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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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连维良[详情]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丛亮[详情]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地方发展改革委、中国体改研究会、国内高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共300余人参加了会议。[详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详情]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名誉会长高尚全[详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教授高培勇[详情]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江小涓[详情]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樊纲[详情]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战[详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文魁[详情]
余永定：财政政策如有必要可突破3%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重要作用，政府部门还有加杆杆的余地，如有必要，财政赤字可以突破3%。同时，应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由人浮于事导致的财政支出应该减少。 陈鹏CP 图片来源：是视觉中国 记者 陈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周日表示，当前形势下应掌握好去杠杆的节奏、力度，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重要作用，财政赤字如有必要可以突破3%。 他在出席“中国改革论坛——新形势下中国金融发展策略”时说，当前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没有得到缓解。金融市场动荡，投资者悲观情绪较为严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严重。 “上述情况并非完全由去杠杆造成，但跟去杠杆有一定关系。”余永定说，根据国内外经验，中国确实有必要对前几年的去杠杆政策进行调整，关键是要掌握好去杠杆的节奏、力度，不要因为急于去杠杆导致经济增速过度下降。 他表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进行调整。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政府部门还有加杆杆余地，如有必要，财政赤字可以突破3%。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依然较大，财政支出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可以加大。同时，应该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由人浮于事导致的财政支出应该减少。 余永定还说，金融货币政策要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安全十分重要，但金融机构不能因为害怕金融风险，而牺牲经济增长。尽管中国金融体系比较脆弱，但中国依然有足够的手段和空间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定，短期内中国不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形势不应过于悲观。[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文魁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社科联主席、教授王战出席并演讲，题目为《改革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路径分析》。 王战表示，改革开放40年真正带动中国经济起来的有十个方面：一是理论创新，二是人口红利，三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四是改革开放，五是园区模式，六是土地批租，七是非均衡发展模式，八是财政包干和分税制对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九是民营经济，十是渐进式改革。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战：我的题目改了，和40周年更契合的一个题目，就是改革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路径分析。 《解放日报》上发了我一篇演讲，我在7月的27个国家的汉学班的研讨会上讲的，他们要听你们中国40年到底怎么起来的？所以我讲了中国的10个窍门，其实讲了我们的10个成效。在这之前我反复思考两个问题，我们当前用什么样的认识来总结改革开放40年，二是“富起来”与“强起来”两个阶段的改革，它之间的逻辑联系是什么，我一般把这40年是分开的，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的35年和后面的5年，这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在讲的时候我把这两个问题也同时回答一下我的看法是什么。 改革开放40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带动中国经济起来的，我觉得地方上感受最深的是十个方面： 一是理论创新。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我们最近的报纸上讲的比较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句话就把它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下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点不能搞错，这条非常重要，甚至我们可以讲列宁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他搞的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是这一条没有认识到，所以到斯大林就搞发达社会主义了，过了，我们前30年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从邓小平开始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突破，但是在这方面的理论系统性还不够。 二是人口红利。我们是双倍的，现在我们讲印度、印度尼西亚，人口年轻化，有人口红利，但是我们有50年代的高出生率，这到了70、80年代正好进入了工作岗位，再加上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个时候实行了，我们养老系数是最低的时候，所以我们是双倍的人口红利，认识这一点对认识我们往后人口红利很快消失以后带来的问题是比较清晰。 三是家庭联产承包制，我把它放人口红利之后，它对农业的促进时间不长，只有前五年到1985年以前它使农民的收入年均提高16%，因为承包地很少，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量的农民几乎全部青壮年都离开农村到城市里打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实事求是地评价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也是我们值得考虑的，这也是我们在2011年做家庭农场那个项目，后来温家宝总理批的项目的原因，必须使农民在土地规模上要扩大，当时我们界定100亩土地使农民得到的收入可以高于出去打工的一倍，希望能够留下10-20%的青壮年在农村从事农业和农村建设。 四是改革开放本身。问题是怎么理解，实事求是的理解，这个词不是改革开放，应该是开放改革，这可能使我们更容易看清问题。这次深圳来了不少的同志，可以查40年一系列事件，我们成功的案例当中往往是开放提供了一个市场参数，才有了比较成功的改革，关起门来的改革往往是搞不好的，所以这条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去总结。 五是园区模式。我接待了很多外宾，包括“一带一路”，包括这次汉学班，他们对中国的园区模式很有兴趣，认为搞一个园区就能够起来了，其实我们对园区的上有一些问题，园区是我们很成功的模式，但是它是在什么条件下成功的？因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城市化系数不到20%，很多外资进来了，对煤、水、电、道路很多东西我们提供不了，那么划块地出来，就把这个企业安下来了，所以我把它称之为简易的城市化移动，简易的城市化模式，但是我们后来把这个模式深化了，这在中西部特别明显，为什么在中西部搞了很多包括国家级新区，搞到后面空了，因为它只看到园区模式，而没有看到整个外资进来了，其他营商条件。 六是土地批租。从地方上来讲这条是最管用的，但是这两三年也是给批的最厉害的，甚至有人已经不敢讲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了，因为后来扣了一顶帽子，这是地方政府把房价抬高了，试问一下，在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不均衡的情况下，你给了地方这个权力，他不用这个用什么？其实大量的钱还是用于整个地方的城市建设、道路建设，可以说没有土地批租就没有浦东新区，因为上海没有问中央要钱，是自费改革、自费开放的。如果没有土地批租，也没有高速公路这么快的建设，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很奇怪，中国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初步估算了一下，40万亿左右，正是这些钱完成了中国的城市化，现在已经到了50%以上了，城市化系数也到了这个程度。 七是非均衡发展模式。这里面曾经有过问题，在本世纪初后，我们走向从一部分地区富起来走向共同富裕，所以曾经号召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东部地区转型发展四个口号一起提，如果一起提它是违背了非均衡发展的，当初我们抓个深圳，深圳有20万人，然后带动了沿海，一个浦东、一片农地带动了长江经济带，普遍号召，那中央一级开会了，然后他就要到省里，省里常委要听中央的政策，然求到地级市600多个，再到2000多个县，全部要做那一定政府债务大量上去，所以为什么这几年我们政府债务上的很多，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这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八是财政包干和分税制对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财政包干是一个并不公平的一种财政制度，80年代初我曾经算过，上海的人均财政负担是广东的70倍，因为我们1000万人，它是7000万人，他报10亿，我们报100多亿，但是我说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为什么？为什么我们35年改革当中大家的积极性这么高，就是樊纲刚才讲的，我们用改革语言来讲就是激励机制的问题，农村家庭承包，交了公粮是我的，他有积极性，企业承包，增加出来的都是我们的奖金，地方包干增加的是我的了，他有积极性，所以中国的改革35年当中是自下而上，有机制在推，这个也值得我们现在改革当中思考。现在农民农村的积极性、工人企业的积极性以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个激励机制怎么建立，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九是民营。我没有讲国企，因为我们国企还在进行时，现在很难评价说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成功的模式的高度，但是民企的改革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欧洲的起来是从11世纪长子继承权以后大量的农民到城市里去了，给他们离开土地所带来的创新精神。现在我们登记注册2700万个企业注册，所以中国应该垮不了，是我们40年冒出来一大批闯荡市场的企业家，只要这批人在，他们的预期在，他们的信心在，中国的市场一定是有韧性、扛得住的。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好好总结，好好保护民营企业的积极性，这块很重要。 十是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这点非常重要，不再赘述。 这十个事情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前面讲的两个问题，我们现在在总结的时候就碰到有些人认为我们前35年改革全部是对的，如果说你和前35年对不起来，他就认为你不改革了，也有一部分人从来不提利用外资，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来不提邓小平讲的发展是硬道理，他讲的就是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40年过来的，这也不对的。所以我们要防止左的和右的倾向，左的和右的倾向就意味着你不需要继续改革了，而在这方面只有用唯物辩证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前面我讲的是十个成效，但是这十个成效当中都有成本效益问题。 像理论创新，我认为要一以而贯之，如果把这个搞清楚，我们就知道这五年来中央出台了很多高质量发展、供给侧改革为什么提出来？是与时俱新。也有的应该是否定的，比如说计划生育政策，在那个时代我把它放在第二位，我认为很重大，人口红利创造了，现在应该去掉，更多的是要做利弊分析，把它好的东西留下来，同时对他的成本效益做分析，要进行进一步改革的，如果把这个问题理清楚了，前35年和后5年之间的逻辑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我曾经把这个带来的问题以及这5年当中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当中所提出的一些举措，它之间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改革开放40周年，来回顾前40年，展望后面，掌握这个逻辑关系非常重要。谢谢各位。[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樊纲出席并演讲。 有人说以前改革没有什么既得利益，现在利益越来越大，改革越来越难改。其实樊纲表示，任何一个体制都有既得利益，“我们那个时候粮票那么便宜的供给，都是既得利益。” 他认为，基本办法有两个，一是努力保护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先不动，去发展新体制，“价格改革是这么过来的”。樊纲表示，企业改革、所有制改革也是这样一个规律，“当你改不动原有的体制的时候，先发展新体制，新体制发展起来了整个改革环境发生了变化。” 樊纲认为，住房改革、房地产税改革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你先把既得利益保住，新房新办法老房老办法。” 以下为演讲实录： 樊纲：各位前辈、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参加会议的代表，非常荣幸能够在今天的大会上发言，大会要回顾改革开放40年。我个人原则是做理论的，我是研究经济理论的，这些年研究了很多具体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做了一些理论的研究和分析。理论干什么？理论就是要把复杂的改革进程、复杂的各种问题抽象出来，概括成比较简单的一些理论模型和理论的线条，使能够把握比较抽象复杂的世界。通过这些规律的探索，规律的描述，我们能够指导实践，指导未来。今天，我向大家汇报我过去这些年来研究转轨经济学，把改革复杂的过程理论化的进程把理论框架向大家汇报。 转轨经济学的更大概括是制度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就是研究制度本身，其中包括制度变迁。下面一个分支是比较经济学，就是我们过去说的比较两种制度，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改革初期很多的讨论都是讲的这些问题，看看哪个更有效率，哪个更好。然后就有了转轨经济学，中国改革80年代初期，到了90年代初期苏东解体，一大批经济学家跑到苏东去研究他们的体制变化，那时候创造出了一个词叫转轨经济学。我们现在说的转轨经济学、转型经济学、过度经济学都是从这个词来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现在有一个问题，转轨经济学和经济变迁、制度变迁是什么差别，有没有差别？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差别，传统意义上说的制度变迁是你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根据情况的变化自己调整行为，今天改一点，明天改一点，像欧洲在中世纪的时候，在17、18到19世纪农村跟城市发生变化了，工业和农民各种关系在发生变化，人民就各种制度变化，其中包括一个农奴可不可以出去打工，那时候他们隔几年就有一个新的法律，说今天可以往外走20英里可以出去打工，过几年可以是50英里，慢慢的也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变成一个资本主义，通过这样一种自发性变化，逐步向前走，一种盲目的进化过程。 而转轨经济学要描述什么？要描述像一个已知的甚至别人已经实行的制度转变，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别的国家已经存在的或者历史上存在的。这个问题苏联东欧比较明确的，他们提出来我们要回到欧洲，我们要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转轨的目标体系，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是有的，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过河”是知道的，模模糊糊定义，怎么过不知道，转轨经济学就解决这个问题，不再研究这两个制度哪个好，一定要转轨到这个市场经济，那个是我们的目标、模式，目标模式的过程是转轨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 体制改革了转轨经济的重要问题在什么地方？概括出来其实就两大问题，一是为什么有人反对改革，二是怎么改革，为什么改革会出乱子。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就这两个问题，我们怎么克服利益障碍，怎么使大家接受我们的改革方案，到现在我们很多改革方案仍然不接受。然后怎么改，怎么使得改革不出乱子，所以基本就是两大问题。如何克服既得利益，如何获得更完全的知识，如何使我们的改革进程能够逐步推向前进。 这就是转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一般的现象层面上是不愿改和不会改的问题，在基本的分析要素上是利益机制问题、制度信息问题，是你对各种问题的分析和了解的问题。理论概念就是在利益恩情上所谓帕累托改进还是非帕累托改变的问题。帕累托改进是没有人受损，大家都获益，这件事比较容易实行的。非帕累托改变是一定会有人受损失，这个时候怎么办？在信息问题上，在如何改的问题上会发生不协调成本，甚至社会出现混乱，我们怎么避免这些问题。因此有两大部分，在利益冲突问题上其实有非常多的内容值得分析。 首先，任何一个再不好的体制都会有既得利益，有人说以前改革没有什么既得利益，现在利益越来越大，越来越难改，其实改革的时候都是既得利益，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难改，都是既得利益，粮票那么便宜的供给，都是既得利益，所以我们要找到办法克服。 基本的办法其实就是两个，一是努力保护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先不动，我去发展新体制，这是基本方法，价格改革是这么过来的，我个人认为企业改革、所有制改革也是这样一个规律，当你改不动原有的体制的时候，先发展新体制，新体制发展起来了整个改革环境发生了变化，这就使得一个非帕累托，把它变成一个帕累托改进，先既得利益不动。 这样一个逻辑，这这就是中国的宝贵经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我们先开始过渡，双轨制逐步往前走，这所谓渐进改革的基本的道理。这在现在都是有用的，比如住房改革、房地产税等等，你先把既得利益保住，就往前走了。 如果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人反对，所谓既得利益有一个相对概念，看着别人好了，尽管他原来的利益还在但是他也觉得自己不好了，这个在一定意义上是无法避免的，一定有人反对改革，一定是有利益冲突的，这时候你再做点其他工作，比如说搞点补贴，增加一点缓解既得利益受损失的过程。 但是说到底，最后还是有一些你解决不了的利益障碍，这时候就需要政治决定了，所谓政治就是你必须得克服一定的反对，你必须有一个把改革推向前进的动力。只要一个新体制比旧体制的增长速度快、效率高，你不用做任何事情，在一个长期的时间里面这个体制就改革了，这就是所谓渐进改革的基本逻辑。 这个逻辑很容易证明，但是这个逻辑同时可以证明改革会出现逆转，如果在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自己的权力、利用自己的能量去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游说政府，通过各种办法去截取其他部门所创造的利益，结果会使得新体制增长的快、旧体制增长的慢，但它会把这个东西逆转过来，使得你的新体制增长的更慢，旧体制反倒获得更多的资源，增长的更快，这时候改革出现逆转，这是在理论上都可以分析出来的。 这个过程说明什么？我为什么用求集值的办法，这个箭头很重要，方向很重要，你的方向天天在变，那这个体制改革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会耽误很多时间，中国有一句话叫不怕慢就怕站，不仅是站，而且你调头了，那就更慢了，只要你的方向正确，有时候渐进的改革可能慢一点，但是仍然会逐步的向前进，如果方向错了，加上本身的利益冲突就会出现逆转，想有这种理论概括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改革信息不完全产生的问题。我们的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所谓的体制是由多种制度构成的，不是一个制度，而各种制度之间相互是有关系的，相互是依存的，而且相互会互相影响，就有一个怎么互相配套的问题。某一个改革了，有一个领域没有改革，就会使整个系统的效率下降，所谓瓶颈的问题，如果其他都没改，一个领域里面冒进也会出现混乱和不协调，所谓不协调成本，因此就有一个改革如何推进的问题，如何实施改革的问题，说是技术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 西方东欧改革当中一个著名的词，后来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世界银行等等大家都提一个词叫做“循序渐进”，针对的问题是当年亚洲国家冒进了，在金融改革的问题上走的太快了，自己的内部还没有搞好，开放程度过大导致了各种混乱、经济危机，有一个理论叫“循序渐进”。循序渐进指的是A做完了再做B，B做完了再做C，ABC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逻辑上说你要使这三方面的体制同时向前推进，因此我们就提出一个方案叫做“平行渐进”，说白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综合配套改革，你必须在各个领域里面同时推进，有时候不见得是计划的很好，但是你要能推进哪个推进哪个，然后相互之间产生协调，他们之间会产生矛盾，矛盾会提出下一步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互相配套的要求，这里面还有一些复杂的问题，但是基本的道理是你不要等，各个领域都不要等，各个领域努力推进，同时要看到你这个领域和其他领域的相互关系，既不要出现瓶颈，也不要出现冒进，改革的情况就会比较顺利。 总之，改革就这么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减少阻力，二是如何减少摩擦成本。开放在转轨中起到重要作用，它在这两个方面提供重要作用，一是引进新的利益主体，比如说外资和在市场上有利益的中国企业，它是新的利益主体，它会推进，得利的利益主体多了有利于改革。二是开放引进制度信息，使得你有更完善的关于市场经济的制度信息，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信息，你可以做的更好点。 特区很重要，试点很重要，试点就是在这两方面如何克服利益障碍和如何获得各个部门各种制度相互关系的一些信息具有重要的作用，你获得这些信息可以指导全局。区域竞争很重要，可以带来相互的借鉴，可以使改革在各个区域领域，在地理面积上使得全国的改革推向前进。政策思考其实很简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江小涓出席并演讲。 她认为，改革既要看到过去，看到现在，还要看到未来。江小涓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和数字技术改变了资源配置的方式，使得商业模式、产业组织、竞争格局、激励机制等，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数字和网络时代，政府和市场边界划分、改革开放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江小涓说。 当下中国进入了服务经济为主的时代，她认为，利用好全球化的机遇非常重要。“我们不用悲观，不用退缩，不用自我禁锢，一定要牢固的扩大开放、提高水平、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开放。” 以下为演讲实录： 江小涓：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同事、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完全同意前面各位老师的观点，就是我们还有很多改革在路上，还要继续推进。但是，毕竟过去了40年，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看过去、看现在也要看未来，所以我稍微错开一点角度，从当下和未来现在的世界、现在的中国，从新的特点出发，看看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思考在里面。 新的内容很多，我觉得如果考虑改革和开放问题，在新特征中间网络和数字的技术是一个非常广泛、基础和重要的影响。它使资源配置的方式、商业模式、产业组织、竞争格局、激励机制等等许多层面已经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先完全不一样。所以，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改革开放新的设想和部署都需要考虑这些新特点和新问题。所以，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网络和数字时代的改革与开放”。 第一，网络和数字技术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我只挑一个面上来讲。网络和数字技术通过影响消费、影响生产和影响两者的连接方式会对资源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时间原因，我只举例子说明。一是从需求上来看，网络和数字技术使得乐消费（即满足精神和心理需求的消费）在急速的膨胀。现在这类消费的内容极为丰富，这类需求的特点就是非常的个性化，快速变化而且有很大的随意性、随机性、随大流性和求新求异的性质，是计划规划不能实现辨别的，需要市场主体随时捕捉并创新性的提供产品和服务，这是从消费层面。 二是数字和网络技术使生产过程从同质向异质转变，互联网编织起了一个网络化生产组织，使得生产可以由大规模标准化向分散化、个性化转变，产品由同质向异质转变，生产小批量、多品种甚至单品单件精准按需生产，这种生产过程需要市场主体高效灵活的配置资源。 三是平台企业成为连接生产消费的主要渠道。以往大企业才有的规模经济优势在这个平台上被弱化掉，小微企业可以摆脱规模小的不利影响，依托市场范围极为广泛的平台，不受地域限制，向全世界消费者提供服务。我们有过两个人小团队开发的手游，全球44个国家的用户达到800多万个，只有两个人的企业。我们有7个人的做网络、做爬虫技术的企业，在世界上14个国家有用户。原来我们讲要规划一些大企业，发展大企业集团，因为他们有规模优势，因为他们有世界竞争力，有了网络平台这种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渠道之后，小微企业依然可以发挥非常显著的规模优势和分工的优势。 四是网络与数字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很不相同，传统理论中间的需求、供给、供需关系、边际成本等等因素在这些产品的定价中间作用非常弱。我觉得今天所谓的网络均衡价格在互联网经济中间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因为大一个产品的初始成本非常大，但是它的边际成本几乎接近于零。所以平均成本在什么时刻、什么样来确定这个成本，我觉得是很难的，有时候我看邀请发改委看看有些价格是不是合理，特别在平台上第三方、第四方、第N方都进入以后，政府确实难以确定和核查价格是否合理，这是网络的特点。 网络和数字经济时代充满着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和拼搏，也需要市场提供激励和议价变现的通道，这样才能消化试错成本，并分散失败的风险。这种有效的体制才会吸引创业者和投资者，甘愿冒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很高比例的失败的风险，来倾心于创新。除了极度灵活的市场主体，没有人在这个经济体中能够有效的配置资源。 有人说，大数据提供了有关市场运转的海量信息，乐观者甚至认为有望解决计划经济中所需的信息问题。但是大数据并不能解决同样重要的和现在环境相匹配的激励相融的机制，企业家风险偏好也是无法确定的，我个人认为难以解决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所谓基于信息技术的计划体制目前还不具备现实意义，市场机制较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这儿讲这一句话，有不合时宜，我就这么想的就说出来了。 第二，网络和数字技术对开放的影响。 关于开放，我特别强调一下服务业的开放问题，因为我们制造业的开放程度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2012年起服务业在中国是第二大产业，2015年起超过50%，今年还是增长非常快，我在不少场合讲，中国进入了服务经济的时代，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是不可逆的。过去40年我国制造业高速增长，结构提升、技术升级，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全球化的机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现在就想问问，服务业能不能复制或者重现制造业的模式，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竞争，扩大规模、提高水平、提高竞争力。这是我们今后一个重要问题。 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两个因素，一是服务贸易和前面的货物贸易可比吗？二是现在我们的外部环境和此前40年相同吗？这两个问题非常关键。 关于第一个问题，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有可比性吗？按照传统的理论，没有。服务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贸易的产业，因为它要求同时同地、人对人、面对面，不可储存，所以不可贸易。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原来叫老师、看病、看演出，保安服务、保洁服务、家政服务，服务是一个过程，是不可以远距离贸易的，所以服务贸易在传统的经济学教程中就是不可贸易的产业。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服务贸易占全球的贸易比重一直在10%以下左右，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个比例才开始上升，大概三年上升两个百分点，到2016年达到了24%。就是说，服务贸易从80年代以后上升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网络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它带来了什么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本身是可以贸易的，我们现在软件、程序、网上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不但可以贸易，而且贸易的效率非常高，这是第一它本身可贸易。 第二个变化是网络空间使原来的传统不可贸易的产业变得可贸易，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远程，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视频会议等等，在现在的时代变成可贸易、可以远距离从事和交易的产业。 第三个变化不但可贸易，而且效率非常高，我们现在一场演出，大概2016年的时候，全国进到音乐厅就是进到所有演出场所看演出的人大概600万人，但是一场音乐会，在全球同时直播是2800万的听众，同样是一场音乐会生产效率提高非常快的。 现在总的来说，在现代这个时代，服务业的开放完全变成可贸易的产业，而且效率大大提高。现在服务贸易带来的效率和改善非常显著，无论是服务提供还是服务消费，远带天涯和近在咫尺对我们来说是无感的，是非常高效率的。所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服务业成为了可贸易的产业，而且交易成本耕地，不是所有讲的一部分。这一问题的第二个问题。 全球化的背景可以比较吗？这是当前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现在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反全球化的声音和事件时有发生的，但是对服务贸易来说，在网络空间的交易是非常难以后退和阻碍的，在这个领域中间，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现在我们货物贸易受到那么大的障碍，处处受到指责、批评，但是马云先生一年飞到七八十个国家，他说我不是去和总统握手去了，是去做生意去了，做移动支付、做网上交易等等，所以他服务贸易到哪儿去，那些对中国指责，包括特朗普，对中国指责非常严重的国外的人士，对他的到来都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所以，他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了。所以我们可以乐观的预期，服务贸易或者服务全球化，仍然会很快的发展。 当下时代，到了一个服务经济为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利用好全球化的机遇是同样重要的，我们不用悲观，不用退缩，不用自我禁锢，一定要牢固的还有扩大开放、提高水平、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开放，不是我们的意愿而是有产业全球的背景的支撑。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有足够的信心。 再说一句，中国服务贸易现在一讲中美贸易说我制造业产品对你出口多，你服务对我进口多，所以我们一样，但是实际长期看，中国服务最有竞争力，网络和数字时代的服务最需要规模经济，中国13亿人都是，很多产业首先在国内形成了竞争力，然后向世界外打，这种模式在几百万、几千万人口的地方应用，所以我们国内市场特别大。网络应用最发达，我们现在20岁到39岁这个人群，每周上网时间是全球第一，就是28.5小时，我们把很多的时间用在网络上，各位有一半人低着头忙你的手机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一个网络广泛渗透，大家极为爱好的一个行业，很多国外的大企业跟我讲，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手机，所以它的汽车开发一定要把这些考虑进去。 另外，制造业水平高。我们服务贸易很大一块是生产者服务，生产者服务的话，要细分、专业化、高效率，一要有一个巨大的制造业才能支撑它，我前一段时间到了苏州，那些企业做服务贸易的企业非常快，我们有一个光明家具在宜春，有六大系列，每一个系列都有专门的家具设计商，做床的是做床的，做椅子的是做椅子的，每一个承包商还会设计再细化下去，想想有这样细致分工的设计业需要产业规模才能支撑，很多产业只有中国有这个优势。所以国内规模大，网络渗透高，我们的制造业效果好，一定会使我们的服务业在全球在未来有特别好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我非常乐观。 第三，新的挑战和问题。网络和数字时代政府的重要作用，时间原因我们已经不能像这样讲了，就举几个例子了。今年6月份，阿里在美国申请了一个专利，是区块链的专利。申请的时候的标题就是“阿里申请为政府留了后门的专利”，如果比较规范的表述，“阿里申请了一个被允许第三方进入内部干预的专利”。这不是中国，这不是国有企业，这是阿里这样的企业在美国申请的专利，一定有新事情发生，使企业主动邀请，我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余地。 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我觉得互联网时代和产品时代不一样，产品时代企业创造了产品，互联网时代平台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创造了这个社会以后，既然企业和广大用户一起创造了新的社会，必须要负起治理的责任。举几个例子，年轻人网瘾的问题、信息的问题、不实信息对公民干扰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企业做不了，而是企业希望政府共同参与解决这个问题，网络时代庙堂和江湖的界限要重新思考，什么事情该谁做，这是一个新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企业会认为需要政府深入到企业运营的内部层次去进行监管，这是对企业的干预。第二个就是赢者通吃带来的收益差距问题。现在互联网稍微好一些，由于传播的成本非常低，稍稍好一点或者早一点的产品服务迅速就铺满市场，造就一大批富翁。但这种富翁既不是找你们审批，走后门拿了什么资源，也不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和劳动剥削、和其他的问题都无关，就是靠创新、靠理念、靠赢得市场来获得的收益。我们现在在我们的道理上没有问题可以谴责他们，毕竟社会相对公平的收入是全社会的理念，政府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稍微概括一下，现在的时代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的划分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不是原则可以解决的，放的越多越好，原有边界在移动，现在公共服务的边界基本上市场方向移动，网络有任期就有商机，原来很多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企业完全介入进去了。最典型的大众性娱乐活动就是广场舞，广场舞那么扰民，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商机，我们的体育主管部门特别想给他们服务，编了好几十套舞，没有人学，为什么？现在有六大网站，天天在网上教，都是广场舞的网站，上去一看几百套，各种各样，非常热闹，六个网站粘了1亿用户，它把他作为了一个进入网络的通道。我们现在经常在广场上看见打架，有一次打架，不是每次都是，就是当天晚上有比赛，我的代表队已经到了最后决赛，今天晚上最后十支队伍现场演完之后要上传视频，要评奖，你今天晚上不让我在这儿跳，这不可能，所以它已经完全变成了商业化的规模，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公共服务都变成商机，这是我们讲的公共服务的移动。 二是市场监管，现在全球买之后，极大量的假货在网上泛滥，很多网站都是自己做，去年知识产权组织的总干事去看了阿里的假货防范体系，他认为这是在网络时代对付假货、保护知识产权真正有效的办法。这也是企业在帮着政府在做事情。 还有一些新边界出现，我也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现在新的技术的问题。我们很多新的技术不是带来产品，不是带来收益，影响很多问题，比如AI技术、网络技术、生物技术、精神药品的研制技术，都有非常大的社会伦理和长期的问题，这个问题谁来管？这个边界有很多新的边界的出现的问题。另外我们现在有一个数据的边界的划分，现在到底什么数据，在什么时候是允许让数据公司去抓取，促进数据产业的发展，哪些数据个人保护是不允许外溢的，这在美国和欧洲实践是不一样的，企业、公民、不同国家由于数据公司的发达程度不一样，所以立场不一样，当我们说一计保险话，既要考虑产业发展，又要考虑公民隐私的保护，这没错，但这中间的划分将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问题。时间原因，我不能多讲了。 总的来说，数字和网络时代政府和市场边界划分、改革开放有很多问题要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我们要往前看，也要往回看。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教授高培勇出席并演讲。 民营企业家建议对于民营企业的政策待遇要上升到法律层面，提供一个稳定的法治环境。 对此，高培勇认为，不管是政策安排，还是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上升到法律，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对改革开放的基本规律的认知和遵从。“因为只有上升到规律层面，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才是不可逆的。” 高培勇建议，利用改革开放40年历史起点，把40年当中的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的规律提炼出来，作为引领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以下为演讲实录： 高培勇：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受邀参加今天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讨会，我想利用这个平台，提出一个想法。我是这样想的，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对40年的改革开放作出总结，我们至少可以有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轨迹或者叫基本历程，来回顾过去40年当中我们一步一步是怎么走过来的。 第二，是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在改革开放40年基本历程的基础之上，我们提炼出那些需要长期坚守并且引为经验的东西，这是第二个层次。但是我们想，40年对于中国人的语言传统而言，我们把它当做不惑之年的，不惑意味着什么？并且我们是站在面向新时代的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来总结改革开放40年，因而我们不能止步于、停留于、满足于对基本历程和基本经验的总结，而必须由此上升一步，那就是基本规律。基本规律才是我们最需要、最值得总结的东西。因为，只有基本规律才是最根本、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 为什么想到这么一个问题？我昨天正好参加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在会上大家一个共同的说法，就是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待遇，一定要上升到法律层面，提供一个稳定的法治环境。我由此设想，不管是政策安排，还是制度的设计，哪怕就是上升到法律，它其实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对改革开放的基本规律的认知和遵从。因为只有上升到规律层面，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才是不可逆的。制度安排也好，政策的设计也罢，终归是由人来做的事情，制度的调整和政策的变动，也是由人来做的，只有人能够深刻的认知并且严格的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律，才能保证我们由人来设计的政策，由人来制定的制度，以至于发许方面的安排是可持续的，是具有稳定性的，不可逆性的。 所以，这使我想的，我们能不能利用改革开放40年这样一个历史起点，这样一个平台，把40年当中的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的规律提炼出来，作为我们引领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我想到这样一件事，就是财税体制的改革和民企直接相关。我们财税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初，它的基本格局是这样的，我们用三句话概括，叫做取自家之财，办自家之事，在自家与他家之间搞区别对待。取自家之财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财政收入的86.3%，我讲的是1978年来自于国有经济单位的缴款，如果要加上大集体，这个比重就会提升到98%，以至于99%。就是说，清一色的公有制的财政收入来源。所以，我们称它为取自家之财。 既然百分之百的收入来源都取决于公有制，它的投向自然也就投向于国有制经济单位，最多投向具有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公有制经济单位。清一色的把钱花在国有制经济单位当中去，所以我们称他为办自家之事。即便那时候有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财政支出安排，不仅仅数量少，而且在名称上都加上一个特殊的名称，到今天这个名字还没有完全去掉，叫“支援农业支出”，从来没有出现过“支援国有企业支出”这样的概念，因为在深层次的概念中，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视为不同于全民所有制的另外一种所有制。在政策安排上，自然就会出现对国有经济是一套财政政策，对集体经济以至于其他所有经济是另外一种政策，我们从上本科的时候谈到政策的时候都是用“区别对待”这四个字，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因为当时的倾向是发展壮大国有制经济，削弱以至于铲除所有制经济，这是改革之前基本的现状。 到了改革的今天我们发现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状况，还是用三句话概括今天的财政收支格局，叫取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在众人之间实行国民待遇。我们现在看到财政收入的来源，取众人之财，是用什么样的收入结构呢？总书记讲的第一个结构，50%，讲的是税收的50%是来源于民营经济。这是用了一个很突出的概念，这个概念就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已经不同于40年前，那么这样一种背景条件下，财政收入的来源是多元化的了，不仅仅是国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这个经济、那个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在内，大家共同构建了财政收入，由此带来了一个结果，财政支出头向就只能是办众人之事。 今天的财政支出结构，尽管认为有许多要调整和改进的地方，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公共财政的旗帜之下，我们已经把财政支出越来越多的用到了民生领域，越来越多的用到了非国有制经济领域。一个典型的概念，2006年，在财政政策上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后面叫“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农村大地”，这就是最具有标识的一个改革性的信号。所以，财政收入的来源是众人的，财政支出的投向也是众人的，包括各种所有制的，那么财政政策上现在提出的口号就是国民待遇或叫做一视同仁。 我想民营企业家所要求的并非是特殊的待遇、特殊的关照，而是和各种所有制一样的那样一种政策待遇，无差别的待遇，一视同仁的待遇，我们所说的国民待遇，这不是一个规律吗？这个规律在财政改革的总结上，我们把它概括为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财政的公共化，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搞公共财政。因为经济的基础变了，财政收入的运行基础和环境也自然要跟着变了，因此改革的方向自然就要朝着公共化的道路去迈进。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民营企业家不应当对中国的改革方向有担忧之处。因为，人的主观意志必须服从于客观规律的这种作用。 说到这里我想强调一件事，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们的改革总体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财税改革的地方就是实现财税的现代化，有一条必须确认，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终归是建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是要站在经济体制改革即有成果的肩膀之上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也是要站在公共财政建设上的基础之上的，或者叫站在公共财政建设的肩膀之上的改革。因而，新时代的改革必然要沿着前40年的改革的轨迹继续前行，遵从前40年改革的基本规律而不偏离这样一个方向。 所以，在今天当我们总结说过去4年我们做对了什么的时候，刚才吴老在视频当中谈到周其仁教授写的一本书《中国做对了什么》，在我们说中国在过去40年做对了什么的时候，我想，那一定是我们遵从了规律的东西，你做对了东西，一定是遵从了规律的东西，当说我们40年取得了什么伟大成就的时候，那一定是我们遵从了这种客观规定的成果。因而，在改革开放40年到来之际，我想我们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4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加以深刻的总结，并提炼到理论层面加以认识，这可能是我们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必然选择。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了视频讲话，题目为《改革尚未有穷期 面临任务仍艰巨》。 吴敬琏称，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我们面前还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努力去更好的完成。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我们完成了一部分，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把目标和现在的成绩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遗留的任务还非常的大。例如，现在市场的统一性仍然受到地方保护、行业保护等等的分割的影响，使得市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试点化的状态；有很多新出台的政策，仍然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个依法治国的决定，现在看起来，这个决定执行也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吴敬琏认为，我们不能满足于现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应该看到面临的环境还相当的严峻，“如果不能够按照十八大以来的中央的决定推进改革的话，这些使得很多人焦虑、甚至彷徨的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敬琏：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体改研究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研讨会。用一个理论研讨会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想讲两点意见： 第一，改革尚未有穷期，我们还要加强努力，推进改革。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我们面前还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努力去更好的完成。 就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来说，我们完成了一部分，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把目标和我们现在达到的程度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遗留的任务还非常的大。 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经济改革或者说改革的重点，经济改革的要求就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得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呢？应该说跟党中央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比如说统一市场，市场的统一性仍然受到地方保护、行业保护等等的分割的影响，使得市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试点化的状态。 开放，要求对所有的市场体系开放，但是现在对中国企业、外国企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还是往往分了三六九等，没有平等的全面开放。 竞争性，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中央和国务院，首先要求在新出台的政策要预先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如果不合格，就不能出台。然后就要想推进到已有的政策，都要重新进行公平竞争审查，不合格就要取消，但是看看现实，实际上有很多新出台的政策，仍然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 最近，因为考虑民企怎么能够平等的进入市场、能够平等取得资源，央行的负责同志又提出来，我们准备对国企实行竞争中性的原则，这个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查了查文献，OECD提出竞争中性的原则，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是我们长期在竞争问题上提留在一般的口头上，要跟OECD提出这八个领域如何贯彻竞争中性的原则，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对于执行竞争中性，就要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了。 最后一条就是有序，就是把市场交易放在秩序的基础上，放在规则的基础上，最大的规则就是法律，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做了个依法治国的决定，看起来这个决定执行也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 现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应该看到我们面临的环境还相当的严峻，如果不能够按照十八大以来的中央的决定推进改革的话，这些眼前使得很多人焦虑，甚至彷徨的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第二，怎么来推进改革呢？不同行业的人，不同岗位上的人，可以都要尽自己的力量去推进改革。我们在座的恐怕要做理论工作的或者政策制定工作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有一件事是能够做的，我用周其仁教授前一段时间写的一本书《中国做对了什么》，从我们走过的道路去总结经验教训，就可以为我们未来的工作指出方向，指出路径，就可以使得我们更加容易的避免原来的不足、缺点和错误。 最近，为了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改革历程，对80年代主要是80年代后期自己的经历，对于改革的目标，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思想演变，阅读了很多材料，做了反思，觉得真的还是可以温故而知新，得到一些新的启发。比如对改革目标的设定，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上半期，基本上是集中在国有企业改革上，这叫做提高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是改革的中心环节。怎么增强活力呢？就是放权让利，说的极端一些就是架空所有权、增强经营权。 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有了变化，在80年代中期以前，因为我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认识很浅，基本上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之下的，所以对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其实只有一些模糊的、感性的认识。到了80年代周期以后，我们这些学经济学的人重新学起了现代经济学，另一方面，有一批受到现代经济学学习的年轻人进入了改革研究的行列，所以就开始做一个系统性的研究。到了198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接受了一个计划商品经济体系是三个部分组成的观点，这个所谓七五三点后来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这就是商品经济或者由计划商品经济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第二是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第三是适合于商品经济的宏观管理体系。这其实按照现代经济学来说，这就是说我们决定选择了2B模式，就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模式。但是，根据这个设想推进的改革，后来碰到了一些困难，就是人们还是觉得完全的市场协调经济是做不到的，现在做不到，因为中国的条件，未来也很难做到，还是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 持有这种意见的同志们，他也有一些变化，从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条件为辅退了一步，不说市场条件为辅，计划经济为主，而是叫做间接计划了，就是用间接计划来控制市场，市场再去引导企业。我们过去都认为这可能就是一种当时的环境下对市场经济婉转的表达，我自己就这么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还不是这样的。虽然从市场引导企业这一点来说，看起来像是市场经济了，问题是这个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这个市场是在国家掌控之下的。 根据当时的形势、情况，正好那个时候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说应该引进日本、韩国式的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或者叫差别性的产业政策，也就是说用一套政策手段去扶植一些产业，抑制另外一些产业；扶植一些企业，抑制另外一些企业。用了各种政策手段，比如金融的、财政的以至于行政手段，去改变了市场，然后让经过改变了的市场，按照政府意图改变了的市场去引导企业。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来说，这就不叫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了，其实还是一个间接的计划在对市场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了，其实还是一个间接的计划在对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特别是现在回想这个问题，不光是一个历史的意义，比如最近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去产能，补短板，因为用了这么一套东西，那么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改善就有一个预定的政府心目中的最好结构，然后通过各种政策手段促进实现。而不是通过改革、通过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的出清解决这个结构问题。当时在1987年政府用什么办法去调节市场呢？就是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是日本早期用的叫做选择性或者差别性产业政策。 我记得刘鹤同志在1995年就写过一篇文章，就说这种产业政策，就是这种差别性的产业政策必须转型，转型成为一个有利于强化竞争的和市场友好的，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功能性产业政策。1995年就提出来了，到现在并没有什么改变，而要改变它，不是说就事论事，说改变这个产业政策就解决了，是牵扯到建立一个市场体系，实现市场出清，奖优罚劣，优胜劣汰。所以，我们回望改革历史，非常细致的去分析我们在哪些方面有什么不足，有所失误，我们现在改革中就会做的更好。这起到一个温故而知新的作用。不但是我们经济学家，更多的历史学家，我们一块参加这个工作，虽然说的是过去，但还是非常有利于未来的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取得更大的成就。[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名誉会长高尚全出席并演讲，题目为《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民营企业座谈会讲话的感受》。[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出席并致辞。 他谈到了关于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十条政策建议，其中指出，以要素市场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共服务均衡配置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要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权的长期化明晰土地产权，加强对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财产收益分配权的确权和保护。为农民宅基地增权赋能，逐步确立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将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等列入农民集体或个人财产保障体系。 彭森认为，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前提条件，“农民进城退地与否由农民自主选择。”而在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上，他认为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应该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无论是公益性用地还是商业性用地，征地价格由市场决定，政府维护交易规则与过程的公平及土地收入的调节。”他还建议要抓紧《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的修订工作。 彭森建议，要以生产要素平等交换为基础，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加快城乡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促进城乡基础设施网络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并指出，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等激励机制，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基本公共服务。[详情]
彭森会长在第十六届中国改革论坛提出关于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十条政策建议 新浪财经讯 11月25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上，彭森会长提出了关于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十条政策建议。 （一）以深化重要领域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发展与结构优化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继续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等重要领域、关键行业和垄断环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合资、合作、并购、参股、入股等方式，积极引入优势互补并能提供战略支持的非国有资本，确保投资者的法定权利和合理权益。 将“竞争中性”原则应用于国有企业，把国有企业全面纳入竞争政策体系之中。按照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要求，以“僵尸企业”出清为突破口，采取破产重组、兼并收购、债转股、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有效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有进有退加速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对于煤炭、钢铁、建材、原材料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中的“僵尸企业”，要加快调整退出。对于商业、物流、服务业、外贸、制造业等一般竞争性领域，除极少数已经做强、做优、做大的国有企业外，原则上逐步退出。 放开民间投资市场准入，明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竞争壁垒，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履行社会责任。加快推动相关立法工作，加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保护制度，优化市场竞争环境。 （二）以要素市场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共服务均衡配置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权的长期化明晰土地产权，加强对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财产收益分配权的确权和保护。为农民宅基地增权赋能，逐步确立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将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等列入农民集体或个人财产保障体系。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前提条件，农民进城退地与否由农民自主选择。改革土地征用制度，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无论是公益性用地还是商业性用地，征地价格由市场决定，政府维护交易规则与过程的公平及土地收入的调节。抓紧《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的修订工作。 以生产要素平等交换为基础，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加快城乡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促进城乡基础设施网络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等激励机制，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基本公共服务。 （三）以价格体制和盈利模式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垄断行业改革 深入推进价格改革，打好重要商品价格改革攻坚战。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调整棉花、大豆等目标价格政策，以试点示范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根据交通运输市场各领域、各环节供求关系和竞争格局变化，建立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政府由直接核定价格水平转向规范市场主体定价行为。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建立健全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全面推进按病种收费改革。深化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加快推进跨省跨区输配电价和省内电网、新增配电网价格、新能源发电价格改革，完善输配电价格监管规则。有序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 深化网络类自然垄断领域改革，彻底将其竞争性业务与自然垄断环节业务分开，将前者推向市场，开放竞争。兼顾技术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在网络一体化基础上着力推进产权多元化和规模适度化。修订完善《反垄断法》，加强对经营者集中行为的反垄断审查，依法制止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市场主体滥用垄断地位。以“必要成本+合理利润”的价格形成方式稳定投资及市场预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各类网络投资建设。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政策是竞争政策，而保证竞争政策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是按照竞争中性的原则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进一步从政治上提高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权威和效能，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及政策有效落地实施，防止新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 （四）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服务实体经济为重点，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各类机构投资者，推动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投资者及融资中介的多元化。继续推进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发行体制和再融资体制及退市制度改革。健全新三板市场投资准入机制，加快区域性股权市场等基础产权市场发展。健全资本市场监管体系，防范各类融资风险和市场剧烈震荡。 创新直接融资模式和机制，缓解企业过高杠杆或融资“瓶颈”。以改革政府投资方式为重点，大力发展民间股权投资和社会风投基金，分散、防控各类投资风险，财政预算资金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基础，整合企业债和公司债发行市场与监管机制，提高债券市场融资能力。 （五）以优化政府机构层级和企业营商环境为切入点，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调整政府部门与层级，全面深化大部门制改革，保证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独立与权力制约。推进政府层级改革，最终形成中央、省（区、市）、县（市）三级政府基本架构，推动政府职能根本性转变。 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进一步简政放权，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推广完善企业法人承诺制，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 着力破除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的行政管制，使各类资本能够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服务行业和领域。加快完善服务业市场决定价格机制，放开服务业竞争性领域和环节的价格。推动服务业与工业之间的要素使用政策平等一致，争取到2020年全国基本实现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同地同价”。实现体制内外的服务业主体在人才待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平等，消除各类歧视性规定。 （六）以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为重点，打造普惠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 按照“一体两翼”的路径，推动财政、预算和税收体制改革。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以结构优化、节能环保、绿色健康、代际公平为制度取向，完善税制体系，确立理性税率。推进增值税适应性延伸和技术性完善，以国民待遇形式规范各类税收优惠政策，加快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以综合为主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居民收入调查统计和交叉稽核等税收基础制度，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建立起税制健全、税率合理和税负公平的现代税收体系。通过财政层级扁平化的改革，形成中央、省、市县三级基本财政层级架构，完善分税比例，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建议在宪法中明确事权划分原则，以法律的权威性保证事权划分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推进财税重要领域改革，健全普惠民生、平衡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加快分离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按照基金性质分账分级管理。其中基础养老金改费为税、以中央税形式全国统一征收。建立以人为本、以消费为基础、以人的城镇化为取向的税收增长机制与征管体制。通过市场决定作用和财税调节作用促进地区间财力均衡分布和经济社会平衡协调发展。 （七）以金融深化和国际化发展为改革取向，有效防范区域性、系统性及输入性金融风险 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设立更多民营银行等多元金融主体，放宽外资银行进入条件。打破区域及行业分割壁垒，构建金融科技公共基础设施。 探索把人民币投融资作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装备、技术、标准、服务合作的前置条件。完善“走出去”和“引进来”投资机制，引入优质的外部投资者，合理布局全球投资重点。 依托“一委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新模式，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构建现代化金融监管治理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防范区域性、输入性风险，构建与当前金融业态创新相适应、有利于防范风险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八）以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推动民生社会体制改革 以放宽市场准入为重点，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将医疗、教育事业向社会开放，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政府引导、扶持社会力量生产公共产品及其他具有公益属性的产品和服务，推动民生社会事业以人为本，民办民享。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推动民生社会体制改革。将基本养老保险划归中央事权，加快推进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力保障机制。 以公益性托底功能为出发点，推动公办事业机构改革。 （九）以空气、水体、土壤等环境治理为出发点，推进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尽快建成覆盖全、范围广的水体、空气、土壤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强化体制机制建设数据支撑，形成生态资产清单，推进环境污染治理。 加快建立主体权利义务均衡、产权边界清晰、权能完整有效、利益分配公平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推行排污权、碳排放权、节能量等交易，推动形成全国统一的排污权市场交易市场。 强化生态职责和监督问责，建立环境治理协调机制，强化对重点领域和区域资金分配使用的监督检查。健全绩效考核、评估和激励机制。构建公开公正的生态补偿程序，引导各类受益主体履行生态补偿义务，督促管理者切实履行生态治理责任。 （十）以投资贸易便利化和经济全球化为指向，创造内外部经济平衡发展的体制环境 适应国家经济地位和国际市场关系的重大变化，主动调整投资、贸易政策和对外开放战略，保障国家全球经济战略利益。从资本输入国思维转向资本输出国思维，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积极应对逆全球化浪潮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严格依法保护产权，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加快推进金融业、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宽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 创新经济外交政策，通过双边、多边关系及国际秩序、规约的建立和完善，重点加强、巩固与我有重大利益关切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贸易投资及合作关系，尽可能地为我国经济发展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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