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直播

专题讨论二

孙天琦:应将Libra视作外币 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框架
孙天琦:应将Libra视作外币 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框架

新浪财经|2019年08月11日  12:33
穆长春:央行数字货币采取双层运营体系 已呼之欲出
穆长春:央行数字货币采取双层运营体系 已呼之欲出

新浪财经|2019年08月11日  18:57

致欢迎辞

蔡鄂生:科技手段正从根本上改变全球金融业格局
蔡鄂生:科技手段正从根本上改变全球金融业格局

新浪财经|2019年08月10日  10:05

日程安排

  • 10日上午

  • 10日下午

  • 9:00-9:15

    致欢迎辞
    黑龙江省领导
    蔡鄂生 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
    伊春市领导

    9:15-9:30

    主题演讲一
    陈元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

    9:30-9:45

    主题演讲二
    周小川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9:45-10:00

    主题演讲三
    肖钢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

    10:00-10:15

    主题演讲四
    黄益平 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10:15-10:30

    主题演讲五
    黄浩 SFI理事单位代表、蚂蚁金服集团数字金融事业群总裁

    10:30-10:55

    与会嘉宾圆桌讨论

    11:05-11:20

    主题演讲六
    尚福林 CF40特邀嘉宾、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

    11:20-11:35

    主题演讲七
    黄奇帆 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11:35-11:50

    主题演讲八
    屠光绍 CF40常务理事、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

    11:50-12:05

    主题演讲九
    余永定 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12:05-12:30

    与会嘉宾交流讨论

  • 14:00-14:20

    报告发布:《债务的边界》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14:20-15:20

    主题演讲
    朱隽 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
    张承惠 CF40特邀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廖宜建 CF40理事、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行政总裁
    孙明春 CF40成员、博海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

    15:20-16:00

    与会嘉宾圆桌交流

    16:10-17:10

    主题演讲
    邵伏军 CF40常务理事、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天琦 CF40特邀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
    穆长春 CF40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
    钟伟 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17:10-17:50

    与会嘉宾圆桌讨论

最新新闻

专家:金融业开放程度要与监管能力相符
专家:金融业开放程度要与监管能力相符

  来源:金融时报 原标题 专家表示:金融业开放程度要与监管能力相符 本报见习记者 徐贝贝 从2018年4月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公布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到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委公布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新举措,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成效显著。8月8日,MSCI发布公告,A股纳入因子将从10%提升至15%,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再迈一步。 如何看待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积极作用?如何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兼顾金融安全?8月10日,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CF40)伊春论坛上,与会专家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 金融业对外开放成果显著 CF40特邀嘉宾、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表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不仅为金融业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更为引进资本、人才、管理等提供了难得机会。对于银行业而言,对外开放促进国内银行开拓贸易金融、大宗商品融资、衍生交易等特色领域,促进业务向深向广发展。从保险业来看,外资保险公司带来了国外先进经验,弥补了国内保险业部分业务空白。 此外,金融业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业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外资金融机构办理中资企业境外发债、上市、并购、融资等业务,弥补了原有金融服务的短板。外资金融机构的示范作用和鲶鱼效应,为我国金融业探索符合市场基本规律和我国国情的金融服务体系贡献了重要力量。 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成效显著,同时也具备较大的潜力。据尚福林介绍,当前外资银行资产占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的比重还比较低,外资保险公司占比不到6%,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潜力巨大。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主动选择 在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下,有观点认为中国金融业扩大开放是不得已而为之。对此,尚福林表示,更高要求的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要素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的主动选择和必然选择。同时,尚福林进一步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中国要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持续推进扩大对外开放的金融战略,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提供更强大的金融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动商品要素流动性开放向规则等制度性开放转变,金融业对外开放相关制度正加速完善。我国金融市场必然迎来制度性、系统性的开放新局面,向世界释放出更加巨大的吸引力。”尚福林说。 “坚定不移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更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蔡鄂生认为,加大对外开放,加紧落实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未来,我国要进一步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金融业双向开放。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尚福林表示,面对竞争,国内金融机构还需进一步提高自身应对能力。金融业是竞争性行业,需要通过竞争来不断提高效率和活力。引进外资机构带来的冲击,能够促进国内金融机构由数量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升级步伐。 对外开放与防风险并重 金融业对外开放不能一放了之,需要把握好开放的力度和节奏,开放程度要与监管能力相匹配。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金融业开放是对外开放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风险较大的环节。金融属于命脉产业,涉及重大资源配置,所以金融业开放要更加慎重。 在尚福林看来,金融业对外开放要与防范风险并重。一方面,要加深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坚决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另一方面,要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积极参与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双向开放,需要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要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对标高水平国际规则,在金融体系稳定评估、反洗钱反恐评估等方面,客观反映中国的情况,争取公平待遇。另外,要从学习、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逐步转向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扩大金融业开放和发展金融科技的同时,要对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蔡鄂生表示,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通过技术和机制的不断创新,建立恰当有力的监管框架与准则,推动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健康发展。[详情]

新浪财经综合 | 2019年08月16日 06:13
穆长春谈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了五年 正“呼之欲出”
穆长春谈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了五年 正“呼之欲出”

  杜川 [DC/EP采取的是双层运营体系。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属于双层运营体系。] “记得2014年夏天的时候,周小川行长有一天讲,我们要研究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当时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比如为什么要在电子支付已经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还要发行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是采取区块链还是采取集中账户体系?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也得出了一些成果。”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回忆称。 8月10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穆长春透露,2014年至今,央行数字货币DC/EP(DE,digitalcurrency,是数字货币;EP,electronicpayment,是电子支付)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五年,现在“呼之欲出”。央行决定保持技术中性,不预设技术路线,并采取双层运营体系。 双层运营体系 对于是否采用区块链技术的问题,穆长春表示,由于法定数字货币是M0替代,如果要达到零售级别,高并发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去年双十一的时候,网联的交易峰值达到了92771笔/秒,比较一下,比特币是每秒7笔。以太币是每秒10笔到20笔,Libra根据它刚发的白皮书,每秒1000笔。可以设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行数字货币,采用纯区块链架构无法实现零售所要求的高并发性能。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央行层面应保持技术中性,不一定依赖某一种技术路线。” 记者了解到,DC/EP采取的是双层运营体系。单层运营体系是人民银行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这就属于双层运营体系。 “央行做上层、商业银行做第二层,这种双重投放体系适合我们的国情。既能利用现有资源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也能够顺利提升数字货币的接受程度。”穆长春表示,采取双层运营架构有以下几个考虑。首先,中国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体,人口教育程度以及对于智能终端的接受程度不一样。在这种经济体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如果采用单层运营架构,意味着央行要独自面对所有公众,会给央行带来极大挑战。“从提升可得性、增强公众使用意愿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应该采取双层的运营架构来应对这种困难”。 第二,采取双层架构也是为了充分发挥商业机构的资源、人才和技术优势,促进创新,竞争选优。商业机构IT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比较成熟,系统处理能力较强,在金融科技运用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人才储备比较充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等机构可以进行密切合作,不预设技术路线,充分调动市场力量,通过竞争实现系统优化,共同开发运行。 第三,双层运营体系有助于化解风险,避免风险过度集中。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要直接面对公众,涉及到千家万户,仅靠央行自身力量研发并支撑如此庞大的系统,而且要满足高效稳定安全的需求,还要提升客户体验,是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从技术路线选择,还是从操作风险、商业风险来说,通过双层运营设计可以避免风险过度集中到单一机构。 第四,单层运营架构会导致金融脱媒。单层投放框架下,央行直接面对公众投放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和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相比,前者在央行信用背书情况下,竞争力优于商业银行存款货币,会对商业银行存款产生挤出效应,影响商业银行贷款投放能力,增加商业银行对同业市场的依赖。 穆长春强调,虽然加密资产的自然属性是去中心化,但在双层运营体系安排下,DC/EP一定要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央行数字货币仍然是中央银行对社会公众的负债。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随着货币形态变化而改变。因此,仍然要保证央行在投放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第二,为了保证并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和货币调控职能,需要继续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第三,指定运营机构来进行货币的兑换,要进行中心化管理,避免指定运营机构货币超发;最后,在整个兑换过程中,没有改变二元账户体系,所以应该保持原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方式,这也需要保持央行中心管理地位。 注重M0替代 双层运营体系会对货币政策带来哪些影响? 穆长春认为,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流通中货币债权债务关系,为了保证央行数字货币不超发,商业机构向央行全额、100%缴纳准备金,央行的数字货币依然是中央银行负债,由中央银行信用担保,具有无限法偿性。另外,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现有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不会对商业银行存款货币形成竞争。由于不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不会强化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这样就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采取双层体系发放兑换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也有利于抑制公众对于加密资产的需求,巩固我们的国家货币主权。”穆长春称。 穆长春表示,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注重M0替代,而不是M1、M2的替代。“因为M1、M2已经实现了电子化、数字化,没有再用数字货币进行数字化的必要。相比之下,现有的M0(纸钞和硬币)容易匿名伪造,存在用于洗钱、恐怖融资等的风险。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保持了现钞的属性和主要特征,也满足了便携和匿名的需求,是替代现钞的较好工具。” 穆长春称,由于央行数字货币是对M0的替代,所以对于现钞不计付利息,不会引发金融脱媒,也不会对现有实体经济产生大的冲击。同时,应该遵守现行的所有关于现钞管理和反洗钱、反恐融资等规定,对央行数字货币大额及可疑交易向人民银行报告。 此外,穆长春强调,央行数字货币是可以加载智能合约的。央行数字货币依然是具有无限法偿特性的货币,它是对M0的替代。它所具有的货币职能(交易媒介、价值储藏、计账单位)决定其如果加载了超出其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就会使其退化成有价票证,降低可使用程度,会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会加载有利于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但对于超过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还是会保持比较审慎的态度。”[详情]

第一财经 | 2019年08月12日 03:25
穆长春:央行数字货币采取双层运营体系 已呼之欲出
穆长春:央行数字货币采取双层运营体系 已呼之欲出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发表演讲。 穆长春表示,从2014年到现在,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研究已进行五年,现在可以说是“呼之欲出”。穆长春介绍,央行数字货币DC/EP采取的是双层运营体系。单层运营体系,是指人民银行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这就属于双层运营体系。 以下是演讲实录: 今天我想讲一下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实践,就是DC/EP。刚才邵主任讲过,我记得是2014年夏天的时候,周行长有一天讲,我们要研究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当时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比如说,为什么要在电子支付已经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还要发行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再比如,这个技术路线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是采取区块链还是采取集中账户体系?比如付息不付息、组织架构如何安排等等。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也得出了一些成果。从2014年到现在,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五年,从去年开始,数字货币研究所的相关人员就已经是996了,做相关系统开发,央行数字货币现在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 先说是否采用区块链技术的问题,最一开始,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小组做了一个原型,完全采用区块链架构。后来发现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法定数字货币是M0替代,如果要达到零售级别,首先一点,高并发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去年双十一的时候,网联的交易峰值达到了92771笔/秒,比较一下,比特币是每秒7笔。以太币是每秒10笔到20笔,Libra根据它刚发的白皮书,每秒1000笔。可以设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行数字货币,采用纯区块链架构无法实现零售所要求的高并发性能。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央行层面应保持技术中性,不预设技术路线,也就是说不一定依赖某一种技术路线。 DC/EP采取的是双层运营体系。单层运营体系,是人民银行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这就属于双层运营体系。 采取双层运营架构还有以下几个考虑: 首先,中国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人口教育程度以及对于智能终端的接受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种经济体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如果采用单层运营架构,意味着央行要独自面对所有公众。这种情况下,会给央行带来极大的挑战。从提升可得性,增强公众使用意愿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应该采取双层的运营架构来应对这种困难。 第二,人民银行决定采取双层架构,也是为了充分发挥商业机构的资源、人才和技术优势,促进创新,竞争选优。商业机构IT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比较成熟,系统的处理能力也比较强,在金融科技运用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人才储备也比较充分。所以,如果在商业银行现有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服务体系之外,再另起炉灶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等机构可以进行密切合作,不预设技术路线,充分调动市场力量,通过竞争实现系统优化,共同开发共同运行。后来我们发现,Libra的组织架构和我们DC/EP当年所采取的组织架构实际上是一样的。 第三,双层运营体系有助于化解风险,避免风险过度集中。人民银行已经开发运营了很多支付清算体系、支付系统,包括大小额,包括银联网联,但是我们原来所做的清算系统都是面对金融机构的。但是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要直接面对公众。这就涉及到千家万户,仅靠央行自身力量研发并支撑如此庞大的系统,而且要满足高效稳定安全的需求,并且还要提升客户体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从技术路线选择,还是从操作风险、商业风险来说,我们通过双层运营设计可以避免风险过度集中到单一机构。 第四,如果我们使用单层运营架构,会导致金融脱媒。单层投放框架下,央行直接面对公众投放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和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相比,前者在央行信用背书情况下,竞争力优于商业银行存款货币,会对商业银行存款产生挤出效应,影响商业银行贷款投放能力,增加商业银行对同业市场的依赖。这种情况下会抬高资金价格,增加社会融资成本,损害实体经济,届时央行将不得不对商业银行进行补贴,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颠覆现有金融体系,回到1984年之前央行“大一统”的格局。 总结下来,央行做上层,商业银行做第二层,这种双重投放体系适合我们的国情。既能利用现有资源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也能够顺利提升数字货币的接受程度。 这里还要讲一下双层运营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流通中货币债权债务关系,为了保证央行数字货币不超发,商业机构向央行全额、100%缴纳准备金,央行的数字货币依然是中央银行负债,由中央银行信用担保,具有无限法偿性。另外,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现有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不会对商业银行存款货币形成竞争。 由于不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不会强化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这样就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采取双层体系发放兑换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也有利于抑制公众对于加密资产的需求,巩固我们的国家货币主权。 再讲一下技术路线。刚才邵主任说有可能是用区块链。这里我再说一下,在原来设计的时候,曾经有过用区块链的设想,另外还设想过“一币两库三中心”这种架构。但实际上,我们不预设技术路线,也就是说,在央行这一层我们是技术中立的,这个数字货币既具有数字货币的特征也就是价值体系特征,又具有账户松耦合特征,还具有无限法偿的特性。从央行角度来讲,无论你是区块链还是集中账户体系,是电子支付还是所谓的移动货币,你采取任何一种技术路线,央行都可以适应。当然,你的技术路线要符合我们的门槛,比如因为是针对零售,至少要满足高并发需求,至少达到30万笔/秒。如果你只能达到Libra的标准,只能国际汇兑。像比特币一样做一笔交易需要等40分钟,那整个超市门口都要排大队了。从央行角度来讲,我们从来没有预设过技术路线,并不一定是区块链,任何技术路线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称它为长期演进技术(Long Term Evolution)。 此外,对老百姓来讲,基本的支付功能在电子支付和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相对模糊的。当然,我们以后投放的央行数字货币在一些功能实现上会和电子支付有很大的区别。另外,我们在一开始也讲了,双层运营体系有利于充分调动市场力量,通过竞争实现系统优化。目前我们是属于一个赛马状态,几家指定运营机构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做DC/EP的研发,谁的路线好,谁最终会被老百姓接受、被市场接受,谁就最终会跑赢比赛。所以这是市场竞争选优的过程。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在双层运营体系安排下,我们还是要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大家知道加密资产,它的自然属性就是去中心化。而DC/EP一定要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为什么? 第一,央行数字货币仍然是中央银行对社会公众的负债。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随着货币形态变化而改变。因此,仍然要保证央行在投放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第二,为了保证并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和货币调控职能,需要继续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第三,第二层指定运营机构来进行货币的兑换,要进行中心化的管理,避免指定运营机构货币超发。 最后,因为在整个兑换过程中,没有改变二元账户体系,所以应该保持原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方式,这也需要保持央行中心管理的地位。 中心化的管理方式与电子支付工具是不同的。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电子支付工具资金转移必须通过传统银行账户才能完成,采取的是账户紧耦合的方式。而对于央行数字货币,我们是账户松耦合,即脱离传统银行账户实现价值转移,使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这样,央行数字货币既可以像现金一样易于流通,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 同时又可以实现可控匿名,我们要在保证交易双方是匿名的同时保证三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这两个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 第三,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注重M0替代,而不是M1、M2的替代。这是因为M1、M2现在已经实现了电子化、数字化。因为它本来就是基于现有的商业银行账户体系,所以没有再用数字货币进行数字化的必要。另外,支持M1和M2流转的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商业银行行内系统以及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各类网络支付手段等日益高效,能够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用央行数字货币再去做一次M1、M2的替代,无助于提高支付效率,且会对现有的系统和资源造成巨大浪费。相比之下,现有的M0(纸钞和硬币)容易匿名伪造,存在用于洗钱、恐怖融资等的风险。另外电子支付工具,比如银行卡和互联网支付,基于现有银行帐户紧耦合的模式,公众对匿名支付的需求又不能完全满足。所以电子支付工具无法完全替代M0。特别是在账户服务和通信网络覆盖不佳的地区,民众对于现钞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DC/EP的设计,保持了现钞的属性和主要特征,也满足了便携和匿名的需求,是替代现钞比较好的工具。 另外,大家也看到了Libra也是用所谓的100%的储备资产抵押,但是它并没有把自己限定于M0,因有可能会出现Libra进入信贷市场出现货币派生和货币乘数。这就有可能出现货币超发的情况。 另外,因为央行数字货币是对M0的替代,所以对于现钞是不计付利息的,不会引发金融脱媒,也不会对现有的实体经济产生大的冲击。 由于央行数字货币是M0的替代,应该遵守现行的所有关于现钞管理和反洗钱、反恐融资等规定,对央行数字货币大额及可疑交易向人民银行报告。 另外,我们一再强调央行数字货币必须有高扩展性,高并发的性能,它是用于小额零售高频的业务场景。为了引导央行数字货币用于小额零售场景,不对存款产生挤出效应,避免套利和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级别钱包设定交易限额和余额限额。另外可以加一些兑换的成本和摩擦,以避免在压力环境下出现顺周期的情况。 此外,如果需要的话,央行数字货币还可以为央行实施负利率提供条件。 最后我想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智能合约的态度。央行数字货币是可以加载智能合约的。在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如前所述,央行数字货币依然是具有无限法偿特性的货币,它是对M0的替代。它所具有的货币职能(交易媒介、价值储藏、计账单位)决定其如果加载了超出其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就会使其退化成有价票证,降低可使用程度,会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会加载有利于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但对于超过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还是会保持比较审慎的态度。[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8月11日 18:57
张承惠:金融开放将提升中国资本市场交易量和流动性
张承惠:金融开放将提升中国资本市场交易量和流动性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特邀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张承惠发表演讲。 张承惠表示,金融开放对中国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机遇。”大量的外资进来,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进来,带来资金带来新的产品和市场交易经验,都会提升中国资本市场交易量和流动性。“ 同时,张承惠认为,金融开放会促进国内相对较为薄弱的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她指出,过去为了控制风险,监管部门对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是非常谨慎的。随着中国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衍生品市场发展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导致我国管理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所以这一次金融开放,我相信也会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会推动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走向国际化。 以下是演讲实录: 我谈一下金融开放可能带来风险和机遇。 从2017年开始,在我们最高领导人刚刚访问美国两个星期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中国启动301的调查。此后随着美方一系列动作,使得两国之间贸易摩擦逐渐地深化。对于美国的这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的一个应对之策就是加快对外开放。我们看到,从2018年的4月博鳌亚洲论坛,到进博会以及今年6月陆家嘴论坛等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上,一些高层领导都表明了主动开放,加快开放的态度。 这里我整理了一下2018年以来一系列的开放重要举措,把它列了几个表。 这么一系列的开放举措下来,我归纳一下,开放的重点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一是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特别一个大的突破就是在过去不允许控股的某些领域,允许控股,而且过渡期在缩短。二是放开对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制。三是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使投资更加便利。近期特别关注的一点是实现规则的内外一致。也就是说,强调不仅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 我认为,如果说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承诺的金融开放是改革开放第一次重大的制度性的开放,这一次开放是第二次、又一次重大的制度性和系统性的开放。 这次开放,对中国既有挑战又有机遇。首先,看看对中国金融系统和金融市场的挑战。 放开管制,一个最明显的效果就是为外资金融机构发挥其竞争优势提供了条件。 外资金融机构有哪些竞争优势?我觉得至少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有长期以来形成的稳健的经营文化以及很强的风控能力。  和中国过去几十年我们金融机构基本上都在追求规模、追求速度的发展模式不同,外资机构大多数更加重视效益。经营行为更加谨慎。我们看数值,今年1月份外资银行不良率0.76%,只是比民营银行0.68略高一点,比行业平均水平1.8%低了一个百分点。 第二,外国跨国集团在国际市场筹资成本比较低,渠道比较多。 第三,吸引人才能力强。外资机构普遍采用市场化的薪酬机制,而且它可以在全球配置资源,对人才,各类人才特别是年轻从业人员可以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加广阔的视野,所以和中资机构竞争中,外资机构在人才竞争方面是有优势的。中资金融机构的高管大多被限薪,业务重心基本上在国内市场,这一点和国外市场处于明显劣势。 第四,外资跨国金融集团拥有多年全球市场的运作经验,在资金运作、业务拓展、客户服务方面具有优势。 第五,外资机构市场化程度高。不需要或者比较少承担一些政策性的业务。我不知道在放宽外资机构准入之后,监管部门是不是还要继续执行两个不低于,三个不低于,两增两控这样一些政策性要求。和中资金融机构相比,外资机构这方面的压力会小很多。 当然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也有劣势。第一个劣势,外资机构在中国资金渠道比较少。由于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所以除了资本金带进来之后,经营性的资金更多要在中国金融市场筹集。相比之下,中资机构筹资渠道比较多。因为除了同业拆借市场和发债以外,中资机构还有财政性存款、代理政策性业务等多种资金来源渠道。中资机构在本土市场的融资便利性好于外资机构。中国是一个比较讲究人际关系的社会,而外资机构通常缺少拓展业务和市场人脉关系。由于中外客户和金融机构在理念和风控文化方面存在着错位,因此,外资机构在中国开拓业务相对来说有一定难度的,也很难准确识别风险,当然随着金融科技发展,也许这方面的能力它也会比较快的提升。 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的客户的特点和金融服务需求和外国不一样,国外成熟业务模式不一定能够照搬中国市场,中国一些成熟业务模式外方的机构又不一定能接受。过去的经验证明,这种“水土不服”已经使其错失了不少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 这一次开放之前,对外资金融机构在市场准入和业务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显性和隐性的限制。这也是外资机构的竞争劣势。但是在今后,大幅度减少乃至消除限制,实现中外资金融机构同等国民待遇之后,外资金融机构会和中资金融机构在本土市场上开展真正的竞争。 中国一些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券商,因为它的经营的模式渠道都比较单一,未来市场竞争中很难和跨国投资银行开展竞争。另外,中小型的保险公司也会首先感受到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对于银行来说我觉得几年之内竞争冲击不会很大,大银行有品牌资金有政府信用,雄厚客户基础等等。小银行的地域特点很强,外国金融机构很难与之竞争。    具体来看,开放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产品创新能力的挑战。有一些产品在国际市场非常成熟的产品,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癌症保险,长期护理险在一些发达国家都已经很成熟。但是对于中资保险公司来说还是新产品。产品开发能力、风控能力、售后管理能力都是明显不足。 第二,优秀人才竞争挑战。怎样在人才竞争的压力之下,改革中资机构的绩效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怎样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来促使中资机构向高质量高效率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目前中国金融监管的模式,金融监管的方式和工具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监管越位、缺位不到位的情况仍然存在,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还有消费者和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健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怎样构建公平竞争环境,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健康成长?怎样监管国内外市场流通性提高可能带来非法套利行为,怎样应对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而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这都是对我们的巨大挑战。 还有汇率政策向何处去。如果说未来汇率政策更加趋于市场化,更加具有弹性,我们的利率政策怎么配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金融开放对中国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机遇。比如说在竞争压力面前,将推动中资金融机构加速转型。推动我们的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也会有效推动中国国内金融结构扭曲问题的解决。开放会给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因为大量的外资进来,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进来,带来资金带来新的产品和市场交易经验,都会提升中国资本市场交易量和流动性。另一方面,也会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过去为了控制风险,监管部门对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是非常谨慎的。随着中国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衍生品市场发展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导致我们管理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所以这一次金融开放,我相信也会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会推动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走向国际化。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会因开放而受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家觉得突破性的变革不够,或者说有些政策构想落实不够。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开放度不够。随着中国进一步向外开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该说更加有条件,会提升中国在国际市场影响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另外,对实体经济来说,金融开放一定会丰富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从而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最后,开放会促使加快金融法制建设。中国金融相关法律法律的立法、修法周期都很长。需要缩短周期,加快完善法律体系。同时,开放也会促进监管部门进一步提升金融监管水平,提升监管能力和监管效率。 我就说这些,谢谢各位!(内容略有删改)[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8月11日 18:53
周小川:全球市场体制呈现三个扭曲 关注人民币国际化
周小川:全球市场体制呈现三个扭曲 关注人民币国际化

  周小川:全球市场体制呈现三个显著扭曲,应对须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周小川 8月10日,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出席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时表示,贸易保护主义、现代科技发展、以及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制裁手段,正在给全球市场体系带来非常显著的扭曲。 周小川指出,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贸易摩擦。他说,贸易战可能具有长期性,会对全球的资源配置造成明显扭曲。 第二个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周小川说,过去只有极少数行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但现在,IT技术和网络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行业产生规模递增效应。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为了实现“赢者通吃”或者“赢者占大头”,在竞争过程中通过“烧钱”来占领市场份额、扩大流量。 “这些做法本身没有什么太多可非议的,”周小川说,“但是它必然对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提出重要的挑战。我们不仅要关心国内市场对这些现象怎么处理,还要关心这些现象给对外开放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 第三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采用的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制裁的做法。周小川指出,这些经济制裁制造了非常明显的非线性问题,同时也给全球市场资源配置带来了很明显的扭曲。这些国家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基于其对储备货币、对全球贸易投资交易货币,也就是对美元的控制。 对此,周小川提出,除了通过公平竞争来减少这种扭曲,还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才能够有效抵御以美元储备货币为基础的、在全球制造的这种显著的扭曲,来维持我们对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多边主义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些主张。”他说。 以下为周小川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上所做演讲实录,未经本人审核。 ” 周小川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上发表演讲 我今天讲讲金融开放。金融开放应该说也是整个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个人认为,金融开放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整个的逻辑和推理以及经验教训的适用性,和整体经济的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一致的。当然有的人强调金融开放是非常特殊的环节,也是风险比较大的环节,似乎跟工业、农业、其它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不一样。我想从最主要的方面来看,其实金融开放还是整体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对外开放思维的演变 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对外开放是经济思维不断演变的一个过程。每个阶段都有一些主流的说法,但实际上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思维转变的过程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 早期来讲,对外开放比较重视吸引外资,在金融业实际上也有体现。比如说引进外资银行的时候,首先看它钱够不够多。如果资产大于200亿美元,可以有权申请到中国来办外资银行。所以这一阶段对引资的考虑比较多。在资本市场上也有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主要考虑某一项对外开放政策是否有助于外资进来。 再往后,对外开放倾向于看我们缺什么项目,缺什么项目就可以更加开放,希望把人家的技术、实践给引进过来,同时也增强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在国内的产业(包括金融产业)各个方面都已经铺开,有机构有人才的情况下,所谓产业政策里对幼稚产业的保护这种思路也曾经一度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对外开放要适当掌握节奏,要让国内的新兴幼稚产业得到足够的成长以后,再对外开放。但这个做法往往争议也比较大。同时,也很难确定什么时候和用什么节奏来掌握这种对外开放。 到后来,基本上把对外开放看作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通过竞争和合作,带来效益。 一个比较明显的进展是十八大以后,中国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随后随着全球贸易出现一些新的挑战,中国明确提出全力支持全球化,支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主义。同时,我们是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思路来考虑全球的经济贸易秩序,也以这个反过来看中国自己的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样慢慢一步步演变,站位的高度逐渐有明显的提高。 另外,早期开放注重引进,现在1ze注重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我们已经在2017年和2019年两次召开了“一带一路”峰会。 实际上,分析整个过程,金融开放和其它工业、其它服务业的开放有很多类似性。那金融开放是否有它的特殊性呢?确实是有。我想第一个是金融比较敏感,涉及到重大的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此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正式将金融定义为命脉产业,对命脉产业就要更加慎重一些。但是并没有说命脉产业就要少开放或者慢开放。总之,如何解释命脉产业,一直是给大家提出的课题。 另外就是金融开放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件,一次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波,再一次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总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大家对于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太搞得清楚,总之是觉得金融环境非常敏感,搞不好会触发危机,因此对外开放需要更加慎重。实际上,这两次金融危机确实让我们对外开放的主要步骤有所打乱,有所推迟。比如说1996年中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准备下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但是随着亚洲金融风波的出现,这个题目就暂时先不提了。后来一直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再次提,我们还是要人民币逐步变成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这样一种货币。再有,关于市场准入方面,我们在1999年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前的主要谈判的时候,当时准备五年以后扩大金融业市场准入的比例、范围等等,结果到了2007年的时候出现了次贷危机,大家就变得很谨慎,因此实际上放慢了过程。这也说明金融业对外开放和金融业本身对全局稳定具有比较高的敏感性密切相关,同时也取决于大家特别是学术界对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如何防范金融危机这方面的研究探讨。没有把握的话,对外开放可能就会慢一些。 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金融开放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全球市场体制呈现三个显著扭曲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可能未来会生存在一种市场扭曲的状况下。 我们自身对于对外开放不断提高认识,站位越来越高,而且我认为在全球也都起到了引领作用,特别是习主席前年在达沃斯的讲话引起全球高度重视,认为中国可以在这方面起到领军的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全球市场体制开始呈现一些非常显著的扭曲。 第一个扭曲就是贸易战。美国开始打贸易战以后,使用关税以及其它的壁垒。现在看起来不仅限于贸易,后面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考虑,包括政治、军事、价值观、科技等等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思想准备。这一过程有可能具有长期性。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资源配置会有巨大的扭曲或者说是明显的扭曲,可能要在扭曲的条件下考虑我们国家的应对策略,包括考虑对外开放的策略。 再有,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贸易战,但是如果有人针对我们做出关税壁垒或者其它方面的行动,我们也要进行反向的制裁。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们是被动的。但这些做法也会对国际以及我们国内自身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二个市场扭曲的出现跟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就是跟这次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的第二个主题——金融科技的发展是有联系的。在IT技术和网络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经济中许多环节开始出现网络效应。这个网络效应可能带来赢者通吃或者是赢者占大头的效应,因此带来竞争手段也发生变化。过去传统上在讲市场竞争的时候,用的主要假设是规模效应递减。但是,我们知道有个别行业,比如说过去工业里面像炼化行业,属于规模效应递增的行业。从整个国民经济或者是从全球经济来看,这是属于极少数的具有规模递增效应的行业。但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多的行业呈现规模递增效应。规模递增不见得是传统意义上的规模递增,而是由网络效应所带来的。与此相关的就是,在竞争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通过烧钱占领市场份额、扩大流量的做法,我认为这些做法没有什么太多可非议的,因为它是基于网络效应、基于对客观呈现出的这种现象的一种反应。但是它必然对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提出了重要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可能需要对它做出适当的反应。 同时,我们不仅关心国内市场对这些现象怎么处理,还关心这些现象给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最大的一些网络公司很多都集中在美国,比如FANG这些公司,未来也会不断的变化,它也给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经济学过去有两个小的分支流派研究这个事。一个就是研究所谓规模效应递增的这种行业,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均衡会向哪个方向偏移,也就是说传统的一般均衡,是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等模型引入规模效应递增,具体来讲就是生产函数里头几个指数加起来大于一这个事怎么处理的问题。第二个是采用有配额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处理这个事。这不仅对未来的市场出现新的扭曲的情况会有一定用处,同时也对于在有经济制裁、有气侯变化(气侯变化带来对碳配额的限制)都有一定的用处。但总体来说,都使得经济数学模型更加非线性化,可能需要用这种技术来研究新形势下的市场。 第三个变化就是以美国为首的采用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制裁的做法,涉及到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等。这些经济制裁显然是制造了非常明显的非线性,同时也给全球市场资源配置和效率的衡量带来了很明显的扭曲。他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基于他们对储备货币、对全球贸易投资交易货币,也就是对美元的控制,而且未来可能会有新的一些做法,对全球交易货币进行控制。 我们说凡是使用美元进行交易,不管是贸易还是投资,清算环节最终要走到美国,因此它肯定可以利用这种优势观察到你,同时可以对你进行制裁。另外,美国也在用不同的手段对于其它的全球交易信息系统进行监控。它借助了强势的地位,也有这个能力,也有其它科技手段进行监控。 这些环节,都给全球化、全球资源配置、全球供应链以及整个效率的最优配置带来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天真地运用过去传统的所谓全球市场经济的这种假设来研究所有的问题,需要引入一些新的经济分析。 应对扭曲: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 从对策来讲,我就讲三点。 1、要做好对贸易战的应对。这个正好昨天下午闭门会,我们也听了一些很好的报告和大家的发言。 2、要研究如何维持更加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秩序。一方面看到市场扭曲的增长,我们力图减少这种扭曲,这个就是通过更加注重公平竞争来加以解决。 3、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因为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我们才能够有效地抵御以美元储备货币为基础的,在全球制造的这种显著的扭曲,来维持我们主张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多边主义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些政策。[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8月11日 15:34
孙天琦:应将Libra视作外币 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框架
孙天琦:应将Libra视作外币 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框架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特邀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孙天琦发表演讲。 孙天琦表示,目前看,Libra可以自由跨境流动,因此必须将其视作外币,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这也符合我国现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和汇率市场化进程。否则,建议禁止使用Libra。此外,孙天琦还表示,除国家另有规定极少数极少数情况外,我境内必须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包括数字环境下的境内交易的计价结算。绝不能出现在数字环境下境内交易的Libra化或者是美元化。 以下是演讲实录: 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主题是从跨境资金流动视角看数字货币,主要是Libra。我讲两部分,一是Libra对外汇管理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二是应对。背景主要是基于从媒体上能够看到的Libra的技术框架。 一、Libra对外汇管理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 一是Libra可能会挑战我国现行外汇管理的政策框架。对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汇率完全市场化的国家而言,资金跨境可以无因划转,只要遵循“三反”的要求。在我国,资金跨境不能无因划转。基于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和汇率市场化的进程,相对应的外汇管理的一个基础的要求是强调外汇交易要有真实的交易背景,要审核交易的真实性。我们目前是把商业银行挺在一线,由银行对交易真实性进行审核。从Libra公布的技术特点看,Libra是C2C的,谁来落实对交易的跨境交易真实性的审核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此外,从技术上,如何在数字环境下区分交易是境内交易还是跨境交易?这个交易是发生在境内主体之间还是境内主体和境外主体之间?这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二是非法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增加。地下钱庄可能会如虎添翼。 三是Libra可能会强化美元的统治地位,不排除我国部分境内交易Libra化。Libra化,本质上就是美元化。咱们国内法定的计价结算货币是人民币。但是如果说我国境内交易允许,或者是无法完全禁止Libra的计价结算,那么在数字环境下一部分境内交易可能不可避免会Libra化,也就是美元化。 四是挤压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 五是可能会扩展美国长臂管辖的范围。从Libra的储备金看,50%是美元。根据美国长臂管辖“最小限度联系”的原则,可以推测所有使用Libra进行交易的实体和个人必会被纳入美国长臂管辖范围。简单来说,如果现在的交易用的是欧元,和美元没关系,美国长臂管辖则管不上,如果欧元这部分交易改用Libra,那么美国的长臂管辖马上可以覆盖。 六是数字货币可能会在跨境业务中具有现实的生存空间。具体来讲,就是侨汇,涉及到普惠金融,这是G20关注的一个话题。一部分欠发达的劳务者在发达国家打工,定期把钱汇回国内供家属使用,可能给非洲家里每个月汇几百美元就够了,小额跨境汇款比较频繁。20国集团和世界银行大概在2010年左右做过调研,全球侨汇规模每年5、6千亿美元,成本高达12%,非正规渠道的侨汇成本是30%。2011年G20提出到2014年要把全球侨汇成本从10%降到5%,到今年二季度末全球侨汇成本降到了6.84%。联合国有一个2030规划,在2030规划中要把全球侨汇成本降到3%。也就是说,全球5、6千亿的侨汇,如果成本从8%或10%降到3%,每年就会有300亿美元让利于弱势群体。要从其他方面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如果侨汇成本降下来,就相当于国际援助。要从现有银行体系达到这一目标,难度很大,这个难度不是技术原因造成的,而是管制原因造成的。现有银行技术、汇款机制可能无法突破外汇等管制。而按照Libra所描述它的技术特点,或许它可以冲破这个外汇管制,发挥出它成本低、时间短、效率高、覆盖面更广的特点。当然它可能牵扯一个C端到B端,B端到B端,B端到C端,有更复杂落地网络问题。 二、应对建议 一是将Libra视作外币,必须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目前看,Libra可以自由跨境流动,因此必须将其视作外币,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这也符合我国现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和汇率市场化进程。首先,Libra和人民币(即法币)之间的兑换,必须符合结售汇规定;其次,以Libra为媒介的跨境收支交易必须要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再次,可用于我国已承诺的完全可兑换的经常项目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交易,以及资本项下已经开放的交易,同时必须遵守现行外汇管理规定。技术上面临的课题则是,如何实现;BOP统计、数据采集如何跟上。在现行外汇管理框架下,如果做不到以上所说,我个人建议禁止使用Libra。 二是除国家另有规定极少数极少数情况外,我境内必须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包括数字环境下的境内交易的计价结算。绝不能出现在数字环境下境内交易的Libra化或者是美元化。 三是跨境金融服务必须持牌经营,金融牌照必须要有国界。新型金融服务提供商,绝不能说只拿着国外的牌照而没有我国的牌照,在我国境内“无照驾驶”。从一线实际工作接触的各类非法跨境交易的各种类型看,现有的、非数字货币环境下,跨境金融服务已经给监管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数字环境下,这种挑战将更加明显。比如,一个机构拿到境外牌照,在境外建一个数字平台,在我国境内不拿金融牌照,然后就为中国境内提供金融服务(跨境交付模式的金融服务)。实践中,已经有此类提供跨境证券服务的公司在境外上市,还有专门提供此类跨境保险服务的公司在筹划境外上市。这些非法跨境交易涉及外汇、证券、保险、支付、银行开户、贵金属交易,还有跨境的买房金融服务,跨境财富管理等等。 媒体上讲,国内禁止赌博。但围绕中国,周边国家已出现了借助数字平台的“赌博带”。未来,也不排除会出现基于数字平台、拿到境外金融牌照、没有拿到境内金融牌照、专门给境内提供服务的“金融圈”或者“金融带”。这类机构背后,很大一部分是国人,做数字技术非常先进、无底线经营也非常有经验。 对监管者而言,第一,一定要强调持牌经营,牌照要有国界。美国监管部门2018年处罚一个爱沙尼亚公司6亿美金,就是因为其没有拿美国牌照而给美国人提供服务。对一些高风险产品,境外服务提供商不拿美国牌照则不得给美国人提供服务,美国要求必须在网站上清楚写明“不给美国人提供服务”。上周,我们登录了做此类业务的一个中国背景的公司,在其中文页面,如果选择是美国公民,下一步开户交易就走不下去,而选中国公民,就可以继续往下做。此类服务商不敢给美国人提供服务,但可随意给中国人提供服务,监管部门应反思。第二,监管理念一定要变。“过去不管,所以现在不管,先看看”“牌照不是我发的,所以我不管”,这种思想是要改正的。这种思想是导致目前金融乱像的原因之一,再不能让其成为跨境交付模式下、基于数字平台的跨境金融服务乱像的推手。功能监管一定要落地。 四是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Libra与法定货币在国际上的竞争,谁的市场份额大,最终决定权在市场,起决定作用是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的综合实力。监管部门一厢情愿要限定它,估计是很难起作用的。刚才讲的,我们的面临的那些非法的跨境的金融服务,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认为是金融管制的结果。由于管制,出现了黑市和非正规渠道。Libra或许会成为促进改革开放的一股新的推动力。设想一下,当我国的资本市场完全开放,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当我们有了充分的“四个自信”,有信心相信全球市场会选择人民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担心全球的数字货币问题了。[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8月11日 12:33
外汇局官员:应将天秤币视作外币 纳入外汇管理框架
外汇局官员:应将天秤币视作外币 纳入外汇管理框架

  原标题:外汇局官员:应将天秤币视作外币,纳入中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 8月10日,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孙天琦介绍了美国社交巨头Facebook推出的数字货币计划Libra(天秤币),对外汇管理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六大影响以及四条应对建议。 孙天琦指出,Libra对外汇管理和跨境资金流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Libra可能会挑战我国现行外汇管理的政策框架。 2.非法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增加。地下钱庄可能会如虎添翼。 3.Libra可能会强化美元的统治地位,不排除中国部分境内交易Libra化。而Libra化本质上就是美元化。如果说中国境内交易允许,或者是无法完全禁止Libra的计价结算,那么在数字环境下一部分境内交易可能不可避免会Libra化,也就是美元化。 4.挤压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 5.可能会扩展美国长臂管辖的范围。从Libra的储备金看,50%是美元。根据美国长臂管辖“最小限度联系”的原则,可以推测所有使用Libra进行交易的实体和个人必会被纳入美国长臂管辖范围。 6.数字货币可能会在跨境业务中具有现实的生存空间。 孙天琦就此提出了四条应对建议: 首先,将Libra视作外币,必须纳入中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目前看,Libra可以自由跨境流动,因此必须将其视作外币,纳入中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否则,建议禁止使用Libra。 其次,除国家另有规定极少数极少数情况外,中国境内必须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包括数字环境下的境内交易的计价结算。绝不能出现在数字环境下境内交易的Libra化或者是美元化。 第三,跨境金融服务必须持牌经营,金融牌照必须要有国界。新型金融服务提供商,绝不能说只拿着国外的牌照而没有中国的牌照,在中国境内“无照驾驶”。 最后,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Libra与法定货币在国际上的竞争,最终决定权在市场,起决定作用是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的综合实力,因此当前阶段更应经一部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增强中国金融业的综合实力,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以下为演讲全文: 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主题是从跨境资金流动视角看数字货币,主要是Libra。我讲两部分,一是Libra对外汇管理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二是应对。背景主要是基于从媒体上能够看到的Libra的技术框架。 一、Libra对外汇管理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 一是Libra可能会挑战我国现行外汇管理的政策框架。对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汇率完全市场化的国家而言,资金跨境可以无因划转,只要遵循“三反”的要求。在我国,资金跨境不能无因划转。基于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和汇率市场化的进程,相对应的外汇管理的一个基础的要求是强调外汇交易要有真实的交易背景,要审核交易的真实性。我们目前是把商业银行挺在一线,由银行对交易真实性进行审核。从Libra公布的技术特点看,Libra是C2C的,谁来落实对交易的跨境交易真实性的审核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此外,从技术上,如何在数字环境下区分交易是境内交易还是跨境交易?这个交易是发生在境内主体之间还是境内主体和境外主体之间?这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二是非法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增加。地下钱庄可能会如虎添翼。 三是Libra可能会强化美元的统治地位,不排除我国部分境内交易Libra化。Libra化,本质上就是美元化。咱们国内法定的计价结算货币是人民币。但是如果说我国境内交易允许,或者是无法完全禁止Libra的计价结算,那么在数字环境下一部分境内交易可能不可避免会Libra化,也就是美元化。 四是挤压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 五是可能会扩展美国长臂管辖的范围。从Libra的储备金看,50%是美元。根据美国长臂管辖“最小限度联系”的原则,可以推测所有使用Libra进行交易的实体和个人必会被纳入美国长臂管辖范围。简单来说,如果现在的交易用的是欧元,和美元没关系,美国长臂管辖则管不上,如果欧元这部分交易改用Libra,那么美国的长臂管辖马上可以覆盖。 六是数字货币可能会在跨境业务中具有现实的生存空间。具体来讲,就是侨汇,涉及到普惠金融,这是G20关注的一个话题。一部分欠发达的劳务者在发达国家打工,定期把钱汇回国内供家属使用,可能给非洲家里每个月汇几百美元就够了,小额跨境汇款比较频繁。20国集团和世界银行大概在2010年左右做过调研,全球侨汇规模每年5、6千亿美元,成本高达12%,非正规渠道的侨汇成本是30%。2011年G20提出到2014年要把全球侨汇成本从10%降到5%,到今年二季度末全球侨汇成本降到了6.84%。联合国有一个2030规划,在2030规划中要把全球侨汇成本降到3%。也就是说,全球5、6千亿的侨汇,如果成本从8%或10%降到3%,每年就会有300亿美元让利于弱势群体。要从其他方面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如果侨汇成本降下来,就相当于国际援助。要从现有银行体系达到这一目标,难度很大,这个难度不是技术原因造成的,而是管制原因造成的。现有银行技术、汇款机制可能无法突破外汇等管制。而按照Libra所描述它的技术特点,或许它可以冲破这个外汇管制,发挥出它成本低、时间短、效率高、覆盖面更广的特点。当然它可能牵扯一个C端到B端,B端到B端,B端到C端,有更复杂落地网络问题。 二、应对建议 一是将Libra视作外币,必须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目前看,Libra可以自由跨境流动,因此必须将其视作外币,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这也符合我国现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和汇率市场化进程。首先,Libra和人民币(即法币)之间的兑换,必须符合结售汇规定;其次,以Libra为媒介的跨境收支交易必须要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再次,可用于我国已承诺的完全可兑换的经常项目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交易,以及资本项下已经开放的交易,同时必须遵守现行外汇管理规定。技术上面临的课题则是,如何实现;BOP统计、数据采集如何跟上。在现行外汇管理框架下,如果做不到以上所说,我个人建议禁止使用Libra。 二是除国家另有规定极少数极少数情况外,我境内必须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包括数字环境下的境内交易的计价结算。绝不能出现在数字环境下境内交易的Libra化或者是美元化。 三是跨境金融服务必须持牌经营,金融牌照必须要有国界。新型金融服务提供商,绝不能说只拿着国外的牌照而没有我国的牌照,在我国境内“无照驾驶”。从一线实际工作接触的各类非法跨境交易的各种类型看,现有的、非数字货币环境下,跨境金融服务已经给监管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数字环境下,这种挑战将更加明显。比如,一个机构拿到境外牌照,在境外建一个数字平台,在我国境内不拿金融牌照,然后就为中国境内提供金融服务(跨境交付模式的金融服务)。实践中,已经有此类提供跨境证券服务的公司在境外上市,还有专门提供此类跨境保险服务的公司在筹划境外上市。这些非法跨境交易涉及外汇、证券、保险、支付、银行开户、贵金属交易,还有跨境的买房金融服务,跨境财富管理等等。 媒体上讲,国内禁止赌博。但围绕中国,周边国家已出现了借助数字平台的“赌博带”。未来,也不排除会出现基于数字平台、拿到境外金融牌照、没有拿到境内金融牌照、专门给境内提供服务的“金融圈”或者“金融带”。这类机构背后,很大一部分是国人,做数字技术非常先进、无底线经营也非常有经验。 对监管者而言,第一,一定要强调持牌经营,牌照要有国界。美国监管部门2018年处罚一个爱沙尼亚公司6亿美金,就是因为其没有拿美国牌照而给美国人提供服务。对一些高风险产品,境外服务提供商不拿美国牌照则不得给美国人提供服务,美国要求必须在网站上清楚写明“不给美国人提供服务”。上周,我们登录了做此类业务的一个中国背景的公司,在其中文页面,如果选择是美国公民,下一步开户交易就走不下去,而选中国公民,就可以继续往下做。此类服务商不敢给美国人提供服务,但可随意给中国人提供服务,监管部门应反思。第二,监管理念一定要变。“过去不管,所以现在不管,先看看”“牌照不是我发的,所以我不管”,这种思想是要改正的。这种思想是导致目前金融乱像的原因之一,再不能让其成为跨境交付模式下、基于数字平台的跨境金融服务乱像的推手。功能监管一定要落地。 四是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Libra与法定货币在国际上的竞争,谁的市场份额大,最终决定权在市场,起决定作用是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的综合实力。监管部门一厢情愿要限定它,估计是很难起作用的。刚才讲的,我们的面临的那些非法的跨境的金融服务,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认为是金融管制的结果。由于管制,出现了黑市和非正规渠道。Libra或许会成为促进改革开放的一股新的推动力。设想一下,当我国的资本市场完全开放,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当我们有了充分的“四个自信”,有信心相信全球市场会选择人民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担心全球的数字货币问题了。[详情]

澎湃新闻 | 2019年08月11日 12:25
屠光绍:科创板的成功 意味着一批科创板企业要退市
屠光绍:科创板的成功 意味着一批科创板企业要退市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屠光绍发表演讲。 谈及最近开市的科创板,屠光绍表示,科创板为市场化进程做了很重要的推进,特别是退市。科创板的成功一定是意味着一批科创板的企业要退市。屠光绍认为,有进有出是市场规律,制度建设就该如此;没有退就没有进,一定有科创板的企业退市才能促进科创板的成功。”市场机制的深入改革和我们加大开放力度促进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供给,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要加大市场化的改革。其次,要不断完善监管机制和方式,当然还要进一步优化直接融资服务环境。“ 以下是演讲实录: 尊敬陈元主席、王文涛省长、各位嘉宾,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来参加伊春论坛。 前面讲的很重要,后面讲的很精彩,所以我做一个过渡。 刚才前面三位发言的领导,从我参加工作开始,都曾在不同阶段是我的领导,一直到现在。我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常务理事,陈元主席是主席。我是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尚福林是主任。所以我一直在他们三位的领导下成长、工作。 他们刚才讲的都是金融开放,好在过去都是他们给我布置任务,我来做一点具体执行。今天他们三位都从全球大视野和大格局谈中国金融开放,他们是大格局,我想讲一个具体的一个小问题。但是也不算很小,这也是我们金融开放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我要说的问题一个是金融业开放,还有一个就是直接融资。这两个不是新问题,都是老问题。金融开放伴随着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金融业就在不断开放。直接融资方面,我想在座大家都知道,从我们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到政府工作报告,到我们每个五年规划,都在不同的场合一直说到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这个话也说了20多年。所以,这些都是老问题,但这两个老问题怎么找到它们的交汇点?这就是我讲“金融业开放和直接融资服务体系”这个题目的原因,要从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一个角度进行分析。 我想讲三个问题,很简单。  一、服务体系供给是制约直接融资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说了这么多年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而且大家都在分析为什么发展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意义、作用、好处,都讲了多少年。在当前,大家更意识到要加快发展直接融资。我们整个宏观形势、宏观经济遇到了一些挑战,所以大家更意识到发展直接融资的意义。 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重视发展直接融资?为什么大家都有共识要发展直接融资?直接融资方面,我们不是没有发展,我们发展很快。但是在整个的融资体系里面,应该说我们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有些问题,我们的直接融资比例提升得还不够快。那么我们现在又面临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有很多,但实际上一个很重要或者基础性的问题,是要加大直接融资的供给。 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直接融资这么重要,为什么直接融资的比例提高得不快?原因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跟直接融资所需要的服务体系供给不足是有关系的。 1.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对服务体系的不同要求。融资服务体系就是将投资方和融资方连接起来的一系列服务机构及所提供的产品、工具。直接融资的服务体系和间接融资的服务体系是不一样的,它们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它们的特性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们的一些内容也是不一样的。通过银行体系间接融资,储蓄人的适应是比较简单的,通过商业银行存款就可以了。但是直接融资面对着市场,投资人要对较多的投资产品和工具直接进行选择,这个就需要有跟直接融资相对应的服务体系供给来支撑。 2.目前发展直接融资所需要的服务体系供给是不足的。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判断有点武断,认为直接融资服务体系很健全,各个行业都有。但是我觉得这不光是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供给的数量和规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的质量和水平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我们过去搞建设,看到比较多的现象叫做“低水平重复建设”。我们的直接融资服务体系的供给,虽然门类齐全、行业齐全,但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整体能力、水平、质量,我觉得都需要提高。如果没有这样的直接融资服务体系的支撑,或者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不够,它就会影响到直接融资的发展,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就没有支撑。我说了这是一个角度分析,影响直接融资发展的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觉得服务体系的供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我们加快直接融资的发展需要使得这种供给不足更显突出。 3.为什么直接融资所需要的服务体系供给不足?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质量和水平还不适应?我觉得开放不够是我们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供给不足的一大原因。为什么要说到这个?今天其实证监会几任主席都在这个地方,过去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对外开放做了很多的推动,在每个阶段都实现了对外开放的一些举措、一些安排,但是也不容置疑,整个资本市场服务体系的开放是不够的。当然了,这有原因,刚才周小川主席也谈到了,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些不断变动的国际环境,但是我觉得跟我们的过度保护也是有关系的。大家知道,我们中国进入WTO的时候,其实是对资本市场,特别对与资本市场有关的服务体系这一块我们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因为当时的说法是,我们证券市场特别资本市场服务行业太弱。事实上证明,这样一种保护其实并没有起到让我们这个行业能够更快发展的作用,特别是更高质量的发展。所以这个应该说有历史的原因,但是也对于我们整个金融开放的进程的安排以及对我们的有些保护也是有关系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要通过金融业的开放,特别是跟直接融资有关的服务体系的开放,来为直接融资下一步加快发展来提供供给,来提供支撑,这就是这个题目的本意。 二、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促进直接融资服务能力供给提升 首先,通过开放增加直接融资服务供给主体和供给力度。通过开放,我们会引进一些具有一定能力且具有一定管理水平的服务机构,这是我们发展直接融资很重要的支撑。另外,这也是金融开放路径的一个必然选择。我们说金融开放,一个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另外一个就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在市场开放之前,应该加大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在资本市场开放、实现资本项下自由兑换之前,我们要加大资本服务体系的开放,这样也符合有序开放的逻辑。特别地,金融11条里面相当内容都是直接融资服务体系的开放,涉及到各个行业,所以我觉得首先是要通过开放来增加我们的服务供给的主体和供给力度。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就像我们说引进资金,是不是单纯为了资金?服务体系的开放,是不是就是为了引进几家机构呢?我觉得如果单纯地这样看,对外开放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通过开放,健全直接融资的服务体系。服务体系既有投行、资产管理,也包括与直接融资相配套的其他各类服务机构。中国直接融资服务机构很多,但是有一些是我们的短板,所以通过开放引进外资有利于健全直接融资服务的服务体系,补齐短板。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开放要完善直接融资服务的市场机制。通过开放更多促进改革,关键是要完善我们直接融资服务的市场机制。所谓市场机制,最核心的机制就是竞争机制。我们过去的资本市场的服务业竞争是不充分的。在这种竞争机制不充分的情况下,或者说良性竞争没有建立起来情况下,我们就会有一些负面竞争、不公平竞争。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资本市场有很多问题出现。比如在债券评级方面,影响评级的非市场因素很多,主要看被评级企业的关系以及评级费,使得评级成为一纸空文,误导投资人。再就是上市方面,存在着投行包装,还有一些其它服务机构包括会计师做假。这种负面的竞争既反映出服务体系供给质量和水平存在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使资本市场的信心受到很大损伤,致使发展直接融资的良好愿望一直难以得到很好的落实和体现。所以要通过开放要完善直接融资服务的市场机制。 第四,还要通过开放形成良好的直接融资服务生态。生态很重要,良好的生态在市场透明度、职业道德、准则包括公司治理方面都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如果这些方面能够形成良好生态,那么也会对直接融资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特别要说一句,今天很多参加论坛的都是从事资本市场与直接融资的服务业机构,我是从总体上来谈直接融资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可能在座有些机构确实做得不错,但是我要说的是,有些机构做得很好并不代表整个体系的水平和能力。所以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发展直接融资需要整个服务体系能力的提升,即整体的提升,这样才能为我们直接融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三、努力扩大直接融资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积极效应 加快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是当前扩大对外开放的重点,如何使对外开放成为提升直接融资服务供给力度和能力的重要机遇呢? 大家也会问,是不是真的一开放就灵?开放很重要,但是也有开放失效,并不是说一开放,来了几家机构,整个的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供给能力就自然提高了。我们努力扩大直接融资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积极效应靠什么?一方面要靠一定的开放力度,没有一定力度就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要靠改革与开放对接和互动,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基本经验。 最简单的道理,其实就是开放+改革,开放倒逼改革,改革来更好适应开放。所以首先要大力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因为直接融资对应的是直接融资市场,公开市场和非公开市场。直接融资服务体系固然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市场化的机制健全的市场制度的安排,那我想,开放可能失败,甚至劣币驱逐良币。这次科创板为市场化进程做了很重要的推进,特别是退市。科创板的成功一定是意味着一批科创板的企业要退市。大家一定觉得,科创板刚启动你就说退市,太早了。我认为这是市场规律,有进就有出,制度建设就该如此;没有退就没有进,一定有科创板的企业退市才能促进科创板的成功。退市我们叫了多少年,很难。市场机制的深入改革和我们加大开放力度促进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供给,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要加大市场化的改革。其次,要不断完善监管机制和方式,当然还要进一步优化直接融资服务环境。[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8月11日 10:42
屠光绍:有科创板的企业退市才能促进科创板的成功
屠光绍:有科创板的企业退市才能促进科创板的成功

  屠光绍:有科创板的企业退市才能促进科创板的成功 屠光绍表示,我国现在面临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一个很重要或者基础性的问题,是要加大直接融资的供给。 8月10日,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在伊春举行,CF40常务理事、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屠光绍在论坛上对金融业开放和直接融资服务体系相关问题发表见解。 屠光绍表示,服务体系供给是制约我国直接融资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通过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促进直接融资服务能力供给提升。 直接融资比例提升不够快,与服务体系供给不足有关 屠光绍称,直接融资方面我国发展很快。但在整个融资体系里面,直接融资比例提升得还不够快。我国现在面临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一个很重要或者基础性的问题,是要加大直接融资的供给。 屠光绍表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对服务体系的不同要求。直接融资面对着市场,投资人要对较多的投资产品和工具直接进行选择,这就需要有跟直接融资相对应的服务体系供给来支撑。 屠光绍称,目前发展直接融资所需要的服务体系供给是不足的,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供给更重要的是质量和水平的问题,而开放不够是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供给不足的一大原因。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促进直接融资服务能力供给提升 对于如何通过加大对外开往力度促进直接融资服务能力供给提升,屠光绍从四个方面给出观点: 一、通过开放增加直接融资服务供给主体和供给力度 屠光绍称,金融开放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也就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在市场开放之前,应该加大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在资本市场开放、实现资本项下自由兑换之前,要加大资本服务体系的开放,这样也符合有序开放的逻辑。特别是,金融11条里面相当内容都是直接融资服务体系的开放,涉及到各个行业,所以首先是要通过开放来增加服务供给的主体和供给力度。 二、通过开放健全直接融资的服务体系 屠光绍表示,服务体系既有投行、资产管理,也包括与直接融资相配套的其他各类服务机构。中国直接融资服务机构很多,但是有一些是我们的短板,所以通过开放引进外资有利于健全直接融资服务的服务体系,补齐短板。 三、通过开放完善直接融资服务的市场机制 屠光绍称,通过开放更多促进改革,关键是要完善直接融资服务的市场机制。 所谓市场机制,屠光绍表示,最核心的机制就是竞争机制。屠光绍称,过去的资本市场的服务业竞争是不充分的。在这种竞争机制不充分的情况下,或者说良性竞争没有建立起来情况下,我们就会有一些负面竞争。所以资本市场有很多问题出现。这种负面的竞争既反映出服务体系供给质量和水平存在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使资本市场的信心受到很大损伤,致使发展直接融资的良好愿望一直难以得到很好的落实和体现。 四、通过开放形成良好的直接融资服务生态 屠光绍称,良好的生态在市场透明度、职业道德、准则包括公司治理方面都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如果这些方面能够形成良好生态,那么也会对直接融资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如何使对外开放成为提升直接融资服务供给力度和能力的重要机遇? 屠光绍表示,答案是“开放+改革”,开放倒逼改革,改革来更好适应开放。 屠光绍称,首先要大力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因为直接融资对应的是直接融资市场,公开市场和非公开市场。直接融资服务体系固然重要,但没有一个市场化的机制健全的市场制度的安排,开放可能失败,甚至劣币驱逐良币。 屠光绍称,这次科创板为市场化进程做了很重要的推进,特别是退市。科创板的成功一定是意味着一批科创板的企业要退市。这是市场规律,有进就有出,制度建设就该如此;没有退就没有进,一定有科创板的企业退市才能促进科创板的成功。市场机制的深入改革和我们加大开放力度促进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供给,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要加大市场化的改革。 屠光绍表示,其次,要不断完善监管机制和方式,当然还要进一步优化直接融资服务环境。[详情]

第一财经 | 2019年08月11日 10:39
孙明春:人民币有可能成为美元的首位挑战
孙明春:人民币有可能成为美元的首位挑战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成员、博海资本投资总监兼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发表演讲。 孙明春表示,目前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什么东西对美元可能有挑战?孙明春给出答案:人民币。 他解释到,过去这些年,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硕果累累,现在是5千亿美元,已经超过SDR。SDR已经做了50年了,人民银行做了十年,这个量就超过了SDR提供的流动性,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从前景上来看,前景更大,我们的外贸,整个外贸占全世界的比例占到12%左右。我们清算占2%,储备占2%,所以我们经济再这么继续发展,科技再这么发展,我相信全世界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会越来越大,包括咱们自己对人民币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动摇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支柱货币,确实有可能成为美元的首位挑战。 以下是演讲实录: 大家看一下我的题目就知道,我这是命题作文。但是鉴于今天大家都在讨论中美贸易战、金融战之类的,我把幻灯片的内容稍微调一调口径,也来谈一谈这些事。 美国指控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大家感到很气愤。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些图表和数据,大家看完之后可能会理解一下美方的焦虑和无奈处境。如果大家了解一下美方,也许大家对美国不是那么气愤,也许会感到同情。因为美国的情况确实也不是那么好。怎么讲呢?我们看到美国过去这一段时间,特朗普上台以后,不只在跟中国人打贸易战,跟很多地方都在打。而且美国也不只是在贸易领域出现纠纷,它退了很多群,不只在经济领域退群,包括上个礼拜退出美俄导弹条约。我想主要讲什么呢?实际上美国发展到今天,特朗普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说明啥?说明美国现在不伟大,美国需要再次伟大。 我们仔细看看美国情况,会发现它的情况其实也不妙。我们在座都是中国专家,我们一直担心中国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之类的,但是美国方面一样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如果没有这些风险和挑战,我相信它也不会那么着急地跳出来跟全世界的各个国家打。 首先,图表列了很多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条件,这都是表象的东西,背后其实有很多比较大的主题,比如说全球的贫富差距问题。这些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逆全球化的问题。美国对待对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对待崛起的中国,不能叫“围追堵截”。美国确实是军事、科技、经济强国,但是它也有它的很多弱点。 中美关系是这段时间影响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主题,这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5月份特朗普升级贸易战之后出的一期封面,说贸易战是一个新冷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新的冷战,我希望不是,我希望各方能够全力以赴避免一场新冷战,这是我想先说的一个观点。 中美贸易战的表象肯定是中美贸易余额,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这么大,这个逆差不仅是大,而且确确实实越来越大,这是一个表象。由图可知,美国经常账户在过去36年里面都是逆差,而且这些年的逆差也是居高不下,4千亿美元左右。相比之下,中国、德国、日本这些年全都是顺差。我们知道“特里芬难题”——美元作为全球体系的支柱货币必须输出美元,但是我觉得量宽以后,国际社会也不见得需要美元输出,还是有它自身的问题。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困扰美国的一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曾经困扰过美国,但那个时候美国觉得不值得担心,现在它才是真正地担忧。 另外一个就是财政赤字。美国经济那么好的情况下,财政赤字是GDP的106%,现在是22万亿美元。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2001年的时候是53%,在去年的时候是106%,整整翻了一倍。根据美国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到2049年,这个数会到144%。这是美国的双赤字。美国双赤字大家也听过很多年,担忧也很多年,过去这几年美国经济实在太好,大家都没有特别担忧,但是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在1999年和206年期间住在美国,2006年的时候,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是多大?8千亿美元,财政赤字那时候跟现在比是小巫见大巫了,大家当时也很担心。除此之外,美国22万亿赤字中,6.5万亿是外债,中国和日本各拿一万多亿。其实还有隐形债务,美国社保这一块是一个巨大的窟窿。我记得2005、2006年的时候看美国报纸,美国未来养老医疗有巨额的窟窿,我们今天也担心中国,十多年前美国就在担心,这个担心贸易要落实。美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今年上半年初做的报告,说今年是社保基金持平的最后一年,明年开始,也就是2020年开始,美国的社保基金就入不敷出,到2035年,美国社保基金的储备金就全部用光。从2035年开始,如果财政部支持,这是隐性债务,如果不管,退休人员收入怎么办?如果管就是隐性政府债务,缺口有多大?今后75年总量的折现值是14万亿美元,不折现的话数量还要大,22万亿是美国国债。 如果我们把国家的名字掩掉,如果我们不说这是美国,那么经常账户逆差是这么一个情况、财务是这么一个情况,按照发展中国家做的好多模型预测,把美国这个数据输进去,一个新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肯定会发生汇率危机、货币危机。为什么美国现在没事呢?无非就是因为它是霸主。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别无选择,清算货币它是最大的,占40%,欧元占到35%,这是包括欧元区内部的贸易量。还有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你即便觉得它有问题,也没有更好的替代。 唯一有可能替代美元的就是欧元,无论从储备还是从清算,欧元都是仅次于美国。前段时间伊朗出事情,美国要禁运,欧洲还不同意,英德法要另做清算系统,但是能不能行?不知道。行不行的关键就看欧元有没有前途,本来觉得欧元很有前途,在08、09年之前,其实欧元是很有潜力的,为什么后来出事?后来汇率贬值,占国际储备的地位也下来了,无非是因为后边出了欧债危机。欧债危机动摇了大家对欧元的信心,2011年、2012年,大家都担心欧盟要解体的。欧盟到现在没解体,但是英国退欧了,马上要解决这个问题。英国退欧这个事,也是走回头路,有什么意义,我们不知道。 另外一件事也值得我们关注,就是我给大家贴的钞票,这是国债,意大利政府发的国债。但是大家仔细想想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这是意大利中央银行没办法发货币,意大利政府变了一个样子发这个东西。这跟当年林肯政府发绿钞票是一样的。这也许反映了在欧元区自身机制内部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它的成员国不得已而自己选择的道路。这个道路要是走下去,被越来越多成员国采纳,代表欧元将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我并没有对欧元做预测,我只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大家对欧元替代美元的未来肯定是有疑问的。 回到金本位肯定是不行,我想大家都懂这一点。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可以,但是作为货币有很多的缺陷。SDR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咱们周小川行长在09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影响很大,那篇文章里他也讲了SDR面临的一些问题,包括量不够,周行长写完那篇文章以后又分配了一次,到现在也只有2千多亿的SDR,折中美元不到3千亿美元。这个量太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猜肯定是有阻力,如果让我猜阻力来自于哪里?我猜来自于美国。IMF提出了最好的一个可以解决美元特里芬难题的办法,但是美国不愿意用。 市场也有选择,市场选择比特币,用脚投票。比特币波动太大,大家觉得是资产也不是货币。又出现了一个libra,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在libra初期对弱币是不好的,对美元是好的,但是要小心的是什么?libra一旦拥有生命力,最后就飞起来了,那个时候长远来讲,对美元也是一个威胁。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不在前期,前期对美元是有帮助的。 这一些说来说去,市场上找了这么多选择,到现在也找不出对美元真正有挑战的选择。什么东西对美元可能有挑战?人民币。因为简单保守估算十年左右,中国的GDP总量就赶超美国,中国跟美国就一般大了。另外,今天上午看肖钢前主席说了一句,关于咱们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规划,到2030年,我们人工智能就要赶上先进国家,在全世界是最发达的了,也就是十年。如果纯粹是经济大国,可能这个货币地位还没那么强,如果真的像规划的那样,2030年我们成为科技大国了,那可能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就不一样了,人民币作为可替代的货币,或者说可以对美元构成挑战能力的一个货币,我觉得它的可能性是在加大。倒不是说十年之内人民币就可以替代美元,我绝对不敢说这种话。我们前面看到数据,清算、结算里面人民币就占2%,但是这是一个缓慢演进的过程,市场前期就像股票市场,运转到一定程度会有一个突变,突变理论也有这些东西。演化到一定程度,这个市场从一个均衡到另外一个均衡的变迁是跳跃性的,不见得是连续。 实际上过去这些年,我们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硕果累累,现在是5千亿美元,已经超过SDR。SDR已经做了50年了,人民银行做了十年,这个量就超过了SDR提供的流动性,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从前景上来看,前景更大,我们的外贸,整个外贸占全世界的比例占到12%左右。我们清算占2%,储备占2%,所以我们经济再这么继续发展,科技再这么发展,我相信全世界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会越来越大,包括咱们自己对人民币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动摇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支柱货币,确实有可能成为美元的首位挑战。 时间站在中国这边,从美国的角度去想,它的意义是什么。出现今天这个情况,也不奇怪。中美贸易战也好,金融战也好,就像前面几位讲的,要守住底线,咱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把自己的事做好。针锋相对,咱们跟他们打,但是我的观点要斗而不破,一定要斗而不破。即便是我们占了上风,我们也还是要有一点共赢的思路。因为美国是个军事大国,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考虑的。即便我们强了,还是要想办法,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从共赢的角度,大家一起往前走。换句话说,咱们不能让,咱们该怎么发展怎么发展,但是要手下留情,斗而不破。具体来讲,金融对外开放怎么开放,继续坚定不移人民币国际化,这是大势所趋,也是应对新冷战的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就不受制于它,不怕它跟我们打了。 另外,加快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本身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币国际化官方宣传要低调一点,以前叫人民币跨境支付,尽可能减少给美国造成威胁感,但是美国人也很聪明。 另外,关于未来人民币成为国际化的货币,我想是不是能够研究,如何能够在将来实现多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继续美元的国际支柱货币地位,尽可能延长它在全球的这种地位。我刚才提到双赤字、隐性债务负担等等,如果债务有了冲击,美国经济会变得很坏,美国消费者的福利会很坏。你看看英镑,原来一英镑抵2.6美元,现在是1.1块美元,你这么设想一下,会发现如果美元有比较大的汇率波动,对美国造成冲击有多大。我觉得我们要考虑到美国的实力,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实力和它这些年的霸主地位,所以还是尽可能的买时间,尽可能的大家一起共存。就像习主席讲的,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防止对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以及世界安定和平的冲击。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8月10日 18:14
专家:金融业开放程度要与监管能力相符
专家:金融业开放程度要与监管能力相符

  来源:金融时报 原标题 专家表示:金融业开放程度要与监管能力相符 本报见习记者 徐贝贝 从2018年4月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公布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到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委公布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新举措,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成效显著。8月8日,MSCI发布公告,A股纳入因子将从10%提升至15%,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再迈一步。 如何看待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积极作用?如何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兼顾金融安全?8月10日,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CF40)伊春论坛上,与会专家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 金融业对外开放成果显著 CF40特邀嘉宾、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表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不仅为金融业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更为引进资本、人才、管理等提供了难得机会。对于银行业而言,对外开放促进国内银行开拓贸易金融、大宗商品融资、衍生交易等特色领域,促进业务向深向广发展。从保险业来看,外资保险公司带来了国外先进经验,弥补了国内保险业部分业务空白。 此外,金融业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业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外资金融机构办理中资企业境外发债、上市、并购、融资等业务,弥补了原有金融服务的短板。外资金融机构的示范作用和鲶鱼效应,为我国金融业探索符合市场基本规律和我国国情的金融服务体系贡献了重要力量。 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成效显著,同时也具备较大的潜力。据尚福林介绍,当前外资银行资产占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的比重还比较低,外资保险公司占比不到6%,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潜力巨大。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主动选择 在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下,有观点认为中国金融业扩大开放是不得已而为之。对此,尚福林表示,更高要求的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要素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的主动选择和必然选择。同时,尚福林进一步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中国要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持续推进扩大对外开放的金融战略,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提供更强大的金融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动商品要素流动性开放向规则等制度性开放转变,金融业对外开放相关制度正加速完善。我国金融市场必然迎来制度性、系统性的开放新局面,向世界释放出更加巨大的吸引力。”尚福林说。 “坚定不移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更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蔡鄂生认为,加大对外开放,加紧落实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未来,我国要进一步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金融业双向开放。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尚福林表示,面对竞争,国内金融机构还需进一步提高自身应对能力。金融业是竞争性行业,需要通过竞争来不断提高效率和活力。引进外资机构带来的冲击,能够促进国内金融机构由数量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升级步伐。 对外开放与防风险并重 金融业对外开放不能一放了之,需要把握好开放的力度和节奏,开放程度要与监管能力相匹配。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金融业开放是对外开放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风险较大的环节。金融属于命脉产业,涉及重大资源配置,所以金融业开放要更加慎重。 在尚福林看来,金融业对外开放要与防范风险并重。一方面,要加深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坚决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另一方面,要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积极参与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双向开放,需要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要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对标高水平国际规则,在金融体系稳定评估、反洗钱反恐评估等方面,客观反映中国的情况,争取公平待遇。另外,要从学习、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逐步转向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扩大金融业开放和发展金融科技的同时,要对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蔡鄂生表示,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通过技术和机制的不断创新,建立恰当有力的监管框架与准则,推动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健康发展。[详情]

穆长春谈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了五年 正“呼之欲出”
穆长春谈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了五年 正“呼之欲出”

  杜川 [DC/EP采取的是双层运营体系。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属于双层运营体系。] “记得2014年夏天的时候,周小川行长有一天讲,我们要研究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当时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比如为什么要在电子支付已经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还要发行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是采取区块链还是采取集中账户体系?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也得出了一些成果。”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回忆称。 8月10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穆长春透露,2014年至今,央行数字货币DC/EP(DE,digitalcurrency,是数字货币;EP,electronicpayment,是电子支付)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五年,现在“呼之欲出”。央行决定保持技术中性,不预设技术路线,并采取双层运营体系。 双层运营体系 对于是否采用区块链技术的问题,穆长春表示,由于法定数字货币是M0替代,如果要达到零售级别,高并发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去年双十一的时候,网联的交易峰值达到了92771笔/秒,比较一下,比特币是每秒7笔。以太币是每秒10笔到20笔,Libra根据它刚发的白皮书,每秒1000笔。可以设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行数字货币,采用纯区块链架构无法实现零售所要求的高并发性能。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央行层面应保持技术中性,不一定依赖某一种技术路线。” 记者了解到,DC/EP采取的是双层运营体系。单层运营体系是人民银行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这就属于双层运营体系。 “央行做上层、商业银行做第二层,这种双重投放体系适合我们的国情。既能利用现有资源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也能够顺利提升数字货币的接受程度。”穆长春表示,采取双层运营架构有以下几个考虑。首先,中国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体,人口教育程度以及对于智能终端的接受程度不一样。在这种经济体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如果采用单层运营架构,意味着央行要独自面对所有公众,会给央行带来极大挑战。“从提升可得性、增强公众使用意愿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应该采取双层的运营架构来应对这种困难”。 第二,采取双层架构也是为了充分发挥商业机构的资源、人才和技术优势,促进创新,竞争选优。商业机构IT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比较成熟,系统处理能力较强,在金融科技运用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人才储备比较充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等机构可以进行密切合作,不预设技术路线,充分调动市场力量,通过竞争实现系统优化,共同开发运行。 第三,双层运营体系有助于化解风险,避免风险过度集中。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要直接面对公众,涉及到千家万户,仅靠央行自身力量研发并支撑如此庞大的系统,而且要满足高效稳定安全的需求,还要提升客户体验,是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从技术路线选择,还是从操作风险、商业风险来说,通过双层运营设计可以避免风险过度集中到单一机构。 第四,单层运营架构会导致金融脱媒。单层投放框架下,央行直接面对公众投放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和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相比,前者在央行信用背书情况下,竞争力优于商业银行存款货币,会对商业银行存款产生挤出效应,影响商业银行贷款投放能力,增加商业银行对同业市场的依赖。 穆长春强调,虽然加密资产的自然属性是去中心化,但在双层运营体系安排下,DC/EP一定要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央行数字货币仍然是中央银行对社会公众的负债。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随着货币形态变化而改变。因此,仍然要保证央行在投放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第二,为了保证并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和货币调控职能,需要继续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第三,指定运营机构来进行货币的兑换,要进行中心化管理,避免指定运营机构货币超发;最后,在整个兑换过程中,没有改变二元账户体系,所以应该保持原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方式,这也需要保持央行中心管理地位。 注重M0替代 双层运营体系会对货币政策带来哪些影响? 穆长春认为,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流通中货币债权债务关系,为了保证央行数字货币不超发,商业机构向央行全额、100%缴纳准备金,央行的数字货币依然是中央银行负债,由中央银行信用担保,具有无限法偿性。另外,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现有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不会对商业银行存款货币形成竞争。由于不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不会强化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这样就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采取双层体系发放兑换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也有利于抑制公众对于加密资产的需求,巩固我们的国家货币主权。”穆长春称。 穆长春表示,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注重M0替代,而不是M1、M2的替代。“因为M1、M2已经实现了电子化、数字化,没有再用数字货币进行数字化的必要。相比之下,现有的M0(纸钞和硬币)容易匿名伪造,存在用于洗钱、恐怖融资等的风险。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保持了现钞的属性和主要特征,也满足了便携和匿名的需求,是替代现钞的较好工具。” 穆长春称,由于央行数字货币是对M0的替代,所以对于现钞不计付利息,不会引发金融脱媒,也不会对现有实体经济产生大的冲击。同时,应该遵守现行的所有关于现钞管理和反洗钱、反恐融资等规定,对央行数字货币大额及可疑交易向人民银行报告。 此外,穆长春强调,央行数字货币是可以加载智能合约的。央行数字货币依然是具有无限法偿特性的货币,它是对M0的替代。它所具有的货币职能(交易媒介、价值储藏、计账单位)决定其如果加载了超出其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就会使其退化成有价票证,降低可使用程度,会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会加载有利于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但对于超过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还是会保持比较审慎的态度。”[详情]

穆长春:央行数字货币采取双层运营体系 已呼之欲出
穆长春:央行数字货币采取双层运营体系 已呼之欲出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发表演讲。 穆长春表示,从2014年到现在,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研究已进行五年,现在可以说是“呼之欲出”。穆长春介绍,央行数字货币DC/EP采取的是双层运营体系。单层运营体系,是指人民银行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这就属于双层运营体系。 以下是演讲实录: 今天我想讲一下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实践,就是DC/EP。刚才邵主任讲过,我记得是2014年夏天的时候,周行长有一天讲,我们要研究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当时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比如说,为什么要在电子支付已经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还要发行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再比如,这个技术路线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是采取区块链还是采取集中账户体系?比如付息不付息、组织架构如何安排等等。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也得出了一些成果。从2014年到现在,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五年,从去年开始,数字货币研究所的相关人员就已经是996了,做相关系统开发,央行数字货币现在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 先说是否采用区块链技术的问题,最一开始,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小组做了一个原型,完全采用区块链架构。后来发现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法定数字货币是M0替代,如果要达到零售级别,首先一点,高并发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去年双十一的时候,网联的交易峰值达到了92771笔/秒,比较一下,比特币是每秒7笔。以太币是每秒10笔到20笔,Libra根据它刚发的白皮书,每秒1000笔。可以设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行数字货币,采用纯区块链架构无法实现零售所要求的高并发性能。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央行层面应保持技术中性,不预设技术路线,也就是说不一定依赖某一种技术路线。 DC/EP采取的是双层运营体系。单层运营体系,是人民银行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这就属于双层运营体系。 采取双层运营架构还有以下几个考虑: 首先,中国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人口教育程度以及对于智能终端的接受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种经济体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如果采用单层运营架构,意味着央行要独自面对所有公众。这种情况下,会给央行带来极大的挑战。从提升可得性,增强公众使用意愿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应该采取双层的运营架构来应对这种困难。 第二,人民银行决定采取双层架构,也是为了充分发挥商业机构的资源、人才和技术优势,促进创新,竞争选优。商业机构IT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比较成熟,系统的处理能力也比较强,在金融科技运用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人才储备也比较充分。所以,如果在商业银行现有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服务体系之外,再另起炉灶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等机构可以进行密切合作,不预设技术路线,充分调动市场力量,通过竞争实现系统优化,共同开发共同运行。后来我们发现,Libra的组织架构和我们DC/EP当年所采取的组织架构实际上是一样的。 第三,双层运营体系有助于化解风险,避免风险过度集中。人民银行已经开发运营了很多支付清算体系、支付系统,包括大小额,包括银联网联,但是我们原来所做的清算系统都是面对金融机构的。但是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要直接面对公众。这就涉及到千家万户,仅靠央行自身力量研发并支撑如此庞大的系统,而且要满足高效稳定安全的需求,并且还要提升客户体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从技术路线选择,还是从操作风险、商业风险来说,我们通过双层运营设计可以避免风险过度集中到单一机构。 第四,如果我们使用单层运营架构,会导致金融脱媒。单层投放框架下,央行直接面对公众投放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和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相比,前者在央行信用背书情况下,竞争力优于商业银行存款货币,会对商业银行存款产生挤出效应,影响商业银行贷款投放能力,增加商业银行对同业市场的依赖。这种情况下会抬高资金价格,增加社会融资成本,损害实体经济,届时央行将不得不对商业银行进行补贴,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颠覆现有金融体系,回到1984年之前央行“大一统”的格局。 总结下来,央行做上层,商业银行做第二层,这种双重投放体系适合我们的国情。既能利用现有资源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也能够顺利提升数字货币的接受程度。 这里还要讲一下双层运营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流通中货币债权债务关系,为了保证央行数字货币不超发,商业机构向央行全额、100%缴纳准备金,央行的数字货币依然是中央银行负债,由中央银行信用担保,具有无限法偿性。另外,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现有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不会对商业银行存款货币形成竞争。 由于不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不会强化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这样就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采取双层体系发放兑换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也有利于抑制公众对于加密资产的需求,巩固我们的国家货币主权。 再讲一下技术路线。刚才邵主任说有可能是用区块链。这里我再说一下,在原来设计的时候,曾经有过用区块链的设想,另外还设想过“一币两库三中心”这种架构。但实际上,我们不预设技术路线,也就是说,在央行这一层我们是技术中立的,这个数字货币既具有数字货币的特征也就是价值体系特征,又具有账户松耦合特征,还具有无限法偿的特性。从央行角度来讲,无论你是区块链还是集中账户体系,是电子支付还是所谓的移动货币,你采取任何一种技术路线,央行都可以适应。当然,你的技术路线要符合我们的门槛,比如因为是针对零售,至少要满足高并发需求,至少达到30万笔/秒。如果你只能达到Libra的标准,只能国际汇兑。像比特币一样做一笔交易需要等40分钟,那整个超市门口都要排大队了。从央行角度来讲,我们从来没有预设过技术路线,并不一定是区块链,任何技术路线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称它为长期演进技术(Long Term Evolution)。 此外,对老百姓来讲,基本的支付功能在电子支付和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相对模糊的。当然,我们以后投放的央行数字货币在一些功能实现上会和电子支付有很大的区别。另外,我们在一开始也讲了,双层运营体系有利于充分调动市场力量,通过竞争实现系统优化。目前我们是属于一个赛马状态,几家指定运营机构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做DC/EP的研发,谁的路线好,谁最终会被老百姓接受、被市场接受,谁就最终会跑赢比赛。所以这是市场竞争选优的过程。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在双层运营体系安排下,我们还是要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大家知道加密资产,它的自然属性就是去中心化。而DC/EP一定要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为什么? 第一,央行数字货币仍然是中央银行对社会公众的负债。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随着货币形态变化而改变。因此,仍然要保证央行在投放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第二,为了保证并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和货币调控职能,需要继续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第三,第二层指定运营机构来进行货币的兑换,要进行中心化的管理,避免指定运营机构货币超发。 最后,因为在整个兑换过程中,没有改变二元账户体系,所以应该保持原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方式,这也需要保持央行中心管理的地位。 中心化的管理方式与电子支付工具是不同的。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电子支付工具资金转移必须通过传统银行账户才能完成,采取的是账户紧耦合的方式。而对于央行数字货币,我们是账户松耦合,即脱离传统银行账户实现价值转移,使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这样,央行数字货币既可以像现金一样易于流通,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 同时又可以实现可控匿名,我们要在保证交易双方是匿名的同时保证三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这两个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 第三,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注重M0替代,而不是M1、M2的替代。这是因为M1、M2现在已经实现了电子化、数字化。因为它本来就是基于现有的商业银行账户体系,所以没有再用数字货币进行数字化的必要。另外,支持M1和M2流转的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商业银行行内系统以及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各类网络支付手段等日益高效,能够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用央行数字货币再去做一次M1、M2的替代,无助于提高支付效率,且会对现有的系统和资源造成巨大浪费。相比之下,现有的M0(纸钞和硬币)容易匿名伪造,存在用于洗钱、恐怖融资等的风险。另外电子支付工具,比如银行卡和互联网支付,基于现有银行帐户紧耦合的模式,公众对匿名支付的需求又不能完全满足。所以电子支付工具无法完全替代M0。特别是在账户服务和通信网络覆盖不佳的地区,民众对于现钞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DC/EP的设计,保持了现钞的属性和主要特征,也满足了便携和匿名的需求,是替代现钞比较好的工具。 另外,大家也看到了Libra也是用所谓的100%的储备资产抵押,但是它并没有把自己限定于M0,因有可能会出现Libra进入信贷市场出现货币派生和货币乘数。这就有可能出现货币超发的情况。 另外,因为央行数字货币是对M0的替代,所以对于现钞是不计付利息的,不会引发金融脱媒,也不会对现有的实体经济产生大的冲击。 由于央行数字货币是M0的替代,应该遵守现行的所有关于现钞管理和反洗钱、反恐融资等规定,对央行数字货币大额及可疑交易向人民银行报告。 另外,我们一再强调央行数字货币必须有高扩展性,高并发的性能,它是用于小额零售高频的业务场景。为了引导央行数字货币用于小额零售场景,不对存款产生挤出效应,避免套利和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级别钱包设定交易限额和余额限额。另外可以加一些兑换的成本和摩擦,以避免在压力环境下出现顺周期的情况。 此外,如果需要的话,央行数字货币还可以为央行实施负利率提供条件。 最后我想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智能合约的态度。央行数字货币是可以加载智能合约的。在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如前所述,央行数字货币依然是具有无限法偿特性的货币,它是对M0的替代。它所具有的货币职能(交易媒介、价值储藏、计账单位)决定其如果加载了超出其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就会使其退化成有价票证,降低可使用程度,会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会加载有利于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但对于超过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还是会保持比较审慎的态度。[详情]

张承惠:金融开放将提升中国资本市场交易量和流动性
张承惠:金融开放将提升中国资本市场交易量和流动性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特邀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张承惠发表演讲。 张承惠表示,金融开放对中国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机遇。”大量的外资进来,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进来,带来资金带来新的产品和市场交易经验,都会提升中国资本市场交易量和流动性。“ 同时,张承惠认为,金融开放会促进国内相对较为薄弱的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她指出,过去为了控制风险,监管部门对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是非常谨慎的。随着中国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衍生品市场发展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导致我国管理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所以这一次金融开放,我相信也会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会推动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走向国际化。 以下是演讲实录: 我谈一下金融开放可能带来风险和机遇。 从2017年开始,在我们最高领导人刚刚访问美国两个星期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中国启动301的调查。此后随着美方一系列动作,使得两国之间贸易摩擦逐渐地深化。对于美国的这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的一个应对之策就是加快对外开放。我们看到,从2018年的4月博鳌亚洲论坛,到进博会以及今年6月陆家嘴论坛等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上,一些高层领导都表明了主动开放,加快开放的态度。 这里我整理了一下2018年以来一系列的开放重要举措,把它列了几个表。 这么一系列的开放举措下来,我归纳一下,开放的重点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一是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特别一个大的突破就是在过去不允许控股的某些领域,允许控股,而且过渡期在缩短。二是放开对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制。三是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使投资更加便利。近期特别关注的一点是实现规则的内外一致。也就是说,强调不仅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 我认为,如果说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承诺的金融开放是改革开放第一次重大的制度性的开放,这一次开放是第二次、又一次重大的制度性和系统性的开放。 这次开放,对中国既有挑战又有机遇。首先,看看对中国金融系统和金融市场的挑战。 放开管制,一个最明显的效果就是为外资金融机构发挥其竞争优势提供了条件。 外资金融机构有哪些竞争优势?我觉得至少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有长期以来形成的稳健的经营文化以及很强的风控能力。  和中国过去几十年我们金融机构基本上都在追求规模、追求速度的发展模式不同,外资机构大多数更加重视效益。经营行为更加谨慎。我们看数值,今年1月份外资银行不良率0.76%,只是比民营银行0.68略高一点,比行业平均水平1.8%低了一个百分点。 第二,外国跨国集团在国际市场筹资成本比较低,渠道比较多。 第三,吸引人才能力强。外资机构普遍采用市场化的薪酬机制,而且它可以在全球配置资源,对人才,各类人才特别是年轻从业人员可以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加广阔的视野,所以和中资机构竞争中,外资机构在人才竞争方面是有优势的。中资金融机构的高管大多被限薪,业务重心基本上在国内市场,这一点和国外市场处于明显劣势。 第四,外资跨国金融集团拥有多年全球市场的运作经验,在资金运作、业务拓展、客户服务方面具有优势。 第五,外资机构市场化程度高。不需要或者比较少承担一些政策性的业务。我不知道在放宽外资机构准入之后,监管部门是不是还要继续执行两个不低于,三个不低于,两增两控这样一些政策性要求。和中资金融机构相比,外资机构这方面的压力会小很多。 当然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也有劣势。第一个劣势,外资机构在中国资金渠道比较少。由于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所以除了资本金带进来之后,经营性的资金更多要在中国金融市场筹集。相比之下,中资机构筹资渠道比较多。因为除了同业拆借市场和发债以外,中资机构还有财政性存款、代理政策性业务等多种资金来源渠道。中资机构在本土市场的融资便利性好于外资机构。中国是一个比较讲究人际关系的社会,而外资机构通常缺少拓展业务和市场人脉关系。由于中外客户和金融机构在理念和风控文化方面存在着错位,因此,外资机构在中国开拓业务相对来说有一定难度的,也很难准确识别风险,当然随着金融科技发展,也许这方面的能力它也会比较快的提升。 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的客户的特点和金融服务需求和外国不一样,国外成熟业务模式不一定能够照搬中国市场,中国一些成熟业务模式外方的机构又不一定能接受。过去的经验证明,这种“水土不服”已经使其错失了不少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 这一次开放之前,对外资金融机构在市场准入和业务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显性和隐性的限制。这也是外资机构的竞争劣势。但是在今后,大幅度减少乃至消除限制,实现中外资金融机构同等国民待遇之后,外资金融机构会和中资金融机构在本土市场上开展真正的竞争。 中国一些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券商,因为它的经营的模式渠道都比较单一,未来市场竞争中很难和跨国投资银行开展竞争。另外,中小型的保险公司也会首先感受到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对于银行来说我觉得几年之内竞争冲击不会很大,大银行有品牌资金有政府信用,雄厚客户基础等等。小银行的地域特点很强,外国金融机构很难与之竞争。    具体来看,开放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产品创新能力的挑战。有一些产品在国际市场非常成熟的产品,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癌症保险,长期护理险在一些发达国家都已经很成熟。但是对于中资保险公司来说还是新产品。产品开发能力、风控能力、售后管理能力都是明显不足。 第二,优秀人才竞争挑战。怎样在人才竞争的压力之下,改革中资机构的绩效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怎样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来促使中资机构向高质量高效率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目前中国金融监管的模式,金融监管的方式和工具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监管越位、缺位不到位的情况仍然存在,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还有消费者和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健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怎样构建公平竞争环境,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健康成长?怎样监管国内外市场流通性提高可能带来非法套利行为,怎样应对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而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这都是对我们的巨大挑战。 还有汇率政策向何处去。如果说未来汇率政策更加趋于市场化,更加具有弹性,我们的利率政策怎么配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金融开放对中国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机遇。比如说在竞争压力面前,将推动中资金融机构加速转型。推动我们的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也会有效推动中国国内金融结构扭曲问题的解决。开放会给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因为大量的外资进来,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进来,带来资金带来新的产品和市场交易经验,都会提升中国资本市场交易量和流动性。另一方面,也会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过去为了控制风险,监管部门对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是非常谨慎的。随着中国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衍生品市场发展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导致我们管理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所以这一次金融开放,我相信也会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会推动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走向国际化。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会因开放而受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家觉得突破性的变革不够,或者说有些政策构想落实不够。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开放度不够。随着中国进一步向外开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该说更加有条件,会提升中国在国际市场影响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另外,对实体经济来说,金融开放一定会丰富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从而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最后,开放会促使加快金融法制建设。中国金融相关法律法律的立法、修法周期都很长。需要缩短周期,加快完善法律体系。同时,开放也会促进监管部门进一步提升金融监管水平,提升监管能力和监管效率。 我就说这些,谢谢各位!(内容略有删改)[详情]

周小川:全球市场体制呈现三个扭曲 关注人民币国际化
周小川:全球市场体制呈现三个扭曲 关注人民币国际化

  周小川:全球市场体制呈现三个显著扭曲,应对须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周小川 8月10日,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出席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时表示,贸易保护主义、现代科技发展、以及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制裁手段,正在给全球市场体系带来非常显著的扭曲。 周小川指出,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贸易摩擦。他说,贸易战可能具有长期性,会对全球的资源配置造成明显扭曲。 第二个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周小川说,过去只有极少数行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但现在,IT技术和网络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行业产生规模递增效应。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为了实现“赢者通吃”或者“赢者占大头”,在竞争过程中通过“烧钱”来占领市场份额、扩大流量。 “这些做法本身没有什么太多可非议的,”周小川说,“但是它必然对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提出重要的挑战。我们不仅要关心国内市场对这些现象怎么处理,还要关心这些现象给对外开放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 第三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采用的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制裁的做法。周小川指出,这些经济制裁制造了非常明显的非线性问题,同时也给全球市场资源配置带来了很明显的扭曲。这些国家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基于其对储备货币、对全球贸易投资交易货币,也就是对美元的控制。 对此,周小川提出,除了通过公平竞争来减少这种扭曲,还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才能够有效抵御以美元储备货币为基础的、在全球制造的这种显著的扭曲,来维持我们对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多边主义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些主张。”他说。 以下为周小川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上所做演讲实录,未经本人审核。 ” 周小川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上发表演讲 我今天讲讲金融开放。金融开放应该说也是整个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个人认为,金融开放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整个的逻辑和推理以及经验教训的适用性,和整体经济的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一致的。当然有的人强调金融开放是非常特殊的环节,也是风险比较大的环节,似乎跟工业、农业、其它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不一样。我想从最主要的方面来看,其实金融开放还是整体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对外开放思维的演变 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对外开放是经济思维不断演变的一个过程。每个阶段都有一些主流的说法,但实际上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思维转变的过程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 早期来讲,对外开放比较重视吸引外资,在金融业实际上也有体现。比如说引进外资银行的时候,首先看它钱够不够多。如果资产大于200亿美元,可以有权申请到中国来办外资银行。所以这一阶段对引资的考虑比较多。在资本市场上也有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主要考虑某一项对外开放政策是否有助于外资进来。 再往后,对外开放倾向于看我们缺什么项目,缺什么项目就可以更加开放,希望把人家的技术、实践给引进过来,同时也增强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在国内的产业(包括金融产业)各个方面都已经铺开,有机构有人才的情况下,所谓产业政策里对幼稚产业的保护这种思路也曾经一度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对外开放要适当掌握节奏,要让国内的新兴幼稚产业得到足够的成长以后,再对外开放。但这个做法往往争议也比较大。同时,也很难确定什么时候和用什么节奏来掌握这种对外开放。 到后来,基本上把对外开放看作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通过竞争和合作,带来效益。 一个比较明显的进展是十八大以后,中国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随后随着全球贸易出现一些新的挑战,中国明确提出全力支持全球化,支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主义。同时,我们是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思路来考虑全球的经济贸易秩序,也以这个反过来看中国自己的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样慢慢一步步演变,站位的高度逐渐有明显的提高。 另外,早期开放注重引进,现在1ze注重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我们已经在2017年和2019年两次召开了“一带一路”峰会。 实际上,分析整个过程,金融开放和其它工业、其它服务业的开放有很多类似性。那金融开放是否有它的特殊性呢?确实是有。我想第一个是金融比较敏感,涉及到重大的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此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正式将金融定义为命脉产业,对命脉产业就要更加慎重一些。但是并没有说命脉产业就要少开放或者慢开放。总之,如何解释命脉产业,一直是给大家提出的课题。 另外就是金融开放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件,一次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波,再一次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总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大家对于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太搞得清楚,总之是觉得金融环境非常敏感,搞不好会触发危机,因此对外开放需要更加慎重。实际上,这两次金融危机确实让我们对外开放的主要步骤有所打乱,有所推迟。比如说1996年中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准备下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但是随着亚洲金融风波的出现,这个题目就暂时先不提了。后来一直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再次提,我们还是要人民币逐步变成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这样一种货币。再有,关于市场准入方面,我们在1999年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前的主要谈判的时候,当时准备五年以后扩大金融业市场准入的比例、范围等等,结果到了2007年的时候出现了次贷危机,大家就变得很谨慎,因此实际上放慢了过程。这也说明金融业对外开放和金融业本身对全局稳定具有比较高的敏感性密切相关,同时也取决于大家特别是学术界对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如何防范金融危机这方面的研究探讨。没有把握的话,对外开放可能就会慢一些。 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金融开放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全球市场体制呈现三个显著扭曲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可能未来会生存在一种市场扭曲的状况下。 我们自身对于对外开放不断提高认识,站位越来越高,而且我认为在全球也都起到了引领作用,特别是习主席前年在达沃斯的讲话引起全球高度重视,认为中国可以在这方面起到领军的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全球市场体制开始呈现一些非常显著的扭曲。 第一个扭曲就是贸易战。美国开始打贸易战以后,使用关税以及其它的壁垒。现在看起来不仅限于贸易,后面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考虑,包括政治、军事、价值观、科技等等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思想准备。这一过程有可能具有长期性。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资源配置会有巨大的扭曲或者说是明显的扭曲,可能要在扭曲的条件下考虑我们国家的应对策略,包括考虑对外开放的策略。 再有,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贸易战,但是如果有人针对我们做出关税壁垒或者其它方面的行动,我们也要进行反向的制裁。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们是被动的。但这些做法也会对国际以及我们国内自身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二个市场扭曲的出现跟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就是跟这次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的第二个主题——金融科技的发展是有联系的。在IT技术和网络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经济中许多环节开始出现网络效应。这个网络效应可能带来赢者通吃或者是赢者占大头的效应,因此带来竞争手段也发生变化。过去传统上在讲市场竞争的时候,用的主要假设是规模效应递减。但是,我们知道有个别行业,比如说过去工业里面像炼化行业,属于规模效应递增的行业。从整个国民经济或者是从全球经济来看,这是属于极少数的具有规模递增效应的行业。但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多的行业呈现规模递增效应。规模递增不见得是传统意义上的规模递增,而是由网络效应所带来的。与此相关的就是,在竞争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通过烧钱占领市场份额、扩大流量的做法,我认为这些做法没有什么太多可非议的,因为它是基于网络效应、基于对客观呈现出的这种现象的一种反应。但是它必然对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提出了重要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可能需要对它做出适当的反应。 同时,我们不仅关心国内市场对这些现象怎么处理,还关心这些现象给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最大的一些网络公司很多都集中在美国,比如FANG这些公司,未来也会不断的变化,它也给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经济学过去有两个小的分支流派研究这个事。一个就是研究所谓规模效应递增的这种行业,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均衡会向哪个方向偏移,也就是说传统的一般均衡,是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等模型引入规模效应递增,具体来讲就是生产函数里头几个指数加起来大于一这个事怎么处理的问题。第二个是采用有配额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处理这个事。这不仅对未来的市场出现新的扭曲的情况会有一定用处,同时也对于在有经济制裁、有气侯变化(气侯变化带来对碳配额的限制)都有一定的用处。但总体来说,都使得经济数学模型更加非线性化,可能需要用这种技术来研究新形势下的市场。 第三个变化就是以美国为首的采用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制裁的做法,涉及到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等。这些经济制裁显然是制造了非常明显的非线性,同时也给全球市场资源配置和效率的衡量带来了很明显的扭曲。他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基于他们对储备货币、对全球贸易投资交易货币,也就是对美元的控制,而且未来可能会有新的一些做法,对全球交易货币进行控制。 我们说凡是使用美元进行交易,不管是贸易还是投资,清算环节最终要走到美国,因此它肯定可以利用这种优势观察到你,同时可以对你进行制裁。另外,美国也在用不同的手段对于其它的全球交易信息系统进行监控。它借助了强势的地位,也有这个能力,也有其它科技手段进行监控。 这些环节,都给全球化、全球资源配置、全球供应链以及整个效率的最优配置带来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天真地运用过去传统的所谓全球市场经济的这种假设来研究所有的问题,需要引入一些新的经济分析。 应对扭曲: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 从对策来讲,我就讲三点。 1、要做好对贸易战的应对。这个正好昨天下午闭门会,我们也听了一些很好的报告和大家的发言。 2、要研究如何维持更加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秩序。一方面看到市场扭曲的增长,我们力图减少这种扭曲,这个就是通过更加注重公平竞争来加以解决。 3、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因为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我们才能够有效地抵御以美元储备货币为基础的,在全球制造的这种显著的扭曲,来维持我们主张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多边主义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些政策。[详情]

孙天琦:应将Libra视作外币 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框架
孙天琦:应将Libra视作外币 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框架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特邀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孙天琦发表演讲。 孙天琦表示,目前看,Libra可以自由跨境流动,因此必须将其视作外币,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这也符合我国现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和汇率市场化进程。否则,建议禁止使用Libra。此外,孙天琦还表示,除国家另有规定极少数极少数情况外,我境内必须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包括数字环境下的境内交易的计价结算。绝不能出现在数字环境下境内交易的Libra化或者是美元化。 以下是演讲实录: 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主题是从跨境资金流动视角看数字货币,主要是Libra。我讲两部分,一是Libra对外汇管理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二是应对。背景主要是基于从媒体上能够看到的Libra的技术框架。 一、Libra对外汇管理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 一是Libra可能会挑战我国现行外汇管理的政策框架。对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汇率完全市场化的国家而言,资金跨境可以无因划转,只要遵循“三反”的要求。在我国,资金跨境不能无因划转。基于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和汇率市场化的进程,相对应的外汇管理的一个基础的要求是强调外汇交易要有真实的交易背景,要审核交易的真实性。我们目前是把商业银行挺在一线,由银行对交易真实性进行审核。从Libra公布的技术特点看,Libra是C2C的,谁来落实对交易的跨境交易真实性的审核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此外,从技术上,如何在数字环境下区分交易是境内交易还是跨境交易?这个交易是发生在境内主体之间还是境内主体和境外主体之间?这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二是非法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增加。地下钱庄可能会如虎添翼。 三是Libra可能会强化美元的统治地位,不排除我国部分境内交易Libra化。Libra化,本质上就是美元化。咱们国内法定的计价结算货币是人民币。但是如果说我国境内交易允许,或者是无法完全禁止Libra的计价结算,那么在数字环境下一部分境内交易可能不可避免会Libra化,也就是美元化。 四是挤压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 五是可能会扩展美国长臂管辖的范围。从Libra的储备金看,50%是美元。根据美国长臂管辖“最小限度联系”的原则,可以推测所有使用Libra进行交易的实体和个人必会被纳入美国长臂管辖范围。简单来说,如果现在的交易用的是欧元,和美元没关系,美国长臂管辖则管不上,如果欧元这部分交易改用Libra,那么美国的长臂管辖马上可以覆盖。 六是数字货币可能会在跨境业务中具有现实的生存空间。具体来讲,就是侨汇,涉及到普惠金融,这是G20关注的一个话题。一部分欠发达的劳务者在发达国家打工,定期把钱汇回国内供家属使用,可能给非洲家里每个月汇几百美元就够了,小额跨境汇款比较频繁。20国集团和世界银行大概在2010年左右做过调研,全球侨汇规模每年5、6千亿美元,成本高达12%,非正规渠道的侨汇成本是30%。2011年G20提出到2014年要把全球侨汇成本从10%降到5%,到今年二季度末全球侨汇成本降到了6.84%。联合国有一个2030规划,在2030规划中要把全球侨汇成本降到3%。也就是说,全球5、6千亿的侨汇,如果成本从8%或10%降到3%,每年就会有300亿美元让利于弱势群体。要从其他方面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如果侨汇成本降下来,就相当于国际援助。要从现有银行体系达到这一目标,难度很大,这个难度不是技术原因造成的,而是管制原因造成的。现有银行技术、汇款机制可能无法突破外汇等管制。而按照Libra所描述它的技术特点,或许它可以冲破这个外汇管制,发挥出它成本低、时间短、效率高、覆盖面更广的特点。当然它可能牵扯一个C端到B端,B端到B端,B端到C端,有更复杂落地网络问题。 二、应对建议 一是将Libra视作外币,必须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目前看,Libra可以自由跨境流动,因此必须将其视作外币,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这也符合我国现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和汇率市场化进程。首先,Libra和人民币(即法币)之间的兑换,必须符合结售汇规定;其次,以Libra为媒介的跨境收支交易必须要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再次,可用于我国已承诺的完全可兑换的经常项目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交易,以及资本项下已经开放的交易,同时必须遵守现行外汇管理规定。技术上面临的课题则是,如何实现;BOP统计、数据采集如何跟上。在现行外汇管理框架下,如果做不到以上所说,我个人建议禁止使用Libra。 二是除国家另有规定极少数极少数情况外,我境内必须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包括数字环境下的境内交易的计价结算。绝不能出现在数字环境下境内交易的Libra化或者是美元化。 三是跨境金融服务必须持牌经营,金融牌照必须要有国界。新型金融服务提供商,绝不能说只拿着国外的牌照而没有我国的牌照,在我国境内“无照驾驶”。从一线实际工作接触的各类非法跨境交易的各种类型看,现有的、非数字货币环境下,跨境金融服务已经给监管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数字环境下,这种挑战将更加明显。比如,一个机构拿到境外牌照,在境外建一个数字平台,在我国境内不拿金融牌照,然后就为中国境内提供金融服务(跨境交付模式的金融服务)。实践中,已经有此类提供跨境证券服务的公司在境外上市,还有专门提供此类跨境保险服务的公司在筹划境外上市。这些非法跨境交易涉及外汇、证券、保险、支付、银行开户、贵金属交易,还有跨境的买房金融服务,跨境财富管理等等。 媒体上讲,国内禁止赌博。但围绕中国,周边国家已出现了借助数字平台的“赌博带”。未来,也不排除会出现基于数字平台、拿到境外金融牌照、没有拿到境内金融牌照、专门给境内提供服务的“金融圈”或者“金融带”。这类机构背后,很大一部分是国人,做数字技术非常先进、无底线经营也非常有经验。 对监管者而言,第一,一定要强调持牌经营,牌照要有国界。美国监管部门2018年处罚一个爱沙尼亚公司6亿美金,就是因为其没有拿美国牌照而给美国人提供服务。对一些高风险产品,境外服务提供商不拿美国牌照则不得给美国人提供服务,美国要求必须在网站上清楚写明“不给美国人提供服务”。上周,我们登录了做此类业务的一个中国背景的公司,在其中文页面,如果选择是美国公民,下一步开户交易就走不下去,而选中国公民,就可以继续往下做。此类服务商不敢给美国人提供服务,但可随意给中国人提供服务,监管部门应反思。第二,监管理念一定要变。“过去不管,所以现在不管,先看看”“牌照不是我发的,所以我不管”,这种思想是要改正的。这种思想是导致目前金融乱像的原因之一,再不能让其成为跨境交付模式下、基于数字平台的跨境金融服务乱像的推手。功能监管一定要落地。 四是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Libra与法定货币在国际上的竞争,谁的市场份额大,最终决定权在市场,起决定作用是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的综合实力。监管部门一厢情愿要限定它,估计是很难起作用的。刚才讲的,我们的面临的那些非法的跨境的金融服务,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认为是金融管制的结果。由于管制,出现了黑市和非正规渠道。Libra或许会成为促进改革开放的一股新的推动力。设想一下,当我国的资本市场完全开放,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当我们有了充分的“四个自信”,有信心相信全球市场会选择人民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担心全球的数字货币问题了。[详情]

外汇局官员:应将天秤币视作外币 纳入外汇管理框架
外汇局官员:应将天秤币视作外币 纳入外汇管理框架

  原标题:外汇局官员:应将天秤币视作外币,纳入中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 8月10日,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孙天琦介绍了美国社交巨头Facebook推出的数字货币计划Libra(天秤币),对外汇管理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六大影响以及四条应对建议。 孙天琦指出,Libra对外汇管理和跨境资金流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Libra可能会挑战我国现行外汇管理的政策框架。 2.非法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增加。地下钱庄可能会如虎添翼。 3.Libra可能会强化美元的统治地位,不排除中国部分境内交易Libra化。而Libra化本质上就是美元化。如果说中国境内交易允许,或者是无法完全禁止Libra的计价结算,那么在数字环境下一部分境内交易可能不可避免会Libra化,也就是美元化。 4.挤压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 5.可能会扩展美国长臂管辖的范围。从Libra的储备金看,50%是美元。根据美国长臂管辖“最小限度联系”的原则,可以推测所有使用Libra进行交易的实体和个人必会被纳入美国长臂管辖范围。 6.数字货币可能会在跨境业务中具有现实的生存空间。 孙天琦就此提出了四条应对建议: 首先,将Libra视作外币,必须纳入中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目前看,Libra可以自由跨境流动,因此必须将其视作外币,纳入中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否则,建议禁止使用Libra。 其次,除国家另有规定极少数极少数情况外,中国境内必须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包括数字环境下的境内交易的计价结算。绝不能出现在数字环境下境内交易的Libra化或者是美元化。 第三,跨境金融服务必须持牌经营,金融牌照必须要有国界。新型金融服务提供商,绝不能说只拿着国外的牌照而没有中国的牌照,在中国境内“无照驾驶”。 最后,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Libra与法定货币在国际上的竞争,最终决定权在市场,起决定作用是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的综合实力,因此当前阶段更应经一部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增强中国金融业的综合实力,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以下为演讲全文: 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主题是从跨境资金流动视角看数字货币,主要是Libra。我讲两部分,一是Libra对外汇管理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二是应对。背景主要是基于从媒体上能够看到的Libra的技术框架。 一、Libra对外汇管理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 一是Libra可能会挑战我国现行外汇管理的政策框架。对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汇率完全市场化的国家而言,资金跨境可以无因划转,只要遵循“三反”的要求。在我国,资金跨境不能无因划转。基于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和汇率市场化的进程,相对应的外汇管理的一个基础的要求是强调外汇交易要有真实的交易背景,要审核交易的真实性。我们目前是把商业银行挺在一线,由银行对交易真实性进行审核。从Libra公布的技术特点看,Libra是C2C的,谁来落实对交易的跨境交易真实性的审核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此外,从技术上,如何在数字环境下区分交易是境内交易还是跨境交易?这个交易是发生在境内主体之间还是境内主体和境外主体之间?这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二是非法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增加。地下钱庄可能会如虎添翼。 三是Libra可能会强化美元的统治地位,不排除我国部分境内交易Libra化。Libra化,本质上就是美元化。咱们国内法定的计价结算货币是人民币。但是如果说我国境内交易允许,或者是无法完全禁止Libra的计价结算,那么在数字环境下一部分境内交易可能不可避免会Libra化,也就是美元化。 四是挤压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 五是可能会扩展美国长臂管辖的范围。从Libra的储备金看,50%是美元。根据美国长臂管辖“最小限度联系”的原则,可以推测所有使用Libra进行交易的实体和个人必会被纳入美国长臂管辖范围。简单来说,如果现在的交易用的是欧元,和美元没关系,美国长臂管辖则管不上,如果欧元这部分交易改用Libra,那么美国的长臂管辖马上可以覆盖。 六是数字货币可能会在跨境业务中具有现实的生存空间。具体来讲,就是侨汇,涉及到普惠金融,这是G20关注的一个话题。一部分欠发达的劳务者在发达国家打工,定期把钱汇回国内供家属使用,可能给非洲家里每个月汇几百美元就够了,小额跨境汇款比较频繁。20国集团和世界银行大概在2010年左右做过调研,全球侨汇规模每年5、6千亿美元,成本高达12%,非正规渠道的侨汇成本是30%。2011年G20提出到2014年要把全球侨汇成本从10%降到5%,到今年二季度末全球侨汇成本降到了6.84%。联合国有一个2030规划,在2030规划中要把全球侨汇成本降到3%。也就是说,全球5、6千亿的侨汇,如果成本从8%或10%降到3%,每年就会有300亿美元让利于弱势群体。要从其他方面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如果侨汇成本降下来,就相当于国际援助。要从现有银行体系达到这一目标,难度很大,这个难度不是技术原因造成的,而是管制原因造成的。现有银行技术、汇款机制可能无法突破外汇等管制。而按照Libra所描述它的技术特点,或许它可以冲破这个外汇管制,发挥出它成本低、时间短、效率高、覆盖面更广的特点。当然它可能牵扯一个C端到B端,B端到B端,B端到C端,有更复杂落地网络问题。 二、应对建议 一是将Libra视作外币,必须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目前看,Libra可以自由跨境流动,因此必须将其视作外币,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这也符合我国现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和汇率市场化进程。首先,Libra和人民币(即法币)之间的兑换,必须符合结售汇规定;其次,以Libra为媒介的跨境收支交易必须要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再次,可用于我国已承诺的完全可兑换的经常项目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交易,以及资本项下已经开放的交易,同时必须遵守现行外汇管理规定。技术上面临的课题则是,如何实现;BOP统计、数据采集如何跟上。在现行外汇管理框架下,如果做不到以上所说,我个人建议禁止使用Libra。 二是除国家另有规定极少数极少数情况外,我境内必须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包括数字环境下的境内交易的计价结算。绝不能出现在数字环境下境内交易的Libra化或者是美元化。 三是跨境金融服务必须持牌经营,金融牌照必须要有国界。新型金融服务提供商,绝不能说只拿着国外的牌照而没有我国的牌照,在我国境内“无照驾驶”。从一线实际工作接触的各类非法跨境交易的各种类型看,现有的、非数字货币环境下,跨境金融服务已经给监管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数字环境下,这种挑战将更加明显。比如,一个机构拿到境外牌照,在境外建一个数字平台,在我国境内不拿金融牌照,然后就为中国境内提供金融服务(跨境交付模式的金融服务)。实践中,已经有此类提供跨境证券服务的公司在境外上市,还有专门提供此类跨境保险服务的公司在筹划境外上市。这些非法跨境交易涉及外汇、证券、保险、支付、银行开户、贵金属交易,还有跨境的买房金融服务,跨境财富管理等等。 媒体上讲,国内禁止赌博。但围绕中国,周边国家已出现了借助数字平台的“赌博带”。未来,也不排除会出现基于数字平台、拿到境外金融牌照、没有拿到境内金融牌照、专门给境内提供服务的“金融圈”或者“金融带”。这类机构背后,很大一部分是国人,做数字技术非常先进、无底线经营也非常有经验。 对监管者而言,第一,一定要强调持牌经营,牌照要有国界。美国监管部门2018年处罚一个爱沙尼亚公司6亿美金,就是因为其没有拿美国牌照而给美国人提供服务。对一些高风险产品,境外服务提供商不拿美国牌照则不得给美国人提供服务,美国要求必须在网站上清楚写明“不给美国人提供服务”。上周,我们登录了做此类业务的一个中国背景的公司,在其中文页面,如果选择是美国公民,下一步开户交易就走不下去,而选中国公民,就可以继续往下做。此类服务商不敢给美国人提供服务,但可随意给中国人提供服务,监管部门应反思。第二,监管理念一定要变。“过去不管,所以现在不管,先看看”“牌照不是我发的,所以我不管”,这种思想是要改正的。这种思想是导致目前金融乱像的原因之一,再不能让其成为跨境交付模式下、基于数字平台的跨境金融服务乱像的推手。功能监管一定要落地。 四是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Libra与法定货币在国际上的竞争,谁的市场份额大,最终决定权在市场,起决定作用是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的综合实力。监管部门一厢情愿要限定它,估计是很难起作用的。刚才讲的,我们的面临的那些非法的跨境的金融服务,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认为是金融管制的结果。由于管制,出现了黑市和非正规渠道。Libra或许会成为促进改革开放的一股新的推动力。设想一下,当我国的资本市场完全开放,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当我们有了充分的“四个自信”,有信心相信全球市场会选择人民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担心全球的数字货币问题了。[详情]

屠光绍:科创板的成功 意味着一批科创板企业要退市
屠光绍:科创板的成功 意味着一批科创板企业要退市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屠光绍发表演讲。 谈及最近开市的科创板,屠光绍表示,科创板为市场化进程做了很重要的推进,特别是退市。科创板的成功一定是意味着一批科创板的企业要退市。屠光绍认为,有进有出是市场规律,制度建设就该如此;没有退就没有进,一定有科创板的企业退市才能促进科创板的成功。”市场机制的深入改革和我们加大开放力度促进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供给,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要加大市场化的改革。其次,要不断完善监管机制和方式,当然还要进一步优化直接融资服务环境。“ 以下是演讲实录: 尊敬陈元主席、王文涛省长、各位嘉宾,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来参加伊春论坛。 前面讲的很重要,后面讲的很精彩,所以我做一个过渡。 刚才前面三位发言的领导,从我参加工作开始,都曾在不同阶段是我的领导,一直到现在。我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常务理事,陈元主席是主席。我是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尚福林是主任。所以我一直在他们三位的领导下成长、工作。 他们刚才讲的都是金融开放,好在过去都是他们给我布置任务,我来做一点具体执行。今天他们三位都从全球大视野和大格局谈中国金融开放,他们是大格局,我想讲一个具体的一个小问题。但是也不算很小,这也是我们金融开放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我要说的问题一个是金融业开放,还有一个就是直接融资。这两个不是新问题,都是老问题。金融开放伴随着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金融业就在不断开放。直接融资方面,我想在座大家都知道,从我们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到政府工作报告,到我们每个五年规划,都在不同的场合一直说到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这个话也说了20多年。所以,这些都是老问题,但这两个老问题怎么找到它们的交汇点?这就是我讲“金融业开放和直接融资服务体系”这个题目的原因,要从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一个角度进行分析。 我想讲三个问题,很简单。  一、服务体系供给是制约直接融资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说了这么多年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而且大家都在分析为什么发展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意义、作用、好处,都讲了多少年。在当前,大家更意识到要加快发展直接融资。我们整个宏观形势、宏观经济遇到了一些挑战,所以大家更意识到发展直接融资的意义。 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重视发展直接融资?为什么大家都有共识要发展直接融资?直接融资方面,我们不是没有发展,我们发展很快。但是在整个的融资体系里面,应该说我们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有些问题,我们的直接融资比例提升得还不够快。那么我们现在又面临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有很多,但实际上一个很重要或者基础性的问题,是要加大直接融资的供给。 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直接融资这么重要,为什么直接融资的比例提高得不快?原因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跟直接融资所需要的服务体系供给不足是有关系的。 1.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对服务体系的不同要求。融资服务体系就是将投资方和融资方连接起来的一系列服务机构及所提供的产品、工具。直接融资的服务体系和间接融资的服务体系是不一样的,它们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它们的特性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们的一些内容也是不一样的。通过银行体系间接融资,储蓄人的适应是比较简单的,通过商业银行存款就可以了。但是直接融资面对着市场,投资人要对较多的投资产品和工具直接进行选择,这个就需要有跟直接融资相对应的服务体系供给来支撑。 2.目前发展直接融资所需要的服务体系供给是不足的。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判断有点武断,认为直接融资服务体系很健全,各个行业都有。但是我觉得这不光是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供给的数量和规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的质量和水平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我们过去搞建设,看到比较多的现象叫做“低水平重复建设”。我们的直接融资服务体系的供给,虽然门类齐全、行业齐全,但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整体能力、水平、质量,我觉得都需要提高。如果没有这样的直接融资服务体系的支撑,或者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不够,它就会影响到直接融资的发展,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就没有支撑。我说了这是一个角度分析,影响直接融资发展的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觉得服务体系的供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我们加快直接融资的发展需要使得这种供给不足更显突出。 3.为什么直接融资所需要的服务体系供给不足?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质量和水平还不适应?我觉得开放不够是我们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供给不足的一大原因。为什么要说到这个?今天其实证监会几任主席都在这个地方,过去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对外开放做了很多的推动,在每个阶段都实现了对外开放的一些举措、一些安排,但是也不容置疑,整个资本市场服务体系的开放是不够的。当然了,这有原因,刚才周小川主席也谈到了,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些不断变动的国际环境,但是我觉得跟我们的过度保护也是有关系的。大家知道,我们中国进入WTO的时候,其实是对资本市场,特别对与资本市场有关的服务体系这一块我们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因为当时的说法是,我们证券市场特别资本市场服务行业太弱。事实上证明,这样一种保护其实并没有起到让我们这个行业能够更快发展的作用,特别是更高质量的发展。所以这个应该说有历史的原因,但是也对于我们整个金融开放的进程的安排以及对我们的有些保护也是有关系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要通过金融业的开放,特别是跟直接融资有关的服务体系的开放,来为直接融资下一步加快发展来提供供给,来提供支撑,这就是这个题目的本意。 二、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促进直接融资服务能力供给提升 首先,通过开放增加直接融资服务供给主体和供给力度。通过开放,我们会引进一些具有一定能力且具有一定管理水平的服务机构,这是我们发展直接融资很重要的支撑。另外,这也是金融开放路径的一个必然选择。我们说金融开放,一个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另外一个就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在市场开放之前,应该加大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在资本市场开放、实现资本项下自由兑换之前,我们要加大资本服务体系的开放,这样也符合有序开放的逻辑。特别地,金融11条里面相当内容都是直接融资服务体系的开放,涉及到各个行业,所以我觉得首先是要通过开放来增加我们的服务供给的主体和供给力度。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就像我们说引进资金,是不是单纯为了资金?服务体系的开放,是不是就是为了引进几家机构呢?我觉得如果单纯地这样看,对外开放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通过开放,健全直接融资的服务体系。服务体系既有投行、资产管理,也包括与直接融资相配套的其他各类服务机构。中国直接融资服务机构很多,但是有一些是我们的短板,所以通过开放引进外资有利于健全直接融资服务的服务体系,补齐短板。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开放要完善直接融资服务的市场机制。通过开放更多促进改革,关键是要完善我们直接融资服务的市场机制。所谓市场机制,最核心的机制就是竞争机制。我们过去的资本市场的服务业竞争是不充分的。在这种竞争机制不充分的情况下,或者说良性竞争没有建立起来情况下,我们就会有一些负面竞争、不公平竞争。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资本市场有很多问题出现。比如在债券评级方面,影响评级的非市场因素很多,主要看被评级企业的关系以及评级费,使得评级成为一纸空文,误导投资人。再就是上市方面,存在着投行包装,还有一些其它服务机构包括会计师做假。这种负面的竞争既反映出服务体系供给质量和水平存在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使资本市场的信心受到很大损伤,致使发展直接融资的良好愿望一直难以得到很好的落实和体现。所以要通过开放要完善直接融资服务的市场机制。 第四,还要通过开放形成良好的直接融资服务生态。生态很重要,良好的生态在市场透明度、职业道德、准则包括公司治理方面都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如果这些方面能够形成良好生态,那么也会对直接融资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特别要说一句,今天很多参加论坛的都是从事资本市场与直接融资的服务业机构,我是从总体上来谈直接融资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可能在座有些机构确实做得不错,但是我要说的是,有些机构做得很好并不代表整个体系的水平和能力。所以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发展直接融资需要整个服务体系能力的提升,即整体的提升,这样才能为我们直接融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三、努力扩大直接融资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积极效应 加快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是当前扩大对外开放的重点,如何使对外开放成为提升直接融资服务供给力度和能力的重要机遇呢? 大家也会问,是不是真的一开放就灵?开放很重要,但是也有开放失效,并不是说一开放,来了几家机构,整个的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供给能力就自然提高了。我们努力扩大直接融资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积极效应靠什么?一方面要靠一定的开放力度,没有一定力度就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要靠改革与开放对接和互动,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基本经验。 最简单的道理,其实就是开放+改革,开放倒逼改革,改革来更好适应开放。所以首先要大力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因为直接融资对应的是直接融资市场,公开市场和非公开市场。直接融资服务体系固然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市场化的机制健全的市场制度的安排,那我想,开放可能失败,甚至劣币驱逐良币。这次科创板为市场化进程做了很重要的推进,特别是退市。科创板的成功一定是意味着一批科创板的企业要退市。大家一定觉得,科创板刚启动你就说退市,太早了。我认为这是市场规律,有进就有出,制度建设就该如此;没有退就没有进,一定有科创板的企业退市才能促进科创板的成功。退市我们叫了多少年,很难。市场机制的深入改革和我们加大开放力度促进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供给,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要加大市场化的改革。其次,要不断完善监管机制和方式,当然还要进一步优化直接融资服务环境。[详情]

屠光绍:有科创板的企业退市才能促进科创板的成功
屠光绍:有科创板的企业退市才能促进科创板的成功

  屠光绍:有科创板的企业退市才能促进科创板的成功 屠光绍表示,我国现在面临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一个很重要或者基础性的问题,是要加大直接融资的供给。 8月10日,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在伊春举行,CF40常务理事、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屠光绍在论坛上对金融业开放和直接融资服务体系相关问题发表见解。 屠光绍表示,服务体系供给是制约我国直接融资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通过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促进直接融资服务能力供给提升。 直接融资比例提升不够快,与服务体系供给不足有关 屠光绍称,直接融资方面我国发展很快。但在整个融资体系里面,直接融资比例提升得还不够快。我国现在面临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一个很重要或者基础性的问题,是要加大直接融资的供给。 屠光绍表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对服务体系的不同要求。直接融资面对着市场,投资人要对较多的投资产品和工具直接进行选择,这就需要有跟直接融资相对应的服务体系供给来支撑。 屠光绍称,目前发展直接融资所需要的服务体系供给是不足的,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供给更重要的是质量和水平的问题,而开放不够是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供给不足的一大原因。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促进直接融资服务能力供给提升 对于如何通过加大对外开往力度促进直接融资服务能力供给提升,屠光绍从四个方面给出观点: 一、通过开放增加直接融资服务供给主体和供给力度 屠光绍称,金融开放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也就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在市场开放之前,应该加大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在资本市场开放、实现资本项下自由兑换之前,要加大资本服务体系的开放,这样也符合有序开放的逻辑。特别是,金融11条里面相当内容都是直接融资服务体系的开放,涉及到各个行业,所以首先是要通过开放来增加服务供给的主体和供给力度。 二、通过开放健全直接融资的服务体系 屠光绍表示,服务体系既有投行、资产管理,也包括与直接融资相配套的其他各类服务机构。中国直接融资服务机构很多,但是有一些是我们的短板,所以通过开放引进外资有利于健全直接融资服务的服务体系,补齐短板。 三、通过开放完善直接融资服务的市场机制 屠光绍称,通过开放更多促进改革,关键是要完善直接融资服务的市场机制。 所谓市场机制,屠光绍表示,最核心的机制就是竞争机制。屠光绍称,过去的资本市场的服务业竞争是不充分的。在这种竞争机制不充分的情况下,或者说良性竞争没有建立起来情况下,我们就会有一些负面竞争。所以资本市场有很多问题出现。这种负面的竞争既反映出服务体系供给质量和水平存在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使资本市场的信心受到很大损伤,致使发展直接融资的良好愿望一直难以得到很好的落实和体现。 四、通过开放形成良好的直接融资服务生态 屠光绍称,良好的生态在市场透明度、职业道德、准则包括公司治理方面都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如果这些方面能够形成良好生态,那么也会对直接融资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如何使对外开放成为提升直接融资服务供给力度和能力的重要机遇? 屠光绍表示,答案是“开放+改革”,开放倒逼改革,改革来更好适应开放。 屠光绍称,首先要大力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因为直接融资对应的是直接融资市场,公开市场和非公开市场。直接融资服务体系固然重要,但没有一个市场化的机制健全的市场制度的安排,开放可能失败,甚至劣币驱逐良币。 屠光绍称,这次科创板为市场化进程做了很重要的推进,特别是退市。科创板的成功一定是意味着一批科创板的企业要退市。这是市场规律,有进就有出,制度建设就该如此;没有退就没有进,一定有科创板的企业退市才能促进科创板的成功。市场机制的深入改革和我们加大开放力度促进直接融资服务体系供给,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要加大市场化的改革。 屠光绍表示,其次,要不断完善监管机制和方式,当然还要进一步优化直接融资服务环境。[详情]

孙明春:人民币有可能成为美元的首位挑战
孙明春:人民币有可能成为美元的首位挑战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成员、博海资本投资总监兼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发表演讲。 孙明春表示,目前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什么东西对美元可能有挑战?孙明春给出答案:人民币。 他解释到,过去这些年,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硕果累累,现在是5千亿美元,已经超过SDR。SDR已经做了50年了,人民银行做了十年,这个量就超过了SDR提供的流动性,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从前景上来看,前景更大,我们的外贸,整个外贸占全世界的比例占到12%左右。我们清算占2%,储备占2%,所以我们经济再这么继续发展,科技再这么发展,我相信全世界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会越来越大,包括咱们自己对人民币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动摇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支柱货币,确实有可能成为美元的首位挑战。 以下是演讲实录: 大家看一下我的题目就知道,我这是命题作文。但是鉴于今天大家都在讨论中美贸易战、金融战之类的,我把幻灯片的内容稍微调一调口径,也来谈一谈这些事。 美国指控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大家感到很气愤。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些图表和数据,大家看完之后可能会理解一下美方的焦虑和无奈处境。如果大家了解一下美方,也许大家对美国不是那么气愤,也许会感到同情。因为美国的情况确实也不是那么好。怎么讲呢?我们看到美国过去这一段时间,特朗普上台以后,不只在跟中国人打贸易战,跟很多地方都在打。而且美国也不只是在贸易领域出现纠纷,它退了很多群,不只在经济领域退群,包括上个礼拜退出美俄导弹条约。我想主要讲什么呢?实际上美国发展到今天,特朗普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说明啥?说明美国现在不伟大,美国需要再次伟大。 我们仔细看看美国情况,会发现它的情况其实也不妙。我们在座都是中国专家,我们一直担心中国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之类的,但是美国方面一样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如果没有这些风险和挑战,我相信它也不会那么着急地跳出来跟全世界的各个国家打。 首先,图表列了很多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条件,这都是表象的东西,背后其实有很多比较大的主题,比如说全球的贫富差距问题。这些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逆全球化的问题。美国对待对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对待崛起的中国,不能叫“围追堵截”。美国确实是军事、科技、经济强国,但是它也有它的很多弱点。 中美关系是这段时间影响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主题,这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5月份特朗普升级贸易战之后出的一期封面,说贸易战是一个新冷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新的冷战,我希望不是,我希望各方能够全力以赴避免一场新冷战,这是我想先说的一个观点。 中美贸易战的表象肯定是中美贸易余额,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这么大,这个逆差不仅是大,而且确确实实越来越大,这是一个表象。由图可知,美国经常账户在过去36年里面都是逆差,而且这些年的逆差也是居高不下,4千亿美元左右。相比之下,中国、德国、日本这些年全都是顺差。我们知道“特里芬难题”——美元作为全球体系的支柱货币必须输出美元,但是我觉得量宽以后,国际社会也不见得需要美元输出,还是有它自身的问题。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困扰美国的一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曾经困扰过美国,但那个时候美国觉得不值得担心,现在它才是真正地担忧。 另外一个就是财政赤字。美国经济那么好的情况下,财政赤字是GDP的106%,现在是22万亿美元。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2001年的时候是53%,在去年的时候是106%,整整翻了一倍。根据美国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到2049年,这个数会到144%。这是美国的双赤字。美国双赤字大家也听过很多年,担忧也很多年,过去这几年美国经济实在太好,大家都没有特别担忧,但是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在1999年和206年期间住在美国,2006年的时候,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是多大?8千亿美元,财政赤字那时候跟现在比是小巫见大巫了,大家当时也很担心。除此之外,美国22万亿赤字中,6.5万亿是外债,中国和日本各拿一万多亿。其实还有隐形债务,美国社保这一块是一个巨大的窟窿。我记得2005、2006年的时候看美国报纸,美国未来养老医疗有巨额的窟窿,我们今天也担心中国,十多年前美国就在担心,这个担心贸易要落实。美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今年上半年初做的报告,说今年是社保基金持平的最后一年,明年开始,也就是2020年开始,美国的社保基金就入不敷出,到2035年,美国社保基金的储备金就全部用光。从2035年开始,如果财政部支持,这是隐性债务,如果不管,退休人员收入怎么办?如果管就是隐性政府债务,缺口有多大?今后75年总量的折现值是14万亿美元,不折现的话数量还要大,22万亿是美国国债。 如果我们把国家的名字掩掉,如果我们不说这是美国,那么经常账户逆差是这么一个情况、财务是这么一个情况,按照发展中国家做的好多模型预测,把美国这个数据输进去,一个新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肯定会发生汇率危机、货币危机。为什么美国现在没事呢?无非就是因为它是霸主。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别无选择,清算货币它是最大的,占40%,欧元占到35%,这是包括欧元区内部的贸易量。还有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你即便觉得它有问题,也没有更好的替代。 唯一有可能替代美元的就是欧元,无论从储备还是从清算,欧元都是仅次于美国。前段时间伊朗出事情,美国要禁运,欧洲还不同意,英德法要另做清算系统,但是能不能行?不知道。行不行的关键就看欧元有没有前途,本来觉得欧元很有前途,在08、09年之前,其实欧元是很有潜力的,为什么后来出事?后来汇率贬值,占国际储备的地位也下来了,无非是因为后边出了欧债危机。欧债危机动摇了大家对欧元的信心,2011年、2012年,大家都担心欧盟要解体的。欧盟到现在没解体,但是英国退欧了,马上要解决这个问题。英国退欧这个事,也是走回头路,有什么意义,我们不知道。 另外一件事也值得我们关注,就是我给大家贴的钞票,这是国债,意大利政府发的国债。但是大家仔细想想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这是意大利中央银行没办法发货币,意大利政府变了一个样子发这个东西。这跟当年林肯政府发绿钞票是一样的。这也许反映了在欧元区自身机制内部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它的成员国不得已而自己选择的道路。这个道路要是走下去,被越来越多成员国采纳,代表欧元将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我并没有对欧元做预测,我只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大家对欧元替代美元的未来肯定是有疑问的。 回到金本位肯定是不行,我想大家都懂这一点。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可以,但是作为货币有很多的缺陷。SDR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咱们周小川行长在09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影响很大,那篇文章里他也讲了SDR面临的一些问题,包括量不够,周行长写完那篇文章以后又分配了一次,到现在也只有2千多亿的SDR,折中美元不到3千亿美元。这个量太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猜肯定是有阻力,如果让我猜阻力来自于哪里?我猜来自于美国。IMF提出了最好的一个可以解决美元特里芬难题的办法,但是美国不愿意用。 市场也有选择,市场选择比特币,用脚投票。比特币波动太大,大家觉得是资产也不是货币。又出现了一个libra,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在libra初期对弱币是不好的,对美元是好的,但是要小心的是什么?libra一旦拥有生命力,最后就飞起来了,那个时候长远来讲,对美元也是一个威胁。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不在前期,前期对美元是有帮助的。 这一些说来说去,市场上找了这么多选择,到现在也找不出对美元真正有挑战的选择。什么东西对美元可能有挑战?人民币。因为简单保守估算十年左右,中国的GDP总量就赶超美国,中国跟美国就一般大了。另外,今天上午看肖钢前主席说了一句,关于咱们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规划,到2030年,我们人工智能就要赶上先进国家,在全世界是最发达的了,也就是十年。如果纯粹是经济大国,可能这个货币地位还没那么强,如果真的像规划的那样,2030年我们成为科技大国了,那可能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就不一样了,人民币作为可替代的货币,或者说可以对美元构成挑战能力的一个货币,我觉得它的可能性是在加大。倒不是说十年之内人民币就可以替代美元,我绝对不敢说这种话。我们前面看到数据,清算、结算里面人民币就占2%,但是这是一个缓慢演进的过程,市场前期就像股票市场,运转到一定程度会有一个突变,突变理论也有这些东西。演化到一定程度,这个市场从一个均衡到另外一个均衡的变迁是跳跃性的,不见得是连续。 实际上过去这些年,我们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硕果累累,现在是5千亿美元,已经超过SDR。SDR已经做了50年了,人民银行做了十年,这个量就超过了SDR提供的流动性,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从前景上来看,前景更大,我们的外贸,整个外贸占全世界的比例占到12%左右。我们清算占2%,储备占2%,所以我们经济再这么继续发展,科技再这么发展,我相信全世界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会越来越大,包括咱们自己对人民币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动摇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支柱货币,确实有可能成为美元的首位挑战。 时间站在中国这边,从美国的角度去想,它的意义是什么。出现今天这个情况,也不奇怪。中美贸易战也好,金融战也好,就像前面几位讲的,要守住底线,咱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把自己的事做好。针锋相对,咱们跟他们打,但是我的观点要斗而不破,一定要斗而不破。即便是我们占了上风,我们也还是要有一点共赢的思路。因为美国是个军事大国,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考虑的。即便我们强了,还是要想办法,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从共赢的角度,大家一起往前走。换句话说,咱们不能让,咱们该怎么发展怎么发展,但是要手下留情,斗而不破。具体来讲,金融对外开放怎么开放,继续坚定不移人民币国际化,这是大势所趋,也是应对新冷战的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就不受制于它,不怕它跟我们打了。 另外,加快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本身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币国际化官方宣传要低调一点,以前叫人民币跨境支付,尽可能减少给美国造成威胁感,但是美国人也很聪明。 另外,关于未来人民币成为国际化的货币,我想是不是能够研究,如何能够在将来实现多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继续美元的国际支柱货币地位,尽可能延长它在全球的这种地位。我刚才提到双赤字、隐性债务负担等等,如果债务有了冲击,美国经济会变得很坏,美国消费者的福利会很坏。你看看英镑,原来一英镑抵2.6美元,现在是1.1块美元,你这么设想一下,会发现如果美元有比较大的汇率波动,对美国造成冲击有多大。我觉得我们要考虑到美国的实力,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实力和它这些年的霸主地位,所以还是尽可能的买时间,尽可能的大家一起共存。就像习主席讲的,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防止对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以及世界安定和平的冲击。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详情]

周小川:贸易摩擦有可能具有长期性
周小川:贸易摩擦有可能具有长期性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出席并发表演讲。 周小川认为,美国开始打贸易战以后,使用关税以及其它的壁垒。现在看起来不仅限于贸易,后面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考虑,包括政治、军事、价值观、科技等等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思想准备。刚才陈元主席也谈到了,(这一过程)有可能具有长期性。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资源配置会有巨大的扭曲或者说是明显的扭曲,可能要在扭曲的条件下考虑我们国家的应对策略,包括考虑对外开放的策略。 如何应对?周小川表示,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贸易战,但是如果有人针对我们做出关税壁垒或者其它方面的行动,我们也要进行反向的制裁。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们是被动的。但这些做法也会对国际以及我们国内自身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产生重大的影响。 以下是演讲实录:(未经本人审核) 尊敬的陈元主席、王文涛省长,各位来宾同志,早上好!很高兴再次受邀参加CF40伊春论坛。我觉得这个论坛办得很好,预祝这个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根据陈元主席提出来的题目“金融开放和金融科技”,我在这两个里选一个,讲讲金融开放。 金融开放应该说也是整个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个人认为,金融开放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整个的逻辑和推理以及经验教训的适用性,和整体经济的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一致的。当然有的人强调金融开放是非常特殊的环节,也是风险比较大的环节,似乎跟工业、农业、其它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不一样。我想从最主要的方面来看,其实金融开放还是整体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想讲的第一个题目是,对外开放是经济思维不断演变的一个过程。每个阶段都有一些主流的说法,但实际上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思维转变的过程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 早期来讲,对外开放比较重视吸引外资,在金融业实际上也有体现。比如说引进外资银行的时候,首先看它钱够不够多。如果资产大于200亿美元,可以有权申请到中国来办外资银行。所以这一阶段对引资的考虑比较多。在资本市场上也有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主要考虑某一项对外开放政策是否有助于外资进来。 再往后,对外开放倾向于看我们缺什么项目,缺什么项目就可以更加开放,希望把人家的技术、实践给引进过来,同时也增强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在国内的产业包括金融产业在各个方面都已经铺开,有机构有人才的情况下,所谓产业政策里对幼稚产业的保护这种思路也曾经一度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对外开放要适当掌握节奏,要让国内的新兴的幼稚产业得到足够的成长以后,再对外开放。但这个做法往往争议也比较大。同时,也很难确定什么时候和用什么节奏来掌握这种对外开放。 到后来,基本上把对外开放看作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竞争和合作,带来效益。 一个比较明显的进展是十八大以后,中国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随后随着全球贸易出现一些新的挑战,中国明确提出全力支持全球化,支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主义。同时,我们是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思路来考虑全球的经济贸易秩序,也以这个反过来看中国自己的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样慢慢一步步演变,站位的高度逐渐有明显的提高。 另外,除了早期开放注重于引进以外,现在更加注重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我们已经在2017年和2019年两次召开了“一带一路”峰会。 实际上,分析整个过程,金融开放和其它工业、其它服务业的开放有很多类似性。金融开放是否有它的特殊性呢?确实是有。我想第一个是金融比较敏感,涉及到重大的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此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正式将金融定义为命脉产业,对命脉产业就要更加慎重一些。但是并没有说命脉产业就要少开放或者慢开放。总之,如何解释命脉产业,一直是给大家提出的课题。 另外就是金融开放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件,一次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波,再一次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总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大家对于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太搞得清楚,总之是觉得金融环境非常敏感,搞不好会触发危机,因此对外开放需要更加慎重。实际上,这两次金融危机确实让我们对外开放的主要步骤有所打乱,有所推迟。比如说1996年中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准备下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但是随着亚洲金融风波的出现,这个题目就暂时先不提了。后来一直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再次提,我们还是要人民币逐步变成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这样一种货币。再有,关于市场准入方面,我们在1999年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前的主要谈判的时候,当时准备五年以后扩大金融业市场准入的比例、范围等等,结果到了2007年的时候出现了次贷危机,大家就变得很谨慎,因此实际上放慢了过程。这也说明金融业对外开放和金融业本身对全局稳定具有比较高的敏感性密切相关,同时也取决于大家特别是学术界对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如何防范金融危机这方面的研究探讨。没有把握的话,对外开放可能就会慢一些。 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金融开放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要讲的第二个题目是,我们可能未来会生存在一种市场存在扭曲的状况下。 我们自身对对外开放不断提高认识,站位越来越高,而且我认为在全球也都起到了引领作用,特别是习主席前年在达沃斯的讲话引起全球高度重视,认为中国可以在这方面起到领军的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全球市场体制开始呈现一些非常显著的扭曲。 第一个扭曲就是贸易战。美国开始打贸易战以后,使用关税以及其它的壁垒。现在看起来不仅限于贸易,后面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考虑,包括政治、军事、价值观、科技等等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思想准备。刚才陈元主席也谈到了,(这一过程)有可能具有长期性。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资源配置会有巨大的扭曲或者说是明显的扭曲,可能要在扭曲的条件下考虑我们国家的应对策略,包括考虑对外开放的策略。 再有,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贸易战,但是如果有人针对我们做出关税壁垒或者其它方面的行动,我们也要进行反向的制裁。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们是被动的。但这些做法也会对国际以及我们国内自身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二个市场扭曲的出现跟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就是跟CF40伊春论坛的第二个主题——金融科技的发展是有联系的。在IT技术和网络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经济中许多环节开始出现网络效应。这个网络效应可能带来赢者通吃或者是赢者占大头的效应,因此带来竞争手段也发生变化。过去传统上在讲市场竞争的时候,用的主要假设是规模效应递减。但是,我们知道有个别行业,比如说过去工业里头像炼化行业,属于规模效应递增的行业。从整个国民经济或者是从全球经济来看,这是属于极少数的具有规模递增效应的行业。但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多的行业呈现规模递增效应。规模递增不见得是传统意义上的规模递增,而是由网络效应所带来的。与此相关的就是,在竞争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通过烧钱占领市场份额、扩大流量的做法,我认为这些做法没有什么太多可非议的,因为它是基于网络效应、基于对客观呈现出的这种现象的一种反应。但是它必然对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提出了重要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可能需要对它做出适当的反应。 同时,我们不仅关心国内市场对这些现象怎么处理,还关心这些现象给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最大的一些网络公司很多都集中在美国,比如FANG这类公司,未来也会不断的变化,它也给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经济学过去有两个小的分支流派研究这个事,一个就是研究所谓规模效应递增的这种行业,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均衡会向哪个方向偏移,也就是说传统的一般均衡,是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等模型引入规模效应递增,具体来讲就是生产函数里头几个指数加起来大于一这个事怎么处理的问题。第二个是采用有配额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处理这个事。这不仅对未来的市场出现新的扭曲的情况会有一定用处,同时也对于在有经济制裁、有气侯变化(气侯变化带来对碳配额的限制)都有一定的用处。但总体来说,都使得经济数学模型更加非线性化,可能需要用这种技术来研究新形势下的市场。 第三个变化就是以美国为首的采用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制裁的做法,涉及到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等。这些经济制裁显然是制造了非常明显的非线性,同时也给全球市场资源配置和效率的衡量带来了很明显的扭曲。他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基于他们对储备货币、对全球贸易投资交易货币,也就是对美元的控制,而且未来可能会有新的一些做法,对全球交易货币进行控制。 我们说凡是使用美元进行交易,不管是贸易还是投资,清算环节最终要走到美国,因此它肯定可以利用这种优势观察到你,同时可以对你进行制裁。另外,美国也在用不同的手段对于其它的全球交易信息系统进行监控。它借助了强势的地位,也有这个能力。第三,也有其它科技手段进行监控。 这些环节,都给全球化、全球资源配置、全球供应链以及整个效率的最优配置带来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天真地运用过去传统的所谓全球市场经济的这种假设来研究所有的问题,需要引入一些新的经济分析。 从对策来讲,我就讲三点。 1、要做好对贸易战的应对。这个正好昨天下午闭门会,我们也听了一些很好的报告和大家的发言。 2、要研究如何维持更加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秩序。一方面看到市场扭曲的增长,我们力图减少这种扭曲,这个就是通过更加注重公平竞争来加以解决。 3、我赞成陈元主席所讲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因为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我们才能够有效地抵御以美元储备货币为基础的,在全球制造的这种显著的扭曲,来维持我们主张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多边主义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些政策。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周小川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核)[详情]

廖宜建:希望立法解除衍生品等市场的抑制因素
廖宜建:希望立法解除衍生品等市场的抑制因素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理事、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行政总裁廖宜建发表演讲。 廖宜建表示,期待中国的司法立法协调相关金融问题来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提高金融资本效率。他特别提到了衍生品市场,廖宜建指出,现有一些制度设计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衍生品市场仍交易类型为主,发现风险管理的金融产品相对是滞后的。其中举一个例子,中国尚未正式在立法层面认可,净额结算,这是衍生品市场中其中最重要的基本法律制度之一,并对衍生品市场方方面面产生影响。” 以下是演讲实录: 廖宜建:谢谢。刚刚讲的外汇操控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和谈到中美摩擦的话题都比较沉重,我希望从外资银行的角度谈一下中国的金融开放,希望比较轻松一点。不过刚刚张老师已经讲的非常多非常全面,我现在讲的应该比较简单一些。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有序推进,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和节奏也是更加积极。中国资本市场作为全球第二大股市及债市,逐步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主流。备受关注的沪伦通于今年6月正式启动,成为沪港通、深港通境内外交易所互联互通模式又一创新。这之前4月人民币计价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纳入全球综合指数,之前宣布了中国A股在其全球基准指数因子纳入20%。国际主流指数对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认可,令这一规模巨大潜力巨大的资本市场在国际投资者资产配置中日益受到更多的关注。 中国加快金融开放各项举措,为国际投资者和发行人提供巨大发展空间,也体现出深化金融改革和加大市场开放的坚定决心,建立一个更为开放,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蓝图,足以令境内外市场参与者感到振奋。 以近期国11条为例,措施在一些领域对外资银行明确进一步开放,促其更深更广发展,进一步体现深化金融改革推进市场开放的承诺。汇丰对此表示欢迎,也在积极参与。 汇丰根植中国150多年,从未间断服务过中国市场,积极支持并参与中国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除了入股交通银行、设立汇丰人寿之外,2017年12月,内地首家港资控股的证券合资公司汇丰前海有限公司正式开业。我们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领先银行,在全球50个市场具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服务能力。 另外汇丰在沪港通、债券债以及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等中国资本市场开放领域,也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在金融业扩大开放的同时,中国金融机构也正在加快自身国际化的步伐,大力建设自身能力拓展国际视野支持客户更好走向海外扩展业务。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可以发挥更大的角色和作用,支持资本和贸易的流动。 我们与很多中资金融机构有着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作为在全球开展业务的国际性金融机构,我们都在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受到中国金融业开放举措同时,日益感受到新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下多种复杂因素相互叠加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宏观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导致的总体不确定性增加。全球化和贸易多边主义在诸多层面上遭遇挑战。压力之下,许多国家在政策和规则层面都开始更倾向于保护本国和自身利益。 由此,我们也看到,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多发,汇率波动加大,市场长期走势难以看清,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多变的。我们不但面临着国与国关系的演变,各国准入政策、监管环境、收税政策的演变等等,这些客观上的变化都对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国际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在迅速的演变中在所有市场合规运营,真实的回应政府和监管的要求。在不同司法管辖地区的复杂环境下竭尽所能服务客户,这些都是在全球运营的金融机构的角色和责任,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在全球不同市场开展业务的国际性金融机构都有义务遵守所有经营地的司法和监管的法律法规。以反洗钱那个法规为例,在澳大利亚经营的所有银行或金融机构,不管是在本地或者国际银行都必须遵守当地监管规定,不只是根据来自本国或FTAF国际特别行动工作组等国际机构的要求来运营。同样,在中国运营所有金融机构都应遵守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主要的反洗钱监管机构所制定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法律法规。 在当前的环境下,世界各地的金融犯罪监管机构继续对不遵守法律的金融机构实行强有力的监管和执行行动。所有的国际银行包括走出去的中资银行都必须遵守所有经营地相关适用的司法的法律法规。 中国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与开放相适应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完善金融业开放的制度规则,并加快相关制度规则,不断完善配套制度,让规则更加简约清晰,更好与国际金融体系相融合,按照国际通行认可的标准,以审慎透明的规则和管理方法去运作金融。 在持续金融市场开放,中国金融体系持续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并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通过制度的完善,使监管能力与开放程度相匹配,无论对于中资机构走出去在世界金融舞台上比拼或者对外国机构投资者双向的适应和融入程度都会更加通常。 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是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作为根植中国的领先国际性银行,汇丰与各方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完善和发展,很高兴近年来中国的决策者们稳定持续推进经济转型和深化金融改革,致力于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建立更加透明资本市场,无论外汇利率或者是包括评级体系在内的资本市场建设,提升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突破。 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与世界更深入的融合,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将是关键之一。不可否认,金融业开放的过程中必然会触及到金融监管范围之外的一些问题,需要时间演变和改革。从全球金融市场的经验来看,金融体系的建设和法律制度建设密切相关,刚刚张老师也提到金融体系不断完善需要法律制度保障,因此在中国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过程中,需要不断加强法律基本制度建设,使各项金融业务开展有更为明确的法律制度支持。 在中国,现有一些制度设计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衍生品市场仍交易类型为主,发现风险管理的金融产品相对是滞后的。其中举一个例子,中国尚未正式在立法层面认可,净额结算,这是衍生品市场中其中最重要的基本法律制度之一,并对衍生品市场方方面面产生影响。缩减信贷额度和资本占用来进一步扩大衍生产品市场。 第二,通过降低境外投资者投资中资资本市场遇到不确定性要进一步促进外资进入中国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第三,通过激励市场,参与者进行中央清算。 第四,促进中国信用衍生品市场发展,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我们期待司法立法协调可能解决类型金融问题来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提高金融资本效率。 金融体系的核心和根本使命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理想的现金金融体系下,资源会被以最合适的价格配置给最有效的市场主体。从中国国情出发,现代金融体系应该是稳定、稳健的,应当是高技术含量也应该是开放。这种开放应该超越过去以吸引外部资金和技术为主要目的的模式上升至更好利用全球金融资源,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层面。 全球地缘政治新格局下,全球金融治理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变革期,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应该抓住这一个难得历史机遇,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金融体系,积极发挥建设作用。实现从经济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转变。巨大的经济体量促使我们要思考,如何从一个专注自身发展的内向经济体转变成一个在全球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开放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既要完成自身必须的结构性转型,在金融领域也需要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资本和价值储藏工具。这些都是依赖于一个高度发达,富余流动性开放资本市场,以及开放稳健信贷体系。 中国金融业开放既要符合中国自身整体发展需要,对中国要有利,也应当推动创造出真正意义上国际性的金融活动平台,让投资者更加积极的来到中国的股市、债市甚至是外汇市场交易。 当然,开放是双向的,不仅是引进来还要走出去,提升中资金融机构的 国际竞争力,不仅要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还要参与规则调整,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这才是更高层次上的成功。 中国始终是汇丰增长策略的核心所在,作为一家国际性金融机构,我们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业务网络,覆盖了全球贸易与投资90%交易量的地区,在全球主要市场也设立了25个中资企业海外服务部,未来我们的目标也将继续支持客户,把握市场进一步开放带来诸多机遇。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落实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及绿色金融业务战略实施,发挥国际金融机构的积极作用。谢谢大家![详情]

余永定:应强调支出政策 2.8%的财政赤字界限可以突破
余永定:应强调支出政策 2.8%的财政赤字界限可以突破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发表演讲。 余永定表示,减税和增支相比,对经济刺激作用显然是不太明显,应强调支出政策,2.8%的财政赤字这个界限是可以突破。从通货膨胀从财力角度我们都是可以突破的。 他解释到,通货膨胀方面,我国CPI在金融危机之后基本上是2%左右,不到3%。7月份是2.8%,2.8%里头有0.2个百分点是猪肉价格造成的,扣掉是2.6%。作为发展中国家这样的通货膨胀率是比较低的。PPI在2012年3月开始,连续53个月负增长,目前又持续下跌,上个月是负增长,我国目前又进入了PPI负增长的区间。在通货膨胀角度讲,我国是低通货膨胀时期,还面临着PPI负增长的危险。 另一方面,从财政状况来看,中国和世界的其它大国相比,是最低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中国现在是2.8%,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很长的时期都是突破3%的。再看存量,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不超过48%,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低的,这是中央情报局的数字,中国属于国债对GDP的比非常低的国家中其中一个,不是最低,但是是相当低的。 “从财力和通货膨胀这两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都是有可能而且应该采取更为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制止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余永定总结指出。 以下是演讲实录: 余永定:各位领导、各位同仁,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演讲。我的演讲题目是“增长是硬道理”。 结合对政治局最近一次会议的解读,我谈一下我的看法。这是证券公司画的一个表,比较了历次政治局会议和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提法有哪些不同。我觉得总结的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比较倒数第一行和倒数第二行,会发现这次政治局会议指明了我们经济的下行压力正在加大。 这次政治局会议又提出了宏观管理的问题,强调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些提法跟过去差不太多,但是特别强调了扩大最终需求,这个在过去是没有的。我觉得这可能反映了我们的决策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未来宏观经济采取的措施。 我觉得中国面临最严重的挑战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跌,我要强调“持续”这两个字。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当时的GDP增长年率是12.2%,然后就一路下跌。只是在2012年第四季度稍有反弹,后来基本没有反弹,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年率大概是6.3%,很多经济学家预测,增长速度还会继续下降,今年可能是6.2%,有人甚至认为可能会跌破6%。总而言之,这样一种趋势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我们过去说,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是L型,L型的横杆我们始终没有达到,它在持续下跌,这让我们非常担忧。 如何解释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的下跌?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解释,我用了几个例子,人口老龄化、环境制约、规模效益递减等等。上一次我在讲座中,谈到这几个因素,我问在座的诸位,你们认为我说得对不对?当时我是念了一段话,包含了这几个因素,大家说你说的是对的,我说错。为什么?因为我念的这一段话就是我20年前写的,是1998年写的,发表在《改革》杂志上。我20年前说的理由居然能解释20年后的理由,说明我20年前说的是没什么用的废话,也说明现在这种解释没有太大的意义。虽然说的是对的,这些是长期因素,但长期因素无法解释年度的变化,季度的变化,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年度的变化、季度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思路应该转变一下。 我们现在有一种非常时髦的说法,我们首先应该预测或者是测定中国目前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是多少?然后根据我们测算的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来制定我们经济增长目标。我认为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怎么去计算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呢?国际上基本上有三种方法,总量法、生产函数法和一般均衡模型。这是美联储提出来的。 那么在所有这些计算方法中都存在着严重的顺周期性的问题。也就说包括美国在内所有的发达国家,对于如何计算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并没有解决。那么具体到我们中国,我们有非常优秀的学者都做了计算,大致在8%到5%,比如林毅夫教授认为8%左右。白重恩教授认为5%左右,当然我记不大清楚了。总而言之是8%到5%。如果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经济体来讲,8%到5%,差不太多,中国是1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这个差一个百分点就差得很多了。所以我的一个问题,我到底相信谁的计算,谁的计算是更准的,我认为谁的计算都是不可靠的,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是我难确信哪种计算是正确的。 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用比较传统的方法,试错的方法,我也不确定它到底是多少,但是我有一个大致的估计。这个时候在确定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考虑两个因素。第一个,通货膨胀。如果我们处于严重通货膨胀形势,我们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对的。还有即便通货膨胀不严重,但是财力不行,花不起钱,很难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我们看一看我们的CPI、PPI和我们的财力,这里给大家展示的是CPI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之后基本上是2%左右,不到3%。7月份是2.8%,2.8%里头有0.2个百分点是猪肉价格造成的,扣掉是2.6%。作为发展中国家这样的通货膨胀率是比较低的。我们看PPI,PPI在2012年3月开始,连续53个月负增长,目前又持续下跌,上个月是负增长。我又进入了PPI负增长的区间。在通货膨胀角度讲,我们是低通货膨胀时期,我们还面临着PPI负增长的危险。 再来看财政状况,财政状况从国际比较来看不是太差,我不多做解释。中国和世界的其它大国相比,是最低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咱们现在是2.8%,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很长的时期都是突破3%的。再看一个存量,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不超过48%,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低的,这是中央情报局的数字,中国属于国债对GDP的比非常低的国家中其中一个,不是最低,但是是相当低的。 我刚才讲了,一个是看通货膨胀,一个是看我们的财力。从财力和通货膨胀这两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都是有可能而且应该采取更为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制止经济的进一步下滑。1998年到2002年,我们非常成功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克服了通货紧缩,当时有很多非常好的经验。 货币政策,我觉得现在很难起到推动经济主角作用,关键靠财政。货币政策存在的问题是什么?目标太多,六稳,六稳都归易纲管了,我觉得易纲管不了这么多事,应该明确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一是增长,二是通货膨胀。我们现在又来了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叫结构性货币政策。我觉得这个对中央银行来讲也是勉为其难。货币政策,按定义,它就不是个结构性的政策,它是个宏观经济政策。你怎么能够保证水流到哪儿,这不是央行的事,央行就是管水闸,流到哪儿,靠我们银行、靠微观机制来解决。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宏观经济组合,简单来讲是这样的,既然我们面对加大的下行压力,我们就必须扩大总需求。为了扩大总需求我们应该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包括减税,但是我们不要把减税作为政治正确代名词,减税和增值相比,对经济刺激作用显然是不太明显。美国减税了,它的宏观经济效果不怎么样,中国减税是否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也不敢保证,减税降费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强调支出政策,2.8%的财政赤字这个界限是可以突破。从通货膨胀从财力角度我们都是可以突破的。 这里头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是什么?在08年我们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那个时候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政府增加财政开支,而是什么呢?而是要求地方政府建立融资平台,向商业银行借款,我觉得这种方式是不对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靠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支出所造成的财政赤字要靠发国债来解决。中国的国债市场比较小,比较浅,非常需要发展国债市场。有了国债市场,我们有了国债收益率曲线我们才真正有可能确定我们金融产品应该如何定价,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所以说,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支出,增加政府国债的发行,中央银行配合就是把利息率压低,使我们国债卖得出去,不要像欧洲国家那样,在主权债务危机之前,要发债你的收益率是8%、9%,那是不行的。我们可以把国债的收益率压低,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所以我们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同时保证利息率水平比较低,我们把资金从房地产市场,从其它的资本市场赶出来,让它进入实体经济,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经济的下滑是完全可以制止的,而这个恰恰是对付美国贸易战的最好武器。 特朗普说起来最得意,中国经济被我搞坏了,我们说中国经济你是搞不坏的。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我说“增长是硬道理”,“发展是硬道理”在过去40年被证明是完全正确,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基本原则不应该改变。最后我想强调一下,强调发展,强调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强调需求管理,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结构性改革,忽视其它各个方面更为深刻的改革。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关于其它方面的改革,由于我不是那方面的专业人士,我就不多加评论了,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学家,我认为现在正确的政策就是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阻止中国经济下滑,做到这一点,中国经济还有保持较高增长十年甚至可能更长时间的可能性,谢谢大家! [详情]

朱隽: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对美国升级摩擦的正常反应
朱隽: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对美国升级摩擦的正常反应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成员、央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发表演讲。 朱隽指出,美国因为周一人民币汇率破7,周二就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违反了国际共识,令人难以信服。 她表示,8月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市场对美国不断升级贸易摩擦的正常的反应,美国不顾事实给人民币贴上标签,损人不利己。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中国也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危机和各种情况。 以下是演讲实录: 朱隽:谢谢四十人论坛邀请我来伊春。原来给我的题目叫“金融业开放”,我也做了准备,但是这周二的时候咱们中国被美国贴上“汇率操纵”的标签,我觉得不仅是人民银行,整个中国金融界都处在震惊和愤慨当中,我们消化了两天,我跟四十人论坛商量能不能不讲开放,我能不能讲讲汇率操纵。 我今天主要是想通过回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十几年来的历程,通过回顾十几年来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合作的实践,还有通过回顾美国不管是否合法合理,用于评估其它国家汇率政策的国内法律,来批驳一下美国给中国人民币贴上“汇率操纵”这个标签的无理和荒唐吧。 因为星期四才定的目标没来得及准备PPT,只画了两张图。 另外,不用PPT也有一个好处,我可以限制自己的发言时间,我只有15分钟,要不然放开讲的时间太长。 题目定为《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毫无依据》。8月6号,美国将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我们非常愤慨,这一举措无视中国推动汇率机制改革和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方面这么多年做出的不懈努力,严重破坏了国际规则,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十分负面的影响。 首先回顾一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成就。多年来中国协同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金融服务业开放、提高资本账户可兑换这三驾马车,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启动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人民银行不断探索并且完善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2012年4月,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日波动区间由0.5%扩大1%,2014年进一步扩大2%,2018年8月,人民银行推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改革,逐步明确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汇率政策的规则化、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 伴随汇率机制完善,人民币体现强势货币特征。我们这儿有一个根据清算银行的数据做的表,是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到现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名义有效汇率(NEER),十几年来升值了38%,实际有效汇率(REER)升值了47%,属于G20经济体中最强势的货币,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升值幅度最大的货币之一。 去年3月,美国发布了301调查报告,并且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不断升级贸易摩擦,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坚持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因素,为维护自身的金融稳定和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2018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贬值幅度不到5%,对一篮子货币汇率贬值幅度仅仅在1.5%左右,今年以来,随着美国频繁地升级贸易摩擦,双边汇率和多边汇率贬值幅度都不到2%。可以说在美国极限施压,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汇率和资本流动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人民银行实现上述成就,实属不易。 第二个方面,我想从国际合作的角度,批驳美国将中国贴上“汇率操纵”的标签也是十分荒唐。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十几年来,一直恪守G20领导人峰会的宣言精神,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的目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诸多经济体货币普遍贬值,当时为了防止亚洲周边国家地区货币轮番贬值、危机恶化,中国主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有力支持亚洲金融市场稳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中国再次用行动实践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承诺,并且积极和周边经济体开展货币互换等合作,增强市场信心,中国的举措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有力地支持了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10年以来,有不少发达经济体央行借鉴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的做法,与人民银行建立了货币互换的安排。今天上午黄老师也讲到,人民币互换现在已经成为区域和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金融稳定的功能。特别需要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年来在对乌克兰、埃及、蒙古和阿根廷救助活动中,四国央行和人民银行开展货币互换均被作为IMF放款的先决条件,弥补了对方融资缺口,对危机救助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2016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波动,当时中国作为G20的主席国,在上海部长会期间,会同G20各方经过艰苦磋商,首次承诺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重申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有效地消除了当时市场上对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担忧。在人民银行推动下,G20各方还承诺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来恢复市场信心,促进和维护经济复苏。至今仍是G20各国加强宏观经济协调,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典范。这种国际合作的精神在当前尤显珍贵。 十几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参与国际合作的实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随着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使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地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快速提升。2015年,人民银行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解决了人民币入篮的各项政策性和技术性障碍,最终推动IMF在2015年10月,宣布将人民币纳入SDR的篮子。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里程碑。人民币纳入SDR篮子生效之后,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一系列正面影响,包括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和吸引力不断上升,周边许多国家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成为IMF和多边开发银行官方交易货币等等,这些都增强了人民币国际使用。 国际上汇率评估最权威的机构不是美国财政部,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核心机构,IMF长期致力于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货币合作,推动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保持成员国之间有秩序的汇兑安排,纠正国际收支失衡,促进高水平就业,可持续增长和减少贫困,是各国宏观政策经济协调主要平台。 自2015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每年的第四条款磋商中多次指出,人民币汇率水平和经济基本面大体一致。今年7月10号,IMF刚刚发布了对外部门报告,也指出,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处于基本面和理想政策对应的水平。在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中国第四条款磋商报告新闻发布会上,基金组织再次强调了上述的结论。并且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建议中国如果下一步面对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可以扩大汇率弹性。 第三个方面,我想说姑且不论其合理性和合法性,仅从美国自身的评估他国汇率政策法律来看,认定中国操纵汇率也是站不住脚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对外部门贸易余额由顺差逐渐转为逆差,美国开始高度重视对外部门,先后制定两部法案来评估贸易伙伴国的汇率政策。一部就是《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该法案旨在强化美国在贸易方面的国际地位。其中第3004条B款规定,美国财长每年要分析外国汇率政策,每半年要更新判定它国是否有操纵汇率以阻碍国际收支有效调整或者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不公平优势的行为,这是每年财政部半年发布一次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宏观经济和贸易分析报告。 这部法律没有明确汇率操纵的标准,美国财政部评估他国汇率操纵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第二部法案是《2015年贸易便利与强化法案》,这个法案第107条修正案规定,美国财政部基于1988年法案基础上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和汇率政策进行分析的时候,要考虑三项关键的指标。今年5月把2015年制定三项指标修改了一下,现在三项指标是,第一项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第二条,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2015年制定的时候是不能超过3%,现在下调到2%,更加苛刻。第三条在过去12个月,至少6个月多次实施外汇净买入,买入总额超过GDP的2%。今年5月份修改这一项指标,过去是12个月当中至少8个月多次净买入,这个收紧了标准。 “汇率操纵”需要达到以上3个量化标准,达到2个指标则列入监测名单。法案公布以后,美国财政部发布了7份汇率报告,没有认定任何一个国家操纵汇率。2016年4月,法案生效后的首期报告中,中国满足双边贸易顺差显著、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较高2项标准。当时同年列入监测名单的有日本、韩国、德国、中国台湾等。此后6份报告中,中国仅触发一项指标,应该不在监测名单之内,但是中国顺差在美国逆差中占的份额过大,我们看了一下大概占了47%、48%,所以仍将中国留在监测名单。同时日本、德国、韩国也长期留在监测名单里头。 今年5月份,美国财政部修改三项量化标准,因为收紧,所以今年进入监测名单有9个经济体。9个经济体是在原来那几个基础上增加了意大利、爱尔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把瑞士给挪出去了。在这9个经济体里头,只有中国和韩国仅触发1项指标,其余国家触发2个指标。中国在这些经济体中不是名列前茅,应该是倒数第八或者第九。美国枉顾事实,不尊重自己的国内法硬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的标签,正如萨默斯所说,损害的是美国自己的公信力和信誉。 从上述三个方面,我们都没有找到中国操纵汇率的蛛丝马迹,相反,通过观察人民币近一年多来波动,我们发现美国不断升级贸易摩擦,恰恰是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重要的外部扰动因素,也是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的重大根源。 从市场数据看,人民币汇率大幅度波动都是因为美国关税升级,美国宣布对我们输美500亿商品征25%的税,当月人民币汇率对美元贬值3.1%。去年7月11号,美国进一步宣布对2000亿的自华进口商品加税10%,7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是2.9%,今年5月,美国宣布对200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率从10%上升到25%,当月人民币汇率对美元贬值2.5%。今年8月1号,特朗普突然宣布要对华进口的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引发人民币汇率贬值和市场波动。这并不让人意外,可以说这是市场对美方加征关税自然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美方造成。人民银行秉持市场化原则,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符合外汇市场的基本原则,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的做法一致。美国因为人民币汇率破7,周一破7,周二就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违反了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和国际社会的共识,令人难以信服。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8月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市场对美国不断升级贸易摩擦的正常的反应,美国不顾事实给人民币贴上标签,损人不利己。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中国也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情况。谢谢大家![详情]

黄奇帆:指纹刷脸声音等辨别认证技术必须特许经营
黄奇帆:指纹刷脸声音等辨别认证技术必须特许经营

  原标题:黄奇帆:指纹、刷脸、声音等辨别认证技术必须特许经营  新京报讯(记者 陈鹏)“网上安全认证技术,比如生物、二维码、虹膜、指纹、刷脸、声音等辨别认证技术必须‘特许经营’,凡此类技术公司设立必须’先证后照’,必须有较高的进入门槛。”在8月10日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 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做出如上表述。 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  来源:CF40 黄奇帆认为,认证识别系统属于重大国家安全范畴,但在未经长时间安全检验的情况下就在互联网金融业务上大量运用,这明显违背了金融行业安全必须无限趋近100%的要求。所以,目前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支付、资金划转必须坚持小额原则,同时各类互联网认证识别技术,只能允许线下使用,而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试错之后,才能在国家技术管理部门授权之下,上线试点,逐步成熟,逐步推开。 黄奇帆说,“现在,互联网金融业务经常受到黑客攻击,这些攻击实际都是突破了网络认证系统。所以,如果网上传递识别信息,而没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做保障,任由谁都可以开发,而且以廉价和便捷为出发点而忽视安全水准,那伪造就不可避免,网络黑客也将大行其道。所以,所有互联网识别技术必须接受公安部门的技术监控。”[详情]

黄奇帆:5G背景下金融科技的特征和发展路径
黄奇帆:5G背景下金融科技的特征和发展路径

  黄奇帆:5G背景下金融科技的特征和发展路径 4G技术孕育了举世瞩目的互联网经济,电商、社交、文娱为代表的消费互联网迅速崛起。而具有高速率、广连接、高可靠、低延时特点的5G的全面运用,推动面向大众的消费互联网时代转向万物互联的产业互联网时代。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之下,金融科技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未来,符合科学、契合规律的金融科技应当具备哪些特征,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值得探讨。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金融科技具有颠覆传统的五全基因。金融科技的大格局、大空间在于以网络数字平台(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数据存储能力、计算能力、通讯能力为基础),与产业链金融相结合,形成基于数据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形成数据平台、金融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各方资源优化配置,运行成本下降、运行效率提升的良好格局。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深刻的了解网络数据本质的五全特征——颠覆传统的基因所在。  颠覆已经成为互联网见怪不怪的经济现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移动通讯在内的网络平台——五大现代信息科技构成的“大智移云”基础平台。这中间,互联网、物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像人类的神经系统联系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大数据是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没有云计算就等于人体没有脊柱,五脏六腑无法挂架,大数据就是孤魂野鬼,无地藏身,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脊梁以及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三个技术就可以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现代信息体系——“大智移云”基础平台。  为什么“大智移云”基础平台会有如此强大的颠覆性?研究表明,“大智移云”基础平台实际存在“五全特征”: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的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AI)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现代信息化的产业链是通过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通信跟全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正是这种“五全”特征的基因,当它们跟产业链结合时形成的了产业链的信息、全流程的信息、全价值链的信息、全场景的信息,成为十分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可以说,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与这五大信息科技结合,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  总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下的现代互联网体系,具有颠覆性作用。现在的互联网数字平台,下一步在5G时代还会进一步形成万物万联体系,其终端连接数比现在人类的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的连接数将超过上百倍、上千倍。人类的互联网产业也因此将从to C型的消费类互联网发展为to B型的产业类互联网。而在产业互联网时代,这种颠覆性功能将更为突出。我们常常说的颠覆性产业,主要就是指具有以上五全信息的网络数据平台产业,这五全的信息在与工业制造相结合时,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时候,无论是金融业务展开的价值链也好、产业链也好,把这五全信息掌握在手里再开展金融的服务,这样的金融安全度将比没有五全信息的人工配置的金融服务系统安全信息要高,坏帐率要低,各方面的系统性风险的平衡要更好,这是一个基本原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非常睿智地、前瞻性地看到科技金融、数据金融平台具有的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前景。  二、科技金融、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任何金融传统的宗旨以及安全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科技+金融,还是金融+科技,都不但要把网络数字平台的好处高效的用足用好用够,还要坚守现代金融形成的宗旨、原则和理念。当下的科技金融有两个基因,一是互联网的信息基因,数字平台的基因——“五全信息”,二是金融基因,在一切金融业务中把控好信息、杠杆、风险的基因。互联网运行有巨大的辐射性和无限的穿透性,一旦与金融结合,既有可能提升传统金融体系的效率、效益和降低风险的一面,也有可能带来系统性颠覆性的危机的一面。这些年,P2P的问题就在于打着互联网金融的旗帜,搞着传统社会的老鼠会、民间乱集资乱放高利贷的业务,P2P公司向网民高息揽储、向网民无场景的放高利贷,通过资金池借新债还旧债,形成互联网体系下的庞氏骗局。为此,互联网金融系统务必吸取这几年P2P发展深重教训,绝不能违背金融的基本特征,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有监管单位的日常监管,必须有运营模式要求和风险处置方式,不能“无照驾驶”,不能利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十的高息揽储、乱集资,不能无约束、无场景的放款融资、不能对借款人和单位钱用到哪里都不清楚,不能搞暴力催收,等等。总之,一定不要违背这些金融常识,违背金融常识的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能够守住某个空间,最后误了卿卿性命的就是自作聪明。  三、科技金融的发展可以是互联网+金融,有条件的网络数据平台公司,独立发展金融业务,也可以是金融企业+互联网,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自身需要的互联网数字平台,但是科技金融最合理、有效的发展路径应该是网络数据平台跟各种产业链金融相结合。否定和整顿P2P,并不等于拒绝网络贷款。实践表明,网络贷款只要不向网民高息揽储,资本金是自有的,贷款资金是在银行、ABS、ABN市场中规范筹集的,总杠杆率控制在1:10左右,贷款对象是产业链上有场景的客户,还是可以有效发挥普惠金融功能的。全国目前有几十家这类规范运作的公司,8000多亿贷款,不良率在3%以内,比信用卡不良率还低。当然,科技金融不仅仅是科技公司自身打造的金融融通公司,其最合理、最有前途的模式是互联网或物联网形成的数字平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各类金融机构的有机结合,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形成数字金融平台并与各类实体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结合形成基于互联网或物联网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在消费互联网(to C)时代,基于人类消费的同一性、同构性,几乎可以一刀切的模式对全社会的电子商务开展活动,在产业互联网(to B)的时代,基于产业的复杂性、异构性,一个工业产业链与物流供应链的“大智移云”平台是完全不同构的;而一个医疗药品供应链与消费品供应链的“大智移云”平台结构也完全不相同。基于此,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一个有作为的网络数据公司,分心去搞金融业,一要有金融企业所必需的充足资本金,二要有规范的放贷资金的市场来源,三要有专业的金融理财人士,还要受到国家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无异于弃长做短、自讨苦吃。所以,一个有作为的数据网络平台公司,应当发挥自己的长处,深耕各类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各行业的“五全信息”,提供给相应的金融战略伙伴,使产业链金融平台服务效率得到最大化的提升,资源优化配置,运行风险下降,坏账率下降。从国际经验看,一般性互联网平台公司绝不敢随意染指金融业务,美国的Facebook、亚马逊、雅虎等平台公司都很大,股价市值同样可以达到数千亿、上万亿美元,但它们再大都不敢轻易染指金融业务。至少四个因素:其一,成熟的商人懂得术业专攻,懂得长期坚守自己,不断创新自己才能使自己炉火纯青,获得足够的行业地位和进入门槛,才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其二,一般性的互联网商品销售平台,其底层技术的安全等级无法满足金融要求,要满足金融业务要求,必须投入巨额成本,这往往得不偿失;其三,美国对金融公司有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一般性互联网公司从事金融业务,一旦发生风险,公司根本承担不起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其四,鉴于所有业务点的风险都可能迅速转化为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反过来又会拖垮所有非金融业务,所以成熟商人绝不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四、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要有明确的各方多赢的效益原则。在消费互联网时代,基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同构性,一些网络平台公司的盈利模式往往一靠烧钱取得规模优势,二靠广告收费取得一定垄断效益。在产业互联网时代,各行各业结构不同、模式不同,任何网络数字平台的发展,不能靠简单的烧钱来扩大市场占有率,也不能让客户中看不中用、有成本无效果、长期赔钱,这是不可持续的自杀行为。合理的网络数字平台,应通过五种渠道取得效益、红利:一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了金融业务的工作效率;二是实现了数字网络平台公司和金融业务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了优化红利;三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筹、统计、调度,降低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物流成本;四是由于全产业链、全流程、全场景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了金融运行成本和风险;五是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合理的返还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上游、下游、金融方和数据平台经营方,从而产生万宗归流的洼地效益和商家趋利集聚效益。  五、网上安全认证技术,比如生物、二维码、虹膜、指纹、刷脸、声音等辨别认证技术必须“特许经营”,凡此类技术公司设立必须“先证后照”,必须有较高的进入门槛。认证识别系统属于重大国家安全范畴,但在未经长时间的安全检验的情况下就在互联网金融业务上大量运用,这明显违背了金融行业安全必须无限趋近于100%的要求。所以,目前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支付、资金划转必须坚持小额原则,同时各类互联网认证识别技术,只能允许线下使用,而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试错之后,才能在国家技术管理部门授权之下,上线试点,逐步成熟,逐步推开。 现在,互联网金融业务经常受到黑客攻击,这些攻击实际都是突破了网络认证系统。所以,如果网上传递识别信息,而没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做保障,任由谁都可以开发,而且以廉价和便捷为出发点而忽视安全水准,那伪造就不可避免,网络黑客也将大行其道。所以,所有互联网识别技术必须接受公安部门的技术监控。 (本文是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于8月10日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的发言整理而成,经机构授权。)[详情]

黄奇帆:违背金融常识的人自觉很聪明 反误了卿卿性命
黄奇帆:违背金融常识的人自觉很聪明 反误了卿卿性命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学术顾问黄奇帆发表演讲。 黄奇帆在谈及互联网金融业务时表示,一定不要违背金融常识,违背金融常识的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能够守住某个空间,最后误了卿卿性命的就是自作聪明。 他还表示,互联网金融业务经常受到黑客攻击,这些攻击实际都是突破了网络认证系统。所以,如果网上传递识别信息,而没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做保障,任由谁都可以开发,而且以廉价和便捷为出发点而忽视安全水准,那伪造就不可避免,网络黑客也将大行其道。因此,所有互联网识别技术必须接受公安部门的技术监控。 以下是演讲实录: 4G技术孕育了举世瞩目的互联网经济,电商、社交、文娱为代表的消费互联网迅速崛起。而具有高速率、广连接、高可靠、低延时特点的5G的全面运用,推动面向大众的消费互联网时代转向万物互联的产业互联网时代。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之下,金融科技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未来,符合科学、契合规律的金融科技应当具备哪些特征,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值得探讨。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金融科技具有颠覆传统的五全基因。金融科技的大格局、大空间在于以网络数字平台(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数据存储能力、计算能力、通讯能力为基础),与产业链金融相结合,形成基于数据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形成数据平台、金融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各方资源优化配置,运行成本下降、运行效率提升的良好格局。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深刻的了解网络数据本质的五全特征——颠覆传统的基因所在。 颠覆已经成为互联网见怪不怪的经济现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移动通讯在内的网络平台——五大现代信息科技构成的“大智移云”基础平台。这中间,互联网、物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像人类的神经系统联系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大数据是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没有云计算就等于人体没有脊柱,五脏六腑无法挂架,大数据就是孤魂野鬼,无地藏身,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脊梁以及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三个技术就可以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现代信息体系——“大智移云”基础平台。 为什么“大智移云”基础平台会有如此强大的颠覆性?研究表明,“大智移云”基础平台实际存在“五全特征”: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的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AI)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现代信息化的产业链是通过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通信跟全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正是这种“五全”特征的基因,当它们跟产业链结合时形成的了产业链的信息、全流程的信息、全价值链的信息、全场景的信息,成为十分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可以说,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与这五大信息科技结合,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 总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下的现代互联网体系,具有颠覆性作用。现在的互联网数字平台,下一步在5G时代还会进一步形成万物万联体系,其终端连接数比现在人类的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的连接数将超过上百倍、上千倍。人类的互联网产业也因此将从to C型的消费类互联网发展为to B型的产业类互联网。而在产业互联网时代,这种颠覆性功能将更为突出。我们常常说的颠覆性产业,主要就是指具有以上五全信息的网络数据平台产业,这五全的信息在与工业制造相结合时,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时候,无论是金融业务展开的价值链也好、产业链也好,把这五全信息掌握在手里再开展金融的服务,这样的金融安全度将比没有五全信息的人工配置的金融服务系统安全信息要高,坏帐率要低,各方面的系统性风险的平衡要更好,这是一个基本原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非常睿智地、前瞻性地看到科技金融、数据金融平台具有的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前景。 二、科技金融、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任何金融传统的宗旨以及安全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科技+金融,还是金融+科技,都不但要把网络数字平台的好处高效的用足用好用够,还要坚守现代金融形成的宗旨、原则和理念。当下的科技金融有两个基因,一是互联网的信息基因,数字平台的基因——“五全信息”,二是金融基因,在一切金融业务中把控好信息、杠杆、风险的基因。互联网运行有巨大的辐射性和无限的穿透性,一旦与金融结合,既有可能提升传统金融体系的效率、效益和降低风险的一面,也有可能带来系统性颠覆性的危机的一面。这些年,P2P的问题就在于打着互联网金融的旗帜,搞着传统社会的老鼠会、民间乱集资乱放高利贷的业务,P2P公司向网民高息揽储、向网民无场景的放高利贷,通过资金池借新债还旧债,形成互联网体系下的庞氏骗局。为此,互联网金融系统务必吸取这几年P2P发展深重教训,绝不能违背金融的基本特征,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有监管单位的日常监管,必须有运营模式要求和风险处置方式,不能“无照驾驶”,不能利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十的高息揽储、乱集资,不能无约束、无场景的放款融资、不能对借款人和单位钱用到哪里都不清楚,不能搞暴力催收,等等。总之,一定不要违背这些金融常识,违背金融常识的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能够守住某个空间,最后误了卿卿性命的就是自作聪明。 三、科技金融的发展可以是互联网+金融,有条件的网络数据平台公司,独立发展金融业务,也可以是金融企业+互联网,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自身需要的互联网数字平台,但是科技金融最合理、有效的发展路径应该是网络数据平台跟各种产业链金融相结合。否定和整顿P2P,并不等于拒绝网络贷款。实践表明,网络贷款只要不向网民高息揽储,资本金是自有的,贷款资金是在银行、ABS、ABN市场中规范筹集的,总杠杆率控制在1:10左右,贷款对象是产业链上有场景的客户,还是可以有效发挥普惠金融功能的。全国目前有几十家这类规范运作的公司,8000多亿贷款,不良率在3%以内,比信用卡不良率还低。当然,科技金融不仅仅是科技公司自身打造的金融融通公司,其最合理、最有前途的模式是互联网或物联网形成的数字平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各类金融机构的有机结合,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形成数字金融平台并与各类实体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结合形成基于互联网或物联网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在消费互联网(to C)时代,基于人类消费的同一性、同构性,几乎可以一刀切的模式对全社会的电子商务开展活动,在产业互联网(to B)的时代,基于产业的复杂性、异构性,一个工业产业链与物流供应链的“大智移云”平台是完全不同构的;而一个医疗药品供应链与消费品供应链的“大智移云”平台结构也完全不相同。基于此,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一个有作为的网络数据公司,分心去搞金融业,一要有金融企业所必需的充足资本金,二要有规范的放贷资金的市场来源,三要有专业的金融理财人士,还要受到国家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无异于弃长做短、自讨苦吃。所以,一个有作为的数据网络平台公司,应当发挥自己的长处,深耕各类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各行业的“五全信息”,提供给相应的金融战略伙伴,使产业链金融平台服务效率得到最大化的提升,资源优化配置,运行风险下降,坏账率下降。从国际经验看,一般性互联网平台公司绝不敢随意染指金融业务,美国的Facebook、亚马逊、雅虎等平台公司都很大,股价市值同样可以达到数千亿、上万亿美元,但它们再大都不敢轻易染指金融业务。至少四个因素:其一,成熟的商人懂得术业专攻,懂得长期坚守自己,不断创新自己才能使自己炉火纯青,获得足够的行业地位和进入门槛,才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其二,一般性的互联网商品销售平台,其底层技术的安全等级无法满足金融要求,要满足金融业务要求,必须投入巨额成本,这往往得不偿失;其三,美国对金融公司有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一般性互联网公司从事金融业务,一旦发生风险,公司根本承担不起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其四,鉴于所有业务点的风险都可能迅速转化为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反过来又会拖垮所有非金融业务,所以成熟商人绝不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四、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要有明确的各方多赢的效益原则。在消费互联网时代,基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同构性,一些网络平台公司的盈利模式往往一靠烧钱取得规模优势,二靠广告收费取得一定垄断效益。在产业互联网时代,各行各业结构不同、模式不同,任何网络数字平台的发展,不能靠简单的烧钱来扩大市场占有率,也不能让客户中看不中用、有成本无效果、长期赔钱,这是不可持续的自杀行为。合理的网络数字平台,应通过五种渠道取得效益、红利:一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了金融业务的工作效率;二是实现了数字网络平台公司和金融业务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了优化红利;三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筹、统计、调度,降低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物流成本;四是由于全产业链、全流程、全场景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了金融运行成本和风险;五是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合理的返还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上游、下游、金融方和数据平台经营方,从而产生万宗归流的洼地效益和商家趋利集聚效益。 五、网上安全认证技术,比如生物、二维码、虹膜、指纹、刷脸、声音等辨别认证技术必须“特许经营”,凡此类技术公司设立必须“先证后照”,必须有较高的进入门槛。认证识别系统属于重大国家安全范畴,但在未经长时间的安全检验的情况下就在互联网金融业务上大量运用,这明显违背了金融行业安全必须无限趋近于100%的要求。所以,目前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支付、资金划转必须坚持小额原则,同时各类互联网认证识别技术,只能允许线下使用,而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试错之后,才能在国家技术管理部门授权之下,上线试点,逐步成熟,逐步推开。 现在,互联网金融业务经常受到黑客攻击,这些攻击实际都是突破了网络认证系统。所以,如果网上传递识别信息,而没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做保障,任由谁都可以开发,而且以廉价和便捷为出发点而忽视安全水准,那伪造就不可避免,网络黑客也将大行其道。所以,所有互联网识别技术必须接受公安部门的技术监控。 以上是我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供大家参考,谢谢![详情]

黄益平:中国是汇率不操纵国 货币贬值不利于经济增长
黄益平:中国是汇率不操纵国 货币贬值不利于经济增长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发表演讲。 黄益平表示,在过去有相当一段时间人民币面临比较大贬值压力,我国的政策是避免过度的贬值而不是为了推动它的贬值,他认为,中国应该是一个汇率不操纵国,而不是一个汇率操纵国。 针对货币贬值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问题,黄益平认为,这已经是非常过时的观点,因为那只是考虑了货币贬值对贸易渠道的影响,比较疲软的货币有助于扩大出口的竞争力,但对金融渠道的影响恰恰相反,如果货币贬值会导致更强的贬值的预期,推动更多的资本外流,其实是不利于经济增长,对中国如此,对美国更是如此。 以下是演讲实录: 黄益平: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吗”。这个话题这周已经炒的有点过了,我简单分享几个看法。 第一,这一点确实有点无理取闹的意思,基本上是“说你操纵,你就操纵”,一般财政部按照美国国会的决定,是看三个指标来决定一个国家是不是货币操纵国。第一个是双边贸易失衡是不是200亿美金以上。第二,一个国家经常项目顺差,是不是超过GDP的2%。第三,这个国家的央行或者财政部每年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是不是超过GDP的2%。按照这三个指标来说,我们过去几年都是在第一个指标上大概是符合的,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年一直是列在观察名单上,就是说有一点点小问题,但没有到达操纵的地步。 即使是第一个指标,中国对美国双边贸易的逆差在相当程度上是全球产业链的一个结果。因为最重要的是,中国对世界的贸易平衡,基本上已经大概在接近零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不存在非常明显的失衡的问题,而且即便是最后这一个指标,我们对美国双边贸易的顺差其实最近也在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按照这样的标准判定中国说是汇率操纵国,我觉得不太讲道理。 我们的汇率体系,从2005年以来就是有管理的浮动,参照一揽子货币管理浮动,2005年以后都是缓步升值,到了2014年底2015年中之间发生了一些改变,2015年以后我们的货币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贬值或者贬值的压力,确实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变化,但核心我们的汇率政策体系是一个有管理的浮动。 我自己理解,央行对于外汇政策的操作,大概是三个方面比较重要的目标或者是三句话。 第一,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第二,逐步走向由市场机制决定汇率水平。第三,保持汇率在均衡、合理水平上的相对稳定,在短期内尽量减少过度的波动。 从管理手段上来说也有几个方面,一是决定中间价的决定机制,二是确定汇率的日波动区间,三是买卖外汇,四是管理跨境资本流动。我们现在2005年以来一直延续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如果是我们看过去大概在2017年以来到现在的变化,基本上能看出来,实际上央行几乎很少直接在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也就说直接干预和操纵已经是比较少。 管理浮动,“管理”主要是通过“逆周期因子”,外汇管理体系和我们以前相比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甚至有的专家或者是官员也曾经提出,在过去大概这一年多两年的时间期间,我们其实几乎实现了接近清洁浮动。 我们看另外一个指标,汇率灵活性,从12个月平均汇率波动率来看,2010年年底,汇率波动率不断上升,到了2019年年初的时候,人民币波动率几乎跟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波动率非常接近,比如美元、日元和欧元。也就是说我们的灵活度其实现在已经是大幅度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说操纵汇率,似乎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而且我们从最近汇率的变化来看,其实我们有管理的时候,我自己的理解更多是为了减少短期过大的波动。在过去有相当一段时间人民币面临比较大贬值压力,我们有一些管理避免过度的贬值而不是为了推动它的贬值,所以在不久以前有一位美国官员在G20会上说,假如中国政府不再干预外汇市场以支持人民币汇率,我们就可能要认定中国是汇率操纵国。 这听起来有一点,我觉得更应该说是,中国应该是一个汇率不操纵国,而不是一个汇率操纵国。他认为你有问题是因为你不再操纵,不阻止它,随着市场推动而贬值。更有意思的是,几个月以前IMF官员跟我说过一个情形,他说你们要考虑,就是其中的一种情形,有一天特朗普不高兴了,贸易战加剧,然后把人民币汇率给打下去,然后他反过来说,说你操纵汇率。这周末到上周初基本印证这位官员说的事情。一开始我们在贸易谈判过程当中他单方面说要再加10%的关税,这个一宣布,市场不稳定,大家感觉也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市场的信心下降,人民币面临新贬值压力,这样的背景下,他说中国在操纵人民币的汇率,这一点,我是觉得不是非常讲道理。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过去一直有一个观念,我相信这是特朗普的观念,货币贬值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我们货币贬值是占了他的便宜,是为了得利,这是很过时的观念,我们一般认为人民币贬值对汇率有好处,你考虑是贸易渠道,比较疲软的货币有助于扩大出口的竞争力,所以对增长是有利的。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本项目变得越来越开放,资本流动多了以后,除了贸易渠道还有一个叫金融渠道。金融渠道的作用机制正好相反,如果货币贬值会导致更强的贬值的预期,推动更多的资本外流,其实是不利于经济增长。我们在2015年下半年的时候,大家看到货币在贬值的时候,净资本流入明显减少,原因就在于大家持有人民币的意愿会下降,钱都愿意往外走,这对增长是不利的,我们有很多实证研究发现,在今天的中国金融渠道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贸易渠道的作用。换句话说,即使人民银行认为一个弱人民币是有利,实际上对中国经济增长也不见得是有利的。我觉得这个规律大概是对的,对中国可如此,对美国更如此,所以我其实不是特别看好特朗普遏制美元的政策,因为美元对于资本市场对于服务业的依赖度远远超过中国。 最后简单说,大家应该怎么办? 第一,要对最坏的情形做一些预案,到底特朗普会做什么,我们要做一些分析判断,有一些防范,但是尽量避免主动去打大规模的金融战。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有不少专家提出来,我们应该主动大幅度的贬值,或者是主动的大幅度的抛售我们手上持有的美元,我自己看来这应该就是那种所谓的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策略,尽量不要走这样的路。 第二,我们过去一直说,我们应该尽快走向有管理的清洁浮动,我觉得也许应该在这样的环境下,加快走向有管理的清洁浮动的好处,可以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减少误解。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包括明年IMF要重新对SDR做评估。在这些背景下,我觉得进一步推动,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对于减少中国和世界之间的这种误解也有好处。 最后,我们尽量不要跟着特朗普的指挥棒起舞,我们还是要做自己的事情。归根到底我们40年来怎么实现高速增长,怎么样实现稳健增长,归根到底还是改革开放的事情,我觉得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下一步要做什么,有很多事情要做。总结起来有两条。第一条,在国内落实竞争中性。对外,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我们可以考虑优先对非美国世界加大我们的开放力度。尤其可以考虑的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主动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确实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况且我们很快也就会变成一个高收入经济体。谢谢大家![详情]

黄奇帆:整顿P2P,并不等于拒绝网络贷款
黄奇帆:整顿P2P,并不等于拒绝网络贷款

  从国际经验看,一般性互联网平台公司绝不敢随意染指金融业务,美国的Facebook、亚马逊、雅虎等平台公司都很大,股价市值同样可以达到数千亿、上万亿美元,但它们再大都不敢轻易染指金融业务。 8月10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表示,这些年,P2P的问题在于打着互联网金融的旗帜,搞着传统社会的老鼠会、民间乱集资乱放高利贷的业务,P2P公司向网民高息揽储、向网民无场景的放高利贷,通过资金池借新债还旧债,形成互联网体系下的庞氏骗局。 但黄奇帆认为,否定和整顿P2P,并不等于拒绝网络贷款。实践表明,网络贷款只要不向网民高息揽储,资本金是自有的,贷款资金是在银行、ABS、ABN市场中规范筹集的,总杠杆率控制在1:10左右,贷款对象是产业链上有场景的客户,还是可以有效发挥普惠金融功能的。 “全国目前有几十家这类规范运作的公司,8000多亿贷款,不良率在3%以内,比信用卡不良率还低。”黄奇帆举例说。 下文为黄奇帆演讲全文: 5G背景下金融科技的特征和发展路径 4G技术孕育了举世瞩目的互联网经济,电商、社交、文娱为代表的消费互联网迅速崛起。而具有高速率、广连接、高可靠、低延时特点的5G的全面运用,推动面向大众的消费互联网时代转向万物互联的产业互联网时代。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之下,金融科技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未来,符合科学、契合规律的金融科技应当具备哪些特征,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值得探讨。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金融科技具有颠覆传统的五全基因。金融科技的大格局、大空间在于以网络数字平台(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数据存储能力、计算能力、通讯能力为基础),与产业链金融相结合,形成基于数据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形成数据平台、金融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各方资源优化配置,运行成本下降、运行效率提升的良好格局。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深刻的了解网络数据本质的五全特征——颠覆传统的基因所在。 颠覆已经成为互联网见怪不怪的经济现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移动通讯在内的网络平台——五大现代信息科技构成的“大智移云”基础平台。这中间,互联网、物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像人类的神经系统联系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大数据是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没有云计算就等于人体没有脊柱,五脏六腑无法挂架,大数据就是孤魂野鬼,无地藏身,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脊梁以及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三个技术就可以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现代信息体系——“大智移云”基础平台。 为什么“大智移云”基础平台会有如此强大的颠覆性?研究表明,“大智移云”基础平台实际存在“五全特征”: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的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AI)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现代信息化的产业链是通过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通信跟全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正是这种“五全”特征的基因,当它们跟产业链结合时形成的了产业链的信息、全流程的信息、全价值链的信息、全场景的信息,成为十分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可以说,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与这五大信息科技结合,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 总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下的现代互联网体系,具有颠覆性作用。现在的互联网数字平台,下一步在5G时代还会进一步形成万物万联体系,其终端连接数比现在人类的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的连接数将超过上百倍、上千倍。人类的互联网产业也因此将从to C型的消费类互联网发展为to B型的产业类互联网。而在产业互联网时代,这种颠覆性功能将更为突出。我们常常说的颠覆性产业,主要就是指具有以上五全信息的网络数据平台产业,这五全的信息在与工业制造相结合时,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时候,无论是金融业务展开的价值链也好、产业链也好,把这五全信息掌握在手里再开展金融的服务,这样的金融安全度将比没有五全信息的人工配置的金融服务系统安全信息要高,坏帐率要低,各方面的系统性风险的平衡要更好,这是一个基本原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非常睿智地、前瞻性地看到科技金融、数据金融平台具有的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前景。 二、科技金融、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任何金融传统的宗旨以及安全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科技+金融,还是金融+科技,都不但要把网络数字平台的好处高效的用足用好用够,还要坚守现代金融形成的宗旨、原则和理念。当下的科技金融有两个基因,一是互联网的信息基因,数字平台的基因——“五全信息”,二是金融基因,在一切金融业务中把控好信息、杠杆、风险的基因。互联网运行有巨大的辐射性和无限的穿透性,一旦与金融结合,既有可能提升传统金融体系的效率、效益和降低风险的一面,也有可能带来系统性颠覆性的危机的一面。这些年,P2P的问题就在于打着互联网金融的旗帜,搞着传统社会的老鼠会、民间乱集资乱放高利贷的业务,P2P公司向网民高息揽储、向网民无场景的放高利贷,通过资金池借新债还旧债,形成互联网体系下的庞氏骗局。为此,互联网金融系统务必吸取这几年P2P发展深重教训,绝不能违背金融的基本特征,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有监管单位的日常监管,必须有运营模式要求和风险处置方式,不能“无照驾驶”,不能利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十的高息揽储、乱集资,不能无约束、无场景的放款融资、不能对借款人和单位钱用到哪里都不清楚,不能搞暴力催收,等等。总之,一定不要违背这些金融常识,违背金融常识的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能够守住某个空间,最后误了卿卿性命的就是自作聪明。 三、科技金融的发展可以是互联网+金融,有条件的网络数据平台公司,独立发展金融业务,也可以是金融企业+互联网,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自身需要的互联网数字平台,但是科技金融最合理、有效的发展路径应该是网络数据平台跟各种产业链金融相结合。否定和整顿P2P,并不等于拒绝网络贷款。实践表明,网络贷款只要不向网民高息揽储,资本金是自有的,贷款资金是在银行、ABS、ABN市场中规范筹集的,总杠杆率控制在1:10左右,贷款对象是产业链上有场景的客户,还是可以有效发挥普惠金融功能的。全国目前有几十家这类规范运作的公司,8000多亿贷款,不良率在3%以内,比信用卡不良率还低。当然,科技金融不仅仅是科技公司自身打造的金融融通公司,其最合理、最有前途的模式是互联网或物联网形成的数字平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各类金融机构的有机结合,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形成数字金融平台并与各类实体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结合形成基于互联网或物联网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在消费互联网(to C)时代,基于人类消费的同一性、同构性,几乎可以一刀切的模式对全社会的电子商务开展活动,在产业互联网(to B)的时代,基于产业的复杂性、异构性,一个工业产业链与物流供应链的“大智移云”平台是完全不同构的;而一个医疗药品供应链与消费品供应链的“大智移云”平台结构也完全不相同。基于此,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一个有作为的网络数据公司,分心去搞金融业,一要有金融企业所必需的充足资本金,二要有规范的放贷资金的市场来源,三要有专业的金融理财人士,还要受到国家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无异于弃长做短、自讨苦吃。所以,一个有作为的数据网络平台公司,应当发挥自己的长处,深耕各类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各行业的“五全信息”,提供给相应的金融战略伙伴,使产业链金融平台服务效率得到最大化的提升,资源优化配置,运行风险下降,坏账率下降。从国际经验看,一般性互联网平台公司绝不敢随意染指金融业务,美国的Facebook、亚马逊、雅虎等平台公司都很大,股价市值同样可以达到数千亿、上万亿美元,但它们再大都不敢轻易染指金融业务。至少四个因素:其一,成熟的商人懂得术业专攻,懂得长期坚守自己,不断创新自己才能使自己炉火纯青,获得足够的行业地位和进入门槛,才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其二,一般性的互联网商品销售平台,其底层技术的安全等级无法满足金融要求,要满足金融业务要求,必须投入巨额成本,这往往得不偿失;其三,美国对金融公司有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一般性互联网公司从事金融业务,一旦发生风险,公司根本承担不起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其四,鉴于所有业务点的风险都可能迅速转化为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反过来又会拖垮所有非金融业务,所以成熟商人绝不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四、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要有明确的各方多赢的效益原则。在消费互联网时代,基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同构性,一些网络平台公司的盈利模式往往一靠烧钱取得规模优势,二靠广告收费取得一定垄断效益。在产业互联网时代,各行各业结构不同、模式不同,任何网络数字平台的发展,不能靠简单的烧钱来扩大市场占有率,也不能让客户中看不中用、有成本无效果、长期赔钱,这是不可持续的自杀行为。合理的网络数字平台,应通过五种渠道取得效益、红利:一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了金融业务的工作效率;二是实现了数字网络平台公司和金融业务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了优化红利;三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筹、统计、调度,降低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物流成本;四是由于全产业链、全流程、全场景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了金融运行成本和风险;五是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合理的返还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上游、下游、金融方和数据平台经营方,从而产生万宗归流的洼地效益和商家趋利集聚效益。 五、网上安全认证技术,比如生物、二维码、虹膜、指纹、刷脸、声音等辨别认证技术必须“特许经营”,凡此类技术公司设立必须“先证后照”,必须有较高的进入门槛。认证识别系统属于重大国家安全范畴,但在未经长时间的安全检验的情况下就在互联网金融业务上大量运用,这明显违背了金融行业安全必须无限趋近于100%的要求。所以,目前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支付、资金划转必须坚持小额原则,同时各类互联网认证识别技术,只能允许线下使用,而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试错之后,才能在国家技术管理部门授权之下,上线试点,逐步成熟,逐步推开。 现在,互联网金融业务经常受到黑客攻击,这些攻击实际都是突破了网络认证系统。所以,如果网上传递识别信息,而没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做保障,任由谁都可以开发,而且以廉价和便捷为出发点而忽视安全水准,那伪造就不可避免,网络黑客也将大行其道。所以,所有互联网识别技术必须接受公安部门的技术监控。 以上是我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供大家参考,谢谢![详情]

黄奇帆:P2P问题在于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帜搞老鼠会
黄奇帆:P2P问题在于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帜搞老鼠会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学术顾问黄奇帆发表演讲。 黄奇帆表示,这些年,P2P的问题就在于打着互联网金融的旗帜,搞着传统社会的老鼠会、民间乱集资乱放高利贷的业务,P2P公司向网民高息揽储、向网民无场景的放高利贷,通过资金池借新债还旧债,形成互联网体系下的庞氏骗局。 他指出,互联网金融系统务必吸取这几年P2P发展深重教训,绝不能违背金融的基本特征,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有监管单位的日常监管,必须有运营模式要求和风险处置方式,不能“无照驾驶”,不能利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十的高息揽储、乱集资,不能无约束、无场景的放款融资、不能对借款人和单位钱用到哪里都不清楚,不能搞暴力催收,等等。 以下是演讲实录: 4G技术孕育了举世瞩目的互联网经济,电商、社交、文娱为代表的消费互联网迅速崛起。而具有高速率、广连接、高可靠、低延时特点的5G的全面运用,推动面向大众的消费互联网时代转向万物互联的产业互联网时代。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之下,金融科技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未来,符合科学、契合规律的金融科技应当具备哪些特征,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值得探讨。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金融科技具有颠覆传统的五全基因。金融科技的大格局、大空间在于以网络数字平台(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数据存储能力、计算能力、通讯能力为基础),与产业链金融相结合,形成基于数据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形成数据平台、金融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各方资源优化配置,运行成本下降、运行效率提升的良好格局。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深刻的了解网络数据本质的五全特征——颠覆传统的基因所在。 颠覆已经成为互联网见怪不怪的经济现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移动通讯在内的网络平台——五大现代信息科技构成的“大智移云”基础平台。这中间,互联网、物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像人类的神经系统联系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大数据是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没有云计算就等于人体没有脊柱,五脏六腑无法挂架,大数据就是孤魂野鬼,无地藏身,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脊梁以及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三个技术就可以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现代信息体系——“大智移云”基础平台。 为什么“大智移云”基础平台会有如此强大的颠覆性?研究表明,“大智移云”基础平台实际存在“五全特征”: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的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AI)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现代信息化的产业链是通过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通信跟全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正是这种“五全”特征的基因,当它们跟产业链结合时形成的了产业链的信息、全流程的信息、全价值链的信息、全场景的信息,成为十分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可以说,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与这五大信息科技结合,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 总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下的现代互联网体系,具有颠覆性作用。现在的互联网数字平台,下一步在5G时代还会进一步形成万物万联体系,其终端连接数比现在人类的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的连接数将超过上百倍、上千倍。人类的互联网产业也因此将从to C型的消费类互联网发展为to B型的产业类互联网。而在产业互联网时代,这种颠覆性功能将更为突出。我们常常说的颠覆性产业,主要就是指具有以上五全信息的网络数据平台产业,这五全的信息在与工业制造相结合时,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时候,无论是金融业务展开的价值链也好、产业链也好,把这五全信息掌握在手里再开展金融的服务,这样的金融安全度将比没有五全信息的人工配置的金融服务系统安全信息要高,坏帐率要低,各方面的系统性风险的平衡要更好,这是一个基本原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非常睿智地、前瞻性地看到科技金融、数据金融平台具有的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前景。 二、科技金融、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任何金融传统的宗旨以及安全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科技+金融,还是金融+科技,都不但要把网络数字平台的好处高效的用足用好用够,还要坚守现代金融形成的宗旨、原则和理念。当下的科技金融有两个基因,一是互联网的信息基因,数字平台的基因——“五全信息”,二是金融基因,在一切金融业务中把控好信息、杠杆、风险的基因。互联网运行有巨大的辐射性和无限的穿透性,一旦与金融结合,既有可能提升传统金融体系的效率、效益和降低风险的一面,也有可能带来系统性颠覆性的危机的一面。这些年,P2P的问题就在于打着互联网金融的旗帜,搞着传统社会的老鼠会、民间乱集资乱放高利贷的业务,P2P公司向网民高息揽储、向网民无场景的放高利贷,通过资金池借新债还旧债,形成互联网体系下的庞氏骗局。为此,互联网金融系统务必吸取这几年P2P发展深重教训,绝不能违背金融的基本特征,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有监管单位的日常监管,必须有运营模式要求和风险处置方式,不能“无照驾驶”,不能利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十的高息揽储、乱集资,不能无约束、无场景的放款融资、不能对借款人和单位钱用到哪里都不清楚,不能搞暴力催收,等等。总之,一定不要违背这些金融常识,违背金融常识的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能够守住某个空间,最后误了卿卿性命的就是自作聪明。 三、科技金融的发展可以是互联网+金融,有条件的网络数据平台公司,独立发展金融业务,也可以是金融企业+互联网,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自身需要的互联网数字平台,但是科技金融最合理、有效的发展路径应该是网络数据平台跟各种产业链金融相结合。否定和整顿P2P,并不等于拒绝网络贷款。实践表明,网络贷款只要不向网民高息揽储,资本金是自有的,贷款资金是在银行、ABS、ABN市场中规范筹集的,总杠杆率控制在1:10左右,贷款对象是产业链上有场景的客户,还是可以有效发挥普惠金融功能的。全国目前有几十家这类规范运作的公司,8000多亿贷款,不良率在3%以内,比信用卡不良率还低。当然,科技金融不仅仅是科技公司自身打造的金融融通公司,其最合理、最有前途的模式是互联网或物联网形成的数字平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各类金融机构的有机结合,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形成数字金融平台并与各类实体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结合形成基于互联网或物联网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在消费互联网(to C)时代,基于人类消费的同一性、同构性,几乎可以一刀切的模式对全社会的电子商务开展活动,在产业互联网(to B)的时代,基于产业的复杂性、异构性,一个工业产业链与物流供应链的“大智移云”平台是完全不同构的;而一个医疗药品供应链与消费品供应链的“大智移云”平台结构也完全不相同。基于此,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一个有作为的网络数据公司,分心去搞金融业,一要有金融企业所必需的充足资本金,二要有规范的放贷资金的市场来源,三要有专业的金融理财人士,还要受到国家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无异于弃长做短、自讨苦吃。所以,一个有作为的数据网络平台公司,应当发挥自己的长处,深耕各类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各行业的“五全信息”,提供给相应的金融战略伙伴,使产业链金融平台服务效率得到最大化的提升,资源优化配置,运行风险下降,坏账率下降。从国际经验看,一般性互联网平台公司绝不敢随意染指金融业务,美国的Facebook、亚马逊、雅虎等平台公司都很大,股价市值同样可以达到数千亿、上万亿美元,但它们再大都不敢轻易染指金融业务。至少四个因素:其一,成熟的商人懂得术业专攻,懂得长期坚守自己,不断创新自己才能使自己炉火纯青,获得足够的行业地位和进入门槛,才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其二,一般性的互联网商品销售平台,其底层技术的安全等级无法满足金融要求,要满足金融业务要求,必须投入巨额成本,这往往得不偿失;其三,美国对金融公司有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一般性互联网公司从事金融业务,一旦发生风险,公司根本承担不起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其四,鉴于所有业务点的风险都可能迅速转化为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反过来又会拖垮所有非金融业务,所以成熟商人绝不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四、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要有明确的各方多赢的效益原则。在消费互联网时代,基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同构性,一些网络平台公司的盈利模式往往一靠烧钱取得规模优势,二靠广告收费取得一定垄断效益。在产业互联网时代,各行各业结构不同、模式不同,任何网络数字平台的发展,不能靠简单的烧钱来扩大市场占有率,也不能让客户中看不中用、有成本无效果、长期赔钱,这是不可持续的自杀行为。合理的网络数字平台,应通过五种渠道取得效益、红利:一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了金融业务的工作效率;二是实现了数字网络平台公司和金融业务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了优化红利;三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筹、统计、调度,降低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物流成本;四是由于全产业链、全流程、全场景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了金融运行成本和风险;五是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合理的返还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上游、下游、金融方和数据平台经营方,从而产生万宗归流的洼地效益和商家趋利集聚效益。 五、网上安全认证技术,比如生物、二维码、虹膜、指纹、刷脸、声音等辨别认证技术必须“特许经营”,凡此类技术公司设立必须“先证后照”,必须有较高的进入门槛。认证识别系统属于重大国家安全范畴,但在未经长时间的安全检验的情况下就在互联网金融业务上大量运用,这明显违背了金融行业安全必须无限趋近于100%的要求。所以,目前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支付、资金划转必须坚持小额原则,同时各类互联网认证识别技术,只能允许线下使用,而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试错之后,才能在国家技术管理部门授权之下,上线试点,逐步成熟,逐步推开。 现在,互联网金融业务经常受到黑客攻击,这些攻击实际都是突破了网络认证系统。所以,如果网上传递识别信息,而没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做保障,任由谁都可以开发,而且以廉价和便捷为出发点而忽视安全水准,那伪造就不可避免,网络黑客也将大行其道。所以,所有互联网识别技术必须接受公安部门的技术监控。 以上是我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供大家参考,谢谢![详情]

周小川:金融开放是整体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
周小川:金融开放是整体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张琼斯)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8月10日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表示,金融开放是整体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总体的逻辑推理、适用性等与整体经济的对外开放一致。 周小川在会上表示,有人说对外开放是风险较大的环节,似乎和工业、农业、其他服务业不一样。但金融对外开放是总体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外开放有经济思维不断演变的过程,每个阶段都有主流说法。 他回顾道,早期对外开放比较注重吸引外资,这一点在金融业也有体现。比如,引进外资银行时看资产规模,对引资考虑多;在资本市场也有类似现象。 周小川指出,一种思路一度占据较重要位置,也就是对外开放要适当掌握节奏,让国内的新兴产业得到足够成长后再进行开放。但这种做法往往争议较大,同时也很难确定对外开放的时间和节奏。[详情]

尚福林:我国金融对外开放还有巨大的潜力
尚福林:我国金融对外开放还有巨大的潜力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特邀嘉宾尚福林发表演讲。 尚福林表示,我国金融对外开放还有巨大的潜力。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一些大型的金融机构和境外的投资者积极开拓中国市场。尚福林介绍,目前,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217家银行在华设立了995家营业性机构以及155家代表处。在华外资银行的总资产已经超过3.3万亿元。比我们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之初增长了9倍多。2018年,实现净利润是240亿元,相当于2002年全年净利润16倍多。境外保险机构,在我国设立了57家外资保险机构,总资产1.12万亿元,也比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增长了73倍。增长幅度是非常快的。 同时,尚福林指出,目前外资银行资产占我们全部商业银行资产的比重还很低,不是比较低,还很低。外资保险公司占比算是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占比比较高的,还不到6%。外资占A股市场的比重是2%,占我国外汇市场比重是29%,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来,我们开放的空间还很大。 以下是发言实录: 尊敬陈主席,王省长,各位来宾大家好,很高兴参加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根据会议的题目,下面我就金融开放谈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与金融形势之下,要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扩大对外开放的金融战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强调,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需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战略,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服务效能。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提供更加强大的金融动力。 一方面,金融对外开放是我国进入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对外开放,不仅仅为金融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更为引进资本、人才、管理等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我国银行业现代化改革初期,对外开放促进了国内银行业开拓贸易金融、大宗商品融资、衍生交易等特色领域。从而促进了我们业务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这是从银行业讲。 从保险业看,从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作为第一家保险公司到现在,吸引了外资超过千亿元人民币,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弥补了国内保险业部分空白。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在证券市场专门设立了B股市场,筹资外资资金50多亿美元也为我国证券市场国际接轨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双向开放取得积极进展,我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七大跨境和离岸支付货币。沪深港通机制持续优化,沪伦通正式启动,国际知名指数,A股纳入比例,目前银行业总规模已经居全球第一,保费收入和证券市场总市值稳居全球第二。 另一方面,金融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外资金融机构办理中资企业境外发债、上市、并购、融资等等业务,弥补了原有金融服务的短板。通过外资金融机构的示范作用和鲶鱼效应,为我国金融业探索符合市场基本规律,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服务体系贡献了重要的力量。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对对外金融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积极适应形势变化,主动满足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第二,我想讲一下,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我国金融对外开放仍然有巨大的效应,当前全球经济不稳定性期间,陈元主席讲在我们开会期间有变化。加之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实际上没有完全消散。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影响全球金融合作的大环境。那么受这些影响,外资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会有一些观望的情绪。 对此,我们对我们国家的开放潜力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充分发挥我们的潜力和吸引力。 一是充分估计我国金融市场在应对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方面强大的韧性。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一度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巨大冲击,世界经济贸易总体放缓,一些国家经历了漫长的缩表过程。这个波及效应现在仍然在显现。当前,个别国家单边主义加强,美国挑起的经贸摩擦在变动中加剧,全球经济和金融的不确定性还在增加。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金融市场表现出了比较强的韧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外资金融机构曾经选择出售,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海外资产。主动减持中资银行的股份,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经营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问题,而主要是为了修复母行因为金融危机受到重创的资本负债表。当时有一家外资银行是2015年退出中国,后来我们认真分析了它这个情况。它当时在中国区的业务,业务比前一年增长还很好,而且在整个亚太地区也是经营最好的,就这家银行在中国的机构。它退出中国,主要就是战略上回归母国。 另一方面,要看到我国金融对外开放还有巨大的潜力。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一些大型的金融机构和境外的投资者积极开拓中国市场。刚才周小川行长也讲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定了一条外资银行,要有200亿美元以上才能在中国设立机构。那么这些大型机构在中国基本上都有机构。目前,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217家银行在华设立了995家营业性机构以及155家代表处。在华外资银行的总资产已经超过3.3万亿元。比我们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之初增长了9倍多。2018年,实现净利润是240亿元,相当于2002年全年净利润16倍多。境外保险机构,在我国设立了57家外资保险机构,总资产1.12万亿元,也比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增长了73倍。增长幅度是非常快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外资银行资产占我们全部商业银行资产的比重还很低,不是比较低,还很低。外资保险公司占比算是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占比比较高的,还不到6%。外资占A股市场的比重是2%,占我国外汇市场比重是29%,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来,我们开放的空间还很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动商品要素流动性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变。金融开放制度规则正在加速完善。我国金融市场必然迎来制度性、系统性的开放新局面。一定会向世界释放出更加巨大的吸引力。 第三,坚持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开放原则。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是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要求。向内看需要通过对外开放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向外看要把握机遇,需要向开放内生动力。一是要在改革爬坡过坎儿过程当中尽早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我国金融市场在很多领域竞争还不充分,服务的质效还难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尽快打破利益藩篱,建立互利共赢的金融新格局。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11条,银保监会有9条,银监会有9项措施,金融委有新11条,相继出台。这是在以对外开放主动,必须贯彻落实到位。 第二,在全球战略变化当中抓好战略布局,我们积极发挥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优势,还要发挥与我们有合作或者合资的外资银行在全球布局的优势,配合“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尽早谋划实施重点布局,多点开花的这种金融开放战略。 第四,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方向。扩大实体经济金融对外开放,根本上提高我国金融服务质量发展的水平,增强综合竞争力。我们金融机构笑直面外部的冲击,将冲击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历来我们讲,刚才周行长也讲了,金融行业在对外开放当中在早期还有一些认为是发展不够充分的行业,开放的时候要有个顺序。 那么现在看,金融业是竞争性行业,需要通过竞争来不断提高效率和活力。这个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金融开放要坚持以我为主,将金融开放放到国家全局当中谋划,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将外资进入我国带来的竞争力转化为改革的发展的动力,要学习借鉴外资进入所带来的先进  经营理念和成熟的市场经验,加快科技业务、产品、流程管理,改变我国金融业大而不强的情况,在业务模式上由同质化加快向特色化、专业化转型。推动公司治理结构向纵深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要服务实体经济,要把服务实体经济摆在首位。在持续推进金融对外开放的过程当中,关键还是要始终坚持本源,专注主业,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金融服务需求,实现金融自身发展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性互动。要通过引入风险管控、信用评级、财富管理、专业保理、消费金融、养老保险等方面具有特长的专业外资机构,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 我刚才点到的这几个方面,这是在金融委11条当中点到的这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恰恰是我们在我们的金融业在发展当中的短腿。 那么引进这些行业,对我们国内本身这些行业是会有冲击的。那就要提高自身的应对能力,通过引进这些外资机构、通过引进这方面的业务,促进国内金融机构由数量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冲击本身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企业创新型的升级步伐。金融业必须借助对外开放加快自主创新,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加质优、价廉、高效匹配的金融服务。 第五,坚持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提高金融监管水平。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范系统性风险是金融根本任务,金融对外开放也不能一放了之,要和防范风险并重,要与金融监管的能力与开放的程度相匹配,这个讲两点。 一方面,加深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坚决守住金融底线,不展开说。 第二,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积极参与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需要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和法制化的营商环境,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对标高水平国际规则,在金融体系稳定评估、反洗钱反恐评估等方面,客观反映中国的情况,争取公平待遇。同时,更要从学习、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逐步转向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金融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让我们共同努力,携手前行,走好新形势下中国金融对外开放之路,推动我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不断迈进。谢谢大家!(发言略有删改)[详情]

陈元:要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加强汇率的弹性和韧性
陈元:要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加强汇率的弹性和韧性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出席并发表演讲。 陈元表示,要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强汇率的弹性和韧性。要对汇率问题有长期应对准备;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提高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中的使用,打通人民币的循环渠道。 以下是发言实录: 北京时间8月6日,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表明中美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去年我在讨论中美贸易战时曾指出,“贸易战”转变成“金融战”尚需时日。而美国当前这种行为正是极限施压手段的体现,美国意图通过制造高压,迫使中国在经贸谈判中做出最大的让步。当然,我们也应当抱着冷静的态度来看待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 汇率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汇率问题是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之一。汇率政策对人民币发行量、通货膨胀乃至经济增长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货币市场而言,汇率问题是更基础的重要问题。可以说,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到我国与全球货币体系的关系,尤其是我国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货币体系的关系。因此,汇率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跟国家、企业乃至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货币比价关系,是一个可量化的关键指标。 汇率特殊的地位使得它始终处于全球贸易链和金融链的顶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实际上就是想通过实行霸权威慑,搞乱我国的金融市场,破坏我国的经济秩序。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博弈过程当中,能够起到“制造混乱,打击对手”的作用。美国将我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美国将“贸易战”升级为“金融战”的重要行动,可以看作是一个阶段性的新标志。虽然发动“金融战”可能早就在美国的布局当中,但具体行动的出台显然具有标志性意义。 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将汇率问题提出来之后,还将采取何种方法和手段?如果汇率问题继续持续下去,它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有多大?我认为,如果美国想要将汇率问题扩大化、深入化,还有诸多方面的制约,也会产生很多问题,不仅将影响中国,同样对美国也会有影响。通过汇率问题对中国金融、经济市场实施打击,具有很高的代价和成本。由此可见,汇率这样一个关键的指标,实际上将影响整个金融体系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经济关系涉及的所有角落都会受其影响。以日本为例,《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被迫升值,影响到日本整个经济的重新布局。大量的资本投入到了房地产市场并产生了泡沫,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与此同时,一些产业资本在国外寻找新的投资空间,促进了日本的海外投资和国际化程度,使得日本的经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由此可见,汇率问题产生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负面影响包括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但正面影响是倒逼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新的投资立足点。因此,汇率问题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国要借鉴他国的历史经验,认真思考如何对汇率问题做出适当的回应,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金融战”更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应防患于未然 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是“贸易战”升级的重要标志,更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从货币的角度来看,直逼两国货币之间的比值关系,将进一步放大人民币的短板和美元的优势,挑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因此,汇率问题只是“货币战”的一个开端,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与美元相比,人民币的短板还是非常明显的。当前,人民币还是一个以国内经济为主体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尚处在起步阶段。虽然,人民币取得了加入SDR的重要成果,但在世界范围内,投资、结算等使用人民币的占比还是比较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试图避免与美元发生正面冲突,就人民币当前的能力而言,与美元正面较量将不利于当前所处的地位。 虽然我国在国内货币和金融市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在“二战”以后长期处于独霸世界的地位,美元自然也成为具有“霸权地位”的货币。我们不应该以美国的长项来打击自己相对的短板。要避免“金融战”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特别要注意汇率问题对我国的负面影响。从意图上看,美国无非是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以此打压中国的出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以后,短期内确实改善了国内企业出口的环境,但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在其他投资、金融同业合作往来关系上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面对这些潜在的问题,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充分的准备。 美国通过汇率来打压中国的金融市场、遏制中国经济,肯定是希望获取更多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想要脱钩。但在汇率市场和货币市场上,中美脱钩并不容易。中国当前存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有一万多亿美元的债券。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会使得美国金融市场受到中国的一些牵制,美国对此一向非常警惕。因此,在金融市场上,美国也并非毫无战略弱点。然而,我们掌握的这一点,仅仅对美国具有局部影响,还不构成全局意义上阻遏美国打击的战略高度,但它依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两国金融市场脱钩或者外汇市场脱钩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美国既然要想在这方面对我国实行打压,我国要做好足够的准备,使得美国的想法不能迅速、完全实现。 以汇率开启“金融战”,其深度和广度、影响面要比过去的“贸易战”扩大了很多。这其中,中美利益相互交织,单方面想要完全脱钩,避免负面影响是很难的事情。我国要做好两国金融领域继续向着不利于我国方向发展的准备,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问题发展一旦超出我们的预计,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一定要极力避免“金融战”扩大化对我国造成更大的伤害。 外汇在经济中的战略定位需要调整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外汇储备是全国人民通过进出口贸易辛辛苦苦、一分一厘的积攒下来的一笔巨大财富,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外汇储备也直接影响到人民币的发行和物价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前,这一战略地位受到巨大的挑战,外汇市场已然成为美国“贸易战”乃至“金融战”的一个打击目标。过去,中美在货币市场上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和相互融合,虽然也曾经提出过汇率操纵的问题,但美国从未真正在汇率市场上充分开展全力打压。从一个相对合作比较平稳的时期到现在这样一个打压时期,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显然已有所改变,汇率问题可能会成为两国地缘政治、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汇率市场可能变成给中国进一步施压的工具。此刻,我们就要考虑外汇从国民财富变为金融战场、成为“金融战”焦点以后的战略定位问题。 长期以来,外汇对我国来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财富。40年的改革开放史,没有巨额的顺差和外汇储备,我国就难以取得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没有外汇做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大量初级产品资源、高端芯片产品为代表的进口贸易就无法实现。可以说,正是有了大量外汇储备的积累,中国得以在长时间内利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有利环境,保持中国经济能够在低通胀的情况下稳定快速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建设成绩。如果说原先我们将外汇当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那么现在美国开始想要将这块基石撬动、挖开,我们必须对于外汇市场的重新定位有着清醒认识。外汇,虽然是我国居民社会最为重要的核心财富,但美国可能将在外汇市场上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经济实施打压和遏制,以达到“削弱对手、巩固霸权地位”的目标,那么外汇安全问题首当其冲。 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在长期中、相当程度上都是以美元计价,外汇市场在技术层面掌握在美国手中,这一局面会对我国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解决外汇的战略地位问题,根本上就是要加强人民币本币的发展和建设。建国70年以来,人民币在国内已经长期稳定运行,还将继续运行下去。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国际地位还有待于大大加强。我们要将外汇储备的战略定位从原来的“高度可靠的核心财富”向着“金融战的新焦点甚至新战场”进行转换。如何保护好、有效配置我国外汇储备资源,免受“金融战”的冲击也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重新考虑外汇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不能简单地仅从好的方面考虑,也要从可能的坏的方面考虑,即美国可能通过在汇率市场上大做文章来削弱我国长期积累的金融财富。我国当前储备了大量的美元财富,如果未来出现了风险事件,如何规避外汇风险需要我国高度关注并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短期内要尽量避免汇率冲突对我国经济、贸易的损害 应对美国试图发起的“金融战”,当前的对策就是要尽量避免两国在外汇市场出现更多的冲突,减少汇率变动对经济和贸易的不利冲击。首先,应当加强汇率的弹性,使它具有韧性,充分应对美国的打压。实行浮动汇率和必要的资本管制,两手都要用。美国将我国汇率市场的正常贬值认定为人为操纵,这显然是不对的。但我们今后也要使汇率管理制度更加贴近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管理行为是做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看的。现在,我们既要保持对外形象的一贯性和统一性,也要维护我们的政策的合理性,在国际上得到普遍的道德支持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与此同时,也要预防美国在“汇率操纵”上大做文章,对我们采取更多的制裁,特别是在金融方面采取一些惩罚和制裁措施。因此,两种手段都要使用,并保证在各种措施之上,我国能占据道德高地,使我们面对美国的指责时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反驳,并争取到世界上更多的支持。例如,在“汇率操纵”这个问题上,IMF就并不赞成美国的说法。由此可见,我们还是可以充分地利用各种条件来改善我们的处境。 其次,对于“汇率操纵指责”要有长期的应对准备。过去,美国指责中国“汇率操纵”只是偶然出现,但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实际上长期悬在中国头上。例如,美国总是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观察国,在它需要的时候就手起剑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将其视为一次又一次的短期事件。尽管从历史经验来看,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都是美国特定时期内的特殊行为,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所调整和改变。但这次事件发生在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之际,将可能成为一个中长期的问题。我们应当尽量争取将这一次的“汇率操纵”指责变成一个短期的问题。但也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一旦美国将其作为中长期问题对我国施压,我国要有明确的应战措施。 第三,要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定价能力。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但相比于SDR中其他货币,人民币还不具备足够的国际化水平,人民币的国际定价能力应当继续增强并不断提高。我们要不断增强人民币的渗透力和扩张力,这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多采取一些创新型手段,勇于试探、勇于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不断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 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应对美国的“金融战”的打压和遏制,从根本上将我们应该减少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显著问题就是对美元的过高依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出口经济过度依赖,后来这个问题逐渐得到改善。但长期积累的外汇储备和中美经贸合作的广泛开展,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对美元依赖度过高,这也就成为美国利用汇率市场对我国经济实施打击的一个抓手,从长期发展来看,我们必须要逐渐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减少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一是扩大对其他储备货币的使用,但这种策略的应用范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无论贸易结算还是储备投资,其他货币的使用都远远不如美元这么广泛。尽管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但效果必然是有限的。 最根本的措施在于,我们要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市场中的使用。这是因为,在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这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高度关联,大宗商品的定价多采用“期货价格+升贴水”的方式,而期货市场正是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境外机构和中资驻外的机构的分支机构发放、存放人民币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打通人民币的循环渠道,例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以及一些大宗农产品等等,在这些市场使用更多的人民币结算。说到底,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他们的本币国际化程度更低,所以抓住机遇,更大程度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极大地改善我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从而使人民币对美元的依赖度大为减少。因此,增强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和国际贸易结算当中的作用和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我国还应对购买美国国债作为财富的主要载体,尽快地考虑一些可行的全新方案,使得我们在该领域里不至于过多依赖美元,当然这个操作的难度会更高一点。因为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去研究、去考虑,将一些可能的方案作为预案。 总而言之,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实质上是美国意图开启“金融战”,此举无疑对我国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我们的后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积极应对美国单边主义行为,除了在短期内减少经济损失之外,更应该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尽管后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必须立刻有所行动,以使我国今后在国际上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这也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搭建自己的供应链,并为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本文为作者在2019年8月10日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所做的主题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未经作者审核。[详情]

周小川:全球市场体制开始呈现一些非常显著的扭曲
周小川:全球市场体制开始呈现一些非常显著的扭曲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出席并发表演讲。 周小川表示,我们要看到全球市场体制开始呈现一些非常显著的扭曲。第一个扭曲是贸易摩擦,第二个是市场扭曲的出现,也就是在IT技术和网络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经济中有许多环节开始出现网络效应,这个网络效应可能带来赢者通吃或者是赢者占大头的效应,因此带来的竞争手段也发生了变化。[详情]

蔡鄂生:科技手段正从根本上改变全球金融业格局
蔡鄂生:科技手段正从根本上改变全球金融业格局

   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蔡鄂生发表致辞。 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大势是什么?蔡鄂生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坚定不移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二是顺势而为推进金融科技发展,三是以创新和协作助力监管升级。 “近年来,科技因素在金融业持续深入渗透。以科技手段为依托的信息获取方式和管理服务模式,正从根本上改变着全球金融业格局。”蔡鄂生在致辞中表示。 以下是发言实录: 尊敬的陈主席,周行长,文涛省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很高兴出席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在此,我谨代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向与会的朋友表示诚挚的欢迎!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专业智库平台。过去一年,论坛围绕金融风险防范、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等重点问题,开展一系列研究、研讨与国际交流活动,形成了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高质量成果,支持国家决策咨询。 2017年,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伊春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每年夏季共同举办“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经过两年的发展,伊春论坛已形成独具特色的交流模式,包括公开的全体大会、闭门研讨会和专题培训等,成为经济金融界知名的夏季盛事。本届伊春论坛嘉宾人数达到200余位,其中有不少新朋友,说明伊春这座森林之城越来越受到经济金融界人士的关注。 2018年,四十人论坛与伊春市政府进一步深化合作,成立了伊春四十人高级金融学院,为伊春转型发展培养金融人才、集聚金融资源。学院自去年开展首期培训以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夏季培训模式。今年学院首次面向全国招生,共有近200位全国金融机构高管,以及黑龙江省、伊春市相关部门干部、金融机构管理人员参与学习。 今天全体大会的主题是“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把握长期大势,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化危为机,办好自己的事。那么,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大势是什么?如何把握?我认为,至少有三点需要明确: 一是坚定不移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扩大金融业开放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更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加大对外开放,加紧落实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上个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推出了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未来,我们要进一步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金融业双向开放。 二是顺势而为推进金融科技发展。近年来,科技因素在金融业持续深入渗透。以科技手段为依托的信息获取方式和管理服务模式,正从根本上改变着全球金融业格局。我们要顺势而为,夯实基础研究,善用科技和数据,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进一步激发金融业的活力。 三是以创新和协作助力监管升级。在扩大金融开放和发展金融科技的同时,我们还要对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我们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通过技术和机制的不断创新,建立恰当有力的监管框架与准则,推动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在日趋复杂的国内外大环境下,智库更应该发挥建言献策的积极作用。希望大家以伊春论坛为平台,深入研讨,勇于发表真知灼见。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致辞略有删改)[详情]

论坛介绍

【会议主办】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
【会议协办】黑龙江省伊春市人民政府
【会议时间】2019年8月10日
【会议地点】黑龙江省伊春市

往届回顾

微博推荐

更多

新浪意见反馈留言板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通行证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19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