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创：智能制造是钢铁行业未来最核心竞争力 21日，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7年会在北京举行。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出席会议并表示，智能制造是钢铁行业未来最核心竞争力，也是各种传统行业的最核心竞争力，应加快普及和推广应用，使传统行业迎来新革命。崔楠摄 中新网北京12月22日电 （夏宾）21日，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7年会在北京举行。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出席会议并表示，智能制造是钢铁行业未来最核心竞争力，也是各种传统行业的最核心竞争力，应加快普及和推广应用。 在李新创看来，中国已是世界钢铁的制造中心、消费中心和出口中心，实现了又大又强。大体现在中国粗钢产量占全球近一半，强体现在通过近年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了落后产能，使得整个钢铁行业的制造水平大幅提升。 “我们不但在中低端产品中有竞争力，在高端产品当中同样有竞争力。”李新创表示智能制造正在提升中国钢铁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第一是加强精准性。钢铁行业若做不到精准很容易造成大量浪费，必须通过产业协同，调和产业矛盾，实现企业供需精准匹配，做到高效生产。 第二是提高自动化。上游钢厂的生产自动化程度日渐提高，下游用钢终端用户的自动化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处于中游的仓储、物流、加工环节也应跟进自动化步伐，实现对上、中、下游企业的无缝连接，为专业的钢铁仓储、加工、运输企业的智能化运作提供帮助。 第三是走向优质。钢铁行业结合国家高质量发展要求，对产品质量提出更高标准，也通过智能制造实现全流程质量追溯，以此提升钢铁企业产品质量的稳定提升。 李新创提醒，钢铁行业在推行智能制造方面的原则就是要精准、高效、优质，但一定要正确认识自动化，不要带迷信心态，在推进制造过程智能化的过程中也要夯实自身原有基础，做到同步推进。（完）[详情]

　　（经济观察）专家议中国防控金融风险：平衡监管与创新 形成良性互动  中新社北京12月22日电 （记者 王恩博）身处强监管时代，面临防风险任务，中国金融业将走向何方备受关注。 中国新闻社21日在北京主办国是论坛2017年会。多位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防范金融风险应从优化发展模式和监管体制着手，使创新与监管形成良性互动。 防风险是近两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置于今后3年三大攻坚战首位。其中，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指出，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倾向于快速扩大规模，在金融资源配置上则体现为货币信贷扩张，同时企业负债快速增加，由此带来的高杠杆率成为风险隐患。 “怎样梳理庞大的金融资产，怎样让新经济增长模式获得金融服务支持，这是现在中国经济新的考验。”赵锡军表示，对此相关方面要加强监管，对传统金融发展模式进行清理和纠偏，从而让金融更好地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吴庆指出，“严监管”从去年底开始已成为中国金融行业的“新常态”。 以全球银行业监管标杆“巴塞尔协议”为例，吴庆表示，其核心理念在于审慎监管，把监管权力放在笼子里。他认为，中国当前正不断跟随这些现代化金融监管机制，但更重要的是学习其中“灵魂部分”，使之彻底融入中国现代金融监管体制之中。 中国是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最蓬勃的国家之一，有声音担心，官方实施强监管会抑制创新手脚。 在中国华信非执行董事、中叶资本董事长马弘看来，不应将创新与监管对立起来，而是要一起放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益提升的背景中全面考虑。 马弘表示，很多中小企业遇到融资难问题，这是金融服务不到位造成的，因此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尤为重要。与此同时，目前市场上部分机构假借创新名义推高资产价格，监管机构也应及时创新监管方式，弥补监管缺失。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认为，金融监管实际上是有利于创新的。他认为，对新兴事物进行监管也需要不断寻求新方式，在创新中监管、在监管中创新，实现二者良性互动，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在此背景下，今年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料将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完）[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ofo副总裁向继贵出席并演讲。 向继贵表示，回顾2017年商业领域类热点事件，如果用起点这个词来形容的话，我想以ofo为代表的共享单车，有可能会入选“奇点”事件。我上次来参加国是论坛，ofo已经成功在海外有10几个国家，250多座城市落点，实际上从这个速度来看，也体现了互联网行业说的一句铁律，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确实发展速度非常之快。 我们在国际化过程中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我分享两个观点，第一个，共享单车能够在中国原创，并且在中国成功地运用，应该体现了大国自信，也就在中国这样一个沃土，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下面才可能有这种创新。 举一个例子，我们共享单车在每一个城市出行的时候，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每个城市都这样，我们都在怀疑，包括媒体也在说，共享单车是国民素质照妖镜，但是我们惊讶的发现在新加坡，它的破坏程度不比中国要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培育以后，这种破坏单车的现象，明显的好转。现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单车猎人与单车志愿者。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用户的素质不低于全球任何一个国家。 第二个分享，我们最近在苹果的“app store”里面做一些分析，在新加坡、泰国等几个国家，我们的下载量在旅游类的领域里，远超本土的出行类应用，共享单车在国际上也同样受到了广大用户的喜爱，它确实解决了城市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以上是我要分享的两点内容，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出席并演讲。 赵萍表示，如果要想探究中国现在是什么位置，你就得知道这个框架到底是什么？全球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如果要去追溯，不难发现，全球治理这样一种思路最早来自于一战，一战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提出了来14点和平计划，当中就对公开外交、公海的自由航行、自由贸易等等这些方面做了一些规制，这可谓是全球治理最早的雏形当中，但它的执行力并不强。 到二战以后就不太一样，二战之后形成了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在此之后，还形成了全球的经济治理体系。我们发现全球治理是包括非常多的层面，它既包括政治方面的治理，也包括经济治理，也包括像和平发展、环境等等这种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发展问题，因此全球治理它涉及的内容非常地广泛。中国更希望通过共商、共建、共享这样的原则，能够和全球愿意参与的国家，共同去推进全球治理。因此中国在这样一个角色下，不是像美国一样“一超多强，一呼天下应”的状态，中国是希望能够平等协商、合作共赢。 所以我认为从主体的角度来说，中欧、中美之间合作是大势所趋，偶尔有一些摩擦，或者双边有一些不同的利益或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也是正常的。因此我们参与全球治理，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就要去解决当前我们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努力，利用不同国家的共同智慧，总能找到充满智慧的治理方案。[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总裁邹骥先生出席并演讲。 邹骥表示，在全球治理的维度下，各个国家你拥有什么权利，你要负什么责任？责任与义务需要明确。所以全球治理最核心最内在的问题，便是这个问题。其次，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家软文化共同构成你在全球治理中的定位，这个都是全球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除此之外，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是动态的。《联合国气侯变化公约》是1992年签署，1994年正式生效，在那个年代，20多年前我们就在谈联合国全球气侯治理，那个时候我们人均GDP才几百美元，中国的国力物质基础还很差，但我们依旧积极参与气候治理，并没有退缩。 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中国要承担一个什么角色，参与者、贡献者、还是引领者？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地是，中国奉献给全世界一个优秀的发展模式，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有极好的示范作用。[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前驻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大使姚培生出席并演讲。 姚培生表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带来的正向影响也日益明显。当然，在治理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苦难。 众所周知，《巴黎协定》最能反映各个国家的态度，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国内有学者说：“美国退出我们就顶上，我们当这个领导角色。”我认为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妥当的。因为全球治理不是靠一国治理，而是多国共同治理。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习近平主席今年1月18号在联合国日内瓦“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讲到了全球治理的问题。他讲到生态问题，生态问题就是工业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创伤，我们不能再借助这种破坏性的方式发展，所以我们应该是百分之百地承担共同治理。美国现在退出了，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有损它自己形象。我们中国现在不是一个旁观的角色，而是积极参与的角色，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周强武主任出席并演讲。 周强武主任表示，“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角色”这个议题坦率讲，并不是一个新的议题。以前在不同的场合也有讨论过，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特别是我们即将迎来贯彻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角色”这个议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应该说意义特别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及全球经济治理与全球治理。总书记提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应该说这体现了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普惠、更加公平的方向。 众所周知，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形成于二战以后，这套体系的主要制定者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随着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WTO等主要机构相继成立，全球治理的框架基本形成。这个体系经过战后70多年的不断演变与发展，已经相当的稳固，对中国的发展与崛起，起到了非常积极的贡献。 但是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多边体系也走了不少弯路，甚至犯了不少错误，突出的一点便是西方的价值观与评判标准，常常不能够把握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不仅没有达到它预期的效果，也使得这些机构的生意受到损害。随着世界格局的发展，现行治理体系的缺陷和步骤日益突出。 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承担的是发展中大国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和义务，同时我们也应该能够意识到全球治理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各方一起去协商，一起去建设，其实改革就是一个不断凝聚共识、不断完善的过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会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协调，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权益。再次感谢大家，谢谢。[详情]

　　国资委改革办副局长：国企改革政策主体框架基本确立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王庆凯）中国国企改革重点难点问题取得突破，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公司制改制方案全部批复，中国国企改革政策主体框架基本确立。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改革办副局长尹义省21日在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7年会上作出如上表述。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改革办副局长尹义省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下决心和力度推进国企改革，尹义省将取得的成果总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国企改革全面深化，公司制改制提速。尹义省表示，央企集团层面公司制改制方案已批复完毕，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得到完善；混和所有制改革正积极稳妥实施，央企中已开展“混改”的企业户数达68.9%。截至11月底，央企累计减少法人户数7656户，达14.67%。 二是国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得到实施。中共十八大以来，截至2016年底，央企累计投入研发经费1.7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国研发经费的四分之一。出现一批类似国产大型客机C919、港珠澳大桥、北斗系统等突破的创新工程。 三是国资监管体系完善，针对性增强。以管资本为主加快推进职能转变，国资委调整内设机构，完善制度体系，加强出资人监管，并改进和加强外派监事会监督。 四是中共对国企的领导加强。尹义省透露，目前已有82家央企和30个省级国资委建立党建考核机制，并已完成对央企巡视全覆盖。（完）   [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出席并演讲。 曹磊表示，新零售是线上零售和线下零售深度融合的一种，对原有业态进行改良的业态，不是取代传统的线下零售。 但是有一种业态可能会取代，这就是无人零售。过去很多商超都是千篇一律的，基本上90%以上商品都是类似的，未来新零售无处不在，甚至像亚马逊和京东都发明了一键购物，根据你过去几年内的习惯，只要家里按一下键，就下单了，支付了。[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微软中国首席技术官韦青出席并演讲。 他表示，严格意义来讲现在还不是人工智能，精确讲应该叫机器智能。因为它一切是依靠数据和算法算出来的，如果仔细去看它后面后台的话，它只是用一种概念论的方法把一个模型给计算出来了，而且它的表现方式其实一点也不人化，但是通过软件工程师把它这种概率的方法，再把它变成一种人性的语言和方式，就让人觉得很智能了。 他表示，人有五处，眼耳鼻舌身，我们的意识电脑是代替不了，没有意识的话就不会有一种法则。前段时间大家还看到阿尔法狗，说它不要人类的帮助就可以懂得智能了，但如果真要再去看它的算法就知道，它脱离不了人类给的第一原则。 他强调，第一因一定是人，一定要充当人的角色，人的角色就是要理解这个机器的能力是怎样。如果人放弃了自己的第一因的责任，主观能动性，我觉得这类人天生就得努力，因为他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他最后强调，人工智能不要变成新迷信。[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曹和平出席并演讲。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数字技术对一个传统领域的影响。最近一段时间甘肃省成立了黄河资源集团。在刘家峡这个地方，从1957年水库修好以后，上游冲刷下来的各种泥沙已经达到了13亿吨，越积越满，扩容就出现了问题。中国科学院把泥沙分析了一下，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有5.2亿吨各种各样的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铝占30%，铝和镁加起来，想想看就有1亿吨铝，而铝现在一吨可以卖到1万5000块钱。但是我国冶金行业对这个铝库束手无策。而数字智能在冶金领域里边颠覆这个行业过去的技术路线，挑战总工程师，让科学家必须去找新的思路。 他还表示，现在在人之外的机器智能，人工的这种智能，恐怕要超越人类，阿尔法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未来的经济，在人身体之外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传感，视觉、触觉、听觉，语言，然后各种各样的过程，所以工业制造2025和德国4.0这两个理论加起来才最好。[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出席并演讲。 李新创表示，我们的工业4.0、中国制造2025等，如果不能够使重要的传统产业得以落实和实现，那将是很大的挑战。 首先，钢铁是人类至今最伟大的材料，无论过去今天还是未来，都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功能材料。我们讲我们很多产业大而不强，但钢铁行业既大又强。大，我们占全球产能一半；强，这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整个钢铁的制造水平大幅提升。世界500强中，有宝武、河钢等。 他表示，我们不但在中低端产品中有竞争力，在高端产品当中同样有竞争力。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会对钢铁提出更高要求，另外环境还需要不断地改善。另外，我们智能制造在传统行业还刚刚起步探索，我们讲的都是概念，如何实施，目前还没有成熟的可以借鉴的国内国外。[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所长王喜文出席并演讲。 王喜文表示，智能制造这个词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词，重新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技术的支撑，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已经开始深度融合。 首先，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工业和制造业面临很多压力，比如说市场同质化竞争、资源与环境的制约等，这说明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了各自国家文本的制造业创新的战略，尤其是德国出台了工业4.0。 以前大家说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肯定满足不了定制；要想满足定制，提高效率成本很高。但是未来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可以打破这么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未来工业智能可能有四个方面大趋势：一个就是智能的机器人，以前的工业机器人都是很简单的机械手臂的概念，未来在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支撑之下，可以从事各种复杂的多样化的一个工作。所以说很多人觉得，这样一来普通工人会不会被取代，未来人是不是也要提升技能，向机器人来学习呢，这是一个机器人方面的变化。 另一个是智慧物流。工业4.0把生产变成了物流，未来工厂里边没有工人在生产，而是一个物流的场景。智能产品卖给消费者之后，事情没完，产品还会长期不断地跟生产商的工厂保持联系，源源不断地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传达回去。 他表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对未来智能工作带来的变化，可能未来工作是很简单了，很多高技能通过一些引导就可以完成。这样一来可能有些人也会探讨，未来还需不需要高级的技工。[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出席并演讲。 贾康表示，中国制造2025是国家的战略性规划安排，这个纲领明确了我国到2025年这个时点上，进入世界上制造业强国之列。在2035年，要使我们国家进入制造业相国阵营中间的中等水平之列， 2050年我们中国梦伟大民族复兴实现的时候，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前列的经济体。 所以，与其说十年行动规划，实际上是整个匹配中国的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全盘战略。 从切入点来看，它要解决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以后，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上，中国制造业怎么样从制度的制、制造的制，再升级版的智慧的智转变。 这样一个战略部署，只有冲破已经看得到的天花板的制约，才可能使我们的制造业按升级的意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且，直接匹配着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目标的，只有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2035年十九大规定的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才能实现。这关系到整个民族长远发展的这个战略规划。 但转变是必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劳动成本越来越贵，首先在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我们的土地、自然资源的开发，综合成本越来越高；还有我们的资本，虽然力量雄厚，但是继续做常规的投资。我们实际上就会面临着所谓产业空心化，这种产业空心化在长三角的局部已经看到。 但是，还是要肯定一下我国制造业的基础条件，我国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体量，工业化、城镇化在匹配高科技化往前推进的纵深非常可观。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到底要怎么处理，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反复强调的核心的问题。 那么，财政税收政策支持中国制造2025的依据是什么？前一段时间中国的学术界有非常著名产业政策争论，反对派否定产业政策这样的认识框架其实是不成立的，任何世界上稍微象样一点的经济体，政府都不可能不讨论政策问题。 中国的产业政策支持方向其实相当容易清晰认准：七大战略新兴产业。 另外一个问题是，机制创新怎么体现，财政匹配的资金怎么用？他谈到，这里面确实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偏差失误扭曲。他举例说，过去曾经有金太阳工程，支持光伏产业发展，当时拍出来就是两千亿，但是整个光伏产业的发展它怎样在配套改革过程中间对应市场没有很好的解决，原来寄托于出口的很多光伏产能，却由于我国能源改革严重滞后，无法有效吸纳。 他还谈到，曾经非常支持新能源汽车，结果一年前有关部门不得不出手去整治新能源汽车领域严重的弄虚作假。 面对这些问题，他认为，一定要在产业政策实施前强调，尽量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建立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破除要素流动壁垒，这是配套改革来做的事情。 另外，还要进一步地发挥一些看起来并不复杂的，但是有用的支持机制、税收优惠，比如说企业所得税、研发投入的抵扣。另外，政府需要审慎包容，不要看到什么领域值得支持以后，马上就上阵去支持。[详情]

　　中国华信非执行董事、中叶资本董事长马弘 新浪财经讯 12月21日消息，“国是论坛2017年会”今日在京召开中国华信非执行董事、中叶资本董事长马弘出席并发表演讲。 谈到监管与创新的关系，马弘表示两者不是矛盾和对立的。监管需要创新，金融服务需要创新，创新也需要监管。 一方面许多科技创业的人缺少资金，进行了创业，使得科技的产业化能够得到很顺利的进行。另外一个大部分许许多多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是金融服务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还有很大的缺口，这一方面需要很多的金融业务，金融服务方式的创新。 但是另一方面，很多理财市场现在非常地混乱，很多机构借着创新的名义推高了市场的价格，推高了资本市场的价格，推高了资产的价格。马弘提到“刚才我们讲到上海，反映出来很多的资产理财机构，将近有一千多亿，其实那个时候我在金融办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要把这些机构管起来。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怕这个责任，那个怕那个责任要担起来，其实我们管理是不到位的，监管是缺失的。” 马弘还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的在于发展直接融资。“过去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我们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么一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从金融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要走出，要实现这么一个转变，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发展直接融资，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融资结构，我们间接融资的比重实在太大了。” 现在经济的发展需要的是科技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化的发展。大量的科技型的企业需要的是资本，怎么需要更多的资本来使科技的产业化，使得很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能够解决资本的补充机制，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依赖于原来的传统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而需要以直接融资来解决资本的需求的问题。马弘称“我们看看这几十年来，重大的金融危机，金融风险，我们说经济危机很多问题，很多企业实际上就是因为短贷长跑。他用短期借贷资金解决长期发展的资本问题。我们经济永远可能积累到一定的经济危机爆发了，可持续的长期的发展面临很大的问题。” “发展直接融资，核心的问题是加快发展资本市场。”马弘表示，资本市场内容很多，我就觉得我重点就有三个。 首先必须要打破当前金融市场的刚性兑付问题，这是因为当前我们需要本来应该投资于资本的，长期的资金却跑到了借贷的市场，跑到了理财的市场。第二，所以我就觉得不打破刚兑就不能培育中国金融市场的成熟的机构投资人。第三，发展直接融资，必须要规范发展专业性的投资机构，而且把这些机构都纳入统一的监管体系，营造平等的市场环境，当前我们理财市场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的是因为监管缺位，有的是经济转型当中本来应该我们可能要经历的镇痛，因此不能全怪罪在创新的身上，创新本身没有错，问题出在许多借着创新的名义，做着高利贷的事，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马弘还分享了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今年有从事现金贷的这么一个平台公司到我们这里融资，我问他们，这个平台上主要的贷款对象有哪些？他们介绍说，主要是一些正规的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一些个人。虽然他们做的是普惠金融，他们介绍说，举了一个例子，他们譬如说有一个人看到周边的人都用了苹果，但是他用的很低级的国产货，他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但是自己的积蓄又买不起这个苹果，所以他就到这个平台去借款。”马弘表示，听了这个故事，我们就突然想起莎士比亚一个剧，威尼斯商人他本来就没有能力去消费，结果你一个所谓的普惠金融，让他去贷款来去消费，还不出来了让家里人全部来还，而且他的成本不低，综合成本我算了一下都要30%以上的年化。这哪儿是普惠金融，所以我们当场就否定了这个项目。 “第二个小事，我们本来想增加我们机构在投资的我们投人的力量，我们想注册一个以我们公司中叶资本研究院，但是我们因为有资本两个字，因为现在面临着这个理财市场、基金管理市场要整顿，愣是注册不出来。”马弘称，我讲这两个小故事什么意思呢？一是维护金融的稳定不仅仅是监管部门的事，也是所有金融从业人员所有的金融机构的神圣的使命。第二个，我想说明表明的是，我们坚决地拥护支持国家有关部门加强统一监管体系的介绍，监管越有序，其实是做事越规矩的机构，越有利。第三，我想表明一点希望，我们在具体的操作当中不一刀切，不能因为个别人的生病了，一个人生病让所有人都吃药，不能因为个别创新的失误就关闭了所有创新的大门。[详情]

　　央行官员：中国企业名义税负虽不高，但要素成本非税负担偏高 澎湃新闻记者 韩声江 来源：澎湃新闻 12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中新社主办的“新时代·新经济”国是论坛上表示，中国企业名义税负虽不高，但要素成本、非税负担重，营商环境很不好。下一步，应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快基础性关键领域的改革以应对美国税改。 徐忠 微博@财经网 图 徐忠称，中国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是25%，美国在税改前是35%，所以美国有税改的空间而中国降低名义税率的信号则并不大。 但是徐忠也坦言，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虽然看起来不算高，但企业的要素成本偏高，非税负担很重，营商环境很不好。 徐忠举例称，在地方政府收入依赖土地财政的背景下，高地价增加了企业的用地成本，高房价推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同时，社保缴费负担过重也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削弱了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优势。 “昨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八项重点工作中就强调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这是降低我们企业税负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他说。 徐忠还表示，企业的高负担还来自于垄断带来的要素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高速公路、铁路、电力、自来水、燃气等公共基础设施都是垄断性的，成本很高。”他说，“国有企业要降低一些要素成本的价格。” 徐忠认为，此前由于过度追求GDP导致地方政府扩张太快，随之而来的挤出效应也推升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如果地方政府追求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就会过度刺激，结果必然使得资源向政府项目、过剩产能行业流动，必然导致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机会的困难。” “我们现在淡化对GDP的追求，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就为降低中小企业成本创造了条件。”徐忠说。[详情]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吴庆 新浪财经讯 12月21日消息，“国是论坛2017年会”今日在京召开，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吴庆出席并发表演讲。 吴庆提到，2015年的9月份在一个讨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论坛上，参加者有银监会普惠金融部文海星副主任，“我当时呼吁要对互联网金融要建立规则，要加强监管。后来一年以后从去年开始，确实对互联网金融加强了监管，从去年年底开始，严监管成了金融行业的通用语，一直到今年我们看到了在监管方面我们还会更严，今年的金融工作会议开过以后，我们知道严监管将成为一种新常态。有很多过去我们监管不严格，监管有套利空间的一些地方将来不会再有，这是过去两年里发生的变化。“” 回忆两年前在这里呼吁加强监管，吴庆表示：现在我想关于监管再说一句话，“呼唤监管体制的现代化”。 他认为，这个体制里头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没有解决。明年追求的一些经济目标当中，单个看每一个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可是把这些目标合在一起就会发现不可能同时实现。比如说降杠杆，过去几年都一直在讲，可是这个降杠杆的目标一直都没有实现过，杠杆率水平从来没有降低过，一路上行，只是有的时候上升的快一些，有的时候上升的慢一些，根源在哪里？吴庆表示“根源我认为在监管体制上，我们不断地跟随现代的那些理念，可是我们把现代的理念嫁接在我们体制的一棵古老的树上，而这棵古老的树它根深蒂固的没有改变，嫁接上来的这些东西都没有真正体现它的价值。” 吴庆提到了“巴塞尔协议”。他表示，巴塞尔协议是一套行动的方案，巴塞尔协议的核心的理念或者叫它的灵魂是审慎性的监管，我们只是嫁接了巴塞尔协议这一套工具。“我们的监管机构，还有我们的被监管商业银行，他们有一些还都在沾沾自喜，他们说你看欧洲和美国还在讨论巴塞尔协议的标准，到底是定11%，还是定12%，我们现在已经达到13%了，我们已经提前实现了，我们达到的标准比他们还要高，可是这是做得好吗？这是做得对吗？比较中美的金融体制我们明显的知道，我们的效率远远逊色于它们，我们的体制没有它们好，我们金融体制没有它们好，可是按照监管的标准我们已经超过它们了，这样的监管对不对。” 吴庆认为，巴塞尔协议核心的理念远远没有深入人心，甚至有一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审慎性监管就是要监管那个监管者，要把监管的权力放在笼子里，监管者不能随心所欲，不能什么都管，不能想怎么管就怎么管，这些被监管的这些机构，他们最重要的要达到的指标就是资本的充足率。一旦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了标准，原则上说这家机构它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它每做一笔业务，特别是具有风险的业务就要从它们的资产充足率当中扣除掉资本金来承担风险的业务。” 如果它的资本金不够了，这个时候监管机构就要严格的去盯住它，关注它，甚至在这家被监管的机构，资金进还是正数的时候，我们的监管者就有责任，而不只是有权力，我们监管者既有责任也有权力去接管那一家资本金还是为正数的，还没有亏光股本金的这家机构的控制权，这是巴塞尔协议的灵魂，这是现代金融监管的核心的理念，可是这一点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 吴庆表示“我们现在的监管机构管的事情管的太多，管到什么。我们谁可以成为金融机构的股东，我们的监管机构监管非常严格。那么这些能够充当金融机构股东的这些股东，他们能持有多高的股份，我们有严格的限制。金融机构的股权的转让、交易，我们也有非常严格的限制。” 这些股东呢？商业银行还有其他金融机构这些股东，他们没有这种充分的积极性，去管好他们持有的金融机构，他们持股的金融机构，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权力去干预这些金融机构，很多股东应该做的事都由监管机构替代了，所以股东们就等着分红就可以了，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所以为什么金融机构在募股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机构都愿意去入股，因为入股当金融机构的股东你不用操心，他们的赚钱，他们的盈利都为监管者考虑的很充分了。 吴庆认为，这种情况下监管如果不更新，我们会发现监管者很疲劳，而股东被放置在一边，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也不可能走上正常的轨道。[详情]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 新浪财经讯 12月21日消息，“国是论坛2017年会”今日在京召开，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出席并发表演讲。 宗良在演讲中谈了十九大和中央经济会议中跟创新发展相关的几个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预示着未来金融创新发展有一个广阔的空间。”宗良表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金融的创新发展要针对美好生活的去做相应的改变。到底哪些是不平衡不充分，宗良给大家举了例子。比如中国人买包，到海外去了买LV、普拉达、酷奇之类的包，咱们生产不出来，这是不充分问题。比如说同样都有厕所，但是男同志和女同志的位置相当，那就是不平衡的问题，因为那个量不能满足需要。 第二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细节，提到“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宗良表示，“咱们几十年走的是改革开放，现在是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明年还有未来几年，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明年肯定是个改革年，整个这个里面大力推进相关的改革，这里面说了6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8条，这是非常特殊的。” 第三个方面说创新，现在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需要怎么办？一定需要创新才能实现，建立现代化的体系，也得需要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第四个方面是开放，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也就是推进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个时候有几个关键词需要记住。一个是在十九大报告里面第三部分的第四条里面有一块专门的主动参与或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第一个全球化，一个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是全面开放新格局。第四是一带一路，这几个关键词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方面。 宗良指出，未来金融的发展有6个方面新的特征。 第一，现代金融定位进一步理顺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金融与房地产的关系，同时还有金融自身内部的循环关系，这么一来属于就是将来把从现代金融的高度把整个关系跟相关方面的关系都进一步理顺了。 第二，金融改革本身就是属于深化改革是金融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下一步金融改革就是整个改革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你看十九大报告里面第一句话关于金融的，深化金融机制改革。这中间比较具体的，关于证券市场的说的还是最多，因为特别强调的比较细节就是提高金融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别的地方说的是虚的，这个地方说的是实的和硬的。 第三，更加强调服务实体经济。咱们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里面强调了服务实体经济，这次又更进一步地提高到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创新的产品如果不能服务实体经济，说明这个产品创新可能会方向不太合理，当然不是说每个产品都如此。 第四，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的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短期来讲保持这个货币政策能够发挥它的效应，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从长远来看，不能有金融危机，不能出现大的经济的波折波动，实际上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解决这个短期业务稳定，长远来讲不会出现大的金融危机。 第五，守住风险的底线。这一块实际上跟宏观审慎又有点关联。 第六，绿色金融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虽然可能有的方式不一定完全的合理，但是我们感受最近北京的天气确实比原来好一点。 宗良还提出，以下几个领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第一，服务实体经济；第二，综合经营；第三，利率市场化改革；第四，人民币国际化；第五方面消费金融；第六关于科技金融。 对于创新跟监管之间的关系，宗良表示，实际上金融监管还是有利于创新的，当然也注意到金融创新它有利于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提高监管水平。对于新型事物进行监管需要不断地寻求新的方式，实现在创新中监管，监管中创新，实现整个创新和监管的良性互动，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包括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将在未来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也会在守住系统性风险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详情]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 新浪财经讯 12月21日消息，“国是论坛2017年会”今日在京召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出席并发表演讲。 殷剑峰演讲的主题是金融危机的起源、修复和预防。 “各个国际组织，各个央行监管当局现在有个共识，这次危机的起源就是信贷驱动型的泡沫。”殷剑峰表示，泡沫有两种，一种叫非理性繁荣，还有一种是信贷驱动型的泡沫，就是杠杆和资产价格同时上涨。日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杠杆率是迅速上升，90年泡沫经济危机，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前也是如此，陷入欧债危机的五国也可以看到，泡沫是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这点已经形成了共识。 危机之后造成了严重的产出损失，很高的失业率，主要国家比方说这个危机的源头美国用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用了巨额的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它本质上是什么呢？殷剑峰解释道，它本质上是信用跨送。应该说这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它的成绩是显著的，经过将近十年美国从次贷危机中基本修复了，GDP以及GDP的构成可以看到，除了一个指标住宅投资依然只相当于07年的90%，其他所有的GDP需求构成全部都超过了07年次贷危机的水平。 虽然这种非常规政策是成功的，但是怎么来退出现在成了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 日本是另外一个实行非常规货币政策国家。确实与美国一样，量化宽松在短期内起到了好的效果，但是它无法修复危机对潜在增长水平的影响，日本的潜在增长率从1990年泡沫金融危机的4%急速下降，到目前已经只有不到1%的水平，同时它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在缓慢下降。 殷剑峰指出，“货币政策作为总需求政策的一种，它能够短期内修复经济，但是无法修复危机对总供给侧产生的长期的影响，所以防止信贷驱动型的泡沫是关键，既然修复有那么大的成本，我们就要预防，所以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宏观审慎成为热门词。” 十九大也提出了双支柱的宏观金融调控政策，现在国际经济学界也在讨论，怎么界定这个“双支柱”，一方面传统的货币政策依然以价格稳定，经济增长为目标。另外一方面由于要防止信贷驱动型的泡沫，需要由宏观审慎来关注金融稳定。这两个政策各有各的主要目标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双支柱的框架。 “中国的宏观审慎评估底线MPA从今年一季度开始实施，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复杂，学过数学都不一定能够搞的特别明白。” 殷剑峰表示。“但是目前来看好像挺有效，我们统计了一个指标金融部门内部融资增速，在2016年的时候，这个增速它有接近30%的增速。但是从今年一季度开始，可以看到到今年三季度这个增速跌到了个位数，这与2017年一季度考核MPA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另外一方面看，殷剑峰指出，从居民部门新增贷款和新增储蓄存款的来看，新增储蓄新增贷款自去年三季度以来到今年三季度都超过了增长，居民部门应该是禁储蓄的，但是我们居民部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赤字部门。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2007年三季度，当时股价房价当时的历史新高。事实上这次危机的起源是信贷驱动型泡沫，它的背后是哪个部门加杠杆呢？居民部门加杠杆值得警惕。 殷剑峰提出，理论上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配合，一个关注金融稳定，一个关注价格稳定，但是在实践操作中，无论是理论层面，实际操作中都存在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 首先如何处理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关系，未来这些监管机构之间怎么配合，作为市场主体怎么来同时应对这么多的监管主体，怎么同时来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之间的关系。 第二，宏观审慎从各国的操作情况来看，都给执行当局留下了巨大的相继抉择的这么一个空间。“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政策的有效性如何，你的透明度如何，如果没有透明度，市场主体它怎么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虽然理论上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但是两者之间事实上也是有矛盾的，殷剑峰举例道，比如说央行降息要刺激经济，但是你提高房贷首付比，…这两个之间怎么来权衡，以前货币政策是非常透明的，观察M2或者观察利率可以非常明确地用我们熟知的模型我去做决策，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它非常复杂。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宏观审慎是为了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但什么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什么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家想想一个蚂蚁在一个苹果上爬，它以为它是在一个二维的平面，突然有一个虫洞突然掉下去了，所以它从它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是它从这个二维的平面掉到另外一个二维的平面，你只有离开这个系统之后你才能看到，我们作为我们是三维的加上时间是四维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离开，事实上虽然危机之后大家都知道信贷驱动型泡沫是导致危机的根源，但是800年金融危机史给我们得出的结论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都是信贷驱动型泡沫，为什么人类永远克服不了这个金融危机，原因很简单，因为一句唐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吗？我建议大家看看。”殷剑峰表示。[详情]

　　尹义省：央企集团层面公司制改制方案已全部批复完毕 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梁敏）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办副局长尹义省21日在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7年会上透露，目前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公司制改制方案已全部批复完毕，87家中央企业建立了董事会。混和所有制改革已在重点领域确定了3批50家试点企业，中央企业中已开展混和所有制改革的企业户数占比达68.9%。 他表示，国企重组整合有序推进，十八大以来共完成18组34家中央企业重组，中央企业由116户调整至98户，各省级国资委出资企业开展了171组重组整合，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不断优化，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了积极引领和带动作用。 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力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企稳回升。他表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国资监管企业营业收入44.1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利润总额2.5万亿元，同比增长22.4%。其中，中央企业营业收入2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3%；利润总额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2%，增速创近五年同期最好水平。[详情]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 新浪财经讯 12月21日消息，“国是论坛2017年会”今日在京召开。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出席并进行演讲。 赵锡军在演讲中谈到了金融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和新金融运行模式的形成。 昨天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未来三年化解重大的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赵锡军表示，这个强监管实际上是在梳理和化解传统模式所形成的一些后遗症，最终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底线。但是处理完后遗症，总要继续往前走，要服务于新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和经济发展的模式，显然要有新的金融的运行，要有新的管理，这也是新发展的要求。 谈及传统模式的挑战，赵锡军认为，传统模式对应的是数量的扩张和高的增长的速度的追求。经济发展要追求高的速度，要追求规模的快速的扩张，在资源配置上面也体现出来了金融资源的配置的特点。 首先货币信贷的扩张。这是作为资源配置的源头，这一点扩张在最近的几年，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比较明显。比如说货币数据，从2011年到2015年包括2016年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断地放缓，但是广义货币的增长仍然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13%，跟经济增长之间有一个相对的一个不对称的问题。 第二，金融行业资产扩张迅速。赵锡军表示，对于传统的模式，货币信贷只是一个总的闸门，它用于支持经济的增长，用于支持经济的活动，具体在服务于经济的时候它更多的是要体现出来经济领域里头这些企业以及金融机构他们之间的业务扩张，表现在金融机构这个层面就是整个金融行业它的资产扩张迅速。比如说银行业的资产，2015年增长15.7%，那个时候经济增长6.9%。2016年增长24%这个规模是增长比较快的，但是去年经济增长速度6.7%，所以相对来讲是非常快的增长。 第三、负债增加的比较快。资本市场资产增长也是类似的情况，在2015年的时候债券市场也是增长的比较快，增长达到了34.6%，2016年增长33%，保险市场增加达到百分之十几。这个快的增长金融业资产的扩张，它支持了经济的扩张。但是这么快的资产扩张是由什么样的资金来源支持的呢？可以看到它的来源就是负债的迅速增长，就是通过债务的扩张来进行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从社会融资这块来看的话，每一年的社会融资增长是比较快的，代表了实体经济部门所获得的经济来源，还不算金融机构它自身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在17%以上，规模也是很快。但是这里头要看到的是它的结构，在社会融资结构里头除了最后的一项，就是非金融机构股权或者是股票融资以外，其他的融资方式都是债务的融资，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发债，还是其他的一些类型都是在融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整个债务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同样的如果从结构来看，也显示了一个实体经济在融资方面比较高的杠杆率，97%左右是债务。”赵锡军表示。 赵锡军还指出，如果要通过不断增加的负债来支持资产扩张，这个资产扩张带来的收益能够支持负债的成本，这个运行作为金融体系来讲运行还能持续下去，但是最近几年出现了越来越运行不下去的情况，也就是说过负债来获得的资金，支持资产扩张，资产带来的收益和负债的成本之间它的差异差额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倒挂这个情况。表现为在不少的领域里头，比如理财产品它兑现不了了，债券到期它很难支付利息了等等这些可能。 当资产质量变得比较差一点，违约的风险在上升的时候信用评级就会发生变化。信用评级出现变化，带来的就是市场判断预期就会出现变化。所以出现的就是跨境资金的流动。“我们看到2015年，2016年连续出现跨境资金异常的流动，导致我们的外汇储备也出现了急剧的下降。”他解释道，这样连带的就国内的金融市场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最近几年我们从2013年的钱荒到2015年的股市急剧地振荡，到随后外汇市场振荡，到今年债券市场的振荡，都体现出来了市场的波动，这是相联系的。 赵锡军表示，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各个金融的监管部门出台了非常非常多的文件，出台了非常非常多的措施来对现有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金融活动、金融行为进行规范，进行监管。 从今年的4月份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金融的安全，到7月份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到十九大，到昨天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来了，对金融怎么样来服务实体经济，怎么样来服务于新的经济增长的模式。所以对未来金融做了新的定位，这个定位非常高，在金融工作会议的时候，给它的定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而且怎么样把它打造成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了未来金融建设和发展的一个目标。这是新的定位，非常非常重要。 另外，对传统的金融模式进行了清理和纠偏，让金融更好地回归本源，服务于实体经济，把服务于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提出了三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在十九大更是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最核心的一个要求。这就是强监管下面具体的一个目标。 最新的就是前几天出台的五部委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一个征求意见稿，它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这个征求意见稿会形成未来新监管的一个基础。 赵锡军认为，新的监管就是目前要服从于融资和资产管理这个双轴为核心来展开。只有这样的话，金融才能找到新的发展的方向。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才能找到新的路径和新的目标。“可以看到现有金融的法律法规的体系是围绕着为实体经济融资来建立起来的，《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等等都是围绕着服务于融资而建立起来的，融资是为了为我们的实体经济增加资本、扩张产能，但是当产能扩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价值创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面临的是怎么样把已经积累起立的创造出来的价值，积累起来的财富能够比较好的稳妥的把它保护好。这个就是将来从金融服务角度来讲要做的新的工作，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就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们的养老，我们的医疗、教育背后都要有稳定的资金的支持。这个支持不是说每年简单的靠你的财政的收入、税收的收入来支持和完成的，需要你有长期的财富积累来支撑你，让你在这个方面变得越来越好，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这一点就我们在金融服务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详情]

　　杨伟民谈高质量发展：必须摒弃过去那种赶超型经济模式 中新网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21日在北京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使中国经济发展转向追求高质量，必须摒弃过去那种赶超型的经济模式，不以GDP论英雄。 中国新闻社当日在北京以“新时代·新经济”为主题举办国是论坛2017年会，杨伟民在会上作如上表示。 杨伟民分析说，此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因此必然要求高速增长，形成赶超型经济模式。随着主要矛盾出现变化，就必须摒弃过去的经济模式，“因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质量不高。” 在他看来，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过关的过程，面临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变化三大关卡。 具体而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将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中高端、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成为主流，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拉动消费的主体；从产业看，增长更多依靠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来推动；从要素看，增长一方面更多依靠科技、人力资本、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推动，另一方面也要求提高劳动、资本、土地、资源、能源、环境等传统要素的效率。 杨伟民强调，上述攻关期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将伴随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也就是到2035年。” 杨伟民强调，中国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因为经济现代化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而现代化经济体系则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 他进一步指出，当前中国在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者间并未形成很好协调，有些方面尚不适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相互间亦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未来要推动建立上述四方面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同时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步骤的经济体制。（完）[详情]

　　高培勇：3%财政赤字率今年不能突破，明年更不能 中新网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李晓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财政赤字率将进一步提高？对此，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21日在北京说，3%财政赤字率今年不能突破，明年更不能突破。 高培勇在当天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7年会上做此表示。 他表示，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宏观经济所处的环境与以往大不相同：经济形势面临的主要矛盾为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分析视角必须由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向结构性延伸；经济发展目标从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政策主线从更多立足于需求侧，追求短期稳定向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转变；施策机制从瞄准短期安排向推进改革，以改革打破体制机制障碍转变。 高培勇称，在此情况下，“今天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过去单纯致力于需求总量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大不相同”，必须站在供给侧和结构性调整的角度去理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 高培勇说，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以及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要求，中国需要把如何防范由财政赤字引发的经济金融风险放在第一位考虑。“3%的财政赤字率今年不能突破，明年更不能突破。我们要对这一控制线心存敬畏，守住底线。”（完）[详情]

　　杨伟民：做大国有企业不是要求每一个国企都做大 “过去我们提的口号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个其实是就国有企业整体而言，不是要求每一个国有企业都做大。” 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12月21日在中新社国是论坛上表示，“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许多国有企业都要做大，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负债率高、层级过多、主业不精、大而不强等问题，靠负债做大国有企业容易带来宏观上的金融风险。” 在该论坛上，杨伟民还对结构性失衡进行了解读。“供给体系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表面上看（问题）是出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但实质是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是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大数据等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间、企业间、城乡间、区域间的配置出现了失衡。”杨伟民说。 他举例称，比如说，劳动力应该配置到高效率的产业，但许多农民工由于不能在城市扎根落户，到了四五十岁就回到了农村，退回到低效率产业。 再比如说建设用地应该更多用于人口净流入的城市住宅用地，但很多却用在了工业、商服用地，用在三四线城市的住宅用地，致使一线城市房价疯涨。银行贷款应该用在前景光明的创新型企业、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但仍然很多用在了产能过剩行业，一些没有效益的僵尸企业，以及政府融资平台。 “结构性失衡首先是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是要素的非市场化配置带来产业结构失衡，企业结构失衡，区域结构失衡，城乡结构失衡。”杨伟民总结称，“结构性改革本身上就是要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生产要素按照市场机制配置就会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部门、区域和企业，就会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 以下为发言实录： 尊敬的厉教授，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中国新闻社国是论坛2017年年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新时代·新经济，我想确定这个主题一定和十九大关于经济建设做出的新部署有关系。 十九大报告一共有13篇，或者13部分，其中有一个部分是部署经济建设问题，所以我想就今天这个主题，就经济建设这篇新的一些内容做一点解读。我觉得要领会十九大关于经济建设部署的话，首先要学懂他那个帽段，前边那个自然段讲了什么内容，它的思想性、理论性和逻辑性主要体现在帽段当中，我觉得经济建设这一篇有三个逻辑点是要把握的。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必然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概括，由此必然得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样一个判断。在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情况下，必然要追求高速增长，形成赶超型的经济模式。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转化为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情况下，就必须摒弃过去的那种赶超型的经济模式，不以GDP论英雄，这是总书记多次提到的，因为实际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的质量不高，这是第一个逻辑点。 第二，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过关。这里边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你怎么实现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过关的过程。要过什么关呢？就是过发展方式，过经济结构，过增长动力这个关。当然这三者实际上是有联系的。 二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同高速增长阶段是完全不同的，在高速增长阶段发展方式是粗放的，是高度依赖能源土地、廉价劳动力投入，是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经济结构当中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房地产业、矿业比重是比较高的，产业链价值链主要是中低端的，增长动力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数量，主要依靠投资的拉动，依靠中低端的消费来拉动等等。 出口方面是以价廉为核心的竞争力，但是在高速发展、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可能消费就会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中高端的消费，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将成为主流，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拉动消费的主体。从产业来看，更多的依靠是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来推动。产业链、价值链比较完整，而且主要居于中高端，而且主要依靠绿色、低碳、循环这样一些产业来推动。从要素来看，一方面将更多的依靠科技、人力资本、信息、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来推动。另一方面要依靠劳动、资本、土地、资源、能源、环境等传统要素的效率提高来提升（发展质量）。十九大报告讲的攻关期，它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将伴随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到2035年。 第三个逻辑点，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因为经济的现代化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基础，而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则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 什么是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怎么样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十九大报告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就是坚持一个方针，就是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坚持一条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三个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是基本路径。建设四位一体的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就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这四者要协同发展。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产业载体。现在这四者之间并没有很好的协调，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等都不适合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当然互相之间也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我就不多说了。 还要构建“三个有”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步骤的经济体制。这是十九大报告当中关于经济建设它主要的思想性的逻辑点。 十九大报告在经济建设篇部署了6个方面的任务，下面我讲讲其中三个方面的重点内容和亮点。第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治理我国经济各种病症的根本性举措，两年来的实践证明没有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就没有今天经济起稳向好的局面。为什么是供给侧，供给体系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供给侧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过去我国的需求结构是一种面向低端消费为主的，面向出口需求为主和投资需求为主这样一种结构。 我国的供给体系是从这种需求结构相适应的，过去两者是相匹配的，但是现在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消费看，中高端的消费迅速地增长，这让原来那些低质低端的消费品产能成了过剩产能。从出口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大大放缓，同时我国制造业的成本在快速的上升，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正在减弱，在不少原来面向国际市场的产能就变成了过剩的产能。 从投资来看，目前基础设施、制造业、房地产等的资产存量已经很大，虽然各自仍有不少投资机会，但高收益、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在减少，大家知道我国过去的高增长是投资主导型的，供给体系当中投资品所占的比重过高，随着投资需求的放缓，这样大量的投资品产能就变成了过剩产能。 为什么是结构性呢？供给体系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表面上看是出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但实质是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是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大数据等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间、企业间、在城乡间、在区域间的配置出现了失衡。 比如说劳动力应该配置到高效率的产业，但许多农民工由于不能在城市扎根落户，到了四五十岁就回到了农村，退回到低效率产业，或者提前退休了。再比如说建设用地应该更多用于人口净流入的城市住宅，但很多却用在了工业、商服，用在三四线城市的住宅，致使一线城市房价疯涨……再比如说银行贷款应该用在前景光明的创新型企业，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但仍然很多用在了产能过剩行业，一些没有效益的僵尸企业，以及政府投资平台。耕地应该更多的用在生产绿色农产品、甚至退耕用于提升农产品上，但很多用在生产很多没有需求的稻谷玉米上，带来粮食的高库存。新城新区本来应该布局在人口量大的区域…但一些人口净流出的地区也建设了不少新城新区，结果成为空城。 总之，结构性失衡首先是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是要素的非市场化配置带来产业结构失衡，企业结构失衡，区域结构失衡，城乡结构失衡。 为什么是改革呢？要素配置的扭曲必然要靠改革的办法来校正，但靠行政性办法，靠传统的产业政策，用列出政府支持鼓励限制禁止的产业产品目录等等是难以解决的。结构性改革本身上就是要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生产要素按照市场机制配置就会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部门区域和企业，就会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 第二，我讲一讲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城乡区域问题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表现之一，实施这两大战略就是为了促进城乡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这是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做出的一种战略部署，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提出的一个新战略，并作为国家长期坚持的七大战略之一写进了党章。 主要考虑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现代化的目标来迈进。就产业来看，目前农业的现代化是滞后的，就城乡来看，农村的现代化更是滞后，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乡村面貌、居住条件、社会治理等方面同城市相比差距是很大的，所以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的现代化，需要指出的是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是否定了城市化战略，城市化的大趋势没有变，农村人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流动的趋势没有变。此外，目前粮食产量总体供求平衡，但是部分粮食品种高库存，农业发展必须从追求高产量转向追求高质量。 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如果只看标题似乎和过去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实际上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指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东部崛起，十九大报告拓宽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包括了几个相互关联的战略，包括比如说一是支持老少边穷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二是过去的四大板块的战略。三是就一定的空间尺度而言，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本质上是城市群的发展问题，所以这次把城市群的健康发展放到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当中。你像京津冀它既是一个城市群的问题，也是一个区域的问题，所以这次把城市群、城镇化等等放在了区域协调发展当中。四是实施新的三大战略，就是大家知道的十八大以来的京津冀、一带一路等。五是包括资源枯竭地区，资源型地区，边疆边境地区发展等等；六是陆海统筹。 第三，最后一点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里边有三个亮点。一是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产权也是有效的激励机制，而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则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源泉，所以必须要完善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体制基础，经济发展说到底就是一个要素配置的效率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所以要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二是明确了改革的目的，这个改革目的包括了五个方面，包括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映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也就是说今后经济体制的改革都要朝着这样的目标来努力，比如说土地承包制实际上就是一个产权制度改革，由于区分了所有权和承包权，明确了所有权和承包权各自的权利，就极大地推动了微观主体，也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今后要按照实现产权有效激励的目的推动自然资源产权、国有企业的产权、知识产权、民营企业产权、农村宅基地产权等等这方面的产权制度改革。 三是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是完善国有经济产权制度安排的一个战略性举措，过去我们提的口号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个其实本来也是就国有企业整体而言，不是要求每一个国有企业都做大，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许多国有企业都要做大，一定程度上带来的负债率高、层级过多、主业不精、大而不强等问题，靠负债做大国有企业容易带来宏观上的金融风险。 所以需要强调的是，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里讲的国有资本是涵盖了所有的国有资本，不仅仅是对央企而言的，以上就是我对十九大报告当中关于经济建设篇的一些重要亮点做的一点解读，谢谢各位。[详情]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星 新浪财经讯 12月21日消息，“国是论坛2017年会”今日在京召开。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星出席并演讲。 谭天星表示，党的十九大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十九大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和历史性贡献，是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的指引，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深刻长远的影响。 他在会上和大家分享了四点感想。 一、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指路灯塔，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和实践的结晶，我们必须用这些重要思想指导当代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指导今天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包括今天谈的经济话题，同时通过伟大的事业和实践，不断丰富其理论内涵，确保新征程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迈进。 二、向世界宣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责任。当今世界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彼此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更要拥抱世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潮流，但全球范围内的冲突和贫困并没有消除，面对错综复杂深刻变化，深度调整的世界形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展了途径。为解决人类共同应对的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今世界美美与共，合作共赢的必然选择。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响应，定将拥有光明的前景，最终惠及世界，惠及各国人民，我们有责任向世界，向全球华侨华人宣介好这一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和智慧，广泛凝聚共识和力量消除分歧和误会，携手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的共通共融。 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坚持新发展理念，始终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始终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但最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不忘初心，牢记宗旨，不忘发展的终极目的。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经历了发展是硬道理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升华。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本源和初心的回归，深刻回答了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动力源泉，回答了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所在，回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的奋斗目标。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上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发展来说具有根本性，方向性的意义，必须时刻牢记贯穿于治国理政兴邦的方方面面和全过程。 四、广大华侨华人是新时代、新经济、新发展的新力量、新机遇。分布在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华侨华人和3000多万归侨侨眷，是实现中国梦的宝贵资源和独特机遇，在新时代必将有新的更大作为。广大侨外侨胞有着赤诚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广泛的人脉网络，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应“最大限度把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蕴藏的巨大能量凝聚起来、发挥出来。毫无疑问，新时代，华人华侨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等都将发挥新的重要的独特的作用。侨务部门是新时代汇聚侨胞新力量的“贴心人”和“实干家”，将搭建更有效的桥梁，提供更周到的服务，达致更全面，更务实的效果。[详情]

　　厉以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时地方政府往往有四大顾虑 祝嫣然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21日在中国新闻社举办的国是论坛2017年会上表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摆脱路径依赖，制止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相互攀比的现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改变单纯考虑经济增长率和GDP增长率而不顾产业调整和结构调整的发展方式。 厉以宁发表了题为《把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行到底》的演讲，指出目前结构调整面临着路径依赖的顽固性和地区考核、就业率、地方财政收入等顾虑。 厉以宁认为，尽管中国在强调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一再提到新发展方式对旧发展方式的替代，但路径依赖的影响仍不可小视，不少人认为按照中国的国情，改革还需要慢慢推进。但传统发展模式不会自动退出，要挤掉它，才能找到新发展方式。 路径依赖即走老路，走老路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因为责任在于前人，跟着前人走，责任由他们承担，自己不过是“追随者”而已。厉以宁表示，旧的发展方式就这样延续下来了。如果要转换为新发展方式，许多人之所以不敢走新路，一是没有把握，二是害怕把经济秩序搞乱了，不好收场，三是怕将来追究责任，自身难保。 “不少习惯于路径依赖的负责者，宁肯观望而不愿意加入改革的行列，宁肯做新路的追随者而不愿意成为创新队伍中的一员。这就是旧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为新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厉以宁说。 除了路径依赖的惯性以外，厉以宁还指出了结构调整的四大顾虑。 第一，在实行旧发展方式时，各个地区的业绩考核都以增加GDP为标准。旧发展方式只重数量和速度，忽视质量和效益。因此，各个地区都倾向于追求增长率，追求GDP的数量。如果GDP低了，就会受到批评。 “各个省市地区都在攀比，你报了8%增长率，他一定要9%，第三个要保证在10%，这个无非是把旧的模式重新演一遍，不在乎中国经济的前景。”厉以宁说。 第二，就业率多年以来一直被看成是衡量某一地区的指标，如果就业率低了，就会被上级主管部门认定是不符合社会稳定的指标，而不了解就业率的增长并不能表示地方经济的真正业绩。为了提高就业率而不对效益进行考核，很可能成为坚持旧发展方式的一个借口。这是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又一顾虑。 第三，地方政府认为的另一个衡量指标是地方财税收入，地方经济之所以能周转，维持现状，与地方的财税多少有直接关系。如果从旧发展方式向新发展方式转换后，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了，这就会使地方负责人感到这将会限制地方的发展。从而，他们会设法推进发展方式的转换。 第四，有些地区过去历来都以出售资源为收入主要来源，一旦发展方式的更替涉及到资源开采和输出，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和铁矿石等，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在发展方式转换时有所顾虑。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做‘资源诅咒’，就是说资源本是一个好事，但过度开发资源会使得整个经济都被它拖住，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厉以宁说。 如何清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阻力？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明年的八项重点工作，其中首要工作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厉以宁表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改变单纯考虑经济增长率和GDP增长率，而不顾产业调整和结构调整的发展方式。一定要懂得结构调整比单纯考虑经济增长率和GDP增长率重要的道理。在当前经济转型的条件下，不能以数量和速度作为目标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 厉以宁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要建立以公平公正为核心的原则，实行产权保护制度，保护各种所有制的产权，一视同仁，即公有财产、民间投资人的财产、公民依法继承的财产，都是不容侵犯的。在法治条件下，各类财产权都得到法律的保护。 关于各地区互相攀比的现象，厉以宁说，要认识到相互攀比的结果，即使经济增长率上升了，GDP增大了，这些很可能都是假象，只不过是以数量和速度重复制造出来的一种假象，发展方式依旧是旧式是陈旧的。这种假象对经济效益无益。 厉以宁表示，即使在某些以资源采掘为主要产业的地区，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也应当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衡量中长期的利弊得失。这些地区不能只顾眼前的地区收入状况，而损还生态环境，要了解资源可能短期带来利益，而长期则得不偿失的状况。[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出席并演讲。 祝宝良指出了目前存在的几个问题。第一，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过程当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与老百姓的期望值差得太远，“到现在僵尸企业基本上没有退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二，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涨也不行，跌也不行，处在非常尴尬的局面”。这背后牵涉到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问题，“房地产价格上升，房地产作为抵押质押品引发了信贷的不断扩张，这种顺周期效应是有关系的”。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的稳定很大程度依赖于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从2015到2017的三年时间，地方政府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在不包括电力的情况下，大概有38万亿左右。“这38万亿里，财政的钱只有7万亿，通过PPP进来了有8万亿，剩下的20多万亿是从哪儿来的？” 第四，民间企业投资获利不足。“一方面去产能，产能利润在上升，另一方面企业不愿意在制造业进行投资，而结构还是在改善。这几个问题就使得我们可能金融风险发生的风险和概率，至少没有下降”。  “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强结构、防风险五者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要稳增长，又要防止风险，还要在这个过程中，将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三者到底怎么处置，什么关系，昨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觉得提的很好”，他分析称：   第一，确定了七个坚持的习总书记的经济思想，这就是按照经济思想办事。 第二，特别强调稳中求进。第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基本是趋向不变。第二，加大结构改革力度，鼓励消费，同时发挥投资在结构调整过程当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三，社会政策要托底，打好精准扶贫战役。第四，改革开放政策。“在决战小康的同时，要打好防范经济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这三个攻坚战在明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防范金融风险。同时要进行污染的控制”。 第三，中央提出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八项工作。在祝宝良看来，明年存在“四个严”的问题。第一，金融要严监管。第二，地方政府举债要严管控。第三，房地产严调控。第四，环境保护严标准。 这“四个严”分别对应着短期的几个需求。第一，基建的投资速度有可能会放缓的。第二，房地产的销售跟价格、投资增长速度都会缓慢回落。第三，金融的严监管与防范金融风险，货币政策不可能扩张，千招万招没有控制货币增长这一招，金融风险是防不住的，短期之内融资成本不可能大幅度下降。第四，环境保护力度还会加强，一要增加财政支出，二是部分企业的外部成本必须内部化，“原来你往市场上排放污染，现在必须要提高环保投入，把外部成本内部化，内部化的结果是要抬升你生产成本，这也有可能促进商品价格的继续上升”，“明年的经济速度应该比今年要减缓”，祝宝良预测，“明年经济增速会下降，但不会出现严重问题”。[详情]

　　辛国斌：中国发展制造业不搞国产化替代，对内外资一视同仁 辛国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在12月21日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7年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发表了题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建设”的演讲。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存在诸多问题。辛国斌指出，中国制造业目前自主创新能力仍然很弱，整体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工业基础能力弱，产品在质量安全性，稳定性和一致性等方面与国外产品差距明显，缺乏世界知名品牌。特别是，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发展环境有待优化，资本脱实向虚现象突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融资难仍然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的突出难题，高技能人才不能满足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需求。 在辛国斌看来，中国制造业发展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此外，他在演讲中着重提及，一些关于中国制造2025的误解。他说，某些国外机构对我们实施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一些质疑，比如认为我们要搞国产化替代，对外资企业采取歧视性政策，通过政府干预等非市场化行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等。辛国斌指出，中国一直对于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也将一如既往欢迎各类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共享发展成果。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主办方供图 以下是辛国斌演讲实录： 今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做出了全面部署，开启了中国新时代复兴的新航程，本届年会以新时代、新经济为主题，探讨未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路径、新模式。共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大计，这是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活动。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历史上先后称雄世界的大国无疑不是靠制造业实现经济的腾飞与崛起，15、16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的崛起，归结于世界最大的造船业，18世纪的英国依靠采矿、纺织、钢铁等工业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日本能从二战的废墟中迅速恢复，也得益于汽车、工程机械、电子、电器、化工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顶住了下行压力，保持了平稳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也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世界大国的兴衰史和我国制造业发展历程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繁荣，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之所以新，主要在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兴起。 全球经济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阶段。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环境和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制造业加速融合，网络化协同创新成为大趋势，智能制造引领生产方式变革，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兴起，全球制造业创新体系、生产方式和发展形态发生深刻变化。 顺应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利用人才和技术优势，加紧在中高端制造领域抢先布局，立足继续保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凭借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打造中低端制造领域的比较优势，成为传统制造业新的承接地，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着这些深刻变化，使我国制造业面临中高端受压和中低端受挤的局面，关键原因在于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整体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工业基础能力弱，中国制造面临缺心少魂的局面，产品在质量安全性，稳定性和一致性等方面与国外产品差距明显，缺乏世界知名品牌。 与此同时，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发展环境有待优化，资本脱实向虚现象突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融资难仍然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的突出难题。人才队伍特别是高端人才，高技能人才不能满足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需求。 综合判断，我国制造业发展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内涵已发生深刻变化，如不抓紧，窗口稍纵即逝，同时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现，国际格局剧烈变动，竞争进一步加快。 为顺应趋势，抢抓机遇，应对挑战，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三个十年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明确了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实施两年多来，在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中国制造2025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在具体领域上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批重大工程实施效果凸显，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水平确实提升，创新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工业基础能力不断夯实，高端装备创新亮点频出，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取得成效，制造业质量品牌建设有序推进，城市试点示范扎实开展。 近期，我们正在加紧推进首批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创建工作，引导各地形成差异化发展的新格局，但应当看到，从实施到现在中国制造2025还只是开了一个好头，制造业发展本身还急需破解瓶颈和矛盾，在工作中也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 在这里我想再次澄清一些关于中国制造2025的认识问题。两年多来，某些国外机构对我实施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一些质疑，比如认为我们要搞国产化替代，对外资企业采取歧视性政策，通过政府干预等非市场化行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等。实际上中国制造2025始终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旨在最大范围凝聚行业共识，汇聚社会资源，打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氛围，我们一直对于内外资企业采用相同标准，一视同仁，我们也将一如既往欢迎各类企业，欢迎参与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共享发展成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年工作的总体安排中也对制造业发展和实施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着力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上下工夫，做文章。 所谓质量变革就是要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领域等工作细节进行全方位变革，提高整个制造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优化供给体系质量，一是要千方百计稳增长，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以发展的思路解决问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制造业平稳运行，稳中向好。 二是要集中精力促进质量品牌提升，树立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理念，着力提高实物产品质量和制造业标准体系水平，促进国内标准与国际接轨，鼓励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建设品牌文化。 三是要科学施策，鼓励制造企业在产品开发、外观设计，产品包装，市场营销等方面加强创新，向价值链高端环境延伸。所谓效率变革就是要着力破除制约效率提升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激发企业主体活力，改善供需关系，提高供给效率。 为此，一是要坚持不懈抓好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建设，加快要素市场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对要素价格的调控作用，持续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和简政放权。二是要坚定不移调整结构，把去产能工作推向深入，注重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新型产业相结合，发挥产业政策的促进竞争功能。采取审慎包容监管，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新材料、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的发展壮大。三是要创新思路，引导优质要素向制造业领域配置，培育多层次制造业人才队伍，激发弘扬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培养技能型人才，用好先进制造业集成电路等基金，研究设立中国制造2025发展基金，进一步调动社会资本。提高制造业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所谓动力变革，就是要实现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增强制造业发展内生动力。 一是要下力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通过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提高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促进技术转移扩散和首次商业化应用，打造跨界协同的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集中突破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制约，解决制造业发展卡脖子的难题。 二是要多策并举，提高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加大试点示范工作力度，健全标准体系，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制造业融合，分类推进数字车间，智能工厂，智慧园区建设，推动绿色标准，绿色产品，绿色车间，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的全面发展，促进重大装备工程化、产业化应用。 三是要合理有序优化制造业发展格局，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分省市指南的实施，深化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建设。要培育发展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建设制造强国关系国计民生，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工业和信息化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企业、行业组织、科研院所和各级管理部门的力量，齐心协力，同心同德，确保中国制造2025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推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取得新成就，开创制造强国建设的新局面，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速记整理，未经演讲人审订）[详情]

　　杨伟民：不要求每个国企都做大，靠负债做大容易带来金融风险 祝嫣然 21日在中新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7年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完善国有经济产权制度安排的一个战略性举措，但不是要求每一个国有企业都做大。 杨伟民称，过去提的口号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其实是针对国有企业整体而言。但在实际执行中许多国有企业都要做大，一定程度上带来负债率高、层级过多、主业不精、大而不强等问题，靠负债做大国有企业容易带来宏观上的金融风险。 刚刚闭幕的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完善国企国资改革方案，围绕管资本为主加快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杨伟民表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里讲的国有资本涵盖了所有的国有资本，不仅仅是对央企而言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杨伟民表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同高速增长阶段是完全不同的。在高速增长阶段发展方式是粗放的，是高度依赖能源土地、廉价劳动力投入的，是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经济结构中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房地产业、矿业比重比较高，产业链价值链主要是中低端的，增长动力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主要依靠投资的拉动，依靠中低端的消费拉动。 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杨伟民表示，消费就会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中高端的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将成为主流，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拉动消费的主体。从产业来看，更多依靠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来推动。产业链、价值链比较完整且主要居于中高端，主要依靠绿色、低碳、循环这样一些产业来推动。 从要素来看，一方面将更多的依靠科技、人力资本、信息、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来推动。另一方面要依靠劳动、资本、土地、资源、能源、环境等传统要素的效率提高来提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明年的八项重点工作，其中首要工作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杨伟民表示，供给体系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表面上看问题出在产业结构，但实质是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是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大数据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间、企业间、在城乡间、在区域间的配置出现了失衡。 如何改变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杨伟民表示，必然要靠改革的办法来校正，但靠行政性办法，靠传统的产业政策，用列出政府支持、鼓励、限制、禁止的产业产品目录等是难以解决的。结构性改革本身上就是要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生产要素按照市场机制配置就会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部门、区域和企业，就会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提出的一个新战略，作为国家长期坚持的七大战略之一写进了党章，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明年八项重点工作之一。杨伟民称，就产业来看，目前农业的现代化是滞后的，就城乡来看，农村的现代化更是滞后的。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乡村面貌、居住条件、社会治理等方面同城市相比差距很大，所以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的现代化。 杨伟民同时指出，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是否定了城市化战略，城市化的大趋势没有变，农村人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流动的趋势没有变。[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办副局长尹义省出席并演讲。 尹义省介绍，2017年1-11月，全国国资监管企业营业收入，44.1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利润总额2.5万亿元，同比增长22.4%。其中，中央企业营业收入2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3%；利润总额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2%，增速创近五年同期最好水平。 以下为演讲实录： 尹义省：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参加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7年会。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企在新时代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各级国资系统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国有企业改革在各领域各环节全面深化，呈现崭新局面，取得丰硕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国有企业改革全面深化，重点难点问题取得重大突破。国企改革政策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十项改革试点”深入推进。公司制改制全面提速，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公司制改制方案已全部批复完毕。87家中央企业建立了董事会，其中83家外部董事占多数，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不断完善。混和所有制改革积极稳妥实施，已在重点领域确定了3批50家试点企业。中央企业中已开展混和所有制改革的企业户数占比达68.9%。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成效显著，截至11月底，中央企业累计减少法人户数7656户，减少比例达14.67%。加快化解过剩产能，中央企业化解钢铁过剩产能595万吨，化解煤炭过剩产能2523万吨，均提前完成全年任务。推进处僵治困工作，2017年中央企业累计完成276户僵尸企业和428户特困企业处置治理任务。重组整合有序推进，十八大以来共完成18组34家中央企业重组，中央企业由116户调整至98户，各省级国资委出资企业开展了171组重组整合，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不断优化，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了积极引领和带动作用。 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国有企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截至2016年底累计投入研发经费1.7万亿元，相当于全国研发经费的四分之一！累计获得国家科技奖励424项，约占同类奖项总数三分之一。积极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截至2017年10月底，中央企业牵头搭建各类双创平台970个，带动社会就业超过600万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国产大型客机C919 、港珠澳大桥、蓝鲸1号深海钻井平台、北斗系统、特高压、高铁等一批重大创新工程取得突破。 三是国资监管体系不断完善，监督针对性有效进一步增强。以管资本为主加快推进职能转变，国务院国资委大幅度优化调整内设机构。完善制度体系，加强出资人监管。改进和加强外派监事会监督，深入企业开展实地督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形成监督闭环，对有关中央企业重大资产损失开展专项调查和责任热定，严肃问责追责，在国资监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监督保障。 四是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建各项工作深入推进。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82家中央企业和30个省级国资委建立党建考核机制，管党治党责任进一步压实。积极探索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统一起来的途径和方式，全部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和3900多家二级和三级子企业，和80%的省级国资委出资企业已完成党建工作要求进公司章程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推进，完成对中央企业巡视全覆盖。国有企业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显著增强，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有效形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力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企稳回升。2017年1-11月，全国国资监管企业营业收入，44.1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利润总额2.5万亿元，同比增长22.4%。其中，中央企业营业收入2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3%；利润总额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2%，增速创近五年同期最好水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级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企在新时代作出更大贡献。 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以管资本为主进一步推进职能转变，要把该管的科学管理、决不缺位，不该管的要依法放权，决不越位。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市场主体。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市场化运作专业平台作用。加强国有资产监督，创新监督方式手段，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要切实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国有企业要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力军。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率先实现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稳妥推进国际化经营，提高配置国际资源的能力，打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要加快转换机制增强企业活力。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立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切实落实董事会职权，推进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深化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以好的机制吸引人才，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积极推进中央企业集团层面股权多元化，分层分类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要持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聚焦发展实体经济，突出主业、做强主业。深入推进提质增效瘦身健体，继续推进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户数工作，大力压缩过剩产能，处置低效无效资产，推进“处僵治困”工作。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加大重组整合力度，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国有企业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推动国有企业加快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等方面发挥新的突破，在创新中拓展企业发展新空间。 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积极探索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坚定不移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落实管党治党的责任把全面从严只当向纵深推进，把党的领导、党的建设转化为国有企业的独特有时，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国有企业一定可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星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谢谢。  [详情]

　　辛国斌详解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1日在中新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7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崔楠摄 中新网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刘育英）20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1日对制造业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进行了阐述。 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7年会2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辛国斌在年会上做主题发言说，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环境和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制造业加速融合，网络化协同创新成为大趋势，智能制造引领生产方式变革；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加紧在中高端制造领域抢先布局，立足继续保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凭借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打造中低端制造领域的比较优势。中国制造业面临中高端受压和中低端受挤的局面。 “所谓质量变革就是要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领域等工作细节进行全方位变革，提高整个制造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优化供给体系质量”。辛国斌说，一是要千方百计稳增长；二是要集中精力促进质量品牌提升；三是鼓励制造企业在产品开发、外观设计、产品包装、市场营销等方面加强创新，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所谓效率变革就是要着力破除制约效率提升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激发企业主体活力，改善供需关系，提高供给效率。辛国斌说，一是要坚持不懈抓好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建设，加快要素市场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对要素价格的调控作用，持续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和简政放权；二是要坚定不移调整结构，把去产能工作推向深入，注重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新型产业相结合；三是要创新思路，引导优质要素向制造业领域配置。 辛国斌认为，动力变革，就是要实现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增强制造业发展内生动力。一是要大力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二是要多策并举，提高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三是要合理有序优化制造业发展格局，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分省市指南的实施，深化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建设。[详情]

　　厉以宁：路径依赖已成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主要障碍 图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7年会上发言。崔楠摄 中新网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李晓喻）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21日在北京说，路径依赖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要障碍，要把转变发展方式进行到底。 厉以宁在当天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7年会上说，所谓“路径依赖”，是指跟着前人走过的路走，责任和风险由前人承担。现在，中国虽然早已提出新的发展方式，但热心于新发展方式的人并不太积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路径依赖。 他表示，从旧发展方式向新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三个矛盾。 一是地方攀比。“各个省市地区都在攀比，你报了8%增长率，（他）一定要9%，第三个要保证在10%”，厉以宁直言，这“无非是把旧的模式重新演一遍，不在乎中国经济的前景”。 他表示，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不再以增长率为核心。增速是重要的，但不能以此为唯一指标，保持中高速增长就可以。 二是既得利益阻碍。厉以宁说，如果一些旧发展方式是某些利益集团扶持起来的，这些集团就会担心转变发展方式会造成其利益损失。此外还有一种顾虑，即新方式兴起后，旧方式怎么办。 他指出，对这个问题应该有新的认识：旧发展方式即使眼下还能维持，时间也不会太久。“当某些企业已经先走一步，走上了新发展方式的时候，旧方式还能维持多久啊？迟早要发生问题，不如早改。” 三是非公有制经济的顾虑。 厉以宁称，现在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有三怕：第一怕算老账；第二怕“将来有些问题说不清楚”；第三怕地方官换工作后，后任不承认前任的承诺。这也是阻碍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原因。 他强调，旧发展方式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但“我们应该有信心：尽管新发展模式现在还有困难，但是只要路走上了，自然就会逐步扩大影响”。（完）[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出席并演讲。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即将落地，而中国是否会跟随美国减税的步伐？对此，徐忠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看，我国名义税率为25%，美国是35%，所以美国有降税空间，但似乎我们降低名义税率的信号并不大。 在徐忠看来，我国企业的税负不高，而承担的要素成本偏高，换句话说，是非税负的负担很重，营商环境很不好。他呼吁，为了应对美国减税带来的冲击，我国应该加快关键要素领域的改革。 具体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呢？第一，土地市场。徐忠分析称，如果将土地成本算入税负的话，中国企业的税负成本一下子就会提高很多。而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不匹配，使得土地成本难以下降，高地价增加了企业的用地成本，高房价推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同时，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过重。 第二，由于垄断产生的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较高。曹德旺就曾公开表示，我国的公共基础设施成本比较高，比如水、电等等。徐忠称，在昨天发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在谈到国有企业改革时，就强调了要降低要素成本价格，“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是问题导向性的，尽管可能在税的方面没有减，但在很多降低企业成本的地方，做了很多工作”。 第三，过度追求GDP导致国企和地方政府扩张太快，产生挤出效应，使得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在进入新时代后，政府应淡化GDP，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这也为降低中小企业成本创造了条件。 “必须要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真正地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有利于从重数量到重质量的增长转型的环境”，徐忠强调。[详情]

　　原标题：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盛来运：预计今年将首次迎来年度增速的提升 刘丹阳 来源：中国发展网 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总经济师盛来运在论坛上发表演讲并指出，新阶段观察中国经济要有新视角，要淡化GDP增长、重视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加大改革、出清过剩产能，改变过去的路径依赖，同时，加大创新和新动能的培育，更加重视民生相关的指标，就业、消费、保障等指标。 盛来运指出，党的十九大和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指出，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新时代，我们正在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不仅仅是今后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方位，实际上也是对今后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因为时代在变，发展阶段在变，所以我们对中国的经济观测也要变，也要有新的视角。 首先，我觉得是要淡化GDP增速，虽然我们现在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但是相对于过去的高速扩张的工业化的这样一个时期，经济增长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支撑经济增长的外延性扩张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市场的环境条件也发生了变化，潜在的增长率在下滑，所以经济很难再现过去持续的高增长。 另外，从我们近几年的经济调整的情况来看，从2010年开始经济增速也在持续地下滑，但是经过这几年调整以后，近几年的经济增速开始起稳，过去11个季度GDP的增长率6.7%到6.9%，在7.0%，从今后一个时期来看，我们适当的降低经济增长的预期，有利于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上，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淡化GDP的增长。 其次要更加重视调结构，转方式，因为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改变过去的路径依赖，因为多年以来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结构性问题，我们要加大结构性改革，要去除过剩产能，要加大经济的再平衡的力度，使我们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增长，要转向投资消费进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再次，要更加重视创新和新动能的培育，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真正地要迈向中高端，我们的发展方式要真正地转变成可持续发展，最关键的还是要实现创新，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因为只有创新才能使我们的产业走向中高端，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才能尽可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最终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否则我们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发展阶段上，所以我们观察中国经济一定要是多看看中国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看看新动能的成长情况。 以及要更加重视民生事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最终的目的是要满足人民消费的需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所以我们要更加关注于民生相关的一些指标，比如就业、收入等，西方国家观察经济更重要的是首先把就业放在第一位。 最后，要更加重视环境的保护和环境质量的改善。这个不仅仅是我们因为工业化高速扩张时期，靠外延性的扩张带来了环境的破坏，环境污染的增加，我们要有意在这个阶段进行修复，更重要的是随着我们生活的消费升级，我们对自然的和谐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这五个方面我认为是我们在新的阶段要观察中国经济必须高度重视的这个新的视角，也是高质量发展对于我们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 盛来运在回应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在持续下滑，但为什么他们的判断老是说中国经济稳重有进，稳中向好时表示，大家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观察问题的视角不一样。 “如果你要站在老常态，用老的思维，老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经济，那你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经济增速在下滑，传统的产业在分化，传统的动能在削减，你可能就乐观不起来，但是如果要你站在新当代视角，站在新时代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再看待中国经济，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盛来运指出，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保持高速增长，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经过这几年的调整，他说：“中国的经济还是控制的非常不错的，新旧动能转化比较好，前三季度增长6.9%，今年全年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是应该可以说会首次迎来年度增速的提升。” 从经济结构变化来看，盛来运认为更是成绩斐然，传统的产业在出清，去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超过50%，是51.6%，占据半壁江山，新兴产业，包括一些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速普遍高于今天的工业增速4到6个百分点，新产业，新动能，新模式，新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网上商品零售额对外发布的年度平均30%，持续数年高增长，所以这个情况都说明中国经济的结构在优化，动力在转换，质量在提升。规模以上的企业增长利润，今年1到10月份23%，PMI连续数个月维持在51%的区间，这和去年和前年都是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民生事业方面的指标，就业持续向好，这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亮点。 盛来运进一步表示，过去四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是1300万，调查失业率，最近几个月连续在5%以下。收入由于就业的好转，收入增长相对稳定，用媒体的话说收入已经跑赢GDP，关键的质量也在改善，单位GDP能耗在过去四年下降17.8%的基础之上，今年前三季度又下降了3.8%，所以环境有好的天数，但是总体是在改善的，这说明中国经济在增速换挡，在总体运行平稳的情况下内在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积极变化。 盛来运提到，经济的质量在明显提升，所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判断是正确的，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经济由原来的高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决断也是英明的，所以我们要适应这样一个新阶段的变化，适应这样的新要求，我们要把我们的观察中国经济问题的视角及时地调整过来，转变过来，我们专家有这样的责任，我觉得媒体也有这样的责任，否则的话可能就像西方有些记者一样，他可能报道中国经济的视角，你就是乐观不起来。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对这方面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盛来运解释说，“我们要按照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实际上对我们国家统计局统计工作来讲也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我们要为社会各界关注中国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指标，我们要有新的视角，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客观地全面地感受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温度和高度。”[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出席并演讲。 高培勇表示，昨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的主线索就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经济工作的理念、思想，战略所发生的变化上，而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深刻变化上。 研究昨天的公报可以发现，涉及到宏观调控的两个方面的重要精神，一是要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来完善宏观调控。二是要推动高质量的发展，而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实施包括宏观调控在内的若干方面的根本要求。 “如果说是新任务新部署，那就是要围绕建设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来进行宏观调控体系的布局，这是在十九大之后出现的非常重要的变化”，高培勇表示。 在谈到政策主线时，高培勇表示，以往的宏观调控紧盯需求总量进行对冲性的逆向调节，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就着眼于扩大需求，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时候则着眼于压缩需求，这追求的是短期的稳定，而今天谈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比于以往的需求管理强调的是立足于需求侧的调整，“因为是结构调整，而非总量调节，所以瞄准的是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 在谈到施策机制时，高培勇认为，以往主要限于政策层面的调整，而政策与改革的最大不同点是前者主要瞄准短期安排，而非长期的制度调整，因而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的障碍，以推进各种基础性的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别于以往的需求管理的最主要方面。 今年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趋向不变”，高培勇则告诫说，从1998年之后，每当提到“积极”就总是等同于“扩张”的财政政策，而现在必须意识到这个“积极”和过去的“积极”有很大变化，“今天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和过去那种单纯致力于需求总量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大不相同了，必须站在供给侧的角度，站在结构性调整的角度去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在谈到减税降费时，高培勇表示，减税降费要和压缩政府支出结合在一起考虑。[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周延礼出席并演讲。 周延礼表示，“保险+科技”催生了保险业生态模式的转变，特别是提高了保险业的服务水平。“保险+科技是保险业发展的未来”。 数据显示，全球的金融科技投资达到了174亿美元，我国达到了是77亿美元，“对中国的科技和金融融合是一个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我们超过了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金融科技的创新和突破也带动了保险业服务社会能力水平的提高”。 周延礼指出，提高保险产品的保障性能是保险科技发展的根本驱动力。第一，从产品创新提升了保险产品的适应和适销度。另外在防范风险方面，由于科技的应用，使得保险业风险管理的能力大大提高。第三，小额、低价、简捷、个性化的保险产品的开发速度加快，在部分地区有效实现了普惠保险的落地。 “保险+科技实现了保险业的转型发展，提高了保险业的核心竞争力，保险科技成为今后保险业转型发展的核心环节”，周延礼认为，“下一步应强调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为客户提供标准化的服务，使得客户产生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周延礼也指出，保险业在防范风险方面还应该多做一些工作。 第一，多头监管如何如有效覆盖的问题。第二，网络安全风险的问题。第三，要在信息基础设施的风险监管上下工夫。“要利用大数据分析处理金融机构，用户和金融交易等市场的风险，要把风险管控好”。第四，要高度重视法律风险问题。第五要加强金融机构的功能监管，特别是功能风险的监管。第六，互联网技术可以服务实体经济，但要防范一些软件的风险，“有一些APP是否能够做到不泄密，网络不受到攻击，这些问题都给监管提出了新要求”。第七，信用和道德风险的监管。 “互联网金融改变了传统金融业的运行方式，也提高了金融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周延礼表示，“要进一步地从观念、思维方式上都要做到发展共同推进，共同治理，共同分享，增强协调性、包容性”。[详情]

　　祝宝良：明年中国经济有“四严” 增速有所放缓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12月21日讯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21日在国是论坛2017年年会上表示，明年有“四严”金融严监管，地方政府债务严管控，房地产严监控，环保政策严。他预计，明年经济增速会较今年放缓，在6.4到6.7之间，不会出大问题。（许岩） （证券时报网快讯中心）[详情]

　　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要素配置的扭曲不能靠传统产业政策解决 澎湃新闻记者 韩声江 来源：澎湃新闻 12月2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由中新社主办的“新时代·新经济”国是论坛上解读十九大报告时表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是治理中国经济各种病症的一个根本性举措。供给体系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的实质是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而这种要素配置的扭曲必然要靠改革的办法来校正，而不能靠过去行政性办法、传统产业政策等来解决。 杨伟民强调，“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就是要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生产要素按照市场机制配置就会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部门区域和企业，就会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 十九大报告经济建设篇的“三个逻辑” 杨伟民表示，十九大报告中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句话对理解报告关于经济建设做出的新部署十分重要。 杨伟民解释称，这句话蕴含了十九大报告经济建设篇的三个逻辑点：第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必然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第二，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过关；第三，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杨伟民称，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概括，由此必然得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在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落后的社会生产的情况下必然要追求高速增长，形成赶超型的经济模式，但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转化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情况下，就必须摒弃过去那种赶超型的经济模式。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质量不高。”他说。 杨伟民表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过“发展方式”关、“经济结构”关、“增长动力”关的过程，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同高速增长阶段是完全不同的。 “在高速增长阶段，发展方式是粗放的，高度依赖能源、土地、廉价劳动力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经济结构中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房地产业、矿业、建筑业占比较高，产业链价格链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增长的动力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与数量，依靠投资，依靠中低端消费拉动，在出口方面以价格链为核心的竞争力。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就会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中高端消费、个性化消费将成为主流，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拉动消费的主体，从产业来看，更多地依靠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来推动，产业链价格链比较完整主要居于中高端，主要依靠绿色低碳循环产业来推动，要素方面，将更多地依靠科技、人力资本、信息、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来推动，另一方面要依靠劳动、资本、土地、资源、能源、环境等传统要素效率的提高来带动。”他说。 杨伟民指出，“十九大报告讲的这个攻关期，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将伴随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也就是到2035年。” 要素配置的扭曲不能靠传统产业政策解决 十九大报告在经济建设方面部署了六方面的主要任务，杨伟民重点解读了十九大报告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内容。 杨伟民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是治理中国经济各种病症的一个根本性举措。“供给体系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制约经济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供给侧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他说。 他解释称，供给体系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表面上看是出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上，但实质是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是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大数据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间、企业间、城乡间、区域间的配置出现了失衡。 “比如，劳动力应该配置到高效率的产业，但许多农民工由于不能在城市扎根落户，到4、50岁就要回到农村，退回到低效率产业。建设用地应该更多地用于人口净流入的城市住宅，但很多却用在了工业商业服务业、用于三四线城市的住宅，致使一线城市的房价高涨，而不少地区的工业用地大量闲置，不少总部基地办公楼过剩，部分三四线城市的商品房卖不出去。银行贷款应该用在前景光明的创新型企业、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但仍然很多用在了产能过剩行业一些没有效益的僵尸企业以及政府投资平台。耕地应该更多地用在绿色农产品甚至退耕用在提供生态产品上，但很多用在生产没有需求的玉米、稻谷上，带来粮食的高库存。新城新区本来应该布局在人口大量净流入的城市群地区，但一些人口净流出的地区也建设了不少新城新区，结果成为空城。”他说。 杨伟民强调，结构性失衡首先是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是要素的非市场化配置带来的产业结构失衡、企业结构失衡、区域结构失衡、城乡结构失衡。 “要素配置的扭曲必然要靠改革的办法来校正，但靠过去调结构的办法是难以解决的，靠行政性办法、靠传统的产业政策，用列出政府支持鼓励限制禁止的产业产品目录等等是难以解决的。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就是要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生产要素按照市场机制配置就会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部门区域和企业，就会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他说。 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本质上是城市群的发展问题 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杨伟民表示，城乡区域问题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表现之一，实施这两大战略就是为了促进城乡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这是紧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做出的一种战略部署，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提出的一个新战略，并作为国家长期坚持的七大战略之一写进了党章。杨伟民称，就产业来看，目前农业的现代化是滞后的，就城乡来看，农村的现代化更是滞后的。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乡村面貌、居住条件、社会治理等方面同城市相比差距是很大的，所以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的现代化。 但是他同时指出，“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是否定了城市化战略，城市化的大趋势没有变，农村人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流动的趋势没有变。” 他说，目前粮食产量总体供求平衡，但是部分粮食品种高库存，农业发展必须从追求高产量转向追求高质量。 对于区域发展战略，杨伟民称，过去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指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十九大报告拓宽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包括几个相互关联的战略：一是支持老少边穷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二是过去的四大板块战略；三是就一定的空间尺度而言，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本质上是城市群的发展问题，所以这次把城市群的健康发展放到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当中；四是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新的三大战略；五是支持特殊类型区域发展，包括资源枯竭地区，边疆边境地区发展等等；六是陆海统筹。 靠负债做大国有企业容易带来宏观金融风险 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杨伟民称报告中有三个亮点： 一是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这就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对深化供给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他说。 杨伟民表示，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产权也是有效的激励机制，产权界定清晰保护原则有利于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而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则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源泉，所以必须要完善产权制度。 杨伟民强调，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体制基础，经济发展说到底就是一个要素配置的效率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所以要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二是明确了改革的目的。改革目的包括五个方面，包括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映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也就是说今后经济体制的改革都要朝着这样的目标来努力，比如土地承包制实际上就是一个产权制度改革，由于区分了所有权和承包权，明确了所有权和承包权各自的权利，就极大地推动了微观主体也就是农民的积极性。”杨伟民说，“今后，要按照实现产权有效激励的目的推动自然资源产权、国有企业产权、知识产权、民营企业产权、农村宅基地产权等方面的产权制度改革。” 三是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杨伟民表示，这是完善国有经济产权制度安排的一个战略性举措，过去提的口号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个其实本来也是就国有企业的整体而言的，不是要求每一个国有企业都要做大，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许多国有企业都要做大，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负债率高、层级过多、主业不精、大而不强等问题，靠负债做大国有企业容易带来宏观上的金融风险。 他强调，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不是不让国有企业在整体上做强做优做大，而是要通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来实现，另外，这里讲的国有资本是涵盖所有的国有资本，不仅仅是对央企而言的。[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出席并演讲。 新时代下，经济发展的几个趋势。第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的融合和价值矛盾。在刘珺看来，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两者之间不断地在融合，实体经济的虚拟成分在提高，虚拟经济的实体基础同时也在提高”。 第二，产业边界逐渐模糊。“农业就是农业，工业就是工业？现在不可能了，农业正大量应用能数据，运用生物化学，这里面有很多工业内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业都在逐渐地模糊着各自的边界，让综合的竞争力迅速地焕发出来”。 第三，颠覆性的产业迭代创新。“以后的黑天鹅事件会越来越多，颠覆性的创新肯定会很多，思考方式的改变带来了价值体系，能力体系建设的很多改变”，“比如比特币的基础技术是区块链，区块链到底怎么改变我们的价值体系，改变市场的发展方式谁都不知道，它可能会要求市场进行彻底的重建”。 第四，产业的流态与柔性在加速发展。“以后不会有人跟你聊经济发展的时候不谈智能化，不谈到物联网，不谈到人工智能，不谈机器人，大家会越来越多的听到类似的谈话，其实是向你传递一个信息，你即便是工业社会的积极参与者，你将来必须了解信息社会的相关故事，这样才能把两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第五，企业的生命周期会越来越短，并且细节才能决定企业是否能成为百年老店。 第六，迭代可以倒果为因，“以前是有需求了之后才会有生产，但迭代发展可能会倒果为因，所以我们的发展思路、发展理念都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人工智能”。 第七，比较优势必然会让位于系统集成。刘珺强调，自己是坚定的比较优势理论反对者，“我从来不认为比较优势禁得住探讨”，在他看来，如果固守比较优势，就是使得产业分工发生固化，并严重阻碍了中国企业在价值链的向上攀升，“我们必须从中低端往中高端跃升，而这个跃升的过程，我们一定要摒弃比较优势理论转向系统集成”。他认为，中国企业要把工业、农业、服务业等所有生产力要素集成在一起，向上发展。“未来中国经济要进一步腾飞，就一定要把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牢牢地建立在系统集成上”。[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总经济师盛来运出席并演讲。 盛来运表示，应淡化GDP增速。“从今后一个时期来看，我们适当的降低经济增长的预期，有利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上”。 此外，对于部分西方媒体唱衰中国经济的报道，盛来运表示，站在不同视角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如果你要站在老常态，用老的思维，老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经济，那你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经济增速在下滑，传统的产业在分化，传统的动能在削减，你可能就乐观不起来”。 而从新视角观察，“从经济结构变化来看，成绩斐然，传统的产业在出清，去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0%，占据半壁江山，新兴产业，包括一些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速普遍高于今天的工业增速4到6个百分点，新产业，新动能，新模式，新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网上商品零售额对外发布的是年度平均30%，持续数年高增长，这些情况都说明中国经济的结构在优化，动力在转换，质量在提升，规模以上的企业增长利润，今年1到10月份23%，PMI连续数个月维持在51%的区间，这和去年和前年都是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民生事业方面的指标，就业持续向好，这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亮点”。 以下为演讲实录： 盛来运：尊敬的厉老师，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国是论坛，这个论坛主题是“新时代、新经济”。我觉得选择的特别好，既符合党的十九大精神，也凸显了新时代中应该加快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前面几位领导和嘉宾谈到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律性问题，我想以如何来观测新时代的经济，如何来评价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运行情况，谈谈我的看法。 党的十九大和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指出，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新时代，我们正在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不仅仅是今后经济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实际上也是对今后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因为时代在变，发展阶段在变，所以我们对中国的经济观测也要变，也要有新的视角。 首先，我觉得是要淡化GDP增速，虽然我们现在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但是相对于过去的高速扩张的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支撑经济增长的外延性扩张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市场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潜在增长率在下滑，所以经济很难再现过去持续的高增长。 另外，从我们近几年经济调整的情况来看，自2010年开始经济增速在持续下滑，但是经过这几年调整以后，经济增速开始企稳，过去11个季度GDP的增长率在6.7%到6.9%、7.0%，从今后一个时期来看，我们适当的降低经济增长的预期，有利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上，所以要尽可能地淡化GDP的增长。 第二要更加重视调结构，转方式。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历史使命是改变过去的路径依赖。为什么要改变过去的路径依赖，因为多年以来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结构性问题，我们要加大结构性改革，要去除过剩产能，要加大经济的再平衡力度，使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增长转向投资、消费、进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要更加重视创新和新动能的培育。中国的经济结构真正要迈向中高端，我们的发展方式要真正地转变成可持续发展，最关键的还是要实现创新，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只有创新才能使产业走向中高端，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才能尽可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最终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否则我们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发展阶段上，所以观察中国经济一定要多看看经济结构的变化，看看新动能的成长情况。 第四，要更加重视民生事业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消费的需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所以我们要更加关注于民生相关的指标，比如就业、收入等，西方国家观察经济更重要的是首先把就业放在第一位。 第五，更加重视环境的保护和环境质量的改善。这不仅仅是因为工业化高速扩张时期，靠外延性的扩张带来了环境的破坏，环境污染的增加，我们要有意在这个阶段进行修复，更重要的是随着生活的消费升级，我们对自然的和谐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五个方面是我们在新的阶段要观察中国经济必须高度重视的新视角，也是高质量发展对于我们提出的新要求。 最近两年有不少的朋友经常问我，中国经济是越变越好，还是越变越差，也有一些同志在问我，中国经济增速在持续下滑，但为什么你们的判断老是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是不是在唱高调，中国经济是不是进入拐点，进入新周期，实际上这些讨论，大家真是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观察问题的视角不一样。 实际上有一些问题的讨论是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你要站在老常态，用老的思维，老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经济，那你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经济增速在下滑，传统的产业在分化，传统的动能在削减，你可能就乐观不起来，但是如果要你站在新当代视角，站在新时代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你在看待中国经济，你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保持高速增长，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经过这几年的调整，我觉得中国的经济还是控制的非常不错的，新旧动能转化比较好，前三季度增长6.9%，今年全年还没有出来，但是应该说可以说会首次迎来年度增速的提升。 从经济结构变化来看，更是成绩斐然，传统的产业在出清，去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0%，占据半壁江山，新兴产业，包括一些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速普遍高于今天的工业增速4到6个百分点，新产业，新动能，新模式，新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网上商品零售额对外发布的是年度平均30%，持续数年高增长，这些情况都说明中国经济的结构在优化，动力在转换，质量在提升，规模以上的企业增长利润，今年1到10月份23%，PMI连续数个月维持在51%的区间，这和去年和前年都是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民生事业方面的指标，就业持续向好，这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亮点， 过去四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是1300万，调查失业率，最近几个月连续在5%以下。由于就业的好转，收入增长相对稳定，用媒体的话说收入已经跑赢GDP，关键是质量也在改善，单位GDP能耗在过去四年下降17.8%的基础之上，今年前三季度又下降了3.8%，总体是在改善的，这说明中国经济在增速换挡，在总体运行平稳的情况下，内在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积极变化，经济的质量在明显提升。 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判断是正确的，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经济由原来的高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决断也是英明的，所以我们要适应新阶段的变化，适应这样的新要求，要把我们观察中国经济问题的视角及时地调整过来，转变过来。专家有这样的责任，媒体也有这样的责任，否则可能就会像西方有些记者一样，他可能报道中国经济的视角，你就是乐观不起来。 昨天刚刚闭幕的经济工作会对这方面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说我们要按照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实际上对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也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我们要为社会各界关注中国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指标，我们要有新的视角，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客观地全面地感受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温度和高度。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出席并演讲。 在演讲中，杨伟民分别对“为什么是供给侧？为什么是结构性？为什么是改革？”的三点疑问做了解析，阐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使得生产要素按照市场机制配置，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杨伟民：尊敬的厉教授，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中国新闻社国是论坛2017年年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新时代、新经济，我想确定这个主题一定和十九大关于经济建设做出的新部署有关系。 十九大一共有13篇，其中有一个部分是部署经济建设问题的，我想就今天这个主题、就经济建设这部分新内容做一点解读。 我觉得经济建设这一篇有三个逻辑点要把握住。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概括，由此必然得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在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情况下，我们必然要追求高速增长，形成赶超型的经济模式。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转化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情况下，那就必须摒弃过去的那种赶超型的经济模式，不以GDP论英雄，这也是总书记多次提到的，因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的质量不高，这是第一个逻辑点。 第二，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攻关。这里边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攻关的过程。要攻什么关呢？就是过发展方式，过经济结构，过增长动力这个关。当然这三者实际上是有联系的。 二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发展方式的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同高速增长阶段是完全不同的。在高速增长阶段，发展方式是粗放的，是高度依赖能源、土地、廉价劳动力投入的，是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经济结构当中，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房地产业、矿业比重是比较高的，产业链价值链主要是中低端的，增长动力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的数量，主要依靠投资的拉动，依靠中低端的消费来拉动等等，出口方面是以价廉为核心竞争力的。 但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可能消费就会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中高端的个性化消费、多样化消费将成为主流，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拉动消费的主体。从产业来看，更多的依靠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来推动。在产业链、在价值链方面，应该比较完整而且主要居于中高端，主要依靠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等产业来推动发展。从要素来看，一方面将更多的依靠科技、人力资本、信息、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来推动。另一方面要依靠劳动、资本、土地、资源、能源、环境等传统要素的效率提高来提升，靠这些传统要素的效率提高来带动。十九大报告讲的攻关期，它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将伴随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到2035年。 第三个逻辑点，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因为经济的现代化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而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则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 什么是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怎么样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十九大报告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就是坚持一个方针：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坚持一条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三个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是基本路径。建设四位一体的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就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这四者要协同发展。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产业载体。现在这四者之间并没有很好的协调，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等都不适合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当然互相之间也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我就不多说了。 还要构建“三个有”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步骤的经济体制。这是十九大报告当中关于经济建设的主要思想性的逻辑点。 十九大报告在经济建设篇部署了6个方面的任务，下面我讲讲其中三个方面的重点内容和亮点。 第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治理我国经济各种病症的根本性举措，两年来的实践证明，没有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就没有今天经济企稳向好的局面。 为什么是供给侧，供给体系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供给侧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过去我国的需求结构是一种面向低端消费为主的，面向出口需求为主和投资需求为主的结构。我国的供给体系是从这种需求结构相适应的，过去两者是相匹配的，但是现在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消费看，中高端的消费迅速地增长，这让原来那些低质低端的消费品产能成了过剩产能。从出口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大大放缓，同时我国制造的成本在快速的上升，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正在减弱，在不少原来面向国际市场的产能就变成了过剩的产能。从投资来看，目前基础设施制造业、房地产等的资产存量已经很大，虽然各自仍有不少投资机会，但高收益，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在减少，大家知道我国过去的高增长是投资主导型的，供给体系当中投资品所占的比重过高，随着投资需求的放缓，这样大量的投资品产能就变成了过剩产能。 为什么是结构性呢？供给体系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表面上看是出在产业结构，但实质是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是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大数据等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间、企业间，在城乡间，在区域间的配置出现了失衡。比如说劳动力应该配置到高效率的产业，但许多农民工由于不能在城市扎根落户，到了四五十岁就回到了农村，退回到低效率产业，或者提前退休了。再比如说建设用地应该更多用于人口净流入的城市住宅，但很多却用在了工业、商服，用在三四线城市的住宅，致使一线城市房价疯涨，…再比如说银行贷款应该用在前景光明的创新型企业，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但仍然很多用在了产能过剩行业，一些没有效益的僵尸企业，以及政府投资平台。耕地应该更多的用在生产绿色农产品、甚至退耕用于提升农产品上，但很多用在生产很多没有需求的稻谷玉米上，带来粮食的高库存。新城新区本来应该布局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地方，但一些人口净流出的地区也建设了不少新城新区，结果变成了空城。 总之，结构性失衡首先是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是要素的非市场化配置带来产业结构失衡，企业结构失衡，区域结构失衡，城乡结构失衡。 为什么是改革呢？要素配置的扭曲必然要靠改革的办法来校正，但靠行政性办法，靠传统的产业政策，用列出政府支持、鼓励、限制、禁止的产业产品目录等等是难以解决的。结构性改革本身上就是要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生产要素按照市场机制配置就会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部门、区域和企业，就会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 第二，我讲一讲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城乡区域问题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表现之一，实施这两大战略就是为了促进城乡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这是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做出的战略部署，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提出的新战略，并作为国家长期坚持的七大战略之一写进了党章。主要考虑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现代化的目标来迈进，就产业来看，目前农业的现代化是滞后的，就城乡来看，农村的现代化更是滞后，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乡村面貌、居住条件、社会治理等方面同城市相比差距是很大的，所以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的现代化。 需要指出的是，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是否定了城市化战略，城市化的大趋势没有变，农村人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流动的趋势没有变。此外，目前粮食产量总体供求平衡，但是部分粮食品种有高库存现象，农业发展必须从追求高产量转向追求高质量。 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如果只看标题似乎和过去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指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东部崛起，十九大报告拓宽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包括了几个相互关联的战略，比如说一是支持老少边穷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二就是过去的四大板块的战略。三是就一定的空间尺度而言，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本质上是城市群的发展问题，所以这次把城市群的健康发展放到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当中。像京津冀既是一个城市群的问题，也是一个区域的问题，所以这次把城市群，城镇化等等放在了区域协调发展当中。四是实施新的三大战略，就是大家知道的十八大以来的京津冀、一带一路等。五是包括资源枯竭地区，资源型地区，边疆边境地区发展等等；六是陆海统筹。 第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里边有三个亮点。 一是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产权也是有效的激励机制，而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则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源泉，所以必须要完善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体制基础，经济发展说到底就是一个要素配置的效率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所以要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二是明确了改革的目的，这个改革目的包括了五个方面，包括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映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也就是说今后经济体制的改革都要朝着这样的目标来努力，比如说土地承包制实际上就是一个产权制度改革，由于区分了所有权和承包权，明确了所有权和承包权各自的权利，就极大地推动了微观主体，也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今后要按照实现产权有效激励的目的推动自然资源产权，国有企业的产权，知识产权，民营企业产权，农村宅基地产权等等这方面的产权制度改革。 三是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是完善国有经济产权制度安排的一个战略性举措，过去我们提的口号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个其实本来也是就国有企业整体而言，不是要求每一个国有企业都做大，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许多国有企业都要做大，一定程度上带来的负债率高，层级过多，主业不精，大而不强等问题，靠负债做大国有企业容易带来宏观上的金融风险。 所以需要强调的是，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里讲的国有资本是涵盖了所有的国有资本，不仅仅是对央企而言的，以上就是我对十九大报告当中关于经济建设篇的一些重要亮点做的一点解读，谢谢各位。[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出席并演讲。 辛国斌表示，将引导优质要素向制造业领域配置，培育多层次制造业人才队伍，激发弘扬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培养技能型人才，用好先进制造业集成电路等基金，研究设立中国制造2025发展基金，进一步调动社会资本，提高制造业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以下为演讲实录： 辛国斌：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今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对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做出了全面部署，开启了中国新时代复兴的新航程，本届年会以“新时代、新经济”为主题，探讨未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路径、新模式。共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大计，这是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活动，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历史上先后称雄世界的大国无疑不是靠制造业实现经济的腾飞与崛起。15、16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的崛起，归结于世界最大的造船业，18世纪的英国依靠采矿、纺织、钢铁等工业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日本能从二战的废墟中迅速恢复，也得益于汽车、工程机械、电子、电器、化工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顶住了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保持了平稳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也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世界大国的兴衰史和我国制造业发展历程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繁荣，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之所以新，主要在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兴起。 全球经济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阶段。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环境和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网络化协同创新成为大趋势，智能制造引领生产方式变革，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兴起，全球制造业创新体系、生产方式和发展形态正发生深刻变化。 为顺应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利用人才和技术优势，加紧在中高端制造领域抢先布局，立足继续保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凭借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打造中低端制造领域的比较优势，成为传统制造业新的承接地。 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着这些深刻变化，使我国制造业面临中高端受压和中低端受挤的局面，关键原因在于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整体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工业基础能力弱，中国制造面临缺心少魂的局面，产品在质量安全性，稳定性和一致性等方面与国外产品差距明显，缺乏世界知名品牌。 与此同时，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发展环境有待优化，资本脱实向虚现象突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融资难仍然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的突出难题。人才队伍特别是高端人才，高技能人才不能满足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需求。 综合判断，我国制造业发展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内涵已发生深刻变化，如不抓紧，窗口稍纵即逝，同时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现，国际格局剧烈变动，竞争进一步加快。 为顺应趋势，抢抓机遇，应对挑战，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三个十年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明确了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实施两年多来，在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中国制造2025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在具体领域上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批重大工程实施效果凸显，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水平确实提升，创新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工业基础能力不断夯实，高端装备创新亮点频出，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取得成效，制造业质量品牌建设有序推进，城市试点示范扎实开展。 近期，我们正在加紧推进首批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创建工作，引导各地形成差异化发展的新格局，但应当看到，从实施到现在，中国制造2025还只是开了一个好头，制造业发展本身还急需破解瓶颈和矛盾，在工作中也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 在这里我想再次澄清一些关于中国制造2025的认识问题。两年多来，某些国外机构对我实施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一些质疑，比如认为我们要搞国产化替代，对外资企业采取歧视性政策，通过政府干预等非市场化行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等。实际上中国制造2025始终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旨在最大范围凝聚行业共识，汇聚社会资源，打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氛围，我们一直对于内外资企业采用相同标准，一视同仁，我们也将一如既往欢迎各类企业，欢迎参与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共享发展成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年工作的总体安排中也对制造业发展和实施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着力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上下工夫，做文章。 所谓质量变革就是要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领域等工作细节进行全方位变革，提高整个制造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优化供给体系质量，一是要千方百计稳增长，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以发展的思路解决问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制造业平稳运行，稳中向好。 二是要集中精力促进质量品牌提升，树立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理念，着力提高实物产品质量和制造业标准体系水平，促进国内标准与国际接轨，鼓励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建设品牌文化。 三是要科学施策，鼓励制造企业在产品开发、外观设计，产品包装，市场营销等方面加强创新，向价值链高端环境延伸。 所谓效率变革就是要着力破除制约效率提升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激发企业主体活力，改善供需关系，提高供给效率。 一是要坚持不懈抓好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建设，加快要素市场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对要素价格的调控作用，持续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和简政放权。二是要坚定不移调整结构，把去产能工作推向深入，注重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新型产业相结合，发挥产业政策的促进竞争功能。采取审慎包容监管，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新材料、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的发展壮大。三是要创新思路，引导优质要素向制造业领域配置，培育多层次制造业人才队伍，激发弘扬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培养技能型人才，用好先进制造业集成电路等基金，研究设立中国制造2025发展基金，进一步调动社会资本。提高制造业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所谓动力变革，就是要实现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增强制造业发展内生动力。 一是要下力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通过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提高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促进技术转移扩散和首次商业化应用，打造跨界协同的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集中突破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制约，解决制造业发展卡脖子的难题， 二是要多策并举，提高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加大试点示范工作力度，健全标准体系，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制造业融合，分类推进数字车间，智能工厂，智慧园区建设，推动绿色标准，绿色产品，绿色车间，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的全面发展，促进重大装备工程化、产业化应用。 三是要合理有序优化制造业发展格局，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分省市指南的实施，深化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建设。要培育发展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建设制造强国关系国计民生，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工业和信息化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企业、行业组织、科研院所和各级管理部门的力量，齐心协力，同心同德，确保中国制造2025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推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取得新成就，开创制造强国建设的新局面，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出席并以“把发展方式转变进行到底”为题进行演讲。 转变发展方式已经说了很久，但效率很慢，对此，厉以宁认为是“路径依赖”的原因。“最好是跟着前人走过的路走，前人怎么走的，我们就怎么走，如果有责任前人负，如果走得顺利是自己得了便宜”。 厉以宁表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有新的思维。首先，不能以GDP为唯一考核标准，第二，要改变资源输出的增长模式，“资源是个好事，可是过度开发以后，整个经济被它拖住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方式”。 在谈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时，厉以宁认为，国有企业摊子铺的大，改起来怕出问题，但迟早要改。而民营企业最怕的就是算老账，怕地方官员后任不承认前任的承诺。“这些问题是阻碍旧发展模式转变为新发展模式的一部分原因”。 “我们应该有信心，尽管新发展模式现在还有困难，但是只要路走上了，自然就会逐步地扩大影响。旧的生产模式是没前途的”，厉以宁表示。 以下为演讲实录： 厉以宁：我发言的题目是《把发展方式转变进行到底》。 第一个问题，路径依赖的顽固性，在研究经济进展的时候，出现了众所周知的一个名词——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在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很多地方都有出现，这主要是指：要找到一个途径是不容易的，最好是跟着前人走过的路走，前人怎么走的，我们就怎么走，如果有责任前人负，如果走得顺利是自己得了便宜，这叫做“路径依赖”。 这么多年以来，路径依赖一直是被认为在经济学中很难打破的，它有顽固性，因为人总是认为，前人已经这么做了没有大问题，那我就跟着做，责任也不由我负啊，风险也不用我承担，这就成为我们国家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障碍。 现在为止，我们的发展方式还是旧的，简单的说，就是只重视数量和速度，尽管新的发展方式很早就被提出来了，但人们并不太积极转化为新发展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所以说仍然是路径依赖，这对我们的经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进入新时代，进入新经济呢？那就要改变发展方式，把重数量、重速度的旧的发展方式改变为重质量、重效益的新发展方式，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有很多矛盾存在。 第一个矛盾，如果经济增长率下来了怎么办？在转型过程中，为了保证效率，保证质量，可能就会影响所有的东西。那怎么办？各个省市地区都在攀比，你报了8%增长率，（他）一定要9%，第三个要保证在10%，这无非是把旧的模式重新演一遍，不在乎中国经济的前景，所以一定要记住，攀比是维持旧的发展方式的藩篱。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不再以增长率为核心目标，增长率是重要的，但不是以它为唯一的指标，速度很重要，但维持中高速增长就行了，追求那么高干什么？这个斗争是很激烈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点在哪里？就是既得利益受损失，假定过去的发展方式中，某些利益集团被扶持起来了，他就害怕既得利益会丧失：旧的还可以维持，你搞的新的发展方式，那旧的问题怎么办？ 我们对上述想法应该有新的认识。就算旧的生产模式还能维持，但是时间不会太久，当某些企业已经走上了新发展方式的时候，旧方式还能维持多久啊？这是迟早要面对的问题，那不如早改，早改以后创业带动就业，这样不就解决了，如果说为了维持就业而没有想到企业界在不断地发生学习赶超，那你维持有什么用呢？ 另外，有的地方是靠资源生产维持财政收入的，所以这个旧的方式还能够保证吗？维持资源的挖掘输出仍然是必要的，可他们忘记了这是不会持久的。资源的开发在新的生产方式中也应当和生态的保护联系在一起。在西方经济学当中还有一个名词叫做“资源诅咒”，资源是个好事啊，可是你过度开发以后，整个经济被它拖住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方式。 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旧的发展模式不会自动退出市场历史舞台，所以我们应该对新经济有信心，因为企业是很认真的，如果能够找到提高效率，提高质量的途径，他不会用旧的方式。不改连企业的职工都会说这个不行，那你还能维持多久，所以一定要懂得旧模式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模式的发展就会让它逐步地分解，逐步地转向新模式。 最后，要谈一谈国有企业，它有自己的体制问题，说它容易也容易，因为它是直接听命于政府的，但是困难也有，因为摊子特别大，所以怕出问题，但迟早得改。还有什么要顾虑的呢？要顾虑的就是对于非公企业怎么办？ 应当鼓励非公企业的积极性，非公经济最怕的就是算老账，第二怕将来有一些问题说不清楚。第三，就怕地方官员换了工作了，后任不承认前任的承诺。这些问题是阻碍旧发展模式转变为新发展模式的一部分原因。 我们应该有信心，尽管新发展模式现在还有困难，但是只要路走上了，自然就会逐步地扩大影响。旧的生产模式是没前途的，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出席并演讲。 为顺应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利用人才和技术优势，加紧在中高端制造领域抢先布局，立足继续保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凭借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打造中低端制造领域的比较优势，成为传统制造业新的承接地。 辛国斌称，这些深刻变化使我国制造业面临中高端受压和中低端受挤的局面，而关键原因在于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 他指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整体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工业基础能力弱，中国制造面临缺心少魂的局面，产品在质量安全性，稳定性和一致性等方面与国外产品差距明显，缺乏世界知名品牌。 辛国斌表示，我国正在加紧推进首批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创建工作，引导各地形成差异化发展的新格局。此外，还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着力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上下工夫，做文章。 “两年多来，某些国外机构对我实施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一些质疑，比如认为我们要搞国产化替代，对外资企业采取歧视性政策，通过政府干预等非市场化行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等”，他特别强调，“中国制造2025始终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旨在最大范围凝聚行业共识，汇聚社会资源，打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氛围，我们一直对于内外资企业采用相同标准，一视同仁，我们也将一如既往欢迎各类企业，欢迎参与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共享发展成果”。 以下为演讲实录： 辛国斌：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今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对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做出了全面部署，开启了中国新时代复兴的新航程，本届年会以“新时代、新经济”为主题，探讨未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路径、新模式。共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大计，这是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活动，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历史上先后称雄世界的大国无疑不是靠制造业实现经济的腾飞与崛起。15、16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的崛起，归结于世界最大的造船业，18世纪的英国依靠采矿、纺织、钢铁等工业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日本能从二战的废墟中迅速恢复，也得益于汽车、工程机械、电子、电器、化工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顶住了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保持了平稳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也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世界大国的兴衰史和我国制造业发展历程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繁荣，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之所以新，主要在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兴起。 全球经济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阶段。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环境和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网络化协同创新成为大趋势，智能制造引领生产方式变革，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兴起，全球制造业创新体系、生产方式和发展形态正发生深刻变化。 为顺应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利用人才和技术优势，加紧在中高端制造领域抢先布局，立足继续保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凭借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打造中低端制造领域的比较优势，成为传统制造业新的承接地。 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着这些深刻变化，使我国制造业面临中高端受压和中低端受挤的局面，关键原因在于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整体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工业基础能力弱，中国制造面临缺心少魂的局面，产品在质量安全性，稳定性和一致性等方面与国外产品差距明显，缺乏世界知名品牌。 与此同时，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发展环境有待优化，资本脱实向虚现象突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融资难仍然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的突出难题。人才队伍特别是高端人才，高技能人才不能满足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需求。 综合判断，我国制造业发展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内涵已发生深刻变化，如不抓紧，窗口稍纵即逝，同时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现，国际格局剧烈变动，竞争进一步加快。 为顺应趋势，抢抓机遇，应对挑战，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三个十年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明确了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实施两年多来，在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中国制造2025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在具体领域上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批重大工程实施效果凸显，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水平确实提升，创新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工业基础能力不断夯实，高端装备创新亮点频出，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取得成效，制造业质量品牌建设有序推进，城市试点示范扎实开展。 近期，我们正在加紧推进首批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创建工作，引导各地形成差异化发展的新格局，但应当看到，从实施到现在，中国制造2025还只是开了一个好头，制造业发展本身还急需破解瓶颈和矛盾，在工作中也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 在这里我想再次澄清一些关于中国制造2025的认识问题。两年多来，某些国外机构对我实施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一些质疑，比如认为我们要搞国产化替代，对外资企业采取歧视性政策，通过政府干预等非市场化行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等。实际上中国制造2025始终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旨在最大范围凝聚行业共识，汇聚社会资源，打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氛围，我们一直对于内外资企业采用相同标准，一视同仁，我们也将一如既往欢迎各类企业，欢迎参与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共享发展成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年工作的总体安排中也对制造业发展和实施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着力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上下工夫，做文章。 所谓质量变革就是要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领域等工作细节进行全方位变革，提高整个制造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优化供给体系质量，一是要千方百计稳增长，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以发展的思路解决问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制造业平稳运行，稳中向好。 二是要集中精力促进质量品牌提升，树立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理念，着力提高实物产品质量和制造业标准体系水平，促进国内标准与国际接轨，鼓励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建设品牌文化。 三是要科学施策，鼓励制造企业在产品开发、外观设计，产品包装，市场营销等方面加强创新，向价值链高端环境延伸。 所谓效率变革就是要着力破除制约效率提升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激发企业主体活力，改善供需关系，提高供给效率。 一是要坚持不懈抓好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建设，加快要素市场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对要素价格的调控作用，持续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和简政放权。二是要坚定不移调整结构，把去产能工作推向深入，注重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新型产业相结合，发挥产业政策的促进竞争功能。采取审慎包容监管，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新材料、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的发展壮大。三是要创新思路，引导优质要素向制造业领域配置，培育多层次制造业人才队伍，激发弘扬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培养技能型人才，用好先进制造业集成电路等基金，研究设立中国制造2025发展基金，进一步调动社会资本。提高制造业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所谓动力变革，就是要实现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增强制造业发展内生动力。 一是要下力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通过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提高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促进技术转移扩散和首次商业化应用，打造跨界协同的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集中突破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制约，解决制造业发展卡脖子的难题， 二是要多策并举，提高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加大试点示范工作力度，健全标准体系，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制造业融合，分类推进数字车间，智能工厂，智慧园区建设，推动绿色标准，绿色产品，绿色车间，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的全面发展，促进重大装备工程化、产业化应用。 三是要合理有序优化制造业发展格局，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分省市指南的实施，深化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建设。要培育发展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建设制造强国关系国计民生，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工业和信息化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企业、行业组织、科研院所和各级管理部门的力量，齐心协力，同心同德，确保中国制造2025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推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取得新成就，开创制造强国建设的新局面，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国是论坛2017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出席并致辞。 以下为致辞实录： 裘援平：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参加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7年会。我代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莅临今天论坛的各位领导和专家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新时代，新经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昨天刚刚闭幕，这既是巧合，更是需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了题，今天我们可以深入地答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角度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判断，具有划时代意义。 新时代的基本内涵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发展阶段。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我国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导致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的奋斗目标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三级跨越。 走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呼唤新使命。在经济领域要适应新时代，我认为： 第一，要贯彻新思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引领方向，凝聚共识和力量。 第二，要紧扣新矛盾，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第三，要聚焦新目标，从关注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以质量效益为中心，实现我国经济由大向强、由富变强的转化。 第四，要按照新要求真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未来经济工作的纲领。 第五，要突出新重点，打赢防范风险，脱贫攻坚，生态保护三大攻坚战。 第六，要把握新路径，这就是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第七，要培育新优势，在全球经济和大国宏观政策出现拐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多点突破的金融危机后时代，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过去五年来，我们看到狭义的新经济重塑了创新体系，激发了创新活力，培育了新兴业态，与传统产业不断融合，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塑。促进生产、流通、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在培育新兴动能，改造传统动能，接续新旧动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广义的新经济则以科技创新引领，天宫、天眼、蛟龙、悟空、墨子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问世，让中国在某些领域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特别是一些颠覆性新技术的应用。整体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催生了新时代，令国人振奋，世人瞠目。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双轮牵引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将深度融合，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将使传统产业得以全面改造提升。互联网+将成为新动能成长更深厚的基础支撑，推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国务院侨办不是经济部门，但是我们与海外华裔的科技创新人才联系广泛，拥有将华侨华人中蕴藏的丰富的宝贵资源转化为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工作渠道和有效的机制。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凝聚侨心侨力共享中国梦。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论坛上为新时代的新发展把脉建言，最后我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