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清友
编者按
明天万众翘首以待的七普人口数据就要正式公布了，虽然统计局已经预告2020年人口继续保持增长，辟谣了外媒“2020年人口负增长，不足14亿”的说法，提前给市场一颗定心丸。但结合公安部和部分省市的统计数据，不难发现，人口增速放缓已是大势所趋，2020出生人口更是出现了断崖式下滑，未来5-10年还可能出现人口塌陷问题，人口红利逐渐消退。
虽然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是无法改变的，无论是放开三孩还是全面放开生育。但考虑到人口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们还是有必要分析人口下滑的深层原因，竭尽全力采取补求措施，解决“一老一小”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应对这种结构变化带来的系统性影响，特别是人口断崖式下滑所造成的冲击。
01
出生人口断崖式下滑，低生育和老龄化并存
根据公安部统计，2020年我国新生人口登记数据为1003万，较2019年的1179万，降幅高达15%，再次创下1949以来的历史新低。未来几年新生人口将跌破千万，总和生育率也会随之跌破警戒线。
这里有必要普及一下总和生育率的概念。总和生育率就是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通常情况下，总和生育率达到2.1，也就是每个妇女一生平均要生2.1个孩子，才能完成世代更替，保证整体人口水平相对稳定。这一数值一旦低于1.5，则意味着跌破警戒线，加之低生育率还有自我强化效应，说明此时人口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仅在1.3左右，长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参照日本与韩国的经验，跌破了生育警戒线，掉入“低生育陷阱”后持续了二三十年依旧没有解决方案，其严重性可想而知。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建国70年来的人口数据。1960年我国人口总量为6.6亿，六十年代是政策转变初现端倪，从鼓励生育转向了节制生育；到了1970年，人口达到了8.3亿。当时普遍的说法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80年，中国人口9.87亿，计划生育已经上升为基本国策，国家开始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1990年，总人口达11.4亿，独生子女逐渐成为一种主流；2000年，人口12.7亿，城市化迅速推进，民工进城，进一步压缩了生育空间；到了2010年，中国人口13.4亿，二孩开放。2019年，中国人口14亿，国家开始鼓励生育，设立生育基金，但同时二孩政策低于预期。
因此未来5到10年要为即将带来的人口塌陷做好准备，人口红利正在加速消失。1966年到1974年是中国人口第一次高峰，大概有2.94亿人出生，这个群体会在未来五六年里逐步步入老龄化，大概有接近3亿人突然进入老龄化，这对未来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2
全面开放二孩已五年，多重因素导致人口不增反降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已经五年多了，现如今新生人口却不增反降。大家可以内心自问，特别是年轻的、到生育年龄的朋友，究竟为什么选择不生孩子？我们总结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育龄人口下降。我国育龄妇女数量在减少，生育基数持续萎缩。20-34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5年左右达到1.74亿的峰值，到2017年下降到1.6亿。“十四五”期间，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可能将年均减少约620万，出生人口规模自然下降。
二是收入水平提高。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养儿防老”不复存在，制度养老成为主流，通过多生育抵御养老风险的需求在下降。另一方面，女性接受教育水平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如今中国女性“能顶半边天”，劳动参与率超40%，对我国GDP贡献超40%，位居全球前列。随着就业情况得到改善，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也增加了。
三是养育成本上升。如今生产费用不断增加，生活成本逐渐攀升，生育的直接成本，包括怀孕、分娩费用正在增加，同时住房、医疗、教育等间接成本也在攀升。
四是婚姻模式变化。婚育年龄推迟，单身、离婚、丁克普遍。上海初婚男性平均年龄为30.11岁、女性为28.14岁。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29岁，已经高于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
03
开放生育限制易，解决生育顾虑难
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并不困难，难的是解决“养不起”的顾虑。在国家层面，除了需要完善促进生育政策，也要考虑到完善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比如一些地区的高房价怎办？高医疗成本怎么办？子女教育问题如何解决？解决适龄人口的生育顾虑显然比单纯开放限制更重要。
这里有一组数据非常有意思。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房价对生育孩子的概率有着显著的负影响，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8.8%。另外也有数据表明，在房价增长最快的地区，生育率下降最严重。25-29岁的育龄妇女中，房价每上涨 10%，人口出生率便会下降 1.5%。
人口问题在未来仍将是社会的热点话题，关系到在座的每个人。从国家角度来讲，这是个非常宏大、长远的社会公共政策问题。对每个个体来讲，更重要的是适应这种变化。随着人口结构这一宏观变化，会带来区域上和产业上的中观变化。在投资中，我们要去捕捉变化过程中的趋势性机会，比如生育服务、辅助生殖等行业很可能逆流而上，部分生存成本友好的二线城市可能一跃进入“新一线”，这些从人口问题衍生而来的是风险，也是投资机会。
(本文作者介绍：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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