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能见派(微信公号nengjianpai)
我们在海外，无论是做总承包，还是做投资，当我们的合作方或者是对方国的政府要求我们提供标准的时候，我们只能跟人家解释，这是我们自己翻译的，没有中国政府官方版本的标准，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图片来源网络）第六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上，CCTV《对话》栏目在会场专门录制了一期节目，主题为《海外投资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会长张国宝、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等重量级嘉宾参与对话。
以下为部分对话实录：
主持人陈伟鸿：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对话》。今天的《对话》要提到一个关键词，“海外投资”。在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过了千亿美元大关，和美国、日本进入了所谓的千亿美元级。但是在这样的欣喜和兴奋的背后，可能还会有一些需要我们去忧思的地方。
有这么一篇文章，标题其实是特别让人震撼的，企业海外投资亏损近千亿，70%的投资项目仍处于亏损状态。在我身旁是张国宝先生跟姚景源先生，两位现在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关注非常多，所以我想问你们，刚才我们看到70%的对外投资的重要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这是真的吗？
张国宝：我所有看到的资料当中，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数字。如果从个案来分析，我也读到一些媒体当中的报道，可能跟事实有一些差距。比如说前段时间对于中国能源走出去，特别是原油开采，降的比较多，说在海外损失多少多少，不知道这个数字从哪里来的，据我所知不是这样的。就是最近的政治高风险区，利比亚、叙利亚，是不是他们亏得血本无归，亏得一塌糊涂呢？据我了解，跟报道有很大的出入。比如说利比亚，实际上我们在那里，像资本投资几乎没有，劳务倒是很多，发生动乱以后，劳务人员开始撤离了。像其他的国家，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务秘密，我不便说得很具体。有些投资在动乱之前已经做到了资金回收，媒体出来这个数字我也很奇怪，他们是从哪个渠道得到这些数据。
姚景源：中国企业经过30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我们去年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还是引进来，招商引资，现在我们确实到了新的阶段。
我在调研当中，我看到更多的是走出去企业的成就，比如说今天在场的曹总(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他现在在美国投资，盈利的状况比在中国好。还有刘永好，他在澳洲，无论是对澳洲农产品的发展，还是对中国农产品的供给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安总他的投资现在也是既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又有利于我们自身产业结构的提升。
曹德旺：走出去，看什么走出去，是劳工出去、产品出去、技术出去还是资本出去？第二，你是想去赚钱，还是想移民？中国很多人同样是做投资，但是效果不一样。我是87年办厂，90年开始攻海外市场，我们在美国是95年投资建厂，在俄罗斯是98年建办公室，花十几、二十年时间研究这个地方。
今天既然大家讨论投资的事情，我以操盘者的角度跟大家谈论这个事情。如果你的技术、产品是成熟的，可以考虑在美国投资。我最近这两年对美国进行调研的时候，我发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美国的产业因为长期依赖进口，工艺技术停留在90年代后期的水平。因为老板后来不投资了，工会跟资本家的关系搞得很僵，导致了他们第一个问题的产生，因为天天在那儿罢工，包括电视技术什么的都是90年 代水平。第二点，工会跟老板矛盾非常激烈，这是他们的党派斗争，不是劳资双方关系的问题，因为美国企业跟工会关系处理得非常好。第三，底特律跟华尔街有矛盾，底特律制造业的这些经理工资不到华尔街的零头，这是美国很重要的事情，因此给我们带来了投资的机会。像我们做玻璃的，比较下来，现在美国投资建厂，什么都跟我一样，就是劳工比我们高，高多少？如果按照现在市面卖的玻璃计算，人工成本占40%，可以想象一下，材料上50%多，但是就这样，我们认为在那边投资，不回避中国的(产品)差，美国的税负比中国低，只是一个大税，所得税。所得税分两项，加起来42%左右，这是正常的。我们用增值税，增值税实际上是流转税的税种，这样的话，应交税等于税率总额的48%，比我们高六个百分点。更多更厉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增值税，增值税是每个月征，要预交，他没有这个税。
税收、运费、包装、仓储，我们出口美国的产品，我做汽车玻璃，中国运到美国的一片玻璃成本5.5美金运费，出口要在中国交4%的税，6元多，我做一片玻璃，在美国做跟在中国做相比，工资部分差6块多美金，刚好顶平。美国还有其他的，电费便宜，电费只有三毛多钱，只有我们的1/5，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美国是市场经济非常成熟的社会，他们要求做到公正公平，要求企业公开透明经营。因此，我们CEO、财务总监、人力资源总监、总经理全部雇佣他们的人，就是当地聘请，我们并不是从中国派人过去，都是本土化的人才。另外，美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特别高，有两百万家慈善基金会，80%是企业的，因此这次在美国，我们派了干部处任总监。目前的状况，因为我95年开始做，现在一年在美国的营业额做七亿到八亿美金。我这一次做的事情，就是把工厂外移，原来在中国生产的工厂移到美国去，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刘永好：我们在海外投资已经有十七八个年头，先从东亚压、越南、菲律宾、柬埔寨到印尼，再到印度、斯里兰卡，再到非洲，南非，再到中东，再到中欧，现在已经在将近三十个国家有投资了，我们有四十多家工厂，这是一个数据。
第二个数据，经过这么多年海外的发展，我们觉得海外确实现在在某些时候比国内的竞争小一些，因为国内大家都很努力，产品都过剩，利润都非常薄，国外我们到那儿去的话，我们竞争优势比当地要强一些，我们的规模比他大，技术比他强，实力比他强，逐步的走出一片蓝海。
第三，我们开始利用国外的资源，以前我们都是从中国拿钱出去，赚钱再拿回来，一进一出，中间的汇率损失相当多。现在我们逐渐开始在海外融资，我们在新加坡建立一个总部，做融资中心，在新加坡的融资中心融的美金在国外投资，跟这些跨国银行达成协议，利用他们的银行进行支付和安排。这方面也得到了相关的进展，新加坡的银团给我们贷款的利率也非常低，所有加在一起就是2个点左右。我们显然在这些国家非常有优势，因为在很多国家，他们的利率非常高，我们只有2，跟他们竞争的话，我们就显得有优势了。
我们原来主要是做农产业，首先做饲料，然后搞养殖，然后做肉食品，这样一步步走过来，我们觉得海外发展是必由之路，必须之路。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在国内，我们的原料价格贵，像玉米，美国的玉米比中国便宜得多，通常便宜1/3-1/2。 有人说中国的牛奶为什么价格比较高，实际上中国很多牛是进口的，第二，牛的饲料，玉米、黄豆都是进口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吃的干草，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这样我们还有什么优势呢？再加上我们的土地少，人家的土地多，我们的污染又多，稍不注意，就容易染病。现在欧洲的牛奶运到中国港口的价格跟我们的价格相比，多少还有点优势。美国的玉米运到中国来，比中国玉米还要便宜很多，黄豆运到中国来，非常有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考虑我们的产业布局，究竟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开始在这些优势的国家注意投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这样的策略，在发展中国家建工厂，我们建的都是现代化的，很好的工厂。在发达国家是买技术，买品牌，因为发达国家有育种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牌，技术品牌，买工厂，参股份，买品牌。在资源好的地方收购资源。
我们在澳大利亚有一些影响，我们在新西兰也收购了一个当地的上市公司，前央行[微博]的行长做我们的CEO，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开始在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最近很多企业家在澳大利亚走，在新西兰走，中粮也好，哇哈哈也好，有很多企业。大家都感觉到，在那儿市场很好，资源很好，但是法律不太清楚，税收、人员都不太清楚。假设我们能抱团出去，是不是能更好？经过差不多近一年的努力，我联合了一批中国在澳洲投资农业和食品的企业家，和澳大利亚本身的本土企业，组织农业和食品的企业，我们搞一个双向的计划，中澳农业和食品安全百年合作计划。我们这个计划是民间的，非营利的，我们想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另外澳大利亚也希望通过我们把他们的产品一定程度上卖到中国来，利用中国最大的市场，澳洲以前矿石多，现在矿石不行了，他们觉得农业资源是最大的资源。中澳农业食品百年合作计划，中方委员会已经正式成立，澳洲的农业部长也参加了我们的签约仪式，中国的农业部长也参与了，澳洲同样的机构业计划成立了，我们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再组织双方的企业，互相投资，互相交流。
安洋：我们是能源电力行业，我们走出去，也就是国有企业最开始的，从承包工厂，具体来讲，从火电站，水电站，现在还有新能源，我们通过承包工程，通过利用中国政府的优惠贷款做起来的。
我说一说我们在海外投资困难的地方。最大的困难，我们在海外投资顶层设计是我们的障碍，比如我们1979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外商投资法，有了三资企业法，有了一系列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但是你看看我们现在，我们到今天为止，海外投资没有投资促进和优惠的政策，只有政府的优惠贷款，没有政策性的法律优惠政策。当然，在海外投资的保护也是非常薄弱的，甚至是非常混乱的，很多政府机构都在贷款，但每个人都不是负责人的，这是顶层设计当中一个致命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技术标准，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的技术标准和美国、欧盟不同步。我们在海外，无论是做总承包，还是做投资，当我们的合作方或者是对方国的政府要求我们提供标准的时候，我们只能跟人家解释，这是我们自己翻译的，没有中国政府官方版本的标准，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障碍。我们在海外总承包也好，投资也好，卖土地不如卖技术，卖技术不如卖标准，而标准还是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包括我们在电力行业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标准，这个标准成为我们在海外的标准。中国的国标在海外推行，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努力，这也是我们在海外投资的障碍。
第三个问题，我们的法律体系，甚至我们的一些政治制度，在海外投资的过程当中不完全接轨。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是有党委书记的，我们是有一系列行政人员要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投资，要出去的，但是我们去了之后，都会给他封一些别的称号，你说党委书记，他们觉得这有问题。
张国宝：中国的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已经和前30年有所不同。前30年， 我们开放是引进来，引进资本，引进技术为主要特征的话，现阶段已经进入到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的阶段。我多罗嗦几句，有些行业已经到了不走出去不行的地步，前年我陪曾培炎到孟加拉去，碰到一个福建的小商人，他说在福建做得不大，但是在孟加拉做得非常好，他说我要感谢孟加拉，也要感谢孟加拉的工人，为什么呢？ 孟加拉的工人月工资相当于人民币800块钱，但是他说这个价钱我在福建绝对雇不到。另外，我们有很多简单的工种，一年下来就是缝一个扣子，很快就烦了，就跳槽了。但是在孟加拉，只要给出了工资， 不拖欠人家，人家会很勤恳的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所以在孟加拉的投资，使他摆脱了原来的困境，也使他的企业发展得很好。这样的例子，我认为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了一定程度，这是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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