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连奎
第十一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下）
第五节“无感调控”和企业家“无预期”理论
对于经济治理来说，政策，制度，法律三者是“三位一体”的，缺一不可，制度和法律无论怎么完美都替代不了政策，这是因为法律和制度都是静态的，只有政策是动态的，同时经济也是动态的，只有动态的政策还可以应对动态的经济，因此对于经济治理来说，经济政策非常重要。
在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学派虽然意识到了“无波动增长”的重要性，但他们没有提出“无感调控”的概念，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因为财政调控本身就是接近“无感”的，但是货币调控却是有感的，而且是“有痛感”的，因此我们正式提出“无感调控”的概念非常重要，而且笔者认为“无波动增长”只有与“无感调控”结合起来才是最完美的经济调控模式。
“无波动增长”是宏观经济治理追求的目标之一
自从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一直追求“无波动增长”，俗称的“熨平经济周期”，从现实来看，这是必要的。首先，企业发展受不了波动，无论多么辉煌的企业，只要几个月没有订单就会倒闭，企业家多年的积累就可能毁于一旦。其次，企业职工也受不了波动，失业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遇到的。
经济波动的本质是“经济内部能量的不均匀释放”和“经济内部矛盾的集中爆发”。促进经济增长的能量一般有四种，分别是科技的进步、消费的提升、交易范围的扩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经济内部矛盾既有供需矛盾，也有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还有金融体系内部的矛盾。
我们根据经济波动的类型，可以将经济分为两种：一种是温泉型经济，一种是火山型经济。温泉型经济就是经济能量缓慢、经济矛盾缓慢释放的经济；而火山型经济则是经济能量和经济矛盾集中爆发的经济，表现像火山一样，在一段时间剧烈释放，又在一段时间休眠。温泉型经济是必须经过控制才可以实现的，而火山型经济则是对经济控制不利的结果。
西方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是火山型经济，而中国经济则是温泉型经济。显然温泉型经济是好的、理想的，是我们要追求的经济情形，但“温泉型经济”的实现则需要调控的艺术，更需要相应的制度做保障，因此“精准调控”、“综合调控”的艺术必不可少。
凯恩斯之所以形成政府干预经济过程的思想，是因为凯恩斯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最大经济灾难，大多数源自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这些灾难的发生，是由于某些个人凭借他们的地位或才能，能从不确定性和无知中牟利；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大企业经常是在风险的分布之下的幸运儿，造成财富分配程度上的巨大不平等。
“无感调控”理念的提出
“经济调控”本是好事，但是经济调控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时候这种代价非常大，主要原因是因为现代经济调控过度倚重“货币手段”，货币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货币宽松”和“货币紧缩”，“货币宽松”受害的是信贷类金融机构，会导致他们利差下降，“货币紧缩”对微观经济个体的危害则非常大，甚至越是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容易受到“货币紧缩”的危害，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每次经济调控都会有一批大企业因此倒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莫不如此，人们往往是“闻调控而心惊”，因此笔者提出“无感调控”的概念，“无感调控”就是让民众或企业几乎感觉不到调控的存在，但依然达到调控的目的。如果人类真正实行了“无感调控”，那时宏观调控才算的上是走向了成熟。
“无波动增长”也只有与“无感调控”结合起来的经济才是比较完美的状态，但是目前人类一直在往“无波动增长”的努力，“无感调控”还没有被主流经济学界意识到，笔者提出“无感调控”的理念就是要对现行的宏观调控方式进行优化升级，笔者研究研究宏观经济学的核心主张也是要实现“无感调控”。当然这是不容易实现的，这就像一幅药去除其毒副作用一样难，需要我们对经济进行更深入，更精细的理论研究与创新。
“无感调控”不仅是一种新型调控理念，也是现代经济调控的一种趋势与必然要求。人类对经济的调控方式本应该就是不断优化的，而且是存在这种优化空间的，正如汽车一直在优化其减震系统一样，我们在熨平大的经济周期的时候，也不能因调控而又产生小的周期，而且也不能因为平抑经济周期的道德正义就可以对市场主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经济调控不能给民众带来“次生危害”。
民众的“风险厌恶”与企业家的“无预期”状态
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众追求安定美好的生活与经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矛盾”，在现代社会，民众和企业家都是“风险厌恶”的，“无感调控”的本质是“将负重前行交给政府，民众只管享受岁月静好”。
“无感调控”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企业无感”，二是“民众无感”，要做的“无感调控”就不能“信贷忽紧忽松”，“利率忽高忽低”，让企业预期非常不稳定。
当然比“预期不稳定”更可怕的是现实中更多的是企业“无预期”，企业“无预期”是指企业家对未来货币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之外的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不做任何预测，不提前采取任何对策。企业家“无预期”是独立于弗里德曼提出的“适应性预期”和卢卡斯宣扬的“理性预期”之外的一种独立的第三种企业家预期状态，“企业家无预期”才是现实常态，在现实中企业家不做“适应性预期”，也不做“理性预期”，只是被动接受调控的结果。因此“企业家无预期”应该成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基础前提。
正因为企业家和民众对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处于“无预期”状态，而且企业家和民众都是“风险厌恶”的，所以“无感调控”才显得非常必要，“无预期”和“风险厌恶”也是“无感调控”的哲学基础。
与“无感调控”相对应的是“痛感调控”，是通过对企业造成“痛感”从而改变其投资行为的调控方法，“痛感调控”本质是一种“惩罚式调控”，各国的中央银行目前所做的事情就是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周期性的帮助或惩罚企业。
第六节、 “精准调控”理论
1945年，荷兰经济学丁伯根担任了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期间提出了“丁伯根法则”，指出为达到一个经济目标，政府至少要运用一种有效的政策；为达到几个目标，政府至少要运用几个独立、有效的经济政策。所以丁伯根法则告诉我们：一种工具，实现一种政策目标最有效率，而如果试图用一种工具实现一种以上的政策目标时，便会因目标之间的冲突而降低效率，丁伯根是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其实“丁伯根法则”就包含了笔者提出的“精准调控”的思想，但是“丁伯根法则”长期无法得到实施，关键就在于“精准调控”背后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
“精准调控”也是笔者在2013年提出的一个经济学概念，也是针对当时“货币调控”的非精准性提出的，之后就一直致力于建立“精准调控”背后的理论。在本书中，笔者主要从四个方面对“精准调控”进行了理论完善，一是提出了“内生性与外生性通胀”理论，对通胀进行辩证分类，二是提出了“量化财政调控”的理论，提高了财政调控的精准性，三是对产业政策调控建立了新的理论基础，四是对资本边际效率崩溃式萧条和资本效率崩溃式萧条进行了区分。
笔者提出“精准调控”理论不是财政调控、产业调控和行政调控三种调控方式的简单组合，而是对其背后的理论基础都进行了更新。现代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通胀”和“经济周期”两大问题展开的，这两方面笔者也都进行了理论创新。
因为货币调控弊端很大，因此我们必须尽量放弃货币调控，改为精准调控：
一、通胀与经济周期一致时的调控
对于通胀通缩和经济周期的调控我们应该分为两种情况来谈，当通胀通缩和经济周期同步时，我们可以用同一种手段处理，当经济出现内生性通胀时，货币周期与经济周期一般都是同步的。通过我们在前面章节的分析就会发现，当货币周期与经济周期同步时，单一采用财政调控可以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在前面的章节中，笔者用很大的篇幅对通货膨胀理论进行了创新，提出了“内生性通胀”与“外生性通胀”的理论，指出了“内生性通胀”可以与宏观经济实现顺周期。因此，在没有“外生通胀”的情况下，无论是控制通胀，还是调控经济增长，都可以通过财政调控的方法实现，因为“内生性通胀”本质是由经济增长引起的，内生性通胀与经济增长是顺周期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内生性通胀是经济的主流，是因为经济过快引起的，属于“经济增长性通胀”，其产生的核心原因“劳动生产率通胀”是由工资推动的，是正常经济增长的副产物，只有大幅度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货膨胀才需要治理。
多大的“内生性通胀”才需要治理？
“内生性通胀”需要治理的情况比较少，但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根据经验，一般当通胀幅度超过 5% 的时候，人们的感觉就会非常强烈，整个社会就会因通货膨胀产生焦虑、躁动等情绪，社会就会变得不稳定。
5% 的通胀率只是个平均值，当平均物价上涨 5% 的时候，就意味着很多商品的价格上涨超过了 10%，甚至更多。因为通胀从来都是从少数商品开始的，特别是从生活必需品开始，所以通胀超过 5% 的时候，人们的感受就会非常明显，5% 是我们根据历史情况积累的经验数据。
那么多大程度的经济增长水平可以引发 5% 的通胀率呢？根据我们前面的“经济增长—通胀”公式，内生性通胀率为经济增长率的一半，当经济发展净速度超过 10% 的时候，通货膨胀率就会达到 5%。历史也可以印证，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不超过 10%，通胀就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问题，也不会在社会上引起恐慌。一旦经济增长速度超过 10%，就一定要对其进行调节。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超过 10%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是经常出现的事情，所以治理“内生性通胀”是发展中国家经常面临的问题，发达国家基本用不到，发展中国家一旦经济增速超过了 10%，就必须想办法通过“降低经济发展速度”解决通胀，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方法可以是减少政府投资，而尽量不用货币紧缩的方法。
二、货币周期与经济周期不一致时的调控
发达国很少发生“内生性通胀”，主要以“外生性通胀”为主，“外生性通胀”不是顺周期的，“外生性通胀”也可以在经济停滞的时候发生，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滞胀”，“滞胀”出现时表明“货币周期”与“经济周期”开始出现了不一致，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情况，这种情况需要采用宏观经济政策的“辩证策略”。
“外生性通胀”可能是货币因素，也可能是生产要素因素引起的，要辨证施治。如果是“生产要素短期”造成的“外生性通胀”则需要通过“产业政策”增加生产要素供给解决，如果是“货币因素”导致的“外生性通胀”，则应该通过“减少货币投放”解决。
三、“资本边际收益率崩溃式萧条”和“资本收益率崩溃式通缩”的治理
通缩往往与萧条相伴，但两者又可以互为因果，一情况是经济萧条会导致通缩，另外是通缩也会导致萧条。对于因为经济萧条导致的通缩，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共用就行治理，这是最传统的通缩类型。
还有一种通缩是货币政策的结果，而与萧条无关，这种通缩很少是因为“发行货币”过少，而是因为“运行货币”过少导致，最根本的原因是过低利率导致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崩溃”，当资本边际收益率崩溃式，有效货币供给并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这种通缩，我们称为“资本收益率崩溃式通缩”，这种“资本收益率崩溃式通缩”同时会导致“资本边际收益率崩溃式萧条”，当两者同时出现时，通缩是根本，通缩治理好了，萧条也就消失了，这种通缩只有提高货币利率，提高资本收益率，才可以加速货币流动，提高“有效货币供给”，最终走出“资本收益率崩溃式通缩”。
当代萧条主要有两种，传统经济周期中的萧条主要表现为凯恩斯提出的“资本边际效率崩溃”，笔者在本书中还提出了一种新型萧条——“资本边际收益率崩溃式萧条”，这种萧条随着廉价货币政策的频繁实行，已经成为危害人类经济健康的一种新萧条形式，这种萧条最早出现在日本，是导致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的罪魁祸首，随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广泛应用，“资本边际收益率崩溃式萧条”已经开始全世界蔓延。
总之，经济周期、通胀、通缩可以分为很多情况，当经济出现通胀与经济周期一致时，我们可以通过“降低或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走出通胀或通缩，这是财政政策非常容易做到的。当通胀与经济周期不一致时，也就是出现“外生性通胀”时，如果是生产要素短期造成的，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解决，如果是货币增发导致的外生性通胀时，可以用货币政策解决，当经济出现了“资本收益率崩溃式通缩”和“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时，可以通过提高货币利率解决，这样对萧条、通胀和通缩都做到了“精准调控”，这样也才可以避免“滥用货币政策”伤及无辜。
笔者提出的“精准调控”主张能够实现是关键还是因为我们创新了“通胀”和“通缩”理论，没有通胀和“通缩”理论的创新，“精准调控”也无法实现。
第七节 财政政策的更加精准化——“政府投资带动乘数”与“量化财政调控”
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投资的结果。消费只对经济增长具有“存量贡献”，而只有投资才对经济增长具有“增量贡献”，因此保持经济的“无波动增长”，控制“投资速度”非常重要。
凯恩斯经济学最早提出了“乘数”的概念，“乘数”理论也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乘数”理论是用来支撑“财政投资有效性”的，因此“乘数”理论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凯恩斯的“乘数”作用是很难计算的，因为中间环节太多，因此只能是停留于理论，而不是实际应用。
我们不主张在投资与国民总收入之间构建乘数关系，而是主张在“政府投资”与“社会总投资”之间构建函数，这样的乘数构建起来更直接，也更容易理解，因为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是可以用事实证明的，也是显而易见的，是相对容易被测算或估算的，而且政府投资对社会总投资的带动乘数肯定也是大于1的。新投资乘数理论的提出，可以避免以前按照GDP公式进行政府投资规模计算的错误，是一种真正“量化财政调控”。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两轮带动作用
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具有带动作用，这种带动作用会分为两轮，首先，政府投资只是出钱，真正具体实施政府投资的却是民间承包商，因此政府投资就可以先带动一波民间承包商的投资，二是政府工程不仅在建设期间会对民间投资有带动作用，而且工程结束后也会给民间投资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这时又会诱发第二轮的民间投资，因此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会有两轮的带动，其中第一轮是直接的，时间同步、金额相等的投资，第二轮则是滞后的，长时间持续的，但却是规模更大的投资。
本文构建的“政府投资”对“社会总投资”之间的投资乘数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而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在现实中不仅更容易计算，也更容易被看到，比如修建一条普通公路，公路两侧很快就会出现很多的商业街铺，修建一条地铁，地铁周边很多就会出现一批楼盘，甚至楼盘建设的比地铁还快，高铁站旁边的高铁新城建设的比高铁还早，这些问题，很容易用现实来佐证，政府投资只是点燃民间投资的火柴，火柴点的好，整个社会的投资都会跟着火起来。
我们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称为“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带动系数”，那么“政府投资对社会总投资的乘数=1+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系数”，进而我们可以计算政府投资对社会总投资增长的贡献：
政府投资对社会总投资的带动量=政府投资*政府投资带动乘数=政府投资*（1+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带动系数）
我们建立政府投资新乘数，主要目的不是证明政府投资的有效性，而是为了更好的实行财政调控，也就是用于计算经济危机到来时，政府需要多少资金去进行政府投资，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根据上面的公式，我们也可以对经济危机时代政府需要的投资量通过下面的计算得到：
政府新增投资=我们需要的投资总增量/（1+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带动系数）
有了这个新的计算方法，我们比以前根据GDP公式计算要精准的多。
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民间投资都会存在对收入与消费的转化，这个取决于投资各环节的利润以及其中工资支出的占比，只有这两部分才会转化为消费，转化为消费的部分并没有凯恩斯想象的那么大，其总量也不会比对民间投资的带动的量更大，核算起来也比较复杂，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只能计算更容易估算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而对消费和收入的带动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素，也将其考虑在内。
通过“新乘数模型”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计算经济萧条时到底需要多少政府投资的介入才可以让经济恢复繁荣，这样就保障了政府投资的“精准性”，真正做到“精准调控”。
“减税效应”、“货币扩散效应”和“投资效应”的持续性时间比较
政府一般会通过“减税”、“扩张货币”和“财政投资”三种方式干预经济，“减税效应”一般是从消费端向生产端扩散，扩散完毕，效果结束，一般维持半年左右，“货币的扩散效应”则是从生产端向消费端扩散，扩散完毕，效果结束，基本也是半年左右，相比前两者，“投资效应”持续的时间更长，基础设施对生产力的改善是持续的很久的，一般至少一到五年，但“财政投资”需要有一个“强政府”做基础，否则很难实施，对于“小政府”国家来说，“减税”、“增加货币”则是很容易实施的，但其效果往往并不好。
政府投资不仅仅是因为其对改善经济萧条有好处，也在于其有存在的必要性，比如“公共产品”和“高供给难度产品”的投资本身就是政府的“分内工作”。
第八节 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 宏观知识理论——政府作用与中国经验
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194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过一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的论文，这篇论文也被《美国经济评论》评为百年经典论文，文章对政府的“知识劣势”进行了批判，认为知识分散在民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政府不可能掌握，因此政府不可能为市场做规划或计划，在所有反对政干预的研究中，哈耶克这篇文章无疑是理论性最强的，也是影响最广的，只要看过这篇的人都会对“政府作用”失去了信心，在笔者看来，哈耶克的很多观点是错误的，他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对知识进行“宏观知识”和“微观知识”的区分。
一、“宏观知识”的概念定义
哈耶克在文章中所说的知识大概指的是“微观知识”，而政府无论是做规划还是计划都不需要掌握“微观知识”，这些知识能否“有效传递”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政府不需要知道服装怎么生产，也不需要饮料怎么定价，政府只需要掌握“宏观知识”即可，政府在掌握“宏观知识”方面是具有优势的，而且随着人类文明越来越发达，“宏观知识” 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在学术上，“宏观知识”应该作为一个范畴被提出来，宏观知识往往立足于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宏观把握，统计数据只是“宏观知识”的一部分，比如对宏观现象的发现，对宏观情况的把握，对经济趋势的发掘等都属于“宏观知识”，“宏观知识”与很多“微观知识”一样，有时候也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征，但只有从事宏观工作的人才可以发现并掌握这些“宏观知识”。当政府掌握了这些“宏观知识”就可以将其用于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宏观知识”的用处很多，不仅政府可以自用这些宏观知识，政府还可以将自己掌握的“宏观知识”传达给企业或民众，对企业或民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促进作用，比如在古代“地图”往往是政府绘制的，“历法”也是政府编制的，“历史”也是政府记载的，甚至文化的传播也是政府行为，中国古代的“乐府诗歌”就是政府组织编辑的，但这些并不妨碍民间也使用这些知识，在现代社会“宏观知识”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政府定期公布统计数据，政府资助的研究报告等，这些宏观知识的成果都是对外公开的，是私人很难产生的，政府既是“宏观知识”生产者，又是使用者，传播者。
其实在现实中政府对经济社会有重大作用，政府的产生本身也是人类一个伟大发明，但是“政府的作用”一直没有从理论上得到解释，而“宏观知识理论”就可以很好的解释政府的作用，其实当年“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期间，哈耶克就是利于“知识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主张，现在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知识理论”的创新对“政府作用”提出新认识，同时“宏观知识”理论可以帮助大家走出哈耶克带给大家的对知识的刻板印象，对“知识”的不同理解完全可以帮助我们重塑对市场与政府的认识。
二、“政府产业规划”就是发挥政府“宏观知识”优势的典型案例
关于政府利用“宏观知识”促进经济发展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政府定期公布的“经济统计数据”就为民间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除了“统计数据”，政府还会利用自己的“宏观知识”优势积极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为企业家提供投资方向，其实企业家大多是“埋头拉车”，很少“抬头看路”，单靠企业家一己之力，他们发现大的商业机会的能力非常有限，如果政府将商业机会“明示”给企业家，企业家就可以迅速跟进，其实很多企业家的投资机会都是政府帮他们发现的，政府鼓励的产业大部分是薄弱产业，是需要大力发展的产业，其中蕴藏着大量的投资机会，政府的明文鼓励，不仅可以带来投资机会，也会同时带来资本和政策，对于政府明确鼓励的行业，金融机构也一般会积极给以资本支持，在政府鼓励下，企业同一时间进军某个行业，可以带来行业的“规模效应”，迅速形成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可以避免或降低单一企业或少数企业进行行业探索过程中的试错成本，也可以避免单一或少数企业进行市场突破过程中出现的生产要素短期和市场认知度低等问题。
笔者在对中国经济的长期观察中发现，政府只要想重点发展哪个行业，哪个行业就会很快发展起来，而且政府鼓励发展的产业绝大部分都是中国急需要发展的产业，从出口导向制造业到房地产，从装备制造到清洁能源，从新能源汽车到5G信息技术等，只要进入中国政府产业规划的产业很快就会成长为世界第一，而那些尚未成为世界第一的产业大部分是因为还没有进入政府产业规划，还处于自由放任发展的状态，而这些行业一旦进入了政府规划，这些行业距离成为世界第一也就不远了。
三、西方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开始认可中国模式
不仅生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政府产业规划”的作用深有感触，很多海外学者也持有类似看法，比如经济学家邹至庄在《我的老师弗里德曼》的纪念文章中写到“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很有信心，相信它能解决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我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也持有同样的观点。1955年我到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任教，我的思想开始改变。在麻省理工学院，我受到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的影响，开始发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我认为在发展中的经济体中，政府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影响新兴产业的发展。根据我从上世纪60~70年代后期当中国台湾地区经济顾问的经验，我观察到很多政府官员比大多数企业家对经济和企业更为了解，知道应当支持和促进哪些行业或企业”。邹至庄是市场化的旗手人物，又是弗里德曼的亲传弟子，能有这样的思想转变实属不易。
不仅是学术界的人，就连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也开始思想转变，美国政策专家沙利文在一次著名演讲中就指出：所谓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建立在一个荒谬的假设上——“市场总是富有成效和有效地配置资本--他说自由市场还有另外一个荒谬的隐藏假设——“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增长”，“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的增长”，他宣称上述理念近些年已对美国产生负面影响：市场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把美国“掏空了 “他认为在战后几年间，甚至在我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为美国项目注入活力的公共投资愿景已经大幅消退，它已经让位于一系列主张减税和放松管制、私有化而非公共行动以及贸易自由化的错误想法”。他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疫情的冲击暴露了这些美式（自由市场）普遍假设的局限性，数十年来各种政策改革结合在一起，使华尔街金融等一些经济部门享有特权，而美国半导体和基础设施等其他重要部门则萎缩了。事实上，我们的工业能力对任何我国的持续创新能力都至关重要，但它受到了真正沉重的打击。 他认为解决这些挑战的办法是恢复国家支持建设的经济态势。这是我们经济方法的“新核心”，“国家计划可以抵御我们遭遇的自然灾害和地缘政治冲击的能力，以及包容性，以确保美国中产阶级强大、充满活力，并为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提供更广阔的机会”。沙利文的讲话也被戏称为“抄中国作业”。
从上面一些美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言论可以看出，世界主要大国对产业政策和政府作用的认识正“趋于一致”，沙利文所指的“新共识”是属于全人类的，它最先来自中国的实践，后被美国等发达国家逐渐认可并跟随。
其实目前人类只是从“实践层面”认清了政府产业规划的优势，但真正从理论上将这种优势讲清楚，还是得利用我们提出的“宏观知识理论”，政府之所以能够制度“产业规划”就是因为政府具有“宏观知识优势”，“宏观知识优势”是政府制定产业规划之本，是政府在经济管理中发挥作用的理论基础，而所谓“自由市场”显然缺乏这些知识，或是说自由市场浪费了这些“宏观知识”，从“宏观知识”视角就可以发现，“自由市场”根本无法对“政府作用”形成有效替代。
四、利用“宏观知识”发挥“政府作用”与传统凯恩斯经济学“政府投资”的区别
在传统凯恩斯经济学中，政府发挥作用的空间主要是“政府投资”，“政府投资”可以拉动内需，形成经济增长，但在我们的“宏观知识理论”中，政府不需要投资，只需要进行“投资方向”的规划就行，真正的“投资主体”仍然是企业，这两种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传统凯恩斯主义强调的是“政府为市场创造投资机会”，政府投资可以承包给民间企业也可以带动民间企业投资，而“宏观知识理论”强调的是“政府为市场发现投资机会”，一个是“创造”，一个是“发现”这是两个概念，后者需要政府的“直接投入”比较少，但效果也不一定差，而且政府为市场“发现”投资机会不仅适合正常经济时期，也适用于经济危机时期，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就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些振兴规划就是政府为民间投资发现机会，这些规划都有助于走出经济萧条。
政府指出“投资方向”的好处在于，它会导致民间投资爆发式的集中性的向一个方向集聚，这样才能快速形成“产业链优势”和“规模效应”，才能导致一个行业的迅速崛起，这也是民间自发发展难以达到的效果，因此当“政府投资方向规划”和“民间企业投资”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比较完美的经济局面，当然如果政府在出台“投资规划”的同时也出台一些政策，配套一些资金当然更好，但这与凯恩斯经济学强调的，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投资”是完全不同的情形，但效果类似。
政府利用“宏观知识”优势去引导民间投资更多靠“喊口号”，而非“出钱”，也无须“亲自下场”，政府只要说往这个方向要“大力发展”，民间投资就会大举涌入， 比如政府说“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中国大量的装备制造就摆脱了进口，政府说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中国的太阳能风能很快就世界第一了，政府说发展“特色小镇”，一大批特色小镇发展了起来，政府说“乡村振兴”，中国的乡村马上大变样，中国说发展“5G技术”中国5G技术做到了世界第一，政府说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很快就成为了世界第一。“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从长期实现成功崛起和从短期快速克服经济萧条的核心秘诀之一，归根结底，政府就如军队的将官，对民间投资的意义在于“指挥”。
五、企业是“政府产业规划”的最大受益者
民间企业虽然有资金有干劲，但在“宏观知识”方面具有天然劣势，他们往往苦于没有投资方向，找不到好项目，而政府指出的投资方向大部分是经过论证的，是科学的，是薄弱的，不仅是符合国家发展阶段的，也是蕴藏着大量投资机会的，政府“指明方向”后，企业大部分时候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干，这样政府“一声令下”，民间企业就会“万军齐发”，政府是行业发展的“大脑”，企业是行业发展的“四肢”，两者配合好，一个行业很容易攻破，一个短板很容易补上，在这个过程中民间企业将是最大的受益者，将会享受到国家发展的巨大红利，世界上很多顶级企业家都是在国家产业规划的大背景下走向个人财富巅峰的，真正的企业家都是时刻关注国家发展大势的，在国家发展大势面前，所谓“企业家精神”是很渺小的。
当然政府规划也有“出错”的可能，但“政府出错”的概论要远远低于民间企业，但民间企业抓住政府创造的机会也需要“赶早”，如果参与晚了，行业也就产能饱和了，政府规划的产业也会像民间自发发展起来的产业一样，会最终形成“红海”，这点并没本质区别，政府规划的产业也并不能保障每个参与者都会取得巨大投资收益，巨大的投资收益只会属于具备核心优势且正确把握住“参与时机”的企业。
利于“宏观知识优势”发挥“政府作用”是不同体制的政府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发达国家也都有过成功案例，比如美国制定过“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德国提出了“工业4.0”，日本、新加坡等也非常重视产业规划，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相对于他们更具优势，“企业家精神”并非企业家独有，政府也可以具备。
六、总结
其实谁也没有想到“自由市场”与“政府作用”的理论交锋最终出现在了“知识”领域，当我们将知识进行了“宏观知识”和“微观知识”的区分后，我们对“政府作用”的认识也顿时变得清晰起来。从学术上，我们认为政府具有“宏观知识”优势，也应该发挥好“宏观知识”优势，政府利用“宏观知识”促进民间投资几乎是不需要成本的，这也是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形式，属于产业政策调控的范畴。本文提出“宏观知识”的概念就是要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建立理论依据，同时打破哈耶克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给人类造成的“政府具有知识劣势”的思想禁锢，可以让政府放开手脚去发挥其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发起人)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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