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彬：扩大服务消费——现状、问题与应对

　　意见领袖 | 温彬 张梦婷 王静文

　　摘要

　　消费是经济的压舱石，也是我国扩内需政策的重要抓手。在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服务消费的增长潜力尤为凸显。相较于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的频次高、乘数效应强、增长可持续，能与就业形成良性互动，有助于改善区域经济失衡，同时推动供给优化、产业升级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

　　疫后我国服务消费修复较缓慢。结构上，尽管居住在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最高，以建造成本折算租金仍旧低估了实际的住房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增加，既是居民注重健康管理的体现，亦反映出保险覆盖范围的不足；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改善性服务消费占比有所提高，但在文娱、金融、保险等领域的消费仍有增长空间。

　　扩大服务消费面临一定难点。在需求端，缺钱和缺闲是两大限制因素：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限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意愿高企；服务消费多为即时性交付，闲暇时间不足导致居民“不能消费”。服务供给不足体现在四个层面：结构性失衡、区域分布不均、市场准入与区域行政壁垒高、缺乏国际竞争力。

　　为扩大服务消费，政策的第一支点在于增收减负：短期内可将消费补贴由商品扩围至服务，长期需通过稳就业、稳资产、强社保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提供增量；同时，要减轻居民在基础性消费领域的资金负担。二是要扩大有效闲暇时间，强化休假监督制度、增加公共假期、完善年假制度等。三是要优化供给，“对内放开”与“对外开放”同步推进。四是要扩大外需，充分挖掘旅游、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领域出口潜力。

　　商业银行已在服务消费领域有所布局，未来可从以下几个维度深化改革与创新：建立服务业专属的风险评价与数据体系；优化金融产品设计，实现与服务消费场景的精准匹配；推动“金融+产业+政府”的多方协同；发展资本市场工具，拓宽服务业融资渠道；加强普惠金融与下沉渠道建设。

　　一、扩大服务消费的意义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服务消费”首次进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层面。今年4月25日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服务消费”“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7月30日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培育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这些都意味着服务消费已成为消费发展的重点。

　　官方之所以重视服务消费，有四个方面原因：

　　首先，服务消费具有高频次、持续性强的特点，可作为扩内需的重要抓手。历史上，我国通常以大宗商品短期拉动消费的抓手，如汽车下乡、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但耐用消费品多为一次性消费，一旦财政补贴退坡，增速即会回落。与之相比，餐饮、文旅、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消费多为日常需求，核心特征为低价、高频，能够形成可持续的消费链条。随着居民消费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升级至更高层次、更多种类的服务型消费，服务消费将有望成为扩内需战略顺利实施的长期抓手。

　　其次，服务业劳动密集型特征突出，服务消费能与就业形成良性循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全球50%以上就业来自服务业，美国更是高达85%。服务业同样是我国吸纳就业的主力，2023年末，服务业就业人数约3.6亿人，占比48.1%，高于第二产业的29.1%。服务消费不仅提供数量庞大的就业岗位，且收入分配更偏向居民端。根据广东省2023年企业调查，制造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为14.1%，而13个服务行业的平均比重是25.5%，最高超过40%。扩大服务消费，可以形成“消费扩张—岗位增加—收入提升—消费再扩大”的良性循环。

　　第三，扩大服务消费是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路径。近年来，电商平台普及提升了商品跨区域流通的效率，但也对本地零售造成巨大侵蚀。相比之下，服务消费具有本地化和即时性特征，消费在哪里，收益就在哪里。如餐饮、休闲、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都要求生产与消费同步发生，可直接转化为区域税收和就业。分城市能级看，截至2023年，我国14亿人口中的近70%居住在三四线城市，这些地区生活成本较低、居民可支配的闲暇时间相对更充裕，为未来区域服务消费增长提供了基础。

　　最后，发展服务消费有助于产业升级，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国内大循环层面，随着消费结构由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由基础型消费转向改善型消费和新型消费，这种需求结构变化反过来会引导供给侧加快调整，推动相关产业链条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企业围绕消费升级的方向开展创新和投资，在需求牵引下实现产业升级。在国际大循环层面，服务消费的扩大为引进国际优质服务创造了市场空间，将助力解决国内优质服务资源稀缺、区域分布不均、供给结构与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不匹配等问题，形成“外部高标准供给—内部竞争合作—整体水平提升”的链条效应。通过这种机制，服务消费不仅带来供给的改善，还能推动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实现双循环的高效衔接。

　　二、我国服务消费发展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服务消费发展现状

　　统计局将居民消费支出构成分为八大类，分别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其他用品及服务，除前两类之外均是或含服务消费。

　　从整体趋势看，我国服务消费在经历了疫情的短期扰动后恢复增长，2024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3万元，占人均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为46.1%，五年来首次超过疫情前水平45.9%，但修复速度偏慢，尚未回到趋势性水平。OECD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为45.2%，美国、英国、日本分别为66.4%、59.1%、56.1%，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分项目看，居住是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支出金额最高的部分，2024年人均支出6263元，占比由2013年的21.3%提高至2020年的峰值25.8%，随后持续回落至22.2%，与房地产价格走势保持一致。我国居民居住支出与发达国家接近，高于美国（18.4%），略低于欧盟（24.4%）和日本（25.1%）。不过，统计方法差异可能低估了居住的实际支出。我国居民住房自有率达到73.8%，高于美国（64.2%）、日本（61.7%）、德国（46%），自有住房采用建造成本折算租金而非国际通用的市场租金法，未能真实反映居住的实际成本。

　　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上升。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2547元，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由2013年的5.6%上升至8.5%。在除美国之外的全球主要国家中，我国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比最高，是欧盟（4.4%）和日本（4.3%）的两倍。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居民愈发注重健康管理，另一方面也表明居民医疗支出负担较重，医保体系和商业保险覆盖范围仍有待进一步扩大。

　　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改善性服务消费占比有所提高，增长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交通和通信服务支出3976元，占比由2013年的11.8%提高至14.1%，与欧盟占比（14.9%）接近，高于日本（12.2%）和美国（12.3%），主要由信息通信技术和快递行业快速发展所驱动。教育文化娱乐支出3189元，占比由2013年的9.1%提高至11.3%，虽与美欧日占比接近，但拆解之后我国大体呈现“重教育轻文娱”而非发达国家的“重文娱轻教育”，结构有改善空间。

　　其他用品和服务是剩余项，广泛涵盖金融、保险、住宿、美容美发等服务，2024年人均支出1047元，占比由2013年的2.5%提高至3.3%。相比之下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居民在金融保险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占比分别达到7.8%、5.2%，餐饮住宿占比7.2%、9%。

　　（二）我国发展服务消费面临的问题

　　1、需求端，收入放缓和闲暇不足是两大制约因素

　　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限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2013-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达9.3%，但2020-2024年均增速回落至6.1%，今年二季度末进一步放缓至5.3%。结构上，财产性收入增速最弱。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工资性收入累计同比增长5.7%，转移净收入5.6%，经营净收入5.3%，但财产净收入仅增长2.5%。房地产是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当前，我国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较2021年高点已下滑30%~40%，且仍在震荡寻底，导致财产净收入增速偏慢，拖累整体收入增长。

　　在收入增速放缓的同时，居民部门的超额储蓄却在持续累积。2022年，我国居民储蓄率（住户部门总储蓄/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高达38%，居世界前列，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约10%的平均水平。截至7月末，我国居民储蓄规模约161万亿，按照历史趋势估算的超额储蓄规模超10万亿。超额储蓄并非“有钱不花”，而是在社会保障不健全、收入分化、预期不确定等多重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但这也成为扩大消费的制约因素。

　　从时间角度看，多数服务消费具有即时性特点，闲暇时间决定了服务消费的上限，“缺闲”是制约我国居民服务消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近年来，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不断延长，2024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时达到49小时（作为对比，经合组织平均仅为33.4个小时），较2019年提高3.3个小时。闲暇时间紧缺导致居民消费在法定假日集中释放。2025年，我国法定公共假期从11天延长至13天，带薪年假5-15天，合计18-28天，而发达国家法定假期大多超过30天。

　　此外，我国公共假期13天中9天集中在上半年，公共假期总量短且分布集中，不仅导致“国庆+春节”成全年最拥挤消费时段，还造成了旅游体验降级、服务价格飙升、文旅设施利用率低、景区生态承压等负面影响。

　　2、供给端，有效供给不足

　　有效且优质的服务供给能够对需求起到一定的牵引作用，但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供给难以契合消费需求结构的转变。供给不足体现在四个层面：

　　一是结构性失衡，养老、托育、家政、文旅、体育等高需求场景存在明显的供给缺口。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不到10%，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约36%的水平；2023年我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7.7张，也低于多数OECD国家。长期以来，家政服务面临数量少、获取难、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据统计，我国家政从业人员3000万，远低于实际需求的5000万人，高素质服务人员尤为紧缺。

　　二是区域分布不均。我国优质服务资源在一二线城市和东部沿海高度集中，中西部、县乡层面的服务设施密度与质量相对偏低。医疗基础设施方面，2022年，我国城市、农村地区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分别为102人、66人，城市是农村的1.5倍。三级甲等医院主要集中在京沪粤等一线或强二线城市。教育方面，以“双一流”为代表的国内顶尖高校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成都、西安等核心城市。上述集中导致本地居民获取优质服务的路径变长、成本增高，限制了本地服务消费的增长，也使得大中城市承担超出本地人口规模的服务供给压力，并加剧了区域间的发展失衡（人才、资本继续向大城市流入，形成正循环）。

　　三是市场准入与区域行政壁垒高，抑制了服务供给主体的数量与质量。在行业层面，电信、邮政、金融、保险等关键服务行业仍由国有或准国有主体主导，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需跨越严苛许可、股权比例、业务范围等多重限制。外资虽在负面清单上被允许进入，但在网点数量、高管国籍、跨境数据、专业人员资格等“边境后”环节仍面临大量隐性壁垒。文化、医疗、教育、专业服务等领域普遍实行“牌照+资质”双管制，审批周期长、标准不统一，导致潜在进入者望而却步。在区域层面，地方政府为保税收、保就业，往往通过设置双重征税、资质互不认可、政府采购本地优先等手段，限制外地服务企业进入。行政分割同样出现在要素市场，人才、资本、数据跨省流动需重复备案或重新认证，抬高了全国性服务企业的运营成本，抑制了规模扩张。行政垄断与区域分割共同造成“有限竞争—高价格—低效率”的恶性循环。

　　四是国际竞争力不足导致高额的服务贸易逆差。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较晚，服务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在服务业对外开放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国内服务供给不足带来国际优质服务进口需求的快速增长。2023年，我国服务进口在全球排第四位，逆差规模居全球首位。从趋势看，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整体呈上涨态势，2006-2023年间增长3.6倍，2023年进口4299亿美元，超过疫情前水平。结构上，旅行是我国第一大进口行业，占比达到41%，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消费国，但入境游吸引力较低。交通运输是我国第二大服务进口行业，占比27%，其中，2010-2023年快递行业进口增长了近5倍。其他服务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个人文化及其他创意性服务、金融服务等均增长较快。

　　三、如何扩大服务消费

　　服务消费已成为扩内需政策的重点发力方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相继部署之后，9月5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围绕培育服务消费促进平台、丰富高品质服务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增量、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健全统计监测制度5个方面推出19条举措，聚焦供给端更大力度提振消费。长远来看，增量政策需从增收减负、增加闲暇时间、优化供给等三个领域布局。

　　一是增收减负。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是发展服务消费的根本所在，一方面，要长短期政策协同发力增加居民收入，另一方面，要减轻居民在居住、育儿等领域的资金负担，改善支出结构。

　　就增收而言，短期内可将消费补贴由商品扩围至服务，长期需通过稳就业、稳资产、强社保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提供增量和预期安全垫。就业端，国务院已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大稳就业政策支持力度的通知》，通过缓缴社保费、提高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以工代赈等方式稳定就业。长期来看，缓解结构性失业仍需加大力度将劳动力向新动能行业引导，如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和康养托育等服务业，通过宣传教育、技能培训、扩大专业招生等方式改善就业结构。资产端，《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实施三年以上考核机制，有效提振了资本市场的活跃度。将股市培育为居民积累财富的长期渠道，需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深化制度改革以优化市场生态、完善长钱长投制度环境。社保端，建议落实《社会保险法》中关于养老金与物价、工资挂钩调整机制，推动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城乡居民养老金标准逐步并轨，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就减负而言，要降低生育成本，3岁以下婴幼儿发放3600元补贴、幼儿园大班免费政策已落地，需进一步完善托育与教育服务体系，扩大公办托育和普惠托位供给、义务教育扩围，改进生育补贴制度，扩大补贴力度与范围，将生育补贴与个税减免、住房补贴结合，加大女性就业与职场保障，杜绝生育歧视，将带薪育儿假、父亲育儿假制度化。要通过增加保障房供给和降低贷款成本切实降低居民住房负担。财政部和央行已联合推出“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3000亿元，央行将再贷款支持比例提高至100%，同时下调存量房贷、公积金利率及首付比例。但保障性住房结构仍偏向大城市，供给分布不均，建议在二线及中西部城市增加保障房供给。

　　二是增加有效闲暇时间。收入的增加若无时间匹配，仍难转化为实际服务消费。决策层高度重视休假对消费的提振作用，自2025年起在春节、劳动节增加两天公共假期，在《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将“保障休息休假权益”列为“消费环境改善提升行动”之首，明确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鼓励带薪年休假与小长假连休等，但企业在执行层面尚未充分落实，且休假制度仍有改善空间。

　　其一，需强化监督、加大处罚力度，将工作时长、周末双休、带薪年假等基本休假制度落到实处，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休假权利；其二，增加公共假期，可考虑在下半年的重要节日增加假期，同时优化调休规则；其三，完善年假制度，我国带薪年假时长与工作年限挂钩，10年内工龄仅5天年假，且以5年为梯度增加休假天数，下限过低、时间跨度过大，建议提高上下限、缩短不同工龄间的差距，同时平滑年假计算方式。

　　三是优化供给。针对我国服务消费面临的供需错配问题，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创新活力、提高服务供给质量，“对内放开”与“对外开放”同步推进。

　　对内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主线，破除社会资本进入民生领域的壁垒。2025年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再压减8条，对医疗、养老、托育、家政等民生服务实行“非禁即入”，国家发改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建立“企业迁移即办”机制，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跨省设立分支机构由原来20个工作日压缩到5个工作日。同时，通过推进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解决供给流动性差、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2024年发布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工程工作方案》围绕幼、学、劳、病等九大领域，提出到2027年制修订200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标准化全面实现。对外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引进国际优质资源、促进市场竞争。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与服务贸易综合试点双线并行，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以扩大市场准入，同时，通过签署自贸协定实现与国际高标准服务贸易规则的对接，破除服务贸易的“边境后”壁垒。同时，要扩大外需，将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作为培育贸易新动能的重点领域，增强跨境电商、新型离岸贸易、绿色技术、数据服务等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商业银行如何支持服务消费

　　近年来，商业银行已在服务消费领域积极布局，包括丰富服务消费场景、加大对服务业的信贷支持等。随着扩大服务消费成为政策支持重点，商业银行需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从产品设计、激励机制、风险管理等层面推进改革创新。

　　一是优化金融产品设计，实现与服务消费场景的精准匹配。不同行业的资金需求具有差异化特征，例如托育、养老机构偏重长期建设资金，而文旅企业更需要季节性周转资金。银行应在贷款期限、还款方式、利率定价上因业施策，既能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又能降低企业的财务负担。

　　二是建立服务业专属的风险评价与数据体系。服务行业企业往往轻资产、现金流波动大、缺乏抵押物，这是银行惜贷的重要原因。改进方式在于推动“数据驱动型”风控，通过与税务、社保、支付平台、行业协会的数据对接，构建服务企业的现金流数据库和信用档案，发展“流水贷”“交易贷”等基于交易记录的信用贷款模式。比如在文旅、餐饮等季节性行业，可以利用实时交易流水预测企业还款能力，从而降低风险溢价。

　　三是推动“金融+产业+政府”的多方协同。服务消费企业普遍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单靠银行融资难以解决发展瓶颈。商业银行应积极参与政府引导基金、政策性担保与保险安排，构建“财政贴息+担保分险+银行授信”的三位一体机制。同时，可以依托产业龙头或平台企业，打造产业链或生态圈内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利用核心企业信用增强中小服务商融资能力。

　　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工具，拓宽服务业融资渠道。对具有长期稳定现金流的服务业项目（如养老社区、医疗机构、教育培训中心等），商业银行可以主导开展收益权质押融资和资产证券化，引入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参与。既能盘活银行信贷资产，也能为服务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避免“短贷长用”的风险。

　　五是加强普惠金融与下沉渠道建设。我国低线城市和县域服务消费潜力巨大，但金融供给不足。银行应依托数字金融平台和移动端产品，扩大服务业信贷覆盖面；在重点县域设立“服务消费金融中心”，集成开户、支付、信贷、咨询等功能；推动信用信息下沉，借助大数据风控降低小微服务企业融资门槛。

　　(本文作者介绍：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