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8-2019）发布会”于11月24日在北京举行。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出席并演讲。 曹远征认为，如何支持中国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已经成为下一轮改革开放的核心命题。从上述角度观察，那么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能不被提及。他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例称，农民工在城里挣钱，却把钱拿回老家盖房子，但是房子空着没人住，他们还是要回到城市打工，这等于有了财产但是没有财产性收入，而且财产也不值钱，但如果使农民工的消费花在城镇，这就会刺激需求。 他也强调，农民工市民化改革已经不仅仅是经济体制问题，而是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问题。 “如果进入大改革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尤其是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那么中国的增长潜力依然存在”，曹远征表示，“如果把城市化潜力释放出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可以实现，某种程度上产能过剩问题不是那么的严重”。 “下一步的政策安排，一定要把需求问题和供给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扩大内需很重要，但不是靠大水漫灌和投资支持能做到的，而是通过改革建立中国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使得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进一步的加快，那将是对经济发展最大的贡献”，他说。[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8-2019）发布会”于11月2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出席并主持论坛。[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8-2019）发布会”于11月2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出席并演讲。 高培勇认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异常复杂，使得政策选择极其艰难，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短期与长期，国内结构性矛盾和外部的冲击相互交织在一起”。“两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使得我们的决策当中难以作出比较清晰的判断和决策”。 他强调，当前的经济政策必须兼顾两方面，一方面要关注结构问题，因为这是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另外一方面也要兼顾短期需求所受到的外部冲击，特别是外部需求受到的冲击。 “但是也不能平均使力，50%力量对付需求，50%力量对付供给，50%搞总量调节，50%去进行结构调节，这也不行”，他认为。 高培勇分析，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时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他以中央提出的扩大基本建设抵御外部冲击带来的外部需求下降为例称，上诉扩大需求的投资不是照搬1998和2008年那样的做法，而是“要和补短板相结合”，第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第二是受制于人的产业和产品的短板。“减税降费”也是同理，目标在于降低成本。[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8-2019）发布会”于11月2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出席并演讲。 刘伟表示，“稳中求进”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关键是解决好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关系。“稳”就是需求要稳，避免大起大落。在其看来，之所以提出“给侧改革”就是因为需求疲软，所以企业要提高竞争力，适应需求疲软的市场竞争。 在谈到“去产能”时，他分析认为，如果经济出现衰退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进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去产能”“调结构”就会使得经济“雪上加霜”。他警告说，目前，失业的群体主要是中间层即大学生，而教育在中国的脱贫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一个大学生可以带动全家走出贫困，如果出现大面积的大学生失业，则不单单是个人理想的破灭，更是家庭发展的破灭，“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他强调。 刘伟业表示，“稳”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但真正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还是要重“进”，即解决结构性的矛盾问题。他强调，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一定要注意“劣质的供给还不如无效的供给”。而有效的好的供给会刺激需求，而好的需求也会带动好的供给，然后好的供给再刺激新的需求，“这样才是稳中求进解决根本问题，不能盲目的刺激劣质需求，带动劣质的供给，将来短期繁荣意味着长期的泡沫，不可持续”。[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8-2019）发布会”于11月2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刘元春出席并发布报告。 报告认为，2018年注定是中国宏观经济值得高度关注的一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的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利用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报告预测，2019年必定成为中国摆脱新常态低迷期、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方位与国际方位，这也决定了2019年经济运行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 根据上述定性判断，设定系列参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预测如下： 1、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预计全年实际GDP增速为6.6%，较2017年回落0.3个百分点，基本实现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降至3.1%，名义GDP增速为9.8%，较2017年大幅回落1.4个百分点，短期下行压力较大。 2、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但是“六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掀起，决定了2019年市场信心将得到有效逆转。预计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3%，比2018年下滑0.3个百分点，由于GDP平减指数下降为2.8%，名义GDP增速为9.2%，较2018年下滑0.6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增速为5.9%。消费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缓解，但深层次问题短期内难以根除，预计增速为9.0%。外部环境可能会继续恶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为6.1%，进口增速为16.1%，贸易顺差为994亿美元，实现基本平衡。随着内外供需平衡的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较为温和的状态。预计全年CPI上涨2.4%，PPI上涨3.4%，GDP平减指数涨幅为2.8%。 此外，报告还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 一、必须清楚认识中国经济的历史方位和国际方位，防止出现战略性的误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具选择的错误。 二、全新思考世界结构裂变期中国的战略选择。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来应对世界结构裂变带来的短期挑战；二是在坚持以新开放应对挑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裂变期世界经济的各种基本参数发生根本性变化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重返过去的战略路径，必须重构新开放发展的实施路径，对于中短期面临的问题要有战术安排。 三、必须认识到目前很多宏观经济问题不仅难以用宏观调控政策加以解决，同时很多问题本身就是持续使用宏观调控和行政管控的产物。我们不能用宏观政策调节和行政管控来应对基础性利益冲突和制度扭曲所产生的问题，基础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决目前结构转型时期各类深层次问题的关键。要在中期规划和设计新一轮基础性、引领性改革方案的基础上，全面总结3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果断推出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国201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期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期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改革进行分类，防止各类政策在目标配置、工具选择上出现错配，避免出现市场工具行政化、总量政策结构化、行政举措长期化、宏观调控泛化等问题；二是宏观经济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开放”，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强化底线管理、全面缓和各种短期冲击；三是要正视改革疏导宏观经济政策传递机制、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基础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调整时必须前瞻性地考虑目前大改革、大调整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谬误等问题，避免宏观调控在“过”与“不及”之间摇摆，进而成为加剧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原因之一。 1、“六稳”的核心在于“稳预期”，“稳预期”的核心在于“稳信心”，必须认识到“稳信心”不在于某些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稳定，不在于宏观经济政策随着市场情绪进行简单的宽松或定向性的帮扶，而在于市场主体对于长期战略问题有清晰、明确和科学的解决方案，在于我们在基础性问题上进行了真正的改革，为未来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公平竞争环境。 2、“稳增长”依然要定位于底线管理，必须清晰区分周期性波动与趋势性变化之间的差别，科学制定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目标和底线管理的界限。2019年的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取6.3%左右的下限区间较为适宜。 3、在储蓄率持续下滑的新时期，“稳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稳投资”。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不宜超过6%。 4、“稳金融”应当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不宜过度定义。 5、要充分重视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在调控不同政策目标上的功能差异，同时充分考虑大改革与大调整时期各类政策传递机制的变异，防止宏观政策错配与宏观政策合成谬误的泛滥。 6、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考虑到2019年内忧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0%左右。 7、货币政策应当根据外部和内部环境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也要发生变化。建议2019年M2增速应当恢复到明年名义GDP增速的水平，达到9%-9.5%。 8、要持续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相关风险，特别是三四线城市房价的波动。 9、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创新创业活动，但应当吸取以往在新兴产业、创新活动中的教训，正视大规模创新创业所带来的阶段性成本。[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8-2019）发布会”于11月2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刘元春出席并发布报告。 报告认为，2018年注定是中国宏观经济值得高度关注的一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的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利用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报告预测，2019年必定成为中国摆脱新常态低迷期、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方位与国际方位，这也决定了2019年经济运行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 根据上述定性判断，设定系列参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预测如下： 1、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预计全年实际GDP增速为6.6%，较2017年回落0.3个百分点，基本实现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降至3.1%，名义GDP增速为9.8%，较2017年大幅回落1.4个百分点，短期下行压力较大。 2、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但是“六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掀起，决定了2019年市场信心将得到有效逆转。预计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3%，比2018年下滑0.3个百分点，由于GDP平减指数下降为2.8%，名义GDP增速为9.2%，较2018年下滑0.6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增速为5.9%。消费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缓解，但深层次问题短期内难以根除，预计增速为9.0%。外部环境可能会继续恶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为6.1%，进口增速为16.1%，贸易顺差为994亿美元，实现基本平衡。随着内外供需平衡的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较为温和的状态。预计全年CPI上涨2.4%，PPI上涨3.4%，GDP平减指数涨幅为2.8%。 此外，报告还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 一、必须清楚认识中国经济的历史方位和国际方位，防止出现战略性的误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具选择的错误。 二、全新思考世界结构裂变期中国的战略选择。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来应对世界结构裂变带来的短期挑战；二是在坚持以新开放应对挑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裂变期世界经济的各种基本参数发生根本性变化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重返过去的战略路径，必须重构新开放发展的实施路径，对于中短期面临的问题要有战术安排。 三、必须认识到目前很多宏观经济问题不仅难以用宏观调控政策加以解决，同时很多问题本身就是持续使用宏观调控和行政管控的产物。我们不能用宏观政策调节和行政管控来应对基础性利益冲突和制度扭曲所产生的问题，基础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决目前结构转型时期各类深层次问题的关键。要在中期规划和设计新一轮基础性、引领性改革方案的基础上，全面总结3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果断推出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国201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期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期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改革进行分类，防止各类政策在目标配置、工具选择上出现错配，避免出现市场工具行政化、总量政策结构化、行政举措长期化、宏观调控泛化等问题；二是宏观经济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开放”，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强化底线管理、全面缓和各种短期冲击；三是要正视改革疏导宏观经济政策传递机制、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基础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调整时必须前瞻性地考虑目前大改革、大调整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谬误等问题，避免宏观调控在“过”与“不及”之间摇摆，进而成为加剧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原因之一。 1、“六稳”的核心在于“稳预期”，“稳预期”的核心在于“稳信心”，必须认识到“稳信心”不在于某些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稳定，不在于宏观经济政策随着市场情绪进行简单的宽松或定向性的帮扶，而在于市场主体对于长期战略问题有清晰、明确和科学的解决方案，在于我们在基础性问题上进行了真正的改革，为未来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公平竞争环境。 2、“稳增长”依然要定位于底线管理，必须清晰区分周期性波动与趋势性变化之间的差别，科学制定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目标和底线管理的界限。2019年的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取6.3%左右的下限区间较为适宜。 3、在储蓄率持续下滑的新时期，“稳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稳投资”。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不宜超过6%。 4、“稳金融”应当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不宜过度定义。 5、要充分重视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在调控不同政策目标上的功能差异，同时充分考虑大改革与大调整时期各类政策传递机制的变异，防止宏观政策错配与宏观政策合成谬误的泛滥。 6、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考虑到2019年内忧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0%左右。 7、货币政策应当根据外部和内部环境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也要发生变化。建议2019年M2增速应当恢复到明年名义GDP增速的水平，达到9%-9.5%。 8、要持续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相关风险，特别是三四线城市房价的波动。 9、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创新创业活动，但应当吸取以往在新兴产业、创新活动中的教训，正视大规模创新创业所带来的阶段性成本。[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8-2019）发布会”于11月2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刘元春出席并发布报告。 报告认为，2018年注定是中国宏观经济值得高度关注的一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的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利用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报告预测，2019年必定成为中国摆脱新常态低迷期、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方位与国际方位，这也决定了2019年经济运行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 根据上述定性判断，设定系列参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预测如下： 1、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预计全年实际GDP增速为6.6%，较2017年回落0.3个百分点，基本实现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降至3.1%，名义GDP增速为9.8%，较2017年大幅回落1.4个百分点，短期下行压力较大。 2、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但是“六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掀起，决定了2019年市场信心将得到有效逆转。预计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3%，比2018年下滑0.3个百分点，由于GDP平减指数下降为2.8%，名义GDP增速为9.2%，较2018年下滑0.6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增速为5.9%。消费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缓解，但深层次问题短期内难以根除，预计增速为9.0%。外部环境可能会继续恶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为6.1%，进口增速为16.1%，贸易顺差为994亿美元，实现基本平衡。随着内外供需平衡的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较为温和的状态。预计全年CPI上涨2.4%，PPI上涨3.4%，GDP平减指数涨幅为2.8%。 此外，报告还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 一、必须清楚认识中国经济的历史方位和国际方位，防止出现战略性的误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具选择的错误。 二、全新思考世界结构裂变期中国的战略选择。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来应对世界结构裂变带来的短期挑战；二是在坚持以新开放应对挑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裂变期世界经济的各种基本参数发生根本性变化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重返过去的战略路径，必须重构新开放发展的实施路径，对于中短期面临的问题要有战术安排。 三、必须认识到目前很多宏观经济问题不仅难以用宏观调控政策加以解决，同时很多问题本身就是持续使用宏观调控和行政管控的产物。我们不能用宏观政策调节和行政管控来应对基础性利益冲突和制度扭曲所产生的问题，基础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决目前结构转型时期各类深层次问题的关键。要在中期规划和设计新一轮基础性、引领性改革方案的基础上，全面总结3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果断推出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国201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期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期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改革进行分类，防止各类政策在目标配置、工具选择上出现错配，避免出现市场工具行政化、总量政策结构化、行政举措长期化、宏观调控泛化等问题；二是宏观经济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开放”，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强化底线管理、全面缓和各种短期冲击；三是要正视改革疏导宏观经济政策传递机制、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基础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调整时必须前瞻性地考虑目前大改革、大调整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谬误等问题，避免宏观调控在“过”与“不及”之间摇摆，进而成为加剧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原因之一。 1、“六稳”的核心在于“稳预期”，“稳预期”的核心在于“稳信心”，必须认识到“稳信心”不在于某些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稳定，不在于宏观经济政策随着市场情绪进行简单的宽松或定向性的帮扶，而在于市场主体对于长期战略问题有清晰、明确和科学的解决方案，在于我们在基础性问题上进行了真正的改革，为未来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公平竞争环境。 2、“稳增长”依然要定位于底线管理，必须清晰区分周期性波动与趋势性变化之间的差别，科学制定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目标和底线管理的界限。2019年的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取6.3%左右的下限区间较为适宜。 3、在储蓄率持续下滑的新时期，“稳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稳投资”。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不宜超过6%。 4、“稳金融”应当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不宜过度定义。 5、要充分重视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在调控不同政策目标上的功能差异，同时充分考虑大改革与大调整时期各类政策传递机制的变异，防止宏观政策错配与宏观政策合成谬误的泛滥。 6、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考虑到2019年内忧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0%左右。 7、货币政策应当根据外部和内部环境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也要发生变化。建议2019年M2增速应当恢复到明年名义GDP增速的水平，达到9%-9.5%。 8、要持续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相关风险，特别是三四线城市房价的波动。 9、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创新创业活动，但应当吸取以往在新兴产业、创新活动中的教训，正视大规模创新创业所带来的阶段性成本。[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8-2019）发布会”于11月2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刘元春出席并发布报告。 报告认为，2018年注定是中国宏观经济值得高度关注的一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的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利用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报告预测，2019年必定成为中国摆脱新常态低迷期、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方位与国际方位，这也决定了2019年经济运行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 根据上述定性判断，设定系列参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预测如下： 1、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预计全年实际GDP增速为6.6%，较2017年回落0.3个百分点，基本实现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降至3.1%，名义GDP增速为9.8%，较2017年大幅回落1.4个百分点，短期下行压力较大。 2、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但是“六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掀起，决定了2019年市场信心将得到有效逆转。预计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3%，比2018年下滑0.3个百分点，由于GDP平减指数下降为2.8%，名义GDP增速为9.2%，较2018年下滑0.6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增速为5.9%。消费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缓解，但深层次问题短期内难以根除，预计增速为9.0%。外部环境可能会继续恶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为6.1%，进口增速为16.1%，贸易顺差为994亿美元，实现基本平衡。随着内外供需平衡的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较为温和的状态。预计全年CPI上涨2.4%，PPI上涨3.4%，GDP平减指数涨幅为2.8%。 此外，报告还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 一、必须清楚认识中国经济的历史方位和国际方位，防止出现战略性的误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具选择的错误。 二、全新思考世界结构裂变期中国的战略选择。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来应对世界结构裂变带来的短期挑战；二是在坚持以新开放应对挑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裂变期世界经济的各种基本参数发生根本性变化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重返过去的战略路径，必须重构新开放发展的实施路径，对于中短期面临的问题要有战术安排。 三、必须认识到目前很多宏观经济问题不仅难以用宏观调控政策加以解决，同时很多问题本身就是持续使用宏观调控和行政管控的产物。我们不能用宏观政策调节和行政管控来应对基础性利益冲突和制度扭曲所产生的问题，基础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决目前结构转型时期各类深层次问题的关键。要在中期规划和设计新一轮基础性、引领性改革方案的基础上，全面总结3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果断推出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国201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期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期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改革进行分类，防止各类政策在目标配置、工具选择上出现错配，避免出现市场工具行政化、总量政策结构化、行政举措长期化、宏观调控泛化等问题；二是宏观经济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开放”，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强化底线管理、全面缓和各种短期冲击；三是要正视改革疏导宏观经济政策传递机制、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基础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调整时必须前瞻性地考虑目前大改革、大调整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谬误等问题，避免宏观调控在“过”与“不及”之间摇摆，进而成为加剧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原因之一。 1、“六稳”的核心在于“稳预期”，“稳预期”的核心在于“稳信心”，必须认识到“稳信心”不在于某些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稳定，不在于宏观经济政策随着市场情绪进行简单的宽松或定向性的帮扶，而在于市场主体对于长期战略问题有清晰、明确和科学的解决方案，在于我们在基础性问题上进行了真正的改革，为未来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公平竞争环境。 2、“稳增长”依然要定位于底线管理，必须清晰区分周期性波动与趋势性变化之间的差别，科学制定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目标和底线管理的界限。2019年的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取6.3%左右的下限区间较为适宜。 3、在储蓄率持续下滑的新时期，“稳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稳投资”。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不宜超过6%。 4、“稳金融”应当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不宜过度定义。 5、要充分重视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在调控不同政策目标上的功能差异，同时充分考虑大改革与大调整时期各类政策传递机制的变异，防止宏观政策错配与宏观政策合成谬误的泛滥。 6、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考虑到2019年内忧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0%左右。 7、货币政策应当根据外部和内部环境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也要发生变化。建议2019年M2增速应当恢复到明年名义GDP增速的水平，达到9%-9.5%。 8、要持续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相关风险，特别是三四线城市房价的波动。 9、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创新创业活动，但应当吸取以往在新兴产业、创新活动中的教训，正视大规模创新创业所带来的阶段性成本。[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8-2019）发布会”于11月2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出席并主持论坛。[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8年一季度报告发布会”于2018年3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震出席致辞。 他表示，未来要增强天然气能源的调峰能力，增加天然气库存。其次要推动天然气价格的改革、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震：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三点认识或者体会。我们今天讨论能源问题还要放在大的历史视角里面去看，不仅仅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新时代，也是我们处在全球来讲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的环境，工业文明以来从17世纪三次工业革命以来，大家觉得是第四次，每一次工业革命背后有科学有技术，也有工业和农业。 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替代了传统的手工业，背后是能源的替代，1760年代瓦特发明蒸汽机，那时候煤炭就是新能源，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并且只发生在英国，没有发生在荷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有煤炭，而且发生在英国的北部，就是因为那里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第二次工业革命叫电气化，大概革了100年左右，这里有一系列的发明，包括爱迪生的电，包括内燃机的发明，背后也是动力的革命，内燃机代替了蒸汽机，石油成为新能源，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发生在美国，还包括德国，甚至日本也赶上，航空工业大发展，有时候动力的革命一种能源替代另外一种能源产生革命性，不是说这种能源没有了而是出现了比这种能源更经济更有效率的能源。 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认为在上世纪60年代，1960年代称之为信息化，信息化带来一系列的知识经济的发展，背后并没有发生真正的能源革命，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包括英国伦敦出现了严重的雾霾事件，德国、法国、洛杉矶，包括日本东京出现了一系列的环境事件，这些环境问题迫使人类开始考虑化石能源过度使用带来的问题，生态的灾难，要大幅度的降低高碳能源，进入一个石油+天然气时代。 英国从一八五几年的伦敦雾霾实践开始大幅度的降低煤炭，用了几十年时间，美国用了55年时间到60年代实现了煤炭能源降低23%，天然气升到30%，石油+天然气涨到60%以上，英国用25年时间实现煤炭从60%多降低到30%的水平，日本完全靠进口能源的国家，也是通过这种替代油气大幅度的上升，煤炭的比例大幅度的下降。 工业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完成了能源中碳甚至低炭的转型，我们国家由于资源禀赋原因还处在煤炭时代，煤炭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降低到60.2%，石油18%左右，天然气去年只有7.4%，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仍然比发达国家落后了一个时代。  三次工业革命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也不会完全重复走过去的路，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不走过去的路，我们怎么能够加速，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我们怎么实现大的飞跃？第四次工业革命叫“智能化”，什么是智能化，有很多的术语可以表述，对应要求能源更加清洁低炭，要适应时代的发展。 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的盘子太大，郑教授讲到我们的能源和经济，从2000年以后是大幅度的上升阶段，煤炭在2000年时候中国煤炭量只有13亿吨，经过短短十年飙升到40亿吨，我们的能源不仅是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根本上的总量问题，用的太多了。 我们现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能源体系应该什么样的？高质量发展对我们研究经济学提出什么要求？对我们从事能源行业有什么要求？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型？对能源来讲就是三大攻坚战讲的，第三个就是生态环境问题，十九大报告讲的很清楚，三个方面同时发力：第一工业结构、第二能源结构、第三是交通运输结构。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工业方式，我们的发展依赖于重的结构，这个结构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我们要调整结构。能源结构总的思想就是减煤稳油增气发展新能源。 从资源禀赋来讲，未来一段时间肯定还要靠煤炭，煤炭的清洁利用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再怎么清洁利用煤炭还是煤炭。能源的数字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国家的后工业化的程度，我们的能源里面主要在工业领域，大致来讲2025年工业用能可能达峰，我们在2035年可能实现能源总量的消费的达峰，新增的清洁能源要完全满足我们新增的能源总量，2035年以后非化石能源新能源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主体能源。 我写了七个词：第一安全、第二绿色、第三市场、第四创新、第五监管、第六是普惠、第七合作，我们未来的能源体系首先要解决安全保证问题，随着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风险敞口越来越高，天然气对外依存度39.4%，接近40%，油相对是比较成熟的市场，总体上来讲2/3依靠国际市场，但是市场机制比较成熟，相对来讲风险可控的程度高很多，但是天然气的管道出现了生产设施的大修的问题，导致了短时间的供应紧张，这个例子说明天然气压力跟油不一样。安全保证是很重要的，未来不管怎么样，安全体系是第一个，第二清洁低炭绿色生产，全世界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是美国，第二是俄罗斯，第三才是中国。 中国确实是一个大国，我们长期是我们有什么我们要吃什么，像日本韩国这些小国是什么好我们吃什么，当然这里有很多的国情和不同的背景，不是我们不用清洁的，我们也愿意用清洁的，但是有一个过程。第三个就是兼容并蓄，电力改革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煤炭因为市场化程度很高，去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了《石油天然气改革的若干意见》，改革过程它有很多的问题和争议，也有很多难点，这个石油天然气改革意见上了三次常委会，通过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两个活力：通过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让骨干的油电企业有活力，通过价格的改革增强竞争力环节市场活力，提高六个能力，这是按照产业链来讲的6个能力： 第一勘察开采权逐步放开，逐步的让更多企业参与到说有领域里面提高资源保证能力；第二通过进出口体制的改革提高我们利用国外资源的能力；第三个通过管网的改革提高我们集约输送安全的能力；第四对竞争性环节特别是中下游的天然气从配气到销售要逐步的放开，包括安全生产问题，我们讲改革问题导向，但是问题在哪？ 油和气是不一样的，油是比较成熟的，供应能力生产能力，市场和最终用户的承受能力都是比较成熟的，或者发展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郑老师讲的成品油价格，我认为也可以到了放开的时间，全国的加油站两大油加起立已经不到50%，现在炼油“地炼”不准确应该叫新力量炼油的潜在能力大大增加，我们没有完全到市场化体制情况下，一放就乱，炼油厂对地方经济的拉动非常大，我们的地炼有一点失控。 第三点谈一下天然气的问题，从全球以及中国来讲，天然气未来的能源变革和转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国家在去年发改委出台的《加大天然气利用意见》里面提出要把天然气变成主体能源之一，全球来讲平均天然气占比是24%，我们是7.4%，按照十三五的规划希望天然气在依次能源里面占10%，现在来讲难度非常大。 从产业链来看，我自己总结了5A级的天然气链，第一个A是资源的可获得，第二A叫用的到，第三个要解决天然气受到季度性影响非常大你要具备交锋能力，我们叫用的稳，第四个A天然气的替代性，天然气可以替代任何一种能源，所以要用的起，最后天然气是清洁能源毕竟还是化石能源，还要有责任，让它更加的清洁低炭。 所以要打造5个A，有没有资源，中国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天然气的真正大发展就是2000年以后，北京要申办奥运会，建立了陕京线，然后西气东输建了一二三线，后面又加上从中亚的气，海上的LEG，中国应该从求天然气来讲是东南西北加上自己都可用，能否用得起用的好用的稳需要有很多的工作做，但是资源是有的。我们必须要加快改革，天然气价格不像油的价格，油价国际商上有几大基本油价，但是它是市场形成的，大家认可它作为一个贸易结算的基准。 市场在变，我们自己要创造条件，天然气我们亚洲主要以原油挂钩的价格，我们已经成为LEG的进口国，去年超过了韩国，2017年-2035年能源全球复合增长率是1%天然气复合增长率是2%，亚洲里面是3%，LEG增长率是4%，全球天然气有1/3是用来贸易的，贸易里面有1/3是LEG液化的方式进行的，液化的1/3是通过现货的。原油期货要推出来，我们上海也要加快推LEG的合约。 我们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是用的稳，解决调峰能力，要有库存，我们目前和发达国家国家相比，按照国际天然气联盟的经验，一个国家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30%的时候，你的天然气调峰的能力比例要达到12%-15%，我们要加快一些工作。第二个就是价格问题。天然气通过这方面来讲，在未来的能源转型中一定可以发挥替代作用。[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8年一季度报告发布会”于2018年3月25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出席致辞。 他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第一要推进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进行能源市场化改革，第三要明确政府监管的范围，发挥市场的作用。第四要建立多元化的监管体系，社会组织、行业组织也可以监管。第五要简化监管的方式，强化服务意识。第六要推进创新。第七是要深化能源领域的分工协作。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佐军：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午好，很高兴参加这次的讨论。原来我以为是来讲宏观经济，一来发现是能源体系，幸好我是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我讲四个问题，第一对郑教授的报告做一个简单的评价，第二讲一下能源在绿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讲一下提高能源效率的路径或者对策，第四讲一下发展绿色替代重要的新能源，生物质能源尤其是草。 先讲第一个问题，对郑教授的报告做一个简要的评价，第一主题非常的有价值，从能源经济做研究，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能源，郑教授也延伸到能源其他重要的角度，把能源效率与能源环保与能源供应或者说能源民生等结合起来。第二郑教授的报告对能源经济发展的现状概括为十个事实，比较全面，把我们了解的主要现状进展做了概括，涉及面比较宽，包括国际和国内，有总量供求，也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等等方面的现状。第三郑教授的报告对能源经济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做了比较精准的剖析和揭示。重点两个方面揭示，第一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角度，第二从国际的定位角度，国际上也有很多的能源供应大国和需求大国，中国在整个国际的能源格局当中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有一些方面没有完全的找到，也揭示了能源发展当中的其他的具体问题。 第四点评价从对策角度来讲，从三个方面提出比较有价值的信息，提出“不可能三角”，它的核心是能源效率能源供应和能源环保这三者的关系，这三者确实有一些矛盾。因为能源供应和能源民生我们希望它越多越好，但是供过于求会降低效率，能源环保有成本的，有代价的，为什么叫“不可能三角”，如果能同时兼顾最好，但是很难。我们需要在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郑教授的报告在这里提出很好的思路很受启发。同时他强调分类推进，分类制订政策从市场涉及到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市场、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有不同的对策，同时针对不同的能源领域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像电力市场强调是管住中间放开两段，煤炭市场强调放开，石油市场强调开放，天然气市场重点要解决城市燃气的问题，这种分类切合实际。他提出政策的体系框架，包括监管政策、社会政策、环境政策和国际政策，这是我们能源领域要考虑的四个重要的方面。监管政策和后面几个政策逻辑上有一点交叉，应该叫竞争政策，环境政策就是监管的，这样分类可能更科学一点。以上是我做了一个简要的评价，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能源在绿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社科院的所长从整个经济学的高度从整个大宏观的高度做了一个定位和分析，非常的有启发。我主要讲能源在绿色发展中定位和作用。我们用一个模型来说话，这个模型就是生态环境生产率模型，左边生态环境生产率，下面分母分子，第一个变量资源能源消耗量，第二个变量污染排放量，第三个变量生态破坏量，分母希望它越小越来好，上面的分子一个是GDP，还有一个GEP，就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我们看GDP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大规模要素的抽放，它增加GDP总量也增加分母中的能源消耗，是否最终代表生态效率的提高有不确定性，还有一种模式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GDP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我们要的一种比较好的GDP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由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组成，这对应着中央领导强调的改革创新。分子中的GEP就是生态系统的价值，第一降耗，第二减排，第三止损，第四是增绿，第五提效，所谓绿色发展离不开这5点。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清晰的公式概括出来，我们现在说能源在绿色发展中的地位。最主要的体现在分母中的资源能源的消耗上，把能源的结构优化了，效率提高了，当然可以降低能源的消耗量，提高生态环境的效率。能源在整个绿色发展中，是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提高能源效率主要的对策。今天主要是能源经济，它的本质就是提高效率，怎么提高能源效率？第一要推进企业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是能源经济的主体，企业的效率提高自然整个能源效率提高了，我们要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非国有企业也存在企业效率的问题，也存在企业家精神的问题，只有把整个能源企业朝这个方向改革了能源效率就提高了。第二个要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为什么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因为能源是一个市场，我们说经济学市场是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机制，它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第三个对策是明确政府监管的范围，在能源市场中它有一定的外部性和公益性，所以还要发挥政府一定的作用，但是监管什么，监管多少要清楚的，我们要明确监管的范围，如果市场能发挥作用就让市场发挥作用，能源领域是有边界的，发电数量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第四个对策就是建立多元化的监管体系，不仅由政府监管社会组织行业组织也可以监管，企业也有自我监管的问题，监管不能局限于政府。第五点就是要改善监管，强化服务，监管范围圈定下来，还要简化监管的方式。政府最重要的还要强化服务，能源经济市场领域有很多需要的服务，你不能只管还要服务。第六要推进创新，我们提高能源的效率，创新涉及到技术、人才、信息、知识这些基本的要素手段。第七个对策就是要深化能源领域的分工协作，包括郑教授说的在国际当中找一个什么样的竞争定位，包括能源内部的分工协作，亚当斯密的理论看起来很复杂，我用四个字概括“发展、效率、分工、协作”。 第四个大问题发展替代的能源。我这里只讲一下草，最近十九大以及两会后，关于“草”有两个新的情况，一个中央说要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现在又加一个草，第二在机构改革当中设定了一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来草原局放在农业部底下，现在是副部级了，这说明党中央对草的定位和认识提高了。现在有一种草叫速生碳汇草，一年长很高，这个草有很大的生态效应也有很大的经济效应，一吨草可以吸收1.47二氧化碳，释放1.07的氧气，因为草可以反复割快速的长，同样的一亩地种草生态效益相当于种树的14倍，另外从经济效应来看这个草可以加工成软料，可以变成一个一个的颗粒，电厂以前都是烧煤，现在搞生物发电，秸秆啊没有那么多，种植这个草可以满足，它成为绿色能源的替代品，还可以加工成地板，还可以加工成工艺品，在湖南长沙县等地在做大规模的推广。现在在北京也设立了平台，在生态文明促进会下面设一个碳汇研究中心，现在要在北京向全国做推广。这种草要大规模的种植一个符合国家统筹山水林天湖，第二符合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要求，所以这个草是符合绿色能源的效果。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8年一季度报告发布会”于2018年3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凤良出席并主持。[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8年一季度报告发布会”于2018年3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出席并主持。[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