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翊翎资本创始人、董事长王斌出席并演讲。 “生态“无疑是当今创业环境当中最火热的词汇之一，但在王斌看来，如果一家大企业能够把合适的人才以及可迭代的人才聚合在一起，那么不用“生态”是最好的。他给出的理由是，“生态不如在体系内更高效”。 但是，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才不愿意进入大企业的体系当中，“为了让这些人才在我身边，企业才要考虑生态化的模式，否则这些人可能会站在我的对立面”，王斌解释道。 他还强调，能够挖进来的人才是最高效的，挖不进来的人，已经创业的人，如果愿意被并入，那么相对控股就好了。而对于那些不愿意加入，又是同行业并且做得特别好的团队，就要想尽办法投资进去，因为那些人可能会成为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领衔专家、人大商学院转型创新特训营总教练施炜出席并演讲。 随着中国创新大潮的兴起，有观点认为未来20年，中国将会是全球的创新中心。对此，施炜则表示，“很难判断”。 他给出的理由是，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导致了创业大潮的兴起，因此，从创新的人数，创新的频次看，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创新中心，“光区块链就有几十万人创业了”，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从基础性、前沿性的技术创新来说，上述判断还并不太乐观。“比如芯片技术、算法还有新材料、设备，这方面的创新中心还不是在中国”。 施炜认为，从大的历史角度观察，中国刚刚从模仿走到创新的路上，“模仿这段走完了，创新刚开始”。他分析称，中国企业的最佳实践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在国内市场的最佳营销实践，另外一个是后发赶超，从模仿到创新的实践。[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北森云董事长、联合创始人王朝晖出席并演讲。 王朝晖表示，由于中小型企业没有太多的历史负担，因此，技术革命对于他们来说相对容易。但对中大型企业来说，挑战性就会特别大。“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所以反抗会是剧烈的”。 在谈到“生态”时，王朝晖认为，前提是低成本获得流量，“如果没有这个可能，做生态特别难”。[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微软加速器CEO檀林出席并演讲。 檀林认为，大企业与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路径不同。大企业的创新基本上会与现有业务相关联，更多的是增量创新，目的是不断提升现有业务的效率，降低成本。当然，在他看来，公司领导者除了要把握住现有的优势外，也有花时间去思考争取早日开启“第二曲线”。 檀林坦言，对大公司来说，开启第二曲线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大企业做颠覆式创新成功率极少，即使是CEO主导，也是偷偷摸摸来做的”，他以亚马逊公司举例称，“像贝索斯把Kindle放在洛杉矶，只有他和CEO知道这帮人在哪，知道内部账号的密码”。 为什么选择这么做呢？檀林解释称，越是优秀、效率越高、竞争性强的企业，其内部的文化就越有杀伤性，因此，新的物种想在内部孕育出来是不太可能的。[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连界资本董事长、原创业邦合伙人王玥出席并主持论坛。[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华为六君子之一杨杜出席并演讲。 在解析华为为何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时，杨杜给出了三点因素，第一，坚持实践导向。第二，要把我大势、顺大势。第三，努力盯着一件事情认真做。 杨杜称，华为曾提出“三不依赖”：不依赖技术、不依赖资金、不依赖人才，而是依赖一套管理体系，形成组织生命体的文化氛围。他认为，华为是一个有机体，是朝着客户需求走的。“华为对客户需求有着非常敏锐的把握，能够迅速满足客户的需求”。 他把华为的管理体系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客户，客户是华为的“魂”，企业要找不着魂就死了。第二个部分是华为十几万的奋斗者，屡战屡败，屡败还屡战，奋斗者是华为的“气”，“人没气马上两分钟就没了”。第三个部分是资源流的速度，要能够迅速满足客户需求，响应市场竞争的速度越快越好。第四个部分是无生命的管理体系。“无论换谁，这套体系都在运转”。第五个部分是“面子”，企业地位是一步一步做起来的。 在谈到华为的“缺点”时，杨杜称，华为对客户比对供应商好，其实供应商怨言比较多。此外，华为对奋斗者比对投资者好，对投资者不大在意，“你钱多怎么了？所以投资者老到找不到感觉”。第三，华为对企业比对家要好，员工有很多钱，但不知道在哪生活，孩子不知道上什么小学，“这不是好坏的问题，是一个企业的价值观选择”。[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华为六君子之一吴春波出席并演讲。 吴春波在总结华为的成功因素时表示，第一，华为的成功依靠了中国的红利，包括改革开放的红利、庞大市场的红利、产业政策的红利、区位优势的红利和中国人口的红利。 第二，纵观华为三十年，独特的管理也是成功要素之一，“在华为有句话，管理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他认为，华为探索了中国企业成长发展的道路，探索了在中国管理知识员工的方法，探讨出了在中国持续发展的不断解决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道路。 第三，华为的战略是“等得及，不着急，不机会主义，厚积薄发”，吴春波称，华为用了26年进入通讯业的老大，而现在，社会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机会主义盛行。 吴春波也提到，华为给予人才的待遇非常优厚，“本科生给九千到一万，硕士是一万到一万三，特殊人才年薪28万到36万”，结果抬高了同行业的人力资本价格。 此外，华为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成为行业第一后，是否会出现“队伍懈怠”的情况，而且随着90后的增加，是否会稀释华为的公司文化。[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华为六君子之一彭剑锋出席并演讲。 彭剑锋认为，华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寻找未来持续增长的支点，“华为要是不成长了，很多问题就会被暴露出来，就和中国经济是一样的”。但是，在他看来，新的战略增长点目前还没有看到，“通讯现在已经到顶了，手机也到顶了，智能汽车等领域是很大的，能不能找到新的战略增长点，保持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大的挑战”。 第二，华为还面临维持全球领导力的挑战，还要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我比较欣赏何享健”，彭剑锋表示，“在第一代企业家里面，真正实现了接班人的就是美的。何享健把管理交给了第二代，在第一代创新变革基础上能够保持持续增长，能够打造一个全新的美的。这一点华为没有完成，联想没有完成，甚至包括海尔都没有完成”。 之所以困难，彭剑锋认为主要是，接班要具有合法性，谁接班能带领企业持续成长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华为发展到今天需要认知革命，很多思想其实还没有突破”。[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学杰出教授、MBA中心主任周禹出席并演讲。 周禹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管理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学为用”。无论是宏观体制改革的理论，还是在企业微观主体上的实践，中国一直在学习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 第二个阶段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企业的视野更加开阔，出现了“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局面，即开始选择理论为我所用。 如今，中国的企业管理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周禹称之为，“以我为主，因我而创”的阶段。“宏观改革理论、路径建立在我们的自信、理论自洽体系上。我们在企业管理上应该要去协同匹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制度自信的理论自觉”。 周禹直言，“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我感觉不管是学术领域还是实践领域，今天在企业层面的理论创新、工具创新和管理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滞后于宏观体制的理论创新和改革创新，包括在力度上和成就上”，“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的历史积累、实践积累和经验积累，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大舞台和大场景，为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最为丰厚的土壤和最为开阔的舞台。作为研究者，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为世界贡献一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管理的实践案例”。[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刘鹏出席并演讲。 刘鹏表示，近些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国企央企的改革不断深化，我国的企业管理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进步。首先，在国企层面，出现了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建立，并在神华、中粮等企业进行试点推动。 第二，混合所有制推出，在联通进行试点，出现了包括职工持股在内的各项举措。 第三，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要求所有公司都建立董事会，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管理者的收入要跟经营业绩密切结合，进一步走向市场化。 第四，合规管理业受到重视。刘鹏介绍，中国企业联合会与贸促会、跨国公司研究所成立了全国企业合规联盟。他表示，中兴事件出来以后，国家对合规问题更加重视。[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发明创造资本研究院理事邓宏辉出席并演讲。 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部分美国政客无端指责、甚至污蔑中国偷窃发达国家企业的知识产权，强迫知识产权的转让，对此，邓宏辉直言，这是极个别人士的极端思维，“如果光靠偷窃，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 他认为，虽然在一些传统领域，中国企业目前还比不过美国，但是在包括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创新领域，很多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甚至领先地位。 他以华为和小米举例，这两家公司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领先，一定是有着某种独特的管理经验，虽然目前人们还无法总结出来。他也提出，企业管理研究者要认真思考，为中国企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贡献。[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张秋生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记叶康涛出席并主持论坛。[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治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张卓元出席并演讲。 张卓元回忆称，1993年在起草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时，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四条特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但其实，这四条特征在起草文件时是最难攻克的问题之一。“以至于到最后，我们把国家经委的几位领导请到玉泉山，包括陈清泰同志，反复研究”。“现在看来非常正确，尤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把管理科学算到一个基本特征是非常正确的”。 他还介绍称，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在讲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提出了“三个转变”，有一个转变是“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消耗的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这再一次强调了管理创新的重要性。 “今天的管理学论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国家现代化建设，对整个经济学科的发展、管理学科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张卓元表示。[详情]

　　新浪财经讯你“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IBM大中华区前董事长、首席执行总裁钱大群出席并演讲。 钱大群表示，中国管理模式已经在很多地方产生了影响力。他以海尔举例称，从海尔并购GE家电当中，可以明显看到不同理论和文化的企业管理整合的冲击。GE有着世界著名的管理体系，他们认为自己很懂管理，自己的流程也很有道理，“但并购后，海尔说，我进来以后，所有的经营都用当地员工，包括管理阶层到CEO，唯一一个海尔坚持的就是在管理理念上，要用人单合一”。 所谓“人单合一”，钱大群解释称，其最主要的精神是，外界变化太快了，所以企业再用原来传统的管理流程、理念已经来不及应对变化的速度，企业领导者要对员工有更大的信任，授权给基层员工，激发他们的潜能和活力，用很小的、敏捷的方式发展。 钱大群称，开始整合的第一年，美国公司的领导有些人嘴巴上讲好好好，但心里认为原来的管理体系不见得比海尔差。但两年以后，情况完全改变了，一方面是因为GE母公司碰到一些问题，使得他们反思以前的管理理论可能不见得100%适用。第二个，他慢慢发现授权的优点，“你可以做决定，有几个原则抓清楚了，大家要激发自己的潜能，原来说要做个东西，可能一年半以后才能做出来。但海尔的模式认为，如果要做就快快去做，用最快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去满足消费者”。 “我看到中国思维的管理机制摆到GE家电以后，诞生出来了新的活力“，他表示。 在谈到数字化转型时，钱大群表示，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走得不慢甚至是很快的，透过数字化的技术，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企业都在思考怎么样去颠覆与客户的关系，颠覆新的产品服务的创新。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对于运用新科技的投入力度和决心的平均水平，比所有调研的企业都来得大。 他还引用张瑞敏的话来告诫企业家，西方曾经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模式，在今天不见得是资产，还有可能还是包袱。但中国企业不见得有这些包袱，中国企业应该抓住机会实现时代的引领。[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出席并演讲。 陈春花研究了1992年到2002年十年当中，宝钢、海尔、联想、TCL和华为的发展。在她看来，这些企业在十年当中能够保持领先的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原因是企业内部有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者。陈春花认为，这些企业领导者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英雄领袖特质：对行业有奉献、引领精神，不会只考虑企业自身。而对企业内部来讲，领导者不是仅仅发展自己，而是要发展其他人。 第二个原因是领先企业找到了自己的管理模式。“他们解决了很多理论引进当中的难题，比如西方管理理论当中非常强调以人为本，但是他们很明确的发现中国人的职业化程度不够，所以就转化为叫以执行为本。不断在强调人力资源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发现早期我们必须是讨论职能分工的，但是我们一旦讨论职能分工的时候，部门不合作，领先企业想办法转向流程导向”。 第三个原因是企业基于实践找到成长之路。“这些企业都是做渠道驱动，而不是品牌驱动的”。 第四个原因是企业在战略上会形成利益共同体。“他们非常在意跟政府的合作，非常在意跟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他们会很好的构建利益共同体，包括跟员工，包括跟上下游的供应商”。“这四个最重要的要素，使得他们成为领先的企业”，陈春花说。 她也指出，光有这四个要素还不够，这些企业还形成了四个方面的能力：企业文化的能力，快速反应的能力，核心竞争力以及愿景使命的能力。 在谈到华为时，她特别强调，这家企业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华为的自我批评，自我努力超过了很多企业。[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金蝶集团创始人、中国管理模式50人+论坛联合发起人徐少春出席并演讲。 谈到管理研究，徐少春说回忆说，过去很多中国的大企业，尤其是央企，特别喜欢国外的软件。“哪怕是花上几亿甚至几十亿买国外的软件，也不愿意买中国的软件，这让我感到很困惑”。 他反思称，过去我们一直向西方企业学习，那么中国企业、中国管理是不是应该拥有自己的哲学？为此，徐少春发起了“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评选优秀的中国企业管理案例。“探索研究中国管理模式，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不仅仅是企业家的责任，也不仅仅是学者的责任、教授的责任，其实是全体中国人的历史责任和担当”。 徐少春提出，中国管理模式的三角模型，首先，要有成功企业管理实践，第二，要有现代管理思想，第三要有中国管理哲学的应用。“大家要有统一的哲学基础，或者每个人都要有共同的信念，如果每个人有共同的信念，你这个组织就所向无敌了”。 他认为，中国公司管理模式的本质是“致良知”。在企业发展转型时期，企业家要有一颗爱心，保持良心。[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出席并演讲。 黄群慧将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到1978年是探索奠基阶段，当时的企业管理学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导向型管理。1979年到1992年是恢复转型阶段，当时正在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度，开始有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首先是向前苏联学，后来慢慢又开始向西方学习。1993年到2017年是第三个阶段，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阶段，企业管理在不停的探索创新。而2017年以后，管理学进入了新时代，这个阶段应该有更全面的创新。 十九大报告在谈到国有企业时表示，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什么是世界一流企业呢？”，黄群慧分析称，“要在重要的关键经济领域或者行业中长期持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市场竞争力、综合实力和行业影响力，并获得全球业界一致性认可的企业”。 “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一家企业能确信在世界市场竞争浪潮中获得持续领先的竞争力，但是我们越来越接近了，至少从规模上，现在已经有这么一个发展方向了”，他表示。 在他看来，从规模上看，国有企业比民营规模更接近于世界一流企业，但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则非常困难，“除非走一条路，就是十九大报告里提到的，要深化改革，搞混合所有制”。 “想成为世界的标杆，但如果你还是政府控制的企业，至少别的国家没办法学习你的经验，不能成为标杆，也就不能成为世界一流企业”，黄群慧解释称，“如果国有企业成为了混合所有制企业，淡化国企标签，就可以成为大家都学习的标杆企业”。[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创会主席徐淑英出席并演讲。 徐淑英指出了管理学研究的一些乱象：第一，学者的薪酬、职称都是取决于学术发表，他们到底有没有创造帮助企业成长或者造福企业的知识，这不是最重要的。第二，学院的声誉或认证指标取决于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到底学院对研究方面是否作出重大影响，也是其次的。第三，期刊看重理论性和新颖性，而非可重复的发现和有意义的问题，研究有意义的问题的越来越少。 徐淑英称，三年前，全球28位关心管理学科发展的学者对此问题提出探讨解决方法，提出从象牙塔研究转向负责任的研究：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生产可信且可靠知识的科学工作，这些知识能直接或间接用于解决商业组织和社会中的重要问题。负责任研究的宗旨是生产能帮助学生、商业或组织可以应对21世纪重大挑战的知识”，她表示。 以下为演讲实录： 徐淑英：各位嘉宾，同学们，老师们，你们好！ 我特别感谢今天这个论坛的主办单位，给我们创造了探讨和总结中国企业管理40年的平台。也感谢论坛给了我面对如此优秀的听众进行演讲的机会，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对于同时在国外的中国企业，是经历了一个特殊发展的路程，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发展成就。 学者们也是努力的希望研究中国企业，讲中国企业成功的故事。40年来，我们有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国外A级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大家都觉得非常高兴。但是我今天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刚刚邓老师说的，我们到底对企业成功的因素了解了多少？到底我们现在有没有懂得中国企业的模式？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认真的思考一下。 今天跟大家用研究的方法来探讨一下中国40年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发展，在学术上来说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贡献，以后这条路应该怎么样去走，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企业发展的成功，能将中国社会跟各方面的人们生活更加美好，更加成功。 我讲三个方面，第一是探讨商学院研究在全球方面的状态，第二是负责任管理研究的理念是什么，怎么开始的，现在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第三是探讨一下中国管理知识发展的愿景。 每个商学院都有它的使命，特别是大学商学院的使命有下面两点，我相信人大和中国大部分商学院都有这两个使命。第一个就是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用严谨的方法去发展企业管理知识，用这些知识传达给学生，传达给企业家，提高他们管理企业的水准，让社会更加进步。商学院研究是教育的基础，提供了教学的材料，研究也可以探讨实际的管理模式，也可以提出新的模式给企业去实验。 商学院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开始，前五十年，商学院的研究主要是案例和实验室研究。在工厂做的研究，不是大学做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工厂具体去做的。那时候商学院并不被其他的大学学科认可，认为商学院是一个培训机构，这时候研究和实践有很强的连带性，我们研究的就是企业，我们去探讨的就是在企业里面做研究，出来跟企业直接有关系的。科学的严谨性比较弱，实践连带性比较强。 第二个阶段从1959年开始有一个很大的事件，1959年出版了以本书，它提出来在大学里面的商学院它本身应该是一个学科，应该用科学的方法做研究，商学院那时候就开始引进了很多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跟社会学家，就变成商学院开始真正做科学性的研究，开始做实证研究。从实证数据里面提出来很多有用的理论，研究方法就是科学严谨性进步，实践连带性稳定。 今天我们大部分的教科书里面的内容都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这些理论和企业的理解，这30年是管理研究的黄金时代。1990年开始，商学院的研究又有转变了，越来越严谨了，退回到象牙塔里面去了，开始做很大的理论研究，慢慢离实践越来越远了。这样的结果，它的严谨到这个程度，注重它的理论创新，注重方法严谨，在严谨的过程中，他们注重统计，注重新锐，他们不注重重复的研究，结果就是很多研究在这个时期就没有重复，结果我们知道的只是一个研究，不知道这个研究有没有重复。科学严谨性其实是退步了，因为是象牙塔研究，不跟企业打交道，不去采访企业，实践连带性越来越退步了。 西方大部分谈的是美国的趋势，欧洲也有一点这样的趋势，主要还是北美洲。在1980年代开始，商学教育在发展国家包括中国快速发展，中国商学院80年开始，到今天我们有近三多百所的商学院，中国学者努力学习西方的研究，参加了象牙塔的研究。 今天的全球商学院的研究生态有几个特征，第一是学者的薪酬、职称聘用方面都是取决于学术发表，他们到底有没有创造帮助企业成长或者造福企业的知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学院的声誉或认证指标取决于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到底学院对研究方面是否作出重大影响，也是其次的。第三，期刊看重理论性和新颖性，而非可重复的发现和有意义的问题。描写性的现象大家不去做了，因为这个比较难发表，重复性的研究期刊就不要了，研究有意义的问题越来越少。 有两个核心议题，第一个就是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方法严谨，看起来严谨，但其实它的可靠性是有问题的。所有发表最顶尖的期刊，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结果都不能出书的，一次性的结果，你要用它的的话，不能保证它的应用产生效果的。研究方法有许多操作问题，把最显著的结果写出来，统计里面也有做特殊的处理，这样的话，就对我们研究诚信就有威胁了。 第二个核心的问题，研究结果的实用性的问题，研究题目刚才已经说了，跟商业各方面实际情况是脱离的很远。研究文章的贡献都是在看他们对文献有没有贡献，不是对企业有没有贡献，这样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这些是全球的商学院的研究现在的状况，我们今天回顾中国企业40年的发展，中国商学院的现状是怎么样？这些问题反映了中国商学院的研究现状吗？我问几个中国的朋友这些问题，我的中国同事是这样说的，我们学者的目标就是发表A类期刊文章，第二我们做什么研究无所谓，发表最重要。评职称主要是数豆子，金豆子就是A刊。我们研究西方热门问题，这样西方才会喜欢，而非创造本土企业需要知识。 硕士博士生需要发表论文才能毕业，他们称导师为“老板”，他们没有学到科学的理念和科学的精神。最后一点，评上教授以后，对于研究的动力就慢慢开始减少了。这些规则与现状，不是所有商学院都是这样，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但一般大家都会说这些话，表示蛮普遍的。后果是怎么呢？这个研究现状为商学院的两个使命做了多大的贡献？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刚才我说这个问题是国际上的，国际上这些问题也有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我是其中一位。在三年前我们就有一批学者来自全球的28位关心的学者，对现在这个状况很不满意。我们集合了我们的力量开始对这个问题来探讨解决的方法，我们观察到商学院的研究，其实是停留在20世纪的问题，教科书里面的内容已经相当落后了，需要现代化，需要研究21世纪的问题和创造21世纪需要的知识。 这28位有24位是学术领袖，其中四位是认证机构的领导，也是我们一开始的共同的团队，这里面有三位中国院长，也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人大、北大和复旦，我们的毛院长也是支持这个项目的人员之一。 我们提倡一个转变，从象牙塔研究到负责任的研究，我们写了一个立场宣言，题目就是对商业和管理负责任的研究愿景：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什么叫负责任的研究呢？就是指是生产可信且可靠知识的科学工作，这些知识能直接或间接用于解决商业组织和社会中的重要问题。负责任研究的宗旨是生产能帮助我们的学生、商业或组织可以应对21世纪重大挑战的知识。 21世纪有很多挑战，大家心里肯定想到很多，我列了几个例子。21世纪的大挑战，技术与人工智能，机器人有些行业可以代替人工70%的工作，互联网与电子商务、全球化与新兴经济，全球化有很多机会，但是也是一个挑战，怎么样去把新兴经济的企业发展、商业发展做的更完整、更健康。 第四个和第六个是20世纪发展留下来的遗产，工业发展留下来今天的环境污染与全球变暖，还有发达国家里面有钱人的权力很大，有钱人越有钱，穷人基本条件虽然好一点，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跟富人相比就差距太大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从每个人一样的月薪到今天平均差距是全球最大之一了，这都是20世纪留下来的遗产。恐怖主义也是跟贫穷不平等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些挑战对我们来说，在企业管理、经济管理上面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去应付，不要把它变成危机，有责任把它变成一个机会，创造更好的世界。 我说的责任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对科学的责任。研究发现应当可靠且可重复，这些可靠和可重复的知识把它累积下来，会增强预测准确。应用方可以放心使用这些知识，对社会的责任，我们做研究的不是自娱自乐，我们对社会要有责任感。有用的知识可以帮助商业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更加美好。负责任就是负这两种责任。 负责任我们的立场书里面提到负责任研究到底做呢？细节怎么样呢？我们提出七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一个很基础的原则，我们要认可研究科学就是服务社会，这个理念没放在心里的话做研究就是有问题了，做研究为谁，这个问题要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我们做研究就是要服务社会。第二到第四就是要去增强可靠性，第五到第七是增强它的可用性。 原则二就是我们要重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现在大部分重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基本上觉得好像是第二个层次的，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第三个原则就是注重多元化与多学科协作，为什么呢？因为商业和社会的问题是多元性的，复杂性的，不能单纯用一个学科的眼光去做研究。 第四个是扎实的方法非常重要，不管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扎实的方法，可以把它做的非常透明，不能作假。 第五个原则，研究成果出来的受益者可以在某个阶段上可以参与，研究是跟企业有关系的，你的数据质量也有保证，企业做出来的成绩，对他们一个企业有帮助，对其他企业也有帮助，应该鼓励和企业共同做研究，是一个好事。现在很多企业你去做了研究，发表这些文章，我都不懂，为什么要帮助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研究做出来，有帮助的研究我们要欣赏它，要奖励它，在评职称各方面应该要算这些文章的。第七个就是利用现在这个平台把研究结果推广到更广更深，现在我们评审过程几年，还要等一两年才能发表出来，这个周期太长了，世界变化这么快，应该把研究结果尽快用互联网平台把它给大家分享。 推动变化的行动，为了推广负责任的研究，我们需要做什么？谁能做什么？一个人一个学院和一个期刊不够的，是整个生态系统。现在很高兴，很多方面都在做了。内部推动者就是期刊的编辑和评审专家，我说了一个例子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文章里面有三四个例子。联系学者的时候要想到负责任的研究这方面的原则，大家共同往这方面去走。还包括学术协会的领导者，学者和博士生，外部的推动者，商学院的联盟、认证机构和排名机构，他们可以把负责任的研究的原则在他们的认证标准加上去，增长资助可以把负责任的研究指标包含在他们申请的表格要求上面，企业、社会组织、小学生、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 幸运的有很多学校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了，谁在推动这个负责任的研究？有四个例子，还有很多其他的期刊，他们已经在努力的推动对可靠的知识发展方面新的政策。这里强调方法透明，数据提交和复制研究，这是DART强调的。新的统计方法和标准来提高知识的可靠性和累积量，最有趣的第三个，提供二阶段评审程序，以防止HARKing，你还没有结果之前，你就把它投稿进去，假如投稿进去，他们觉得这个研究很好，你就可以放心去做。在程序上没有什么误差的话，他们不管你的结果什么样，特点都会发表，这样的话，一个理论就有机会被推翻。今天所有理论都不会推翻，我们只是发表理论，支持的结果，这个对科学来说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这些期刊主要的目的是增强研究的可靠性，可用性，有用性有些什么样的行动呢？我很高兴跟大家汇报，有几个学校已经这方面做了新尝试。密歇根大学去年年底成立了新职位，副院长的职位就是关注研究跟企业跟教学三方的密切关系。第二点，他们的教授现在加了一个角色，增加实践的角色，对操作上面有没有参与一些。他们跟其他大学的18个学科合作来做一些大项目，解决全球和本地的重要问题。比如社会创业这方面，贫困等等。第二个学校就是欧洲的一个学校，鹿特丹管理学院去年有一个新的使命，要成为推动世界积极变革的一股力量，他们用联合国的17个持续发展的目标成为他们的框架，引导他们的研究和他们的教学。他的院长说他们老师特别激动，特别喜欢改变。在亚洲也有两个先锋学院，在经费分配方面，北大光华去年也成立了一个思想领导力的平台，有五百万元支持了25项对社会大问题的项目，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做，还有7个博士后的岗位。新加坡管理大学也是院长影响力经费，鼓励老师在东南亚地区重要的问题去做研究，不要单单做西方的研究，本地问题的研究也非常重要，还有跨界合作。 在政府资助这方面也有行动，特别是英国，大学的资金都是政府分配的，每五年要评审一次，每一年要去再分配一次新的资金，根据他们评审的结果，他们加入了每个学科对社会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帮助，这个占了20%的分数。他们下次提出来可能会增加到35%，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也是要求在研究计划中明确表明对社会影响如何超越科学研究。 我们中国管理学会也是努力在这方面做工作，在三年前刚刚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管理研究从1999年开始，注重在方法，没有注重在科学。所以我在北大、上海交大开了一门新课，关注科学的责任，我们教了三年，已经有六家学院在中国已经开这个课了。我们培训了150个学生，还有35个教员，从2016年，老师培训班，12月在同济大学，我们培训他们四天半，怎么去教这门课，关注在科学责任，同学们读完说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做研究，不是为了发表文章，是为了有用。 我们今年有一本新书出来了，《负责任的管理研究—哲学与实践》，7月底在北大出版社出版。封面是这样的。去年我们成立了负责任管理研究奖，有十篇论文评审在七个原则上是不是达到了，有十篇文章得了这个奖。2018年国际双年会，在武汉开的，有专家主题报告，五个老师谈了他们的研究，怎么是负责任的研究，我们也有专业工作坊给同学介绍什么是负责任的研究。2019双年研究方法班也是关注在负责任研究这方面。 美国的管理学会，这是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学会。去年夏天主席演讲，他的主题是学术自由。我们做研究应该有学术自由，但今天我们做研究的很多研究者就没有学术自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要求在某些期刊发表，被要求数量，我们没有自由去说我做一个大项目可能要五年，学校会不会支持我去做？假如研究科学立场来说，学校应该支持，但是学者没有勇气去做，因为制度让他们没有这个勇气。 在科学的历史上，大的成就都是在年轻科学家头二十年发现的，在管理领域黄金时代，有二三十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管理理论，这些大部分都是在70、80年代的，这些学者发现他们的想法，很多是博士论文。现在我们可以说在二十多年没有什么大思想出来，就是我们的制度把年轻人的自由度拿走了，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的主席也知道我们这个项目，他今年就讲了这个演讲，他说学术的自由，这个年会是在亚特兰大开的。他说街上的问题，什么叫街上的问题？就是社会的问题，21世纪的挑战，街上的问题其实就是管理学者的问题，不是文献的问题。世界上很多人，都落后于那些由20世纪在商学院出现的原则与想法来管理的组织，我们还在研究20世纪的问题，教科书都是20世纪的这些知识。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是在21世纪之初，我们应该抓住我们身边的问题及其带来的启示，用我们跨学科的视角，把握主动权，行动起来，参与到实践中。 那么，将来当我们回首过往就能满意地发现，我们真的改善了身边人的生活。我听了他这个讲话非常感动，学会很多领导，美国管理学会、欧洲管理学会，他们都希望我们改变。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改变不了，一个学校改变不了，一个期刊改变不了，要很多学院，很多期刊，其他组织一起共同去改变。这个负责任研究行动就是我希望想让大家一起来把这个转变，转变到像邓老师说的，我们应该真正了解企业，去企业中研究到底它面临什么困难，然后再抽出他们的逻辑，提出一个核心的理论，再去验证这个理论，重复的去验证这个理论，不对的推翻，对的就留下来继续的去验证。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 中国管理研究愿景2030，中国的商学院因其对社会福祉所做的贡献而广受赞赏。学术与企业共同创造可靠且有用的知识，开展广泛合作。研究开放造福于社会进步的商业模式，减少贫富差距，帮助地球持续发展。中国管理研究制度与成果成为全球领先，我深深的相信我们共同合作，携手一起走，一定中国的商学院，中国的企业一定会世界领先的。我们已经走了一个非常好的道路，企业家们他们做了很多贡献，我们做学者的一定要跟他们一起走，不要走在他们后头，现在我们关起门来搞研究，这不行的。这会成为我们的共同抱负吗？我希望你们会说会的，会的。我们应该中国管理研究有更高的研究，发表文章没意思，我们要有更高的要求、更高的追求。应该引导我们的研究向什么样的方向努力，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些我们都知道，但这个制度把我们绑住了，我们研究是为了谁？为了什么？要合作，一个人做不了，28个人做不了，五个学院做不了，要大家一起做。但是不需要一下就做完，一步一步的走，今天一个学院，明天多一个学院参与，大家联盟做一件事情。比如博士培训，博士培训的课程需要改革，今天我们博士课程是不能培训出好的科学家出来，这个需要改革，我希望人大可以考虑博士课程怎么样去改革，人大、北大、清华大家要合作，把博士课程改革，真正培养出一批科学家。大家上网去读这篇立场宣言，有中文版，然后参加支持这个项目。已经有一千个人在上面了，我们有一万个人、十万个人在上面，我们力量就大了。鼓励学院创新，前几天杨老师说中国学院创新的不是很多，国外的创新也不是很多，但比我们稍微多一点。我们可以学习创新，我们也创新自己的方法，这样的话，就可以创造与分享成功的故事。我时间到了，我就鼓励大家共同努力，祝福我们成功。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原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邓荣霖出席并演讲。 邓荣霖指出，市场经济体制包含三个成分：消费者，企业，政府。在他看来，消费者是第一位的，企业管理是面向消费者的。“消费者构成了市场的核心，找到客户就找到市场，市场不是抽象的，市场不是谁想出来的，是客户需求者”。 他也强调，市场经济是有政府的经济，而不是无政府的经济。“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不同意这个观点”，邓荣霖补充道，“关键是要看政府做什么事，政府要做企业做不到的事情，而不能代替企业去做事”。 邓荣霖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把三个成分的关系颠倒了，变成了政府第一，企业围绕政府转，消费者围绕企业转，最终导致经济落后。 “从企业管理来说，找到消费者就找到了市场，政府要围绕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制定法律，规范供求关系、市场关系，现在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绝不能还原到计划经济体制的企业管理”。 邓荣霖也强调，企业管理制度与人本管理要结合起来。“企业管理制度是遏制人的恶的一面，企业文化是引导人的善的一面，这两个要结合起来，企业制度是硬的，企业文化是软化的，软硬结合，双管齐下才能搞好”。[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毛基业出席并主持大会。[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云南邓荣霖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李琦出席并致辞。 李琦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取得了极大的发展，非常有必要去系统的梳理40年来中国企业管理发展的历程，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创新模式，共同探讨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未来发展。然而任何模式都是源于本土的，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是企业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最为核心的指导思想。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琦：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作为本次论坛的主办方之一，请允许我代表邓荣琳教育基金会欢迎大家光临本次论坛，并对本次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邓荣琳教育基金会是为了弘扬邓荣琳先生的学术思想，由先生的弟子自愿捐赠的方式设立的公益性教育基金，本基金会的宗旨主要是为了扶持中国企业管理学科的建设，奖励在企业管理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理论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基金会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来实行规范化运作，保证持续和滚动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取得了极大的发展，非常有必要去系统的梳理40年来中国企业管理发展的历程，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创新模式，共同探讨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未来发展。然而任何模式都是源于本土的，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是企业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最为核心的指导思想。 邓荣琳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围绕中国企业管理开展研究工作，立足于中国企业发展的现实，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紧密把握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国企业现实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富有新意的思路和对策，来推动中国企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 邓荣琳先生在现代公司理论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实践，全面系统科学论述了中国企业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及其发展趋势，这也是先生毕生的追求所在。基于共同的理论和愿景，邓荣琳教育基金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希望能为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和实践贡献一份力量，并一直持续下去。 我们一直倡导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研究必须注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既是出中国企业情境下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不仅要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也要注重前瞻性，着眼于未来，更要能够经受住时间和真知的检验。为了更好的鼓励和支持关于中国企业管理的研究和实践，由邓荣琳教育基金会发起并全资设立邓荣琳管理学奖，奖励能够提炼中国管理模式，对中国企业管理理论作出贡献的转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一线的企业管理的实践者，我们希望通过该奖项的设立，能够传承老一辈管理学者的专中有博，博中有专的学术思维，创新为魂、实践常青、理论不止、科学知识代代相传的治学精神，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管理模式，真正推动我国企业改革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最后，希望在座的诸位专家学者和企业管理同仁一起能够围绕中国管理模式集思广益，提炼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优秀成果。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出席并致辞。 刘伟表示，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2010年开始，我国经济总量第一次超过日本，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财富世界五百强当中，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增加，2017年达到了115家，在总量上与美国的132家越来越接近。在经济腾飞的奇迹背后，中国企业经历了凤凰涅磐式的变化和进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为世人瞩目。 刘伟称，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一直强调要在全球高等教育的坐标中去竞争，去发展，努力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贡献中国的标准和人大的方案。“为此，我们要求学院建设和学科发展要强化全球问题的意识和关怀，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优势学科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方面走在前面，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与世界主流学术圈开展平等交流和充分的对话，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的方案”，他表示。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伟：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首先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2010年开始，我们的经济总量第一次超过日本，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财富世界五百强当中，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增加，2017年达到了115家，在总量上与美国的132家越来越接近。在经济腾飞的奇迹背后，中国企业经历了凤凰涅磐式的变化和进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为世人瞩目。 如何系统的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管理的发展历程，深入总结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向世界讲好中国企业管理的故事，成为中国管理学界的重大课题。作为首批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的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始终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忘初心，坚守本色，形成了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摇篮，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重镇，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的高地三大办学特色。 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要在全球高等教育的坐标中去竞争，去发展，努力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贡献中国的标准和人大的方案。为此，我们要求学院建设和学科发展要强化全球问题的意识和关怀，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优势学科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方面走在前面，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与世界主流学术圈开展平等交流和充分的对话，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的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是我们学校的重要学院，近年来发展迅速，成就显著。人大的工商管理学科2012年在教育部第三轮一级学科评估当中名列全国第一，2017年在教育部第四轮一级学科的评估当中获得最高等级A+，2010年、2013年先后获得全球两大管理教育顶级认证的商学院之一，在英国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排名当中，人大商学院的MBA项目，高层管理教育项目，EBMA项目分别列第39、第13、第43名。 作为新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立志于成为最懂中国管理的世界一流商学院，通过发起并主办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旨在汇聚顶级管理学者化卓越企业领袖，共同探讨中国企业管理模式如何影响全球，引领未来，同时隆重启动邓荣琳管理学奖。力争为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树立标杆和典范，以其支撑新时代中国企业的持续成长和高质量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衷心的希望在座各位能够一如既往的给予我们关心、支持、指导和帮助。 最后，预祝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圆满成功，祝愿各位专家、来宾、老师、同学参会愉快，收获满满。谢谢大家！[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