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连奎
第十三章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凯恩斯学派（上）
自从人类出现经济危机之后，人类就开始了对世界宏观经济问题的系统性思考，特别是大萧条前后，这种思考达到高峰，从瑞典学派，奥地利学派的占得一时先机，到马尔萨斯、凯恩斯研究路线的压倒性胜利，再到弗里德曼，卢卡斯等美国西部传统的逆袭，到最终一般均衡在宏观经济学的回归，可谓精彩纷呈，然而本世纪初的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却让这一切烟消云散，似乎宏观经济学又要从零开始，回顾宏观经济学发展历史，我们也发现人类目前已经取得的“公认的科学研究成果”并不多，正如萨缪尔森所言“宏观经济学除了gdp之外几乎所有问题都有争议”，人类可能真的要重新审视宏观经济学的问题，然而凯恩斯经济学无论怎样都是宏观经济学的第一大学派，这不仅在于其研究者人数众多，历经几代，绵延不绝，更在于其理论的有效性，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领导人，在制定其经济政策时，政府投资都是必不可少的选项，而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开创的政府干预理念就更是成为显学。
其实绝大部分经济学著作最后流传下来的只是一两句话，包括亚当斯密的著作，但是凯恩斯不同，凯恩斯著作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流传了下来，都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经济学原理，这足以见得凯恩斯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经济学中的其他革命都是“局部知识”的革命，凯恩斯进行的是“知识系统”的革命。
第一节 “凯恩斯学派”之前的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
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中，将“凯恩斯经济学”的形成当做宏观经济学的开始，这是错误的，宏观经济学并不从是凯恩斯开始，在凯恩斯之前，宏观经济学已经基本成熟，而且凯恩斯的思想也并非完全原创，凯恩斯的思想也是有着明确的来源的，凯恩斯的思想来源有瑞典学派的维克塞尔、英国的马尔萨斯、霍特里、马歇尔等，这些人就是宏观经济学的先驱，凯恩斯不仅对宏观经济学进行了创新，更是做了第一次“大综合”。
其实在“凯恩斯经济学”诞生之前，马歇尔的均衡理论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已经日薄西山，尽管当时距离1890年马歇尔发表《经济学原理》也才二三十年的时间，当时的经济学界热衷的是对“经济周期”的研究，1920年到1940年是人类研究经济周期的辉煌时期，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经济周期思想几乎全部来自那个时期，当时世界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中都在研究经济周期问题。那个时期与经济周期有关的理论有：
1898年，维克赛尔发表了《利息与价格》提出了“累积过程”理论；
1912年，米塞斯发表了《货币与信用理论》，在瑞典学派“累积过程”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提出了“过度投资”理论；
1912年，熊彼特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一书，提出了以“创新经济周期”理论；
1913年，英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霍特里出版了《商业的盛衰》提出了“纯货币经济周期理论”
1915年，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发表的硕士论文《一个工业经济波动的研究》提出基于真实因素的经济周期理论；
1927年，庇古也发表了《工业波动论》提出了基于企业家心理预期的经济周期理论。
在这些人中，凯恩斯当时更多是“学习者”与“跟随者”的角色，凯恩斯通过翻译维克塞尔的著作学习了瑞典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于1930年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货币论》。
以上笔者总结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经济周期研究情况，其实在更早的马歇尔之前宏观经济也形成了一些经济周期的研究成果，比如西斯蒙第提出了“消费不足”理论，马尔萨斯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马克思提出了“生产过剩”理论等，当然这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经济周期研究是“两条路线”，十九世纪，马歇尔之前的经济周期研究更多是供给与需求的角度研究经济周期，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济周期研究更多是从货币、心理等因素展开。
我们将马歇尔之前的经济周期研究称之为宏观经济学的“古典路线”，将马歇尔之后的宏观经济周期研究称为经济周期研究的“新兴路线”。凯恩斯本人最开始研究的是“新兴路线”，主要从瑞典学派货币的“货币利率均衡”的角度研究经济危机，但他最终回归了“古典路线”，从“需求”的角度研究经济危机，这是凯恩斯学术生涯的一次巨大转变，也是哈耶克批判凯恩斯“学术多变”的来源，其实凯恩斯并非“多变”，他的学术生涯也只发生了这一次“巨变”。因为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研究回归了“古典路线”，所以笔者在经济危机的“分型辩治”理论中，提出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适合治理“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凯恩斯回归经济周期研究的“古典路线”，虽然在“解释力”和“理论魅力”上没有从货币、心理预期等角度对经济周期进行解释显得“花哨”，但是在“解决经济周期造成的问题上”却效果明显，其实直到现在，凯恩斯对经济危机的“解释”上仍然缺乏自洽的逻辑和成体系的思想，但“凯恩斯经济学”却长达百年经久不衰，关键就在于其治理经济危机的措施的“有效性”，这正如中国的中医一样，其理论体系虽然不被现代科学所接纳，但在治疗疾病的“有效性”却无可置疑。
在笔者看来，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不是拉开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序幕”，而是标志着人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高潮时代”的到来。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才是宏观经济学之祖，他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凯恩斯，却通过马尔萨斯、霍布森等人影响了凯恩斯。当然来自哈耶克的攻击和瑞典学派“廉价货币政策”的失败则是导致凯恩斯“学术转型”直接原因，如果没有哈耶克的攻击，可能凯恩斯在瑞典学派的理论中沉溺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凯恩斯是一个有着“读史”爱好的学者，凯恩斯学术研究的“快速转型”是从疯狂的研究前人的经济思想开始的，其研究方法就是给前人经济学家写“思想传记”，凯恩斯的名著《传记文集》其实就是凯恩斯的“经济学读书笔记”，其中写的最精彩的当属马尔萨斯的传记，其间充满了溢美之词。凯恩斯从马尔萨斯那里发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之后，开始以此构建其经济周期理论，后来才有了“三大心理定律”，有了“乘数”理论，构成了《通论》中的核心经济思想体系，但凯恩斯关于因此“资本效率崩溃”和“灵活偏好”导致货币政策失灵的发现则是凯恩斯的独家研究成果，这些思想都闪现着智慧的火光。
第二节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真相
如果要看懂《通论》，看懂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学术论战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的，这个重要的知识储备就是瑞典学派的累积过程理论，这个理论甚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理论。世人记录“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大部分都是渲染他们互相攻讦时的激烈语言，很少人从本质上揭示其理论分歧，但仅从他们相互攻讦的言语中是看不到他们互相争论的实质的。造成这种局面的真正原因是，自从经济学进入被马歇尔带入到新古典经济学时代之后，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然价格、市场价格、自然利率、市场利率等概念就被淘汰，知晓这些概念的经济学家少之又少，后来的萨缪尔森、弗里德曼、曼昆等也没有将这些概念恢复进教材，以至于后来的经济学家连这些概念都不知道，更不了解瑞典学派的累积过程理论，当然看不懂《通论》，这竟然成为了经济学界的普遍现象，当然这些人也更看不懂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真正分歧，更是不懂为何哈耶克阵营的人最后全部投奔了凯恩斯，也不知道凯恩斯最后赢到何处，下面笔者就“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真相进行下梳理。
真相一：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当时确实比凯恩斯更胜一筹
剑桥学派并没有“货币研究”的“基因”，正如卡尔多所言，“在货币研究上剑桥缺乏传统，马歇尔对货币理论一无所知”。但当时货币理论研究却是热点，凯恩斯只能从其他学派学习货币学，而奥地利学派是有货币研究“基因”的，他们在货币与资本研究领域底蕴深厚，但是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研究传统并非来自其创始人门格尔，而是来源于德国历史学派的克尼斯，克尼斯曾经写过三卷本《货币与信用》，而庞巴维克在德国留学时师从克尼斯，奥地利学派的货币思想主要来源于德国。庞巴维克的核心思想是在克尼斯的讲堂上形成的，米塞斯、哈耶克后来又对庞巴维克的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
当年的奥地利学派还是一个非常谦虚的学派，他们最辉煌的时候他们什么都吸收，瑞典学派，历史学派，甚至马克思的经济思想都吸收，才造就了奥地利学派在货币思想一时的领先与辉煌。米塞斯的经济周期思想是瑞典学派的“累积过程”理论与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的结合，而哈耶克又在前两种思想的基础上加上了“货币信用创造”理论和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等，因此当时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可以说是“集人类经济思想之大成”，而凯恩斯虽然名气很大，但是货币理论上仍然停留在新学的瑞典学派的“累积过程”理论，比哈耶克落后“两代”，因此凯恩斯大战哈耶克时，哈耶克开始是领先的。
真相二：凯恩斯与哈耶克“思想同源”，并非完全敌对
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底座”都是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论战时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其实是“兄弟之争”，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门派之争”，当时也没有“剑桥学派”的概念，当时的马歇尔几乎无人问津，而维克塞尔却如日中天，而凯恩斯和哈耶克都是维克塞尔思想的继承者，他们从本质上不是对立的，而是具体细节的分歧，哈耶克吸收了瑞典学派、奥地利学派、信用创造学派、马克思经济学等多个学派的精华，代表着当时人类最高的研究水平，已经将瑞典学派的思想升级换代了几次，而凯恩斯还处于初学瑞典学派的新鲜之中，奥地利学派认为“低利率”会导致货币过多的聚集在“迂回生产”领域，形成“过度投资”，而这种“过度投资”将会成为下一轮经济危机的根源，而凯恩斯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也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仔细想想也有道理，经济危机本身就意味着生产过剩，如果再通过低利率去刺激生产，只会造成更加生产过剩，哈耶克说的也有一些道理。
真相三 ：凯恩斯靠《通论》取胜，而不是靠《货币论》
面临哈耶克的攻击，凯恩斯开始构建自己新的理论体系，这时凯恩斯敏锐的发现了“灵活偏好”理论和“资本边际收益率崩溃”的问题，在经济萧条时期，因为民众具备“灵活偏好”，增加的货币更多被窖藏，经济会出现流动性陷阱，以至于如何增加货币，市场利率都无法降低，另外即使市场利率降低了，那也不能刺激经济，因此企业的“资本效率崩溃”的更加严重，大萧条时，企业几乎没有利润，即使贷款利率很低，也不可能刺激企业家扩大生产，在这种流动性陷阱和资本效率崩溃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是完全失灵的，哈耶克所说的过度投资根本不可能出现，人类只能通过扩大政府投资才可以走出萧条。《通论》一书最伟大的贡献不是在于证明了财政政策之可行，而在于证明了货币政策为何不可行。
现实也是，大萧条期间，无论各国央行怎么降低利率，经济仍然无法走出萧条，就连瑞典学派的创始人维克塞尔最终也放弃了他自己创立的思想，凯恩斯更是利用理论创新，找出了瑞典学派的理论破绽，也就是说当时的瑞典学派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走向了破产，当时参与论战的几乎所有人都倒向了凯恩斯一方，这是因为凯恩斯将经济问题看的更加透彻，而且明显的超越了哈耶克。其实当“资本边际效率崩溃”一词提出的一刹那，凯恩斯就赢了，“灵活偏好”只是一种补充。希克斯后来提出的流动性陷阱，更是对“灵活偏好”一种更形象的总结
奥地利学派虽然没有直接声明放弃以瑞典学派经济思想为基础创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但是从米塞斯和哈耶克后期的行动来看，他们对这套思想也没有了信心，他们两人的研究“改弦更张”后就再也没有回头，奥地利学派实质上了放弃了自己的经济周期理论，因为一旦瑞典学派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一切以瑞典学派为基础的理论都不再具有任何学术价值。放弃了经济周期研究的哈耶克开始销声匿迹，专门研究社会问题。
另外一直坚持“纯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经济学家霍特里也开始反对“货币政策”了，他认为在萧条到来时用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复苏，则不一定可靠，因为廉价货币和增加银行储备金并不能刺激复苏，在商品需求降低时，批发商力求减少存货，使买进低于卖出。这时，即使利息率很低，批发商人也不会被诱致借款。这种结果，霍特里认为是整个信用陷入僵局，他认为，银行降低利息率所唤起的总需求的扩大，其可能性非常有限，因为降低利息率只是复苏的一个条件，完全指望它来发挥作用是不够的。正确的解决，有赖于繁荣阶段的适当行动，早期的行动必须是制止过分的通货膨胀，当银行利息率充分提高的时候，繁荣就会走向反面，这种情况一经出现，银行利息率必须迅速降低，以免发生累进的和恶性的通货紧缩。如果降低利息率的行动缓慢，并拖延了时间，那就无力挽回局面，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将继续聚集力量，直到变得不可阻挡。可见，大萧条发生后“货币政策无用论”在当时已经成为共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被淘汰完全正常。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霍特里比早前更赞成公共事业开支。他说，如果僵局发展下去，直接的政府开支可能是阻止消费和投资支出进一步减少的唯一有效办法。他说：“虽然用敏捷的措施及时放松信贷去制止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是最好是在整个时期都采取使两种恶性循环不能严重持续下去的方法去调节信贷。
瑞典学派既“旋风”，又像一种“流行病毒“”一样侵袭了当时的经济学界，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被感染，但很快又都“集体免疫”，最后这种病毒也不知所踪。回顾历史，瑞典学派被整个经济学同时追捧，又被同时抛弃，是有其自身原因的，这种原因不仅仅是凯恩斯和霍特里所强调的“企业因素”，而是“金融机构因素”，是笔者在其他章节中强调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激励不相容理论”的问题，凯恩斯只是从民众投资理论的角度揭示了“流动性陷阱”的成因，笔者则从信贷性金融机构的激励角度对其“流动性陷阱理论”进行了补充，而后者才是更重要的，凯恩斯更多强调了货币政策在经济危机时期不可行，笔者则进一步指出了货币政策在平常时期也是不可行的。以前人们抛弃的更多是瑞典学派的“主张”，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彻底抛弃其“理论”体系的时候了。
第三节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辩证统一理论
包括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在内的绝大部分人都看不懂凯恩斯与哈耶克的争斗，甚至很多经济学家都声称看不懂《通论》，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他们对古典经济学的不了解，这都是人类丢弃古典经济学酿成的恶果，瑞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的部分理论都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又必要对古典经济学中的核心理论做一下介绍。
英国经济学一直比欧洲经济学慢半拍
英国经济学一直是从欧洲大陆不断输入，比欧洲大陆“慢半拍”。亚当斯密遇到了魁奈、杜尔哥等法国经济学家才开始研究经济学，比欧洲慢半拍。马尔萨斯提出需求不足理论，也是受到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启发，穆勒父子的经济思想也主要是从萨依那里吸收营养，甚至连研究框架都是照搬的萨依，马歇尔的思想来源也是来源于古诺，如果翻看英国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传记就会发现，很大篇幅都在辩解魁奈到底是不是亚当斯密的老师，马尔萨斯是不是抄袭了西斯蒙第，当然萨依对穆勒父子的影响是无须争辩的，他们也是亲自承认的，古诺比马歇尔的领先也是马歇尔亲口承认的，英国经济学大部分时间都是从欧洲大陆输入，这与当时英帝国的军事实力完全不相称，这可能是英国孤悬海外，缺乏欧洲大陆那样的思想交流与碰撞，但后来的经济学历史大部分是英国人书写的，所以给人感觉英国成了正统。其实英国在凯恩斯之前从来都没有赶上过欧洲大陆。
我们现在学习的，由马歇尔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实是法国经济学，而非真正的英国经济学，因为边际分析、均衡分析，都是法国经济学家发明的，边际分析从重农学派时代就已经产生，法国重农经济学家在研究农业肥料的效果时发现了边际递减定律，均衡分析是法国经济学家古诺的发明，这些后来成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后来被英国人马歇尔发扬光大，并传播到了全世界。
英国经济学的独特优势
英国经济学虽然一直学习法国经济学，但英国经济学也并非一无是处，英国毕竟也出现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这些人也绝非浪得虚名，笔者认为，英国经济学有四大特色，而且这四大特色都是被其他人忽略的：
首先是，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理论，这个理论很长时间被埋没，后来被维克塞尔引入货币学研究，并提出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概念，瑞典学派又在“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理论基础上，结合了洛桑学派的一般均衡理论思想创立了人类最早的宏观经济周期思想——累积过程理论，从此声名大曝，瑞典学派一度在经济学界执牛耳，连凯恩斯都通过翻译维克塞尔的著作学习其宏观经济思想体系，而此时的英国剑桥还处于卡尔多评价的“马歇尔对货币理论一无所知”的状态。
第二是，始于威廉配第，被李嘉图和马克思弘扬光大的劳动价值论也是英国经济学的特色，不过英国这些理论后来都被英国人马歇尔抛弃，马歇尔导向了法国的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歧本质上也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代表的英国经济学与以边际、均衡分析为代表的法国大陆经济学的分歧，因为马歇尔全面倒向法国研究路线，并将法国经济学包装为“新古典经济学”，导致英国经济学被经济学界遗忘至今。
第三是始于亚当斯密的“有效需求”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几章）中最早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这个理论如他的价格理论一样被长期埋没，但后来英国人马尔萨斯在亚当斯密“有效需求”概念基础上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影响也很小，但后来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核心建立了凯恩斯经济学思想体系，才真正将始于亚当斯密的“有效需求”分析发扬光大，但当今经济学家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凯恩斯的理论是受到马尔萨斯的启发，而几乎没有知道亚当斯密早就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
第四、英国经济学一直受到重视的是其贸易理论，亚当斯密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这个一直处于主流之中，与其他被埋没的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统一理论
马歇尔一手造成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裂，二战之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两位本来有机会将两者统一起来，但他们都缺乏“读史”的习惯与爱好，萨缪尔森对数学模型感兴趣，弗里德曼则对统计分析感兴趣，两人都对基础理论构建缺乏兴趣，导致他们都没能完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统一，后面的曼昆等学者更是萧规曹随，几乎没有人再去理会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歧，这也成为经济学最大的痛与遗憾，这个任务在二十一世纪可以由我们中国人来完成，笔者则在这方面取得了成果。
笔者认为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而且我们可以用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对其进行统一，其实劳动价值论讲的是“自然价格”的形成原理，而新古典经济学解释的是“市场价格”的形成原理，两者并非对同一价格的两种解释，而是分别对不同的价格的分析，所以并没有冲突，同一事物确实存在着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两个概念，这是自然存在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以对“自然价格”的解释，将劳动价值论重新写入经济学教材。
当然这也与亚当斯密有关系，当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也没有说清楚这些，可能亚当斯密也是将不同理论杂烩在一起，而非有机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理论并非亚当斯密的发明，他只是个综合者，《国富论》中的经济学绝大部分是综合的其他人的研究成果。
第四节 奥地利学派错在哪里？
奥地利学派综合了很多其他学派的研究成果，如果你是一个“经济思想史的小白”，肯定会为他们的理论体系所折服，但如果我们熟读经济思想史的话，就会知道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大部分是综合的别人的，甚至内核都是瑞典学派的，很多逻辑综合在一起，固然显得深不可测，但也容易出现思想漏洞，凯恩斯经济学虽然替代了奥地利学派，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发现奥地利学派的错误，以至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仍然死而不僵。
笔者是专门批判瑞典学派的，奥地利学派的内核其实是瑞典学派，如果瑞典学派的理论是错误的，那么以瑞典学派为内核的奥地利学派也必然是错误的，在前面的理论中，笔者分析过，瑞典学派是基于企业需求一侧的理论，没有考虑供给侧的利益，如果考虑到供给侧金融机构的利益，“廉价货币政策”就是无效的，不仅仅是像凯恩斯、霍特里所说的经济危机时期无效，就是正常经济状态下也是无效的，笔者对瑞典学派的批判比凯恩斯和霍特里更彻底，廉价货币政策根本不会造成“有效货币供给”的增加，无法实现经济繁荣，更不会造成奥地利学派所谓的“过度投资”，奥地利学派是瑞典学派的基础上进行的延伸，如果瑞典学派的理论崩塌了，那么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自然也就轰然倒塌了。
从实践看，利用“廉价货币政策”解决经济危机是失败的，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理论界的共识，既然“降低利率”连最低限度的经济“走出萧条”都做不到，奥地利学派担心的“过度投资”更是不可能，本次经济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实行了比瑞典学派更激进的美国“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释放了那么多的货币，经济也没有出现那么奥地利学派所谓的“过度投资”，一个理论是否科学，主要看其“预测力”，从这一点看，奥地利学派的在现实中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总之，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失败的，这也难怪当时包括瑞典学派自己在内的几乎整个经济学界都抛弃了瑞典学派的理论，而米塞斯和哈耶克也再也不进行经济周期研究了，他们亲自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研究“划上了句话”，一个具备根本性错误的理论是无法再继续研究下去的，甚至当哈耶克获得获奖的时候，都承认自己已经三十年没有进行经济学研究了。
当凯恩斯提出“总需求不足”理论后，特别是提出“流动性陷阱”、“资本边际效率崩溃”等理论后，哈耶克的同事与学生们纷纷倒戈，甚至原理属于伦敦政经学院的希克斯最先为凯恩斯转书评，宣传其“流动性陷阱”理论，“流动性陷阱”理论最早就是出现在希克斯的《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的书评中。凯恩斯经济学的崛起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一个学派无论如何衰落，只要有一个强人，就可以重塑辉煌，凯恩斯后的剑桥学派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大本营，可以说凯恩斯起到了“挽剑桥学派于既倒”的作用。
第五节 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是奥地利学派吗？
熊彼特是奥地利学派衰落后，唯一在主流经济学界“走红”人物，熊彼特的“走红”与他的弟子——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大力推广有关系，但客观说熊彼特根本不是奥地利学派，他只是奥地利人而已，熊彼特虽然听过庞巴维克的课程，但他在经济思想上与奥地利学派没有传承关系。熊彼特在他的“大漫游”期间听过很多欧洲名师的课程，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的历史学派，熊彼特从思想到研究方法完全是脱胎于德国历史学派，他的“创造性破坏”、“企业家精神”等概念完全是从德国历史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桑巴特那里继承来的。
“企业家精神”是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提出的。1902年桑巴特39岁时出版他的二卷本大著《近代资本主义》成为二十世纪初最权威的资本主义分析者，书中提出了“企业家精神”和“市民精神”的概念，《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勇武的精神”“一种不安静和不疲倦的精神”，是“征服与营利”，企业家精神“支配了人的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打破了那些建立在安逸自足的、自保均衡的、静止的、封建手工业的满足需要的经济的限制，并将人们驱入营利经济的漩涡中”。市民精神则保证了“秩序与保存”，市民精神“给予新时代的经济生活以安定的秩序”，“这种由企业家精神和市民精神所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心态，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创造出了近代资本主义。
熊出生于1883年，桑巴特出于1863年，两人相差20岁，桑巴特热情赞颂企业家精神的时候，熊彼特还在读博士。在历史上，对资本主义研究最透彻的是德国历史学派，桑巴特写了《奢侈品与资本主义》、《犹太与资本主义》、《战争与资本主义》，受桑巴特的影响，马科斯韦伯写了《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被熊彼特“带火”的“创造性破坏”一词也是桑巴特提出的，桑巴特最早在1913年著作《战争与资本主义》中创造了“创造性破坏”一词。熊彼特借鉴了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即资本主义有能力解构各种看似稳固的架构，并迫使它们从内部和外部不断升级和更新。马克思强调，“创造性破坏”仍然是一个破坏的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熊彼特将创造性破坏称为“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
熊彼特从历史学派那里继承了“企业家精神”一词，并将其发扬光大，构建了经济学中的企业家精神理论，另外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是源于萨依，萨依最早将企业家与生存要素结合起来，认为企业家从事的是组织生产要素进行价值创造的生产性劳动。企业家一词本身也是法国经济学家坎蒂隆提出的，熊彼特的思想中几乎看不到奥地利学派的元素，。
也就是说熊彼特虽然参加过奥地利学的学术活动，但他的经济思想是独立的，与奥地利学派没有关系，而且熊彼特受到过马克思影响，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曾经担任过奥地利财政部长时的政府也是社会分子执政，而且奥地利学派与洛桑学派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辩论”时熊彼特是站在奥地利学派反面的，所以说熊彼特不能算是奥地利学派。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发起人)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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