到创新的时候，他反复讲了创新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可能不完全局限在利润和市场方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 同时，用“科创”这个词，我觉得太大，今天想讨论的说得更准确一点，应该是能够带来近期的市场价值的制度创新，说到科学创新可能是更长远、更基础的话题。 第二，各种各样的技术创新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不是简单的通过企业利润以及企业市场价值反映出来的，实际对社会带来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这个，这点我想要比较谨慎。我想说的是一些技术上的创新，能够给我们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这些效率提高能够通过这些企业投入的市场价值来反映，尽管不见得是一个全面的反映。 不管是企业还是科技人员，到底什么样的技术、产品真的能够成功，能够给我们带来价值，这可能是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有了这样一些方向，比如治疗癌症的药物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也有各种各样可能的解决方案。那么，由谁来做这样的创新？由企业还是由个人，他们愿意不愿意来做？这也是我们回答的问题。 第三，如果有了方向，有了人，钱从哪来？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说到最后本质都是金融问题，还有第四个问题，不是今天讨论的要点，那就是到底怎么创？有了方向、有了人、有的钱，这个应该是科学和技术的问题。 说到这三个基本问题，我想说本质都是金融问题，比如创什么？各种各样的项目，刚才说的可以治疗癌症的药品，到底哪些有可能成功，给我们带来的价值是什么，说到最后就是知识产权定价的问题，这是金融里面最为核心的问题。 由谁来创？各种可能的药品、方法，很多选择，创新隐含的风险其实是非常大的。怎么样能够吸引医药公司、科研单位、科研人来投入这样的科创活动中，这是需要比较有效的激励的，本身也是金融的问题。 钱哪来？很大程度依赖于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比较有效的金融体系，来吸引足够的资本投入到这样的创新活动当中。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形成有效的金融机制以驱动科创。 换一个角度来讲，科创的驱动本身与金融有关，比如对于项目怎么来评估，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那么各个项目就能够在研发的各个阶段提供比较客观的风险评估和价值评估，从而能够筛选出好的项目，及时终止不太容易成功的项目。同时，也给科研人员指出比较明确的方向。 激励，这个也都可以理解，作为科创人员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当然希望能够带来一定的收益。这就需要我们有比较有效的退出机制、风险规避机制等一整套机制体系，来吸引不管是企业还是科研人员投入到科创的努力当中。 有效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不光是为科创企业和人员提供了资本，同时也为投资者提供了分享这些创新所能带来的收益机会。 从这个意义来讲，能够建设一个依循市场规律的、多层次的资本/金融市场是推动科创的基本任务，从这点来讲，我们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员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任务。 驱动和支撑科创的各类金融服务可称为科创金融，最近我们也成立了一个科创金融研究中心，主要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和努力。 科创的特点。 科创实际就是一个投资，它和一般的生产活动都可以认定为投资，有一定的投入，希望得到一些产出，它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不确定性大、周期长，不确定性可能跟一般意义理解的风险不太一样，一般所说的风险是可能带来的各种产出，范围、概率，我们基本有一定的认识，但是所谓不确定性可能对这样一些科创成功的概率完全是未知的。 信息高度不对称—直接创新者对于项目的前景和风险有独特的信息，作为一个投资者往往不具备这样的信息，否则你本身就变成一个科创人员。 前面说到资本、金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才，人才是另外一个核心要素，这两个要素怎么有机结合起来，这是科创要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 重大创新往往需要大量和长期的投资。 我们要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机制来驱动科创，靠的不是盲目投入，而是实际的机制，所以我们应该打造一个适用于各种科创的活动，跟它相对应的比较有效的市场和金融机制，后面我也会说不同科创适应的市场机制也会有所不一样。 机制。 说到科创，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只不过起什么作用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很多政府做科创的时候往往自己定方向，加大投资，希望得到比较好的效果。不光是中国有这种情况，美国也有，70年代卡特总统任上的时候向癌症攻坚，得到的效果非常有效，因为科创的不确定性非常大，真正能够制造的是科创人本身，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最主要的功能是建立和维护一个有效的机制和体系，主要是依赖于市场机制，而不是直接提供问题的答案。什么样的体制和机制呢，包括一些重要的基础层面，监管、法律等等。 科创的类型与相应的金融机制。科创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渐进性，一种是革命性。渐进性是已有的流程或更新，革命性是能够改变现有的技术产品和市场的创新。不同的创新所需要的机制，金融的支撑有所差异。渐进性的创新依赖于现有企业，革命性的创新往往靠新生企业甚至个人，我们也不乏这方面的例子，从亚马逊到微软、谷歌，都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 说到相对于不同类型的创新我们所需要的金融机制，实际也是有差异的。比如曾经的企业资金来自于大部分内部的积累，当然也需要外部的资金，外部资金来的主要形式还是间接融资，比如依靠银行，而革命性的创新形成的资金来源往往更多依赖于外部直接融资，天使、VC等。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需要对应不同的金融体制机制支撑，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比如日本、德国的经济以高端制造业为主，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有的企业，他们的资本来源主要是依赖与间接融资，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可能也是银行为主。 而美国情况有所不一样，经济规模很大，产业结构比较全，同时既有渐进式的创新，革命性的创新方面也非常领先的。我们也看到美国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也是非常高，为能够产生革命性创新的企业甚至个人提供比较充足、有效的资本支持。 说到中国，虽然我们现在还处于经济现代化的前期阶段，但是整个经济从体量、结构等方面跟美国更为相近，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在革命性的创新方面有更大的发展，从相应的资本市场结构方面可能也应该考虑在更大程度上要建设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为相应的衍生品市场。 这四个国家比起来，银行规模占GDP的总量我们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银行业在整个金融体系还是占特别主导的作用。日本比重也很高，美国相对来讲低的多。如果看股市规模占GDP的比例，美国的占比远远高于其他几个国家，日本还可以，我们现在相对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当然德国比我们还低。这是从各个国家自己产业的结构，以及产业所产生的生产力的提高类型差异和关联。 前面已经说到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带来革命性的创新，实际有不完全匹配的地方。为什么银行相对革命性的创新并不是特别匹配呢？原因也是显然意见，第一，银行市场因为是非公开市场，所以参与度相对来讲比较有限，定价方面效率并不是最高的，我们也知道，尤其是革命性创新这种风险是巨大的，从银行角度来讲，跟他本身的盈利模式和风险的承受能力也不是特别一致。同时，如果科创需要长期、大规模的投资，这可能也不是一个银行甚至几个银行所能够承担的。比如亚马逊上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是亏损，但是他同时又为了占领市场需要大量的融资，一开始依赖于股市，最后依赖于债事，依靠银行非常困难，每年几百亿的融资规模。 如果我们侧重于加强对于革命性科创的支持的话，需要建设一个与革命性科创的风险和生命周期相匹配的完整的金融服务和生态的支持。13日科创板在上市算是正式开板了，但实际上如果看到整个支撑体系，还是由N多个层次，从天使到风投、PE到上市，所以整个生态包含资本市场的各个部分。 现在的股票市场虽然规模可观，市值已经是第二，但功能尤其是对于支持我们的革命性的创新这个角度来讲，还是有不足的地方。我觉得最不尽如人意的是我们有过多的监管和干预，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建立，尤其是市场发挥客观定价功能的特别核心的作用。 市场的其他层次，过去十来年有很大程度发展，规模也非常客观，整体效率还是有比较多提升的地方。 与美国市场的比较，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比如现在深交所创业板的规模和美国纳斯达克相比，总体来讲还是非常有限的。当然，我们的科创板开板以后希望有比较长足的进步，能够在这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和大家分享一些数据，我们怎么样能够建设一个和支持驱动革命性创新的目标相匹配的金融市场。在这方面美国相对还是比较成功，给大家介绍一些美国的数据，时间跨度是1980—2018年，将近40年，整个美国IPO总数8500多家，其中科技公司3871，占比47%，这个比例是变化的，最近18年，从2001—2018年，从历史平均47%增加到53%，实际是有一个增长。也就是说，资本市场对于科创企业实际是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还有上市企业的负营收企业比例，目前的公司上市比较严格，尤其在盈利等各方面。美国的情况负营收IPO占比，38年的总数来看占36%，接近40%的企业上市的都是亏损的。2000年、2018年这个比例占81%，2000年是峰值，2018年是去年，81%的企业都是亏钱的，为什么他们还能上市？当然是市场看到，因为这些上市企业的市值都还是相当可以的，实际是看到他们以后的发展前景。 上市后三年额外总回报率也值得我们关注一下，额外收益是相对于市场平均收益到底是高还是低，总体上是公司三年以后总的来讲是亏的，相对于市场收益是-18%，平均收益的角度你不能投这些企业，只要买股指就完了，买了就有问题。但是盈利额超过10亿美元的三年9%，每年平均3%，他们的业绩，大的上市企业业绩还是可以的，小的风险比较大一点。当然，小的营业额低于10亿的是-20%。这是平均收益率。 还有一个特点非常重要，因为是新的企业，平均来讲可能亏，但是这里面有大赢家，上市五年内市值翻了一倍的占比19%，这个是高于一般平均的企业，超过200的2.5%。这也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一些大的赢家，但是平均收益并不是特别的突出。 顺便提一下，美国的股市如果以2018年的数据来算，IPO外国企业占18%，中国企业14%，总的来讲，这个市场不是光服务于本国企业，对其他国家的企业也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启发：第一是股市为科创企业提供了关键的定价机制，也为创业者和前期投资者提供了退出机制，最关键的是给这个企业有一个市场的客观评估，当然这个评估肯定不是完美的，有缺陷的，但是某种意义上是最客观的，因为这就是市场的交易价值。 第二，股市直接融资的额度有限。我们常听到股市开了创业板，给这些创新企业提供资本支持，这实际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后面的资本来源来于自己的营收，一旦上市以后还可以借贷或发债。比如美国平均的上市股市新的投资来源95%是自己的营收，股权融资成本太高，基本是零。 所以他们要上市，他们希望得到的是市场给他一个评估，给他一个定价，而有了这个以后，他们对其他的经济角色起到重要指导作用。比如这个到底该不该投，是不是要接着创业，股市的价格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企业如果要去融资，股价一直往上涨，融资就非常容易，如果股价一直跌，融资成本就下去了。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股市能够发挥最核心的作用是为企业包括企业进行的一些科创活动提供一个最为客观的定价机制，通过这个来影响本身的投资决策、融资成本，等等。 科创板已经开了，怎么样打造科创板，最主要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尽量形成有效的定价机制，如果以这个作为第一目标，我觉得其他一些措施相对来讲就会比较有目的。 科创已经开始了，后面到底怎么样，大家都有非常高的期待，根据美国的数据我们一定充分认识到，这个市场一定风险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创本身的经济特征所决定的，计算是按平均回报率，实际也并不那么突出，虽然这里面有一些大的赢家。所以我们对市场的风险、收益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 科创板建设的“配套”措施，时间关系，不再这里多说了。 结束之前，我还想稍微说一说，从支持和推动科创的角度来讲，我们依赖的不简单是一个科创板，当然，前面说过科创板的作用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核心性的，因为能给我们带来比较有效、客观的定价机制，但是虽然可以反馈回来，但是要走到上市还有一个相当丰富的过程，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来支持和推动科创的发展。 这里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金融的创新，前面Paul Romer教授也说到股权对科创的作用，其实股权融资这个方式，对于创新来讲，历史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股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有限责任制，18世纪之前很多融资形式是无限责任制，借了钱还不出来，房子等等都要押上去。第一次大规模的使用实际上是英国，英国首先大规模开放了股权融资的形式，为什么？要支持新世界的贸易，因为新世界的贸易风险很大，一批船出去很可能回不来了，一开始是女王靠自己的财力来支持这个经济活动，但随着规模扩大，开放以股权方式来融资的形态出来。 现在经常谈到的VC、投贷联动、天使，实际也都是过去一段时间之内不同的金融创新希望能够为科创提供比较有效的资本支持。 最后结束还想给大家说一个例子，对于不同的科创支持实际有很大的空间，有很大的方向，这个例子是基于我的同事前面一段时间做的一项研究，主要希望能够怎么样通过金融手段来支持治疗癌症的生物医药的研究，给大家讲一点简单的数据，单一治癌药品一般研发前期投资2亿美元，周期10年，成功率5%。一旦成功以后，因为有一些成功的药，我们也知道癌症的种类非常多，成功的时候能够给你带来净收入120亿元，相当可观，只不过概率非常低，所以你要算一算预期回报率11%，但是风险非常高，95%的概率是颗粒无收，在座肯定有很多校友是做投资的，有多少人愿意投这个，相当少。正是这个原因，原来有的大的医药公司还做这个事，但是慢慢觉得干不了，成本太高风险太高，所以治疗癌症的药品研发受到了很大阻止。 他现在提出一个设想，用金融功能的方法，假设如果有150个不同的可能成功的治癌药品，这150个真有那么多吗？我可说不好，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研究，这个当然是有数据支持的，可能成功的药品还是挺多的，只不过成功的概率相对非常小。如果你有这么多做初始投资，如果投10年，每个成功概率5%，150个药，至少有3个药成功的概率98%，这个成功的概率非常高了，这样的风险基本为零，带来平均年收益率9%，10年的美国国债2%左右，远远高于现在的固收收益率，但风险小很多，这样一个办法就能够来积极支持治疗癌症的药品研究。 如果做金融的可以做进一步细化，一旦有了这样一个资产池，通过证券化的方式切割，真的要无风险的，我可以把无风险那部分切出来，真的就变成债务，实际收益远远高于市场当中所谓固收的产品。权益类的可以承担一些风险，同时也给他们提供激励，真正选这150个可能成功的治癌的药品，以及后面的研发过程中不停更正、管理。 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科创风险和收益特征都可能不一样，我们需要找到相匹配的市场机制，这里面金融应该起一个非常核心的作用。创业版是很重要、核心的一块，但是还有其他很多相应措施也是值得探索的。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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