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

徐忠又开怼:最近关于中国经济讨论存在一个明显误区
徐忠又开怼:最近关于中国经济讨论存在一个明显误区

中国基金报|2018年11月21日  06:40
刘世锦呼吁落实改革:别再把计划经济遗存当体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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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20日  09:52
央行徐忠:个税结构不合理 中低收入群体税负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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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20日  14:54
基金业协会:部分机构利用协会信用背书扩大募集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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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20日  13:24
银保监会:本周将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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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9日  10:43
中财办廖岷:创新能力是金融机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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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9日  17:36
楼继伟:现有社保体系不可持续 每年都要靠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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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8日  14:02
周小川:部分第三方支付只看中预付款 模仿银行吸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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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8日  09:29
尚福林:应着力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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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9日  11:26
北京副市长:应避免为了稳定而频繁干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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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9日  17:57
胡祖六:创新不能靠发红头文件 必须放松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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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9日  11:48
中国东方吴跃:赖小民在其他机构也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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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9日  12:11
社保基金会入市抄底吗?官方给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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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8日  18:08
未来房价走势如何?潘石屹提到一个“吓人”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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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8日  18:34
陈元:我国M2越来越高却没有通货膨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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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8日  19:05

全球经济十字路口

朱民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发生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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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8日  10:23
龙永图:全球贸易体系处于成立以来最危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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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8日  10:39

中国金融开放与全球投资

中投祁斌:将对外投资和14亿人口消费增长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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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9日  14:33
中银国际CEO:中国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价值正逐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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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9日  14:56
贝恩竺稼:遭遇退出难 不敢再投A股上市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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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9日  15:06
交银国际洪灝:2019年一季度是中国经济新周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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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9日  15:28

日程安排

11月18日
09:00-09:05 开幕致辞
09:05-09:40 主旨演讲
09:40-11:00 主题演讲/对话:全球经济十字路口
11:00-12:30 金融危机10周年,防范下一场危机
12:40-13:20 演讲/对话
13:30-14:00 演讲/对话:中国下一步
14:00-17:00 STEP全球科技峰会:科学下一步
14:00-15:45 能源结构变革
14:00-15:45 健康中国2030
14:00-17:00 学术研讨:改革开放40年今回首(闭门会议)
14:00-15:30 圆桌会议:新经济形势下的企业应对(仅限财新峰会会员机构)
15:45-17:30 老龄化社会求解
15:45-17:30 全球竞合下的企业发展
17:30-18:30 交流酒会

11月19日
09:00-10:00 主题演讲/对话:中国新开放
10:00-12:00 中国经济:谋求高质量发展
10:00-12:00 中日圆桌(闭门会议)
13:30-16:00 中国金融开放与全球投资
13:30-15:00 创新工作坊-数字经济:赋能新时代
13:30-15:00 面向未来的教育
13:30-15:00 中美圆桌(闭门会议)
13:30-16:30 财新智库课题发布:平衡竞争与垄断
15:30-16:30 城市治理的现代化
15:00-16:30 创新工作坊-金融科技2.0时代
15:00-16:30 变量中的经济学(仅限受邀嘉宾)
16:00-17:30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11月20日
09:10-09:30 主题演讲:全球经济走向与中国机遇展望
09:30-09:50 主题演讲:改革开放回首与中国资本市场建设
09:50-11:00 议题讨论:金融再开放与国际新合作
11:00-12:00 议题讨论:新经济发展-拥抱与赋能

最新新闻

楼继伟请回答:增值税怎么不是企业的直接负担?
楼继伟请回答:增值税怎么不是企业的直接负担?

  增值税怎么不是企业的直接负担? 作者 唐大杰 2018年财新峰会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说:“北欧高福利实现了可持续,是因为他们的增值税税率达到了20%以上,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降下来,这样企业仍旧很有竞争力。因为增值税,其实并不是企业的负担,最终由消费者负担。”(详见报道“楼继伟谈积极财政:中央地方财政扩张空间不大 应减税”)意思是高额的增值税对企业不增加负担。看来增值税可转嫁、不是企业负担这样粗糙的论断已经深入人心。 一般的税收理论认为,增值税实行税款抵扣制,纳税人在进货时须代垫进项税金,在销货时由购货方代垫销项税金,均以不含税的销售净额为税基;一般认为,纳税人的销项税金可用进项税金抵扣,而交纳剩下未抵扣部分。增值税由于实行价外征收,税款和商品价格分开,消除了原来增值税对成本、利润、价格的影响,体现了增值税独特的转嫁性质。消费者是击鼓传花的最后环节,企业把税负交给了消费者,因而增值税不是企业的负担。 笔者从事企业管理多年,在我看来,增值税毫无疑问是企业负担,而且是一项直接负担。现阐述理由如下。 一、抵扣不完整和不能抵扣的增值税是企业的直接负担 一般的税收学者多数是从税收的抽象概念来理解税负问题,比较多地从国家立场看待税收政策的社会后果。税收是国家筹措用于公共服务的经费,是国家强力的主要工具之一。因此学者们很少从税负承担者——纳税人角度分析,这样的立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税收负担问题必须从纳税人角度分析,才能找得到认识问题的途径。从企业角度看,出自于企业的每一分成本每一毛费用,都是企业的负担。 前言中说道,纳税人的销项税金可用进项税金抵扣,而需交纳剩下未抵扣部分,计算所得增值部分的税金是企业的直接负担。在税务系统内,有一个行业平均税负率被普遍用于征管指标。比如制造业的增值税率是16%,平均税负率是2%-3%;酒店业的增值税率是10%,平均税负率是5%左右;零售业的增值税率是16%,平均税负率可能不到1%……这在基层税务部门是个不公开的惯例。很多地方以这个平均税负率来衡量企业缴税行为,以销售额测算实缴税金低于平均税负率,则会进入关注名单,税务机关会重点关注这个企业的经营行为,以防偷税漏税行为。 打个比方,可乐生产厂生产一罐可乐的成本构成是:原材料(水和浓缩液)0.6元,罐子成本0.55元,生产加工0.15元,直接成本合计1.30元。如果销售的出厂价为1.50元,厂商需缴纳增值部分(0.20元)16%的增值税0.032元,实际税负率为2.13%。这部分税金是企业的直接负担。 增值税成为企业直接负担还有另外两个因素。 第一是企业在生产周期(从原材料到产成品)内的产品和在途、库存产品造成了企业预付增值税的资金成本和流动压力,企业需要为这部分产品垫付增值税,由此产生的资金成本是企业的负担。垫付增值税占用流动资金,导致的流动资金压力也成为企业负担(请注意,占用流动资金,实际造成资金流动性的压力,压力虽难以量化为成本,也是负担的一种)。 第二是,有些产品滞销就要报废,有些产品在运输、消费过程中造成的损耗也要报废销账,这部分产品垫付的增值税无法得到抵扣,完全由企业承担,这部分增值税也是企业的直接负担。 二、增值税是一项企业成本 增值税和生产企业的进货成本、物流成本、劳动力成本、管理费用等都将进入成本核算,成为产品定价的基础。 产品到了最后一关——销售,企业会把实际税负计入成本,制定价格策略。零售企业在核算可乐的单位成本是这么算的:采购价是2元,税是0.03元(实际税率1.5%),商场管理费平均是0.12元,人员工资是0.10元,那么商场销售价格一定要超过2.25元。在成本核算和产品定价时,税和采购成本、管理费用被视为产品的成本费用,都要纳入成本核算中。当以2.5元销售一罐可乐时,这些成本都“转嫁”给了消费者,学者们会不会觉得产品的采购成本、管理费用、人员工资都不是企业的负担呢?如果采购成本是企业负担,管理费用是企业负担,那怎么论证税金就不是企业的负担呢? 三、价格由市场决定 所谓成本的转嫁,其实是个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企业竞争力强,营利能力就强,包括税金在内的成本费用都得以顺利转嫁给下游购买者。换句话说,只要企业有利润,其税金就能转嫁。 税金是企业成本核算的一个因素,与其他直接成本没有差异。能否转嫁、转嫁多少与企业的经营能力和市场机制有关。 市场经济下企业的定价模式有三大类:成本导向定价法、企业需求导向定价法和竞争导向定价法。总的原则是,企业的产品定价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也就是说,同样的产品,你很难比竞争对手定价更高。也就是说,在市场竞争状态下,成本导向、企业需求导向的定价原则都难以实现。 如果隔壁商场的同款可乐只卖2元,你的销售不可避免地出现压力,恐怕降价销售在所难免,短暂性亏损也是必然的。在充分市场竞争环境下,经常发生“恶性竞争”,导致企业亏损等这样的有违常理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企业有时连原材料成本都收不回来,还谈何转嫁税收负担。 也就是说,在供给充足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才是决定企业销售、转嫁成本的关键。“客户即上帝”不是一句虚言。 四、只有从企业角度才能理解税负问题 综上所述,成本能否转嫁与它是不是企业负担不是同一个问题。 长平经济论坛主任王长勇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马驮着货物走,到目的地会卸下,说货物对马没形成最终负担,说不通。他说:“增值税销项抵进项前,税额就是企业的负担,沉淀在税额中的资金和劳动都有成本。”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说,我历来不同意“税负转嫁”理论。我赞成间接税是由购买者和销售者分别承担的。分担比例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弹性。 企业把增值税和企业生产成本、管理费用一起作为组成产品成本的一部分进行定价,成本多少、利润高低因企业的经营状况、竞争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总之,没有站在纳税人——企业角度看问题,就感受不到增值税之重,更感受不到其压在企业肩膀上的负担之痛。抽象研究税收负担的转嫁是得不到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只有接近实体经济,多一个维度(企业)思考,研究微观的税收问题,才能理解有温度的现实问题。 五、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认为:增值税肯定可以算企业税负,多少而已。价税分离只是会计处理方法。对企业来说,利润分配之前的所有税费都是成本费用。 著名税收专家、中南财大教授庞凤喜认为,从企业税收负担的维度看,尽管包括增值税在内的间接税以期可转嫁性为表征,然而,税负能否实质性转嫁给下游企业或消费者,则取决于企业税负转嫁能力的强弱,即便税款能完全转移,也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企业资金的流动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值税转嫁理论不攻自破。 增值税是构成企业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原材料、人力成本一样成为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企业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既有营利获益的机会,也有“割肉放血”的止损现象,增值税在企业经营中既可以消弭在销售中,也可能成为企业的一项损耗,成为影响企业营利的因素。成本能否转嫁与它是否企业负担不是同一个问题。当然,增值税率的高低也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营利能力和竞争力,这是下一个话题。 增值税转嫁论的逻辑起点已经错误,其推论过程充满瑕疵,应该退出理论舞台了吧。 (本文关于可乐的生产、销售的数据并非真实数据。) 作者为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8年11月21日 13:05
徐忠又开怼:最近关于中国经济讨论存在一个明显误区
徐忠又开怼:最近关于中国经济讨论存在一个明显误区

   央行徐忠又开怼: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存在一个明显的误区 徐忠在财新峰会上的演讲 一、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不能混为一谈 2015年以来,我们根据形势的变化,推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长期政策举措,“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过剩产能逐步化解、房地产库存有序下降、宏观杠杆率企稳、综合成本稳步降低、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补短板取得突破,重大风险点得到有效控制和化解。 近期,中国经济内外部压力有所增大。外部看,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中美经济周期分化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内部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一些风险点逐渐显现。如何稳定预期,稳定国内总需求,以国内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需要抓住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当前需要以改革的思路进行需求管理,有效的需求管理也是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环境。 最近我看到一些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把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混为一谈。我想从一些基本概念出发,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进行分析。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需求管理?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很有必要回到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看看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是怎么说的。 1933年12月31日,凯恩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凯恩斯在文章中说,罗斯福总统“肩负着复苏与改革的双重使命——从经济衰退中复苏,以及完成那些本来早应完成的事项和社会改革”。但凯恩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复苏(Recovery)和改革(Reform)不能相互混淆:一方面,对复苏而言,速度和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即使是明智和必要的改革,在某些方面也可能阻碍复苏以及使复苏复杂化,因为改革可能会打乱商业世界的信心,并削弱其现有的行动动机。因此,凯恩斯认为,复苏和改革措施之间应该有一个先后次序,改革措施不能被混淆为复苏措施。当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复苏措施应优先于改革措施。凯恩斯在文中明确提出,“应予以优先考虑的政策是进行大规模基于借贷的政府支出”,他进一步提出,“我倾向于优先考虑那些可以大规模快速成熟运作的项目,例如修铁路。其目的就是要启动复苏”。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本上秉承了凯恩斯的建议,通过“缓解(Relief)、复苏(Recover)、改革(Reform)”三部曲走出危机,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强而有力的需求管理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复苏,为之后的改革和再平衡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需求管理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当经济周期下行时,复苏应当优先于改革。只有在经济正常运行之后,才能有效地推动改革,不能为改而改,操之过急。这就好比是一个需要手术的病人,应当首先保证病人身体情况好转,有足够的体力,才能进行手术。结构性改革就是经济的手术,而需求管理就是维护经济稳定、补充体力,这是结构性改革、做手术的前提。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习惯于将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混为一谈? 我理解,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作为转轨国家,相关体制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宏观调控宽泛化,事实上同时承担了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一些改革甚至以行政式的调控手段加以推进。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权衡,表现为宏观调控对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权衡。 宏观调控的宽泛化。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宏观调控,有明确的表述:“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从字面上看,规划引导下的四大宏观调控政策,指向非常清楚。但汉语的博大精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因为里面有一个“等”字。于是乎,由各个部门牵头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都被纳入到这个“等”字中间来。甚至一些本应保持稳定的法律、规章、制度也被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监管政策,等等等等,都被赋予了宏观调控的职能。例如大家非常关注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借助于行政干预手段,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市场上称之为“五限谱”,其威力一点不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调控的外延被无限扩大了。 宏观调控承担结构性改革目标,必然要与短期需求管理目标进行权衡,关键在于对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如果过度侧重短期目标,就会出现“大水漫灌”、过度刺激。比如曾经一段时间我国过于宽松的宏观政策导致“三期叠加”。而如果过度侧重中长期改革目标,以行政性调控手段推进结构性改革,又会“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放大改革的短期阵痛,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影响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要平衡好二者的关系,就必须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的主要矛盾,妥善施策。 第三个问题: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召开会议,提出了“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这一重要判断,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环境明显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而且这一趋势在2019年还将延续。 应当充分认识到,经济下行压力既有经济增长转型的客观因素,也有前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主观因素。从客观因素看,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些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比如过去高增长的需求结构是靠排浪式、低质、低价的消费去支撑,现在这种需求结构已经转变;又比如供给条件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15-59岁劳动力人数开始下降,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正在减弱。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相当部分是前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主观因素影响更为显著。 前一阶段政策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在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同时,未考虑补短板的基建资金缺口,基建投资迅速下跌;房地产市场存在“补库存”压力下,通过限制政策打击投机需求,但也误伤了合理的改善型住房需求;行政性去产能更多是去产量改善中上游行业盈利,运动式加强环保加大企业负担,很多有效率民营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一些宏观政策缺乏统筹,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导致“合成谬误”,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及国有企业、财税体制、市场准入等深层次改革迟迟未能有效推进,政策预期不稳,市场信心不足。 因此,当前我国宏观调控应当更好地平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更加侧重于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应有两层涵义。 一是强调改革思维,具有稳定经济和促进需求作用的改革措施要加快出台。比如具有减税效果的税制改革,为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从而提升其放贷能力的政策措施等。 二是改进工作方式,加强宏观政策、改革措施的统筹协调。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充分评估政策的潜在影响,避免“一刀切”;加强政策协调,避免政策效应同向叠加、用力过猛;政策执行要激励相容,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 下面,我想从总需求和宏观经济政策两个角度进一步分析大家关心的问题。 二、需求管理的难点和重点 应当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内需足,具备维护经济稳定并深化改革的条件和基础。 一是国内消费体量增长、结构优化,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二是产业链完整,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三是地域广阔,不同地区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在国内统一市场下能优势互补、梯度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回旋余地大。四是改革红利潜力大,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解放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质量不断改善。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城市化尚有巨大潜力,我想先重点分析总需求中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一)房地产投资与房地产调控 目前的房地产调控已经实行了2年多,成效明显。一二线城市政策环境严厉,呈现出限购、限贷、限售、限价、限商的五限格局,房价上涨得到有效的抑制,市场上一些投机需求被挤出,维护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市场基本定位。同时,政策的紧缩效应逐步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不断放缓。2018年,“金九银十”的市场规律被打破,9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3.6%,10月同比下降3.1%。10月当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增长7.7%。增速连续三个月下降,相比7月高位时的13.2%下滑将近一半。 短期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保持紧调控态势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要增加住房供给,更好地满足住房刚需。一、二线城市的人口流入带来了住房刚性需求的自然增长。通过扩大土地供应,引导开发商增加住房供给,既有效满足住房刚需,尤其是改善型住房需求,又平抑房价上涨的压力。住房供给增加也有助于房地产开发商出清库存,拉动房地产投资,缓解投资增速放缓带来的增长压力。可考虑一是缓解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压力,增强供给能力。二是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有利于开发商利用长期资金推动租售并举。 长期看,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一是以市场化为导向改革完善土地制度,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土地计价交易统一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占补平衡。二是推动房地产税试点,先推动小范围试点不会对全国情况有太大的影响。房地产税应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之一,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三是推动落实“租售同权”,房产与户籍等行政属性逐步剥离,使房产真正回归居住需求。当然要真正降低房产在居住需求之上的附加价值,还需户籍制度、教育资源分配等相关领域的改革相配合。 (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收紧过快,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多。今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堵后门”力度大大增强。今年3月,财政部今年上半年发布《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8〕23号)文件,以出资人身份约束金融机构向地方政府、国有企业、PPP以及地方融资平台提供资金的行为。今年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办法》两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行为。堵后门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开前门”的力度太小,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加剧经济下行压力。财政预算中安排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远低于现实中的合理需求。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中国2018年“增扩的赤字(实际赤字率)”为10.7%。即使将地方专项债券纳入计算,2018年预算安排的名义赤字率仅有4%。一些需要补短板的基础设施项目出现了较大投资缺口,2018年10月,不含电力的基建投资累计增速降至3.7%。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多,是整体投资增速放缓的一大原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来可控,要警惕处置风险的风险。分析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核心应是净资产而非债务规模。地方政府在“右手”举债的过程中,“左手”资产端也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优质资产。这些高质量的资产,如土地、国有企业股权等,完全可以覆盖现有的债务,净资产充足,只是缺乏资产变现用于债务偿还的渠道。IMF在今年10月的《财政监督》报告中也分析指出,中国政府的净资产是充足的。而一旦清理地方隐性债务节奏过快、操之过急的话,经济下行压力会滋生地方政府资产价格下降压力,使得地方政府资产面临“火线出售”(Fire Sale)的危险,导致净资产减少,演变成处置风险的风险。 短期看,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前门要开够大,要允许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市场化举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从地方政府债务现状看,各地风险状况不一样,有的地方负债较高,需要硬化预算约束,有的地方净资产充足,尚有举债空间,不能一概而论。从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看,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 人口尚在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和经济发展较好区域还有大量基建投资需求和潜力,不应“一刀切”。 长期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没有理顺是地方政府债务背后的体制根源,应从完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入手。一是建立“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税收权、一级举债权”体系,各级政府的财政相对独立、自求平衡,放松中央政府对债务额度的行政性约束,提高地方政府举债额度,彻底打开地方政府规范融资的“正门”,避免“一收就死”。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积极推动房地产等地方税种试点,稳定地方财力和财权。二是建立有效的市场化约束机制,避免“一放就乱”。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债务信息的透明度,更多发挥金融市场的约束作用。发挥地方人大的约束作用,由地方人大自主决定发债的额度、期限和利率。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传统领域,我国在绿色发展、5G技术、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面临新的快速增长的需求。要将这些领域培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就必须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降低市场准入壁垒,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坚持国有企业“竞争中性”,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等。 三、以改革思路处理好需求管理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 (一)货币政策的短期应对与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 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刺激增长的局限性。对于经济这辆大车,货币政策的作用有如“绳索”,“抑制过热”的效果强于“推动增长”。货币政策是通过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并经由金融体系传导至实体经济的宏观政策。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长,见效慢,刺激力度受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影响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通常不是稳增长的第一选择。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重点应是维护适宜的货币环境。 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逐步成为主要驱动因素,与投资和制造业相比对资金的依赖度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数量指标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明显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所测度的融资供给,不在提振实体经济上想办法,不仅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还会加剧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长期来看,潜在GDP增速明显下降,通胀环境更加稳定,放开管制后利率缺口逐渐收窄,支付技术迅猛发展,较过去更低的M2增速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因此,应逐步淡化数量指标,同时进一步强化利率、汇率等价格机制的作用。 货币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和监管政策。货币政策以金融机构为传导中介,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监管政策直接作用于金融机构,直接影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今年以来,金融监管政策加强,随着影子银行体系收缩、表外回表,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资本充足率面临压力,信贷投放明显放缓,货币乘数下降,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显著。从实体经济的感受看,是正规金融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同时收紧。 短期看,去杠杆背景下,应着力缓解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压力,恢复并增强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一是拓宽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的渠道;二是通过资产证券化缓解金融机构资本金压力;三是引导银行加强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 长期看,为适应经济增长转型的要求,金融体系应从过去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转向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结合我国大银行主导、中小银行体系尚不健全、直接融资占比仍然较低的实际情况,改革完善金融体系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健全中小银行体系,丰富金融供给的层次,更好地满足中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二是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三是大型商业银行在一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较好的县市的分支机构,可以考虑通过引进民营资本和外资,改造成大型商业银行的子行,作为独立法人实现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专业化经营。四是探索“主办银行制”,主办银行通过与小微企业建立股权、资金往来等方面的紧密关联,有效改善融资双方的信息生产、信息处理和信息流通,提升融资可得性。 (二)财政政策的空间和财税体制改革方向 一段时间以来,财政部门聚力增效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深入推进增值税改革、加快推进个税改革、降低企业非税负担、规范地方政府债务,成绩突出、有目共睹。当前形势下,更好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比如,有人认为增值税其实并不是企业的负担,最终由消费者负担,降低增值税对企业的影响较小,减税应重点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的边际税率。对这些问题应作仔细深入的分析。 一是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不算高,主要是社保缴费负担较重。 在关于宏观税负的讨论中,以GDP为分母,分子通常会出现三种口径。一是“窄口径税负”,只包括税收本身。2017年,中国的窄口径税负率为17.5%,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26.2%低8.7个百分点。二是“中口径税负”,包括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和社保负担三块。2017年,中国的中口径税负率为27.9%,比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36%低8.1个百分点。三是“大口径税负”,包括税收收入、非税收入、社保缴费收入以及土地出让金等国有资产处置收入。2017年,中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率为37.3%,比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42.4%低5.1个百分点。 目前,我国五项社会保险缴费合计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社保缴费占48.8个百分点,是负担最重的一项。历史来看,我国出台社保养老制度时恰逢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脱困,当时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度,即当期的工作人群缴费,用于支付当期的退休人员养老金。最早适用新办法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在工作期内没有缴纳过养老金,“视同缴费”政策的财务负担完全转嫁给了实行新制度之后的在职人员。新旧制度转换形成了巨额的历史欠账,并且政府没有承担制度转轨成本。为了满足养老金给付需求,不得不给在职人群制定较高的费率标准,导致养老金费率难以下调。 短期看,社保费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社保缴费是目前企业广义税负中负担最重的一环,降低社保费率对企业“降成本”的影响非常显著。长期看,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将养老金筹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为基金积累制,做实个人养老账户,使账户产权更为清晰,实现“多缴多得”的正向激励,调动个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同时加大国有资本划转社保的力度,弥补养老金历史欠账,保证社保基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性。以养老基金持有国有企业股权,有利于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也可避免少数国家在国有企业相关议题上对我国的指责。 二是增值税理论上不构成企业负担,但中国的增值税税制存在扭曲,导致企业的税负感较重。 在真正的增值税制度下,增值税表面上由企业缴纳,但是企业可以通过商品定价,将税负转嫁给最终消费者。因此,世界银行在计算各国“总税率”指标时,并不包括增值税。在中国的增值税征管实践中,增值税抵扣链条没有彻底打通,进项税抵扣不足,企业无法充分转嫁。比如,2016年5月全面实施营改增后,金融业已经被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但借款利息不许抵扣进项税,下游制造业企业依然不能抵扣贷款利息所含的增值税。再如,营业税的征管有一定的弹性,但增值税征管有上下游企业的交叉对比制衡机制,管理更加严格。原先一些小微企业不交税,现在必须缴纳增值税,否则不能给需求方开具增值税抵扣凭证,业务会受到影响。最终结果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减税,小微企业税负增加了。 因此,短期看,增值税调减对企业税负仍有实质性影响,有下调的必要性。长期看,应推动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税制中存在的扭曲效应,使增值税成为真正对企业“中性”的税收。 三是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结构不合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太重。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理论上应该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体,将中低收入群体尽可能排除在外。比如,美国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达到39.3%,远高于中国8%的占比,但是有45%的人完全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在荷兰,仅有20%的人口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中国的情况是,2016年,纳税人数量已经占到城镇职工人数的82%,中低收入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税负偏重。相反,一些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没有做好,该收的税没收上来。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导致中低收入群体适用的起征点过低、税率偏高。 因此,短期看,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起征点。长期看,应不断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加大处罚和威慑力,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 四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 当前我们应该汲取欧洲经济复苏中的教训,国际金融危机后欧元区由于财政体制存在缺陷,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发力不足,拖累了经济复苏,现在复苏之后,又导致经济增长势头不稳固。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传导路径短、见效快、力度较强,能有效支撑经济增长。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空间充足,财政政策力度主要是受中央财政赤字安排偏低的约束,中央财政赤字仍有扩大的空间。应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因资金配套不足,导致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闲置,亟需盘活几万亿国库资金。同时,财政资金碎片化使用,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补短板也有改善空间。 短期看,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聚焦基础设施领域突出短板,保持有效投资力度,促进内需扩大。当然,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走“大水漫灌”的老路,而是要以改革的思维,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致力于补短板、扩内需。 长期看,则需要加快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可市场化的基建项目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环保、扶贫等公共领域的支出,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有一个过程,财政支出从过去主要支持基础设施等建设领域,转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也需要一个过程。短期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仍有空间和潜力,不应对补短板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刀切”,要允许财政支出结构平稳、逐步地转变,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增长动能新旧切换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 总之,我国可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存在所谓的资源约束。从凯恩斯定理引申来看,需求创造供给。财政支出不仅增加投资,也会增加储蓄,不受当前储蓄水平的制约。当然,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条件下,财政支出如何充分融资,财政债券如何有效发行,财政防风险如何安全控制,这些技术问题应该也必须深入研究。但算大帐,财政支出具有“自我融资”的功能,并不存在储蓄资源约束财政空间的问题。 综上,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应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宏观调控应在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之间更好地权衡,更加侧重于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当然,还需强化宏观政策统筹协调,避免政策不协调、效应同向叠加,有序推进各项宏观政策和改革。 本文为作者在财新峰会的演讲 (本文作者介绍: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详情]

中国基金报 | 2018年11月21日 06:40
朱云来谈救助企业:应秉持竞争中性 避免制造不公平
新浪财经 | 2018年11月20日 15:41
徐忠: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 将加剧物价上涨压力
新浪财经 | 2018年11月20日 15:11
杨燕绥:基本养老保险一定要中央统筹 不能地方来搞
新浪财经综合 | 2018年11月20日 14:58
央行徐忠:个税结构不合理 中低收入群体税负太重
央行徐忠:个税结构不合理 中低收入群体税负太重

   徐忠称,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理论上应该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体,将中低收入群体尽可能排除在外。但我国2016年纳税人数量已经占到城镇职工人数的82%,中低收入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税负偏重。相反高收入群体该收的税没有收上来,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导致中低收入群体适用的起征点过低,税率偏高。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稳定经济形势就需要抓住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因此,当前需要以改革的思路进行需求管理,有效的需求管理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环境的基础。 什么是需求管理?徐忠认为,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本上秉承了凯恩斯主义,通过救济、复苏、改革三部曲走出危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强而有力的需求管理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复苏,为之后的改革和再平衡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需求管理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当经济周期下行时复苏应当优先于改革。只有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才能有效地推动改革,不能为改而改、操之过急。 但人们总是习惯于将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混为一谈。这主要是因为作为转轨国家,我国的相关体制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宏观调控宽泛化,市场投资承担了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的双重任务,一些改革甚至以行政式的调控手段加以推进,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权衡表现为宏观调控对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权衡。 徐忠认为,各个部门牵头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被纳入了宏观调控当中,甚至一些本应该保持稳定的法律、规章、制度也被作为了宏观调控的手段,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监管政策都被赋予了宏观调控的职能。“例如大家非常关注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借助于行政干预手段,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市场上称之为五限谱,其威力一点也不亚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宏观调控的外延被无限扩大”。 “要平衡好两者的关系,就必须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的主要矛盾,妥善施策”,他强调。 那么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召开会议,提出了“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这一重要判断,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环境明显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而这一趋势在2019年还将延续。 “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主观因素影响更为显著”,徐忠强调,“前一阶段的政策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在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同时,为考虑补短板的基建资金的缺口,基建投资迅速下跌。房地产市场存在补库存的压力下,通过限制政策打击投机需求,当然也误伤了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行政性去产能更多地是去产量,改善中上游行业的盈利。运动式的加强环保,加大企业的负担,很多有效率的民营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一些宏观政策缺乏统筹,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徐忠认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应当更好地平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更加注重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在谈到房地产投资时,徐忠分析称,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成效明显,一二线城市政策环境严厉,呈现出“五限”格局,房价上涨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时政策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不断下滑。“短期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保持紧调控态势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调控措施误伤了一些有效的需求。因此,我们同时应该增加住房的供给,更好地满足住房的刚需”。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徐忠分析称,地方政府债务收紧过快,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多。今年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办法》两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行为,堵后门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开前门的力度太小,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财政预算安排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远低于现实中的合理需求”。他强调,地方政府右手举债的过程中,左手资产端也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优质资产,这些高质量的资产,土地、国有企业股权等完全可以覆盖现有的债务,只是缺乏资产变现用于债务偿还的意愿和渠道。 他建议,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应允许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化举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人口尚在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还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和潜力,不能一刀切”。 徐忠指出,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传统领域,我国在绿色发展、5G技术、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面临新的快速增长的需求,要将这些领域培育发展成为中国新的增长点,就必须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降低市场准入的壁垒,坚持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 在谈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徐忠强调,应以改革的思路处理好需求管理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货币政策是通过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并且经过金融体系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宏观政策。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长、见效慢,刺激程度受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影响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通常不是稳增长的第一选择。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维护适宜的货币环境。 第二,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在其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逐渐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与投资和制造业相比,对资金的依赖度比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数量指标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明显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的融资供给,而不在提振实体经济上想办法,不仅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还会加剧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    第三,货币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和监管政策。今年以来,金融监管政策加强,随着影子银行体系的收缩,表外回表,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资本充足率面临压力,信贷投放明显放缓。货币下降,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显著。从实体经济的感受看,是整个金融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同时缩窄。短期看去杠杆背景下应着力缓解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压力,恢复并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长期看为适应经济增长的转型,金融体系要从过去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转向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徐忠认为,针对我国大银行多,中小银行少,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实际情况,完善金融体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应该健全中小银行体系。二是应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三是大型商业银行在一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比较好的先设分支机构。四是可以探索主干银行制度。 在谈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财税体制的改革方向时,徐忠认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宏观税负不算高,主要是社保缴费的负担较高。目前我国的五项社会保险缴费合计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社保缴费占48.8个百分点,是负担最重的一项。 徐忠表示,短期看社保费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社保税率是目前企业广义税负中负担最重的一块,降低社保费率对企业降成本的影响非常显著。长期看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将养老金投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为基金积累制,做实个人养老账户,使账户产权更为清晰,实现多角度的正向激励,调动个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同时应加大国有资本管理社保的力度,弥补养老金的历史欠账,保证社保基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性,以养老基金持有国有企业股权,也有利于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同时还可以避免少数国家在国有企业相关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 第二,在徐忠看来,增值税理论上不构成企业的负担,但是中国的增值税税制存在扭曲,导致企业的税负感较重。目前的结果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减税,小微企业税负增加。因此,短期看增值税调节对企业负担仍有实质性影响,有下调的必要性。长期看应推动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税制中存在的扭曲效应,使增值税真正成为真正对企业中性的税收。 第三,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结构不合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太重。徐忠称,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理论上应该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体,将中低收入群体尽可能排除在外。但我国2016年纳税人数量已经占到城镇职工人数的82%,中低收入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税负偏重。相反高收入群体该收的税没有收上来,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导致中低收入群体适用的起征点过低,税率偏高。因此,短期看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提高起征点。长期看,应不断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加大处罚力度和威慑力,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 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他认为,当前中央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间,应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因资金配套不足,导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闲置,急需盘活几万亿的国库资金。同时财政资金碎片化使用,如果集中力量办大事、补短板,也有改善的空间”。 其分析称,短期看,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聚焦基础设施这一突出的短板,保持有效的投资力度,促进内需扩大。长期看,需要加快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减少市场化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环保、扶贫等公共领域的支出,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我国可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存在所谓的资源约束。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我们实施财政政策的资源约束比较大,但实际上来说,你是要平衡财政还是功能财政?”,徐忠反问。 徐总总结道,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应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宏观调控应当在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中更好地权衡,更加侧重于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11月20日 14:54
央行徐忠:社保费率仍有下降空间 增值税有下调必要性
新浪财经 | 2018年11月20日 14:52
徐忠: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 将加剧物价上涨压力
徐忠: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 将加剧物价上涨压力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稳定经济形势就需要抓住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因此,当前需要以改革的思路进行需求管理,有效的需求管理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环境的基础。 什么是需求管理?徐忠认为,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本上秉承了凯恩斯主义,通过救济、复苏、改革三部曲走出危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强而有力的需求管理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复苏,为之后的改革和再平衡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需求管理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当经济周期下行时复苏应当优先于改革。只有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才能有效地推动改革,不能为改而改、操之过急。 但人们总是习惯于将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混为一谈。这主要是因为作为转轨国家,我国的相关体制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宏观调控宽泛化,市场投资承担了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的双重任务,一些改革甚至以行政式的调控手段加以推进,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权衡表现为宏观调控对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权衡。 徐忠认为,各个部门牵头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被纳入了宏观调控当中,甚至一些本应该保持稳定的法律、规章、制度也被作为了宏观调控的手段,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监管政策都被赋予了宏观调控的职能。“例如大家非常关注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借助于行政干预手段,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市场上称之为五限谱,其威力一点也不亚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宏观调控的外延被无限扩大”。 “要平衡好两者的关系,就必须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的主要矛盾,妥善施策”,他强调。 那么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召开会议,提出了“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这一重要判断,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环境明显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而这一趋势在2019年还将延续。 “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主观因素影响更为显著”,徐忠强调,“前一阶段的政策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在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同时,为考虑补短板的基建资金的缺口,基建投资迅速下跌。房地产市场存在补库存的压力下,通过限制政策打击投机需求,当然也误伤了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行政性去产能更多地是去产量,改善中上游行业的盈利。运动式的加强环保,加大企业的负担,很多有效率的民营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一些宏观政策缺乏统筹,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徐忠认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应当更好地平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更加注重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在谈到房地产投资时,徐忠分析称,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成效明显,一二线城市政策环境严厉,呈现出“五限”格局,房价上涨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时政策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不断下滑。“短期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保持紧调控态势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调控措施误伤了一些有效的需求。因此,我们同时应该增加住房的供给,更好地满足住房的刚需”。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徐忠分析称,地方政府债务收紧过快,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多。今年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办法》两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行为,堵后门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开前门的力度太小,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财政预算安排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远低于现实中的合理需求”。他强调,地方政府右手举债的过程中,左手资产端也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优质资产,这些高质量的资产,土地、国有企业股权等完全可以覆盖现有的债务,只是缺乏资产变现用于债务偿还的意愿和渠道。 他建议,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应允许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化举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人口尚在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还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和潜力,不能一刀切”。 徐忠指出,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传统领域,我国在绿色发展、5G技术、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面临新的快速增长的需求,要将这些领域培育发展成为中国新的增长点,就必须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降低市场准入的壁垒,坚持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 在谈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徐忠强调,应以改革的思路处理好需求管理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货币政策是通过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并且经过金融体系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宏观政策。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长、见效慢,刺激程度受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影响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通常不是稳增长的第一选择。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维护适宜的货币环境。 第二,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在其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逐渐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与投资和制造业相比,对资金的依赖度比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数量指标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明显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的融资供给,而不在提振实体经济上想办法,不仅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还会加剧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    第三,货币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和监管政策。今年以来,金融监管政策加强,随着影子银行体系的收缩,表外回表,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资本充足率面临压力,信贷投放明显放缓。货币下降,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显著。从实体经济的感受看,是整个金融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同时缩窄。短期看去杠杆背景下应着力缓解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压力,恢复并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长期看为适应经济增长的转型,金融体系要从过去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转向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徐忠认为,针对我国大银行多,中小银行少,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实际情况,完善金融体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应该健全中小银行体系。二是应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三是大型商业银行在一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比较好的先设分支机构。四是可以探索主干银行制度。 在谈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财税体制的改革方向时,徐忠认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宏观税负不算高,主要是社保缴费的负担较高。目前我国的五项社会保险缴费合计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社保缴费占48.8个百分点,是负担最重的一项。 徐忠表示,短期看社保费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社保税率是目前企业广义税负中负担最重的一块,降低社保费率对企业降成本的影响非常显著。长期看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将养老金投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为基金积累制,做实个人养老账户,使账户产权更为清晰,实现多角度的正向激励,调动个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同时应加大国有资本管理社保的力度,弥补养老金的历史欠账,保证社保基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性,以养老基金持有国有企业股权,也有利于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同时还可以避免少数国家在国有企业相关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 第二,在徐忠看来,增值税理论上不构成企业的负担,但是中国的增值税税制存在扭曲,导致企业的税负感较重。目前的结果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减税,小微企业税负增加。因此,短期看增值税调节对企业负担仍有实质性影响,有下调的必要性。长期看应推动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税制中存在的扭曲效应,使增值税真正成为真正对企业中性的税收。 第三,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结构不合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太重。徐忠称,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理论上应该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体,将中低收入群体尽可能排除在外。但我国2016年纳税人数量已经占到城镇职工人数的82%,中低收入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税负偏重。相反高收入群体该收的税没有收上来,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导致中低收入群体适用的起征点过低,税率偏高。因此,短期看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提高起征点。长期看,应不断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加大处罚力度和威慑力,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 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他认为,当前中央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间,应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因资金配套不足,导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闲置,急需盘活几万亿的国库资金。同时财政资金碎片化使用,如果集中力量办大事、补短板,也有改善的空间”。 其分析称,短期看,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聚焦基础设施这一突出的短板,保持有效的投资力度,促进内需扩大。长期看,需要加快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减少市场化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环保、扶贫等公共领域的支出,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我国可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存在所谓的资源约束。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我们实施财政政策的资源约束比较大,但实际上来说,你是要平衡财政还是功能财政?”,徐忠反问。 徐总总结道,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应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宏观调控应当在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中更好地权衡,更加侧重于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11月20日 14:50
央行徐忠:财政预算安排的地方债规模远低于合理需求
新浪财经 | 2018年11月20日 14:49
徐忠:楼市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 部分合理需求被误伤
徐忠:楼市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 部分合理需求被误伤

   徐忠分析称,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成效明显,一二线城市政策环境严厉,呈现出“五限”格局,房价上涨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时政策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不断下滑。“短期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保持紧调控态势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调控措施误伤了一些有效的需求。因此,我们同时应该增加住房的供给,更好地满足住房的刚需”。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稳定经济形势就需要抓住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因此,当前需要以改革的思路进行需求管理,有效的需求管理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环境的基础。 什么是需求管理?徐忠认为,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本上秉承了凯恩斯主义,通过救济、复苏、改革三部曲走出危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强而有力的需求管理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复苏,为之后的改革和再平衡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需求管理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当经济周期下行时复苏应当优先于改革。只有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才能有效地推动改革,不能为改而改、操之过急。 但人们总是习惯于将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混为一谈。这主要是因为作为转轨国家,我国的相关体制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宏观调控宽泛化,市场投资承担了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的双重任务,一些改革甚至以行政式的调控手段加以推进,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权衡表现为宏观调控对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权衡。 徐忠认为,各个部门牵头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被纳入了宏观调控当中,甚至一些本应该保持稳定的法律、规章、制度也被作为了宏观调控的手段,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监管政策都被赋予了宏观调控的职能。“例如大家非常关注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借助于行政干预手段,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市场上称之为五限谱,其威力一点也不亚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宏观调控的外延被无限扩大”。 “要平衡好两者的关系,就必须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的主要矛盾,妥善施策”,他强调。 那么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召开会议,提出了“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这一重要判断,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环境明显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而这一趋势在2019年还将延续。 “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主观因素影响更为显著”,徐忠强调,“前一阶段的政策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在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同时,为考虑补短板的基建资金的缺口,基建投资迅速下跌。房地产市场存在补库存的压力下,通过限制政策打击投机需求,当然也误伤了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行政性去产能更多地是去产量,改善中上游行业的盈利。运动式的加强环保,加大企业的负担,很多有效率的民营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一些宏观政策缺乏统筹,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徐忠认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应当更好地平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更加注重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在谈到房地产投资时,徐忠分析称,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成效明显,一二线城市政策环境严厉,呈现出“五限”格局,房价上涨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时政策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不断下滑。“短期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保持紧调控态势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调控措施误伤了一些有效的需求。因此,我们同时应该增加住房的供给,更好地满足住房的刚需”。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徐忠分析称,地方政府债务收紧过快,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多。今年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办法》两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行为,堵后门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开前门的力度太小,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财政预算安排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远低于现实中的合理需求”。他强调,地方政府右手举债的过程中,左手资产端也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优质资产,这些高质量的资产,土地、国有企业股权等完全可以覆盖现有的债务,只是缺乏资产变现用于债务偿还的意愿和渠道。 他建议,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应允许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化举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人口尚在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还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和潜力,不能一刀切”。 徐忠指出,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传统领域,我国在绿色发展、5G技术、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面临新的快速增长的需求,要将这些领域培育发展成为中国新的增长点,就必须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降低市场准入的壁垒,坚持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 在谈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徐忠强调,应以改革的思路处理好需求管理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货币政策是通过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并且经过金融体系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宏观政策。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长、见效慢,刺激程度受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影响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通常不是稳增长的第一选择。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维护适宜的货币环境。 第二,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在其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逐渐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与投资和制造业相比,对资金的依赖度比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数量指标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明显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的融资供给,而不在提振实体经济上想办法,不仅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还会加剧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    第三,货币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和监管政策。今年以来,金融监管政策加强,随着影子银行体系的收缩,表外回表,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资本充足率面临压力,信贷投放明显放缓。货币下降,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显著。从实体经济的感受看,是整个金融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同时缩窄。短期看去杠杆背景下应着力缓解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压力,恢复并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长期看为适应经济增长的转型,金融体系要从过去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转向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徐忠认为,针对我国大银行多,中小银行少,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实际情况,完善金融体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应该健全中小银行体系。二是应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三是大型商业银行在一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比较好的先设分支机构。四是可以探索主干银行制度。 在谈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财税体制的改革方向时,徐忠认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宏观税负不算高,主要是社保缴费的负担较高。目前我国的五项社会保险缴费合计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社保缴费占48.8个百分点,是负担最重的一项。 徐忠表示,短期看社保费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社保税率是目前企业广义税负中负担最重的一块,降低社保费率对企业降成本的影响非常显著。长期看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将养老金投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为基金积累制,做实个人养老账户,使账户产权更为清晰,实现多角度的正向激励,调动个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同时应加大国有资本管理社保的力度,弥补养老金的历史欠账,保证社保基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性,以养老基金持有国有企业股权,也有利于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同时还可以避免少数国家在国有企业相关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 第二,在徐忠看来,增值税理论上不构成企业的负担,但是中国的增值税税制存在扭曲,导致企业的税负感较重。目前的结果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减税,小微企业税负增加。因此,短期看增值税调节对企业负担仍有实质性影响,有下调的必要性。长期看应推动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税制中存在的扭曲效应,使增值税真正成为真正对企业中性的税收。 第三,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结构不合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太重。徐忠称,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理论上应该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体,将中低收入群体尽可能排除在外。但我国2016年纳税人数量已经占到城镇职工人数的82%,中低收入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税负偏重。相反高收入群体该收的税没有收上来,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导致中低收入群体适用的起征点过低,税率偏高。因此,短期看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提高起征点。长期看,应不断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加大处罚力度和威慑力,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 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他认为,当前中央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间,应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因资金配套不足,导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闲置,急需盘活几万亿的国库资金。同时财政资金碎片化使用,如果集中力量办大事、补短板,也有改善的空间”。 其分析称,短期看,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聚焦基础设施这一突出的短板,保持有效的投资力度,促进内需扩大。长期看,需要加快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减少市场化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环保、扶贫等公共领域的支出,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我国可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存在所谓的资源约束。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我们实施财政政策的资源约束比较大,但实际上来说,你是要平衡财政还是功能财政?”,徐忠反问。 徐总总结道,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应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宏观调控应当在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中更好地权衡,更加侧重于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11月20日 14:46
楼继伟请回答:增值税怎么不是企业的直接负担?
楼继伟请回答:增值税怎么不是企业的直接负担?

  增值税怎么不是企业的直接负担? 作者 唐大杰 2018年财新峰会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说:“北欧高福利实现了可持续,是因为他们的增值税税率达到了20%以上,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降下来,这样企业仍旧很有竞争力。因为增值税,其实并不是企业的负担,最终由消费者负担。”(详见报道“楼继伟谈积极财政:中央地方财政扩张空间不大 应减税”)意思是高额的增值税对企业不增加负担。看来增值税可转嫁、不是企业负担这样粗糙的论断已经深入人心。 一般的税收理论认为,增值税实行税款抵扣制,纳税人在进货时须代垫进项税金,在销货时由购货方代垫销项税金,均以不含税的销售净额为税基;一般认为,纳税人的销项税金可用进项税金抵扣,而交纳剩下未抵扣部分。增值税由于实行价外征收,税款和商品价格分开,消除了原来增值税对成本、利润、价格的影响,体现了增值税独特的转嫁性质。消费者是击鼓传花的最后环节,企业把税负交给了消费者,因而增值税不是企业的负担。 笔者从事企业管理多年,在我看来,增值税毫无疑问是企业负担,而且是一项直接负担。现阐述理由如下。 一、抵扣不完整和不能抵扣的增值税是企业的直接负担 一般的税收学者多数是从税收的抽象概念来理解税负问题,比较多地从国家立场看待税收政策的社会后果。税收是国家筹措用于公共服务的经费,是国家强力的主要工具之一。因此学者们很少从税负承担者——纳税人角度分析,这样的立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税收负担问题必须从纳税人角度分析,才能找得到认识问题的途径。从企业角度看,出自于企业的每一分成本每一毛费用,都是企业的负担。 前言中说道,纳税人的销项税金可用进项税金抵扣,而需交纳剩下未抵扣部分,计算所得增值部分的税金是企业的直接负担。在税务系统内,有一个行业平均税负率被普遍用于征管指标。比如制造业的增值税率是16%,平均税负率是2%-3%;酒店业的增值税率是10%,平均税负率是5%左右;零售业的增值税率是16%,平均税负率可能不到1%……这在基层税务部门是个不公开的惯例。很多地方以这个平均税负率来衡量企业缴税行为,以销售额测算实缴税金低于平均税负率,则会进入关注名单,税务机关会重点关注这个企业的经营行为,以防偷税漏税行为。 打个比方,可乐生产厂生产一罐可乐的成本构成是:原材料(水和浓缩液)0.6元,罐子成本0.55元,生产加工0.15元,直接成本合计1.30元。如果销售的出厂价为1.50元,厂商需缴纳增值部分(0.20元)16%的增值税0.032元,实际税负率为2.13%。这部分税金是企业的直接负担。 增值税成为企业直接负担还有另外两个因素。 第一是企业在生产周期(从原材料到产成品)内的产品和在途、库存产品造成了企业预付增值税的资金成本和流动压力,企业需要为这部分产品垫付增值税,由此产生的资金成本是企业的负担。垫付增值税占用流动资金,导致的流动资金压力也成为企业负担(请注意,占用流动资金,实际造成资金流动性的压力,压力虽难以量化为成本,也是负担的一种)。 第二是,有些产品滞销就要报废,有些产品在运输、消费过程中造成的损耗也要报废销账,这部分产品垫付的增值税无法得到抵扣,完全由企业承担,这部分增值税也是企业的直接负担。 二、增值税是一项企业成本 增值税和生产企业的进货成本、物流成本、劳动力成本、管理费用等都将进入成本核算,成为产品定价的基础。 产品到了最后一关——销售,企业会把实际税负计入成本,制定价格策略。零售企业在核算可乐的单位成本是这么算的:采购价是2元,税是0.03元(实际税率1.5%),商场管理费平均是0.12元,人员工资是0.10元,那么商场销售价格一定要超过2.25元。在成本核算和产品定价时,税和采购成本、管理费用被视为产品的成本费用,都要纳入成本核算中。当以2.5元销售一罐可乐时,这些成本都“转嫁”给了消费者,学者们会不会觉得产品的采购成本、管理费用、人员工资都不是企业的负担呢?如果采购成本是企业负担,管理费用是企业负担,那怎么论证税金就不是企业的负担呢? 三、价格由市场决定 所谓成本的转嫁,其实是个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企业竞争力强,营利能力就强,包括税金在内的成本费用都得以顺利转嫁给下游购买者。换句话说,只要企业有利润,其税金就能转嫁。 税金是企业成本核算的一个因素,与其他直接成本没有差异。能否转嫁、转嫁多少与企业的经营能力和市场机制有关。 市场经济下企业的定价模式有三大类:成本导向定价法、企业需求导向定价法和竞争导向定价法。总的原则是,企业的产品定价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也就是说,同样的产品,你很难比竞争对手定价更高。也就是说,在市场竞争状态下,成本导向、企业需求导向的定价原则都难以实现。 如果隔壁商场的同款可乐只卖2元,你的销售不可避免地出现压力,恐怕降价销售在所难免,短暂性亏损也是必然的。在充分市场竞争环境下,经常发生“恶性竞争”,导致企业亏损等这样的有违常理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企业有时连原材料成本都收不回来,还谈何转嫁税收负担。 也就是说,在供给充足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才是决定企业销售、转嫁成本的关键。“客户即上帝”不是一句虚言。 四、只有从企业角度才能理解税负问题 综上所述,成本能否转嫁与它是不是企业负担不是同一个问题。 长平经济论坛主任王长勇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马驮着货物走,到目的地会卸下,说货物对马没形成最终负担,说不通。他说:“增值税销项抵进项前,税额就是企业的负担,沉淀在税额中的资金和劳动都有成本。”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说,我历来不同意“税负转嫁”理论。我赞成间接税是由购买者和销售者分别承担的。分担比例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弹性。 企业把增值税和企业生产成本、管理费用一起作为组成产品成本的一部分进行定价,成本多少、利润高低因企业的经营状况、竞争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总之,没有站在纳税人——企业角度看问题,就感受不到增值税之重,更感受不到其压在企业肩膀上的负担之痛。抽象研究税收负担的转嫁是得不到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只有接近实体经济,多一个维度(企业)思考,研究微观的税收问题,才能理解有温度的现实问题。 五、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认为:增值税肯定可以算企业税负,多少而已。价税分离只是会计处理方法。对企业来说,利润分配之前的所有税费都是成本费用。 著名税收专家、中南财大教授庞凤喜认为,从企业税收负担的维度看,尽管包括增值税在内的间接税以期可转嫁性为表征,然而,税负能否实质性转嫁给下游企业或消费者,则取决于企业税负转嫁能力的强弱,即便税款能完全转移,也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企业资金的流动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值税转嫁理论不攻自破。 增值税是构成企业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原材料、人力成本一样成为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企业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既有营利获益的机会,也有“割肉放血”的止损现象,增值税在企业经营中既可以消弭在销售中,也可能成为企业的一项损耗,成为影响企业营利的因素。成本能否转嫁与它是否企业负担不是同一个问题。当然,增值税率的高低也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营利能力和竞争力,这是下一个话题。 增值税转嫁论的逻辑起点已经错误,其推论过程充满瑕疵,应该退出理论舞台了吧。 (本文关于可乐的生产、销售的数据并非真实数据。) 作者为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详情]

徐忠又开怼:最近关于中国经济讨论存在一个明显误区
徐忠又开怼:最近关于中国经济讨论存在一个明显误区

   央行徐忠又开怼: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存在一个明显的误区 徐忠在财新峰会上的演讲 一、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不能混为一谈 2015年以来,我们根据形势的变化,推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长期政策举措,“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过剩产能逐步化解、房地产库存有序下降、宏观杠杆率企稳、综合成本稳步降低、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补短板取得突破,重大风险点得到有效控制和化解。 近期,中国经济内外部压力有所增大。外部看,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中美经济周期分化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内部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一些风险点逐渐显现。如何稳定预期,稳定国内总需求,以国内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需要抓住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当前需要以改革的思路进行需求管理,有效的需求管理也是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环境。 最近我看到一些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把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混为一谈。我想从一些基本概念出发,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进行分析。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需求管理?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很有必要回到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看看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是怎么说的。 1933年12月31日,凯恩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凯恩斯在文章中说,罗斯福总统“肩负着复苏与改革的双重使命——从经济衰退中复苏,以及完成那些本来早应完成的事项和社会改革”。但凯恩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复苏(Recovery)和改革(Reform)不能相互混淆:一方面,对复苏而言,速度和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即使是明智和必要的改革,在某些方面也可能阻碍复苏以及使复苏复杂化,因为改革可能会打乱商业世界的信心,并削弱其现有的行动动机。因此,凯恩斯认为,复苏和改革措施之间应该有一个先后次序,改革措施不能被混淆为复苏措施。当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复苏措施应优先于改革措施。凯恩斯在文中明确提出,“应予以优先考虑的政策是进行大规模基于借贷的政府支出”,他进一步提出,“我倾向于优先考虑那些可以大规模快速成熟运作的项目,例如修铁路。其目的就是要启动复苏”。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本上秉承了凯恩斯的建议,通过“缓解(Relief)、复苏(Recover)、改革(Reform)”三部曲走出危机,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强而有力的需求管理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复苏,为之后的改革和再平衡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需求管理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当经济周期下行时,复苏应当优先于改革。只有在经济正常运行之后,才能有效地推动改革,不能为改而改,操之过急。这就好比是一个需要手术的病人,应当首先保证病人身体情况好转,有足够的体力,才能进行手术。结构性改革就是经济的手术,而需求管理就是维护经济稳定、补充体力,这是结构性改革、做手术的前提。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习惯于将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混为一谈? 我理解,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作为转轨国家,相关体制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宏观调控宽泛化,事实上同时承担了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一些改革甚至以行政式的调控手段加以推进。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权衡,表现为宏观调控对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权衡。 宏观调控的宽泛化。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宏观调控,有明确的表述:“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从字面上看,规划引导下的四大宏观调控政策,指向非常清楚。但汉语的博大精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因为里面有一个“等”字。于是乎,由各个部门牵头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都被纳入到这个“等”字中间来。甚至一些本应保持稳定的法律、规章、制度也被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监管政策,等等等等,都被赋予了宏观调控的职能。例如大家非常关注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借助于行政干预手段,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市场上称之为“五限谱”,其威力一点不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调控的外延被无限扩大了。 宏观调控承担结构性改革目标,必然要与短期需求管理目标进行权衡,关键在于对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如果过度侧重短期目标,就会出现“大水漫灌”、过度刺激。比如曾经一段时间我国过于宽松的宏观政策导致“三期叠加”。而如果过度侧重中长期改革目标,以行政性调控手段推进结构性改革,又会“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放大改革的短期阵痛,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影响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要平衡好二者的关系,就必须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的主要矛盾,妥善施策。 第三个问题: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召开会议,提出了“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这一重要判断,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环境明显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而且这一趋势在2019年还将延续。 应当充分认识到,经济下行压力既有经济增长转型的客观因素,也有前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主观因素。从客观因素看,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些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比如过去高增长的需求结构是靠排浪式、低质、低价的消费去支撑,现在这种需求结构已经转变;又比如供给条件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15-59岁劳动力人数开始下降,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正在减弱。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相当部分是前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主观因素影响更为显著。 前一阶段政策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在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同时,未考虑补短板的基建资金缺口,基建投资迅速下跌;房地产市场存在“补库存”压力下,通过限制政策打击投机需求,但也误伤了合理的改善型住房需求;行政性去产能更多是去产量改善中上游行业盈利,运动式加强环保加大企业负担,很多有效率民营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一些宏观政策缺乏统筹,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导致“合成谬误”,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及国有企业、财税体制、市场准入等深层次改革迟迟未能有效推进,政策预期不稳,市场信心不足。 因此,当前我国宏观调控应当更好地平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更加侧重于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应有两层涵义。 一是强调改革思维,具有稳定经济和促进需求作用的改革措施要加快出台。比如具有减税效果的税制改革,为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从而提升其放贷能力的政策措施等。 二是改进工作方式,加强宏观政策、改革措施的统筹协调。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充分评估政策的潜在影响,避免“一刀切”;加强政策协调,避免政策效应同向叠加、用力过猛;政策执行要激励相容,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 下面,我想从总需求和宏观经济政策两个角度进一步分析大家关心的问题。 二、需求管理的难点和重点 应当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内需足,具备维护经济稳定并深化改革的条件和基础。 一是国内消费体量增长、结构优化,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二是产业链完整,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三是地域广阔,不同地区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在国内统一市场下能优势互补、梯度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回旋余地大。四是改革红利潜力大,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解放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质量不断改善。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城市化尚有巨大潜力,我想先重点分析总需求中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一)房地产投资与房地产调控 目前的房地产调控已经实行了2年多,成效明显。一二线城市政策环境严厉,呈现出限购、限贷、限售、限价、限商的五限格局,房价上涨得到有效的抑制,市场上一些投机需求被挤出,维护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市场基本定位。同时,政策的紧缩效应逐步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不断放缓。2018年,“金九银十”的市场规律被打破,9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3.6%,10月同比下降3.1%。10月当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增长7.7%。增速连续三个月下降,相比7月高位时的13.2%下滑将近一半。 短期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保持紧调控态势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要增加住房供给,更好地满足住房刚需。一、二线城市的人口流入带来了住房刚性需求的自然增长。通过扩大土地供应,引导开发商增加住房供给,既有效满足住房刚需,尤其是改善型住房需求,又平抑房价上涨的压力。住房供给增加也有助于房地产开发商出清库存,拉动房地产投资,缓解投资增速放缓带来的增长压力。可考虑一是缓解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压力,增强供给能力。二是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有利于开发商利用长期资金推动租售并举。 长期看,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一是以市场化为导向改革完善土地制度,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土地计价交易统一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占补平衡。二是推动房地产税试点,先推动小范围试点不会对全国情况有太大的影响。房地产税应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之一,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三是推动落实“租售同权”,房产与户籍等行政属性逐步剥离,使房产真正回归居住需求。当然要真正降低房产在居住需求之上的附加价值,还需户籍制度、教育资源分配等相关领域的改革相配合。 (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收紧过快,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多。今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堵后门”力度大大增强。今年3月,财政部今年上半年发布《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8〕23号)文件,以出资人身份约束金融机构向地方政府、国有企业、PPP以及地方融资平台提供资金的行为。今年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办法》两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行为。堵后门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开前门”的力度太小,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加剧经济下行压力。财政预算中安排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远低于现实中的合理需求。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中国2018年“增扩的赤字(实际赤字率)”为10.7%。即使将地方专项债券纳入计算,2018年预算安排的名义赤字率仅有4%。一些需要补短板的基础设施项目出现了较大投资缺口,2018年10月,不含电力的基建投资累计增速降至3.7%。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多,是整体投资增速放缓的一大原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来可控,要警惕处置风险的风险。分析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核心应是净资产而非债务规模。地方政府在“右手”举债的过程中,“左手”资产端也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优质资产。这些高质量的资产,如土地、国有企业股权等,完全可以覆盖现有的债务,净资产充足,只是缺乏资产变现用于债务偿还的渠道。IMF在今年10月的《财政监督》报告中也分析指出,中国政府的净资产是充足的。而一旦清理地方隐性债务节奏过快、操之过急的话,经济下行压力会滋生地方政府资产价格下降压力,使得地方政府资产面临“火线出售”(Fire Sale)的危险,导致净资产减少,演变成处置风险的风险。 短期看,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前门要开够大,要允许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市场化举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从地方政府债务现状看,各地风险状况不一样,有的地方负债较高,需要硬化预算约束,有的地方净资产充足,尚有举债空间,不能一概而论。从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看,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 人口尚在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和经济发展较好区域还有大量基建投资需求和潜力,不应“一刀切”。 长期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没有理顺是地方政府债务背后的体制根源,应从完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入手。一是建立“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税收权、一级举债权”体系,各级政府的财政相对独立、自求平衡,放松中央政府对债务额度的行政性约束,提高地方政府举债额度,彻底打开地方政府规范融资的“正门”,避免“一收就死”。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积极推动房地产等地方税种试点,稳定地方财力和财权。二是建立有效的市场化约束机制,避免“一放就乱”。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债务信息的透明度,更多发挥金融市场的约束作用。发挥地方人大的约束作用,由地方人大自主决定发债的额度、期限和利率。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传统领域,我国在绿色发展、5G技术、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面临新的快速增长的需求。要将这些领域培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就必须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降低市场准入壁垒,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坚持国有企业“竞争中性”,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等。 三、以改革思路处理好需求管理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 (一)货币政策的短期应对与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 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刺激增长的局限性。对于经济这辆大车,货币政策的作用有如“绳索”,“抑制过热”的效果强于“推动增长”。货币政策是通过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并经由金融体系传导至实体经济的宏观政策。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长,见效慢,刺激力度受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影响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通常不是稳增长的第一选择。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重点应是维护适宜的货币环境。 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逐步成为主要驱动因素,与投资和制造业相比对资金的依赖度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数量指标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明显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所测度的融资供给,不在提振实体经济上想办法,不仅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还会加剧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长期来看,潜在GDP增速明显下降,通胀环境更加稳定,放开管制后利率缺口逐渐收窄,支付技术迅猛发展,较过去更低的M2增速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因此,应逐步淡化数量指标,同时进一步强化利率、汇率等价格机制的作用。 货币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和监管政策。货币政策以金融机构为传导中介,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监管政策直接作用于金融机构,直接影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今年以来,金融监管政策加强,随着影子银行体系收缩、表外回表,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资本充足率面临压力,信贷投放明显放缓,货币乘数下降,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显著。从实体经济的感受看,是正规金融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同时收紧。 短期看,去杠杆背景下,应着力缓解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压力,恢复并增强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一是拓宽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的渠道;二是通过资产证券化缓解金融机构资本金压力;三是引导银行加强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 长期看,为适应经济增长转型的要求,金融体系应从过去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转向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结合我国大银行主导、中小银行体系尚不健全、直接融资占比仍然较低的实际情况,改革完善金融体系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健全中小银行体系,丰富金融供给的层次,更好地满足中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二是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三是大型商业银行在一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较好的县市的分支机构,可以考虑通过引进民营资本和外资,改造成大型商业银行的子行,作为独立法人实现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专业化经营。四是探索“主办银行制”,主办银行通过与小微企业建立股权、资金往来等方面的紧密关联,有效改善融资双方的信息生产、信息处理和信息流通,提升融资可得性。 (二)财政政策的空间和财税体制改革方向 一段时间以来,财政部门聚力增效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深入推进增值税改革、加快推进个税改革、降低企业非税负担、规范地方政府债务,成绩突出、有目共睹。当前形势下,更好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比如,有人认为增值税其实并不是企业的负担,最终由消费者负担,降低增值税对企业的影响较小,减税应重点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的边际税率。对这些问题应作仔细深入的分析。 一是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不算高,主要是社保缴费负担较重。 在关于宏观税负的讨论中,以GDP为分母,分子通常会出现三种口径。一是“窄口径税负”,只包括税收本身。2017年,中国的窄口径税负率为17.5%,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26.2%低8.7个百分点。二是“中口径税负”,包括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和社保负担三块。2017年,中国的中口径税负率为27.9%,比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36%低8.1个百分点。三是“大口径税负”,包括税收收入、非税收入、社保缴费收入以及土地出让金等国有资产处置收入。2017年,中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率为37.3%,比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42.4%低5.1个百分点。 目前,我国五项社会保险缴费合计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社保缴费占48.8个百分点,是负担最重的一项。历史来看,我国出台社保养老制度时恰逢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脱困,当时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度,即当期的工作人群缴费,用于支付当期的退休人员养老金。最早适用新办法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在工作期内没有缴纳过养老金,“视同缴费”政策的财务负担完全转嫁给了实行新制度之后的在职人员。新旧制度转换形成了巨额的历史欠账,并且政府没有承担制度转轨成本。为了满足养老金给付需求,不得不给在职人群制定较高的费率标准,导致养老金费率难以下调。 短期看,社保费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社保缴费是目前企业广义税负中负担最重的一环,降低社保费率对企业“降成本”的影响非常显著。长期看,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将养老金筹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为基金积累制,做实个人养老账户,使账户产权更为清晰,实现“多缴多得”的正向激励,调动个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同时加大国有资本划转社保的力度,弥补养老金历史欠账,保证社保基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性。以养老基金持有国有企业股权,有利于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也可避免少数国家在国有企业相关议题上对我国的指责。 二是增值税理论上不构成企业负担,但中国的增值税税制存在扭曲,导致企业的税负感较重。 在真正的增值税制度下,增值税表面上由企业缴纳,但是企业可以通过商品定价,将税负转嫁给最终消费者。因此,世界银行在计算各国“总税率”指标时,并不包括增值税。在中国的增值税征管实践中,增值税抵扣链条没有彻底打通,进项税抵扣不足,企业无法充分转嫁。比如,2016年5月全面实施营改增后,金融业已经被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但借款利息不许抵扣进项税,下游制造业企业依然不能抵扣贷款利息所含的增值税。再如,营业税的征管有一定的弹性,但增值税征管有上下游企业的交叉对比制衡机制,管理更加严格。原先一些小微企业不交税,现在必须缴纳增值税,否则不能给需求方开具增值税抵扣凭证,业务会受到影响。最终结果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减税,小微企业税负增加了。 因此,短期看,增值税调减对企业税负仍有实质性影响,有下调的必要性。长期看,应推动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税制中存在的扭曲效应,使增值税成为真正对企业“中性”的税收。 三是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结构不合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太重。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理论上应该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体,将中低收入群体尽可能排除在外。比如,美国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达到39.3%,远高于中国8%的占比,但是有45%的人完全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在荷兰,仅有20%的人口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中国的情况是,2016年,纳税人数量已经占到城镇职工人数的82%,中低收入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税负偏重。相反,一些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没有做好,该收的税没收上来。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导致中低收入群体适用的起征点过低、税率偏高。 因此,短期看,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起征点。长期看,应不断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加大处罚和威慑力,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 四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 当前我们应该汲取欧洲经济复苏中的教训,国际金融危机后欧元区由于财政体制存在缺陷,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发力不足,拖累了经济复苏,现在复苏之后,又导致经济增长势头不稳固。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传导路径短、见效快、力度较强,能有效支撑经济增长。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空间充足,财政政策力度主要是受中央财政赤字安排偏低的约束,中央财政赤字仍有扩大的空间。应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因资金配套不足,导致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闲置,亟需盘活几万亿国库资金。同时,财政资金碎片化使用,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补短板也有改善空间。 短期看,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聚焦基础设施领域突出短板,保持有效投资力度,促进内需扩大。当然,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走“大水漫灌”的老路,而是要以改革的思维,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致力于补短板、扩内需。 长期看,则需要加快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可市场化的基建项目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环保、扶贫等公共领域的支出,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有一个过程,财政支出从过去主要支持基础设施等建设领域,转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也需要一个过程。短期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仍有空间和潜力,不应对补短板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刀切”,要允许财政支出结构平稳、逐步地转变,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增长动能新旧切换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 总之,我国可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存在所谓的资源约束。从凯恩斯定理引申来看,需求创造供给。财政支出不仅增加投资,也会增加储蓄,不受当前储蓄水平的制约。当然,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条件下,财政支出如何充分融资,财政债券如何有效发行,财政防风险如何安全控制,这些技术问题应该也必须深入研究。但算大帐,财政支出具有“自我融资”的功能,并不存在储蓄资源约束财政空间的问题。 综上,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应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宏观调控应在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之间更好地权衡,更加侧重于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当然,还需强化宏观政策统筹协调,避免政策不协调、效应同向叠加,有序推进各项宏观政策和改革。 本文为作者在财新峰会的演讲 (本文作者介绍: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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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讯 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谈到近期政府纾困措施时表示,应秉持竞争中性的原则。 朱云来表示,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和企业都有了相当雄厚的基础,因此需要有策略的发展,不必太着急,“如果你做得太快,有些东西做得可能有问题,对未来也会产生风险”。他表示,有些企业的经营出现问题,还要去救的话,有可能不但没救好,而且把原来做得好的企业也都拉下来了,“还是得要强调由市场来决定经济的走向”。 当主持人追问,所谓的“救”是否指“救民企”时,朱云来回答,与所有制没有关系,应保持竞争中性。“因为你过去做的各种投资决策的错误,进入了困难状态,政府再拿钱来救。那救了你,为什么不救别人?这就产生了不公平”。 朱云来补充,“关键也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给了钱能救(成功),就好了,问题是给了钱以后,既然是做错了,现在还给我钱来救,如果再做错,还能给我钱?这不是也变成了挣钱的方法了吗?”[详情]

徐忠: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 将加剧物价上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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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新闻】 徐忠: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不能混为一谈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稳定经济形势就需要抓住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因此,当前需要以改革的思路进行需求管理,有效的需求管理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环境的基础。 什么是需求管理?徐忠认为,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本上秉承了凯恩斯主义,通过救济、复苏、改革三部曲走出危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强而有力的需求管理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复苏,为之后的改革和再平衡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需求管理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当经济周期下行时复苏应当优先于改革。只有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才能有效地推动改革,不能为改而改、操之过急。 但人们总是习惯于将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混为一谈。这主要是因为作为转轨国家,我国的相关体制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宏观调控宽泛化,市场投资承担了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的双重任务,一些改革甚至以行政式的调控手段加以推进,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权衡表现为宏观调控对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权衡。 徐忠认为,各个部门牵头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被纳入了宏观调控当中,甚至一些本应该保持稳定的法律、规章、制度也被作为了宏观调控的手段,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监管政策都被赋予了宏观调控的职能。“例如大家非常关注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借助于行政干预手段,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市场上称之为五限谱,其威力一点也不亚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宏观调控的外延被无限扩大”。 “要平衡好两者的关系,就必须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的主要矛盾,妥善施策”,他强调。 那么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召开会议,提出了“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这一重要判断,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环境明显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而这一趋势在2019年还将延续。 “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主观因素影响更为显著”,徐忠强调,“前一阶段的政策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在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同时,为考虑补短板的基建资金的缺口,基建投资迅速下跌。房地产市场存在补库存的压力下,通过限制政策打击投机需求,当然也误伤了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行政性去产能更多地是去产量,改善中上游行业的盈利。运动式的加强环保,加大企业的负担,很多有效率的民营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一些宏观政策缺乏统筹,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徐忠认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应当更好地平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更加注重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在谈到房地产投资时,徐忠分析称,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成效明显,一二线城市政策环境严厉,呈现出“五限”格局,房价上涨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时政策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不断下滑。“短期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保持紧调控态势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调控措施误伤了一些有效的需求。因此,我们同时应该增加住房的供给,更好地满足住房的刚需”。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徐忠分析称,地方政府债务收紧过快,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多。今年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办法》两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行为,堵后门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开前门的力度太小,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财政预算安排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远低于现实中的合理需求”。他强调,地方政府右手举债的过程中,左手资产端也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优质资产,这些高质量的资产,土地、国有企业股权等完全可以覆盖现有的债务,只是缺乏资产变现用于债务偿还的意愿和渠道。 他建议,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应允许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化举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人口尚在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还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和潜力,不能一刀切”。 徐忠指出,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传统领域,我国在绿色发展、5G技术、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面临新的快速增长的需求,要将这些领域培育发展成为中国新的增长点,就必须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降低市场准入的壁垒,坚持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 在谈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徐忠强调,应以改革的思路处理好需求管理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货币政策是通过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并且经过金融体系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宏观政策。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长、见效慢,刺激程度受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影响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通常不是稳增长的第一选择。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维护适宜的货币环境。 第二,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在其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逐渐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与投资和制造业相比,对资金的依赖度比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数量指标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明显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的融资供给,而不在提振实体经济上想办法,不仅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还会加剧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    第三,货币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和监管政策。今年以来,金融监管政策加强,随着影子银行体系的收缩,表外回表,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资本充足率面临压力,信贷投放明显放缓。货币下降,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显著。从实体经济的感受看,是整个金融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同时缩窄。短期看去杠杆背景下应着力缓解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压力,恢复并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长期看为适应经济增长的转型,金融体系要从过去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转向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徐忠认为,针对我国大银行多,中小银行少,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实际情况,完善金融体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应该健全中小银行体系。二是应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三是大型商业银行在一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比较好的先设分支机构。四是可以探索主干银行制度。 在谈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财税体制的改革方向时,徐忠认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宏观税负不算高,主要是社保缴费的负担较高。目前我国的五项社会保险缴费合计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社保缴费占48.8个百分点,是负担最重的一项。 徐忠表示,短期看社保费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社保税率是目前企业广义税负中负担最重的一块,降低社保费率对企业降成本的影响非常显著。长期看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将养老金投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为基金积累制,做实个人养老账户,使账户产权更为清晰,实现多角度的正向激励,调动个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同时应加大国有资本管理社保的力度,弥补养老金的历史欠账,保证社保基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性,以养老基金持有国有企业股权,也有利于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同时还可以避免少数国家在国有企业相关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 第二,在徐忠看来,增值税理论上不构成企业的负担,但是中国的增值税税制存在扭曲,导致企业的税负感较重。目前的结果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减税,小微企业税负增加。因此,短期看增值税调节对企业负担仍有实质性影响,有下调的必要性。长期看应推动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税制中存在的扭曲效应,使增值税真正成为真正对企业中性的税收。 第三,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结构不合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太重。徐忠称,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理论上应该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体,将中低收入群体尽可能排除在外。但我国2016年纳税人数量已经占到城镇职工人数的82%,中低收入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税负偏重。相反高收入群体该收的税没有收上来,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导致中低收入群体适用的起征点过低,税率偏高。因此,短期看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提高起征点。长期看,应不断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加大处罚力度和威慑力,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 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他认为,当前中央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间,应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因资金配套不足,导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闲置,急需盘活几万亿的国库资金。同时财政资金碎片化使用,如果集中力量办大事、补短板,也有改善的空间”。 其分析称,短期看,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聚焦基础设施这一突出的短板,保持有效的投资力度,促进内需扩大。长期看,需要加快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减少市场化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环保、扶贫等公共领域的支出,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我国可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存在所谓的资源约束。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我们实施财政政策的资源约束比较大,但实际上来说,你是要平衡财政还是功能财政?”,徐忠反问。 徐总总结道,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应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宏观调控应当在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中更好地权衡,更加侧重于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详情]

杨燕绥:基本养老保险一定要中央统筹 不能地方来搞
杨燕绥:基本养老保险一定要中央统筹 不能地方来搞

  2018年11月17日-20日,第9届财新峰会年会《全球共探路》在北京召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指出“基本养老保险一定要中央统筹,不能地方来搞,不管多大困难都必须这么做。” 她认为,养老金运营管理需有统一的法律和平台,“不管银行、保险还是基金,各自都要按照信托的原则来表现他们的才能,打造出统一的国家养老金运营机制,我觉得这是金融创新。” 随着老龄化越来越严峻,企业和个人养老储蓄将越来越重要。 杨燕绥还说,中国养老金管理需要夯实费基,降低费率。“28%费率征上来其实不到18%,所以现在就一句话:实费基,降费率。”她指出,1998年的下岗职工“视同缴费”政策,后续财政没有补上,财政需要补买单。[详情]

央行徐忠:个税结构不合理 中低收入群体税负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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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忠称,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理论上应该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体,将中低收入群体尽可能排除在外。但我国2016年纳税人数量已经占到城镇职工人数的82%,中低收入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税负偏重。相反高收入群体该收的税没有收上来,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导致中低收入群体适用的起征点过低,税率偏高。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稳定经济形势就需要抓住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因此,当前需要以改革的思路进行需求管理,有效的需求管理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环境的基础。 什么是需求管理?徐忠认为,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本上秉承了凯恩斯主义,通过救济、复苏、改革三部曲走出危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强而有力的需求管理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复苏,为之后的改革和再平衡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需求管理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当经济周期下行时复苏应当优先于改革。只有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才能有效地推动改革,不能为改而改、操之过急。 但人们总是习惯于将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混为一谈。这主要是因为作为转轨国家,我国的相关体制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宏观调控宽泛化,市场投资承担了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的双重任务,一些改革甚至以行政式的调控手段加以推进,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权衡表现为宏观调控对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权衡。 徐忠认为,各个部门牵头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被纳入了宏观调控当中,甚至一些本应该保持稳定的法律、规章、制度也被作为了宏观调控的手段,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监管政策都被赋予了宏观调控的职能。“例如大家非常关注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借助于行政干预手段,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市场上称之为五限谱,其威力一点也不亚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宏观调控的外延被无限扩大”。 “要平衡好两者的关系,就必须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的主要矛盾,妥善施策”,他强调。 那么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召开会议,提出了“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这一重要判断,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环境明显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而这一趋势在2019年还将延续。 “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主观因素影响更为显著”,徐忠强调,“前一阶段的政策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在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同时,为考虑补短板的基建资金的缺口,基建投资迅速下跌。房地产市场存在补库存的压力下,通过限制政策打击投机需求,当然也误伤了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行政性去产能更多地是去产量,改善中上游行业的盈利。运动式的加强环保,加大企业的负担,很多有效率的民营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一些宏观政策缺乏统筹,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徐忠认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应当更好地平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更加注重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在谈到房地产投资时,徐忠分析称,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成效明显,一二线城市政策环境严厉,呈现出“五限”格局,房价上涨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时政策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不断下滑。“短期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保持紧调控态势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调控措施误伤了一些有效的需求。因此,我们同时应该增加住房的供给,更好地满足住房的刚需”。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徐忠分析称,地方政府债务收紧过快,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多。今年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办法》两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行为,堵后门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开前门的力度太小,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财政预算安排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远低于现实中的合理需求”。他强调,地方政府右手举债的过程中,左手资产端也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优质资产,这些高质量的资产,土地、国有企业股权等完全可以覆盖现有的债务,只是缺乏资产变现用于债务偿还的意愿和渠道。 他建议,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应允许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化举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人口尚在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还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和潜力,不能一刀切”。 徐忠指出,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传统领域,我国在绿色发展、5G技术、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面临新的快速增长的需求,要将这些领域培育发展成为中国新的增长点,就必须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降低市场准入的壁垒,坚持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 在谈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徐忠强调,应以改革的思路处理好需求管理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货币政策是通过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并且经过金融体系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宏观政策。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长、见效慢,刺激程度受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影响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通常不是稳增长的第一选择。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维护适宜的货币环境。 第二,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在其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逐渐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与投资和制造业相比,对资金的依赖度比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数量指标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明显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的融资供给,而不在提振实体经济上想办法,不仅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还会加剧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    第三,货币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和监管政策。今年以来,金融监管政策加强,随着影子银行体系的收缩,表外回表,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资本充足率面临压力,信贷投放明显放缓。货币下降,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显著。从实体经济的感受看,是整个金融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同时缩窄。短期看去杠杆背景下应着力缓解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压力,恢复并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长期看为适应经济增长的转型,金融体系要从过去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转向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徐忠认为,针对我国大银行多,中小银行少,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实际情况,完善金融体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应该健全中小银行体系。二是应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三是大型商业银行在一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比较好的先设分支机构。四是可以探索主干银行制度。 在谈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财税体制的改革方向时,徐忠认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宏观税负不算高,主要是社保缴费的负担较高。目前我国的五项社会保险缴费合计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社保缴费占48.8个百分点,是负担最重的一项。 徐忠表示,短期看社保费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社保税率是目前企业广义税负中负担最重的一块,降低社保费率对企业降成本的影响非常显著。长期看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将养老金投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为基金积累制,做实个人养老账户,使账户产权更为清晰,实现多角度的正向激励,调动个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同时应加大国有资本管理社保的力度,弥补养老金的历史欠账,保证社保基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性,以养老基金持有国有企业股权,也有利于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同时还可以避免少数国家在国有企业相关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 第二,在徐忠看来,增值税理论上不构成企业的负担,但是中国的增值税税制存在扭曲,导致企业的税负感较重。目前的结果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减税,小微企业税负增加。因此,短期看增值税调节对企业负担仍有实质性影响,有下调的必要性。长期看应推动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税制中存在的扭曲效应,使增值税真正成为真正对企业中性的税收。 第三,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结构不合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太重。徐忠称,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理论上应该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体,将中低收入群体尽可能排除在外。但我国2016年纳税人数量已经占到城镇职工人数的82%,中低收入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税负偏重。相反高收入群体该收的税没有收上来,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导致中低收入群体适用的起征点过低,税率偏高。因此,短期看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提高起征点。长期看,应不断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加大处罚力度和威慑力,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 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他认为,当前中央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间,应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因资金配套不足,导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闲置,急需盘活几万亿的国库资金。同时财政资金碎片化使用,如果集中力量办大事、补短板,也有改善的空间”。 其分析称,短期看,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聚焦基础设施这一突出的短板,保持有效的投资力度,促进内需扩大。长期看,需要加快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减少市场化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环保、扶贫等公共领域的支出,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我国可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存在所谓的资源约束。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我们实施财政政策的资源约束比较大,但实际上来说,你是要平衡财政还是功能财政?”,徐忠反问。 徐总总结道,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应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宏观调控应当在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中更好地权衡,更加侧重于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详情]

央行徐忠:社保费率仍有下降空间 增值税有下调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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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看社保费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社保税率是目前企业广义税负中负担最重的一块,降低社保费率对企业降成本的影响非常显著。长期看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将养老金投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为基金积累制,做实个人养老账户,使账户产权更为清晰,实现多角度的正向激励,调动个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稳定经济形势就需要抓住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因此,当前需要以改革的思路进行需求管理,有效的需求管理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环境的基础。 什么是需求管理?徐忠认为,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本上秉承了凯恩斯主义,通过救济、复苏、改革三部曲走出危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强而有力的需求管理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复苏,为之后的改革和再平衡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需求管理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当经济周期下行时复苏应当优先于改革。只有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才能有效地推动改革,不能为改而改、操之过急。 但人们总是习惯于将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混为一谈。这主要是因为作为转轨国家,我国的相关体制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宏观调控宽泛化,市场投资承担了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的双重任务,一些改革甚至以行政式的调控手段加以推进,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权衡表现为宏观调控对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权衡。 徐忠认为,各个部门牵头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被纳入了宏观调控当中,甚至一些本应该保持稳定的法律、规章、制度也被作为了宏观调控的手段,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监管政策都被赋予了宏观调控的职能。“例如大家非常关注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借助于行政干预手段,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市场上称之为五限谱,其威力一点也不亚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宏观调控的外延被无限扩大”。 “要平衡好两者的关系,就必须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的主要矛盾,妥善施策”,他强调。 那么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召开会议,提出了“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这一重要判断,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环境明显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而这一趋势在2019年还将延续。 “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主观因素影响更为显著”,徐忠强调,“前一阶段的政策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在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同时,为考虑补短板的基建资金的缺口,基建投资迅速下跌。房地产市场存在补库存的压力下,通过限制政策打击投机需求,当然也误伤了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行政性去产能更多地是去产量,改善中上游行业的盈利。运动式的加强环保,加大企业的负担,很多有效率的民营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一些宏观政策缺乏统筹,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徐忠认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应当更好地平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更加注重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在谈到房地产投资时,徐忠分析称,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成效明显,一二线城市政策环境严厉,呈现出“五限”格局,房价上涨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时政策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不断下滑。“短期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保持紧调控态势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调控措施误伤了一些有效的需求。因此,我们同时应该增加住房的供给,更好地满足住房的刚需”。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徐忠分析称,地方政府债务收紧过快,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多。今年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办法》两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行为,堵后门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开前门的力度太小,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财政预算安排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远低于现实中的合理需求”。他强调,地方政府右手举债的过程中,左手资产端也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优质资产,这些高质量的资产,土地、国有企业股权等完全可以覆盖现有的债务,只是缺乏资产变现用于债务偿还的意愿和渠道。 他建议,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应允许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化举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人口尚在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还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和潜力,不能一刀切”。 徐忠指出,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传统领域,我国在绿色发展、5G技术、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面临新的快速增长的需求,要将这些领域培育发展成为中国新的增长点,就必须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降低市场准入的壁垒,坚持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 在谈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徐忠强调,应以改革的思路处理好需求管理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货币政策是通过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并且经过金融体系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宏观政策。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长、见效慢,刺激程度受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影响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通常不是稳增长的第一选择。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维护适宜的货币环境。 第二,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在其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逐渐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与投资和制造业相比,对资金的依赖度比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数量指标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明显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的融资供给,而不在提振实体经济上想办法,不仅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还会加剧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    第三,货币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和监管政策。今年以来,金融监管政策加强,随着影子银行体系的收缩,表外回表,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资本充足率面临压力,信贷投放明显放缓。货币下降,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显著。从实体经济的感受看,是整个金融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同时缩窄。短期看去杠杆背景下应着力缓解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压力,恢复并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长期看为适应经济增长的转型,金融体系要从过去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转向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徐忠认为,针对我国大银行多,中小银行少,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实际情况,完善金融体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应该健全中小银行体系。二是应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三是大型商业银行在一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比较好的先设分支机构。四是可以探索主干银行制度。 在谈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财税体制的改革方向时,徐忠认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宏观税负不算高,主要是社保缴费的负担较高。目前我国的五项社会保险缴费合计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社保缴费占48.8个百分点,是负担最重的一项。 徐忠表示,短期看社保费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社保税率是目前企业广义税负中负担最重的一块,降低社保费率对企业降成本的影响非常显著。长期看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将养老金投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为基金积累制,做实个人养老账户,使账户产权更为清晰,实现多角度的正向激励,调动个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同时应加大国有资本管理社保的力度,弥补养老金的历史欠账,保证社保基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性,以养老基金持有国有企业股权,也有利于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同时还可以避免少数国家在国有企业相关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 第二,在徐忠看来,增值税理论上不构成企业的负担,但是中国的增值税税制存在扭曲,导致企业的税负感较重。目前的结果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减税,小微企业税负增加。因此,短期看增值税调节对企业负担仍有实质性影响,有下调的必要性。长期看应推动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税制中存在的扭曲效应,使增值税真正成为真正对企业中性的税收。 第三,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结构不合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太重。徐忠称,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理论上应该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体,将中低收入群体尽可能排除在外。但我国2016年纳税人数量已经占到城镇职工人数的82%,中低收入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税负偏重。相反高收入群体该收的税没有收上来,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导致中低收入群体适用的起征点过低,税率偏高。因此,短期看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提高起征点。长期看,应不断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加大处罚力度和威慑力,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 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他认为,当前中央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间,应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因资金配套不足,导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闲置,急需盘活几万亿的国库资金。同时财政资金碎片化使用,如果集中力量办大事、补短板,也有改善的空间”。 其分析称,短期看,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聚焦基础设施这一突出的短板,保持有效的投资力度,促进内需扩大。长期看,需要加快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减少市场化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环保、扶贫等公共领域的支出,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我国可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存在所谓的资源约束。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我们实施财政政策的资源约束比较大,但实际上来说,你是要平衡财政还是功能财政?”,徐忠反问。 徐总总结道,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应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宏观调控应当在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中更好地权衡,更加侧重于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详情]

徐忠: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 将加剧物价上涨压力
徐忠: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 将加剧物价上涨压力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稳定经济形势就需要抓住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因此,当前需要以改革的思路进行需求管理,有效的需求管理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环境的基础。 什么是需求管理?徐忠认为,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本上秉承了凯恩斯主义,通过救济、复苏、改革三部曲走出危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强而有力的需求管理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复苏,为之后的改革和再平衡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需求管理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当经济周期下行时复苏应当优先于改革。只有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才能有效地推动改革,不能为改而改、操之过急。 但人们总是习惯于将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混为一谈。这主要是因为作为转轨国家,我国的相关体制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宏观调控宽泛化,市场投资承担了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的双重任务,一些改革甚至以行政式的调控手段加以推进,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权衡表现为宏观调控对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权衡。 徐忠认为,各个部门牵头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被纳入了宏观调控当中,甚至一些本应该保持稳定的法律、规章、制度也被作为了宏观调控的手段,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监管政策都被赋予了宏观调控的职能。“例如大家非常关注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借助于行政干预手段,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市场上称之为五限谱,其威力一点也不亚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宏观调控的外延被无限扩大”。 “要平衡好两者的关系,就必须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的主要矛盾,妥善施策”,他强调。 那么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召开会议,提出了“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这一重要判断,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环境明显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而这一趋势在2019年还将延续。 “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主观因素影响更为显著”,徐忠强调,“前一阶段的政策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在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同时,为考虑补短板的基建资金的缺口,基建投资迅速下跌。房地产市场存在补库存的压力下,通过限制政策打击投机需求,当然也误伤了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行政性去产能更多地是去产量,改善中上游行业的盈利。运动式的加强环保,加大企业的负担,很多有效率的民营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一些宏观政策缺乏统筹,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徐忠认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应当更好地平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更加注重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在谈到房地产投资时,徐忠分析称,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成效明显,一二线城市政策环境严厉,呈现出“五限”格局,房价上涨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时政策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不断下滑。“短期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保持紧调控态势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调控措施误伤了一些有效的需求。因此,我们同时应该增加住房的供给,更好地满足住房的刚需”。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徐忠分析称,地方政府债务收紧过快,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多。今年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办法》两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行为,堵后门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开前门的力度太小,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财政预算安排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远低于现实中的合理需求”。他强调,地方政府右手举债的过程中,左手资产端也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优质资产,这些高质量的资产,土地、国有企业股权等完全可以覆盖现有的债务,只是缺乏资产变现用于债务偿还的意愿和渠道。 他建议,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应允许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化举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人口尚在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还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和潜力,不能一刀切”。 徐忠指出,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传统领域,我国在绿色发展、5G技术、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面临新的快速增长的需求,要将这些领域培育发展成为中国新的增长点,就必须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降低市场准入的壁垒,坚持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 在谈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徐忠强调,应以改革的思路处理好需求管理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货币政策是通过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并且经过金融体系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宏观政策。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长、见效慢,刺激程度受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影响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通常不是稳增长的第一选择。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维护适宜的货币环境。 第二,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在其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逐渐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与投资和制造业相比,对资金的依赖度比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数量指标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明显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的融资供给,而不在提振实体经济上想办法,不仅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还会加剧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    第三,货币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和监管政策。今年以来,金融监管政策加强,随着影子银行体系的收缩,表外回表,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资本充足率面临压力,信贷投放明显放缓。货币下降,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显著。从实体经济的感受看,是整个金融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同时缩窄。短期看去杠杆背景下应着力缓解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压力,恢复并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长期看为适应经济增长的转型,金融体系要从过去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转向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徐忠认为,针对我国大银行多,中小银行少,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实际情况,完善金融体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应该健全中小银行体系。二是应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三是大型商业银行在一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比较好的先设分支机构。四是可以探索主干银行制度。 在谈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财税体制的改革方向时,徐忠认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宏观税负不算高,主要是社保缴费的负担较高。目前我国的五项社会保险缴费合计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社保缴费占48.8个百分点,是负担最重的一项。 徐忠表示,短期看社保费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社保税率是目前企业广义税负中负担最重的一块,降低社保费率对企业降成本的影响非常显著。长期看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将养老金投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为基金积累制,做实个人养老账户,使账户产权更为清晰,实现多角度的正向激励,调动个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同时应加大国有资本管理社保的力度,弥补养老金的历史欠账,保证社保基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性,以养老基金持有国有企业股权,也有利于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同时还可以避免少数国家在国有企业相关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 第二,在徐忠看来,增值税理论上不构成企业的负担,但是中国的增值税税制存在扭曲,导致企业的税负感较重。目前的结果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减税,小微企业税负增加。因此,短期看增值税调节对企业负担仍有实质性影响,有下调的必要性。长期看应推动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税制中存在的扭曲效应,使增值税真正成为真正对企业中性的税收。 第三,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结构不合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太重。徐忠称,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理论上应该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体,将中低收入群体尽可能排除在外。但我国2016年纳税人数量已经占到城镇职工人数的82%,中低收入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税负偏重。相反高收入群体该收的税没有收上来,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导致中低收入群体适用的起征点过低,税率偏高。因此,短期看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提高起征点。长期看,应不断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加大处罚力度和威慑力,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 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他认为,当前中央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间,应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因资金配套不足,导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闲置,急需盘活几万亿的国库资金。同时财政资金碎片化使用,如果集中力量办大事、补短板,也有改善的空间”。 其分析称,短期看,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聚焦基础设施这一突出的短板,保持有效的投资力度,促进内需扩大。长期看,需要加快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减少市场化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环保、扶贫等公共领域的支出,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我国可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存在所谓的资源约束。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我们实施财政政策的资源约束比较大,但实际上来说,你是要平衡财政还是功能财政?”,徐忠反问。 徐总总结道,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应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宏观调控应当在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中更好地权衡,更加侧重于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详情]

央行徐忠:财政预算安排的地方债规模远低于合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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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忠分析称,《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办法》两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行为,堵后门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开前门的力度太小,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财政预算安排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远低于现实中的合理需求”。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稳定经济形势就需要抓住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因此,当前需要以改革的思路进行需求管理,有效的需求管理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环境的基础。 什么是需求管理?徐忠认为,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本上秉承了凯恩斯主义,通过救济、复苏、改革三部曲走出危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强而有力的需求管理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复苏,为之后的改革和再平衡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需求管理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当经济周期下行时复苏应当优先于改革。只有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才能有效地推动改革,不能为改而改、操之过急。 但人们总是习惯于将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混为一谈。这主要是因为作为转轨国家,我国的相关体制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宏观调控宽泛化,市场投资承担了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的双重任务,一些改革甚至以行政式的调控手段加以推进,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权衡表现为宏观调控对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权衡。 徐忠认为,各个部门牵头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被纳入了宏观调控当中,甚至一些本应该保持稳定的法律、规章、制度也被作为了宏观调控的手段,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监管政策都被赋予了宏观调控的职能。“例如大家非常关注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借助于行政干预手段,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市场上称之为五限谱,其威力一点也不亚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宏观调控的外延被无限扩大”。 “要平衡好两者的关系,就必须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的主要矛盾,妥善施策”,他强调。 那么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召开会议,提出了“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这一重要判断,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环境明显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而这一趋势在2019年还将延续。 “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主观因素影响更为显著”,徐忠强调,“前一阶段的政策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在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同时,为考虑补短板的基建资金的缺口,基建投资迅速下跌。房地产市场存在补库存的压力下,通过限制政策打击投机需求,当然也误伤了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行政性去产能更多地是去产量,改善中上游行业的盈利。运动式的加强环保,加大企业的负担,很多有效率的民营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一些宏观政策缺乏统筹,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徐忠认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应当更好地平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更加注重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在谈到房地产投资时,徐忠分析称,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成效明显,一二线城市政策环境严厉,呈现出“五限”格局,房价上涨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时政策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不断下滑。“短期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保持紧调控态势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调控措施误伤了一些有效的需求。因此,我们同时应该增加住房的供给,更好地满足住房的刚需”。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徐忠分析称,地方政府债务收紧过快,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多。今年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办法》两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行为,堵后门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开前门的力度太小,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财政预算安排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远低于现实中的合理需求”。他强调,地方政府右手举债的过程中,左手资产端也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优质资产,这些高质量的资产,土地、国有企业股权等完全可以覆盖现有的债务,只是缺乏资产变现用于债务偿还的意愿和渠道。 他建议,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应允许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化举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人口尚在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还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和潜力,不能一刀切”。 徐忠指出,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传统领域,我国在绿色发展、5G技术、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面临新的快速增长的需求,要将这些领域培育发展成为中国新的增长点,就必须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降低市场准入的壁垒,坚持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 在谈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徐忠强调,应以改革的思路处理好需求管理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货币政策是通过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并且经过金融体系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宏观政策。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长、见效慢,刺激程度受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影响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通常不是稳增长的第一选择。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维护适宜的货币环境。 第二,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在其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逐渐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与投资和制造业相比,对资金的依赖度比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数量指标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明显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的融资供给,而不在提振实体经济上想办法,不仅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还会加剧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    第三,货币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和监管政策。今年以来,金融监管政策加强,随着影子银行体系的收缩,表外回表,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资本充足率面临压力,信贷投放明显放缓。货币下降,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显著。从实体经济的感受看,是整个金融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同时缩窄。短期看去杠杆背景下应着力缓解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压力,恢复并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长期看为适应经济增长的转型,金融体系要从过去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转向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徐忠认为,针对我国大银行多,中小银行少,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实际情况,完善金融体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应该健全中小银行体系。二是应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三是大型商业银行在一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比较好的先设分支机构。四是可以探索主干银行制度。 在谈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财税体制的改革方向时,徐忠认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宏观税负不算高,主要是社保缴费的负担较高。目前我国的五项社会保险缴费合计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社保缴费占48.8个百分点,是负担最重的一项。 徐忠表示,短期看社保费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社保税率是目前企业广义税负中负担最重的一块,降低社保费率对企业降成本的影响非常显著。长期看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将养老金投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为基金积累制,做实个人养老账户,使账户产权更为清晰,实现多角度的正向激励,调动个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同时应加大国有资本管理社保的力度,弥补养老金的历史欠账,保证社保基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性,以养老基金持有国有企业股权,也有利于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同时还可以避免少数国家在国有企业相关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 第二,在徐忠看来,增值税理论上不构成企业的负担,但是中国的增值税税制存在扭曲,导致企业的税负感较重。目前的结果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减税,小微企业税负增加。因此,短期看增值税调节对企业负担仍有实质性影响,有下调的必要性。长期看应推动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税制中存在的扭曲效应,使增值税真正成为真正对企业中性的税收。 第三,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结构不合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太重。徐忠称,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理论上应该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体,将中低收入群体尽可能排除在外。但我国2016年纳税人数量已经占到城镇职工人数的82%,中低收入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税负偏重。相反高收入群体该收的税没有收上来,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导致中低收入群体适用的起征点过低,税率偏高。因此,短期看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提高起征点。长期看,应不断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加大处罚力度和威慑力,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 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他认为,当前中央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间,应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因资金配套不足,导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闲置,急需盘活几万亿的国库资金。同时财政资金碎片化使用,如果集中力量办大事、补短板,也有改善的空间”。 其分析称,短期看,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聚焦基础设施这一突出的短板,保持有效的投资力度,促进内需扩大。长期看,需要加快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减少市场化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环保、扶贫等公共领域的支出,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我国可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存在所谓的资源约束。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我们实施财政政策的资源约束比较大,但实际上来说,你是要平衡财政还是功能财政?”,徐忠反问。 徐总总结道,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应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宏观调控应当在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中更好地权衡,更加侧重于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详情]

徐忠:楼市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 部分合理需求被误伤
徐忠:楼市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 部分合理需求被误伤

   徐忠分析称,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成效明显,一二线城市政策环境严厉,呈现出“五限”格局,房价上涨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时政策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不断下滑。“短期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保持紧调控态势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调控措施误伤了一些有效的需求。因此,我们同时应该增加住房的供给,更好地满足住房的刚需”。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稳定经济形势就需要抓住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因此,当前需要以改革的思路进行需求管理,有效的需求管理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环境的基础。 什么是需求管理?徐忠认为,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本上秉承了凯恩斯主义,通过救济、复苏、改革三部曲走出危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强而有力的需求管理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复苏,为之后的改革和再平衡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需求管理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当经济周期下行时复苏应当优先于改革。只有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才能有效地推动改革,不能为改而改、操之过急。 但人们总是习惯于将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混为一谈。这主要是因为作为转轨国家,我国的相关体制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宏观调控宽泛化,市场投资承担了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的双重任务,一些改革甚至以行政式的调控手段加以推进,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权衡表现为宏观调控对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权衡。 徐忠认为,各个部门牵头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被纳入了宏观调控当中,甚至一些本应该保持稳定的法律、规章、制度也被作为了宏观调控的手段,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监管政策都被赋予了宏观调控的职能。“例如大家非常关注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借助于行政干预手段,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市场上称之为五限谱,其威力一点也不亚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宏观调控的外延被无限扩大”。 “要平衡好两者的关系,就必须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的主要矛盾,妥善施策”,他强调。 那么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召开会议,提出了“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这一重要判断,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环境明显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而这一趋势在2019年还将延续。 “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主观因素影响更为显著”,徐忠强调,“前一阶段的政策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在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同时,为考虑补短板的基建资金的缺口,基建投资迅速下跌。房地产市场存在补库存的压力下,通过限制政策打击投机需求,当然也误伤了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行政性去产能更多地是去产量,改善中上游行业的盈利。运动式的加强环保,加大企业的负担,很多有效率的民营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一些宏观政策缺乏统筹,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徐忠认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应当更好地平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更加注重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在谈到房地产投资时,徐忠分析称,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成效明显,一二线城市政策环境严厉,呈现出“五限”格局,房价上涨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时政策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不断下滑。“短期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保持紧调控态势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调控措施误伤了一些有效的需求。因此,我们同时应该增加住房的供给,更好地满足住房的刚需”。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徐忠分析称,地方政府债务收紧过快,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多。今年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办法》两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行为,堵后门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开前门的力度太小,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财政预算安排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远低于现实中的合理需求”。他强调,地方政府右手举债的过程中,左手资产端也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优质资产,这些高质量的资产,土地、国有企业股权等完全可以覆盖现有的债务,只是缺乏资产变现用于债务偿还的意愿和渠道。 他建议,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应允许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化举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人口尚在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还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和潜力,不能一刀切”。 徐忠指出,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传统领域,我国在绿色发展、5G技术、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面临新的快速增长的需求,要将这些领域培育发展成为中国新的增长点,就必须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降低市场准入的壁垒,坚持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 在谈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徐忠强调,应以改革的思路处理好需求管理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货币政策是通过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并且经过金融体系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宏观政策。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长、见效慢,刺激程度受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影响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通常不是稳增长的第一选择。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维护适宜的货币环境。 第二,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在其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逐渐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与投资和制造业相比,对资金的依赖度比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数量指标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明显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的融资供给,而不在提振实体经济上想办法,不仅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还会加剧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    第三,货币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和监管政策。今年以来,金融监管政策加强,随着影子银行体系的收缩,表外回表,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资本充足率面临压力,信贷投放明显放缓。货币下降,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显著。从实体经济的感受看,是整个金融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同时缩窄。短期看去杠杆背景下应着力缓解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压力,恢复并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长期看为适应经济增长的转型,金融体系要从过去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转向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徐忠认为,针对我国大银行多,中小银行少,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实际情况,完善金融体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应该健全中小银行体系。二是应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三是大型商业银行在一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比较好的先设分支机构。四是可以探索主干银行制度。 在谈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财税体制的改革方向时,徐忠认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宏观税负不算高,主要是社保缴费的负担较高。目前我国的五项社会保险缴费合计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社保缴费占48.8个百分点,是负担最重的一项。 徐忠表示,短期看社保费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社保税率是目前企业广义税负中负担最重的一块,降低社保费率对企业降成本的影响非常显著。长期看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将养老金投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为基金积累制,做实个人养老账户,使账户产权更为清晰,实现多角度的正向激励,调动个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同时应加大国有资本管理社保的力度,弥补养老金的历史欠账,保证社保基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性,以养老基金持有国有企业股权,也有利于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同时还可以避免少数国家在国有企业相关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 第二,在徐忠看来,增值税理论上不构成企业的负担,但是中国的增值税税制存在扭曲,导致企业的税负感较重。目前的结果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减税,小微企业税负增加。因此,短期看增值税调节对企业负担仍有实质性影响,有下调的必要性。长期看应推动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税制中存在的扭曲效应,使增值税真正成为真正对企业中性的税收。 第三,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结构不合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太重。徐忠称,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理论上应该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体,将中低收入群体尽可能排除在外。但我国2016年纳税人数量已经占到城镇职工人数的82%,中低收入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税负偏重。相反高收入群体该收的税没有收上来,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导致中低收入群体适用的起征点过低,税率偏高。因此,短期看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提高起征点。长期看,应不断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加大处罚力度和威慑力,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 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他认为,当前中央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间,应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因资金配套不足,导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闲置,急需盘活几万亿的国库资金。同时财政资金碎片化使用,如果集中力量办大事、补短板,也有改善的空间”。 其分析称,短期看,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聚焦基础设施这一突出的短板,保持有效的投资力度,促进内需扩大。长期看,需要加快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减少市场化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环保、扶贫等公共领域的支出,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我国可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存在所谓的资源约束。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我们实施财政政策的资源约束比较大,但实际上来说,你是要平衡财政还是功能财政?”,徐忠反问。 徐总总结道,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应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宏观调控应当在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中更好地权衡,更加侧重于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详情]

徐忠:宏观调控应侧重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
徐忠:宏观调控应侧重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稳定经济形势就需要抓住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因此,当前需要以改革的思路进行需求管理,有效的需求管理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环境的基础。 什么是需求管理?徐忠认为,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本上秉承了凯恩斯主义,通过救济、复苏、改革三部曲走出危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强而有力的需求管理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复苏,为之后的改革和再平衡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需求管理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当经济周期下行时复苏应当优先于改革。只有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才能有效地推动改革,不能为改而改、操之过急。 但人们总是习惯于将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混为一谈。这主要是因为作为转轨国家,我国的相关体制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宏观调控宽泛化,市场投资承担了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的双重任务,一些改革甚至以行政式的调控手段加以推进,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权衡表现为宏观调控对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权衡。 徐忠认为,各个部门牵头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被纳入了宏观调控当中,甚至一些本应该保持稳定的法律、规章、制度也被作为了宏观调控的手段,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监管政策都被赋予了宏观调控的职能。“例如大家非常关注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借助于行政干预手段,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市场上称之为五限谱,其威力一点也不亚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宏观调控的外延被无限扩大”。 “要平衡好两者的关系,就必须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的主要矛盾,妥善施策”,他强调。 那么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召开会议,提出了“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这一重要判断,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环境明显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而这一趋势在2019年还将延续。 “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主观因素影响更为显著”,徐忠强调,“前一阶段的政策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在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同时,为考虑补短板的基建资金的缺口,基建投资迅速下跌。房地产市场存在补库存的压力下,通过限制政策打击投机需求,当然也误伤了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行政性去产能更多地是去产量,改善中上游行业的盈利。运动式的加强环保,加大企业的负担,很多有效率的民营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一些宏观政策缺乏统筹,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徐忠认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应当更好地平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更加注重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在谈到房地产投资时,徐忠分析称,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成效明显,一二线城市政策环境严厉,呈现出“五限”格局,房价上涨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时政策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不断下滑。“短期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保持紧调控态势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调控措施误伤了一些有效的需求。因此,我们同时应该增加住房的供给,更好地满足住房的刚需”。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徐忠分析称,地方政府债务收紧过快,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多。今年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办法》两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行为,堵后门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开前门的力度太小,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财政预算安排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远低于现实中的合理需求”。他强调,地方政府右手举债的过程中,左手资产端也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优质资产,这些高质量的资产,土地、国有企业股权等完全可以覆盖现有的债务,只是缺乏资产变现用于债务偿还的意愿和渠道。 他建议,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应允许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化举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人口尚在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还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和潜力,不能一刀切”。 徐忠指出,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传统领域,我国在绿色发展、5G技术、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面临新的快速增长的需求,要将这些领域培育发展成为中国新的增长点,就必须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降低市场准入的壁垒,坚持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 在谈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徐忠强调,应以改革的思路处理好需求管理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货币政策是通过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并且经过金融体系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宏观政策。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长、见效慢,刺激程度受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影响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通常不是稳增长的第一选择。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维护适宜的货币环境。 第二,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在其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逐渐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与投资和制造业相比,对资金的依赖度比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数量指标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明显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的融资供给,而不在提振实体经济上想办法,不仅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还会加剧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    第三,货币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和监管政策。今年以来,金融监管政策加强,随着影子银行体系的收缩,表外回表,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资本充足率面临压力,信贷投放明显放缓。货币下降,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显著。从实体经济的感受看,是整个金融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同时缩窄。短期看去杠杆背景下应着力缓解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压力,恢复并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长期看为适应经济增长的转型,金融体系要从过去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转向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徐忠认为,针对我国大银行多,中小银行少,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实际情况,完善金融体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应该健全中小银行体系。二是应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三是大型商业银行在一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比较好的先设分支机构。四是可以探索主干银行制度。 在谈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财税体制的改革方向时,徐忠认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宏观税负不算高,主要是社保缴费的负担较高。目前我国的五项社会保险缴费合计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社保缴费占48.8个百分点,是负担最重的一项。 徐忠表示,短期看社保费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社保税率是目前企业广义税负中负担最重的一块,降低社保费率对企业降成本的影响非常显著。长期看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将养老金投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为基金积累制,做实个人养老账户,使账户产权更为清晰,实现多角度的正向激励,调动个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同时应加大国有资本管理社保的力度,弥补养老金的历史欠账,保证社保基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性,以养老基金持有国有企业股权,也有利于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同时还可以避免少数国家在国有企业相关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 第二,在徐忠看来,增值税理论上不构成企业的负担,但是中国的增值税税制存在扭曲,导致企业的税负感较重。目前的结果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减税,小微企业税负增加。因此,短期看增值税调节对企业负担仍有实质性影响,有下调的必要性。长期看应推动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税制中存在的扭曲效应,使增值税真正成为真正对企业中性的税收。 第三,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结构不合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太重。徐忠称,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理论上应该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体,将中低收入群体尽可能排除在外。但我国2016年纳税人数量已经占到城镇职工人数的82%,中低收入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税负偏重。相反高收入群体该收的税没有收上来,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导致中低收入群体适用的起征点过低,税率偏高。因此,短期看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提高起征点。长期看,应不断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加大处罚力度和威慑力,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 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他认为,当前中央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间,应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因资金配套不足,导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闲置,急需盘活几万亿的国库资金。同时财政资金碎片化使用,如果集中力量办大事、补短板,也有改善的空间”。 其分析称,短期看,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聚焦基础设施这一突出的短板,保持有效的投资力度,促进内需扩大。长期看,需要加快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减少市场化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环保、扶贫等公共领域的支出,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我国可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存在所谓的资源约束。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我们实施财政政策的资源约束比较大,但实际上来说,你是要平衡财政还是功能财政?”,徐忠反问。 徐总总结道,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应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宏观调控应当在短期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中更好地权衡,更加侧重于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详情]

基金业协会:部分机构利用协会信用背书扩大募集规模
基金业协会:部分机构利用协会信用背书扩大募集规模

  新浪财经讯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会长钟蓉萨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以“让管理人真正讲信用,让投资者真正识风险”为题发表演讲。 数据显示,2018年三季度末,登记备案的私募管理人达到2.4万家,资产规模12.8万亿,其中私募证券基金8922家,管理规模是2.39万亿。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是1.45万家,管理规模是8.44万亿。 据钟蓉萨介绍,私募基金投资于境内未上市挂牌的企业股权、新三板企业的股权和再融资项目的数量是9.52万个,为实体经济形成股权资本5.22万亿。其中投向未挂牌企业的项目数额达到4.4万亿。“2018年以来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本金”。 从数据来看,2018年前三季度,私募基金投向境内未上市的挂牌企业的本金是9656亿元,相当于同期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6.3%。第三季度虽然有明显下降,大概是新增了1302亿元,但是也是占到了社会融资规模同期的2.4%。 “私募股权基金越发达,越能够激发实体经济的活力”,钟蓉萨表示。 但她也强调,承担风险获取收益是基金的基本特征,也是基金的生命力所在,但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基本事实——基金是代人理财的,应始终将投资者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这是行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钟蓉萨表示,上述前提即是“信用义务”。但信用义务贯穿着基金的募、投、管、退全过程,在实践中市场各方对信用义务的理解并不一致,信用义务也没有得到普遍的遵守,道德风险大量存在。 在钟蓉萨看来,由于行政许可无法预知谁更有信用,行政和司法处罚的作用也仅限于威慑,投资人和管理人之间因为信息不对称、能力不对称,很难通过司法的方式和行政的方式矫正,因此行业内部自律极为重要。 “有一段时间,协会在登记备案中发现大量的私募基金出于对规模扩张,甚至囤壳的目的,虚设私募管理人,导致机构登记以后,不实际履行管理职责,部分机构频繁更换法人代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无法形成稳定有效的内部机制,部分机构试图以股权代持等方式完成协会登记,关联方缺少日常监管,从事和私募业务相冲突的业务,埋下了风险隐患”,钟蓉萨称,部分产品募集未完成就申请备案,备案以后利用协会的信用背书扩大募集规模,部分的产品虚设投资单元,分散募集,集中运营,变相地形成了资金池业务。部分产品投向单一的债权资产,无法确权资产,不能有效地维护基金资产的安全。 “所有这些行为都与信用义务不相容,既不符合专业的本质,也增加了金融风险和融资成本”。 基于上述现实,钟蓉萨表示,基金业协会将积极推动三个方面的自律管理工作。一,进一步完善登记须知和备案须知,优化登记备案流程,为市场合理展业提供清晰的标准。“协会将进一步明确股东真实性和股权架构稳定性的要求,严谨股权代持,重点关注股权结构的层级过多、循环出资、交叉持股,以及为避免出资人相关规定而进行特殊股权设计等情形”。 钟蓉萨表示,将进一步要求关联方出具合理性审查,落实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内部控制指引,加强高管及从业人员合规性、专业性的要求,原则上要求除了法人代表以外,其它高管不得兼职,相关从业人员应该要具备与岗位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胜任能力。 同时,禁止刚性回购,基础资产只能证券化一次,不得多次证券化,不得投资创设在收益权之上的收益权,不得投资于创设在资产管理产品之上的收益权。“就是说不能层层地再去设收益权”。 二,推动建立行业尽调行为。三,全面实施信用信息报告制度,推动建立多维度的市场化信用制衡机制。 “今年底,协会要将正式发布股权投资基金会员信用信息报告指引,指标将包括合规性、稳定度、专业度、透明度等24项指标,附以13项投资风格指标,为行业建立公允透明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我们希望该制度能够发挥信用记录和信用约束的作用,为相关的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推荐、信用验证的服务,例如建立私募机构的白名单,为信用记录良好、内部治理稳定、历史业绩优秀的私募机构有机会脱颖而出,获得展业更低的成本、更大的展业的空间”,钟蓉萨称。 “让管理人讲信用,让投资者真正担风险,并获取承担风险后的收益。只有如此才能够提升基金业的力量,才能让金融资本更好地匹配风险资产,为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钟蓉萨说。[详情]

徐忠:加快出台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政策 提高放贷能力
徐忠:加快出台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政策 提高放贷能力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表示,目前中国经济下滑有客观原因,但是也有主观因素导致,应该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关系,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具有减税效果的税负改革、为金融机构补充资本从而提高其放贷能力的政策措施应该加快出台。[详情]

为什么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朱云来解释清楚了
为什么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朱云来解释清楚了

  新浪财经讯 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回答“为什么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时表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为了发展经济,都是希望经济最优化,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不同的是,计划经济决策需要要大量的信息,并且信息需要随时更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市场经济与之不同,从方法论上讲,它是从局部的试错开始,然后迅速传播。所以,市场经济调整非常有效,即使信息不完整、信息缺失都没关系,在达到一定成就的时候就可以起作用。 气象出身的朱云来以自己的专业举例,计划经济是个完整的系统,就像全世界的气象都可以放在一个方程里,风光雨电都可以用方程来描述,但是解方程所需要的信息“多得是一塌糊涂”。因此,“计划经济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上是几乎不可行的”。而“市场经济理论上是有缺陷的,但实际上是相当有效的”。 朱云来指出,所谓的缺陷即市场经济也需要政府制定规则并加以管理,“搞市场经济并不是说不可以有计划,但是国家为了达到最好、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才绝大多数情况下尽量由市场来做出科学的决策”。[详情]

朱云来: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
朱云来: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

  新浪财经讯 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表示,宁愿要高质量的增长,不一定要高速的增长。 朱云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增长,其中两个基本做法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他也提醒说,目前我国仍要追赶世界,在科技等诸多领域还有明显欠缺,“如果我们认真做一个科技的‘审计’,就会知道我们现在到底先进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确实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进步很多了,但其实真正的科技含量、科技水平扎扎实实地到底到了哪儿?我们也可以自我检查一下,这样有利于建立起新的发展方向,确立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我们应该能做的事情”。 在谈到经济增长时,朱云来直言,“宁愿要高质量的增长,不一定要高速的增长”,“有质量的发展,长远才有意义,如果质量不好,即便是比较快的发展,将来一定是风险”。[详情]

张承惠:应减少政府权力 否则“清亲”关系很难建立
张承惠:应减少政府权力 否则“清亲”关系很难建立

  新浪财经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表示,应大量减少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否则“清亲”关系很难建立。 在谈到深化金融改革时,张承惠提出,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近期一直在说政府要和民营企业建立起‘清亲’的关系,这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廉政建设,政府官员自律,加上纪检、审计、督察等外部监督。第二点,要大量减少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否则如果政府还有很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那‘清亲’关系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第二是要抓住公司治理这一“龙头”。张承惠表示,除了国有企业治理存在严重缺陷外,其实民企控股的金融机构一样存在着严重的公司治理缺陷。“公司治理缺陷是最近几年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和暴露的内在源头”。他认为,下一步改革应把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做实。 第三,深化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其一是要使金融机构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其二是优化市场结构,进一步完善市场规则。其三十提升监管能力。[详情]

刘世锦呼吁落实改革:别再把计划经济遗存当体制优势
刘世锦呼吁落实改革:别再把计划经济遗存当体制优势

  新浪财经讯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以“中国应当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为题发表演讲。 刘世锦直言,我国市场经济已经建设了40年,当前似乎有些停滞不前,甚至后退的趋势。有一个问题已经不能回避,“就是对市场经济的态度”。 在其看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因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在合法引进技术的同时加快推动创新。 但毫无疑问,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扔未完善,刘世锦称,我们仍处于较低水平、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不进则退而,是没有出路的。但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仍需面对诸多焦点和难点问题。 “我想,对于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国资国企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产业政策转型,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等,实际上都是我们由一个低水平的市场经济转向高标准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能回避的一些问题”,刘世锦表示,“我们是要改革的,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改的,并不是什么人逼着我们改”。 “如果不保护知识产权,中国的创新是发展不起来的,而且由于我们更了解中国的国情,所以我们主动地选择是能够改得更加彻底、更为有效的”,他强调。 此外,刘世锦认为,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各自的不同特性。我国有比较强力的政府,较大规模的国有资本、较高的社会共识、超大型经济体的市场规模等等,如果能把上述要素和市场经济规则有机融合,就会转化为重要的竞争优势。“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真正的特色优势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要改革的东西区分开来,不能把后者当成体制优势加以固守”。 在刘世锦看来,我国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受益者,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给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创造了很多新的、有价值的元素,下一步,我国应该对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发展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旗帜举得比西方国家更高,走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和发展的前面”。 刘世锦认为,我国应建立高标准的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争取新的国际有利环境,赢得新的发展机遇期。 刘世锦呼吁,当务之急是要按照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经济的要求,落实好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关于改革开放的要求。另外,在改革的实践中,要把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相结合,要更多地发挥地方社会、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给出更大的自选动作空间,通过大量的试错,找到对的东西。 “刘鹤副总理最近讲了一句话,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所以我们下一步应该切实加快推动国资、国企、土地、金融、财税、社保等重点领域的改革进程,我们建设一个高标准的市场经济方面迈出实际性的步伐”,刘世锦说。[详情]

北京副市长殷勇:金融立法比立规更重要
北京副市长殷勇:金融立法比立规更重要

  在第9届财新峰会上,北京市副市长殷勇发表主题演讲,分析了目前中国金融立规远远多于立法的现状,并对加强金融立法提出了建议,“完善金融治理,立法比立规更重要”。[详情]

中行行长刘连舸:金融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人才
中行行长刘连舸:金融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人才

  上证报讯(记者 张琼斯)中国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刘连舸11月19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表示,经历四十年改革开放,我国金融发展成就斐然,但仍存在一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未来,要遵循金融发展规律,补足自身短板,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质量金融体系。建议抓好五个发力点。 上证报记者 史丽 摄 一是改革金融体制机制。刘连舸说,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要继续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要素市场定价机制,实现利率市场化,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强金融市场建设,促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调发展,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二是提升全球服务能力。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推进金融机构国际化,积极拓展全球布局,增强服务全球产业链的能力,健全“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体系。加快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人民币业务优势,推动人民币全球循环使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三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科技引领、创新驱动是当务之急。要顺应科技与金融渗透融合趋势,把握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生物识别等科技脉搏,增强科技创新引领金融发展能力,加快金融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提升服务效率,重塑行业竞争力。 四是培育优秀金融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高质量金融离不开高质量人才。要加强金融教育培训,培养和用好一大批优秀金融人才,加速形成一批既懂我国实际又懂国际规则的专家型人才、一批熟悉国际国内金融运行的管理型人才、一批精通法律法规、作风优良的监管型人才。 五是确保做好风险管理。要落实中央防控金融风险的决策部署,建立健全风险预警体系,管控好更开放条件下的新型风险,提高金融体系稳健性。要防范网络借贷、股票质押、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领域风险,增强预防、处置、化解风险能力,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守牢风险底线。 刘连舸表示,中国银行是我国持续经营时间最长、国际化综合化程度最高的银行。未来,中国银行将充分发挥全球化、综合化优势,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和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努力打造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详情]

北京副市长:应避免为了稳定而频繁干预市场(全文)
北京副市长:应避免为了稳定而频繁干预市场(全文)

  新浪财经讯 北京市副市长殷勇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表示,加强金融立法比立规更重要,立法的过程就是深刻总结和固化教训的过程,要积极总结并推动金融立法。 殷勇认为有三个重要方面需要立法加以明确。第一,明确规定允许资产价格有一定的波动性。他解释称,如果一味追求价格稳定,不允许价格波动,反而会导致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形成价格扭曲,积累风险,最终导致危机,“金融市场需要价格变动,释放风险”。他强调,应避免在管理活动中,为了稳定而频繁干预市场。 第二,明确规定对金融活动持续保持审慎监管。殷勇认为,金融必须尊重自身内在规律,自我繁荣,脱实向虚是不尊重金融业内在规律,要求金融服从于实体经济,而不是服务实体经济,同样是不尊重金融的内在规律,因此,监管应保持定力,审慎监管。 第三,明确规定对非法金融活动及时进行打击。 附:讲话全文如下: 金融立法比金融立规更重要 从国际上看,每一次大的金融危机之后,都是促进金融治理完善的好时机。因为金融危机,使得问题和缺陷暴露的比较充分,后果呈现的比较直接,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容易形成共识。因此,大的金融危机后,往往也是金融立法推进的好时机。以美国为例,1929年大萧条以后,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也就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划分了银行业务的不同性质,确立了分业经营与监管制度框架;还通过了《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确立了全国证券交易的监管体系,很多基本规则一直沿用至今。2008年次贷危机后,制定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建立了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强化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增强了对金融消费权益的保护等。 从国内看,虽然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期间也有不少较严重的金融动荡。近期以2015年股灾为代表,在那之后我们更加注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并将其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在银行、证券、保险、金融控股公司、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等方面出台了系列监管政策,对金融活动加强规范。 相比较而言,我们的这些金融治理活动更加侧重于立规而不是立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我国的立法体系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行使立法权;第二个层次是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第三个层次是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制定。同时,《立法法》规定,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制定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其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我们的现状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的金融立法活动相对比较少,行政法规尤其是规章在金融治理中应用的比较多。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金融法律共十部,其中,全国人大颁布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有九部,其他的大量都是以行政法规尤其是规章的形式,总计超过4000部。与成熟经济体相比,他们更加重视以法律的形式建制,而我们更多以规章的形式建制。这两者看起来都是整章建制,但是有很大差异,最后导致政策的效果也不同。 由于“法”和“规”的制定主体不同,制定程序不同,效力也不同,两者之间还是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其中一个很突出的差异就是稳定性不同。通常来说立法门槛相对比较高,所以法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规章制度相对来说制定门槛比较低,就容易变化,这种稳定性方面的差异就导致立法和立规在实际执行效果上呈现很大的不同,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一致性上呈现很大不同。由于法律在制定的过程中要经过法律案提出、多次审议、表决以及公布这样一个严格流程,要经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公开征求意见等系列安排,这样严格的程序保障了法律具有较好的部门一致性和历史一致性。而规章制度则不同,由于制定过程不像法律那样要求严格,主管部门操作空间较大,有可能会为了追求短期目标或部门利益而频繁变化,造成部门间不一致或前后不一致。比如,从部门一致性来看,过去我们有一些部门从本位主义出发,为了促进自己管辖领域的行业发展,制定规章放松监管,使得行业盲目扩张,与其它部门的监管制度产生冲突,最后出现了很多监管套利的行为,给整个金融体系造成风险。从历史一致性来看,目前很多金融乱象,历史上都有过教训,也出台过政策进行治理,但是政策后来出现反复,乱象还是不断发生。比如非法从事金融活动每隔若干年就严重爆发一次。 二是对未来预期的形成呈现很大不同。稳定的政策环境有助于大家形成稳定的预期,不稳定的政策环境当然不利于形成稳定的预期。没有稳定的预期,企业和投资者就很难开展长期的、战略性的投资与决策活动。近期民营企业反映的问题,除了融资难、融资贵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政策易变,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对未来的预期。现在不少部门纷纷出台政策来支持民营企业,一些监管规则也相应进行了修正。但问题是,一些人担心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监管部门的关注点会不会出现调整,这些规则会不会又变回去了,易变的规则容易出现矫枉过正,反而可能增加了预期的不稳定性。如果我们能从立法的角度,对制约金融更好服务民营企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加以处理,可能更有利于民营企业建立稳定的预期。 三是对治理能力的提升呈现很大不同。每一次危机之后的立法,都是把经验教训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变成未来行政监管的规矩,使得监管能力在吸收过去的经验教训过程中不断得以提升。我们看到,在不少成熟经济体,虽然金融危机仍然会发生,但随着立法的不断积累,危机之间的时间间隔在拉长,犯重复错误的可能性在降低,这反映了一种自我学习的机制。而从“立规”来说,上次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容易随着行政部门的人员变化而改变,难以做到经验积累的固化。政府部门人员流动性比较强,尤其是一些主要负责人,他们很可能没有经历过上一次的危机,不理解现有监管政策的历史含义,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短期目标的驱使,每一次对规则的改变看起来都理由充分,这就导致经验和教训难以传承。所以给定时间,我们就会发现立法更可能使得治理能力稳步增长,而立规常常导致问题总在反反复复,而且伴随着监管部门面临人才流失的局面,新立的规矩质量降低,导致治理能力不仅没有提升,反而还会下降。 因此,完善金融治理,立法比立规更重要。在今后我们推进加强金融立法的过程中,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应着重考虑: 一是要明确规定允许金融资产价格有正常的波动性。市场经济主要是靠价格去调节供给和需求,价格的波动实际上就是市场出清的过程,这对股市、债市、汇市等金融市场都适用。所以,供给需求发生变化的时候价格自然要变化,如果一味的追求价格稳定,就有可能会导致供给需求的不匹配,从而发生扭曲,一段时间后,积累的负面效应一定会显现。对金融市场而言,扭曲的结果就是风险得不到及时释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风险集中爆发,造成更大的波动或危机。因此,金融市场需要通过价格不断的变动去提示风险,管理风险,释放风险。这一点,需要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让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都明白而且接受价格的波动,避免在管理活动中由于强调稳定而出现频繁干预市场的行为,创造一个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更好环境。 二是要明确规定对金融活动持续保持审慎监管。金融要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就必须尊重它自身内在的运行规律。金融自我繁荣,脱实向虚,是不尊重金融规律的一种表现;要求金融服从于而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也是违背金融规律的表现。由于直接跟金钱打交道,金融其实天生具有很强的创新性,打破规则约束的动力很强。同时金融也具有很强的外部性,金融出问题对实体经济冲击巨大。因此,相比创新和发展而言,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如何保持定力,对金融活动保持一致性的审慎监管。 三是要明确规定对非法金融活动进行及时打击。对非法金融活动,管和不管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对虚拟货币,2013年,人民银行等五个部门就发布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后来又出现了代币发行,即ICO,2017年9月人行又牵头七个部门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并开展对虚拟货币违法交易行为的集中打击。叫停ICO的时候,全北京虚拟货币平台累计的用户是448万,日均的交易金额达1亿元,仅2017年6到10月期间ICO的募集资金就超过了70亿元,出现了蔓延扩散的苗头。由于处置措施及时,风险得以有效化解,目前境内的非法活动基本上被取缔了。但是,也存在对一些领域的非法金融活动的认识不到位,治理不及时,造成了目前较大的风险隐患。 总之,如何更好从历史中和从国际上有效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频繁地和重复地犯错误,推动我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我认为加强金融立法比金融立规更重要。每次危机后的一系列立法行为,就是为了防止未来好了伤疤忘了痛,立法的过程就是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固化教训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更加重视并积极推动金融立法。 谢谢大家![详情]

中财办副主任:下一步制度建设考虑银行创新不足问题
中财办副主任:下一步制度建设考虑银行创新不足问题

  新浪财经讯 11月19日消息,中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针对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回应称,由于经济金融环境不一样,确实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商业银行股改完成后,公司治理、激励机制和竞争程度仍然不到位,下一步的制度建设上要考虑相关问题。[详情]

中财办廖岷:创新能力是金融机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中财办廖岷:创新能力是金融机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新浪财经讯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表示,我国商业银行需要提高创新能力。 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在创新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方面相对弱势,对此,廖岷以Fintech举例称,商业银行与科技公司本身的DNA就不同,前者懂得“金融的规矩”,是将科技手段运用于金融业务,而后者并没有从事过金融业务,纯粹是相信科技的力量,“那可能就会出问题”。 对于创新力不足的原因,廖岷认为,问题非常复杂。“比如股改完以后,公司治理有没有真正的到位?激励机制有没有真正到位?再加上本身市场环境,竞争的程度够不够?还有更大层面上的金融市场发育的程度,所以方方面面原因很多”。 但他强调,创新能力是金融机构下一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详情]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正制定支持民营发展指导意见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正制定支持民营发展指导意见

   更多支持民企融资的政策即将陆续出台。 11月19日,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当前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比较突出,目前银保监会正在制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预计在本周内会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与此同时,周亮在会上也发表了对金融创新与严监管的看法。他认为,前几年表外业务扩张速度非常快,自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监管力度开始收紧,从“宽松软到严紧硬”,一些乱相、风险开始收敛。当前金融风险问题有着复杂的周期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现在是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把握好监管的力度和节奏,避免造成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章鱼效应”。 银行保险机构不能只顾自身效应 周亮在发表演讲时表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注重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归纳起来,主要是把握好几个关系: 一是统筹好“两个毫不动摇”的关系,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二是把握好防风险与促发展的关系。 三是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四是协调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 其中,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依旧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周亮在会上透露,目前银保监会正在制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预计在本周内会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前一时期市场上出现所谓“民营经济离场”的论调,这是极其错误的。”周亮说。 银保监会坚定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特别是要求银行保险机构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缓解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所谓“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周亮指出,具体包括以下六方面: 1、 对暂时遇到困难、具有发展前景、生产经营正常的民营企业,不盲目断贷、抽贷、压贷; 2、 对出现股票质押融资平仓风险的民营企业,采取补充抵质押品等增信方式缓释风险、稳妥处置; 3、 允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专项产品参与化解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 4、 督促银行改革完善内部绩效考核体系,建立尽职免责、纠错容错机制; 5、 指导银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贷款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6、 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帮助企业降低债务负担。通过这些措施,打破“玻璃门”“弹簧门”,消除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隐形壁垒,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我们不能只顾银行、保险机构自身的效应,更多地要关注实体经济的效应。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人民群众有购买力的需求,才能转化为市场真正的潜力。”周亮称,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方面,目前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下一步,银行业、保险业将更为聚焦到为实体经济服务上来,让金融业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份助力。” 监管不会毕其功于一役 近期一系列支持企业融资政策的出台,市场上也有观点认为监管环境会趋于放松。但从周亮在会上的表态看,监管部门并不会“毕其功于一役”。 周亮特别强调,有些金融风险问题,有着复杂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原因,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循序渐进,标本兼治,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搞好金融监管,需要高超的艺术,把握好力度节奏,避免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章鱼效应。 周亮以监管治理影子银行为例来解释这一问题。他指出,前几年银行表外业务扩张过快,资管规模竟高达百万亿元的天文数字,金融业脱实向虚的趋势从数量、速度来看都比较显著。 “我们当时的监管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偏松、偏软、偏宽的,但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监管力度开始收紧,从‘宽松软’到‘严紧硬’。相应的,一些乱相、风险开始收敛。”周亮说。 有市场人士认为,监管从原来的“松”到现在的“紧”,市场感觉有点不太舒服了。对此,周亮则表示,“这个不舒服恰恰是我们要的。只不过监管在转变过程中,要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对影子银行的治理,也是监管部门在面对金融创新时自我革新的完善过程,这也是处理好创新与监管关系的逐步摸索。周亮就认为,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金融监管为金融创新提供安全屏障。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旦金融创新偏离主业、脱实向虚,就会积累风险,产生很大的破坏性,威胁金融安全稳定。对待金融创新既要积极鼓励,又要审慎对待,要及时弥补制度短板,加强监管协调,消除监管空白。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周亮进一步解释,对于依法合规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再造业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和人民群众需要的金融创新,要大力支持。对某些打着创新旗号从事非法集资、搞庞氏骗局的“伪创新”,必须严厉打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净化金融生态。 改革难点在于利益格局的打破 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大历史关口上,我国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如何协调好国内与国际关系,如何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都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迫切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当前,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金融业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周亮称,一方面,深化改革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另一方面,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业就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组织制度创新,更好满足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对外开放的机遇和挑战也前所未有。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不可阻挡,我们要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周亮称,实践告诉我们,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企业的负债偏高。 同时,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以及价格发现、风险分散功能有待提高。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 1、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搞“大水漫灌”,实施“精准滴灌”,促进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2、是坚持总体分业经营为主,严格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 3、是抓紧落实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举措,取消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放宽外资设立机构条件和业务范围,优化外资机构监管规则。 4、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积极引入国际资金、技术、人才,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大力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升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积极主动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制定和实施,不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不过,改革也并非易事。周亮也坦言,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比革命还要难,因为革命是针对别人的,改革是要在自己身上动刀子。中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现在的改革难点在于利益格局的打破。“每个人是不是能够反躬自问,比如我们银保监会的改革能做点什么?中国的改革应该具备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也不要过于急躁,还是要保持战略的定力和历史的耐心。”[详情]

中财办副主任:金融创新不能继续追逐信息技术潮流
中财办副主任:金融创新不能继续追逐信息技术潮流

  新浪财经讯 11月19日消息,中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对金融创新问题发表观点时表示,金融业数据流动起来后,对金融业风险管理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带来了新的时代特点。 不仅要看到对竞争的加速器作用,同时还要看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两种交织在一起,金融科技带来效率、福利增长,但过去几年积累的一些风险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继续追逐信息技术的潮流,不去真正考虑负面影响,可能会像“夸父追日”,会带来很多问题。[详情]

交银国际洪灝:2019年一季度是中国经济新周期的开始
交银国际洪灝:2019年一季度是中国经济新周期的开始

  新浪财经讯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洪灝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表示,2019年一季度是中国经济新周期的开始,2019年总的来说应该比2018年要好。 洪灝分析称,去杠杆抑制了表外业务、影子银行的发展,导致部分实体经济不能得到充分的信贷支持,增长出现了减速。在其看来,去杠杆的目标并非不好,但传统意义的杠杆计量方法是有问题的。“经济学家计量杠杆的时候总是把债务比上GDP,用一个存量的概念比上一个流量的概念”。 在洪灝看来,如果把杠杆重新定义为对于债务的偿付能力,那么再看中国经济的三张表:家庭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时就会有新的发现。“虽然杠杆率或者债务偿付能力已经不如2007年,但是由于仍然有偿付的能力,危机的爆发点或者说系统性风险的爆发点可能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近,可能是在两年甚至是在2020年下半年之后”。 洪灝称,今年经济形势不好直接造成了资本市场下行,但中国经济有一个三到四年的内生性周期,正好2019年的一季度是新一个三到四年周期的开始,“但是在这个复苏的阶段,由于预期被重塑,由于各种各样的政策要出台,同时由于一些旧的杠杆、旧的债务、旧的问题要出清,所以底部的区域是一个比较动荡的区域,但是2019年总的来说应该比2018年要好”。[详情]

贝恩竺稼:遭遇退出难 不敢再投A股上市公司了
贝恩竺稼:遭遇退出难 不敢再投A股上市公司了

  新浪财经讯 贝恩投资私募股权(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竺稼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A股市场的价值已经凸显出来,但在价值凸显的同时一定要有机会能够实现价值,能够退出。 竺稼表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开放程度越高的领域,企业取得的进展越大。他以华为举例称,通信设备领域竞争非常充分,在中国刚刚开放电信市场的时候,几乎国内市场完全被外国电信设备所占有。但是到了今天,华为已经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先的电信设备制造商。“我们跟华为的交流,他们都反复说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是他们能够成功的最大动力”。 谈及金融领域,竺稼表示,中国投资金融行业的障碍太多,准入门槛太高,而且只有很少的机会下能够进入金融行业,即使进入了,那么运作的空间也非常小。 贝恩在三年多前,投资了一家制造业企业并卖给了一家A股上市公司。竺稼表示,首先进入就非常困难,“这家A股上市公司要求我们留一部分股权”。“但遗憾的是,已经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个项目在审批的过程就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审批之后,我们有一年的锁定期。一年的锁定期之后,又还有更多的规定,说因为我们是超过5%以上的投资人,我们每一个季度卖股不能超过2%的限制”。 “把这些因素和限制放在一个波动性很大的资本市场上来,对我们来讲就觉得进入A股市场的门槛和退出的门槛都过高了”竺稼直言,“现在A股市场的价值已经凸显出来,但在价值凸显的同时一定要有机会能够实现价值,能够退出”。“坦率地说,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使得我们在看见价值的时候不敢去投资现在的A股公司”。[详情]

中银国际CEO:中国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价值正逐步凸显
中银国际CEO:中国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价值正逐步凸显

  新浪财经讯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彤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的投资价值正在逐步凸显。 在谈到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李彤表示,一系列的金融业开放政策既符合迈向高质量发展、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历史要求,我国也主动地应对当前比较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积极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经济方面的考虑。 在其看来,金融业开放符合我国自身的发展要求,将以竞争促进行业优化,加快提升行业综合竞争力,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会注入新的活力。随着市场准入的进一步放开,一些国际领先的金融机构将深入参与到中国金融业发展,促进金融市场竞争,有利于国内金融机构的学习、借鉴、引进先进的国际经营管理经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培育具有国际事业的专业人才。 此外,中国金融业开放还将在满足国内居民和企业跨境资产配置需求的同时,向境外投资者提供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的通道,丰富境内外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不过,她也强调,金融业的开放不可避免的带来新的变量和挑战。一个更为开放的金融市场必然要做好面临更多外部冲击的准备,也必然对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金融市场要进一步优化市场基础设施,加强市场机制和法制建设,丰富金融产品和工具,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而金融机构则要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意识,强化财务约束意识,坚持稳健经营的思路。全社会也要建立起更完善的合规文化。 在李彤看来,我国金融业的开放将使国际投资者共享发展红利。“从全球范围来看,经过前期风险因素的逐步释放,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的投资价值正在逐步凸显,可能很多人前一段时间就看了股票跌了多少,就是在悲观,其实没有看到现在已经有价值在凸显”。 “我看了一个最新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大概现在市盈率不到11倍,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基本上都是16倍左右,排在我们后面的日本也是在15倍多左右。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从估值的倍数来看,其实价值还在显现”,李彤说,“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速仍然居于全球前列,我们一定不能忽视”。[详情]

中投祁斌:将对外投资和14亿人口消费增长结合起来
中投祁斌:将对外投资和14亿人口消费增长结合起来

  新浪财经讯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祁斌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时介绍了中投对新型双边基金的探索和实践。 祁斌介绍,在1979到2009年间,我国人均GDP增长178倍,人均储蓄增长了1769倍。“这么多财富的积累,有一部分一定会走向国际”。他表示,过去10年左右时间,我国对外直投领域增长接近100倍。 祁斌称,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唯一的办法是努力将中国的对外投资和中国14亿人口的消费增长结合起来。在其看来,中国对外投资有很多压力和障碍,如果能够克服困难,实现中国的经济转型,就可以促进中国和世界的共赢,但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从中投公司的实践看来,首先希望能实现中美的双赢。“我们仔细观察美国中部的州,会发现有很多先进的产业,随便举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宝洁、摩托罗拉、三大汽车公司,中西部还有农业机械,还有生物制药公司,都是非常优秀的公司”,“中美之间有竞争关系,或者是竞争的成分越来越多,或者是竞争的领域越来越多,但主要还是有合作的机会,合作的空间远远超过其它”。因此,中投公司与美国高盛合作了中美制造业基金,共同出资、共同管理、产业互补、利益共享,要做到可持续发展。 与美国相同,在日本,中投公司与日本的野村、大和、东京三菱、三井住友,瑞穗日本两大投行、三大商业银行一起合作了中日产业合作基金,“这证明了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有巨大的谈判力”。 “我们通过中美、中日、中英,探讨中国和一带一路方向进行双边合作的模式,聚焦中国经济社会最关心的四大产业:生物医疗、TMT、先进制造、消费”,祁斌介绍,中投成立多个双边基金,希望吸引其他基金直投和跟投帮助中国企业和中国金融机构走向全球,同时把相关产业有效“引进来”。[详情]

业内专家:不能对能源转型抱有过高期望
业内专家:不能对能源转型抱有过高期望

  业内专家:不能对能源转型抱有过高期望 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能源转型是中长期任务,根本动力是技术进步,不会一蹴而就,因此不能对能源转型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详情]

银保监会周亮:本周会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指导意见
银保监会周亮:本周会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指导意见

  在11月19日的第九届财新峰会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周亮发表演讲。内容涉及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缓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金融创新监管,加快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等焦点话题。 以下为根据网络公开资料整理的周亮部分演讲实录: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40年来我国的金融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历尽艰辛,可谓来之不易。 作为金融业的主力军,银行业和保险业在服务经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金融需求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蓬勃发展。 目前我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居全球之首,130多家银行跻身全球银行1000强行列,我国保险业也成为世界第二大保险市场。银行保险机构的法人治理机制逐步完善,资本偿付能力充足,流动性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总体稳定,金融监管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也不断提高。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要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 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多“雪中送炭” 首先,要统筹好两个毫不动摇的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了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贯彻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前一段时间市场上出现了所谓“民营经济离场”的论调,这是极其错误的,银保监会坚决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特别是要求银行保险机构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缓解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对暂时遇到困难,但有发展前景、生产经营正常的民营企业不要盲目地断贷抽贷和押贷;对出现股票质押平仓风险的企业,提供抵质压品的缓释风险,允许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专项产品参与化解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的股票质押的流动性风险。 银保监会督促银行改革内部的绩效考核体系,建立免责纠错的机制,提高贷款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市场化、法制化的债转股,帮助企业降低债务负担。通过上述措施打破玻璃门和弹簧门,消除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隐形壁垒,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本周将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指导意见 本周银保监会将会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到时会上报党中央、国务院。这些措施主要是要打通金融和实体经济循环中间的肠梗阻和中梗阻,特别是要打通毛细血管的微循环。 银行业要从讲“速度”、“规模”转变为在质量和效益上下工夫。我们还不能只顾银行保险机构自身的效益,更多地要关注实体经济的效益,因为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人民群众购买力的需求才能转化为市场真正的潜力。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金融要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因为它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下一步我们要更好地按照中央的要求聚焦为实体经济服务上,用实际行动来做出我们金融的贡献,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份助力。 有序拆解影子银行,整治市场乱象 其次,把握好防风险与促发展的关系。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将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奠定坚实的基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银保监会坚持防风险和促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积极稳妥地推进结构性去杠杆,有序地拆解影子银行,整治市场乱象,同时应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合理引导市场预期,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银保监会积极落实六稳的政策要求,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加强对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国家战略的服务,着力加强对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精准脱贫、绿色低碳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持力度,支持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督促银行保险机构转变发展方式,注重质量和效益,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经济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净化金融生态 再次,协调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金融监管为金融创新提供安全的屏障,金融业在产品、技术、市场、服务等方面的创新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活力。 同时也要看到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旦金融创新偏离主业脱实向虚,就会积累风险,产生很大的破坏性,威胁金融的安全稳定。 对待金融创新既要积极鼓励又要审慎对待,要及时弥补制度的短板,加强监管协调,消除监管空白,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对于依法合规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再造业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和人民群众需要的金融创新,要给予大力的支持。 但对于某些打着创新的旗号从事非法集资搞庞氏骗局的伪创新必须严厉打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净化金融生态。 不搞大水漫灌,落实金融领域对外开放 最后,要协调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谋划金融发展制定监管政策,要始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企业的负债率偏高,同时利率市场化改革或没有完全到位,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价格发现、风险分散功能有待提高。 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搞大水漫灌,实施精准滴灌。 促进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坚持总体分业金融为主,抓紧落实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举措,取消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放宽外资设立机构的条件和业务范围,优化外资机构监管规则,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积极引入国际的资金、技术、人才,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大力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升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监管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不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当前世界金融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金融业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深化改革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业就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组织制度创新,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 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的机遇和挑战也前所未有,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阻挡,我们要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与世界各国一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挑战,化危为机,对我们的治理能力、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都将是一种考验。[详情]

中国东方吴跃:赖小民在其他机构也会出问题
中国东方吴跃:赖小民在其他机构也会出问题

  新浪财经讯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跃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时表示,中国华融应与赖小民分割开,并非中国华融导致了赖小民出问题,而是即使赖小民在其他机构也会出现问题。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赖小民被“双开”,其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背中央金融工作方针政策,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反廉洁纪律以职务谋利搞权色交易,违反工作纪律越级插手具体项目等。 在回答“现在全金融系统都在学习赖小民案的警示大会,作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之一,对此是否有深刻的体会”的提问时,吴跃表示,赖小民问题在中央纪委监委的通报中已经非常明确,是属于个人涉嫌重大的违法、违纪和犯罪行为。“在国内的腐败分子也不只赖小民一个人,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市委书记、市长也都有出问题的”,“这个人和这个机构应该要把它分割清,不是说华融导致了赖小民出问题,而是像这种人在别的机构也照样会出问题”。 三个“100”的中国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被逮捕 赖小民的100多位情妇是怎么来的? 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被双开 与多名女性大搞权色交易 中纪委宣布开除赖小民党籍和公职(附现场视频) 专题:中国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被检察机关逮捕 [详情]

胡祖六:创新不能靠发红头文件 必须放松管制
胡祖六:创新不能靠发红头文件 必须放松管制

  新浪财经讯 春华资本集团主席兼创始人胡祖六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演讲时强调,我国要确保高质量的发展,就必须放松管制,实现真正的自由竞争。“必须摒弃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思维,来真心真意拥抱熊彼特式的经济增长模式”。 胡祖六首先表示,要想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谋求更高质量的发展,就要关注宏观经济的平衡、金融的稳定,特别是系统性稳定。更重要的是不再依靠高要素投入,尤其是以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扩大产能的粗放方式来维持真实的GDP成长。“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生产率的增长,高生产率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高效率的增长模式,自然也就是可持续的熊彼特增长模式”。 那么如何保证高生产率的实现呢?胡祖六认为,生产率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创新和技术进步。中国近年来在科技领域成绩斐然,显著缩小了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中国总体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依然显著地落后于美国”。 他给出了自己的理由,第一,中国的R&D支出目前仅占GDP的2.2%,还是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二,中国以专利数量取胜,但专利的质量和商业应用的潜在价值非常有限,“大部分专利被用来向上级领导报喜、报功或者是用来做市场营销的工具,很少有国际上的企业甚至本国的企业来购买专利的使用权,专利费收入占中国GDP的比重可以忽略不计”。第三,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管理体制严重滞后,延续了僵化的行政管理体制,而非扁平式、开放的、自由的、多元化的研发体制。近年来僵化行政管理对大学、研究机关的控制变本加厉,学术自由受到严重压抑。第四,知识产权的保护依然不足,抄袭、仿冒、剽窃在学术界和研发界累累发生。 胡祖六认为,必须建立良好的创新机制、创新文化、创新环境。但国内,部分监管者仍然有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观念。“决策监管当局本能的惧怕市场的力量,畏惧市场按基本规律进行痛苦但是有必要的调整。因此倾向于按行政意志对市场本能的粗暴的干预,结果效果是事倍功半,有的时候甚至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我担心在目前因为经济的不景气、市场的下滑,又有征兆,所以继续做这样的干预”。 胡祖六呼吁,创新必须要放松管制、自由竞争,建立一种创新必不可少的自由竞争的制度。“遗憾的是我们国家过度相信、迷恋产业政策”,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早期,产业规划的作用非常明显,也非常有效。但随着经济进入更复杂的阶段,高要素投入的经济产出回报递减,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生产率的上升,政府的主导作用有时就不那么有效,甚至弊大于利。 “我们看全球创新比较成功的国家或者社会,本质上是自下而上的,是分布式的网络,而非靠顶层设计,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胡祖六认为。 “创新如果可以依赖政府有形之手的规划和指令,那前苏联应该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创新大国,显然苏联瓦解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在几乎所有的民用领域科技全面落后美国,导致经济停滞不前,没有经济和科技的实力来继续与美国抗御持久的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而相反自由竞争资本市场和法制才是美国科技实力长期领先于世界的‘菜单’”,他担心,“对互联网预期严厉的监管和控制,我担心中国是不是下一代互联网特别是IOT和人工智能还能够领先于世界”。 “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到这样一个时期,必须靠创新才能有效率地可持续增长,市场是舞台,企业家是主角,政府的角色当然很重要,但理想的职能分工是提供公共品、法治尤其是IP的保护,透明公平竞争的环境,教育、基础研究经费等。但是创新不能靠发红头文件,不能靠领导的批示,我们必须有创新的机制、创新的环境、创新的文化”,胡祖六表示。[详情]

尚福林借“老人摔倒扶不扶”强调信用违约危害
尚福林借“老人摔倒扶不扶”强调信用违约危害

  新浪财经讯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建议,着力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的质量,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 尚福林表示,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对于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下了很大工夫,社会信用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诚实、守信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同时,各种失信行为仍然大量的存在。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诸如债券市场的违约还在增加,信用违约也还在增加,上市公司的造假问题仍然都存在。这些失信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市场的正常秩序,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增加了市场运行的成本,影响了市场的整体效益。 对此,尚福林认为,第一,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信用经济。商业信用的缺失或者不完善是市场深层次基础问题。第二,诚实守信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他举例称,失信行为的特点是一个人失信,全体受罚。“大家都知道一个老人摔倒了,他讹了去扶他的人。现在老人摔倒了扶不扶成了个社会问题。今年年初有几家上市公司连续违约,整个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迅速上升,也就是说几个企业、几个人他们的违约行为会使整个市场、整个社会都造成影响“。第三,不断加强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尚福林强调,应把建设现代信用体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特别要针对现代信用体系的成本、风险和收益分布不对称特点显著的客观实际,发扬钉钉子的精神,防微杜渐、久久为功。 他认为,一方面要抓住良好的信用体制“建成耗时长久,但是往往会毁于一旦”的特点,注重构建正向激励常态化的机制,完善信用价值实现日常化的模式,有效激发信用建设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要抓住形成良好信用需要所有主体共同努力,但是一人一事失信可能抬高一个市场、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信用成本的特点,从全局的角度去测试失信成本并制定惩戒机制,让失信者无利可图,甚至倾家荡产、寸步难行。 一是要强化信用理念,筑牢社会主义诚心价值观。信用建设是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文明家庭、文明社会、文明城市建设等方面要进一步提高信用建设的分量。在商品买卖和投融资活动当中要坚持信用秩序,壮大信用利益,强化事前说断、事后不乱的契约精神,强调明晰责任买者自负、卖者有责、依法维权,坚决纠正以闹求解决的这种错误方式。 二是高度重视商业信用在现代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他认为,要着力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的质量,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当前债务拖欠问题凸显,要从建设现代信用体系的高度,在完善司法清欠、行政清欠等事后救济机制的同时,大力完善事前合同签定、事中款项结算等信用保障机制,营造一个公平的营商环境。防止因为想签合同而提高债务拖欠的容忍度,又因为债务拖欠过度,去打官司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三是充分发挥信用建设在现代金融体系当中的核心作用。改革信用监测、评价、决策体系,破除担保依赖,形成基于企业信用状况和发展前景的授信决策机制,优化基于信用的动态差别化利率定价机制,完善基于信用市场化优胜劣汰机制。 四是充分发挥市场信用的示范作用,政府是重要的信用主体之一,有明显的示范效应,要按照守信用、重契约的原则,加大政府信用的考核和监督的力度,加强信用政府建设,防止新官不理旧账成为债务拖欠的源头。 五是强化失信惩戒。近年来对于老赖公开披露限乘飞机和高铁,限制高档消费等等,这些效果都非常明显,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借鉴部分发达国家的做法,逐步推荐个人信用一卡集成,增强失信联合惩戒的威慑力,对企业财务造假、债务拖欠、专利侵权、商品制假失信等信用问题建立分级预警和分层处罚体系,以早惩戒、严处罚,防止信用风险扩散。 六是健全信用信息系统,完善信用监督的长效机制,也可以说是完善信用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机制。 “一些人或者企业反复出现失信行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失信的人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健全信用信息全息的及时收集,全方位便捷共享,有效保密的系统和机制,构建起无死角的信用监测评估体系,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监督机制,破除信用的投机行为”,他建议。[详情]

吴跃:积极化解不良资产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吴跃:积极化解不良资产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浪财经讯 11月19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跃出席财新峰会称,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说,盘活存量,化解不良资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 他指出,要积极实践以盘活存量化解不良的方式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做出新的贡献,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有以下几个措施: 一是做好老本行,大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吴跃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依托多年积累的不良资产处置经验和技术,加大不良资产业务资金的投放力度,加快存量资产的盘活效率。他介绍,今年1—10月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新增不良资产业务的投放达到1086亿元,有力助推了股份制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 二是强化新本领,积极探索不良资产处置模式。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立足新时期不良资产市场的特点,大力探索采取重组、重构处置不良资产,积极参与问题企业救助,风险机构重组和危机项目的盘活。 三是用活工具箱,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运用多元金融工具协同效应,提升服务实体经济,为医疗、养老、教育、文化、物流、能源等领域企业提供股权投资、债权融资、上市保荐等专业服务。 据了解,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已成功实施对中国重工、中船集团、中国中铁等项目的债转股,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与财务费用,加快转型升级。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北京海淀国投合作成立规模为100亿元的上市公司疏困基金,致力于化解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爆仓的问题。 四是拓展朋友圈,推动提升行业综合实力。积极发挥资金、人才、技术经验、管理和创新优势,有效对接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地理和人和的优势,强化优势互补,打造良好的生态圈,推动提升整个行业盘活存量的能力。 “支持实体经济,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义不容辞的责任,”吴跃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将继续深化改革、夯实主业、强化内控管理,不断提升盘活存量、化解金融风险和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志向,以自身高质量发展全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详情]

银保监会周亮:监管让市场“不舒服”正是我们想要的
银保监会周亮:监管让市场“不舒服”正是我们想要的

  新浪财经讯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表示,前几年银行业表外业务扩张非常快,金融脱实向虚,从数量到速度,到规模都是比较大的,此外,金融机构的影子银行层层嵌套。“而监管某种意义上应该是偏松偏软的”。 周亮表示,现阶段,“监管要从宽松走向严谨”,目前,市场乱象、风险正在收敛。而“从原来的松到紧,(市场)有点不大舒服。这个‘不舒服’恰恰是我们要的”,但他也强调,在由松到紧的转变过程中,监管要把握好力度和节奏。“监管不能像章鱼一样,而要体现结构性的导向,要精准”。 [详情]

刘连舸: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质量金融体系
刘连舸: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质量金融体系

  新浪财经讯 11月19日,中国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刘连舸出席财新峰会称,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金融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世人有所共睹的,但仍存在一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未来要遵循金融发展的规律,补足自身短板,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质量金融体系。” 刘连舸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继续深化改革金融体制,继续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要素市场化定价机制,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的机制,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调发展,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第二,要提升全球的服务能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对金融企业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要加快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发挥人民币的优势,推动人民币全球化循环使用,推进人民币在贸易结算各个方面的使用。” 第三,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把握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生物识别等科技脉搏,增强科技创新引领金融发展的能力,加快金融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建设,提升服务效率,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第四,培育优秀的金融人才。高质量的金融离不开高质量人才,要加强金融方面的培训教育,培养和用好一大批优秀的金融人才,加速形成一批既懂我国实际又懂国际规则的专家型人才,一批熟悉国内国际金融运行的管理人才,一批精通法律法规作风优良的监管性人才。 第五,确保做好风险管控。要落实中央防控金融风险的决策部署,建立健全风险的预警系统,管控好更开放条件下的新型的风险,要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健性,要防范网络借贷、股票质押、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领域的风险,增强预防处置化解风险的能力,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守牢风险的底线。 “中国银行将充分发挥全球化、综合化的优势,持续提升我们金融的服务能力,努力打造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刘连舸说。[详情]

尚福林:应着力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尚福林:应着力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新浪财经讯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建议,着力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的质量,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 尚福林表示,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对于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下了很大工夫,社会信用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诚实、守信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同时,各种失信行为仍然大量的存在。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诸如债券市场的违约还在增加,信用违约也还在增加,上市公司的造假问题仍然都存在。这些失信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市场的正常秩序,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增加了市场运行的成本,影响了市场的整体效益。 对此,尚福林认为,第一,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信用经济。商业信用的缺失或者不完善是市场深层次基础问题。第二,诚实守信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他举例称,失信行为的特点是一个人失信,全体受罚。“大家都知道一个老人摔倒了,他讹了去扶他的人。现在老人摔倒了扶不扶成了个社会问题。今年年初有几家上市公司连续违约,整个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迅速上升,也就是说几个企业、几个人他们的违约行为会使整个市场、整个社会都造成影响“。第三,不断加强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尚福林强调,应把建设现代信用体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特别要针对现代信用体系的成本、风险和收益分布不对称特点显著的客观实际,发扬钉钉子的精神,防微杜渐、久久为功。 他认为,一方面要抓住良好的信用体制“建成耗时长久,但是往往会毁于一旦”的特点,注重构建正向激励常态化的机制,完善信用价值实现日常化的模式,有效激发信用建设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要抓住形成良好信用需要所有主体共同努力,但是一人一事失信可能抬高一个市场、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信用成本的特点,从全局的角度去测试失信成本并制定惩戒机制,让失信者无利可图,甚至倾家荡产、寸步难行。 一是要强化信用理念,筑牢社会主义诚心价值观。信用建设是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文明家庭、文明社会、文明城市建设等方面要进一步提高信用建设的分量。在商品买卖和投融资活动当中要坚持信用秩序,壮大信用利益,强化事前说断、事后不乱的契约精神,强调明晰责任买者自负、卖者有责、依法维权,坚决纠正以闹求解决的这种错误方式。 二是高度重视商业信用在现代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他认为,要着力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的质量,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当前债务拖欠问题凸显,要从建设现代信用体系的高度,在完善司法清欠、行政清欠等事后救济机制的同时,大力完善事前合同签定、事中款项结算等信用保障机制,营造一个公平的营商环境。防止因为想签合同而提高债务拖欠的容忍度,又因为债务拖欠过度,去打官司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三是充分发挥信用建设在现代金融体系当中的核心作用。改革信用监测、评价、决策体系,破除担保依赖,形成基于企业信用状况和发展前景的授信决策机制,优化基于信用的动态差别化利率定价机制,完善基于信用市场化优胜劣汰机制。 四是充分发挥市场信用的示范作用,政府是重要的信用主体之一,有明显的示范效应,要按照守信用、重契约的原则,加大政府信用的考核和监督的力度,加强信用政府建设,防止新官不理旧账成为债务拖欠的源头。 五是强化失信惩戒。近年来对于老赖公开披露限乘飞机和高铁,限制高档消费等等,这些效果都非常明显,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借鉴部分发达国家的做法,逐步推荐个人信用一卡集成,增强失信联合惩戒的威慑力,对企业财务造假、债务拖欠、专利侵权、商品制假失信等信用问题建立分级预警和分层处罚体系,以早惩戒、严处罚,防止信用风险扩散。 六是健全信用信息系统,完善信用监督的长效机制,也可以说是完善信用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机制。 “一些人或者企业反复出现失信行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失信的人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健全信用信息全息的及时收集,全方位便捷共享,有效保密的系统和机制,构建起无死角的信用监测评估体系,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监督机制,破除信用的投机行为”,他建议。[详情]

银保监会:监管要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章鱼效应
银保监会:监管要避免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表示,前几年监管政策偏宽、偏松、偏软,自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力度开始收紧,从“宽松软到严紧硬”,一些乱相、风险开始收敛,开始有点不舒服,“不过这个不舒服恰恰是我们想要的”,而监管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避免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章鱼效应,监管不能是这种,而是要体现结构性导向、要精准。[详情]

银保监会:不应盲目断贷抽贷 支持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
银保监会:不应盲目断贷抽贷 支持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

  新浪财经讯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周亮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 银保监会坚决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特别是要求银行保险机构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缓解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周亮表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40年来我国的金融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历尽艰辛,可谓来之不易。作为金融业的主力军,银行业和保险业在服务经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金融需求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蓬勃发展。 目前我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居全球之首,130多家银行跻身全球银行一千强的行列,我国的保险业也成为世界第二大保险市场,银行保险机构的法人治理机制逐步完善,资本偿付能力充足,流动性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总体稳定,金融监管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也不断提高。 周亮强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要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其归纳为协调好四个关系。 一是统筹好两个毫不动摇的关系。周亮表示,前一个时期市场上出现了所谓民营经济离场的论调,这是极其错误的。“银保监会坚决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特别是要求银行保险机构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缓解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对暂时遇到困难有发展前景、生产经营正常的民营企业不要盲目地断贷抽贷和押贷,对出现股票质押平仓风险的企业,提供抵质压品的缓释风险,允许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专项产品参与化解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的股票质押的流动性风险。督促银行改革内部的技校考核体系,建立禁止免责纠错的机制,提高贷款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市场化法制化的债转股,帮助企业降低债务负担。通过上述措施打破玻璃门和弹簧门,消除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隐形壁垒,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二是把握好防风险与促发展的关系。周亮认为,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将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奠定坚实的基础。“银保监会坚持防风险和促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积极稳妥地推进结构性去杠杆,有序地拆解影子银行,整治市场乱象,同时应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合理引导市场预期,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周亮表示,银保监会积极落实六稳的政策要求,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加强对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国家战略的服务,着力加强对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精准脱贫、绿色低碳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持力度,支持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督促银行保险机构转变发展方式,注重质量和效益,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经济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是协调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周亮称,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金融监管为金融创新提供安全的屏障,金融业在产品、技术、市场、服务等方面的创新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活力,同时也要看到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旦金融创新偏离主业脱实向虚,就会积累风险,产生很大的破坏性,威胁金融的安全稳定。他强调,对待金融创新既要积极鼓励又要审慎对待,要及时弥补制度的短板,加强监管协调,消除监管空白,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对于依法合规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再造业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和人民群众需要的金融创新,要给予大力的支持。但对于某些打着创新的旗号从事非法集资搞庞氏骗局的伪创新必须严厉打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净化金融生态。 四是协调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周亮认为,谋划金融发展制定监管政策,要始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企业的负债率偏高,同时利率市场化改革或没有完全到位,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价格发现、风险分散功能有待提高,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搞大水漫灌,实施精准滴灌”。他强调,促进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坚持总体分业金融为主,抓紧落实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举措,取消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放宽外资设立机构的条件和业务范围,优化外资机构监管规则,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积极引入国际的资金、技术、人才,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大力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升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监管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不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当前世界金融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金融业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深化改革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业就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组织制度创新,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的机遇和挑战也前所未有,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阻挡,我们要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与世界各国一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挑战,化危为机,对我们的治理能力、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都将是一种考验”,周亮说。 【相关新闻】 银保监会:本周将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指导意见 银保监会:抓紧落实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举措 银保监会:必须严厉打击“庞氏骗局”等伪金融创新 银保监会:有序拆解影子银行 整治市场乱象 银保监会: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 多“雪中送炭” [详情]

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推动城市投资经营主体经营农村
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推动城市投资经营主体经营农村

  新浪财经讯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以“三管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前提下的较高速增长”为题发表演讲。 范恒山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有几个“松”。一是资金松。这些年货币发行一直很宽松,为某些泡沫性、投机性产业的发展和维持这些产业的高利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二是领域松。无论是房地产、投机性金融还是过度污染的产业发展都很快,但现在要紧了。“如果现在仍然放开房地产,让它继续发展的话,我相信经济增长再增长两个百分点都是有可能的”。第三,管理松。他举例称,以前我国环保标准不高,这两年标准提高以后,对企业产生了强大的压力。 “正是由松走向紧,就导致了现在很多很多的变化”,他说,“这种由松到紧的转变,社会和企业都有一个心理适应的过程,有一个行为方式转变的过程,也有一个金融结构调整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还面临新的投资机会选择的问题,面临着运营成本增加的问题”。 范恒山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在追求高质量的前提下提高经济增速。他给出三条路径:第一,优环境。营商环境直接关系到经营主体的活跃度、资源要素的集聚度、国家和区域创新度,因此决定着经济运行的效率和经济发展的质量。所以,推进高速度高质量的发展,必须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他认为,营商环境必须达到三条标准:第一,规则透明、政策稳定、方向可预见,足以让投资经营者形成主动,充满激情。第二,经过实实在在的努力,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回报。第三,服务部门真办事、快办事、干净利落地办事、不计代价地办事、没有索取的办事。 二、真动能。他认为要全面调动经营者、劳动者、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全体人民关键是两点,第一是扫除不合理的制度障碍,摒弃各种歧视性政策门槛,给他们平等的社会权利和同等的发展机会。从而使他们能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第二,能够使他们直接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对企业家要通过产权,通过激励,通过信用等各种手段鼓励他们大胆地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对科学家我们要地位与激励并重,鼓励他们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或者创新难题,对干部要公众选拔任用,同时要实行职务与职级相结合,来调动积极性。 三、补城乡区域发展的短板。要把实施《乡镇振兴规划》作为抓手,通过三权分置等制度推动城市投资经营主体经营农村,城市先进生产要素流向农村,推进三农现代化。要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建立健全城乡资源要素平等的交换机制,要加大扶贫攻坚的力度。第二,要补关键核心技术和高质量供给的短板。第三,要补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特别重要的是,第一,要推动重要基础设施向乡村、向贫困地区延伸。第二,要强化各类基础设施的连接协同,打通隔离区带。第三,要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基础设施,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抢占国际的制高点。[详情]

张军扩:转变政府职能 环保执法应更加透明可预期
张军扩:转变政府职能 环保执法应更加透明可预期

  新浪财经讯 11月1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于财新峰会称,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方面需要优化。 比如说环保执法,其实可以采取更多的市场化的透明的可预期的方法去做,而不要采取太多“刮风式”、“运动式”,“这对经济的损坏是非常大的”。 “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各地是非常突出的”,张军扩指出,工厂完全是按照标准去投资生产的,而且有订单,但是雾霾来了马上就要停几天,对企业损害非常大。 他认为,这需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详情]

银保监会:本周将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指导意见
银保监会:本周将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指导意见

   推荐阅读: 银保监会: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 多“雪中送炭” 银保监会:有序拆解影子银行 整治市场乱象 银保监会:不应盲目断贷抽贷 支持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 新浪财经讯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周亮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本周银保监会将会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到时会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据其介绍,“这些措施主要是要打通金融和实体经济循环中间的肠梗阻和中梗阻,特别是要打通毛细血管的微循环”。 周亮表示,银行业要从讲“速度”、“规模”转变为在质量和效益上下工夫。 “我们还不能只顾银行保险机构自身的效益,更多地要关注实体经济的效益,因为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人民群众购买力的需求才能转化为市场真正的潜力。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金融要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因为它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下一步我们要更好地按照中央的要求聚焦为实体经济服务上,用实际行动来做出我们金融的贡献,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份助力“,周亮表示。[详情]

银保监会周亮:民营发展方案本周将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银保监会周亮:民营发展方案本周将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11月19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表示,银保监会正在制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案,本周将上报党中央、国务院。[详情]

银保监会:不应盲目断贷抽贷 支持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
银保监会:不应盲目断贷抽贷 支持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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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周亮:大力支持依法合规利用AI等金融科技
银保监会周亮:大力支持依法合规利用AI等金融科技

  新浪财经讯 11月19日消息,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表示,对金融创新既要积极鼓励,又要审慎对待,要及时弥补监管短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依法合规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更好满足市场需求的金融创新要给予大力支持,对某些打着创新的旗号,搞庞氏骗局的伪创新要给予严厉打击。这个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有序解决,以指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把握好力度和节奏。[详情]

银保监会:抓紧落实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举措
银保监会:抓紧落实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举措

  新浪财经讯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周亮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日益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巨益。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实践告诉我们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周亮认为,谋划金融发展,制定监管政策,要始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企业的负债率偏高,同时利率市场化改革或没有完全到位,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价格发现、风险分散功能有待提高,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搞大水漫灌,实施精准滴灌”,周亮表示,“促进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应坚持总体分业金融为主,抓紧落实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举措,取消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放宽外资设立机构的条件和业务范围,优化外资机构监管规则,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积极引入国际的资金、技术、人才,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大力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升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监管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不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详情]

张军扩:加大改革创新在干部考核提拔任用中的权重
张军扩:加大改革创新在干部考核提拔任用中的权重

  新浪财经讯 11月1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于财新峰会称,“要进一步完善对干部的保护机制,加大改革创新在干部考核和提拔任用中的权重,建立健全改革容错、纠错的机制,真正为锐意进取敢作敢为的干部打气撑腰。” 张军扩还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根本上要靠深化改革。 一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特别是产业升级方向、方式以及产业优胜劣汰与重组等的直接干预,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创新,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方向将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更新和提高环境质量安全标准,并严格执行。 三是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市场秩序,为优质优价优胜劣汰创造市场环境。 四是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包括进一步加强对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进一步完善鼓励科研创新的科研项目管理制度、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以及有利于新产业发展的政府监管制度等等。 五是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干部制度改革等等。 “加快改革需要更加有效的推进方式”,张军扩指出,主要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重要关系: 一是要更好地处理好全面改革与重点突破之间的关系。“改革不能平均用力,而要找出经济体制当中的主要矛盾或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力争取得突破,以主要矛盾的解决带动和促进次要矛盾的解决。”张军扩认为,抓住少数重大改革,把其它相关改革都纳入其中统筹考虑,并在此基础之上确定改革的牵头单位,也有利于各项改革的协调和取得实效。 二是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之间的关系。我国各地发展水平和具体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不可能一个模式适合所有的地区、所有的情况。顶层设计主要应当明确方向性、原则性,而要把具体的实现方式问题交给基层去解决、去突破。 三是处理好于法有据改革与大胆闯大胆试之间的关系。张军扩指出, 政策导向上改革要于法有据,与大胆闯、大胆试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然而现实中一些干部由于顾忌改革要于法有据,怕担责、怕错,不敢闯不敢试,甚至产生消极等待情绪。 为此,张军扩提出了两点改进方法: 一是要进一步明确所谓于法有据,主要是就重大改革和重大原则问题而言的,而不是改革推进的具体方式方法,新形势下面对改革复杂形势和更加艰巨的改革任务,已然需要广大干部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对干部的保护机制,加大改革创新在干部考核和提拔任用中的权重,建立健全改革容错、纠错的机制,真正为锐意进取敢作敢为的干部打气撑腰。[详情]

银保监会周亮谈监管思路: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银保监会周亮谈监管思路: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新浪财经讯 11月19日消息,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表示,有些金融风险问题有着复杂的周期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现在是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把握好监管的力度和节奏,避免造成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效应。[详情]

银保监会:必须严厉打击“庞氏骗局”等伪金融创新
银保监会:必须严厉打击“庞氏骗局”等伪金融创新

  新浪财经讯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周亮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 对于某些打着创新的旗号,从事非法集资搞“庞氏骗局”的伪创新必须严厉打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净化金融生态。 周亮表示,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金融监管为金融创新提供安全的屏障。金融业在产品、技术、市场、服务等方面的创新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活力,同时也要看到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旦金融创新偏离主业,脱实向虚,就会积累风险,产生很大的破坏性,威胁金融的安全稳定。 周亮强调,对待金融创新既要积极鼓励又要审慎对待,要及时弥补制度的短板,加强监管协调,消除监管空白,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对于依法合规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再造业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和人民群众需要的金融创新,要给予大力的支持。但对于某些打着创新的旗号,从事非法集资搞“庞氏骗局”的伪创新必须严厉打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净化金融生态。 “有些金融风险问题有着复杂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原因,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循序渐进、标本兼治,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搞好金融尽管需要高超的意识,避免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章鱼效应”,周亮认为。[详情]

银保监会副主席:对民营企业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银保监会副主席:对民营企业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表示,前段时期市场上出现“民营经济离场论”是极其错误的,银保监会坚决落实对国有经济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的政策,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并要求银行保险机构采取有力措施解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对暂时出现困难但经营正常的企业不要盲目断贷、抽贷。[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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