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前人民币汇率波动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管涛

　　近期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是可以解释的。2014年以来，正是国内经济增长稳中趋缓、外贸进出口比较低迷、信用违约事件开始暴露，以及美联储QE加速退出等内外部因素，触发了汇率预期分化、推动资本流动波动。

　　理解最近一段时期人民币汇率波动，不能只孤立地看其水平变化，更要与央行利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扩大汇率浮动区间的改革结合起来。这是朝着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正确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

　　与以前人民币汇率升值时期不同，现在市场是有较大升值压力却无明显升值预期，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弯。

　　今年2月中旬尤其是3月17日起扩大人民币汇率日间浮动区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明显增强。如何看待当前汇率走势、把握未来走向，以及管理好汇率风险，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人民币汇率有涨有跌是正常现象

　　从国际金融史上看，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安排，都没有只涨不跌的货币。尤其是汇率形成越市场化，汇率制度越灵活，汇率弹性就越大。战后，伴随着经济起飞，日元和马克均成为世界强势货币。然而，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日元和马克在长期升值趋势过程中都经历过起伏调整。

　　1994年汇率并轨之前，人民币是一种弱势货币，官方汇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美元兑1.58元人民币，螺旋式贬值至并轨前夕的5.80元人民币。并轨后，人民币汇率开始转强，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逐步确立了人民币新兴强势货币的国际地位。

　　1994年初并轨到2013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43%，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即衡量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平均汇率水平的多边汇率)，分别累计升值55%和81%。在国际清算银行监测的61种货币中，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幅分别排第四和第八位。

　　其中，2005年7月份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36%，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累计升值32%和42%，后两者分别排国际清算银行监测货币的第一和第二位。过去二十年，人民币双边和多边汇率持续坚挺，逐渐形成并强化了市场关于人民币汇率长期升值不可避免的印象。

　　从2014年2月中旬以来，人民币汇率开始有所走低。但是，一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仅下跌了0.9%，境内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即CNY)下跌了2.6%，境外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即CNH)下跌了2.2%。同期，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也仅分别下跌了1.4%和1.1%。这一调整幅度，与过去二十年的升幅相比，并不算多。

　　另外，JP摩根新兴市场货币指数显示，2013年初到2014年3月末，主要新兴市场货币平均贬值了8.2%，同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仍升值2.5%，也表明现在人民币汇率调整幅度有限。3月末，境内外6个月期权市场反映的人民币汇率隐含波动率仅为2.5%左右，仍远低于同期24种主要发达和新兴市场货币平均波动率为9.5%的水平。

　　一般认为，股指涨跌20%才能被称作牛市或者熊市，不能对人民币汇率有一点双向波动就大惊小怪。对于人民币汇率的短期波动不应该过度解读，更不应该上纲上线为中国汇率政策的改变。

　　当前改革是1994年汇改的延续

　　1994年汇率并轨，我国就确定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安排。2008年新修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五章第二十七条对此有明确的阐释。1994年初汇改，强调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单一”特征，主要因为并轨前是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

　　并轨后，境内所有人民币外汇交易均使用一种汇率，满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一般义务，即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避免实行歧视性货币措施或多种汇率安排”的要求。

　　2005年7月汇改，强调人民币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但参考篮子并不是盯住篮子，当局一直申明要让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其逻辑就是国际收支顺差、外汇供大于求，否则，就不会有名义有效汇率的显著升值。

　　1994年并轨以来，我国坚持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并逐渐趋向均衡合理水平。国际上通常用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均衡状况。经常项目不管顺差还是逆差，只要在GDP的一定比例以内都属于合理，不能说经常项目收支相抵、差额为零才是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均衡。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从2010年开始，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回落到国际认可的合理标准以内，2013年该比重是2.0%，2014年一季度进一步降至0.3%。

　　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危机以来，我国经常项目收支趋向平衡，既有外部经济周期性波动因素的影响，更有经济增长内生性增强、居民消费升级、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结构错配、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2012年起，负责国际汇兑事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调低了对中国经常项目占比的中期预测值，并在与中国的年度磋商报告中将对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评估结论由“显著低估”(significant undervaluation)改为“温和低估”(modest undervaluation)。

　　近年来，一方面，人民币汇率趋向均衡合理，进一步促进了国际收支尤其是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另一方面，我国又抓住国际收支趋向平衡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改革。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

　　2014年初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扩大汇率双向浮动区间”。因此，理解最近一段时期人民币汇率波动，不能只孤立地看其水平变化，更要与央行利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扩大汇率浮动区间的改革结合起来。这是朝着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正确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

　　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越来越大，也使得人民币汇率具备了双向波动的微观市场基础。危机以来，我国经常项目收支状况趋于改善，而外汇储备增加额居高不下。这里既有资本流出渠道不畅的国内体制机制原因，也有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这次危机发生后，美欧日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全球低利率、宽流动性，使得新兴经济体经常面临脱离本国基本面的资本流动波动冲击，中国也是深受其影响。

　　2005年到2009年期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对中国国际收支总顺差的贡献是七三开。此后，除2012年资本项目出现少量逆差外，2010年、2011年和2013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对于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转为四六开，就是资本项目现已超过经常项目成为我国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2013年，这个比例是36%：64%。

　　其中，因为境内企业采取“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或者说是“做多人民币、做空外币”的财务运作，导致2013年我国非直接投资形式的资本流动，也就是国际收支口径的证券投资加上其他投资这两个项目，由上年的净流出2123亿美元转为净流入1382亿美元，这一进一出振幅达3505亿美元，完全可解释当年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多增3340亿美元的变化。

　　特别是，尽管2013年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呈现升值态势，但远期市场上人民币兑美元却呈现贬值，这反映了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利率的状况。与以前人民币汇率升值时期不同，现在市场是有较大升值压力却无明显升值预期，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2014年前2个月远期结售汇签约顺差创历史纪录，就因为当时在人民币远期汇率贬值而即期汇率稳定的条件下，企业选择远期结汇在财务上更有吸引力。套取本外币利差、远即期汇差、境内外利差汇差的无风险套利行为空前活跃，令2014年一季度经常项目顺差只有72亿美元的情况下，资本项目顺差仍达到1183亿美元，剔除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等估值效应影响的外汇储备资产增加1258亿美元。

　　当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加大后，市场供求只是影响汇率走势的重要因素却非唯一因素。这种情况下，汇率会越来越偏离商品属性，而更多具有类似股票、债券等的资产价格属性，心理预期、价格重估等非流量、非交易因素对汇率的影响加大。

　　如美元汇率自由浮动，全球市场上的美元供求是基本平衡的，但美元汇率仍然有升有跌。其升值肯定不能简单用资本流入来解释，贬值也一定不能简单用贸易赤字来诠释，因为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格局本身就是经常项目逆差与资本项目顺差的组合。在每个时点上，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都是市场出清产生的短期均衡汇率。

　　影响美元汇率走势的，既有基本面因素也有非基本面因素，既有经济也有非经济因素，既有贸易因素也有金融因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有些因素长期共存，但不同时期，不同的因素对美元汇率走势发挥着不同的影响，令美元汇率短期出现上下波动。

　　近期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是可以解释的。2014年以来，正是国内经济增长稳中趋缓、外贸进出口比较低迷、信用违约事件开始暴露，以及美联储QE加速退出等内外部因素，触发了汇率预期分化、推动资本流动波动。特别是当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以后，对前期看涨人民币单边升值的套利交易形成挤出效应，并释放出平仓购汇的需求，反过来进一步推动汇率的波动和资金流出的压力。

　　虽然2014年一季度各月，银行即期和远期结售汇持续顺差，顺差规模逐月回落，但其背后可能反映了市场交易策略从做空美元转为回补美元空头，这也会对人民币汇率施加下行的压力。事实上，2月份，反映场外市场外汇供求的银行结售汇顺差与未到期远期净结汇余额变动的合计额是545亿美元，比1月份的797亿美元下降了32%，3月份进一步回落至307亿美元，环比下降了44%。进入4月份以后，外汇市场做出了进一步的适应性调整。

　　境内外人民币汇率的差价大幅收窄，一季度境外人民币汇率CNH相对境内人民币汇率CNY日均差价是169个基点，4月初到4月25日这个差价收敛为35个基点。而且，一季度的时候CNH相对于CNY总体是相对升值的，4月份以来CNH对CNY呈现了有时候相对强势、有时候相对弱势的交替变化，也就是双向的变动，这也表明随着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加大，现在汇率水平逐渐为境内外市场广泛接受和认可。

　　以平常心看待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

　　尽管国内外环境比较复杂，人民币汇率也波动加大，但当前跨境资金流动仍然保持了净流入。2014年一季度及各月，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付款都是顺差。货物贸易顺差是我国外汇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一季度及各月的货物贸易结售汇顺差仍保持了大于海关进出口顺差的态势。对于人民币汇率波动，目前市场只是在进行适应性调整而没有出现恐慌，外汇市场仍然保持了平稳运行，境内外人民币汇率的差价大幅收窄并呈现双向变动。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后，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积极影响正在逐步显现。

　　一是企业的持汇倾向增强，3月份企业外汇收入的结汇率比前两个月下降了4个百分点，银行外汇存款增加了144亿美元，比前两个月的平均水平上升了3%。

　　二是企业的购汇意愿上升，3月份企业外汇支付的购汇比例较前两个月的水平上升了3个百分点，银行外汇贷款增加了222亿美元，比前两个月的平均水平下降了6%。

　　三是企业远期购汇的动机增强，远期结汇的意愿减弱，3月份远期结售汇签约顺差降到了27亿美元。对于这些变化，当局是乐于见到的，也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从宏观上来讲，这有利于外汇供求平衡，改善宏观调控；从微观上来讲，有利于企业部门减少货币错配，更好地应对资本流动的冲击。相信，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逐渐深入人心，上述积极影响还会进一步显现。

　　预计未来跨境资金流动仍会保持双向振荡的格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会成为新常态。尽管现在人民币汇率出现了波动，但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基本面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就业、物价这些主要的经济指标都保持在年度预期目标范围。

　　下一步我国政府将继续按照“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思路，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不断满足新增需求，注意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发展。但另一方面，现在国内和国际上还有很多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在我国国际收支趋向均衡、人民币汇率接近合理均衡水平的背景下，跨境资金流动和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会经常发生。对于这种变化，市场各方都要做出适应性调整，理性看待，积极应对。

　　积极主动管理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

　　2005年汇改以来，境内企业适应和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已有较大提高。目前，我国除了人民币外汇的即期交易外，市场上还有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外汇期权这些基础的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这些工具来管理汇率风险。2013年，银行对客户的各类人民币外汇衍生品交易量相当于2006年的17.4倍，占整个外汇市场成交量的比重由2006年的3.3%提高到2013年的19%。

　　当然，这次汇率波动也反映了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存在的不足。过去在人民币汇率长期单边升值、波动较低的时候，企业主要是管理人民币升值风险，所以大量开展了远期结汇，而对于外币负债的敞口风险没有进行有效对冲。这次汇率波动以后，前期一些国内外汇贷款或者从海外借的外币负债就可能承受汇兑损失。

　　但是，这种波动也给市场上了生动的一课。3月份以后，随着汇率波动的加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对冲前期外币负债敞口，增加了远期购汇，3月份日均远期购汇签约额比前两个月的日均水平增长34%，而远期结汇签约额下降了36%。这是造成3月份远期结售汇顺差大幅回落的主要原因。

　　客观全面地认识汇率避险工具的作用。企业在从事对外经贸往来的时候，如果用外币计价结算必然就有外汇敞口，就会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所以要用一些工具对这个风险进行管理。但是，不同的交易策略会产生不同的财务后果。

　　如果衍生品交易是基于实际的贸易和投资背景，也就是常说的实需背景，那么对冲风险的套保行为是帮助企业把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提前锁定收益或者成本，然后企业可以集中精力生产经营；如果没有贸易和投资的背景，只是追逐风险的投机行为，那么一旦看错了方向，就有可能会承担实际的损失。

　　境内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一直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坚持产品创新与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和企业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原则，所以对于各类衍生品交易在客户端都实行实需管理。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波动，可能使得前期在人民币汇率高位水平上做远期结汇的企业出现了浮亏，却不是实际的损失。

　　因为对于出口企业来讲，在签订远期合约的同时，按照远期约定的价格签订出口合同，然后按照锁定的收益进行生产经营。远期合约履约的损失是按照现在更好的价格结汇的机会成本，当时要是不做远期结汇，按照即期价格可能结汇收益更高。

　　不过，因为当时已经按照签约价格锁定了收益，所有生产经营都是按照签约价格来组织的，也就降低了财务风险。如果没有实际的贸易和投资活动，特别是境外叙做的人民币结构性产品大多没有实需背景，前期大量对赌人民汇率单边升值和低波动性。这次汇率波动后，这些机构可能就会承担一定的平仓压力，杠杆率越高则压力越大。

　　加快外汇市场建设至关重要。周小川行长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辅导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根据国内外汇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有序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配合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的增加，下一步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具体有四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一是进一步丰富交易产品，增加交易主体，改进交易机制，拓展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增加市场流动性。二是坚持产品适销原则，维护公平交易，督促银行充分揭示衍生品交易的风险，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不能过度夸大产品功能。三是加强投资者教育，引导企业树立正确的汇率风险意识，积极管理汇率双向波动的风险。

　　此外，还要帮助企业正确认识汇率避险工具的作用，不能把汇率避险当作赚钱的工具，而应作为管理风险的手段。要引导企业对外汇敞口进行适度的套期保值，过度套保实际也是投机行为。四是进一步提高数据透明度，不断扩大外汇统计数据的披露范围，加快数据披露的频率，帮助市场主体更好地识别和管理风险。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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